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林令婉，不愧为烈士的后代

林令婉，广东人，现年47岁，工程师，北京地质学院毕业。中等身材，白格灰条衬衫，蓝布裤子，紫色红塑料凉鞋。卷发、粗眉、牙齿有点点暴。1984年9月26日下午，她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爸爸林基陆，是革命烈士，牺牲在新疆，1943年被盛世才所害。他先是在新疆学院任教务长，国民党说他赤化学生，后把他调库车县任县长。他早年在东京搞学生运动，1937年被党中央召回延安。我母亲陈英素，在日本时怀了我，在延安生我，她一直随部队，步入老年后转业到地方，任江西省文联副主席。我爸爸牺牲时年仅27岁，我未见到过我的父亲。解放后，母亲才把我从广东爷爷奶奶家接到身边，开始到湖北，后调到北京。我是在湖北念小学，在北京念中学。我继父是长征时的红军医生，现为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兼医学院党委书记。

我母亲在日本，帮助我爸爸管理文件，公开身份是音乐系学生。我爸爸喜欢写剧本，用文艺形式联系学生。我爸爸是在上海由周扬介绍入党，两次被捕以后，就被派到东京支部去工作，1934年去，1937年召回延安。

我是受了母亲的教育，在师大女附中念书，决心继承父亲遗愿，又听了地质工作者的宣传教育，我就立志当个地质工作者，当时有人说女同志不能搞地质工作，我很好强，你说不行，我就偏要行，总共11个大学志愿，我有9个是填的地质学院。

我在大学期间学的是放射性专业，毕业时，很多人要求留室内工作。我认为搞地质的，大实验室就是野外，我要求到父亲牺牲的新疆去工作，因为当年那里不要人，我就没去得成。我又要求到内蒙去，那里正向地质学院要人。我办手续时，又说福建是前线，别人不愿意去。我说别人不愿意去，那就我去吧。我正好希望上前线。我便改派来了福建。我从小就单独生活在学校，母亲在部队，几个月就转动一次，根本没时间管我。我在选择地质学院的时候，母亲要我认真考虑，我说早考虑成熟了。母亲见我是父亲的一根独苗，希望我生活得好一些，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我来到福建，先把我安排在地质局工作，我不肯，坚持到野外去。书记对我说，需要你留在地质科搞设计工作。我跟他辩论，我就说：国务院有要求，地质学院的毕业生必须先在野外工作5年，然后才能在室内工作。我辩赢了。书记就批准让我到野外去工作。

后来，我被留在了室内工作。我是学俄语的，从早到晚，泡在办公室里工作，与地质人员混在一起，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没想到后来给戴上了只专不红的白专帽子，延长了三个月才转正。这个时候，却把我放到野外去工作，走遍了闽北的建欧、建阳一带，对全省进行普查。我到野外，好像是鸟出笼一样，我那个队，就我一个搞地质的女同志，男同志怎么走，我就怎么走。

有一次，我跟到现场去了，晚上，一个人走回来，在闽北的深山老林里是可怕的。我没有带图纸，茅草很多，迷路了，转来转去，很怕，生怕有老虎。我在学校实习时也迷路过一次，边走边回忆，终于回到了山路上。心里很想见到人，又怕见到人，怕见到坏人。只有啄木鸟在头上唱，溪水在脚下流，有一个挑担子的山民，始终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送我到了队部。山里人诚实、可靠。令我终身难忘。

我真正的野外工作是在将乐。经常碰到竹叶青蛇，眼镜蛇。一次看到蛇吊在树上，转回身；又看到树身上一条蛇，捡了块石头，石头底下又是蛇。一下就碰到5条蛇，我们随身带的是季德胜蛇药。碰到蛇盘在路上，我就拿棍子敲敲，它就走了。人家说我傻，不知道可怕。我好像觉得并没什么值得可怕的。在我负责分队工作期间，一次勘查面临下陡壁，连男同志都很害怕，两腿发软。我就带头，抓住一根树枝，荡了下去。男同志觉得体重，生怕树枝压断、摔伤，我就要他们绕道过去。

我在学校，有过一段恋爱生活，我们班的一个党员同学向我求爱，他说：“如果我们能成功的话，我帮助你入党。”我很反感。不与他谈恋爱了。他就告我的状，说我不跟他谈恋爱了。我20岁考入大学，毕业时足足25周岁了。

工作之后，我们队里的工程师，业务比较成熟，我就和他好起来了。后来组织上发现他隐瞒了自己出身地主家庭的阶级成份，就把他调走了。调走时，领导还特地安排我去陪他吃饭。他走了，我的什么问题都出来了，这是1964年的事情。后来，我挨批评，其中就有一条说我谈恋爱立场不坚定，组织上给我施加压力。我妈妈来出差，顺便到邵武野外工作队看我，她也阻止我跟这位隐瞒了身份的工程师谈恋爱。当时，全党都是这种思想，我妈妈自然也是这样。我也就不敢坚持自己的看法，和他断掉了。他现在仍在新疆工作。我现在的爱人是林宛光，也是搞地质工作的。

我是1976年调到局里来工作的，搞铌钽会战。结束之后，我搞全局的成果展览，以后，我就在科技处工作。

我曾经与我带领实习的大学生有过一次历险，令我记忆深刻。那次，从河南拉一条剖面，拉到湖北，进行区调。在山头看下面，一片开阔地，以为很近，其实一下来，进入沟洼就出不去了。拉到哪里，就在哪里睡觉，睡在山上破庙里，铺开油布、行李就睡觉。在当地老乡家吃饭，苍蝇多，吃了就拉肚子。在山沟里跳，从这块石头跳到那块石头，到处是瀑布，很难走。上不去，陡崖；下不了，深沟。抓住树枝，野草，往上爬。又没路了。只好又像小孩玩滑梯一样，滑到原来的路上，再从石头缝里钻，朦胧的月光下，发现有一条灰灰的小路，就往前走。看到一农舍，开始不敢过去，生怕是坏人。屋里出来一老太婆，热情地把我们接进屋，给我们煮饭、烧水。我和那同学也不敢吃，继续找到公社。公社书记正在电话会上到处找我们。我们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4点钟，留下纸条就走了。实习的同学们唱着《地质队员之歌》，找了我们一通宵。第二天相会了，大家好高兴。我们那次迷路是夏天里，山沟里长满了野莓，像芒果的果子。一边睡，一边走。后来听说，我们找出山沟的第二天，有一个小孩给老虎吃掉了。

野外地质工作者，漫山遍野跑，背着背包，远看像土匪一样，近看像讨饭的。胡子长，头发长，衣服短。小伙子，就像老头一样。我们都不愿到家乡去干工作，给亲戚朋友看到了，怪难看的。我就认为，中国这么大，那里都可以干工作嘛！我把大女孩交给公公婆婆抚育。一对双胞胎男孩，就交给我父母亲抚育。我的产假满了，就即刻回到野外工作。双胞胎是在野外生的。那时，连奶妈也找不到。小孩得了软骨病，罗圈腿。1973年，我父母从监狱放出来，我们去看二老，他们就叫我们去给孩子看病。女孩5岁，就跟外祖母在南昌上学。现在18岁，读科大二年级，生物系。两个男孩，正读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