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陈善亮，心明眼亮探汞源

陈善亮，浙江大成岛人，现年48岁，工程师。1984年9月26日上午，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1957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全家现有100多人居住在东山。我是1948年，跟着一个很小的叔叔来到福建念书的。大成岛浩劫是1955年1月。我当时在福州念中学。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有三个同学是右派，分配到湖南。我本来是分到湖南，后重新分到贵州的。

贵州省汞矿资源丰富，汞，又名晨砂。贵州省的汞矿最多，占全国汞矿的89%。贵州的汞矿大多是清朝开采过的老矿洞，像有名的白马洞汞矿。汞矿开采过的洞很小，普查要从洞口爬进去，洞里黑呼呼的要点灯，容易垮塌，还会碰到野兽。与搞其他野外普查比较，除了共同存在的艰苦之外，还时刻面临着危险。

我是共青团里的组织委员，我主动要求到普查队，做汞矿调查。组织上接受了我的申请，安排我跟随苏联专家谢格洛夫，他50多岁，是斯大林派来的。他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年轻人要能吃苦，越苦越好。他嘴里这样教育我，自己行动上更是这样做，哪里找矿最苦、最险，他就亲自带着我去哪里，危险地方他都是走在前头。我当时还是实习生，就任命我担任普查组组长。

有一次，在修矿县平坑找矿，4个人，其中一个山地工人，姓曾，党员；一个取样工人，少数民族；一个党支部书记；再就是我。我当时胆小，很怕进洞，少数民族工人先进，前面带着手电筒，我带电子灯走在第三爬进去的，进了10多米以后，有一个圆洞，面积较大，可能是采矿较多。走在第一个的姓曾的工人结结巴巴地讲：“有、有野兽。”我们急了，握紧地质锤，准备战斗。老曾追那只野兽，洞口又被第二个人堵住了，野兽夺路而逃，冲过第二个人，继续冲了出来，钻过了我的胯裆，原来是只猪。我们都没有受伤，只是虚惊一场。

贵州的开阳磷矿，有几个工人找矿，在深山密林中发现老虎，派人去报告，上面立刻派来了很多人，把老虎赶走了。还有一个开槽的同志在洞里找矿，看到一只老虎蹲在洞口，他知道，老虎是不进洞的，因为洞里有蝙蝠，蝙蝠屎屙到老虎身上，就会溃烂。开槽工躲在洞里等老虎走了，才敢出来。

一次在修文县龙岩，刻槽工郑兴典，30多岁，斜身进入山洞，按照我划的样取样。三点钟左右刻完了槽，不小心电视灯掉进了黄泥潭里，他只好一根接一根的划火柴，衣服也点不燃，因为洞内太潮湿。他只好蹲在原地不动。我和组里其他同志回到住地，吃晚饭时，清点人数没有发现他，就赶紧带了手电、电视灯，回到江岩矿来寻找。我们对着洞内大声呼喊，他答应了。我爬进洞，看见他蹲的手脚发抖不能动弹了，是我把他背出来的。第二天，他照常上班。

同样在这一矿区，我们取样以后，鉴定此地矿石好。平手伸进采样的洞内，探到有两个垂直往地底层的洞，放线下去测试，竟有24米深。我们立即准备下洞，每个人身上捆了一根粗绳子，留一个工人在洞口看着绳子，防止坏人剪绳。每个人抓着绳子，相继下洞，采集样本。从洞里上地面时，我和郑兴典主动留在最后，要别人先上，因为先上的较安全，后面的危险一些，如果前面的踩掉石头就会压伤下面的人。前两个人顺利地上到了地面，郑兴典上到一半，双脚沾不到洞壁，上不去。我就把绳子尽量往下面洞壁上拉，让他的脚能接近壁面。如果他身上带的十几斤重的样品掉下来，就会把我砸死。好在我们都出了洞，上到地面，仰天躺在红薯地里，大口出着粗气。此时如果有饼干、白开水，就是求之不得了。

