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徐第清，一身清风入八闽

徐第清，江苏常州人，1957年南京地质学校毕业。1984年10月17日上午，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从学校毕业时，要求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那时的年轻人都是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本来，我是分到江苏，但觉得没有离开家乡，江苏出生，江苏成长，江苏上学，又要在江苏工作，太没有出息了。我不愿意。学校负责分配的老师对我说：你想去的新疆、内蒙、青海、黑龙江，分配名额都已经满了。我说我不是早就报名了吗？老师说：党员、团干优先。谁叫你不是？我无话可答。我问：除了这几个地方，还有没有比江苏偏远一点，艰苦一点的地方？老师回答：福建。那里是海边，又是前线。天天炮声不断。你敢去吗？我胸膛一挺说：有什么不敢？！我正想去解放东山嘞！我要去福建。老师说：你写个申请改派的报告吧！我当即就写了，当即就递交了。我要求来福建工作的报告得到批准。我怀揣着理想，满腔热情地踏上了赴福建的旅程。一路上，我想像着福建是个什么样子。出发前，我查了一些资料，知道解放前的福建地质工作几乎为零。解放后福建的地质工作也开展得很少。我初到福建时，全省只有地质工作者100多人，火车只通南平，从南平到福州只能坐轮船。南平市是闽北的重镇，但只有木板房，偶见一两栋砖房。生活上比现在苦，交通不便，但我不仅不怕苦，内心还暗暗高兴，这种艰苦和不便正是我所选择的，我所需要的。从江苏平原来到福建，开门就是山，满眼山连山，山套山，山里还是山，山外也是山，难得见平原，既狭窄，又壮观。我们住的竹房，盖的竹瓦，睡的竹铺，吃的竹笋，围的竹片。我没有想到苦，也没有离乡背井的愁绪。有的是新鲜、好奇和激情。

1958年，随着全国地质工作的飞起，福建的地质也有了一个很大的起点，尤其是通过一个群众找矿运动，发现了很多线索，为矿产地质工作提供了资源。社会上对地质工作也有所了解。我当时被借调到寿宁县煤炭指挥部。我的声誉比较高，都夸我有办法，能唤醒地下的矿产。我在业务上要求进步，考起了北京地质学院函授大专，取得了文凭。那时，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我有一次在多金属矿山工作，两个月没有下山，破破烂烂，不修边幅，群众认为：这是些什么人？又这么有钱。那时的补贴是工资的55%。那时的东西很便宜。两分多钱一个的鸡蛋。

1962年下放，福建全省地质工作者15000多人，下放到只有2000多人，大伤元气。1971年、1972年国家形势好转，福建采取招工的形式，收回了一部分当年被下放的地质工作者，1978年又回收了一部分，总数不到300人。我们整个地质工作队伍从闽东南沿海到龙岩，到闽北，流动找矿，就像流水一样，流经该区域的每一寸土地，做到不漏矿。每个人肩上都有着一种神圣感、使命感。

1969年开始，我就从事管理工作。那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地质工作者的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没想到现在反而有所下降。原因：50年代，农村很艰苦，我们比较起来，经济条件算是好的。70年代，有两大吸引力，内招，工资比较而言高一些，主要多出野外津贴那一部分，那时都还没有奖金。这几年，市场开放，农、工、商搞活，生产发展了，奖金有了，我们的野外津贴比较起来，微不足道了，内招也停止了。工作和生活待遇，与地方比较起来，有所下降了。老地质工作者从事野外工作也有了困难，年轻地质工作者又对野外生活不适应。他们认为爬山苦并不可怕，最怕生活单调，平乏，苦闷不丰富，离队思想比较普遍，都希望有一个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当然也有少数人愿意为找矿贡献毕生。例如福州大学分来的1981、1982届生，就不愿意留室内工作，要趁年轻到野外干，5分队的技术副负责黄树丰，3分队副分队长祝跃进就是这类典型的代表。有大部分人则希望离队。新来的年轻人留在大队部工作的占全大队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我是1976年任地质科负责人，1977年7月份，派到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考察地质工作，那是因为该国总统阿姆迪向我国提出要求，派专家援助他们的地质考察工作。国家地质总局就交给了我们福建省，共选派了9个人，其中6个技术人员，一个翻译，一个炊食员，再加组长。翻译是从五机部借来的。也门共和国的人民对我们是很友好的。该国同样发动群众找矿，发现了14处矿产地。我们把找矿成果，向地质部负责人作了汇报。我们当时的考察报告，到目前为止，是他们国家第一份内容最丰富，最完整的地质报告。那里气候干燥，我们去的第一个月手脱皮，嘴干裂。该国人民主要相信依斯兰教，如同我国的新疆回民，生活上不吃猪肉。政治上妇女很少走上舞台。我只看到四个妇女在电视上出现。还戴着面纱。国家穷，但人民富裕。因为地理环境好，一些国家都要资助他们。美国、苏联、中国，为他们各修了一条高速公路。我们帮他们考察也是无偿的，只负责生活费。西德一个专家，就花了我们9个人的费用。西德专家带着夫人，包括亲戚的生活费也全由他们负担。但他们也认为，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我们的援外队伍，累得要死，买冰棍的费用不能报。而请也门人装卸，还要我们付工资，不知花了多少费用。我们出口那里的白糖，装卸不及时，用推土机推到红海里去。糖果、糕点，成堆的放火烧掉。我国的外交政策真有点不可思议，宁可给别人花掉千万，不给自己人一分。我国给也门办技校，人家只要我们的教师，不要我们的设备。但我们国家却一定要给20万元的设备。看来，援外工作的基本国策是值得考虑的。也门共和国的总理、副总理、驻华大使、外交部长都接见了我们，拍了电视。我们去之前，他们没有铁矿，我们给也门国找到了第一座铁矿。原有一座小铜矿，我们给找到了一座大的。

