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闯东北
晚秋的子夜，雾色蒙蒙，乡下二姨领着三个姨表兄弟突然来到天高家。他们只带了简单的行李，神色匆匆，象逃难似的连夜而来，目的是先在此落脚，呆上几日，然后前往黑龙江省的姨父那里投奔。
姨父家是富农，因不堪忍受当时的阶级政策，于一九五七年春天只身跑去了黑龙江省，在一家炼铁厂当炊事员，去了半年，就把姨家表姐也叫了去，在当地农村找了个对象结婚了。后来又考虑到还有三个儿子在农村，如果一直呆在家里，让成份连累的可能连个媳妇也找不上，要打一辈子的光棍儿。当时（一九五八年秋）姨父那里虽然也讲成份，但不像胶东这边那么严格，为了儿子的前途，姨父捎信给二姨，让她扔下房产不要了，领着三个儿子秘密地逃出村子前往东北。
天高心动了，他也想去东北，他把想法对母亲讲了，“妈，我想跟着二姨走，到外面去读书，我不想在家受欺负了。”
“就你毛病多，人家就欺负你自己了？别人能过，你为什么不能过？”
“妈，你让我走吧，再住几年我就气出病来了，你把我留在家里，你忍心看着我受欺负吗？你不为我的前途想想吗？”
母亲被问住了，时间不允许再犹豫了，母亲终于拍板：“行，妈让你走。”母亲也清楚，儿子的前途在此一举，她为了儿子，必须同意。
二姨提出，这么大的事儿，应该事先与姨父打个招呼。可是时间来不及了，马上要走了，母亲商议二姨，干脆领着孩子走吧，离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二姨也怕在这多呆一日，万一走漏了风声，村里会来人将她娘四个揪回去，所以只好勉强同意了。
路费咋办？母亲发愁了。当时烟台至大连，坐民主一号客船，票价是三元一角，从大连到黑龙江要三十元左右，共需要四十元的路费。本来家里是有五十多元钱的，母亲不知听谁造谣说，明年就到**了，东西没有用了，钱也没有用了——各取所需了，要钱干什么？母亲怕钱作废了，赶紧到城里百货商店，在针织品柜台问售货员是否有卖五十元左右的东西。售货员不解其意，用手一指墙上挂的毛毯子：“大娘，这床毛毯子卖五十一块四，天津产的。”
“行，我买了……”
天高不信谣言，问母亲为什么要买毛毯，母亲说得有鼻子有眼，“现在买床毯子是赚的，别等到了**那天钱就没用了……”
“妈，你非后悔不可，不信等着看。”
果然，过了没几天，又有人说那是谣言，母亲后悔莫及，立即拿了毛毯去百货商店要求退货，人家不给退。母亲明知道，有钱不买半年闲，还是找到了自我安慰的理由，买了也不要紧，留给儿子娶媳妇用……
没有路费，母亲想到了小金元宝——父亲说的没错，家里确实有小金元宝，母亲说共有五个。
为了儿子，母亲坐汽车到烟台银行卖了一个重一两多的小金元宝，卖了九十六元钱。
从烟台回来，母亲说：“为了你去黑龙江，妈忍痛卖了一个，剩下的四个咱高低不卖了，等你长大了盖房娶媳妇……”
明天要走了，母亲叫天高去父亲坟上去一趟。算是儿子向父亲辞行了。
父亲的坟上长满了荠荠菜，遭了霜打的几朵野花恹恹欲落，天高将父亲坟上的荠荠菜拔干净了，挂上了纸，每张纸都用土块压着，以防风吹走，还在坟前以水代酒祭奠了父亲，然后跪在坟前，怆然泪下……
他默默告诉父亲：自己这次闯东北，虽然不敢说能“衣锦还乡”，但一定会好好读书，毕业后找个工作，到时候把母亲和妹妹也接出去，希望父亲保佑儿子一路顺风，等儿子挣了钱回来，一定多买纸钱给父亲……
