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中岛敦与土方久功

第六节中岛敦与土方久功从中岛敦在南洋时期写给家人及朋友的信函中，可以非常明确地知道在“南洋厅”工作的中岛敦的生活并不如意。疾病不但没有治好，反而在不断加剧；不适应南洋炎热潮湿的气候，也难以适应作为公务员的日常工作，与周边的同事相处亦不甚融洽。他在写给妻子和父亲的信中，多次强调自己在南洋生活的痛苦状况，宣称自己想要调回“南洋厅”在东京的办事处。总之，现实中的南洋与他当初在创作《光风梦》时想象的南洋有着巨大的出入。同样是通过他与亲属、友人往来的信件中可以知道，当时的“南洋厅”生活也比较艰苦，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物资供应也日益艰难，粮食补给都成了很大的问题。他在南洋群岛各处所看到的岛民，无论是其精神状况还是外貌，都与他往日的想象有着巨大的落差。中岛敦在南洋度日如年。所幸的是，在南洋八个多月期间，他结识了同样在“南洋厅”工作的作为民俗学家、雕刻家、诗人的土方久功。土方久功是中岛敦在南洋的唯一的朋友，不仅在生活上对其关照有加，更重要的是两人惺惺相惜，在精神上也息息相通，这极大地慰藉了中岛敦的心灵，帮助他度过了在南洋失意的日子。

在此，我们有必要来对土方久功的生平做个简单的介绍。

土方久功有着良好的家庭出身背景，其外祖父是男爵，伯父是伯爵。因此，他算是贵族阶层。但土方久功无意功名进取，从学习院中等科毕业后，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自己喜爱的雕刻。1929年，25岁的土方久功只身一人漂洋过海到了陌生的南洋群岛，住在帕劳。后来，他又搬到了萨塔瓦尔岛，那是一个位于南太平洋上的与世隔绝的孤岛。他潜心考察南洋民俗，在那里生活了七年，后来回到帕劳本岛，作为顾问在“南洋厅”就职。土方久功前后在南洋一共生活了14年之久。他既是杰出的南洋民俗研究家、版画家也是诗人，被誉为“日本的高更”。

土方久功早年崇拜法国后期印象派大师高更。他曾这样解释自己赴南洋的动机：

我到南洋来，是因为在很早以前受到了高更《诺阿诺阿》的影响。此外，我对原住民很有兴趣，我希望通过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去感受原始的南洋，借此创作出“原始的日本”。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乃是，我对当时在雕刻界由朝仓文夫、建畠大梦、北村西望等派别在艺术圈里引发的水火不相容的明争暗斗感到非常的厌恶。

因为受到高更及其《诺阿诺阿》的影响，日本的美术界掀起了一股去南洋群岛的热潮。从客观上讲，日本从一战之后开始经营、宣传南洋，南洋作为一个“异界”深深地吸引了这些艺术家们，同时又因为南洋作为日本的殖民地被纳入到了帝国的版图，心理距离大大缩短。此外，由于“南洋厅”的设置，南洋群岛与日本“内地”的通航也已经正常化，这都为日本人去南洋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南洋厅”还有一个官方的组织“南洋美术协会”，该协会也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热情接待来自日本“内地”的艺术家们。在1941—1943年的三年间该协会就曾举办了三次展览会。

从昭和初年起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先后到过南洋的画家、雕刻家据说超过50人。当然，这还只是有名气的人，如果加上那些毫无名气的人，这个数字肯定还要翻倍。在这50多个人之中，除了土方久功、杉浦佐助（土方的弟子）、义问比吕志（杉浦的弟子）三人之外，广为人知的还有上野山清贡、染木煦、川端龙子、小林方吾、藤本东一良、赤松俊子等人。多数人在南洋待的时间都很短暂，属于走马观花。正如论者所言：“他们去南洋，是为了追求热带新奇的、带有异国情调的风物，并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思想性根据这类东西。”

《诺阿诺阿》是高更在1891年到达塔希提岛之后创作的随笔。在日本，这本书最初由白桦派的作家、评论家小泉铁从德语版本翻译过来并在《白桦》上连载，1913年作为白桦丛书的一册由洛阳堂刊行。土方久功所读到的应该就是这本书。1926年，《诺阿诺阿》由前川坚市从法语版直接翻译过来，由岩波书店以文库本的形式出版，流传至今。以斯蒂文森为主人公创作了《光风梦》的中岛敦，关注作为与斯蒂文森同时代且人生道路非常接近的高更，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很多事实表明，中岛敦是读过高更的《诺阿诺阿》的。在中岛敦的和歌集《并非和歌的和歌》中有这样一首诗：“有时候，我很想触及像高更一样强大并充满野性的生命。”如此内容，毫无疑问是读过《诺阿诺阿》后得到的启发。可以断言，高更的作品及其生活方式，对于自幼怀有异国情趣的中岛敦一定是产生了某种影响的。事实上，在中岛敦的藏书中就有一本由前川坚市翻译的1932年出版的岩波文库本《诺阿诺阿——塔希提纪行》。

