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为如东县树立起滩涂开发的一面旗帜
1985年4月2日上午，在江苏省如东县第二招待所5栋302室，如东县海涂开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周树立接受了我和浩然老师的专访。
我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我家祖传下来有很多财产，我曾祖父继承后，由于兵荒马乱，再加上我曾祖父只知读书，不会理财，家道渐渐衰败，最后彻底破产。我祖父周乾之投笔从戎，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选择进入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军队，一直在军届服务。他参加过北伐。曾经与冯玉祥的关系不错，但后来因政治观点不同，受到冯玉祥的排挤。抗日战争中，我祖父正要率领他领导的队伍投入八路军，由于军机泄漏，他被国民党逮捕，关进太原监狱，经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最终被害于太原。
我父亲两兄弟，父亲是搞铁路运输的，在铁路上搞运转员，打红、绿旗。我外祖父是宣化军区都统，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员。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日本人逼他组织伪政权，他不肯干。日本人就把他家的房子全部占领了，把全家人赶出来了。他就什么都不干了，在北平养老。我母亲是他的大女儿，我有四个舅舅，还有一个姨娘。那时，我刚刚要上小学。我父亲已到了大后方西安。我外祖父就安排我母亲、我妹妹、四个舅舅一起去西安。一路上，是我祖父、外祖父的老部下护送，从敌占区到大后方，在枫林渡摆渡进入游击区，由游击队带领我们找到我父亲。在西安，我们住在杨虎城的老房子里。潼关沦陷，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到了兰州。住了两年，直到抗日胜利。
那时我父亲已经升任耀县火车站站长。耀县出产煤炭，许多商人要把煤运到西安去，就找我父亲要车皮。那些商人给他送礼，被他扔出去了。这些商人不甘心，就合谋对他进行诬陷。我父亲的老师史XX，任国民党政府铁道部的高参，他劝我父亲改变一下环境，并为我父亲争取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公费留学名额，要我父亲去美国留学。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要选我外祖父做国大代表，他不肯做这个点缀，坚决不干。北平解放后，我外祖父给董其武将军写信，要他和平起义。董其武将军接受了我外祖父的建议。
那些日子里，我家出了几件事：
我的四舅舅考取了国民党的空军学校，检查出有肺病，就改考了骑兵，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工学校，但外人并不知道这所学校是搞特务活动的。我四舅舅到了学校，发现并不是抗日学校，而是搞特务活动的。他就偷了两支手枪，逃往延安，半路上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我母亲从兰州赶到西安，准备找老关系营求。当我母亲赶到时，我四舅舅自杀了。是真，是假，再也说不清。
我三舅舅躲避战火到了云南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在闻一多、李公朴的领导下，做了一些进步工作。
我父亲到了美国后，更加认定只有科学救国才是正确的出路。他留学毕业后，到美国南平洋铁路公司工作，他想多学一些美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使用。
经常往来我们家的人，我与之接触较多的人，都是些进步开明人士。像我的姨父是民盟成员，经常发泄对国民党不满的牢骚，经常与朋友、亲属争论。我耳濡目染，受到很大影响。我父母、我，都是从教会学校毕业的，接触过不少传教士，对宗教是比较迷信的。
我的童年就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里。家庭希望我多学知识，重振家业，成为社会的上流人物。我和妹妹都是早熟，我在13岁的时候，对社会就有了一定的洞察力。
