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河南人的商业意识

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一名商人想要成功，就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素质：一是要有比较全面的基本素质；二是要有较高的专业化程度。

可河南商人偏偏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不够好，所以经商的河南人往往难成大器。

河南的商业文化底蕴并不厚实，经商意识的落后、迟钝，经商手法的陈旧、单一，以及直到现在还存在的的小农意识和急于求成等心态，都在阻碍着河南商业的健康发展，也使河南人无法成为当代的出色商人。

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的河南濮阳人，他最初是卖海盐的，可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遍布天下，他不仅经营齐国的盐田铁矿，还兼营巴蜀和楚国的木料和药材，以及赵、魏两国的大宗粮食生意，并且控制着赵国粮食市场和掌握着大批田地，是当时的一代豪商。

然而吕不韦的经商基地不在河南而是在河北，他的生意往来的区域也都几乎都不在河南人。

吕不韦之后，河南也再没出现像他一样能够纵横于全国、领一时之风骚的大商人。

自古到今，河南人在经商方面既缺乏晋商、徽商的气派和传承，又没有江浙粤等沿海地区商人的精明，只好靠一套“杂货铺老板”

的经营方式来发展。

归根到底，是因为河南是内陆农业大省，商业向来是“副业。

即使有人想要做生意，也大多以“杂货铺”

为主，以赚点小钱，能够家里人吃喝就行了。

直到现在，乡下的农民卖了地、进了城，城里的职工下了岗、退了休，第一个想到的谋生方法，还是在街道旁租间房，开个杂货铺什么的，有的甚至连门面房也可以不租――在集贸市场摆个摊儿，或是在马路边扎辆售货车，就可以开张做生意了。

开个杂货铺，投资有限，场地有限，每天的利润也只不过是几块钱――发展的空间也很有限，如果要说好处那就只有省心省事儿了，只要你愿意有时甚至连账都不用做。

因此人们常有这样的一种错觉：认为做生意真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专门的经验、技术，只要你想做随时都可以干。

现在，在河南省的各个地方，比较大型的百货公司一家接着一家陷入经营困境，倒是个体摊贩聚集之处个个生意火的要命，诸如郑州的苑陵商场、敦睦路服装市场、开封的相国寺大市场、洛阳的关林市场等等。

这个现象，显现了河南人做小生意绰绰有余，做大生意捉襟见肘的素质。

可是小生意毕竟是小生意，实在是成不了大气候，就好比是农业社会里的小自耕农小块经营，商业难以大规模地开展，社会资源分散、浪费。

河南人并非不想做大买卖。

改革开放后，一座座大商场在河南省内的不少城市建了起来，但是大商场的经营者们，往往抱着老祖宗经营杂货铺的成规不肯放，或者最多扩大点面积、在装修上升升级什么的方面做做小动作。

可这样却使经营成本大幅度提高，降低了规模效益，在日渐激烈的价格战中最先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最后商场办不下去了就只好来个关门大吉。

由于是以经营杂货铺的心态来做生意，所以河南商人脑子里想的不是如何合理的利用现有资源，进行明确的分工，大家共同努力地将生意做大、做好，而是人人只看到了自己眼前的蝇头小利，目光短浅，因而横生杂念，因此把市场掏空、把品牌做砸的事情时有发生。

郑州市曾在一年内开出三十家的保龄球馆，球道合计超过五百条，人均占道率远远高于其它沿海地区水平，甚至高于北京、上海等地，就这样反而把这个新兴的娱乐项目给提前做得败落了；而当一家娱乐公司在郑州开设的“恋歌房”

取得成功后，大家便相竞仿效，就出现了三个月内开出了百余家同名同姓的“恋歌房”

，由于是“狼多肉少”

的恶性竞争，最后只留下残花败柳，狼籍一片。

几年前的十二月十九日上午，“郑州紫荆山百货大楼”

因拖欠“郑州华侨友谊公司”

的五百万元的高息贷款逾期不还，“华侨友谊”

就组织了数百名员工前去围堵“紫荆山”

的大门。

上午九点四十分的时候，“友谊”

就组织了大批的人员撑起了横幅堵住了“紫荆山百货大楼”

的西门、北门和西北门。

九点四十六分，“紫荆山”

出动了保安人员想要驱散人群――大约是想学电视上的警察使用催泪瓦斯的方法，“紫荆山”

保安们掂起了灭火器，朝着“友谊”

人员劈头盖脸“灭”

起了“火”

来。

而被喷了一脸一嘴白沫的“友谊”

职工大怒，双方之间就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斗殴，双方都有人员受轻伤。

当时郑州市公安局是调动了七个派出所的警力及巡警支队的一百多名警员，才将事态平息下去。

在合作方面，河南商界老总们可是真该向温州人学习。

温州是中国有名的皮鞋城，那里有一千多家皮鞋厂，每年生产皮鞋都多达十亿只。

为什么能做到如此巨大的生产规模呢？其一是，温州工厂的专业化程度相当地高――那些光为皮鞋配套的小工厂、小作坊就有成千上万家。

温州的鞋厂搞的都是高度专业化的生产，各种鞋料基本上都从本地市场上购进的。

温州市区的鞋料市场可以说是“中国之最”

