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李致: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李致: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阮长安

李致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的儿子。在与巴老几十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有不少独特的感受。巴老曾在给李致的信中说:“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著名评论家廖全京曾这样评论李致:他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这几十年里,他渐渐悟出了人生和艺术的真谛,他把自己在这几十年里这一点、那一点的感情,认真记录下来,积累起来,渐渐变成了一篇一篇的文字。这就是李致,平静的、朴素的李致。从这些文字里,我慢慢咀嚼出一种味道,一种既复杂又纯粹的味道,那就是爱。

他是作家巴金的侄子,也是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还是一位从17岁就参加革命并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干部。

他学生时代就发表文章针砭时弊挥斥方遒,但1955年因文章被隔离审查后,数十年间几乎没有再动笔写东西;尔后又长期在出版界、文艺界工作,少有作品问世;退休后在巴金的鼓励下才再次拿起笔写作,他的那些“倾诉自己的情感,剖析自己的人生”的散文和随笔,深得圈内好评,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其实是一位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他小时候与巴金同睡一张床,数十年间,巴金给他写过300封信,深入交流探讨亲情人生,被巴金称作“理解我多一些的人”。他个子不高,满头银发,和蔼亲切的目光中,很有几分巴金的风貌。

“文革”中为了“划清界限”,他贴过胡耀邦的一张大字报,“这是我人品上的一个污点”,晚年写就的随笔中,他毫无讳言地不止一次反省和剖析自己,笔墨间清晰可见巴金《随想录》中“说真话”的风骨。

他就是李致。

“做人要有一个道德底线”

李致目前住在成都。5月16日下午,华西都市报记者来到位于成都芳草西一街的李致家里,和这位80多岁、满头银发的老人促膝长谈。

房间的客厅很小,摆着一套老式沙发,有些地方已经褪皮了,坐上去一蹭,碎皮就往下掉。这套不大的房子里,到处堆满了各种书,李致和巴金的几张照片摆放在很显眼的位置。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横幅,上书“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是1997年李致去杭州看巴金时,巴老送给李致的赠言,李致请人写好装裱后挂上去的,“这是我的座右铭。”

谈话从巴金对李致的影响说起。

作为巴金的侄子,李致一直喊巴金为“四爸”,还曾经写过一本名为《我的四爸巴金》的回忆录。李致说:“我这一辈子,受四爸影响很多。巴老先后给我写过近300封信,其中一封信里写到,‘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横幅上这两句话,是巴老90多岁的时候对我讲的,”李致回忆说,1997年他到杭州去看四爸,“他那次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抓住我的手说,下午我们还可以认真谈一谈。”

那天下午,巴老和李致断断续续谈了很多,李致至今还记得,巴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句话,李致不断反思自省,后来干脆就当做自己的座右铭了。

“巴老当时说,在旧社会人都是要做点功德的事情,修桥补路,积阴德嘛。联系到现在,任何东西都有一个道德底线,不管你是卖酒的,卖药的,做什么事儿都应该有一个道德底线,不能损人利己。假药、假酒、假奶粉这么一弄,大家都有一个恐惧心理了,社会就会乱套,所以我就觉得,做人要有一个道德底线。”

“巴老影响了我一生”

“文革”后,巴金提出“讲真话”,《随想录》出版后影响很大,其中也与他“讲真话”有关。当时提“讲真话”,是针对“文革”中讲假话、讲空话、讲套话的,当然主要针对的是讲假话。

但实际上,巴金主张讲真话,并不是从七十年代开始,而是早在1942年。李致说:“我在《我的四爸巴金》一书中提到,巴金给我题字,是在1942年,就说到了‘讲真话’,应该说,‘讲真话’是巴金一生一以贯之的主张。”

李致还回忆了巴金给他题字的情形:

1942年,巴金第二次回到位于成都北门蓥华寺街的家,当时只有12岁的李致就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大床上。那时候李致见有许多青年学生都来找巴金在自己的纪念册上题词,便也模仿着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题词。巴金并没有对年幼的侄子应付了事,而是非常认真地用毛笔给他写下了:“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四句话,在李致幼年的心扉上刻下了影响一生的烙印。

李致说,这四句话,他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小时候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外祖母要他“有空就读书”。长大了才懂得,这四句话中,关键是后两句,核心问题是“讲真话,做好人”。李致说,这四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

