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董知全，山水秘密全知晓

董知全，江苏盐城人，工程师，1958年毕业于南京地质学校矿勘专业，分配到福建省龙岩地区地质局工作。圆脸，脸上两个酒窝。大耳朵，平头，黑发夹白，淡黄色眼镜架，铁灰色的良褂，拖鞋。说话不急不忙。我们采访他，是在1984年10月7日的上午。

我被分配到龙岩地区地质局工作时，这个单位刚组建，业务归口福建省地质矿产局管。开始3个人，以后发展到7个人，成立3个分队，一台钻机。20多年来，其中去贵州11年。

龙岩地区有九个县，每个县都有地质队，我们主要是指导县地质队。1959年，我们专区地质队3人，从长汀县出发，向北，经过1年，转到南部，再到西部，对全县的矿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踏勘，不要求做太细的工作，因为资金有限，但标准较高，比如说煤，煤洞在哪里？有多少储量？用罗盘，皮尺，测绘地形图，标出储量。踏勘过程中，编辑踏勘简报，一式三份：大队，地方，自己各一份。每天早上吃了饭出发，中午在当地老乡家，碰到什么吃什么，生活十分艰苦。1962年，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下马了，合并到福建省地质矿产局第5大队，主要是搞无烟煤，现在是搞有烟煤。

1963年，我们30个人在漳平大坝普查煤矿，大队技术负责人要求1964年元旦写出普查报告。几天几夜没睡觉。我搞储量计标。每天6点钟起床，吃了早饭上山，11点下班，中午休息一下，又干到晚上6点，吃了晚饭又干到半夜。吃点加餐，又干到天明。从12点到转钟2点，是特别累、特别要睡的时候。喝浓茶，抽烟，驱除劳累和瞌睡。终于在元旦前写出了报告。

1964年10月份，在贵州水城，寻找煤矿，目的是利用水城的煤，支援西南建设，支援四川攀枝花铁矿炼焦。再从攀枝花拉矿石到水城炼钢。这是当时的设想。

1965年7月1日，我们在贵阳麻城找到了我国的第一座金刚石原始矿。那种喜悦无法形容。金刚石的作用：用于电线钢丝，电灯泡里的乌丝。之后，山东找到比较大的金刚石矿。一个习拉是200毫克。颗粒越大越值钱。碎片值不了多少钱。人造金刚石，硬度还是不过关。

我从1965年到1975年10月，都是在贵州寻找金刚石。金刚石比一般矿石重量的比例大得多。找到它的兄弟，才能找到它。重砂就是它的兄弟。重砂测量、重砂取样比较辛苦。在河槽里水流的地方，突然让水转弯90度，重砂就沉积下来了。我们在贵州省瓮安，一行13人，2个地质，1个检验，淘冼2个，炊事员1个，其余是工人。每次取5个地方的重沙子。取到大样时，大家都在一起搞，如果取的是小样：几十斤，100斤左右，就是一个地质员带一个组。普查拉开横线30里，每年搞七八次，短的一个星期，长的两个月。地质工作流动性比较大。在矿区工作，每次一般可稳定两三年。

从贵州回到福建后，我被安排在龙岩马坑铁矿，指挥20多台钻机，寻找煤矿。地质工作是艰苦的。在农村搞普查，只有南瓜，黄瓜，白菜，猪肉、鱼虾都买不到。中午带馒头上山，有的是前一天晚上的剩饭，炒一炒，带上山当午饭。带上山的南瓜，中午就酸了。天热，馒头硬了，吞不下去，就用冷水泡，泡软了在吞。那年在安溪县下溪坑找矿，当地老乡不种什么菜，我们就到街上买咸菜干，有时也能买到一点肉，放在一起蒸，早晚餐也是咸菜。有时借住老乡家，没有正规的房间，就住在猪栏上面，下面是猪，蚊子多，臭气重。有时住在自已搭建的工棚里，垫上稻草，跳蚤多，满身痒，捉不住，就在手掌上贴一块胶布，压跳蚤，十捉九稳。被子上布满了白点。

沿河沟找样，有时是浅滩，有时是深沟，碰到一条蛇，舌头朝着我，它不动，我也不动，我就想爬上一块露出水面的石头，给蛇让出一条道，不曾想石头上长满了青苔，我爬上去，滑下来，膝盖摔破了，血直流。蛇听到水声，也被吓走了。中午，碰到两个放木头的工人，问我：为何单独在深沟里跑。不安全呀！他们告诉我：高山上的一个洞里，藏了一个土匪。晚上进村抓鸡抢粮。才被民兵抓住两天。我听了，心里胆怯了。就连这两个人我也有点怀疑。便想赶快离开此地，但自己的工作没完成，又不能离去。我每年从3月份，一只在水沟里跑到11月份。

