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愉快与期待中

在愉快与期待中

金宇澄／文

某人打算自杀，却恐惧如何去死，最后，他加入了“愉快死亡俱乐部”，被安排在一处鸟语花香、风景优美的疗养院，好吃好喝供着。刚到的每一夜，他都十分紧张，担心后半夜有人进来搞死他，结果夜夜平安，什么可怕事都没发生。一位美丽护士却出现了，而且相谈甚欢，使他渐渐萌生恋爱之心，有了不死之想。到最后那个傍晚，甜蜜的女护士表白说，明天就将答应他的求婚。他也再一次告白说，他早已放弃了死的愿望，从此可以过全新的生活了……他在兴奋和等待中沉沉睡去。凌晨时分，“愉快死亡俱乐部”主任出现在他身边，果敢地为这位已深度麻痹的甜蜜男人，做了安乐死。在愉快与期待中，他带着幸福与希望，不知不觉死去了——俱乐部发言人说：本俱乐部遵守了最人性化的服务，密切关注来宾精神状态，目的就是，让来宾死得好，死得妙，死得毫不知晓，死时怀有最甜蜜的憧憬，协助来宾能够在幸福满意中，不清不楚死去——这是一部日本小说的内容。

愉快中突然地死，其实是不堪的，记得一例：

电业人员在崇山峻岭架设电缆，当日工作是：布线量绵延数公里，每座山头竖起了电缆铁架，缆线已全部悬挂于每座铁架间，垂落于每个山坳里，只等给出信号，远山之外的大马力卷扬机发动，同一时间拉升电缆到一定的高度，工程就告完成。

在没有无线通讯的年代，这是个难忘的上午，各座山头都站有观察员，手执红旗——卷拉电缆的命令，由远方终端的总指挥发布，只需第一人举旗，附近山头便可见到，于是依次举旗，山山举旗，如此一直传递到终点。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了，总指挥一声号令，红旗一举，沿线的红旗，次第举起，大马力卷扬机发动，快速牵拉整条电缆。

没想到的是，总指挥“拉缆”命令之时，沿线某观察员却没察觉到就在脚下的深邃山坳里，有一青年走动，那是个眉清目秀的城市青年，口里背诵惠特曼的诗句，山风吹拂他乌亮的头发，双手牵拉直落山下的电缆上，独自往上攀登。他是一小学教员，刚来此地就职，喜爱山峦，赞叹自然的魅力，他想尽早瞭望山顶的风景，四面都是浓密的植物，根本看不清上方情况，山顶的信号员也看不到他。时辰一到，各山头小红旗高举，如烽火台发出连锁信号，数十里之外卷扬机同时发动马达，滑轮飞快牵引电缆；而那位青年却独自在青山绿影间愉快呼吸，逐渐向上攀缘，小鸟鸣啭，引发他胸中的诗情，步换景移之中，掌中的缆线忽然猛地上升，他下意识紧抓十指，整个身体就被提升到了半空——刹那间松手还来得及，但一种本能的犹豫或选择，他十指紧攥，电缆三秒上升一个高度，也就是在瞬间，他已悬吊于电缆上。是生还是死，是放手或紧握，即刻也就是飞升十层楼的高度，四十秒，他已高吊于一百八十米上空。到此刻，信号员才发觉缆上有人，摇旗呐喊，可惜这种特别的旗语，没经事先的约定，更没有步话设备报警的敏捷——其实即便终端发现情况，立刻按下闸刀，倒车放线，时间仍是不够的了——信号员眼看着青年双手悬吊高空，四周的群峦依然壮观美好，而他变为喊叫嘶吼，为双臂紧吊的沉重感而痛哭，终于大叫一声，他掉下了山坳。

记得是1976年，我的朋友，北方小车站的某卸煤工来信告诉我，某夜他启开一节车皮，在布满寒霜的煤堆上，发现了非法搭车者，男女老小共六口人，以及一家子的锅碗瓢盆、被褥细软。全家六人紧抱一处，冻得铁硬。

这些盲流人员，估计是在山东、河北某小站扒的车，东北地区一直是历史上“闯关东”终点站——有个兴安岭老伐木工说，不论民国初年、康德年，还是现下，山中如发现一小块林间空地，有独户小房，近旁有零星开垦田，鸡狗若干，那就是历史传统“闯关东”的终点站了。这种谋生方式，持续两百年了吧，离群索居，无邻无朋，也许新到，也许已住好久了，不知今夕何夕，不知“文化大革命”，不知道三年前林彪飞机失事……