母亲既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又不愿过底层人的生活，还是向往着过去的上层生活，一心希望重振家业，但力量又不可能。
抗日胜利，我父亲从美国回来了。身价也不同了。在沈阳铁路局做技术科长，我母亲也去了。把我寄养在北京的外祖父家，我念书时，家里进一步走向破落，但还能维持比较优裕的生活。
我的同学大多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杜律明的儿子，何应钦的儿子，都跟我是一个班。同学中也有没钱的，也有中产阶级。一次偶然的机会，为了到香山去旅行，交通条件不好，路上看到青年前进会的广告，招收学生去旅游。于是，我们报了名。负责接待的两个女同志像大姐似的，要我们填了表，不收一分钱，要我们回去等通知。后来通知我们去开会，讲政治形势，讲国民党的腐败，这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饥饿，反内战，要我们上街去游行，我的任务是拿柏油桶子。我回到家，舅舅、外祖父，把我打了一顿，不让我再去参加。我也没去参加了。
1948年，我从沈阳转学到了上海的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念初一，因功课跟不上，降了一级。上海解放前夕，动荡不安，那些都给我留下了印象。对于蒋经国搞的八·一五，我都知道这些事。我虽然年轻懵懂，但对现实并不是一无所知。
1949年上海解放，在海船上工作的有我父亲的朋友，极力劝我父亲离开大陆，而且不收船费。我叔叔则坚决不让我父亲走。他劝说我父亲，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反正都离不了开火车的。那时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叔叔是共产党员。我叔叔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里的上校军医、党支部书记。当时，家里人处于进退两难。家里没有收入了，没有钱想走也走不了了。就在摇摆不定的时候，我父亲的几个学生，在铁路上当工人，过去曾受过我父亲不少恩惠，此时他们也劝我父亲不要走。要父亲坚信一条，火车是要人开的。在此关键时刻，上海铁路地下党给我父亲“周鼎鑫”来了一封信，是我收的。父母关门拆读，信中向他宣传党的政策，要我父亲留下来，参加接管上海铁路局的工作。于是我父亲就作出了留下不走的决定。
我亲眼目睹，解放军睡在廊檐下，很有感受。
解放后，开始了新的生活。没有三天，来人戴着解放军的红袖章，开车请我父亲到上海铁路局，参加接管，抢修火车“毛泽东”号，在北京登了报。从此，我父亲心胸坦荡，平步青云，担任了上海铁路局的总工程师，又是上海铁路局学会的秘书长，现在已经退休，安度晚年。我母亲现年68岁了，还在区政协工作，是被团结的知名人士。我的几个表叔都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我母亲的工作责任就是做好他们的统战工作。
我父亲对社会上的有些东西看不惯，在反右中说了些直话，不过没有被划成右派，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没有坏心眼。他热爱党，写过入党申请书，但没有被批准入党。组织上还是很重用他，包括毛主席、周总理乘坐的专列来上海，都是交由他指挥调度的。
上海解放时，我读初二。当时军干校招生，派往抗美援朝前线，我报考了，但没有被录取，因为年龄不够。有很多像我一样年龄在十三四岁的青年报考军干校，负责招生的虽然没有录取我们，但动员我们上华东革命学校。这所学校招收的学生只要求年满12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虽不是革命家庭出身，但可以培养。我把生活想像的很美好，只知道革命，我就上了华东革命学校。我去了一个月，就当了逃兵。原因是每月两元钱的生活标准，饭菜比较差，我吃不了这种苦。其实比部队条件要好多了。进入华东革命学校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机会主义分子，认为去解放东山，可以弄个官当当。入校时登记有何特长。我没有登记，我后来说出我会英文打字，领导调我去打字，我看不起，不干。我卷铺盖回家了。这在我一身中是个关键的失误。
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伙伴，参加了南下，现在做了邮电局局长。我当时也可以去参加南下，但我没有去，舍不得离开家。我没有抓住这两次机会，与我的同辈人比较起来，我落在了他们的后面。
