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邱礼仪，策马西南都是情

邱礼仪，福建泉州人，工程师，1964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普查系。高个，白条褂子，棕色裤子，牛皮鞋，瘦长脸，头发向后梳，高额头，高鼻梁，浓眉，大眼，嘴唇周围黑黑的浅胡子，浑身皮肤黝黑。1984年10月6日上午，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十分健谈，边谈边做手势。

我基本上都在野外工作，刚在室内工作两年，我是泉州人。学校毕业出来，分配到四川地质局，安排在攀枝花矿区工作。那是铁矿，规模很大，在2000多米的大火山上。属于彝族区。

我们进入攀枝花矿，没有人，进去是坐牛皮筏子进去的，一次一人。一年以后，四川省地质局要搞21万平方公里的地质图，包括四川的甘孜洲，阿坝洲，红軍长征的大雪山一带，青海的玉树一带，西藏的昌都地区，云南北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以前是空白区，没人搞过地质。地质部要成立一支能吃苦的队伍，跟土匪，高山，雷电打交道。

从1966年开始，我带一支分队，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后，1975年我就回到福建，在闽西长汀一带，主要是搞矿产普查，带一个分队，第一次找磷矿，第二次找铁矿，后来是找重晶石矿，这中间还找过沸石矿，一干就是5年。1980年，党的政策明确提出，要照顾知识分子，组织上考虑到我泉州家里有老有小，为了便于照顾家庭，就把我调到地质9大队。1980年到1982年搞区域地质填图，1：5万的比例。后来，我在队部搞综合研究，基础地质，编图。还搞经济地质。这就是我的经历。基本上都是在野外工作和生活。

我的工作、生活比较有意思的还是在四川那一段。整天骑着马，毛驴，穿行在大山、草原、湖泊之间。我从小在泉州长大，吃苦无所谓。6000公尺的高原地区，无所谓苦，虽然看不到人，但很有意思。随身只有部收音机。每两个月，或一个月，两个小组才能碰头一次。如果不按时碰头，就是出事了。我们100多人，都骑马，各自带着手枪，或机枪，那十年下来，大约牺牲的人数相当于两个小组的建制。

我们离开川藏公路，连续走了七天七夜，估计200公里，靠着指南针、军用地图，穿过原始森林，藏族同胞做向导带路，七天七夜没碰到一个人。森林里是灌木林，松树，大杜鹃花，登了二郎山几十趟。那种生活，很苦。

我们工作的是三江地区：雅砻江，澜昌江，金沙江。不毛之地，无人烟区域。那一片，过去地图上是没有详细的记述的，我们进去，作了填补。我们与金钱豹，野熊，狼，打交道。钓鱼，当地叫土鱼子，没有鳞片，长条条的，圆滚滚的，很多。没有线，就用手套线，用大头针做钓，两个小时可钓几十斤。金沙江里的鱼叫细甲鱼。石头底下有一种水爬虫，捉到，作为钓饵。

我们带进山去的是腊肉，海带片，生姜片，黄花，盐巴，吃上两个月，成都再给我们送进去一点。有时断粮，我们就吃马料—蚕豆。分队7个人，12匹马，一人一匹，其余5匹马是驮东西的，帐篷呀，粮食呀。藏族话：水叫“缺”。毛泽东思想，叫“毛泽东拱巴”。房子，叫“拢巴”。打招呼：喂！就是“阿啰”。亲切一些的，喂！就是“阿巴”。烟，是“多挖”。那时，藏族也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我们是敲敲打打的。