目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政治上讲是翻了身，提干、入党，进领导班子。但经济负担很重。40多个工程师，50多个助工。这些人，成家晚，孩子小，在内招时，没有沾多少光。对子女的教育管理少，所处的环境都是在山村，教育质量不高，升学的很少。我4个孩子，大女孩内招了，第二个孩子读高中，第三个孩子待业，第四个孩子读小学。妻子是固定临时工。我的父母还要负担。我在队上是中等生活水平。最困难的连买米、买油都很困难。我现在基本工资是40多元，加上野外津贴共120多元。我局工资最高的是五级，相当于行政十二级。有的同志，妻子是农村户口，子女没有参加工作，工资也不高，但在家庭生活上是挑重头，在单位工作上担负基层重任。这些同志压力最大的是两点：孩子的就业，孩子的升学。要工作，没门；升学，没法。不会走后门，拉关系，没有权势，手上只有石头，人家不会要你的。夫妻长期分居，过去是普遍的，现在才逐步解决。生活上可以咬牙，挺得过去，而子女教育、就业却毫无办法。最近，我在省局参加了技术咨询会议，提出了地质工作走向社会，为发展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支撑，使地方觉得我们地质工作者为他们做了好事。这样，也可在地方工业安排自己的子女就业。今年，我们大队为地方做了十件好事。这是一举多得。迫于对子女的安排，老地质工作者想回到地方去工作。地质大队进城以后，会好一些，可解决一部分人安定的生活环境，但大部分同志还是在野外工作。有些同志的生活水平还会下降。提高地质工作的社会地位，声誉，靠两条：一是靠地质工作多为地方找矿，做好事，见实效，不要只一味地找大矿。二是靠国家为地质工作者创造条件。虽然大队部进了城，但大部分人员还是在野外工作。最近，地质部下文，野外津贴提高到1.40元到1.80元。必要的福利设施还是要考虑解决。现在有了电风扇，电冰箱，电视机，面包机，烘烤机。不仅是大队条件要改善，分队也要解善。分队有的是相对稳定的，十年八年定在一个地点，集镇上，周围是普查组。也门共和国的地质人员，在野外生活是供给制，工资照拿。每年顶多在野外工作三个月。苏联的地质人员享受边防军的一二级待遇，鼓励人们从事地质工作。我国的地质人员与其比较，不知差到哪里去了。

60年代，我在龙岩地区从事煤矿普查，目的是找煤层露土，以及可采煤田，不怕劳累和辛苦，钻山沟，爬陡壁，看到一个老洞，周围杂草丛生，我们为了找到煤，就不顾一切地钻进去，发现古煤场，还有煤可采，脸上黑一块，红一块，心里却高兴极了。发现了煤点，就描图、拍照，忘记了一切疲劳，回来，向同事们作为喜讯报告。为了寻找含煤的标致，就像绣花一样，精心雕刻。从大羽羊石化石附近可以发现煤矿。每当发现了有煤的标志，心里也很高兴。我在上杭紫金山发现了一个直径有四五十公分的铜矿石，有几十斤重。我们用红绸包起，敲锣打鼓地去向领导报告。这预示着周围有大型铜矿产。我们发现的龙永煤田，正在开采，厂房连片，火车轰鸣。每当看到我们走过的地方，盖起了厂房，连通了铁路，心里真是无比的高兴。

我们中年知识分子，希望组织上信任，工作上出了问题给予支持，不要横加指责，地质工作未知数比较多，探索性比较强，科学性很强，实践性也很强，有时候是巨大的成功，有时候是完全失败，尤其是失败的时候，要分析原因。原来，布错了一个钻探孔，就要处分，降职，批评。在工作条件上，只要有张办公桌；在生活条件上，有个住房就可以了。子女的就业、入学，能够与社会同步就心满意足了。老地质工作者只希望有个安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能和家人团聚，以便更好地发挥毕生的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