这个隆冬的深夜，铁路煤场的卸货因此稍受影响。卸煤这一行业，一人一把大板锨劳动，每夜个人指标是二十吨的量，在冬季车皮中发现冻死鬼，不算少见，但这次人数最多，而且是一家子。工人们只能确信，这些人在冻死之前，都已昏迷，根本不会觉得苦、觉得冷，浑身甚至会阵阵发热——冻死在雪地的酒鬼，经常就是脱得光光的。但这一回，六人都穿戴很多，抱得很紧，是关内百姓恐惧东北的寒冷吧。唉，他们最大的失误，一定以为这是慢班货车、煤车，自然会是呼呼喘气开开停停，一个小站一个小站地临时停车。铁路段都这样，经常要加水加煤，换司机，换“小烧”，扒车人就此可以下车活动，暖一暖身子。没有料到，铁路上常也有临时的特快，在某一个时间段，货车也会两天一夜走完全程，一刻不停留——在无穷无尽的寒风和雪花中，在铿锵的车轮与均匀摇晃里，人蜷缩在一起，根本无法跳车，只能随车一直奔向遥远的北方，奔向梦中的死亡，日夜置身于飞驶不止的露天货车上，气温达到零下五十度，甚至更低。

老幼六口人冻在一起，一个巨大的纠结的尸团，在零下三十度严寒中，根本无法分开，体量极沉重，形状不规则，难以从车皮两侧的活门牵扯出来，最后是用车辆段的活动吊，小心卸下，摆放于一辆铁路平板电瓶车上运走了。按如今人道的设想，必先运送到一间有暖气的环境里慢慢融化开；当年的处理应该更简单，一般农民外出，身上不会带有公社介绍信，全国百姓都没有身份证，那时的公安无法做联网公告以求尸源，一般鉴定以后，也就是掩埋了。

这一夜，装卸工朋友们调了工作，改去另一道岔，卸下成吨的冻秋梨，这是东北主要的年货，梨子又小又黑，冻成一筐筐石头，咔咔作响，硬如铁蛋。

“大炼钢铁”年代，大小钢铁厂都愿意“高产报喜”——当时流行的一种虚报语言，也叫“放火箭”“放卫星”“向国庆献礼”等。某铁厂制作发明了一种大容量的铁包，炼出的铁水注入这大铁包，由天吊运到浇铸车间一次浇注，可以“多、快、好、省”出许多倍的效率，但是这个铁包有暗病，某一次吊经车间上空，忽然就倒扣下来，全包通红的铁水，倾倒在一青年人头顶，烟雾消散后——其实只有一秒不到的时间，青年就不见了，车间中央出现了涅槃，一堆滚烫冒烟、逐渐黯淡凝固的铁水，大量消防水枪射向它，最后形成一整块几吨重的深沉黑铁，自然火成岩模样。

厂里所有人员，个个傻眼，不知如何面对它、面对死者家属。一般通情达理的解释就是，这位好青年为“祖国的钢铁事业献身”，工厂内部开了“处置遗物”现场会，某炉前工强调了铁水的高温，认为该青年死得毫不痛苦，也来不及痛苦，不用一秒，他就变成了蒸汽，闪电一般死了。另一位技术员解释，在物理意义上，青年人早已挥发殆尽，眼前依旧是一整块“支援国家建设”纯粹好生铁，内里已没有丝毫的人体成分了。

然而家属的态度，却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弹，坚决要求保存这件巨大铁块，双方长时间协调无果，厂长只得同意暂存它，但它那么沉重，那么大的体积，作为家属也根本没地方接回停放，车间会议最后决定，把它运到工厂的后院，算是青年工人临时的坟墓。很多年过去了，换了几任厂领导，大家已不记得车间后院有这么一块巨大的、不长一根草的生锈铁块，只有家属有时来哭它……再是很多年过去了，这家钢铁厂应该是买断了工人们工龄，厂子都已经改房地产了，不知这巨大铁块的最终命运如何。

（一位作家好友来信说，忍不住把这节“钢铁坟墓”写成一篇小说发表了……这让我想到了体裁和篇幅的意义，表现一种短暂的瞬间，哪个样式才更合适？我并不明白。）

“红革”水泥厂，有巨大球磨机数座，单机为一种直径四到五米、钢质横卧状圆桶构成，桶侧有进料口，加入数十吨的石灰石料、千百颗十公斤大的钢球，盖上坦克舱样式的密封钢盖，启动机器，整个桶身缓慢滚动，依靠内部钢球的相互击打，将石灰石缓慢粉碎，研磨为半成品的粉末，然后入窑烧成水泥。