一次在昌都县的妥坝区，有土匪，是兵站的同志讲的。大家一听这个情况，不敢深入进去了。我就主动要求去。条件是人由我挑，枪要好的。领导同意了。给了我7个人。兵站负责同志讲，那地方很复杂，土匪多，还是别去的好。我要去，要他派几个兵护送。兵在外围，听到枪声响，就接应我们。技术人员工作，工人站岗，有情况及时报告。晚上，住帐篷。工作时，有工人报告：大树后面有人。我说：把枪对准他。我们工作了四天四夜，接近川藏公路做饭时，突然，一个藏族人骑一匹光背马，向我们接火，问我们去什么地方。问了以后，往回走。土匪的马是没有装马鞍子的，一人两匹马。这是土匪的象征。附近商店是12点开门，下午3点关门。我就指挥向30公里外的青泥洞出发。晚上有六七十个土匪，在青泥洞附近找我们，没有找到。在玉峰铜矿，土匪包围了我们地质队，每个土匪两把大刀。我们地质队先向妥坝兵站求援。妥坝兵站没办法，要坚守油库，不能离开。又向青泥洞求救。也无办法。就向200公里外的兵站求援。地质队开了一辆小车，冲出来，灯光强烈，土匪的马害怕，让出一条路，赶到妥坝兵站，报告了情况。兵站派了一个司务长、一个战士，带着冲锋枪。他俩对空放枪。土匪问：干什么的。答：解放军部队。后面一个班，最后两个连正跑步前进。突然打开车灯，马受惊，让出一条路，冲了进去，和地质队一起还击。土匪吹响口哨，逃掉了。第二天我去兵站，指导员还以为是我们被包围了。我说：我没电台，如果被包围，只能拼一场。这是1971年的事情。

那时，土匪经常诱骗我们出村子，我们不上当。有一次，十几匹马突然跑了，我命令两个藏族向导把马追回来。半个钟头后，他俩追回了马。我问什么原因。两个藏族同胞讲：从山坡上下来一个白白的东西。我喊醒了一个四川的党员同志，我俩一个提了一支枪，在地上爬着前进，我俩商量，如果有人来，就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只要见到有人，就把他打死。晚上不能完全入睡，站岗，如果打散，明天在指定地点会合。我们分三班轮岗。从一点到两点多，由我站岗。我听到对面山坡上有响声，马就惊慌，想跑，很凄惨。我也很害怕。发现是狼群。我把同志们喊醒，提起驳壳枪，对着空中连放了三枪，就没事了。第二天，我们去找矿，从距我们驻地20多里的一座牧场经过，得知昨夜有20多头羊，几头毛牛被狼咬死了。狼群面对汽车时，狼不怕。汽车迎面压过去，狼就突然逃掉了。

在这一段，我们骑着马过去，狗熊不让路，马很高大，每头至少1000多斤。狗熊只有300来斤。狗熊的皮很硬，子弹打不进去。狗熊没被打死，它就冲过来咬你。我们就拿着面盆，饭盆，敲得叮叮当当响，它们就害怕，跑掉了。狼也怕这声音。这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方法。狼在黑夜里怕火。它们晚上用掌子敲我们的帐篷，我们就睡在里面。

我们在格曲河的南边，看到狗熊在河对面捉老鼠，老鼠没有尾巴，抓一只，往屁股底下放一只，不压死，又去捉另一只，原来那一只又跑掉了，又再去捉一只，围着老鼠团团转。狗熊很笨，我们看得很好笑。我们在昌定地区，经常看到老百姓的脸孔是往一边歪着的。因为包谷成熟时，狗熊来偷包谷，老百姓去赶。狗熊最怕人的脸，首先一掌就抓人的脸，一掌就把人的脸抓到一边去了。其余看守包谷的人就敲盆子，狗熊吓跑了，受伤的人送到医院，面皮已经萎缩，再不能复原，脸就歪了。

一次，四清工作队的老同志开枪打狗熊，狗熊受伤，没死，就逃，逃到一棵树后，躲起来，老同志没看到，追上去，被狗熊打翻在地，老同志很有经验，假装死了，脸面朝地。狗熊以为他死了，坐在他身上，打算把他推到雅江里去。狗熊不吃人肉。另一个小青年追来，看到这番情景，吓坏了。狗熊看到小青年，站起身，扑过来，小青年提起五四式手枪，啪啪几枪，打到了狗熊的心脏。狗熊最怕打胸膛。狗熊死了。老百姓们便扎了木筏，顺雅江而下，把老同志送往医院治疗。