“讲真话,做好人”,是巴金一生的写照,也是李致毕生的追求。“巴金自己也说,他在‘文革’中讲了许多违心的话,这些,他自己也在《随想录》中做了反思。可以说,巴金做到了讲真话。至于‘做好人’这一点,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总是讲,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1997年我去杭州看他,他又给我讲‘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文革”中李致被批斗,关牛棚的前一天,他对爱人说:“第一,我不会自杀,更不卖友求荣,第二,不是我做的事,我不会承认。”他总结说,这“都是受了巴老的教育”。

李致说:“别的我不敢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间,不管我谈我自己的问题,或者要一定要我去谈别人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讲一句假话,这个我是坚持了。可以说,巴老影响了我一生,他也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

“文革”中贴过胡耀邦的大字报“这是我人品上的一个污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的人生”的总题下,李致先后写了几百篇随笔和散文,随后又集合成多部散文集,包括《往事》《回顾》《昔日》《我的四爸巴金》《终于盼到这一天》《铭记在心的人》等。

李致开始写这些随笔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一生中接触了不少人,也经历了不少事件,这些人和事与时代的变迁分不开,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者折射,我需要倾诉自己的感情,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并对这些经历作出一些剖析,尽管这种剖析并不深刻。”

可是,就在这些他自认为“自我剖析并不深刻”的书里,读者也能看到一个既复杂又纯粹的李致,看到字里行间充满的朴素、平静和爱,巴金倡导的“说真话,做好人”,以另外一种形式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终于盼到这一天》这本他自誉为“我个人的文革博物馆”的随笔集里,他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小故事,其中的一篇谈到自己曾贴过胡耀邦的大字报。

“文革”爆发时,李致刚刚到团中央工作不久,担任《辅导员》杂志总编辑,与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有过一些接触。“那阵子我们的压力很大,中层干部都必须要划清界线。在这个压力之下,我也贴了一张胡耀邦的大字报,揭发他‘反对毛泽东思想’。”

时至今日,李致依然在自责,采访当天,满头银发的李致诚恳地再次提到这件事,并重复了几次,“贴胡耀邦的大字报,这是我人品上的一个污点。”

李致认为,“要把自己这些经历抹杀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真正有自信的,有勇气的人,过去的错误是应该承认的。”

梦想做演员的李致最终却只能当个“振兴川剧”积极分子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以写作出名的李致,最开始的人生梦想却是“做个演员”。

李致17岁入党,做地下工作那些艰难岁月里,他也是曹禺的戏迷,最喜欢曹禺的戏剧。作为四川人,“看了《柳荫记》,从此爱川剧”,李致也是个地道的川剧迷。

李致说:“刚解放时,组织上问我想做什么。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文艺,当时就回答说‘最想当个演员’,却被当时的一个领导呵斥了一顿:现在这么缺干部,你读过书,当什么演员啊,就去做共青团工作吧。于是,我的演员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一辈子没有登过台表演一回”,这成为文艺爱好者李致经常念叨的遗憾。但巧合的是,此后的生活中,他和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七十年代后期,李致回到成都,在出版部门工作,工作之余,李致也认识很多作家和艺术家,其中一些也成为很好的朋友。转眼到了80年代,李致到了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1982年,四川省提出“振兴川剧”的号召,并成立了领导小组,李致这个“文艺爱好者”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负责起了“振兴川剧”工作。

1985年,李致曾经带着川剧团,来到西柏林(那时候德国还没有统一)、荷兰、瑞士、意大利,巡回演出四十多天,这是川剧第一次大规模出访欧洲并进行商业演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

1987年、1990年,李致先后两次带着川剧团到日本演出,在日东京一共是有11万人次看了四川的川剧。

由于这层关系,李致和很多川剧界的名人成为很好的朋友,在他的《铭记在心的人》这本书中,记载了与多位川剧名人的交往历程。

10年前,李致写过一本《我与川剧》的随笔,记录了他与川剧界交往的各种轶事。今年是四川提出“振兴川剧”口号30周年,这本《我与川剧》也将出版增订本。李致这几天正忙着看新书的版式,预计很快就会这本书与读者见面。

他说:“振兴川剧,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我都坦率的说,过去很多老一辈的很多同志都还在,邓小平同志、杨尚昆同志、张爱萍同志,也是很重视川剧,他们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川剧如果在你们这一代消亡的话,你们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当然现在川剧列入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真正来讲目前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