那个晚上，天高躺在被窝里，瞅着屋顶弯曲的椽子，听那秋风吹过窗口，想到明天就要与这小屋分手，还真有些难舍难分。看那灯下，母亲还在飞针走线为他补袜子，母亲说，东北天冷，脚后跟再补一层……
他忽然发现母亲老了，腰也弯了，此时此刻他不知道母亲在想什么，但是自己想起了《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他想写封信给班主任老师，他想到了老师和同学们，想说声再见，但他没有勇气，他不想对老师和同学们说真话，毕竟擅自辍学不是件光彩的事，也不想说假话，只能不辞而别了。
他知道他的不辞而别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老师有看法，同学瞧不起……他心绪万端，怎么也睡不着……
天亮前，天高随二姨一家到了牟平汽车站，一路坐汽车，乘客船，上火车，顺利地到达了姨父那里。
天高的到来，让姨父感到突然，他埋怨二姨：“你领外甥来，怎么不提前和我商量商量？”
“来不及了，他小姨（指母亲）说，先叫孩子来了再说。”
“哎！我只住单身宿舍，连个家也没有，各方面都还是一塌糊涂……”
不管说什么也晚了，反正人是来了，一行五人暂时在厂子里住了一宿。第二天由姨表姐出面在屯里借了两间草房，算是安顿了下来。吃的全是姨表姐婆家供应的大米、玉米面、萝卜、白菜……
烧草是天高同三个表兄弟上山砍的，山坳下的小屯子，三面环山，站在家门口就能看见山上的柏树林了。
山风凛冽，雪花飞舞，哥四个拿着镰刀和绳子来到白雪皑皑的山上，将绳子放在雪上，挥舞起了镰刀……
柏树枝叶上堆满了雪，结了冰棱，整个山林银妆素裹，粉妆玉砌，天高想到了这时的家乡可能还未见到雪渣渣儿，可是这里已是千里冰封的世界了。
姨表姐说过，她已和大队上说好了，柏树枝子随便砍，只要不砍树干就行。所以，哥四个不一会儿就砍了一大捆，满载而归了。
一趟又一趟，一捆又一捆，房前攒了一大堆柏树枝子，二姨说，趁天好，多攒点，防备大雪封山……
有了烧的，还得有水，这里挑水很困难。几十户人家的屯子里只有一口井，因井畔无人扫雪，覆盖的冰层铮亮滑溜。
大雪纷飞的傍晚，缸里没有水了——轮到天高挑水了……
环形的井口，直径只能放下水桶，提水之前，需将绳子系牢，以免水桶掉进井里。挑水的人较多，人们自觉地排着队。这里的温度很低，只要水桶里的水哩哩啦啦洒在冰上，立刻就冻硬了，走上去就滑溜溜的。天高挑水要走了，还没离开井畔，就哧溜一下，人仰马翻了，两桶水洒了，等爬起来，身上沾湿的地方已是冻结成冰了，天高伸手扶起了水桶，手指肚触到桶边，桶边象块磁铁一样，吸住了（冻上了）手指肚，拿开时，还发出一声轻微的“叭嗒”声，真是滴水成冰啊……
当他挑水回到草屋时，他的心猛然想起了家——也是飘着风雪的傍晚，他去井上挑水，井畔上也是滑溜溜的，母亲不放心，叫妹妹陪他同去，当挑水回来时，母亲候在栅门外……
大雪封山，出不去门了，五个人挤在土炕上，盖着被子取暖。外屋的锅里盛了半锅水，哥四个轮流下炕去往锅底添柏树枝子，保持着锅底火不断，以维持屋内温度不至于下降。
二姨发愁了，大儿子、二儿子的工作到哪里找？小儿子的读书问题怎么解决？还有天高这么个外甥，一切都是未知的……
愁绪萦绕在屋内，寒冷的日子艰难的延续着……
几天后，姨父托人为大儿子、二儿子找到了工作。姨表姐通过关系为小儿子和天高找到了读书的学校。学校离屯子不远，不用住宿，二姨很高兴，哥四个两人上班，两个读书，都有了着落，也算去了一大心事。