――这里有五六百家的鞋料店，各类皮革、鞋料、鞋饰、鞋胶、鞋带，品种和规格样样俱全。

温州的鞋匠之间不存在恶性竞争，他们很专业的进行了高度的分工与协作，并且为温州鞋业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活力以及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

一部分河南人的造假情节河南籍作家李佩甫在他的长篇小说《羊的门》中说到河南风情时，曾经提到了一个造假亿元村的村长的辩白：要叫我说，香烟本来就是毒害人的东西。

那么，真的，就是真的毒；假的，就是假的毒。

相比较下，是假毒好还是真毒好呢？再说了，烟就只是一股烟，只会冒冒而已。

我的香烟是真也好假也要，养活了多少人呢。

别的我们不谈，就光光是镇上的干部、还有工商、税务从我这里拿走的就不少……就是这种观点，在河南的许多造假、卖假甚至打假者心中扎下了根，形成了一种共识。

这造假之风盛行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缺乏品牌意识，既是缺乏维护某一品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概念。

很多人都认为只要东西不假，牌子即便是假的也没有什么关系。

滑县的“道口烧鸡”

是全国有名的，滑县城里就到处可见“正宗道口烧鸡”

的招牌，谁看了也不觉得怪；开封的“天下第一楼”

包子堪称是中原美食一绝，但现在不单是开封，就连郑州都有好几家彼此之间毫无联系的“天下第一楼”

的包子在热卖。

如果你抢了别人的商品当成自己的东西来出售，你的行为一定会为众人所不齿；倘若你只是在自己的商品上贴了别人牌子的标签来卖，大家就都会觉得挺正常，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河南人不够重视品质观念。

即便是东西是假的，但如果跟真的差不了多少，就也会心安理得、毫不理亏的地卖给别人。

比如说拖拉机同推土机很像，就有人把旧的拖拉机改装成推土机拿来卖；从下水道里打捞出来的“泔水油”

和色拉油看上去好象“差不多”

，就有人把“泔水油”

提炼成色拉油来出售……当然，也曾有一部分造假者想要“追求”

品质，当然他们也并非是想通过全面的质量管理，来生产出拥有一流品质的产品，而是想尽方法去追求虚假的“品质”

，例如大量的掺杂“增白剂”

，使劣质的面粉显得雪白；大量使用花生油、白蜡油等东西，使陈旧的大米看起来显得鲜亮等等。

这些商品表面上的“品质”

越好，顾客也就越容易深受其害。

二是在河南商人心中，还没有经商要有信用的观念。

这导致了河南商界的信用体系不堪一击，假货就会毫无顾忌的在市面上横行。

有一段点评各省百姓口碑的话，其中说河南百姓的是：河南人兼具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

讲信誉是商业经济最基本的要求。

不守信用的人，不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以后的商业活动也会受到不同的限制，并最终在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完善中被扫地出局。

曾经是车水马龙的江北“金牌米市”

，因为毒米事件被曝光后，瞬间成了“死市”

，大米的日交易量由原先的四百多吨徒然降到了只有几十吨。

几天前每公斤还能卖2元多的好米，现在连七八角都没有人敢要。

眼看着刚刚出来的新米无人问津，众商户们欲哭无泪，导致了一些稻农甚至卖了稻草以养家糊口。

因棉花加工而兴盛一时的尉氏县白坛镇和大桥乡，红火景象也早已成了过眼云烟。

现在各地客商对尉氏县“全国优质棉生产和出口基地县”

的招牌怀疑不信。

以前，尉氏棉的价格比周边的地区高出一成还照样抢手，可是现在就算是不掺假的好棉也没有人敢要了，尉氏的棉纺织工业才刚兴起，眼看着就陷入了困境。

认真追究起来，那些红透河南半边天的商界“典型”

、“新星”

、“红旗”

等等没有一个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凭自己的真本事干出来的。

“郑百文”

昨天还号称是全国商业批发行业龙头的老大、国企改革一面红旗的典型，其实它自己本身根本就不具备上市资格。

为了能够上市，公司做假账，把各种指标备得齐齐的，把亏损变成盈利报上去，蒙混过关。

九十年代初，为了能够将三星的名声扩大，以便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上当。

李国法，这个三星总裁，授意在国内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于三星公司的报道。

就这样三星公司被省内外媒体捧成了“不沉的航母”

、“河南商界的一颗不落的新星。

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就有人曾大言不惭地将亚细亚连锁集团比作“中国商业的泰坦尼克号。

可是泰坦尼克号的设计虽有着较大的缺陷，但也不是全无可圈可点之处。

而堪称能与泰坦尼克号相娉美的“亚细亚”

却只有庞大的外形，以致和泰坦尼克号一样遭遇沉没。

然而这艘“商业巨轮”

根本就是用硬纸板拼凑而成的，下不的水，一下水便泡汤了，更不用说再来个“冰山”

来撞沉它。

市场经济的大敌就是造假。

只要在河南市场上还有造假的行为存在，河南的市场经济秩序就没法规范，河南的商人们就只能继续在“初级阶段”

的泥淖中连年征战，无法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