1973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又开始分配了任务，我是搞矿区地质图，总合，核对，编制刻面图，确定矿区的勘探方法。每天早上7点上班，除了吃饭，一直干到晚上10点30分，11时熄灯，是自己发电。有一天，表停了，以为只有9点多，电熄了。天上下雨，路上坑洼，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敲醒隔壁的同志，借了手电，才回到家。提前完成了我承担的项目。

如何对待地质工作？我的同学中，有几个上海人，想考铁道学校，不知怎么考到地质学校来了。听到火车叫，就想到铁道学校。人到了地质学校，心还想着铁道学校。进地质学校后，整个第一年里不听课，不参加任何活动。到了第二年，为了拿到毕业证，才勉强听课、做作业。每回考试，成绩刚刚60分。根本没学好地质。毕业了，分到福建来了。这算是分得比较好的。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俩跑回上海，不能上户口，只好又回到福建。

我是农村长大的，放牛，割草，下田，上地，什么都干。我家是中农，每月还要给学校交6元8角钱。父亲想让我回去劳动，祖父支持我上学。因为家里困难，就考不要交书钱的学校。那年，南京地质学校在南京考区招300人。我就考上了。当时也搞不清地质是什么。反正觉得干地质工作，总比当农民舒服。我曾祖父，幼时读了几年私塾，每天别的同学有中饭吃，他没中饭吃，就啃两个红萝卜。我祖父只读了三个月书。父亲读了三年私塾。我自己要不是共产党的培养，哪能读到地质学校。我家是国民党、共产党的拉锯地区。白天，国民党来，我们就跑；晚上共产党来，我们就出来上学读书。淮海大战之后，盐城那地方才稳定下来。南京地质学校安排我在浙江实习，很高兴。分配时，老师问我，想分配到哪里？我回答：对地质工作，我思想上是热爱的。服从国家分配。越远越好。那时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怀抱着远大理想，心忧天下，志在四方，分得越远越觉得光荣。学校就把我分到了福建龙岩工作。我爱人是厦门大学毕业的。因1958年急需人才，只学了一年，提前毕业，分配在地质大队搞科技图书工作。我俩是在这里相恋的。我的家人都在上海。我妹妹在上海工务段工作。母亲每隔几年来福建小住一段。老人不大适应这边的生活。她来福建最近的一次是去年7月，住的时间比往次长了许多，整整6个月，到今年3月，再也挽留不住了，又回上海去了。

安排我去贵州找矿时，我的大孩子刚出生两个月。去贵州之前，省局领导指示大队，组织我们学习《纪念白求恩》，特别要学习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那种精神。我们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大队长，副大队长，他们也不清楚。于是，他俩就到省地质局去了解。原来是要派我们去贵州支援西南建设。我没什么，年纪轻，思想不复杂。我有4个同事，对象是福建的，去贵州之前，就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也有个别的同志要求留，还有个别的同志要求对调。领导上决定，一个不留，一个不调，300个人同时走。原来使用的桌子，凳子编号，交给办公室，不管了。自己的东西随带。30个人分为一小队。我是小队负责管钱的。为什么要我管钱呢？因为我有小孩，不会乱跑乱花钱，更不会卷款逃掉。

10月，福建天气很好，到了湖南、贵州多雨，阴天，半月不见太阳。住房是茅草，泥巴墙。我、妻子、孩子，总共才住十平方米。也没什么东西。也感觉很痛快，大多数同志没怨言。南方的野猪比较多。打到一头，可供我们改善几天的生活。

开始，要我负责一个组的工作，我很为难，还有一个女同志：李蕴华。首先取样老师傅们就在河流的较深处取样回来，他告诉我：流水转弯时，重砂就会在内侧重积下来。在水流陡急处，前方一点，取样效果好。河流从狭窄处，到开阔处，砂沉积，取样也好。河流分叉，分叉处定有小岛，在小岛前端，重砂沉积，取样效果好。每样事都有开头时期，关键在闯过第一步。走过了第一步，也就好了。

1981年体制改革后，成立了技术资料室：打字组、变图组、科技组、资料组。每个报告，向省局送4份，地质部送2份，自己留几份。去年，我所在的技术资料室被评为先进科室。