平时闲暇的时候,李致也会去看看川剧演出,“现在川剧演出不多,但是凡是有重要的演出,大家都很愿意请我去,因为我是振兴川剧的积极分子嘛。”

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诗人沈重曾经说过,李致是一位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情况确实如此。

出生于1929年的李致,从小就在成都长大。14岁时,李致在一家教会学校读书,在校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偷营》。解放前,艾芜主编《半月文艺》,李致也投稿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受五四新文学影响,他1946年就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了地下党,这期间发表过100多篇“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文章。

1955年,因为在文章中引用过胡风一句话,李致被隔离审查半年,“把思想搞乱了,自此不再写作”。

这一搁笔就是将近40年。

偶有例外的是,1960年,李致在担任《红领巾》杂志总编的时候,接受任务采访刘文学,写出了那篇有名的通讯《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

“这是一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篇通讯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如今的李致这样评价这篇曾引起全国轰动的通讯。

六十年代,李致调到北京,在团中央工作,任《辅导员》杂志总编。“文革”中被关牛棚,恢复工作后回到四川,先后在出版界和宣传部工作,这期间少有作品问世。

李致重新提笔,是因为受到四爸巴金老人的鼓励。离休了做什么,当然是搞写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当中讲过的。

1993年,李致赋闲在家,爱人又长期生病,他的重心以照料爱人为主,也有了更多时间来思考和写作。“我还算不上世纪老人,但是离世纪老人也不算太远了,也经历过这么一些阶段,对人生也算是有些感悟。所以我就以一个总的题目,叫做《李致文存:我的人生》,来写我的一生。”李致说,自己的本意是想借写这些东西,重新审视和剖析自己,使自己再受到教育。

笔杆子一动起来就不可收拾,已过花甲之年的李致,在不长的时间内写出了十几本书,包括《往事》《回顾》《昔日》《我的四爸巴金》《终于盼到这一天》《铭记在心的人》等。

这些书里,李致以朴素的笔调,饱含感情地记录了诸多亲人、战友、艺术家的生活点滴,笔墨大量着眼于他们怎么做人。由于他出版家的身份,以及后来分管文艺的官员身份,他与茅盾、曹禺、李健吾等文学家,与诸多艺术家甚至胡耀邦、贺龙、张爱萍等国家领导人交往的点滴也都反映在书稿中,这些也成为研究中国那段历史的难得史料。

著名评论家廖全京曾这样评论李致的文字:他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这几十年里,他渐渐悟出了人生和艺术的真谛,他把自己在这几十年里这一点、那一点的感情,认真记录下来,积累起来,渐渐变成了一篇一篇的文字。这就是李致,平静的、朴素的李致。从这些文字里,我慢慢咀嚼出一种味道,一种既复杂又纯粹的味道,那就是爱。

“资深电脑迷”李致

令人没想到的是,今年83岁的李致,是个地道的电脑迷。每天在电脑上看新闻、收发邮件、写日记、和子女QQ视频聊天,成了李致的“必修课”。

李致说:“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中,我所知道的,马识途马老是第一个用电脑的,我可能是第二个,我的‘脑龄’已经有十三四年了,从1998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了。”

提起刚开始学电脑,李致还有很多好玩的小插曲,“我是在关爱和训斥中间把电脑学会的”。

李致学电脑的“启蒙老师”是自己的外孙和女儿。今年已经32岁的外孙先后就读于成都树德中学读书、清华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自小就是电脑高手。“我说要学电脑,可是不会拼音,五笔输入也太麻烦,女儿帮我买来写字板,一下子就解决了输入问题。刚开始我连鼠标都不会用,外孙觉得我简直没有办法教,急了也会训斥我。”

为了学电脑,李致从开机关机开始,将需要的步骤一步步记在笔记本上,几经折腾,终于掌握了使用电脑的各种技巧。

李致在电脑上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怀念著名川剧演员竞华的,那是1998年9月2日,写完了之后,不知道按错了什么键,文章一下子都没有了,但“还好是刚刚写完,思路还没有断,马上又重写了遍。”

除了用手写板写作,李致还坚持每天在电脑上写日记,记录每天的生活和感想。每天晚上把当天的日记写完后,李致还通过电子邮件群发功能同时发给在美国的儿子、女儿、外孙、外孙女。由于时差的关系,第二天,李致才会在电子邮件中查看到儿女们的回复,“儿女们回复的一般很及时,但同时发给外孙们的日记,他们年轻人回复的比较少,只是偶尔回复一下。”

