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抉择
公元前1075年,三十岁的帝辛继任殷商王朝第三十一代天子。
此时的商王朝,经过几代君王的折腾,已经变成一个满目疮痍、内忧外患的帝国。
三十岁年纪正是意气风发,事业打拼的黄金时期。走马上任的帝辛也不例外,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个帝国重新焕发青春。
似乎每一任当权者掌握了权力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行“修生养息”之类的惠民政策,帝辛也不例外,继位开始,便把大力发展农桑列为重点民生工作,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增殖人口,以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目的。何况当时还有一个情况使得帝辛不得不发展农桑,那就是天气不好。
天很冷,非常冷。
那个时候食物品种单一,红薯、土豆、大豆、西红柿、茄子等一样都没有,基本上除了大麦就是小麦,完全靠老天爷赏饭吃,家境好的偶尔出门打个猎,改善下伙食。一旦气温剧降,粮食将会大量减产,平常葱郁的森林也会变得苍黄萧条,动物们也都南迁避寒。长期以往,别说抱负实现不了,连吃饭都成问题。
不过这样的极端天气也不是年年都有,几个世纪才会碰到一次。
我们这位帝辛运气实在不好,亲身体验了千年难遇的极端天气。
按照中国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说法,他碰上了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四次小冰河期的第一次。
专业的说法是“仰韶温暖期后的第一个寒冷期”。
第二次小冰河期发生在东汉末年、三国、西晋时期。
第三次小冰河期发生在唐末、五代、北宋时期。
第四次小冰河期发生在明末清初时期。
上述三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点:社会动荡、改朝换代。
造成这种动荡的主要原因是寒冷。
气候寒冷造成水循环不畅,水循环不畅导致干旱缺水(“年雨土于毫”),干旱缺水导致粮食减产没吃的,没吃的就要去抢,抢的人多了社会治安便不好了,社会治安不好了便引起社会剧烈动荡了,社会剧烈动荡了就慢慢演变成了战乱。
长期的饥荒,造成战乱无限制扩大。
战乱无限制扩大就造成人口锐减,东汉末人口是六千万,到西晋时仅剩七百七十万,减员87%。唐末人口也是六千万,至北宋初期只剩两千万,减员67%。明末人口一亿二千万,幸好有郑和下西洋时带回来的土豆、红薯和玉米等抗旱高产作物以救命,至清初时剩五千多万,减员58%。
所以说我们要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树立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帝辛没精力考虑环保的事情,他目前很烦恼,因为没有人可以胜任发展农桑这项工作。
朝堂之上,满朝文武,无人可用。准确的说,是没人给你做事。细细琢磨,没人帮你做事的原因很简单,有两股阻碍势力限制了你的权力。
一股是来自巫师集团的神权势力。
商朝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就是依据上帝鬼神的意志治理国家。而那些与鬼神沟通的中介,就是“巫”。
巫的权力很大,一切活动,上至王室祭祖、行兵打仗,下至百姓求雨、占卜等,都要征求巫的同意,私自行事神是会发怒的,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因此巫掌握着祭祀、医治、部族历史传承等权力,属于中央核心权力机构。
另外一股是以比干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势力,属于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最需要的是能办事、会办事的人。那个时候,选拔任用领导干部采用的是世官制,由各阶级的贵族向商王推荐候选干部。
为了掣肘各贵族在朝歌的势力,商王需要均衡录用,而不是择优录取,就算给你推荐一个低智商,你也要为了平衡势力而录用。按照帝辛自大清高的个性,他是看不起这些人的。
以上两点总结一点:刚上任的帝辛没决定权,没人事权。
帝辛觉得这两点很不好,要创新,更要改革。人生阅历告诉我们,跟领导作对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因为领导有统治权。
第一点好解决,既然神权势力强大,那我就自己当大巫,跻身权力核心枢纽,领导这些大巫小巫,自己说了算。完美的解决了神权和王权的冲突。
第二点事情也不大,自己当组织部长,任用自己的人。于是,帝辛任命非贵族的费仲朝政,鼓励农桑,推行牛耕与灌溉排水。
这两点改革,看似问题不大,但却动摇了大商统治集团的根基。
但凡改革,都要死人,商鞅也是,吴起也是,因为他们得罪了帝王都不敢得罪的势力——贵族。
帝辛没死,因为他是帝王,但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帝辛得不到贵族的支持,又尝到了启用新人的甜头,于是将人事制度改革到底,唯才是举,大量启用异性诸侯,按能力给予官位。
武力方面拜飞廉、恶来二人为将。这下贵族没有人站出来反对了。不是因为他们支持这一制度改革,或者认为这对父子怀将相之器,而是恶来这个人很猛。
1200年后,曹操称赞典韦“古之恶来”,典韦就此威名远扬。贵族也很识时务,当众提出异议,是要被豹头猿臂的“现之恶来”惦记的。
费仲谋略,飞廉善走,恶来有力,还加上一个忠心耿耿的攸侯喜,帝辛这一届新领导班子总算是建立起来。
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商朝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年丰时稔,盈车嘉穗”,国力强盛,朝歌繁华非常,史载:
“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井然有序,但在王朝内部,王权与神权之间、王族与贵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先王留下来各种烂摊子,却让帝辛疲于应付。
原来做一位帝王并不只是身先士卒、纵横沙场那般威风凛凛,还要像社区大妈一样耐烦,小心翼翼的处理和调解很多的矛盾,平息各种纠纷。
此时的帝辛,急需一场战争的胜利来转移帝国内部的各种矛盾,同时树立威望,坐稳王位。
在当时,最不缺的就是打仗,比吃饭还频繁。不久,东夷很配合的在商边境进行有组织的武装冲突。
和南蛮是南方少数民族一样,东夷也是东方少数民族的统称,这次就是东夷的人方族作乱。按照他们的说法,天太冷,没吃的没穿的,来找大商劫个财,过个平安年。
机会难得,帝辛迅速集结军队,准备对东夷发动保卫战,但此时还要做一件事情——稳定。
对商朝来说,找到一块安全一点的地方很难,整个中原地区都被外族虎视眈眈,东有东夷、西有西戎,虽然北面的鬼方在武丁时期已臣服,也难保不趁火打劫,南方还好,虽然部落众多,但被秦岭隔着,打不过来。
这些少数民族在当时都是有很的强存在感,国力与商朝不分上下,为避其锋芒,商朝建国以来就前八后五不停的迁都,直到盘庚迁殷之后,商朝才有了稳定的发展,继而武丁中兴,为商朝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了“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盛况。
这些蛮夷一日不除,便是对帝国的最大隐患。
帝辛最担心的就是西方的西戎,大军东征,西戎乘虚而入,殷商不保。
最好的办法是物色一个西边的方国,该方国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在关键时刻还能组织西边的其他方国,帮助抵抗西戎的骚扰。
最好还让这个方国派一个人过来作为人质,让该方国绝对屈从。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表决,这个最佳人选就是周国西伯侯姬昌。
这个讨论结果让帝辛很为难,因为姬昌父亲叫做季历。
季历十三四岁与商朝贵族任氏通婚,取了太任为妻子,生了姬昌,周族也因这个贵族女子而显赫,迅速提高了在各方国中的地位。
公元前1131年,季历继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积极同商朝保持友好往来,吸收商朝文化,“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使部落跨入了城邑国家文明初级阶段。
五十多岁时,季历又主动来朝见帝辛太爷爷商王武乙,表示要帮大商搞定西方戎狄之乱,让武乙放心去收拾东夷。武乙听了喜上眉梢,一口答应下来,另送了季历土地30里、玉10车、马10匹。
但武乙的儿子文丁对这个决定忧虑重重,担心季历借王之名征讨,实则借机壮大自己实力。武乙表示不用担心,季历乃外姓之人,不可用就杀了。
十余年间,季历在商王朝光环的加持下,扫平了来自西方的威胁。常年征战,缴获了大量的财物,雄霸一方,巩固和发展了周部族在渭水中游的统治,许多小邦前来归顺,使周成为商西部的一个强大的方国。
周的强大引起了武乙继任者文丁的不安。十一年,文丁为了遏制周族势力和巩固大商继任者的统治,以封伯为名,将季历召唤到殷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斩。
看得出来,帝辛与姬昌还有隔代杀父之仇。
公元前1102年,季历死,其子姬昌继位。同年,文丁死,其子帝乙继位。
姬昌继位后,咽不下这口气,以父亲的死跟大商发难,要找个地方说理去,讨个公道。
帝乙知道姬昌在闹小脾气,加上东夷又在边境惹事,没时间安慰他,就把自己美丽端庄的妹妹嫁给姬昌,向姬昌所代表的周人致歉。
姬昌本来就怕闹狠了骑虎难下,不如借此机会认了这个大舅子,于是与帝乙的妹妹成亲,受封三公。
史载“文王初载,天作之合”。这么说来,姬昌还是帝辛的姑父。
所以,这个结果让帝辛很为难,人选是有了,就是还没有征求姬昌的同意,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来,毕竟他的父亲就是被自己的爷爷囚禁死的。签合同也不靠谱,毕竟自己经常干一些单方面撕毁合同的事。
关键时刻是不缺小人的。
时任有崇氏国君崇候虎,一向与姬发鼻子对不上眼睛的,关键时刻参了姬发一本,他对帝辛说道:“大王前段时间因工作原因,而把九候剁成人肉酱,把鄂候做成人肉干的时候,我听说姬昌多有抱怨(“西伯昌闻之,窃叹”),还四处捏造大王是因为九侯女不喜淫而杀之。堂堂一国之主,安定天下,劳苦功高,哪能让好事之人如此辱没,何不把把西伯侯叫过来当面一问,事情不就清楚了。”
帝辛大怒,那就请姬昌来解释清楚吧。
九候、鄂候当时的身份同姬昌一样,位列殷朝“三公”。
墨、劓、刖、宫、大辟为当时的五种刑法。墨刑是在罪犯面部或额上刻辞后涂以墨;劓刑是割鼻;刖刑即断足;宫刑即男子强行做太监,女子幽闭的刑罚,司马迁就是受的宫刑;大辟即死刑。
死刑分类就多了,五花八门,一个劲的把人往死里整,整死就行,不限方法,与行刑人丰富的想象力挂钩。帝辛就享受醢、脯和炮烙等多种刑法的专利。
帝辛杀人是特别看重身份的,身份越高所受的刑法越高端。
按照剧情发展,下一个要被杀的就是姬昌了,并且是用炮烙这一刑罚。三个“公”平均分配三种刑法,帝辛考虑的很周到。
帝辛有请,姬昌也不是傻子,明显看得出帝辛在摆鸿门宴,自己的父亲(季历)就是被帝辛父亲请去做客,然后囚禁而死。抗命不去的话后果更严重,帝辛会亲自上门来请。
很多小说、电影、电视里面,只要是甲方摆鸿门宴从来没成功过,因为意图太明显,乙方只要不是先天智商有问题,都不会轻易赴宴。
换句话说,能赴宴的都是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