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公印象

致公印象

卢子贵

“致公”，是四川文艺界朋友对李致的昵称。大约是因为他一贯平易近人，从不摆官架事，不大主张别人称他什么长，故有此称呼。人们还以为，若称他李老，但与马识途老相比似嫌“嫩”了；若称老李，又嫌随便了点，表达不出对他的一种情怀。于是，选择老与不老之间的一个称谓——致公，似觉较为贴切。也许还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四川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李亚群，才华横溢，很关心和爱护作家艺术家，人们称之曰“亚公”。现在李致也是分管文艺的副部长，称他为“致公”，一前一后，也算是一种传承吧。

我认识致公，大约是他将要从四川团省委上调团中央工作，当时他来到四川省委与分管宣传文教的书记杜心源告别，他们交谈很亲切。其时我在心源同志身边工作。我看见他一头蓬松黑发，戴一副宽大眼镜，年轻气壮，风度翩翩，说话之间，颇有一些儒雅之风。他离开后，一贯爱惜人才的杜心源对我说：“这样有才华又肯实干的人才，四川留不住，实在可惜。”多年以后，致公又从团中央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在他的策划和组织下，出版了一大批很有影响、很有价值的图书。心源同志面对这一大批图书，不无感慨地说“在北京工作过的人是不一样，视野宽阔，思路灵活，关系又广，把全国知名作家的作品弄到四川来出版，给四川增添了光彩。”

上世纪80年代初，四川省委宣传部发动部内人员提建议，谁来任分管文艺的副部长，我们好几位同仁一致推荐李致。不久，名单公布，居然事已成真。一天，我在省委宣传部办公楼附近偶然碰到了致公，他对我说：“你要到电视台工作，我祝贺你。在业务部门工作，大有施展才能的天地。”接着，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对我说：“你跟省委领导很熟悉，拜托你向他们说一说，让我不到宣传部，仍在基层工作，如果如愿，我给你磕响头。”他态度诚恳，不是客套。不禁使我大为惊异。因为前不久当时分管宣传文教的书记聂荣贵已找我谈过话，要我留在宣传部任分管报刊宣传部的副部长，不料后来又有了变化，我的思想还有些想不通。这真有点像钱钟书在《围城》中所说：“有的不想进城，有的不想出城。”听了致公这一席话，我当然不会去向领导反映他不愿去宣传部，因为这不仅是组织的决定，也是我们的意愿，但却使我的思想开了窍，决心走出“围城”。以后的事实证明，致公的话，说得很对，在基层确实可以多作些实事。

致公到宣传部分管文艺，广播电视文艺也属于分分管，恰恰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他这位领导很特别，对我们不是实行管卡压，严批评，而是鼓励、支持、理解和帮助。用他的话说：“鼓励为主”。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四川电视台正在播放香港制作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我们过去没有播放过这类武打片，因为改革开放才引进了这部片子。播放时收视率很高，可谓万人空巷。不料，突然上面传来消息，要清除精神污染，电视剧《霍元甲》也是被清除之列。因为片中展现了霍元甲娶小老婆，吸鸦片。我们想不通，立即向致公汇报，说明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这部片子主题思想正确，是宣传爱国主义的，霍元甲在比武擂台上一拳击倒骄横跨扈、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大力士，大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粉碎了“东亚病夫”的诬蔑。至于娶小老婆和吸鸦片，在那个历史时代不能算作什么大问题。致公很同意我们的看法，他说：“任何文艺作品都应由人民群众来检验，如此受群众欢迎的片子，不能简单化处理。我将向领导汇报。”据说这件事还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议过，随后省委分管宣传文教的书记、宣传部长等一批领导亲自到电视台审查此片。在那种形势和气氛之下，真有些诚惶诚恐，我已作了最坏的打算。殊不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领导们同意不修改继续播放。这说明致公等一批领导，很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其兴忽下焉，其亡忽焉。”不了了之，再也无人问津。如果当时听到风就是雨，来一番兴师问罪，不仅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被动和麻烦，而且还会造成群众思想混乱，以为又要搞什么整人的运动了。