此外,写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需要查资料,他也能上网自己查东西了,“基本上要用的都会了。”

李致目前是标准的“空巢老人”,儿女们都在美国,只有他一人在国内,老伴去世后,只剩下一个保姆照顾他。为了方便和儿女联络,李致还每天都要在网上跟儿女通一次视频电话。

从早上六七点到晚上十二点,李致泡在电脑前的时间差不多有七八个小时。

不过,这段时间,“资深电脑迷”李致受到了医生的严厉批评:每天上网时间过长,下肢运动量太少,83岁的李致双腿已经有些水肿了,检查完身体,医生给他开了些必备的对症药,同时还开出了药方——少上网。

“老了,要听医生的话,”李致说,这段时间,他每天上网比以前少了很多,除了写日记、与子女聊天、写点东西以外,他基本不上网。

闻酒香解馋

“空巢老人”李致,其实日常生活安排的挺满的。

早起到小区围着花坛转三圈,已成为李致多年养成的习惯,只要天气条件允许,他基本没有间断。

孙女去美国前给他留下一只小狗,这条小狗已经陪伴了他4年多,李致很喜欢它,出门锻炼时也会带上它一起。“它看门很厉害,有时候客人来敲门了,我耳朵不太好听不到,它听到了就会跑到我跟前来,朝着门口的方向一直叫,提醒我有人来了。”

上至百岁老人马识途,下至80后的文友,李致都能谈得来。

日常除了写写文章,在家里会会朋友也是经常的事情,“我以前在青年团工作的,在出版社工作的,还有文艺界的朋友,另外就是文友,他们都喜欢到我加来,一个星期总有两三次吧,差不多隔天就有朋友来。”

此外,马识途马老将近百岁了,“他是我的老师,也是忘年交,我们年龄都大了,很快就要面对死亡这个话题了,得抓紧时间多看看他。”李致说,现在基本每隔10天去看一次马老,“我去就和他讲清楚,每次不超过一个小时,时间长了,我怕他身体吃不消。”

“但是马老的精力好,我每次去,不管我一个小时还是一个半小时,90%的时间是他在跟我讲话。”

李致非常喜欢喝白酒,但由于身体原因,他已经十多年没有喝过了,就连葡萄酒,也只是在实在推不掉的时候偶尔喝一口。

“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喝酒,但身体不允许,医生不让喝啊,怎么办?我就把白酒拿出来闻,想喝了就敞开瓶口深吸几口气,闻香味解解馋了。”但即便如此,李致还是做到了管好自己的嘴,“医生说身体不好不能喝,我就坚决不喝,这一点我经常和别人开玩笑,我说一个人不能改变世界,但是能改变自己。”

就靠着这样的信念和方法,一辈子喜欢酒的李致,最近十多年已经烟酒不沾了。

剪字补书的故事

出版家出身的李致,对文字和出版物的要求极高。因为出版的原因,李致的一本书中有几个错别字。因为暂时不能重新印刷,为了这几个错别字,李致可费了功夫。

“我对书的要求很高,这么明显的错误,肯定不行。”李致说,家里存有的这批书,每一本他都要重新“修订”了才行。

他在电脑上将正确的字按照原来的字号打出来,再一个个字的剪成黄豆大小的字片,戴着老花镜,将这些带字的字片仔细地贴在书上原来的位置。

因为字片实在太小了,李致经常向保姆求援才能完成最后的粘贴。

李致递给记者的样书上,每张粘贴的小纸片都一丝不苟,和原文严丝合缝,仅凭肉眼很难发现这些字居然是粘贴修补过的。不过,如果你用手指轻轻划过页面,补过的痕迹就能“了然于指”了。

李致满含歉意地说:“这个确实很遗憾,只能等到以后有修订版出来再更正过来了。”

李致的普鲁斯特问卷

问您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什么样的?

答对社会有贡献。

问您最希望拥有哪一种才华?

答刚开始的时候想当演员,没成功;现在因为我在用笔,我最希望能够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最真挚的感情。

问您最恐惧的是什么?

答最怕人们丧失了道德的底线。

问您目前的心境怎样?

答还可以。(笑)这个问题其实要你们来回答,你觉得我心境怎么样,是不是还可以嘛?

问还在世上的人中,你最敬佩的是谁?