那年秋天，我们在四川金沙江边测量地质厚度，工人李振庭，从部队转业的机枪手，中饭后，大家都休息，他想进山采点蘑菇，独自背只背篓，朝山沟方向走去。我想不大妥当，单独去存在危险。我不要他去。他说没关系。我就把手枪给他了。不一会，他回来了。裤子破了，脸抓烂了。他说，五条狗熊追他一个人，他从悬崖上跳下来，才甩掉狗熊的追赶。他开枪，一梭子弹打完了，也没阻挡住狗熊对他的追赶。我闻了闻枪，果然还有火药味。是他在树下发现了小狗熊，打小狗熊，洞内大狗熊出来，追他，他开枪，枪响，狗熊停，枪停，狗熊追，五只狗熊同时追，他急中生智扔去背篓，狗熊追背篓，一看，上当了，又追他，他从三四米高的崖上跳下来，裤子在树杈上挂破了。第二天，李振庭提了步枪，再去打狗熊，我不让去，他要去。有一个藏民要求同去，借我的枪，我没肯，怕出问题。另一个地质工者有支猎枪，借给了他。我心想：也好，看到底有没有狗熊。他们去，打枪，狗熊跑了。在狗熊住过的地方，小狗熊没打死，大狗熊发疯了，把大树拔起来了。过了一天，乡长回来，听说有狗熊，上山去打回一只，熊胆都擦破了。把狗熊剁成块，分头扛下山，共400多斤。仅熊胆就有18斤。

在藏区3元钱买一只羊，无论大小，任你挑，还杀得好好的。一头毛牛，20元。那里的鸡，很小，每只只有一两斤，脑壳小小的，会飞，3毛钱一只，任你自己捉，捉不到就用石头打。一元钱可买35个鸡蛋。乌鸡，在树上睡觉，我们发现了，打一枪，就是几十个。一只熊掌，在西藏值5毛钱。獐，鹿，麂子，野鸡，是很好吃的。黄羊跟着人走。攀羊，一只上百斤，爬到山崖上，我们打一枪，就掉下来了。野兽，跟人还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你不惹他，他不会惹你。见到鹿我们就打，它不会还击。羊、岩羊、黄羊、獐鹿、兔子，都可以捉到。兔子肉最好吃，在那些动物中算得上第一。高原上什么动物都有，唯独没有老虎。有一次过草地，我们在老百姓挖的陷阱里，捡到一头獐猪。有一次在公路上行进，看见路中间盘着一条蟒蛇，用石头把它砸死，蛇皮卖了几十元，蛇肉煮汤，肉很嫩，很好吃，汤清甜无比。有一次，我们7个人上山，打了一只一百多斤的山羊回来，用高压锅炖，一餐吃了十多斤，其余的全扔掉了。鹿血可以治胃病。猎人打了一条马鹿，给我们一条腿，78斤，晒干，哪个地质队员患了胃病，就煮鹿肉吃，吃几次胃病就好了。那里像大仓库一样，要吃什么，只管去拿。

那里的水很冷。水里有很多的鱼。有次测量遇到解放军，把我们接进他们的驻地住下。刚安顿下来，司务长向我借了7匹马，说是出去一下就回来。果然，他出去不久就回来了，只见每匹马驮了两个大麻袋，袋里全是鱼。原来是他用一只手榴弹在雅江里炸的。晚餐，解放军用鲜鱼招待我们。第二天中午，司务长带着我和两个战士去河边钓鱼。他们三个钓鱼，我剖鱼。我剖一条鱼，他们钓起来两条鱼。只一个多小时，钓了100多斤鱼。此后，我们也钓鱼，吃不完的就铺在草地上晒成鱼干，每次回到队部，把鱼干、肉干送给家属，很受欢迎。