那时，我父母也主张我念书。我真正去了也未必能坚持到底。
我还是继续念书，父亲不让我跟有钱人的孩子混在一起。我到了苏州铁路学校，跟工人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我在这里遇上了很好的老师。我的班主任罗卡子，在文艺界很有威望，他是浙江美术学院副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了。他给我们讲课从不按课本，他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他动员我们多看书，我对文学很爱好。那时读书的风气很好。我的外语老师曹国平，现在是江苏师院的讲师。我数学老师，后来出版了专著。体育老师程金冠，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在他的培养下，我打破了苏州大学运动会的记录。我对老师是很尊重的。
“人格的影响是任何东西所不能代替的阳光。”毕业时，老师问我考什么。老师说我是属于注意力分散型的，不是属于注意力专注型的。我很喜欢古典音乐。每到礼拜六，我一个人到基都教会听轻音乐。我是体育运动员。文学我也喜欢。我父亲喜欢国画，我也画画。我父母都喜欢唱京戏，我也唱京戏。据此，老师建议我报考师范，毕业后当教师比较合适。我的老师现在基本都在大学任教。
我报考了21所学校，填写了7个志愿。考试的前一天，我不愿过分紧张，看电影《流氓》去了，路上受了凉，患了感冒，考试砸了锅。第二次报考，我就考到了华东水利学院水文地质训练班。其实这个班不属于华东水利学院，是属于水电部办的中专班。我考虑不上这所学校，到铁路上去工作，但我又不愿在上海丢人现眼，迫不得已就进了华东水利学院水文地质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勘测队工作，之后，足迹踏遍西宁、兰州、祁连山，搞南水北调，没有做出什么大事，反正组织上安排干什么，就干好什么。我看到勘测队的工程师忘我工作，我就主动给工程师们描图，从画草图开始，怎么量尺子，怎么划杆定量，慢慢地学，一点一滴地钻。我应邀给地方上主办的短训班授课，自己也在教学中学习，在地质、测量方面，学到了很多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备了一定的基本功。
1960年开始，国家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设计院撤销了。我面临着两条路选择：退职，转业。当时我25岁，何去何从，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心情非常复杂。父亲要我回上海，打算安排我到铁路部门工作。姑父要我去如东县，他是如东县人，抗日游击队员出身，在如东县的权力部门有着比较广泛的人脉关系，给我安排一个理想的工作单位不存在问题。他特别强调：如东县人杰地灵，只要你有才华，想干事，肯定大有作为。怎么办？我思之再三，最终作出决定：我今生今世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放弃我所学专业。离开本行就是外行。外行是不可能被人重视的。现在回头看，庆幸我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人，回到上海后，不是做临时工，就是摆小摊子，荒废了专业，荒废了人生。我把想法对父母亲讲了以后，他们也表示支持。我姑父通过他的关系，经如东县劳动科正式登记，于1963年把我安排到了如东县水利局工作。同时，我在原单位也拿到了退职金2000元。我用这笔钱购买了很多专业书籍和专业器材。当时的如东县水利局，技术力量非常薄弱，具备我这种水平和经历的人，也有，但是不多。我首先表现出的是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局里没有把我往下属的二级机构派，而是作为以工代干留在了局机关。当时的局长很欣赏我，专门为我成立规划设计室，答应解决所有编制。到如东这些年，我搞过河东的施工，电灌站的施工。到了工地上，工程上就是我一个人做主，指挥四万民工，不惧怕，有胆量。工作上也有股说不出的热情，白天干，夜里也干。
1965年，原单位给我来信，说撤销的机构恢复，要我赶快回去。如东县水利局的局长不让我走，按我原单位的级别给我待遇享受。我也不忍心走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如东县水利局接纳了我，并对我高看一眼，给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我不能过河撤桥，不能忘恩负义。我也用不着再去吃回头草。那时我已经结婚了。我把想法说给妻子听了，征求她的意见。她非常支持我的选择。于是，我留在了如东县。这一留，就是一生一世。
