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词坛圣手
神宗元丰七年七月,骄阳似火,四野蒸腾,长江从天际流至江宁,一艘官船缓缓靠近码头。
船尚未靠定,一未及冠巾的中年儒生走出船舱长揖:“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
“礼岂是为我辈设?”码头上,布衣芒鞋的王安石拱手而笑:“子瞻,某候之久矣。”
中年人下船走上岸来,口中连连告罪:“怎当得起大丞相久候,轼惶恐难安。”
“大丞相之称切莫再提,某只一游戏山林的垂垂老朽罢了。”王安石摆了摆手,今日精神矍铄,想来是与这中年人相见之故。
中年人从善如流,正色道:“介甫公胸襟袒荡,进退自如,某不如远矣。”
“汝父昔日作《辨奸论》,断定某‘阴贼险狠’,集王衍、卢祀、竖刁、易牙、开方等坏人之大成,一旦由其当政,天下‘将被其祸’。”王安石自我揶揄一番,笑道:“某实在是无地自容、汗流浃背,生恐汝父之预言成真,廿余年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懈怠。”
“公亦言‘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世人只道你苏、王二家就此结仇,以而达到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境地。”中年人略有唏嘘感慨,微微一笑,道:“以往种种,与品德无关,只因政见相左而致,如过眼云烟,胸无芥蒂也,毋需赘言。”
说罢,中年人稍整衣襟,向王安石深深一揖。
王安石侧身不受:“此为何故?”
“熙宁年间,某因所谓‘乌台诗案’而身陷囹圄、命悬一线,其时莫说当朝的衮衮诸公,便连轼之亲朋故旧也噤若寒蝉,无人置喙。”中年感慨不已,目视王安石,说道:“危急之际,先有和甫先生仗义执言,上言官家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介甫公归老林泉,也给皇帝上书,有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公之恩德,轼铭感五内,焉有知恩而不谢之理?”
王安石连连摆手:“某不欲才士受辱,力所能及,亦属份内之事。”
二人相视而笑,往日种种尽悉烟消云散。
“这位小哥是……”中年人目光投向王安石身旁的男童,身量刚刚长开的样子,容貌俊美,肤白如玉,黑白分明、光采灵动的双眸正望向自己,观感极佳,很是喜爱,不由赞了声:“好一个浊世翩翩少年郎。”
“三郎,来,阿公为你介绍,你不是爱煞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么,这位便是鼎鼎有名的词坛圣手苏轼苏子瞻了。”王安石为孙儿介绍那中年,眼神和煦,慈爱满满。
孩童“啊”了声,整理裳巾,毕恭毕敬的深揖行礼:“小子见过东坡居士。”
那中年眼前又是一亮,这孩童行的揖礼太过标准,且如行云流水般赏心悦目,俨然古时贵公子的作派,实在是难得,下意识的伸手去扶:“三郎不必多礼。”
王安石瞧在眼里,眼角挂笑:“子瞻,此乃吾孙三郎,名唤王棣。”
中年人眉毛一挑:“王家宝树?某在黄州便知‘西山小神童’之名,见面更胜闻名,他日必名动天下,介甫公后继有人也。”
“某尝作《伤仲永》一文,天地生材难,成材尤难,独仲永也乎哉!”王安石假装不悦:“子瞻如此褒赞,恐吾孙他日泯然于众人也。”
中年人正色道:“有介甫公耳提面命,令孙又怎会沦为方仲永之流?定必是: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又见王棣从从容容地站定,仪姿丰朗,心中又多了分喜爱与器重。
其实,此刻王棣的心里早已是百感交集,词中圣手苏东坡啊,终于见着真人了。
他比想象中清瘦些,也憔悴些,大概是在黄州任团练副使这些年心灰意冷、苦闷郁结所致,但眼神里却有看透世事的豁达洒脱与宠辱不惊,极易让人心生亲近之感。
苏轼苏东坡,绝对是中国文学史的顶级大咖,被后世无数人尊崇,王棣也是其中之一。
才华若斯,在此时亦是倍受推崇,这二年有一个叫黄庭坚的时常至“半山园”,论及苏轼,盛赞曰:“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真神仙中人。”
洪州黄鲁直何许人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江西诗派开山之祖。其创作思路有迹可寻,甚讲法度,便于学习,所以其追随者很多。至若其诗作,法度严谨,说理细密,影响深远。