到学校报道的这天早晨，姨表姐突然来说：“学校变卦了，只要富农，不要地主……”姨表姐说这是学校临时定的，她也无能为力了……
是吗？地主富农不都是“一路货”吗？富农子弟能入学，地主子弟就不能入学？
天高想了许多……
不管怎样，自己是完了——书读不成了。
怎么办？回家？能就这样回去吗？再回原学校读书，有脸进学校吗？何以面对老师和同学们？继续呆下去，有意义吗？有法子生存吗？——他陷入了迷茫，走投无路。
眼看三个姨表兄弟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都开始了新的生活，自己却整天无所事事，在这里白吃白喝，这算哪一套？他痛苦了，一筹莫展。
暴风雪的夜里，他听到了山上饿狼的嚎叫声，听见了草屋上空掠过孤鸟的哀鸣声，他睡不着了，又想起了姨表姐的“只要富农，不要地主”来。既然这样，自己不能老赖在二姨家里，呆的时间越长，对二姨来说越是个累赘。
事已至此，只好兔子转山坡，转来转去转回老窝了。
但他还想作最后的努力，他想出去找工作。他对二姨表示，一旦找不到工作，再回家。二姨同意了。
天高独自一人坐火车去了佳木斯市，在一个剧场门前，随着各地求职人员排着队往里进。那时，找工作时都要有选民证，只要不是残疾人，有选民证，进了门就是工人了，立即能被分配到各厂矿企业去上班。
天高喜出望外，他没有选民证，但是他有小学四年级毕业证，足可以证明自己是个大大的良民……
临到天高报名了。“去，俺们这里不招小孩儿，走吧。”把门的把他推到了一边。
天高再次排队靠了上去，并双手递上了四年级毕业证书：“大叔，你看这个行吗？……”
“看什么？你怎么又来了？我们不要童工。”把门的不耐烦了，把他拽了出来。天高不敢再排队往上靠了，只好站在一边，眼睁睁看着别人秩序井然地往里走……
没有指望了，他将铺盖捆儿放在剧场大门的西侧，坐在铺盖上倚着墙根发愁。这时走过来两女孩，是山东老乡，也是来找工作的，因为刚到，不知路径，也许是见天高与她们年龄相仿，就过来问天高：“大哥，这里招小孩儿吗？”
“不招，我排了两次队，都没让进去。”
“你多大？”一个女孩儿问天高。
“我十四，你呢？”
“我也十四，她十三。”女孩儿爽朗地回答。
“咱们都太小，人家专门要大人，你俩也是白来了……”
“咱走吧。”两个女孩有点失望。
“你俩排队试试，或许能行。”同时天涯求职人，萍水相逢见老乡。同龄的人，说句鼓励话，送个空头人情吧……
两女孩商议了一阵，抱着试试的心情排在队伍的后面。
“奇迹”出现了，把门的竟放两个女孩进去了。这是为什么？不是不招童工吗？怎么又招了呢？当时天高真恨自己，要是个女孩儿多好？
临近中午，他不想吃饭，他想省一顿饭钱，自己一分钱不挣，还花了母亲这么多的钱，实在于心不忍。他背起铺盖卷，徘徊于街头，偶遇一老人，听口音也是山东老乡，老人见天高可怜，就建议他去找找劳动局，或许有点希望……
几经打听，天高终于找到了当地劳动局。
那天是星期天，一值班人了解情况后，要天高第二天再来看看……
晚上，气温骤降，到哪儿住宿？住旅馆不舍得花钱，对，到火车站去。
宽敞的候车室里，没有几个旅客，只有值班的人进进出出。天高选择好了睡觉的地方——一排围着小泥柱子的圆形椅子，他将铺盖放在椅子上，倚着水泥柱子坐着，把自己新买的狗皮帽子沿儿往下拉了拉，一会就进入了梦乡。后半夜，暖气凉了，他醒了，一摸头，狗皮帽子不见了，是谁这么缺德把狗皮帽子给偷走了？天高赶紧找自己的帽子，却发现身旁放着一个又脏又破的帽子，这是谁的帽子落在这了？