我在如东县成家结婚也是很凑巧的事情。我爱人名叫夏美华，她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她随母下堂，她10岁时，母亲又去世。继父没有舍弃她，父女俩相依为命，生活极其艰苦。我的户口迁到如东，但因经常出差，过年过节又回上海，有些涉及到户口方面的事自己不能随叫随到，感到很不方便。经单位同事介绍，要我把户口方面的事托付给夏美华帮助办理。因此事，我与夏美华就有了接触。那时我27岁，夏美华只有18岁，完全把她当小妹妹看待，没有往别的地方想过。可在接触的过程中，我觉得她很朴实，很能干，也很泼辣。她经常给我洗洗衣服，做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也送给我一份。苏北农村的人很朴实，很豪放，很大胆，对你有好感，就敢于公开表白。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她很爱我。这令我一惊。我其实早就对她产生了好感，只是觉得她还年纪小，不懂得这方面的事，我要与她谈恋爱不太现实。没想到她已经有了这个想法，而且主动地向我表白。我对她说，这是两个人的终身大事，我要征求家里的意见。她说不管你家里同意不同意，反正我这辈子跟定了你。也很奇怪，恰在这时，我收到了初恋的女同学的来信。她家住崇明，也在那里从事教育工作。她曾与我相约，等我从西北调回南方后，她就与我结婚。当我从西北回到上海了，她又不给我写信了。我给她写信，她也不回了。我工作失业，加上失恋，如同雪上加霜，那阵子过得十分的痛苦。后来我到了如东，有了工作，把初恋女友也渐渐抛到一边了。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得到线索，直接把信寄到我的新的工作单位的。我打开她的来信，信中约我去见她。我很快就去了。我是抱着很大希望去的。我与她毕竟是初恋，有很多刻骨铭心的往事是不可抹去的，我与她的感情肯定比夏美华的感情深厚得多，浪漫得多，如果我俩结婚，比起我与夏美华结婚会幸福得多。我俩见面，她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丈夫是轮船上的党委书记。她说爱他的是钱，爱我的是人。虽然结婚了，心还在我这里。她要我等她离了婚，我俩就结婚。我当然觉得这是很不现实的事情。她如果真的爱我这个人，就理应坚定不移地与我结婚。她既然爱钱，就永远不可能摆脱对金钱的欲望，只会一辈子守着金钱过日子。真要与我结了婚，我不可能在金钱上给她满足。那样我俩也会分手。我把这些坦率地对她说了，我表示：我俩以后永远保持同学关系，但在个人感情上不能藕断丝连，应该维护稳定好各自的家庭。我也对她讲了我与夏美华的关系。她问：你真要与夏美华结婚？我回答她：我回去就与夏美华结婚。我俩含泪挥别，此后再也无联系。
我回家，向父母讲了要与夏美华结婚的事。父母不同意，要给我在上海找一个护士，以后再设法把我调回上海。我坚持自己的选择。我父母毕竟都是开明的知识分子，也就尊重我的选择，不再反对。就这样，我就和夏美华结婚了。从此我也就有了一个精神寄托，在如东不再有丝毫孤独感。婚后我们有了孩子。一家三口生活得非常甜蜜。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参与了运动，贴了标语，喊了口号。一夜之间，成立了许多革命组织。我看不惯打砸抢行为，我就什么组织都不想参加。可县委领导暗示水利局，为了阻止外地来串联的革命小将和本地的革命组织冲击水利局机关，也要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以做到自保。水利局成立革命组织时，把我推选为领导成员之一，分工我抓生产。我担任这个职务之后，就以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为武器，组织干部职工，狠抓本单位的工作，全局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武斗。县委号召全县的革命组织都向我们学习。文化大革命中期，到处有两派。我们水利局机关也一样。我不管他，无论哪一派都不参加，都不靠近。“文化大革命”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气氛相当紧张，人人都有危机感，人人都想自保。我第一次看到打人，把老工程师吊起来打。我第一次看到自杀，用玻璃片划破喉管。哪些曾经打人的人现在还在台上。此时我十分害怕受到清理。因为我没有向组织上如实讲我祖父的出身。我担心组织上发现这一点，把我作为阶级敌人的后代处理。我过度紧张，导致精神失常。我父亲在南京路被贴出了大字报，说是上海留下来的特务。外调的来了。我就主动交代了。他们把我带到宽严大会上旁听。他们把我保护性审查关了两年，这里转到那里。又从我家里搜出了英文打字合格证书。还有一个工程师，是东山人，湘江起义回来的。我俩情投意合，曾经在一起跳跳舞，唱唱歌。就说我们是特务。我就承认了，是东山派出来的特务，弄来弄去弄了两年。最后也没弄出什么名堂，就把我下放了。