此事不久，有个叫杨东征的同志，参加过上甘岭战役。一次进洞取样，他带的水不好，听到附近洞里有滴水声，他就去接水，摔进洞里，当地一位老农从洞口经过，听到哎哟哎哟的声音，赶紧报告给我们。我们赶到，把他从洞里拉出来，手脚摔断了，将他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我们下到他探矿的洞里，继续取样，可洞内漆黑，随身带的手电也没电了，身上的火柴全划完了，洞内阴风很大，只燃了火柴头，连火柴棒都无法点燃。不过我们凭借经验和感觉，还是取到了样本。此外，我们在洞内还发现了祖先留下的烟袋，碗、缸、尸骨。可当我们从洞里出来时，听到令我们撕心裂肺的坏消息，杨东征被抬出山里不远，不等到达医院，他就死在了半途中。他在上甘岭战役中留回的一条生命，就这样奉献给了祖国的地质事业。他的离去，给我们心灵留下巨大的创痛。大家都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决心要把他牺牲的那个矿洞探个明明白白。那个矿洞，是清朝时候开采的，结构复杂，弄不好进去了就出不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必须先画好方位图。星期天，我也不休息，到洞口勘查画图。天上下雨，就将雨伞把插在上衣口袋里，用下巴夹住，腾出双手划图。

我从1957年到1961年，都是在贵州搞汞矿普查，哪里普查，就到哪里安家。从1961年到1963年，进入特种水晶普查阶段。这是高度保密的。领导考虑到我有东山关系，因此就没有要我搞了。

在贵州的道正县，我们往四川交界处追矿。叫一个同志从大路走，在公社接我们。一路上，途中下大雨，杳无人烟，无地方躲雨，全身都湿透了，带的衣服也没一件干的，到了旅馆先吃饱肚子，躺在被子里，衣服顾不上洗就先晾起来，真是等皮蒙鼓呀！我得了急性气管炎。此时，队里来了电报，要我到遵义县城去开会。我只好拖着高烧41度的躯体，艰难地爬上一辆拖木材的便车，赶到遵义县所在地，汇报了工作，然后赶紧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每4个小时打一针，吃流汁，不饱肚子，我就请一个同志悄悄给我带馒头。结果被护士发现了，再也不让队里的同志来看我。

患病、虱咬、蛇咬、狗咬，没地方住等种种困难，对地质工作者来说，如同家常便饭。每次外去普查回来，队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身上脱下的衣服，全部放进高压锅里煮，目的不是煮衣服，目的是要煮死衣服上的虱子。

罗旬县矿区探矿，要走60里不毛之地，全是蹚水，才能到达苗族居住区。队里的行政人员都害怕，不愿带探矿组去。我在探矿组负责，征求技术人员的意见，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大家异口同声愿意去。并不是搞技术的人就不怕死，而是一种强烈的责任心。因为这个矿区很复杂，有利于提高业务水平。队里给予三天时间，建一个临时工作和居住地。于是自己动手，用树桩、树枝、竹竿、茅草，搭建起一座茅棚，联结玉米干子，做成茅棚的间壁。又就地取材，支起简易床。夫妻与夫妻之间相隔，也就是如此。用裤子当袋子，下山60里，背米上山。我是在综合组负责，遍身浮肿，可不仅不能休息，除了正常上班之外，还要经常加班加点的工作。分队的党总支书记对我们知识分子很有感情，他和他的母亲就熬中药给我喝，帮我治浮肿。我小便多，一个晚上爬起来三四次，四肢无力，饭量特别大。我当时已结婚了，家里寄去的营养品也不解决问题，邮费很贵，几个工资都花光了。我当时很苦，但很有乐趣，不知道什么是苦。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开阳县的人民代表，共青团员。组织上把我作为业务尖子培养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队上的人们给我的绰号是“权威”。尽管受批判，却工作热情不减，一年勘探一个矿区。