候车室里空无一人，只有值班室的窗口亮着灯光。他不睡了，等着失主来找帽子。猛地，天高意识到，自己的狗皮帽子是被人换走了，没错，肯定是这样……头凉飕飕的，天高赶紧将那个破帽子扣在了头上……
太冷了，脚冻麻了，天高再也没睡着……
天亮了，外面下起了暴雪。
他冒雪上街了，凭着昨天的记忆，寻找着劳动局的大门，雪太大，看不见太阳，在大街上找来找去就迷失了方向。天高开始向路人打听，路人说往东走，他就往东走，到了东头再打听；路人又说往西走，往西走到头了再问，路人笑了，说走过头了，要往回走，再往南拐……
中午，市民开始下班了，天高还是没找到劳动局，他急得要哭了，怎么办？街上人们来去匆匆，他仍在迷途转向之中。那时他也够笨的，花几个钱找个人力车送到劳动局多好？或者花钱找个向导送去也行，可他没想到，一点没想到。
直到下午，结果还是一样，没找着劳动局。天高又冒雪回到了火车站候车室。他彻底灰心了，决定放弃找工作了，第二天就回到了二姨家。
书读不成，工作又找不到，现实逼着他作出了回家的决定。夜里，他偷偷地摸摸钱包，啊，只剩下几块钱了，根本不够路费钱啊！姨父姨母知道外甥要回老家了，打心眼里高兴，关于路费问题，姨父帮忙找到了解决办法，姨父同铁厂领导说好了，让天高去干几天临时工——打铁矿石石子，什么时候挣够了路费什么时候算完。
铁厂打石子的全是雇用的临时工，打一土筐石子可以挣一毛钱。东北的三九天甭说有多冷了，打一会儿，就得停下来搓搓手，露天的场地上，只有一个废油桶，里面烧着焦炭，专供打石子的人烤手。每天工作八小时，除去烤火耽误的时间，每天实际能干六个小时的活儿，能打三十多筐石子，两个星期后，天高挣了四十多块钱，正好够了回家的路费。
决定了起程的日期，天高立即发了封电报告知母亲：儿子即刻回家，勿念。
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总会多少产生些感情，当要离开时，就有了留念之意。两个多月的东北生活就要结束了，天高有太多的留恋。留恋这里的茫茫林海，皑皑雪原，冰封的小河，马拉的雪橇，玉米大渣子饭，猪肉炖酸菜，还有这里的三桩“怪”：窗户纸糊在外、公公穿着媳妇的鞋（一屋分南北两炕，婆媳分睡两炕，戏说公公夜起小解，摸黑错穿了媳妇的鞋）、生个孩子吊起来（孩子放在吊篮里）。
当然他也留恋这里的人，一起滑过雪橇的小伙伴，姨父姨母，表兄弟，表姐……
天刚亮，二姨起来炒了一包袱玉米爆花，说是给天高路上吃的，打点好了行李，二姨就催着快点走，别误了火车，三个姨表兄弟把天高送到了火车站。
火车上，天高望着窗外一晃而过的群山、炊烟、江河、大地，想到这次闯东北大败而回，花了钱，丢了脸，更对不起母亲。他要省钱，从嘴上省，一日三餐吃爆米花就着白开水，当时车上的饭并不贵，一碗小米饭才卖一毛钱，一天不吃饭，能省三毛钱，虽然省钱不多，但天高觉得只有这样做，心里才会好受些。
车上，一对年轻军人夫妇与他坐对面，见他如此艰苦，劝他买点儿饭吃，别饿坏了身体，车至哈尔滨，他们换车了，下车前，他们买了一碗小米饭和一网兜梨送给天高，天高说什么也不要，几番推辞不成，盛情难却，只好收下了，几十年过去了，天高仍不忘那对年轻军人夫妇的好心肠。
天高在大连下了火车，直接到船行买了第二天到烟台的船票。