这期间，我爱人对我是很不错的，她一直来看我，给我送吃的送用的，想方设法安慰我。但我对不起她，至今我都觉得亏欠了她对我的深情。事情是这样的，看守所一个看守我的女同志名叫王萍，现在依然在如东县里工作。我被隔离审查期间，被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不许与外界接触。我的情绪已经消沉低落到极点。我是被专政的对象，王萍是专政的工具。她年纪三十多岁，穿着劳保大衣，从形象上看是很美的。她和另一个女同志轮换看守我。她是浙江人，从小在南京长大。她们天天无聊，我也天天无聊。她孤身一人。原来有个对象，结了婚，很快离了婚。她得知我父亲在铁路上工作，就说她有一个亲戚也在铁路上工作，讲起铁路系统的情况她还比较了解。这为我们两人的对话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她对我很同情。鼓励我不要失望。嘱咐我坚强地活下去，千万不要自寻短见，有朝一日事情总会有个真相的。她文学修养较深，写出的诗很美。我热爱文学，热爱音乐，在我接触的女同志中，能一起谈文学的她还是第一个。交谈中，我俩经常产生共鸣之处。半年时间，天天接触，使我俩之间的鸿沟没有了，不知是她俘虏了我，还是我俘虏了她。我还通过她给我爱人偷偷传信。但是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其他关系。我俩都明白，如果再发展下去，是不好的。我爱人作为一个贤妻良母，是无懈可击的。但我们之间有些欠缺，没有共同的语言。但遇到了王萍，是我很需要的。有共同的语言。王萍说：“我认识你太晚了，要嫁给你是不可能了。”
专案组对我查来查去，没有查出什么结果，就把我放出来了。反正也没有宣布解放。我被放出来时，正好是过年。王萍请假回南京过年去了。她写了封信给我，表示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我。十天后，她从南京回来了，她趁值夜班的时候，怀揣着她从南京带来的糖果、话梅、牙膏，悄悄走到关押我的囚室门前时，这才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但她的举动被人发现了，立即向上面揭发了她。在当时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说王萍是被阶级敌人腐蚀了，我拉拢了革命战士。这样，又把我关进了大监狱里面。我与王萍无法见面。偶尔从窗子的大洞里看到她打水。过了一段时间，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我们那个学习班撤销了。我和当时的县委书记、水产局的党支部书记等一起，被转移到如东县渔场劳动改造，安排我担任组长。在这里搞了半年后，所有人员都遣送回本单位监督劳动。我在掘港闸管所，种菜。我的行动有自由了，可以与外人接触了。我上海的弟弟也来看望我。此时，我在如东县邮局门口碰到了王萍，从她口里得知，她已经下放到曹桥供销社当营业员。我俩久别重逢，有很多话要说，就躲到码头边去说，不巧又被人看到了，我害怕，她却不怕，并要我陪她在大街上走一走。我下放了，遣送回我爱人那里。我和王萍还有来往，我去过，她也来过，我爱人说：王萍能唱能写，你去她那里吧！日子会好过一些，痛快一些。我只好劝王萍找对象。王萍很苦恼，不找对象，就要跟我生活在一起。她和我一同到上海了，说呀，唱呀，好像一切都解脱了。
后来，我恢复了工作，王萍也调到了县城，相隔也很近，我俩发生了性关系。王萍一定要我跟爱人离婚。我说不可能。冷静时刻，王萍也觉得不可能跟我结婚。王萍为了跟我结婚，就与我爱人闹矛盾了，对我爱人很不好。公开地对我爱人说：“你跟老周感情不和，给你一笔钱，你们离婚吧！”我爱人不肯，认为来来往往是可以的，要把我爱人抢走是不行的。我爱人就吵到王萍单位里去了。社会上都同情我爱人。王萍又与我闹矛盾了，说我下不了决心。我的朋友们都劝我，赶快悬崖勒马。这样，几年来我与王萍就没有接触了。