但是对于原则问题，致公毫不马虎，他认真负责，坚持到底。国门洞开之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同时，也混进来一批黄色录像片，一时黄毒泛滥。中央指示，对黄色录像片要进行认真清理和审查，分别处理，坚决清扫和打击黄毒。省上由宣传部、广电厅和公安厅组成审查小组，由致公牵头，我和公安厅一位厅长参加。以审查小组的意见，作为各地清查处理黄片的依据。致公不遗余力，一直坚持审查到底。

致公的工作作风很有特点。他讲话言简意赅，讲得很实在，从不含糊，模楞两可。他说真话，从不说套话、空话、假话和废话。他很尊重和爱惜别人的时间，在他讲话的桌面上常常放着一个小闹钟，不时看看，是否超过预定的时间。这个小闹钟，就是他不讲长话、不开长会的一个标志。对于此事，我请电视台记者专门拍了一个短片，播放后反响很好，人们从这个小闹钟上得到了启示。

当时，四川电视台准备把四川现代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分批搬上屏幕，这既可以锻炼电视艺术队伍，提高文学底蕴，又可以把四川宣传出去。对此，致公不仅支持，而且给予很多帮助。在拍完十集电视连续剧《红岩》之后，四川台与上海台合作，将巴老的激流三部央：《家》《春》《秋》搬上屏幕，在创作剧本和拍摄过程中，致公不辞辛劳，曾两度带领我们剧组几位同行前往上海，拜访巴老，得到了巴老的亲切教诲，使十九集长篇电视连续剧《家·春·秋》得以顺利完成，在四川、上海和全国播放后，反响很大，评价很高。

对拍摄现代题材的电视剧，致公更是非常支持，多次与编剧、导演交谈，进行鼓励。在拍完《长江第一漂》之后，又准备拍摄《长城向南延伸》。四川台与南极科学考察委员会合作，先派人去南极体验生活，写出剧本，然后组织摄制组随科考船前往南极拍摄。这个剧组出发前，致公亲临指导，并帮助解决困难。拍完回国时，致公又同我们一起前去青岛码头，迎接从南极归来的远征壮士，彩旗招展，锣鼓喧天，致公与他们一一亲昵拥抱，问寒问暖，给剧组同仁以巨大的鼓舞。电视剧《长城向南延伸》在北京召开首播新闻发布会，通过致公，请到了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参加。张部长十分赞赏地说：“四川最近拍摄了三部好电视剧，就是‘三长’（即《长江第一漂》《长征号今夜起飞》和《长城向南延伸》，很有新意和创意，尤其是这部《长城向南延伸》，大大扬了国威，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你们不仅有‘三长’，‘两短’也不错（指儿童电视剧《小佳佳》和《男子汉虎虎》），希望你们继续努力。”这两部电视儿童剧，也是在致公多次鼓励和关怀下拍摄出来的。

我退下来以后，踱步在散文的天地里。恰巧致公也有此同好，他写的散文随笔不断见诸报刊，可谓风生水起，佳作迭出，并一连出版了好几本散文集。我们四川散文学会许多活动都请他参加，他有请必到，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鼓励，他还与不少散文作者结交成好朋友。前不久，在成都举办的第二届川渝散文论坛，我们请致公并通过他请马识途老一同参加，他们的精彩讲话，对大家是很大的鼓舞。不少文友说：“马老和致公，是四川散文创作的支持者和鼓舞者。”

我和致公住家地址，相距很远，只有在开会时才见面，总觉得意犹未尽，无法在一起促膝谈心。于是近几年来相互约定，一个月通一次电话，彼此能通通信息，交换交换看法。每次在电话上交谈都很愉快。因为对文艺的发展态势和今后的走向，彼此的看法，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为新人新作品的出现而欢欣鼓舞，也曾为一些问题比如有些作品低俗庸俗等问题而感到担忧，但是，我们都一致认为，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的，前途光明。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朝前看，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2009年4月开头

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曼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