答钦佩的多了。以前我最敬佩的胡耀邦、巴金、张爱萍、汪道涵,这些现在都不在世了。目前还在世的这些人,最敬佩的……应该就是那就是马识途马老了。

问您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答不是说伟大,这辈子我自己积极参与了三件事情,有一点影响:第一件事情,(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与人合著的报告文学《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在全国少年儿童中掀起一场学习刘文学的运动,包括当时的苏联、朝鲜、越南、蒙古,都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当然,当时这件作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在看来,还是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个事要一分为二。

第二件事情就是80年代早期,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做总编辑,当时整个四川包括重庆在内仅有一家出版社,我们突破地方出版社“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限制,提出地方出版社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这个方针被国家认可,并迅速在全国各地出版社推行。我们及时出版了一大批好书,特别是我们当时出版的“现代作家丛书”“走向未来丛书”等影响很大,得到了全国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可。

还有一个就是振兴川剧,当时让川剧走出国门,在欧洲、日本等地巡回商业演出,这个事是在国际上起了很大的影响。

问您自己的哪一个特点让您觉得痛恨?

答我有一个弱点,有时候不太敢很明确的说“不”字,有很多事碍于情面,我不得不做,但本来很多时我可以不做的。

问您最喜欢的旅行是哪一次?

答1992年4月到1993年1月,那时我还在美国,去看儿子和孙女。我和老伴从美国西部到东部,最后还到加拿大去了。这趟旅行,我是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去的,体会到旅行的自由和美妙。

问您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特点?

答虚伪。包括有一些官员口上说一套,实际做的是另外一套。

问您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

答书,我的藏书在公务员里面恐怕算是比较多的。我的书大部分都在东城根中街家里,那边起码有30个书柜,大概有多少册恐怕我也说不上来。

问您最奢侈的是什么?

答想不出来,我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

问您认为程度最肤浅的痛苦是什么?

答被别人误解,我本身是对的,被人家误解了,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虽然有时候觉得不舒服,但应该是很浅的。

问您认为哪一种美德是被过高的评估的?

答(没有回答)

问您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答之前是演戏,现在是写作。

问您对自己的外表哪一点不满意?

答外表?我没有想过,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问您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答说起来那就是贴胡耀邦大字报的事。“大批判”的高潮中,大概是1966年,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胡耀邦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种胡乱上纲上线的大字报,既是我当时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我没有顶住当时的压力,想借此划清界限,保自己。我对不起耀邦同志,此后虽然我也多次自责、忏悔,但我都不会原谅自己。

问还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鄙视的是谁?

答这个难以回答。

问您最喜欢男性身上的哪一种品质?

答敢于承担责任。

问您用过的最多的单词,或者哪一个词语,或者哪一个句子是什么?

答这个说不出来,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问您最喜欢女性身上的哪一种品质?

答能够共患难。

问最让你觉得伤心的事情是什么?

答当然就是亲人的离世了。我的母亲,还有巴老,还有我的老伴,他们的离世都让我觉得非常伤心。

问您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

答表里如一。

问您一生中最爱的人,或者是东西是什么?

答最爱的人实际上我已经回答了,在我的一本回忆录上,里面写了几十个人,他们都是我一生中难以忘记的人。除了家人以外,我最爱的人是周恩来和胡耀邦。

问您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答快速的死亡,越快越好。我不喜欢人受痛苦太多,而中国又不许安乐死嘛,明明已经不行了,还拼命用各种方式。过去我们老一辈就叫“吊命”,最后用各种办法吊着命。我最近有一个亲戚,心脏病突然发了,15分钟就死掉了,我觉得这是最愉快了。

问何时何地让你感觉最快乐?

答不一定要何时何地嘛,如果我做了对人家有帮助的事,我就感到快乐。比如我现在这样,我的朋友中间有人来找我,给我倾诉很长时间,各种各样的烦恼之类的,我给他提出一些建议,对疏散他的郁闷有好处啊,这个我会得到快乐。

问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家庭的一件事情,那会是什么?

答我的家庭,我的子女儿孙分布在各个地方,我很希望能够有团聚的时候。

问如果你能够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事情重现。

答现在我这么大年纪,很难再有选择。如果非要说,政治上呢,我希望胡耀邦他们执政的时候那种风气能够重现,自己的事业上的事嘛,我希望川剧能再次辉煌。

问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就是这句话(指着客厅墙上的横幅):人各有志,最重要的是要做人。这是巴老对我讲的,我感悟很深。我把这句话摘录出来,请人写了贴在墙上,每天都能看一看,作为我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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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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