在贵州开阳磷矿杨水矿区极乐矿段找矿的日子里，我作为大队工作组派到这里，专门负责抓设计。贵州工学院地质系来了4个人，实习锻炼。分队负责技术的领导和贵州工学院的同志，与我们在技术上发生了分歧。他们提出打三四条勘探线，钻机一定要打在线上。这是地质上常用的办法，我提出来反对这种办法，不在线上打。技术人员在讨论技术问题时，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是很固执的。于是，把我们的两种方案，提交大队党委讨论，大队长、副大队长都很同意我的方案，又把两种意见报到局里，请省局的颜总工程师裁定，省局最终同意了我的方案。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人认为我在海外有黑线，要我写检讨，并逼我揭发颜总工程师的问题，我始终没有按那些人的要求做。我虽然为此吃了很多苦，但我无怨无悔。“文化大革命”期间，贵州省地质局在惠水县弄了一个五七农场，把我搞到那里劳动。两三个月之后，又把我这个又臭又硬的知识分子弄到修水县的一个农场，开荒、种麦。接我们回单位的汽车，不在贵阳市里停，生怕我们看大字报。局里两派打得一塌糊涂。两派都抓我，都要我来抓技术工作。我不参加这一派，那一派，但我愿意抓技术工作。我倒成了技术负责人。我为了躲避两派斗争，我借解决遵义锰矿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到长沙冶金设计院咨询、请教，我便离开贵阳，只身北上长沙。登上贵阳开往长沙的火车，又遇到了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开车前，列车长要求车上所有的人都要向着火车的正前方三鞠躬，向毛主席表示忠心。我觉得这太封建了。我不想做。但每节车厢的列车员盯着的，说是谁不鞠躬谁下车。被逼无奈，我也只好三鞠躬。人的一生，往往会无可奈何地做出很多违心的事。车到怀化，看到一个爬车的妇女，带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脑袋耷拉着，看样子病得很严重。既没吃的，也没喝的。我天生就同情弱者，便拿出自己带的一饭盒包子、一军壶开水，要她跟我一起吃包子，一起喝水。眼看那个女孩子吃了包子，喝了水以后，渐渐有了精神。我心里很高兴。满意自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没料想从长沙出差回到贵阳，一月之后，我自己发现了肝炎病，就是传染的那个女孩子的。单位批准了我的病假，我回到福州住院治疗，此时我爱人在福州成了逍遥派，有充裕的时间，有足够的精力对我进行护理、照料。于是我很快治好了肝炎病，体力也得到恢复。当时两派斗争还没有完全停息。我没有急于回单位，就到福州的一家安装队劳动。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很好，然而到一个单位，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却停留在口头，喊的多，落实的少。媒体吹的多，不合实际。像我住的房子就只有九平方米。住房窄、入党难、工资低。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有谁来具体解决。行政人员的待遇，总是优于技术人员。领导总是考虑自身的利益多，为群众、为知识分子考虑的少，甚至根本连想都不想。

我对贵州很反感了，说我好，也是那些人，说我不好，也是那些人。我死也不愿死在贵州，坚决要求调回福建，换一个环境工作。经过自己反复争取，我调到了福建省地质局闽北四队，搞沿海砂矿调查。我在船上不用床，其他人昏船，呕吐。我是船上长大的，很习惯生活在海上。我带着一部分转业军人到海上作业，碰到雨淋，他们还骂我。骂我的人现在已经自杀了，因为他爱人跟别人搞两性关系。

我的儿子在上海医学院耳科系，19岁，读了4年，快入党了。女儿读小学五年级，被授予福州市优秀少先队员称号。

我辞去了福州地质学校教务处副主任。一个多月前，我调到了省地质局资料室工作。

我敢讲，我没有辫子让人可抓，我不怕。我虽然有亲属在东山，但那是被强掳去的。我曾经痛骂过福州地质学校的一位副校长，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我看不惯他的霸道和自私，所以我要骂他，教训他。这个人在邓小平上台以后，被降职当了学校图书科科长。我们教务处60多个教师中，只有20个党员，教务处正、副主任都不是党员，成立一个党支部，却没有适合的人选担任党支部书记，只好请图书科科长当党支部书记。这下对我入党可大为不利了。就因为我骂过他，他就报复我，不让我入党，所以对入党我也就不去想他了。不是我不想入党，而是把持着入党权力的人不让我入。这并不影响我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感情。我只要自己思想上入党就行了。仅凭我教育儿子必须积极要求入党这点，就足可证明我对党是何等的忠诚。

现任福州市教育局局长，是我高中时的班主任老师，我没有钱上学，是他供我上学。我读大学，也是他出面帮我争取到助学金。几十年来，他一直引导我往入党的道路上走。我至今还没有入党，只是觉得愧对了他对我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