藏族不吃鱼，他们把鱼当成水菩萨。我们吃鱼，他们很反感，偷偷的骂我们。“稀稀拉拉！”是藏族骂人的话。金沙江旁，细甲鱼，七八斤一条。我们想换一下味道，吃鱼丸子。这道菜只有我这福建人才会烧。野韮菜，比家韮菜还好吃。鱼丸子里放一点野韮菜，味道更鲜美。我们留当地的乡长吃饭，没告诉他是鱼丸子。他吃了，问他好不好吃。他说好吃。我们告诉他，吃的是“亮”。他不相信，把鱼骨头拿给他看，他立即吐得一塌糊涂。藏族把乌鸦当旱菩萨，把鱼当水菩萨。因为藏族人死了，采用两种处理办法，一种天藏，死尸剁成豆腐块，放在山上，脸朝底下，烧树枝，冒大烟，乌鸦看到了，就来吃。那年部队进西藏时，司务长在小河边洗肉，被乌鸦啄走了一块肉，他火了，开枪打死了一只乌鸦。藏民见状，包围了部队。部队怕事情闹大，枪毙了司务长，作为烈士对待。还有水菩萨，就是人死了，用一根牛皮，系在脖子上，拖到河里，让鱼吃。尸体被鱼吃了，和尚再把骨头捡回去，砸碎，撒上粘粑粉，让乌鸦吃掉。天葬场里，有很多鹧鸪，有很多头发。我们看了，很怕，提起手枪壮胆。我在新龙县上占区，半夜听到有人敲门，秘书告诉我，桥上有人影，是否坏人破坏。我俩提了枪，就一起过去了，发现有人，悄悄包围过去，原来是死了人，扔下水，水葬。1971年，在昌都的澜昌江钓鱼，发现有一根绳子，拖过来一看，绳子上系着一具死尸。

藏族是乱婚制度。只认得到母亲，认不到父亲。一次，我们在金沙江旁的贡觉县与山崖县之间的一条沟里，藏民见到我们，是第二次见到汉人，第一次见到汉人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见到我们，边奔跑边哭喊，我问翻译小孩哭的原因，得到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小孩边哭边喊，他见到了从没见到的野兽。我们到张国焘部队留下的老红军家里去，慰问，送给他们毛主席像，给他们理发。他们哭了。他们跟藏民结了婚，生儿育女。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清楚。藏民对汉人很客气，很热情。你尊重他，他就尊重你。过去，他们饱受藏族土司，相当于汉族的地主、富农的欺压，如今当家做主人了。他们十分感谢毛主席、共产党。他们把我们当成毛主席、共产党派去的人，所以对我们特别亲切、客气。

我们的翻译，母亲是藏族，父亲是汉族。翻译叫“通月”。到他家做客，一进去就敬酥油茶，是用长木筒装着的。先把茶叶倒进去，再放牛奶。牛奶装在羊皮缝成的袋子里，反复揉，牛奶就从毛孔里冒出来，刮下来，放进茶里。对尊贵客人，就打鸡蛋到里面。我第一次不能吃，想吐，但不能不吃。藏民给你东西吃，你不吃，就是对主人的不尊重。藏族吃牛肉是不煮的，牛杀了，剥皮，用刀子一块块割下来，沾上盐，就吃。

1966年4月，我初次进入藏区，与康定县篮球队打友谊赛，打了20多分钟，人很难受，海拔2800多米，二郎山，3800多米，严重缺氧。我为了锻炼，就把车开到4290米的山上，从上跑步到下面，习惯了，再打球，就不累了。我当时年轻，27岁，体质好，所以干什么事都把我推到第一线。尽管一个月看不到一次电影，尽管没有煤油点马灯，尽管风大无法点燃蜡烛，但我们不觉得苦，反而觉得那种工作和生活很有意义。分队没有女的，全是男同志，连开个玩笑的对象都没有。我开始骑马，很怕，半天以后就可以赛马了。有时也摔得头破血流。骑马人体力要好。因为马往前跑，是没问题的，就怕突然转身，会掉下来，比较危险。

