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傲慢与独特并行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感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在遥远的西部和北部边陲，从漠河到石河子，到处都可以听到“阿拉上海人”的声音-他们只要凑在一起，就旁若无人地用上海话大声喧哗，引来当地人妒羡交加的复杂目光……一个来到上海的外地人，无论他是在公共汽车上，街道间还是在商店里，很容易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外貌或是语言，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贴合这种所谓的“上海文明”。同样，几个来到外地的上海人，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眼，即便他们不讲上海话。一来二去的，外地的人们怒了。几乎全国的人民，对上海人都没有了什么好感。精打细算、傲慢、市侩、会算计、能言善辩、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没有集体观念、缺少政治热情、对人冷淡、吝啬、自私、好标新立异、赶时髦、浮滑、世俗气……如此等等，这些就构成了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形象。一方面似乎有点离不开上海人，一方面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的文化科研部门往往少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同时上海也向国家上缴着可观的资金，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找上海人。上海人精打细算，出手小气，宴会请客喝不上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倒要多动不少脑筋，要是到他们家去住就更是要命了，且不说拥挤得让人无法忍受还要处处讲究，处处注意。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了？究竟有多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其实要说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讽刺的是上海人又偏偏最瞧不起这些“乡下人”。显而易见，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早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上海人当之无愧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最尴尬的一群人。2000年5月1日，上海市**颁布条令规定：黄浦江上的三座大桥的过桥费以及江底的两条隧道的过路费一律取消。这笔可观的财政收入就这样放弃了，上海人到底是打得什么算盘？原来，交通上的便利带动了整个浦东的房地产开发、夜间娱乐消费以及上海的汽车业，而随之而来的经济效益才真可谓是财源滚滚。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交通费的降低导致了车流量的剧增。上海人花样百出，对出租车进行了单双号限制，对车道进行了具体划分，对机动车进行了等级限定……问题很快得到了缓解。上海人太精明。这几乎是所有外来人士对上海人的第一感官。和上海人交往最忌讳的就是“聆不清”（上海话，即傻乎乎不辨风色的意思）。上海人的精明主要表现在他做事的方面：电视台制作的那些益智类型的节目，例如“脑筋急转弯”、“智力大冲浪”之类，总能吸引着相当多观众的关注。轰轰烈烈承办了那个盛事空前，场面宏伟的八运会，竟然**都没怎么出钱，最后算起来还略有盈余。头一回做《财富》论坛的东道主，也能做得有声有色，皆大欢喜。更不用说那些在短短几年间建起来的，引得每一位来访的国宾击节赞叹的新兴建筑群和繁华街道了。给我一点空间，给我一些政策，给我一段时间，就能给你一份出人预料的惊喜。这就是精明的上海人的本事。而令人饶有趣味的是，上海人的这种精明，并不仅仅局限于其智力层面上的精打细算，同时它还带着一层说不明道不清的感性色彩。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环境造就了这种本领，上海人一贯讲究科学实效，很是看不惯那种慢吞不讷的傻样子。无论是搞科学研究还是搞经营贸易，上海人的胆子都不大，但失算也不多。全中国的各个单位都会有一些伤脑筋的麻烦事，找个上海人来做问题就不大了。这似乎已不是一个秘密了。可惜，事实上现在找到上海人的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这使得上海人得了一种毛病：就是他们的才华外溢，他们的精明算计往往就用的不是地方。上海人不喜欢大张旗鼓的请客，无度挥霍；不喜欢“侃大山”，通宵神聊；不喜欢一连几天的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长长大篇的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那些没完没了的发言报告；上海的文化沙龙也永远搞不起来，因为那些参与者一算计，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时即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假使上海人的精明只是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倒也不算讨厌。但是，在这座城市里，你也随处可见那些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有不少人，它们若要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先花上不少的时间去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省钱，即便是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在公共汽车上这种事有时发生，车上的旁人会脱口提供一条更“经济”的路线，取道之精，与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毫无一二。这种公共汽车上的讨论，往往会变成一种群体性的参与，更是悲哀。而公共宿舍里发生的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之频繁，毫无疑问上海绝对是全国之最。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以把那些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其实，上海人的这种计较，大多是出于对自身精明护卫的一种表现。才智会形成一种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要求不断的发泄，即使对象极其的琐屑，因为只有发泄才会让他们感到自身的强健。高智商反而成为了上海人沉重的累赘，他们是如此得可怜。没有让他们去去高尖端的科学领域，没有让他们去计图宏伟的建筑，没有让他们去操纵现代化的流水线作业，没有让他们置身于激烈的商业竞争的第一线，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显得太大；去参加赌博，无论是声名还是经济皆受累。唯有将精力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倒也算是一种消遣吧。原本，这样的头脑和口才，理所应当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上海人的精明与才智，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肆意的跳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力，彼此之间显得心有灵犀。所有那些无法迅速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就归其为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的那种可厌的自负便是由此而生。上海售票员、营业员的服务态度在全国部算是上等，他们让外地人无法忍受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总是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着与上海人一般的领悟能力和推断能力。而凡是没有的，他们则一概称之为“拎不清”，并且对之爱理不理。客观地说，这并不是排外，而是上海人对自身才智的一种悲剧性执迷。上海人的精明算计反映在文化上，就形成了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现实的上海文化人大多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着的地步，他们总会感悟出一种先锋意识和突破意识。他们的文化素养并不低，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去问鼎国内外的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接受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行性，而不愿意去当那个伤痕累累、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乐意长期的处于那种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孤僻形态。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化解功能，可以把学理融化于世俗之中，可以让世俗闪耀出才智的光芒。无可厚非的，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的理论变得松懈，使凌厉的思想变得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乏慵懒；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往往又会使事情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取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以实现的效果。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演进中的“上海式方式”吧。