苏轼荐其曰“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
纵然此二人往来甚密,更有师生之谊,所言却非阿谀奉承之词。文人相轻,亦可文人相亲也。
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乃是豪放派代表,;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彼时文坛以王介甫和司马君实为宗,苏东坡则可谓是文豪。
神宗皇帝曾问身边的近臣,苏轼可以与哪个古人比作?有人说“唐李白文才颇同。”神宗说:“不然。白有轼之才,而无轼之学。”这十二个字真是一语中的,神宗不失为有眼力的皇帝。苏轼胜在才学淹博,堪称十项全能。也难忘宫中传出“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良,称为天下奇才”之闻。
如此一个朝野俱名的当世大文豪,却因种种缘由而政途坎坷导致颠沛流离,真真是时运不济,命运多舛。
政治上的苏轼,虽然没有达到自己达到的要求,但是老天给他关了一扇门给打开了一扇窗。仕途坎坷,成就了他在文艺领域的辉煌;造成他作为政治家的悲剧、文学家之幸运,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他命运的文化意义在于,既创造了不朽的文化业绩,又在人生境界上完成了儒、道、释三教思想的圆融,开启了士人人格的审美化之路。
苦难,于部分人而言是灾难,会因而一蹶不振;但于部分人而言则是打磨,砥砺前行,得到自我精神上的升华,从而成就自我。
苏轼,无疑是后者。
用后世的一句话形容王棣对苏轼的崇敬之心,那便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至于乃祖王安石,那亦是不可多见的大牛人,游走于政坛、文坛,皆为顶尖翘楚人物。只是,在王棣看来,祖父给自己的感觉是慈眉善目的老者,而非当世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是尊重的濡沫之情,而非崇拜的追星之感。
关于王安石与苏轼的矛盾冲突并非私密之事,苏轼之所以郁郁不得志,大半是因反对变法所致。二人因缘际会于这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年代,身不由己的卷入了党派之争。政治上的背道而驰,是两人在官场上针锋相对。但这只是政见不同,而非品德相厌。
开初,苏轼中进士第,时任工部郎中、知制诰的王安石为他起草任命制词曰:“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
而往年一些词人以金陵怀古为题所作《桂枝香》词有三十多首,时人公认王安石所作最好。“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王安石词的上阕写晚秋登高所见风景,下阕转入怀古之思,“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把壮丽的景色与深沉的历史完美融合,艺术表现上“一洗五代旧习”;汲取六朝历史教训,透露出忧患意识与变革思想。之后苏轼读此词后亦感叹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此语足见尊仰之心。
二人同为欧阳永叔门下,且各身负才学,却因政治见解不同站在对立面。但彼此从未看轻对方,而是引为人生知己。
到得这年,苏轼转任汝州。黄州赴汝州的近便路线应是西北向行,但他却沿着长江水路向东而行,再拐进运河,转道淮河、汴水,再去汝州。兜了一个大圈子的线路设计,就是为了绕到金陵,专程来看望王安石。
以往的恩怨情仇,只剩下了惺惺相惜。
这,方是两大文豪的正确相处模式。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码头上的相见很短暂,苏轼前来,舟车劳顿且有家眷随行,不好在这种场合多作逗留。
眼见着围拢过的群众越来越多,有认识王安石的赶紧行礼。待到江宁知府王胜之赶到时,里里外外围着的群众已有数百人。
王、苏便相约隔日同游蒋山,泛舟言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