有天，我们正在走，听到前面枪响，我催马跑过去看。是翻译打了一只兔子。我说用子弹打兔子化不来。晚饭后，他就去打獐子。天黑了，刮风，他没回来。我带上几个人，举着火把去找他，听到他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呼喊声。我们赶紧迎过去，原来他打了好多獐子，一次搬不走，分为两次，轮着搬。所以迟迟不能归队。他见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用子弹打了这么多獐子，这该合算吧！有一天，我们去瓦日看铜矿，天黑了，我们看不见路，只好让马在前面引路，走着走着，走到一处，马不动了。我们划火一看，原来是走到悬崖边了。一匹马接着一匹马，不能转身。我们就朝山下喊：“啊啰！啊啰！”上来了一个藏民，从马肚子底下钻上前，把马鞍子卸下来，再把马一头一头的拉转身。他引领我们的队伍下山，还帮我们背马鞍子。他把我们直接带进了他的帐蓬，留我们住在他家。我吃了他家招待的奶粉，肚子疼得打滚。翻译就找老阿妈的麻烦。老阿妈吓坏了，通夜守着我，给我喂羊奶。半夜，我拉完肚子，好了。休息了三天，走时，我给老阿妈送了三斤茶叶，她哭了，送我一程又一程，还流泪了。

有时也会与藏民发生误会。那年9月底，我们在乡城测量，那里核桃很多，质量好，价格便宜，一角钱一斤。大家考虑到11月返回内地，于是都买了点核桃。我们返回内地，途经一座藏民的村子，藏民把我们包围了，抢了我们的核桃。我们的人要打。村长也希望我们打。有一个当过兵的藏民，不许村长打。村长和这个民兵打起来了。我就问一个背步枪的人，他是公社武装部长，藏民为什么要抢我们的核桃。原来是我们此前从这里过去的时候，马吃了他们的青稞，没有赔偿他们。其实这不是我们的马吃的，是马帮的马吃的。我们把事情真相讲清了，他们就把东西还给了我们。

我们绘制的昌都地图，准备去参加加拿大盟得尼尔利国际地质年会。因为东山地区去参加了，我们就没有去了。绘这个图，是从1966年开始，1971年结束。后来又在高原上绘1：20万的地图。昌都是西藏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原来属于西康省。后来，金沙江以西，划给西藏。站在峡谷的两岸，可以说话，要走过去握手，却要走一天一夜。有一次测量，七八十度的坡，只有尺把宽的土梯，两公里长，下去有七八百米，掉下去了，骨头都没有了。当地人在千把米高的陡壁上凿了一条小路，伸向江里，只看一眼都头昏。沿川藏公路两旁的藏民洗脸，很清洁。一次，我们走进了内地，听到老远的地方有声音，是一个长头发，个子比我们高的人，穿件羊皮袄，躺在地下。藏民一辈子不洗澡。这是他们祖传下来的生活习惯。有一次，下雨，雷就在我们头上滚动，害怕导电，把身上的罗盘，铁绳，还有子弹，全部扔在一旁，死死的抓住缰绳，马就打圈圈。等到雨住了，就回来捡起先前扔下的东西。有一匹马，到了它的老家，它认得出来，高兴，跑到前面去。鞍子掉下来，马受惊，它猛转身，其余马受惊，人摔下来，有的挂在树杈上，还有的掉进江心。我走在最后，马上跳下去，抢救。我就写了一张条子一手举着，一手提着手枪，在公路上拦车，来了一辆自行车，看到我，摔倒了，以为我是土匪，被吓坏了。我要他带着条子，到县招待所，找到我们的人，把条子交上去。我的条子上写的是，要马上派医生，派车子过来救治伤员。那个人把我的条子交给了粮食局的一个司机。司机喊不开招待所的门，就从墙上翻进去，守护的狗扑上去把司机咬伤了。招待所里正在午睡的人听到狗叫人喊，赶紧起来了，招呼制止了狗，马上派人，飞车来抢救我们。车冲过了我站的地方，我鸣了三枪，车停下，让我上车，把伤员拖回县城，全部救治好了。此后，我们又绘制了1：100万的地图。在这里找到了许多矿，主要是铁矿，铜矿，金矿。