其中尤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这一特征的，要数那张《新民晚报》了。它始终保持着雅与俗文化之间的微妙平衡，这样产生的结果是，上海的市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把每天读《新民晚报》当作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规程，包括那些教授学者们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可随意的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坐落在其间。由此联想，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也都有类似的特征。有人说，上海人从不同情惜败的英雄，他们只认可那些成功的强者。然而，急功近利的上海人却也并非势利到毫无品位和情趣的地步。尽管在他们的精明打算里，财富是衡量价值的一个主要的尺度，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绝对不会欣赏一个毫无品位的暴发户的。在这里，由地位的优越和才智的积累所共同激发出来的某种气度，往往成为一把无形的标尺。在上海话里也总是会有一些时令的语汇来贬损那些在这些方面显得有所欠缺的人们。而时下最流行的词是由“乡巴佬”一词演变而来的“巴子”。这个“巴子”也并不是用来专指那些来自穷乡僻壤的人或是广义上的外地人。就算你是个货真价实的城里人，甚至是当地的一个腰缠万贯的大款或者富婆，若是你行事做派，言谈举止之间偏离了一定的品位，而在心智上显得不符合这个大都市的应有层次，那么“巴子”这个词就归你了。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那一大批收入未必是最高，但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时尚的品位及聪慧的才智的沪上白领阶层，能够成为现如今这个城市公认的形象代言人了。永远追求高档，追求完美，追求合理，追求合算，追求当今最好的，这些也就是上海人的无与伦比的精明，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品位意识的价值所在了。同时也是这个城市能够不断发展的潜力所在。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与并存可谓是上海人最可贵的心理品性了。上海人一般不大对别人的生活方式指指点点，与其它地方相比，上海人与邻居的交往较少，甚至他们可以宽容的对待在别人看来是异端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不要妨碍到自己；但若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时，相互间的摩擦和争吵就在所难免了，因为各自都要维护自身的独立和空间。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体现为一种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说，谦让是一种美德；然而从现代的文化心理意义上来说，“各管各”或许更加贴近于当今的宽容观。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对立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统一秩序下的道德起点和基本生活方式。为什么又可以“各管各”？因为可供选择的道路很多，你可以走你的，我可以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用一个当下正时髦的词就是“双赢”。上海话里面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就是“关依啥体？”（意思就是：管你什么事？）举个例子来说：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了同事的批评，于是她会就同事们批评的内容进行反驳，如“裙子短一点可以显的腿长”、“牛仔裤穿着比较方便”之类。但假若是换了一个上海姑娘，事情就会便得异常简单，这是私事，即使再难看也与别人无关。因此，一句“关依啥体”，就立马截断了全部争执。说这句话时，你可以显得愤愤然地，也可以是娇唤的，但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源于这种个体独立的观念，上海人有着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回上海观光的旅台同胞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了这样一句：“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上海人的见多识广造就了他们的冷静和容忍，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了事物的高频率更替，因此也就领悟到了其中的某些相辅相成的哲理，并由此形成了一种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并且把这种变更当作了一种自然，进而善于在激烈的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以及对他人在变更中的不同表象处之泰然。由于这种心理使得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虔诚地服从一个号令，敬畏一个权势。因此，一个外地来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很不是滋味。相反的，上海人却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也许并不得志，而在自己看来却很舒心的人物。不少在上海唱京剧红了的人，后来都成了京剧的名角。这些并不是因为作为京剧重镇的上海，在相当长的时间捧红了一个传奇的周信芳，也许这在其它城市是难以想象的。那些本想用资历、派头来镇一镇上海人的老艺术家们，到了上海没几天就遭到了报纸的连篇抨击。而令人不解的是，上海的艺术家们大多都对进京获奖这类事情不感兴趣。今天的上海人的人格构成，从某个角度上可是说是其百余年畸型的繁荣和动荡的遗留。在本世纪初的时候，上海人好好得见了一番世面，他们见多识广，因此很是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残酷竞争，但与此同时也少了些许的人气，无法让个体的生命得到充分的展现。真正合理的上海人人格结构，应该是更自由、更热烈、更宏伟、更强健。而它们的依托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的任何其它城市都是未曾有过的。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迹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从全国范围来讲，相比之下，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要平衡得多。他们从内心来讲从未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就不会害怕外国人亦或是表显出超乎常态的恭敬。从总体上来说他们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会显得媚外。曾有人幽默地提出自己的人生态度之一便是“崇洋不媚外”，借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倒是贴切得很。这些毫无疑问的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旧上海的人力车夫们都会说上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为数不少的外国侨民居住着，多年的邻居关系自然也就变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里的营业员也不会像其它城市的营业员那样见到外国人就大惊小怪的，他们常常还会估量着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给他们一些适当的建议。北方的不少城市都形象地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上海人至今也不用这个称呼。在上海话里，除小孩外，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都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或是日本人等等。这说明，在上海包括一般的市民在内，也与外国人有一种心理趋近的表象。今天的上海，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人们对子女的第一企盼便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青年们走投无路时的无奈之选；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的到美国留学。从这点上不难看出上海人已经普及了一种国际的视野。这种视野使得上海人比起中国其它地方的人来说，看得更宽，望得更远。事实上，即使在没有开放的年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潜移默化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是否可能实现。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证实：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即使在当时英语几乎没有用处，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的家长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在课余时间学一点钢琴或是歌唱，但又并非是希望孩子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里；一度在全国颇为热门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不构成吸引。在“**”动乱中，好象一切的文化活动都灭绝了，但其间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并没有作什么宣传，却不知何故立即卷起了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的西洋音乐迷们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在服装穿着，共公秩序和举止礼节上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是给上海人争了把脸。