傍晚开始检票了。看着人们排着队检票上船，天高心里很着急，恨不得今天就走，可是船票上明明写着“1，11号”，看来非要在大厅里候一宿了。就在这时有人改船票日期了——人们围住了一个青年人，青年人看上去很精明，他将自己船票上的日期改成了“1，10号”，人们看他改的“天衣无缝”，就求他帮忙了，青年人一连改了好几张了，天高一看有门了，也求他帮忙改一下自己船票的日期，他的改法很简单，只须将“1，11”中最后一个“1”加了半个圆圈，就成了“0”了。
他们这帮投机者共十几号人，加入了检票的行列，其结果是不言而喻——涂改过的票被检票人员当场撕毁了，还挨了顿训，最后不得不重新买票，本来是三元一角的票，却要花六元二角，这怨谁呢？就怨做人不诚实，忘记了“立身诚是根”的道理，十几号人没有能蒙混过关的，全被撕票驱逐出列，“偷鸡不成反蚀米”，活该！
在烟台一下船，三轮车夫就围了上来，天高推说：“到家了，很近的……”因他一路省的饭钱在大连因投机而又赔了进去，他想再省钱，就跑步去了汽车站。在牟平汽车站下车后，又步行八里到了家……
儿子一进门，母亲抱着就哭：“都是妈不好，不该叫你去东北，看你瘦的……”
“妈，是我不好，没有章程，白花了钱，还叫你操心了……”
妹妹盛了一碗玉米稀饭放在哥哥面前：“哥回来就好，往后哪也不去了，我和妈都想你……”
离家两月有余，家里一切未变，茅屋依旧，栅门依旧，还有那只油脖子红冠子的大公鸡和那只浑身虎纹的“咪咪”……一切都没变。改变的是母亲——眼角的皱纹似乎又深了，鬓角的白发好像又多了几根，看着这些，天高为自己的无知、任性，盲目闯东北而感到自责。
母亲为天高脱了外棉袄，发现袄领上有几个肥的溜圆的虱子在蠕蠕而动：“孩子，你身上生了虱子了，快把身上的衣服全脱下来。”母亲将脱下的衣服放进盆里，烧开水烫死了虱子，母亲看他头上也生了虱子，还有梳不掉的虮子，特找人给天高剃了个光头，这样才将东北带回来的虱子虮子“一举全歼”了……
天高想上学，又怕学校不要他，母亲就托村干部写了封信，信中说天高此次去东北，他已知有错了，看在他有继续求知的愿望上，请学校予以收留云云……此法自然奏效，学校同意了。
进教室时，老师正在上课，五十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天高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还好，老师并未使他太难堪，示意他到座位上（天高走了后，自己的座位一直空着）。
他旷课七十多天了，再有一个星期就期中考试了，已经来不及补课了，以前他可是班上前几名的好学生，这次落了这么多课，怎么办呢？经过考虑，他决定，数学自学，不懂就问同学；其他科走捷径，放学前将学习好的同学的作业本借回家，把拉下的作业抄在本子上，在抄写中就等于学习了落下的课程，这样就避免了“曹操的胡子一把抓”，能够有的放矢，目标准确。白天全力以赴，晚上通宵达旦，经过一星期的“临阵磨枪”，落下的课基本补上了，学过的课也复习完了。
考试成绩出来了，全班排名第七，品德评定也得了个“甲”。这大大出乎于同学们的意料，有同学说他在东北肯定上学了，有同学说他旷那么多课还能得“甲”？
班主任老师的评语说的中肯实在，使天高一生受益匪浅：“该生学习成绩很好，社会主义觉悟较低，性情暴躁，不善于帮助人。”老师对他的行为上、思想上、性格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毛病。他一生都在改，一生也没有忘记老师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