在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沙漠的那一年里，我被释放了，回到了上海，和我弟弟到青浦五七干校看望了我父亲。随之，我父亲也解放了，并且补发了工资。我们全家基本恢复了正常生活，对毛主席充满了感激之情。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工作。我从上海回到如东，主动到岳房建筑站，给他们设计图纸。大家对我很满意，我也干得很开心。然而，冤家路窄，岳房区的区委书记是“文化大革命”中整我的造反派头头，现任如东县人民银行的副行长，他得知我在岳房建筑站工作的情况后，他利用手中权力，向建筑站的领导宣布，周树立的家庭和个人表现都有重大问题，谁要是启用了这种人，谁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就他这一句话，把我的饭碗抢掉了。岳房建筑站的领导不敢对抗他的指示，也不好对我谈什么。于是在饭店里安排了一桌饭菜，站长举杯，含泪宣布为我送行。我自然明白了其中的含义。那一餐，所有的东西在我嘴里如同嚼蜡，内心痛苦万分，但表面强装镇定，谈笑自如。其实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理解我的内心活动，便早早地结束了饭局。我回到家，向爱人周美华讲了真实情况。她劝我，你想有个正式工作，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多做有益的事，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那恐怕是不现实的。你保养好自己的身体，等待时机，你有个正式工作的那一天总会来到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眼前只要能挣点钱，养家糊口就行。别看她文化水平不高，一番话却说得入情入理。我听了她的劝告，不再奢望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为社会作贡献，就凭两只手劳动挣钱，维持一家的基本生活。那段时间，我什么重体力活都干过。海堤围垦，我挑泥巴，当伙夫；插秧收割，种棉治虫。我锻炼了身体，学了技术。
1972年，我被下放到花丰公社劳动改造。农村劳动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感。鉴于我的体力和技术，生产队给记十成劳动力的工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好机会悄然向我走近。花丰公社领导层中，有我过去的两个老同事、老朋友。他俩对我的到来没有表露出任何声色，而当我得到群众的认可后，他俩提议：周树立有才，有技术，现实表现好，得到群众赞扬。人家不用他，那是人家的事。我们如果不用他，那就会犯下错误。因为毛主席说了，无论对待什么人，一切重在现实表现。他既然现实表现得到群众肯定，我们就应该把他用起来，让他发挥一技之长，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花丰公社党委其他同志对他俩的提议一致投了赞成票。1974年初，把我安排到了花丰建筑站工作。仕为知己者死。我除了承担建筑站所有的技术业务外，我还负责筹建了花丰磷肥厂、花丰砖瓦厂，给全公社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我自己也在思想上，精神上，有了一种满足感。
奇怪的是，公社党委通知我，带一个仪器到区上去，测定整我的那位区委书记的试验田。因为当时有人想找他的问题，抓他的把柄，撤掉他的区委书记。社会是舞台，人像唱戏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台，有时很可怕，有时很可亲。我对区委书记的试验田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测定结论。既没有锦上添花，也没有蛋里挑刺，完全公正公平。花丰的干部、群众都认为我做得很好，对我更加高看一眼。1975年，县里通知我回县等待安排工作。花丰公社的领导和群众都舍不得我走。我到了水利局，接待我的支部书记是一位女同志，她宣布给我落实政策，作为国家职工，工龄从1963年算起。我说：“感谢组织对我的关心，但我不想回局机关来了，我要在花丰公社扎根落户。”这位女支书瞪大惊讶的眼睛看了我一会，最后代表如东县水利局表态：给你三天时间，请你慎重考虑后给出答复。花丰公社的领导都坚持要我回到县水利局工作，给出的理由是：那里舞台大，能够更好地发挥你的作用，造福于全县人民。也可以对花丰公社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这样，我回到了如东县水利局，分配我做海岸带开发工作。