技术资料室，基本上属于服务性质的工作，给野外工作提供资料。资料室的同志，年纪比较大了，有的是三八钻机上下来的女同志，工作量很大。局里还经常考试。去年9月初，我们自己办班，进行培训，先练字、绘图。8个女同志考试，录取了3个女同志。定了条件：考试录取，先学习半年，考不上的，哪里来，哪里去。讲课，做作业，学员劲头很大，每晚学到11点半。星期天也不休息，没有节假日。平均分数有80多分。考上录取的同志，分到组里，边工作边学习。在地质队，对绘图工作还是有人乐意干的，轻松，干净，技术也强。每月向大队提交一个报告，每星期召开一次生产会议，事先把工作安排出来，每个工作人员心里就有了数。

野外勘探，有的地方陡，上不去，就抓住树枝，吊过去。有时进入深山沟，一点风没有，很热。我们就早早的起床，炊事员一同上山做饭。吃了中饭，炊事员就下山。我们就争取在下午两三点最热的时候回到住地休息，下午5点再起来继续工作。

学习的主要资料是报纸。作为一个组长，工作、生活、住宿、学习，样样都要管。到了一个站，组长先要去踏勘，联系好住处，设计好搬家路线。我回去通知搬家时，就把自己的工具藏在草丛里。一般随身带几件衣服，两本书，工具，就行了。汽车送不上山，就有老乡送我们上山，自己也挑，有时雇马夫送。首先是安排好伙房，解决吃饭问题。接着是落实住处。一般情况下安排女同志住在老乡家。我把好的住宿条件，让给同志们。只要领导带头吃苦，对于同志们来讲，再苦，也没什么怨言。

地质人员最高兴的是找到了一座矿山，绘制出了一份地形地质草图、地质剖面图，完成了一个地质报告。例如，追踪矿藏时，天色已经很晚了，人也很疲劳了，恰恰断层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心里一高兴，不想放下，继续往前追。目标追到了，太阳已经下山了，月亮升起来了，大步赶路往回走，越走越有劲，追着月亮走。1976年，大队主办赛诗会，每人都要赛诗，从不写诗的我也大胆地写了一首：

翻过一山又一山，

汗水湿透内衣衫，

请问同志你为何干？

我誓为革命把矿探。

大家都跟着来了一首，很高兴，表现出乐在其中的精神。

每当要过年了，别人忙于准备春节物资，办年货，我们却忙于写地质报告。生活上也有苦，也有乐。在贵州的日子里，有一个星期天，碰到了广东人，买了一条狗，20多斤，买上花椒，辣椒，白酒，一锅炖了，大吃一餐。在龙田的日子里，也是星期天，碰上卖鸡的老乡，一般只有5角钱一斤，鸡蛋5分钱一个。十几个人，买上两三只鸡和一篮鸡蛋，煮鸡汤，炒鸡丁，蒸鸡蛋，煎鸡蛋，变着花样加工烹饪，海吃海喝，猜拳干杯，十分痛快。

贵州老乡的生活比较差，白苗族，女的穿白裙，男的穿麻布衣服，前胸像褂子，后背拖到脚跟。十二三岁的小孩光着屁股。每家一个煤炉，睡在煤炉边上。不洗脸，不洗澡。包谷米是主粮，基本见不到大米。逢干旱年，只能用马铃薯当主食。包谷米，细的煮稀饭，粗的煮了吃。他们上山劳动，带上几个包谷，两个马铃薯，捡上一堆干树枝，抓把干草，划火点燃，将包谷、马铃薯放在火里烧，捞出来，拍一拍，吃一口包谷，喝一口泉水，就是最好的午饭。填饱了肚子，继续上山锄草。

当时在贵州找矿的，汇聚了三个方面的力量。一是我们福建的，二是湖南的，三是贵阳设计院的。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大家合作得很愉快，相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到了星期天，都是相邀着上集镇采购当地的土特产品，进商店买衣服鞋袜和日用品。大家都很喜爱当地的民族服装，觉得老乡穿着好看的，也会买上一套，在星期天、节假日里穿上，相互展示自己的漂亮、美丽，使整个生活区显得异彩纷呈，丰富多样。我们把矿山位置确定了，从各地招来的亦工亦农的职工兴高采烈地进矿了，当地群众看到矿山开采生活改善的美好前景敲锣打鼓庆祝了，而闽、湘、黔三省的地质同行要在这时分别了，大家心里虽有难过之情，但更多的则是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们虽然要与这里的大山道再见了，要与这里的老乡道再见了，我们相互之间要道再见了，但我们把一腔深情，把满怀斗志，把欢歌笑语，把机器轰鸣留在了这里。那一刻，我们都流下了泪水，泪水不是咸的，而是甜的，只有此时，我们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