人们很难置信，在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时，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购票；在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时，这出枯燥乏味的在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颇少的戏，上海的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不欢呼。相信其中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值得一看，即使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无须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自然是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的，但长期置身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与外地情况不同的是，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允许一个能够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是在面对实在无心读书的子女时，才以“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动乱中，“**”前的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仍然是求婚对象中的焦点，哪怕他们当时收入微薄，前途无望，或是相貌平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似乎显得有些非实利的盲目性，对最讲实利的上海人而言在这一点上显然是忽略了，这也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在很多方面他们其实很是接近。有意思的是，上海文明的担负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是以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为载体，而是以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和放逐着这些来去匆匆的过往人群。有一部分人，在上海居住了很久却还无法皈依这种文明。而相反的，有些人进入了这个格局不久便神魂与共。由此便产生了这种非户籍意义上的，所谓的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毋庸置疑，上海人远不是现代城市人的理想标本。一部畸形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但同时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制约了他们，然而又释放了他们。在全国，他们显得格格不入，在世界上，他们也显得特立独行。讲到上海的文化人格结构，他们就显得缺少了一个皈依的群体。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传统？靠新潮？靠实力？靠人情？靠美誉？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一座又一座，可每一座又都似乎显得有些朦胧。他们自得于自己的洒脱，但往往又会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他们的梦太多太多。他们带着五颜六色的梦想，蹒跚的走着。周围总是有莫名的声音在召唤着他们，他们身上的才能也蠢蠢欲动着。可是，他们却从内心里开始彷徨困惑了。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问题，感悟到了自己的窝囊，但却不知该怎样洗涤自己。领略过了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倾听过了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他们是如此的钦羡，但又本能地意识到，若是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那究竟是谁？又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痛苦而又茫然的思索中。走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职位无非也就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却很难成为傲视群雄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闯劲，上海人的适应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广览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因此，上海人似乎总是处在漫长的期待中。他们的眼界高，无论来什么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期待，也就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排遣一下心中的郁闷。牢骚毕竟只是牢骚，真正制约着他们的则是他们的那种职员心态。没有那种敢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没有那种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与他们的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放声朗笑，不会拚死搏击，不会孤身跋涉，不会背水一战。就连玩也玩得那么不够放松，顾前顾后，拖泥带水。包括谈恋爱，也显得少了一点浪漫色彩。上海人的局限性，大多也就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阔大走向，智能也就只不过成了手中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点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滔滔不绝，却找不到生命的激潮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的要弄机智，然而却往往向着刻薄和恶毒偏离；更糟糕一点的，则走向了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了市井让人头痛的渣滓。其实，上海人的生活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了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的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以及伟大的领悟；他们号称钟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却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既不会遭遇深刻的悲也不会感受到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于他们来说都颇为黯淡。本来，中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实在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总结历史的反思形态上，上海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上海人的这种素质限制了他们去担当这个重任，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及中庸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中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却找不到多少历险家，遇到的却是一群大大小小的职员。上海人的那份自傲气在全国是出了名的讨厌的，但那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一种盲目守卫，他们傲得琐碎杂乱，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那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气且豁达，不会仅仅局限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有其精巧之处，但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缺少了炙人的力量，缺少了激愤的勃发。可惜，对上海人锋芒的讥讽，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迷外、离经叛道、各行其是；要上海人重返温驯、重归朴拙、重组一统。对此，胸中灌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未幡然悔悟。宁肯暂时这样，切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要不了多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来。曾有一则国外通讯社的报道，说德国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迹般的书店，在这家书店里竟能买到上海地图！外国记者的这种惊叹令人心酸，他们在报道的前文中已说明了这家书店出售着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图。可是为什么一张上海地图，就这样令他们大惊小怪？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的，也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去挖掘时间的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了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