有一次，我们要18匹马，去看一个地方，一个17岁的女娃赶了18匹马，赶到察雅县来接我们。因下雨，我们不去了，要她把马赶到山上去放。第二天，她告诉我们，到了她家，另换一个男人给我们赶马。我叫翻译给她1块2角钱。当地行情，赶马是8角钱一天。给钱，她不认识。告诉她，这是钱，可以买回菜叶。她高兴得不得了。到了她家附近的山头上，她狂呼，告诉她爷爷，她拿到钱了。

我们有七八个组，要七八个翻译。上面派了女同志卓玛给我们组当翻译。卓玛本来是派到民族学院去学习，回来当区长的。卓玛作风不好，就要她离校回去了。她到我们队当翻译，与我们组里一个叫马翠良的同事好上了，生米煮成熟饭，她对马翠良表示，如果不与她结婚，就跳澜沧江。马翠良无奈就与她结了婚，带回了四川。卓玛，藏语就是漂亮的女菩萨。还有一个同事是四川人，没钱回到当地讨老婆，就带回去了一个藏族姑娘。

当地林场场长是福建人，接我们到林场去玩，用梨子招待我们。他在我们面前痛哭流泪，诉说他的身世，他是随部队进藏，战斗中负伤，就地安置，讨了藏族老婆。几十年来，他特别想家，想亲人。他见我是福建人，就把我当成了他的亲人。他问我生活上需要些什么？我分队的工人说：别的都不需要，只要包白菜。在当地，包白菜是十分珍贵的。本地不产，要从内地运过去。他把储藏的几棵包白菜全部送给了我们。他除了送给我包白菜，还送给了我马苓薯。这在藏区都是很珍贵的。我感觉到只收他的东西不好意思，就回赠了他一箱面条。他十分高兴。

藏民喂猪，是赶到山上，半月才看一次，不见了，就找一找，找不到，也就算了。有次，我们发现一群猪，以为是野猪，放枪打，打死了两头，其余猪还是不跑，我们就用棍子赶，也不跑。到了区里，把这事告诉区长，才知道是区里喂的猪。我们要赔偿，他们高低不肯要。藏民喂羊，白天赶出去，晚上收回来。有的藏民种点青粿。西藏察雅县香堆区，是文成公主嫁出去的地方。这里是种粮食的。

我家里只有母亲，父亲早年去世，母亲也就我一个儿子。我从小在泉州长大。1966年夏天，母亲病危，发电报要我回去见最后一面。我日夜兼程，所有火车均因红卫兵串联，不通，只好坐汽车，搭货轮，费尽周折，花半个月时间才赶到家。那年我28岁。还好，我到家时，母亲病情有所好转。可我无法留下孝敬老人。亲戚都劝我找个对象，替我照顾母亲。我匆匆忙忙回来，在泉州市里哪能找到好老婆。于是我就在农村找。因为农村姑娘纯扑、诚实、忠厚，不得偷汉子出问题。这既是迫于无奈，也是正确选择。从相亲到结婚，整个过程仅10天。婚后我在家也只住了一星期，人家婚后都是度蜜月，而对我们地质工作者来说，小两口有一个星期的甜蜜时光，就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了。我留下妻子在家守候老母，我含泪踏上了归队的旅程。这些年，我妻子在家尽心尽力地侍候我的母亲。我得以在遥远的藏区安心工作。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把妻子的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政策规定，丈夫要具有工程师职称，工龄要满20年，妻子才能农转非。我今年8月1日已有了20年工龄。申请妻子农转非的材料已经报上去了。孩子还没有上户口，只有出生证。大的是男孩子，16岁了。小的是女孩子，14岁了。大的读高三，小的读初三。两个小孩上学读书因为没有户口，遇到很多的麻烦。常人是不可理解的。

我们北京地质学院是5年制。我如果是中专毕业生，早有了20年工龄。大学生多5年学龄，规定的20年工龄，也要从参加工作之日算起，这一点都不合理，不合法。像我这样相同情况的一批工程师到一起，就私下斥骂，制定这政策的人简直是猪脑袋。

