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7）

总之，本书试图阐明的对象是那些在日本被认为是习以为常、不言自明的风俗习惯。一个日本人认为自己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得到恭维，在怎样的情况下却得不到？他在怎样的情况下会羞愧，在怎样的情况下又会难堪？本书所涉及的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最能印证书中结论的莫过于那些普普通通街谈巷说，因为这些市井小民代表了最一般的日本人。但这并不是说书中所设计的各种场景都抽象自他们的真实生活，而是说他们身处书中所提到的那些场景时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我们的目的是要探究思想和行为深层的模式。或许本书并未做到，但这却是作者的理想目标。

当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就不再需要更多的调查材料了。比如，当我们要探讨一个日本人在怎样的情况下会对谁鞠躬，我们并不需要对所有的日本人进行数据统计。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印证这一习惯化了的行为。一定数量的实例就足够了，不需要我们去向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求证。

另一方面，如果要阐明支撑起这样一种日本式生活方式的深层要素，就远远不止统计实证那样简单了。这些理所当然的习惯前提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观察事物的眼镜的？对于公众的这一疑问，研究者必须给予回答。他必须说明日本人的那些前提是如何影响这一眼镜的焦距和视角的。他还得力图让带着度数不同的眼镜的美国人也能明白。在这一工作中，最具说服力的并不一定是某个“田中”。因为“田中”无法说清楚自己思维与行动的那些不言自明的前提。这些前提对他们来说太习以为常了，以至于他会觉得完全没有跟美国人解释的必要。

美国人在研究文明民族的文化时，往往忽略支撑这些文化的前提条件。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这些前提条件像公理一样不言而喻。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最擅长作统计，他们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观点和行为出现的频率上。他们希望通过调查资料、问卷调查、访谈、心理测试等统计数据找出某些要素的独立性或相关性。而在作舆论调查时，我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抽样调查。这种方法在美国已经相当发达了，它可以一目了然地告诉我们某一候选人或某一政策有多少支持者和反对者。我们还可以按照农村或城市、高收入人群或低收入人群、共和党或民主党来对这些支持者和反对者分类。这种方法在一个实行普选、立法权掌握在国民手中的国家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美国人可以在美国人之间进行民意调查，并且能够理解调查的结果。然而我们不能忽略这样做的一个不言而喻但却不被人察觉的前提：美国人熟悉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民意调查不过是在论证这一我们已知的知识而已。但是如果我们要去了解另一个国家，就不得不首先对这个国家的国民的习俗和见解进行有系统的质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投票这种量的统计。科学的抽样调查可以告诉我们多少人支持政府、多少人反对政府。但是如果我们不事先知道国家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的统计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只有弄明白了他们的国家观念，才能够领会各个政党在街头或国会中的具体主张。一个民族的国家观念远比表示各个政党势力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把政府当作压抑个人自由的机器。在一个美国人眼中，除了战争时期外，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普通国民高多少。我们的这种国家观念不仅是日本人无法理解的，就是和欧洲许多国家比起来也有非常大的差异。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正是一个民族的这种观念。在他们的风俗习惯中，在他们对成功的定义中，以及在他们关于历史起源的神话或节日里的祝词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些观念的反映。这些间接的反映方式值得我们研究，但必须有系统地进行。

我们在进行选举时，往往能够精确算出赞成票和反对票各自的比例。同样，对于一个民族，要精确把握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观念及其价值评价标准也是能够做到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需要我们精确把握其日常生活基本观念和价值评价标准的国家。我相信，只要我们意识到了我们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人生观的差距，并掌握了他们构建他们的人生观的符号代码，我们将不再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感到困惑不解。我开始明白了为什么日本人会把一连串剧烈的变化看作一个连贯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我最初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觉得他们的用语和概念很奇怪，现在才发现原来它们自有自己的特殊含义，拥有厚厚的历史沉淀。这些都和我们西方人的道德观存在着天壤之别。他们拥有一个独立的价值体系，既不属于佛家，也不属于儒家。这是一个纯粹日本式的体系，既有日本式的优点，也有日本式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