近代以降，早在日本人去南洋之前，在欧洲就曾掀起过南洋热，不少艺术家、作家、文人都纷纷涌入南洋群岛。在这个谱系中，著名的人物就有兰波、高更、斯蒂文森、D．H．劳伦斯、安托南·阿尔托、米歇尔·莱里斯、劳伦斯·达雷尔等人。对这些人来说，欧洲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已被异化，早已丧失了其文化的本源。南洋，是可以将已经异变的欧洲相对化的最后一片净土。所以，对他们来说，南方，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上的空间。“南方是近代西欧失去的所有的东西，即没有被压抑的本能、鲜活的想象力及其与宇宙的交流等，是具有谜一样神秘的世界。所以他们的南方之行，不单是旅行，更是化作了死与再生的戏剧。这一方面是西欧的自我否定，另一方面也是产生民族学与超现实主义的原动力。”

与那些走马观花赴南洋的艺术家不同，土方久功是一个坚定的高更崇拜者，他是为了追随高更当年在塔希提岛上的生活轨迹才义无反顾地扎根南洋的。换言之，土方久功在精神上与高更是相通的，他同样有着高更式的困惑。土方久功对于近代文明和都市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应症，渴望着从所谓的文明社会中逃离出去。他曾经这样说过：

总之，我算是在一个相当好的时机里从日本逃离出来了。在那种心情下，要让我再继续忍受三五年那样的生活，我要么变成了疯子，要么是已经自杀了。我能忍受那么久，说明我的忍耐力是够强的了。从十八岁起，有整整十年时间，我把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几乎都是拱手送给了别人。

从上述表白中不难读出其弦外之音，作为故国的日本已经不是久留之地，他在日本已经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脚下的土地已被抽空，他遭受着深刻的精神危机。换言之，驱使土方久功到南洋去的主要动机乃是出于他对“原始日本”的渴望。正如研究者所言：“对他而言，所谓的‘南岛’是让在近代日本这个文明社会中只能成为落伍者、败北者的人再生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通过脱去文明的外衣来换回无垢而清纯的幼儿般的灵魂。那是一种‘痛快地玩，痛快地疯狂’的青少年般赤裸的、朴素的心灵。土方久功在‘南岛’的生活就是向着这样的幼儿期的退却、回溯了。”

和高更一样，他要在未被近代文明污染过的南洋世界寻找西化之前的日本的印象，他寻求的是精神救赎。在这一点上，他和饱受“狼疾”之苦的中岛敦算是不谋而合，这也成了他们能够在南洋茫茫人海中萍水相逢并结成至交的重要原因。土方久功自己是这样评价和中岛敦的交谊的：

我和“敦”之间的交往真是太短了，只有在帕劳的那些日子以及回到东京后几个月的交往。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敦”就成了我不可或缺的朋友。可是，我很快又失去了这位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才能一遇的年轻的“敦”。……敦去世了，我才惊觉自己的未来也摧折了。

土方久功还在别的地方较为具体地说明了他们两人交友的经过：

中岛敦来南洋后，他只同年长他四岁的我相来往。这有好几个理由：第一，中岛敦来南洋的头衔是国语教科书编修书记，要为公学校编撰新的教科书。我来南洋的时间较长，且一直和岛民们生活在一起。我猜想他是想要向我打听各种各样关于岛民的习俗和情况。我自己结束了长达数年的孤岛生活，回到帕劳来一看世界已变了，到处一派乌烟瘴气。帕劳来了很多军人和军属，岛民们被支使得团团转，我也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岛民中转悠了。我受邀做了南洋厅的顾问，这只是一个虚职。由于我长期从事与岛民相关的工作，被安排做了物产陈列所的负责人，这是一个类似于物产风土资料馆的地方，属于南洋厅工商科的直属单位。另外我还在负责处理岛民事务的地方科兼职，所以很快就认识了在地方科工作的中岛敦。在我身上完全没有衙役习气（我几乎从不与官厅里的人来往，我只与热带生物研究所的年轻的动物学家们往来）。我想中岛敦正是看中了我这点，因为他自己也彻底厌倦了衙门判官们毫无意义的俗套及莫名其妙的嚣张与偏见。这些事暂且不论，我和敦渐渐地聊熟之后，非常敬重其博闻强记的才华。其人品里有种类似电流般的打动人的东西，让人觉得很舒心，我很喜欢他……中岛敦常常一个人在官厅食堂里就餐，嘴里念叨着说：今天我也去吃点别的东西来填肚子吧，于是穿上裤子和衬衫，到街上南洋贸易公司所属的唯一一家茶馆去吃香蕉。而我家里总是有咖啡、红茶、白砂糖等东西，而且随时还能搞到红薯。