我从泉州，到北京，突然分到西藏大山区。我对在那里工作，没有半句怨言。每月工资90多元，也觉得很满足。但是爱人户口迟迟不能农转非，严重影响孩子上户、入学，诸多后顾之忧，我是有意见的。我结婚了，只住了一个星期，把母亲交给爱人护理。母亲动大手术，也是爱人护理。我第二年没回来，第三年才回来探亲。

国家建设各方面都需要重晶石，王文华要我去长汀看看，对那里的重晶石储量作出判断。到底有多大？是大矿？还是小矿？当时争论不休。影响到领导层的决策。我先看了区调资料，表示不想去。王文华就一定要我去。我带了福州地质学校5个实习生，坐车到长汀，途中花了一整天时间。我查看了两天，得出结论：不是小矿，而是大矿，厚度6米，长度800米。大山深处，山上的树叶堆积了两尺多厚。我和5个实习生顺着矿的走向，每隔十米摆一个学生，打大S型往前追，仪器扫过去，落叶太厚，看不到地面。追呀追，追到了6000米，看见被大风刮倒了的一棵大树，树根把重晶石拔出来了，裸露在地表。我们高兴得欢呼起来，信心和劲头都更足了，继续往前追。接下来，我和5个实习生，进入无人烟地区，勘查了三个月，每天不是钻茅草，就是穿荆棘。有时没有水，洗不了米，做不了饭，就啃生红薯。有时遇到一丝山泉，就赶紧捡柴，生火蒸饭。直线进山都是6公里，再加上山下沟，七曲八弯，就不知有多远了。我和5个实习生，从1979年7月份到11月份，在深山老林里连续勘探了5个月没有出来。直到确定找到重晶石矿了，我这才要求组织上派两个女孩子给我们煮饭，以便我们集中精力继续勘探查明重晶石矿的储量。我们在其中勘测了一小块，储量就有4410多万吨。目前正在开采。打钻，打到200多米深处，都还有矿。重晶石的作用很多。把重晶石打成小块，压井喷立竿见影。医药上贝餐透室，油漆上的立得粉，都是重晶石提取的。造纸业更是需要。永安重晶石矿，含量70%，是目前亚洲最高储量的重晶石矿。整个矿体长度有6000多米，只开采了800多米，就有4000多万吨。据我所知，整个山东省，才有1000多万吨重晶石储量。德国的里英重晶石矿，储量才500多万吨。一吨重晶石，美国人出价36美元，我们要50多美元。如果磨成粉，就升值为80美元一吨。美国专家来看了永安重晶石矿以后，邀请我们去美国介绍经验，与他们合作探查重晶石矿。作为地质工作者，不管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只要找到矿，就是最大的幸福。

永安矿上马，进入施工，就到了1980年。我这才向组织上重提调回老家泉州的要求。省局党委很快作出了同意的批复。我走时，我的大队长兼党委书记杨春生不干，硬要留我。他问我重晶石矿有无把握，我说：“有绝对把握，如果没有矿，你到泉州去抓我。”他追问：“你怎么有把握？”我说：“我搞地质的，没有这点把握，还搞什么地质。”目前有100多人在那里勘探。原规定50万吨就是大型重晶石矿。美国要求我们每年向他们出口20万吨。要运到内地，公路受不了，必须修铁路。我们坚持要价50多美元一吨。否则，不卖。重晶石在沉积岩里面。永安矿仅勘探就可干十多年。一年开采30万吨，可开采上百年。

地矿部部长孙大光曾是四方面军的，那年他在海南岛参加了油田会议之后，专程飞福建，要看古田会议旧址。途中，陪同的省局领导顺便向他汇报了永安重晶石矿的情况。他听了为之振奋，瞻仰古田会议旧址后，特意绕道永安，考察了那里的重晶石矿，他称赞：“永安矿的发现，既加快了老区人民致富的步伐，又助推了国家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毛主席在天有知，肯定伸出大拇指夸奖你们为全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