此时，我已进入不惑之年。我一心想夺回已经失去的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干起工作来简直不要命。领导安排的工作，我干；领导没安排的工作，我也干。干出成绩，我不贪功；干出差错，我主动担责。按常理，我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应该变得世故老成，四平八稳。但我却恰恰相反，我不愿意过那种旱涝保收，平庸无为的日子。我在海岸带开发工作中，前前后后得了几个大奖。第一个是南通市政府颁发的水泥护坡二等奖。我不是这项技术的发明者，而是第一个应用者。用1斤水泥，9斤沙土，加上适量的水，浇筑护坡，达到一定的强度。美国采用这项技术，建筑水库大坝。江苏省采用这项技术，建造小型桥梁，使农田水利建设联网成片，旱涝保收。我提议把这项技术用在海堤护坡上，效果一定是好的。但权威人士摇头，说海堤护坡是生命攸关的大事，一旦缺了口，那是不得了的。在我的坚持下，搞了几个工程都失败了，受到很多讥讽。如东县水利局的领导始终是支持的，鼓励我不怕失败，继续试验。但市里的某些技术权威是反对的。做试验的海堤中有一段，大概50公尺，没有坏。相比之下，我发现那些坏了堤段一是高度不够，二是施工时间不对，被冻掉了；三是背面没有防护，被冲掉了。局里的领导支持我得出的结论，发动有关方面一起干，经过一两年时间，水泥护坡发展到了十多公里。经过了六号、十四号台风考验，没有问题。经过省市专家鉴定，我获得了南通市科研成果二等奖。本来，完全可以获得一等奖，但由于有争议，只给了二等奖。1984年，这项技术再次获得了江苏省水利厅科研成果奖，南通市政府奖励150元，相当于市里的一等奖。目前，我还在继续水泥护坡研究。我除了水利工作之外，就是搞科研，写论文。我写的《如东现代海岸进退的分析和围垦关系的探讨》，是我多年观察的结晶，文中观点得到南京大学的肯定，收入了南通市区划论文集。
自从1975年我回到如东县水利局工作开始，局领导就安排我兼管海涂开发工作。那时，海涂开发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我基本上是孤军奋战。我一方面奔走呼吁，一方面拿出研究成果，到了1980年，海涂开发在如东县、在江苏省作为一个新型的学科蓬勃兴起，引起了中央、省里的重视。江苏省成立了海涂开发管理局。我成了海岸开发的专家。1983年，南通市海岸开发会议在如东召开，当时的市长、副书记，如东县副县长金德福都参加了会议。也是南通市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海岸开发会议。市长问我：你可不可以在东凌垦区承包1400亩海涂进行开发。我回答：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市长当即表态：给你三个条件：雇工招聘权，经营管理权，产品处理权。几年不计征购，不收国税，工资照发，提职提薪。
我首先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顾平，他是研究土壤学的，又特别能吃苦。于是我动员他联手一起干。我俩当时定的目标是，前三年要把土壤的盐分从千分之十降到千分之二以下，植被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土壤有机质提高到百分之八。第四年要有利润。要在海涂开发事业上实现一个大的飞跃。我在这个大会上发了言，向市长承诺：决不辜负市长的厚望，苦干实干巧干，力争四年之内向市委、市政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当时，还有录像，讲话有录音带。结果，单位里头有阻力，局长发了脾气，很不高兴。有些同志说我脑子发热。扣我工资百分之二十。如果三年之后成功了，奖我百分之二十。我笑了。是市长、市委书记叫我干的，你们不服从，岂不是让人看笑话。他们层层设障，不给经费，时间上拖。1983年没有干起来。南通市农委主任找我谈话，说有人反映我搞海涂开发的真实目的是自己想搞成万元户。针对这种说法，我提出：只愿出力干，只要经营权，不要产品处理权。真正干起来的时候，都想安插人。我不接收。我坚持自己招聘，自己挑选。
