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6）

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我们往往囿于暧昧乃至偏颇的成见，不仅难以认识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同样难以认识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成为俄罗斯民族。这方面知识的欠缺使得国与国之间相互误解。有时分歧可能非常细微，但我们却在自己的臆想中将其无限放大。各个民族都建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其思维与行动的模式由此区别于其他民族。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却还大谈特谈共同理想。我们并没有尝试着去了解对方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如果我们去了解，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某些行动并不一定就不好，只是因为这些行动不属于我们的行事方法而已。

我们不能轻信现成的各民族关于自己思维和行动模式的表述。每个民族的作家都试图表述自己的民族，但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任何民族都是戴着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眼镜来观察事物的。在这一观察过程中，人们自身也很难意识到这一眼镜的存在。任何民族都把这当作理所当然的事，这一眼镜的焦距、视角对他们而言就好像是上帝先验地安排好了的一样。我们并不要求使用眼镜的人去分析眼镜的度数，不要求各个民族去思考他们的思维方式本身。我们可以把验明眼镜度数的任务交给一位眼科大夫。显然，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各民族面前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位眼科大夫的角色。

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既要严格又要宽容。我们有时会被指责为过于严格了。这样指责我们的人都是些世界主义者。他们竭力说服全世界的人相信，所谓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是些表面差异，我们在深层次的人性上是共通的。这就是所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说法很难让我信服：为什么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能相信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些过于宽容的人们似乎相信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否则他们怎么会相信世界真能大同呢？但是如果只有这种整齐划一的做法才算是尊重其他民族的话，这和神经质到要求自己的妻儿子女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有什么区别？严格的态度要求我们正视差异的存在。我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和平的多元世界。美国可以是一个美国式的国度，但这并不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法国、日本也都是这样。一个学者只要不像惧怕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惧怕差异，那么他就会发现以外部压力来干涉民族内部的独立性是一件多么不道德的事。他也不用担心持这种态度会使世界的发展停滞。承认文化上的差异并不会延滞世界的发展。经历了伊丽莎白时代、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英国的特色。因为英国人始终是英国人，他们能适应不同的时代精神，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标准和气质。

对民族差异性进行研究时，既要求我们具有上述严格的态度，同时也要求我们不失宽容。只有当自己信仰坚定时，人们才能学会宽容。唯此宗教的比较研究方能有所发展。研究者可以是基督教徒，可以是阿拉伯学者，也可以是无神论者，但决不能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比较文化研究同样如此。如果我们总是想拼命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具有普世意义，那么就无所谓比较文化研究了。持这种态度的人不会懂得，对别的民族的了解会增加其对自身文化的挚爱。他们拒绝这一愉悦而充实的体验。如此固步自封，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中他们就只会选择让对方接受他们的特殊的生活方式。美国人就喜欢将自己的信念强加到其他民族身上。然而，其他民族很难接受美国式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我们美国人不能用十二进制代替十进制，或是不能像东非土著居民那样用一条腿站着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