从这样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两人之间的交情更多的是源于人格上的相互吸引和精神上的息息相通。值得注意的是，在世俗层面上，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共通项是母爱的缺失，他们都遭遇过失去母亲的痛苦经历。这也在客观上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中岛敦的生母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和父亲离异，从此不曾相见，他是在祖父母、伯母、继母等人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在土方久功的家庭中，父母长期不和，父亲后来患结核病从军队退役，在治病疗养的过程中与母亲分居。也就是说，两人都缺少母爱，都是在父系社会严密的等级制度的压抑下成长起来的，对父性文化及秩序的反叛，与对母爱的憧憬互为表里，就像是一张纸的正反面，不可分割。正如研究者所言：

中岛敦和土方久功长期生活在父母不和或父母离异的家庭中，他们都是在充满“父性”的精神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据冈谷公二的研究，在土方久功的日记中有这样的内容：“死去的父亲啊，我是你生的，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最最重大的事实。”对中岛敦而言，亲生母亲不过是“浮现在脑海中的、记忆中的母亲”，在他同父亲、继母一起生活的家庭里，从幼年到青年，其对于生母的怀念遭到了严格的禁止。必然地，中岛敦受到了作为汉学者的祖父、伯父、父亲等人的熏陶，掌握了作为家学的汉学知识，家长制的精神构造成为他人生的基底，这本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是，我们可以说这样的“父性”是作为对于母性的压抑或对于母性憧憬的反拨而存在的。

换言之，土方久功与中岛敦在精神上的惺惺相惜，是在对缺失的“母爱”的再追述、再确认的过程中被创生出来的。在这里“母亲”起着一种隐喻的功能，指向源泉、根基这样的象征本体。对缺失母爱的呼唤以及对于母体的一种退婴式的逆向回归，在这里被赋予的现实意义就是对于日本文化本源的寻找和第二次认同。

土方久功作为中岛敦在南洋唯一可以依赖的朋友，在现实生活层面上处处给予他关照，这或许是在中岛敦长达八个多月的衙门生活中唯一的安慰。两人还曾经结伴，进行了为时两周左右的环帕劳本岛的旅行。土方久功教给了中岛敦很多关于南洋的鲜活的知识，他对中岛敦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土方久功以长者身份告诉了中岛敦一个真正的南洋，加深了中岛敦对于南洋的认识，也悄然地解构了中岛敦想要把南洋作为自我救赎的桃花源的梦想。

尽管在南洋的生活不尽如人意，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在长达八个多月的南洋生活中，中岛敦还是留下了《南岛谭》和《环礁》两本取材于当地的小说集，后来统一结集在作品集《南岛谭》中。《南岛谭》是继《光风梦》之后中岛敦的第二个作品集，于1942年11月作为“新锐文学选集之二”由今日问题社出版。收录在作品集中的短篇小说，多是中岛敦以在南洋的所见所闻为题材创作的。据土方久功的回忆，在南洋时中岛敦时常从他那里获取创作的第一手材料：

很久以前去世的中岛敦在帕劳时，每天都会去我家，他会到处翻出我的日记本来阅读，并总对我说：“土方兄，这个故事你就送给我吧！”我回答说：“行啊，你拿去吧！”在我看来这些故事与其说当作一则故事一直放在我这里，还不如让他拿去作为素材使用好得多。后来，我从来没有去打听那些故事有没有被写成作品。直到有一天，友人拿来一本书对我说“里面写的有你呢，你要是还没有读过的话就送给你好了。”我拿过来一看，才知道是中岛敦的《南岛谭》……

土方久功之于中岛敦，其意义远不止为中岛敦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在现实生活层上所提供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土方久功扮演了中岛敦的精神导师的角色，在土方久功的启发之下，中岛敦切身体会到了横亘在自身与南洋原住民之间无法超越的鸿沟，明白了自己只是作为一个他者闯进了这片辽阔的海域，由此他也更加清晰地明白了时下甚嚣尘上的“大东亚共荣”“八纮一宇”等“国策”的虚妄性，进而彻底摧毁了他曾经精心建筑起来的南洋桃源式的瑰丽想象。现实中，在这块苦难深重的殖民地里充满了血腥、压榨，在明媚的阳光下，飘浮着幢幢鬼影。被唤醒了良知的中岛敦在离开南洋之后，重新拾起了如椽大笔，在去世之前的短短数月里写下了一串串珠玉般的杰作，这些作品无疑都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矛头直指那个荒诞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