1984年3月，东凌垦区1400亩海涂开发项目终于上马了。我跟顾平商量，光靠我们两人是不行的。他赞同我的意见。于是，我和他分别动员了顾铁夫等三人参加，组成五人联合体。人家说我们是如东县水利口的五大名将齐上阵。副县长金德福对海涂开发的前景极为看好，无论在任何场合，都是旗帜鲜明地对我们五人所从事的海涂开发表示支持，要求相关单位，最好作动力，如果作不了动力，最起码不能当阻力。谁要当阻力就要追究谁的责任。南通市政府拨给了两万元，作为项目启动费。我们用这笔钱，在海涂开发方面作了一些小的改革，当年见到了效果。为了显示我们的决心，也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用当年的收益，盖了一栋小楼房。金县长对此极为满意，他说：你们满怀信心地在这块海涂上扎根了，接下来就要开花结果了。我通过党委和政府给予我的地位，争取舆论支持，采取一定的办法，加快海涂开发的步伐。然而，哪怕是微小的改革，都是十分困难的。我很着急，一次在如东县知名人士迎春茶话会上，我向县委、政府提出建议，应该高度重视知识分子落实政策难的问题。不久，县政府任命我两个职务：如东县海涂开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如东县围垦办事处副主任，副局级。同时兼任中国南通东光事业开发公司海涂开发公司副经理。
这之前，我曾向领导提过，我不是要当官，但我不愿意为糊涂官办事。我被评选为县里的先进工作者，晋升一级工资，记特等功。副县长金德福也晋升一级工资。
我的致命弱点就是个性不好，眼里容不下沙子，不愿人云亦云，不会绵里藏针，更做不到委曲求全。我在工作上希望加速效率，不愿受到束缚。我同意步鑫生的观点，错了，自己承担责任，对了，领导表扬。时光不饶人。我已渐渐老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干不了多久了。为了海涂开发事业后继有人，我把小康作为助手带在身边，随时向他传授如何以传统的办法搞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益。我准备两年之后，让他独立的开展工作。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这就是我走过的人生道路。
我的毛病很多。我不是张松林那一类型的人。我经历了新、旧两个中国。我所接触的人当中反动的、革命的，都有。我的姑父姑母都是十九级干部，在化工部工作。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坦率地讲，我从不看他们的书。我是中国人，我热爱我的祖国。我不愿装成道貌岸然的样子过清教徒式的生活。我认为西方有很多好东西。我女儿喜欢穿花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支持。有条件，我就搞一点现代化的享受。我在交朋友、爱情上都有波折，我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在道德上最需要的东西是光明磊落。喜欢跳舞，我就跳；我喜欢港台歌曲，我就听。但工作归工作，工作起来不能有半点马虎。有人认为我荒唐，浪当。我认为：我真有那么多资产革命级思想的话，我还感到很荣幸。我觉得我脑子里更多的是封建思想。
人的年纪大了，锐气就少了，我比不上张松林，我的条件也不可能让我比得上他。我现在的工资是技术12级，60多元，加上级差，补贴，共80多元。爱人患糖尿病在家，不能外出做事。大女儿现年23岁，在东凌垦区试验场做现金会计，联系业务。小女儿现年19岁，在县水利局器材采购站做发货员，月工资40元左右。
我爱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我的过去很谅解，对我的现在很理解。她支持我去看外国影片、看足球、跳舞。我对她并没有减轻情感。
王萍是我真爱过的女人，她高中毕业，很喜欢诗歌，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我在审查室，第一次与她接触，她知道我爱唱戏，就要我教她唱戏，唱《智取武威山》中的小常宝那一段。她用条子给我写词《一江春水碧如蓝》。送王伦《桃花流水深千尺，不如王伦送我情》。她起码有这个常识，一拍击合，马上取得共鸣，谈文学、谈艺术。我走时，她写了四句诗给我。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感情不可能不好起来。她走的时候，送了一缕头发给我，就因为我讲了她的头发好看。从这些小的方面最能表达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我很感激王萍，对她很抱歉。她过去离过婚，甩过几个男人。我是很知道她的。我知道她不是那种人。我们现在一年碰面一次。看着彼此都渐渐地老了，感情也随之更加淡定了。
1985年4月3日夜于如东县第二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