某日，某青年工人（又是青年）进入球磨机内检修，他忘记挂出告示牌，另一工人不经检查，没有喊话，关闭了钢门，开动机器。肉体与石头，就这样关在缓慢旋转的钢桶内，在不露痕迹的内部击打中，混为一体，人与岩石最终碾磨成均匀的细粉。事后，只在烧成的水泥里，化验出了细微的金属物质，即青年人的铝质皮带扣或鞋钉遗留的金属元素。同上，厂方无法将体积更为巨大的几十吨水泥，做一座巨大的坟墓，而且这个批次的石灰石粉末，也已按正常工序送进电窑，焙烧成优质425号硅酸盐水泥了，鉴于这种高温的烧结过程与火化处理尸体的方式一样，厂方与家属经过无数次事故协调，家属终于同意，取走与骨灰重量差不多的部分，其余都被用于某一建筑项目上了。

以上两位当事人之死，已没有“愉快”一说，按照案发的情状想象，地狱也不过如此。芥川龙之介写到地狱，“血池”里被煎熬的犍陀多，之后被天国之佛偶然发觉，念他在凡界不踩踏蚂蚁、常行善事，佛就放下一根蛛丝救他，天国池水下面是十八层地狱，蜘蛛丝顺雪肤冰肌的荷花钓下去，就有麻绳粗细；犍陀多抓紧了努力攀缘，但此刻，同是在血池里的无数鬼魅，同样是顺蛛丝往上爬，犍陀多担心蛛丝会断，咒他们滚开，一语既出，蛛丝断了，他只能重落血池中——芥氏写道：“在佛足周围，玉石般洁白无瑕的荷花，浮起莫可名状的清香，极乐净土，大概已近正午了。”

读一位“有鬼论者”小说稿，全文细写某人在中心医院白日撞鬼的经过——作者与鬼怪总有牵扯，屡遭麻烦，小说结尾，讲他经过了省中心医院走廊，很晦气碰到一接尸车，他立刻躲入附近电梯，多次按钮，梯门纹丝不动，他意识到有鬼挡门，惶恐犹豫之间，电梯的超重铃声忽然嘟嘟嘟叫个不停，让他感觉，鬼怪已聚集电梯，他已被鬼所围，于是大骇，夺门狂奔出去……

愉快轻松的鬼叙事，只是《何典》的江南鬼话，讲鬼家、鬼兄弟、鬼男女、鬼情事，名称繁多：活鬼、饿杀鬼、牵钻鬼、臭鬼、扛丧鬼、雌鬼、形容鬼、六事鬼、色鬼、轻脚鬼、豆腐羹饭鬼、谗谤鬼……这细致的统计精神，曾被鲁迅称道。

人生最重大的结局应该不是鬼，古人说死比天大，但是日常流行剧或网络语言里，却是轻松随便出现“去死吧！”的对白。

上海的普通家常女人，完全不是一般附会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月份牌、四十年代摩登旗袍形象，只弥漫真实人间的烟火，她们喜欢“死人”“死腔”的口头禅，凭声气的强弱软硬，判断是表示了愉快，还是愤怒。

沪语“屈死”一词，也是以前上海妇人常用语，开心、发嗲、扭捏、亲密时刻，前置一个“阿”字——称呼对方（大多为男子）“阿屈死”，更能表达一种柔情与怜爱，这与北方“打是亲骂是爱”、北方女子说的“死鬼”相似，爱恨交织，随意顺口。只是沪语版这三项的语气，如果音调忽然转为尖厉，即“吵相骂”最有力的武器。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普通女子，公共场合厉声相骂对方“死人”“死腔”“瘟生”“屈死”，后一句的态度，更有某种不屑——巴望对方速死，必是委屈中的死，极不安、极其潦倒不堪的死。“死有余辜”——沪语“口眼不闭”，即“死不瞑目”，“死”理该夹带更多遗憾才好。

最接地气也最丧气的是沪剧通俗经典，童养媳角色“阿必大”，一个可怜的上海小女子，她永是在公开场合，面对广大沪剧观众，被其恶婆婆无穷无尽当台辱骂，婆婆一口浦东本地话，屡斥她“死人”“死棺材”“死货色”“死不临盆”。

民间粗口，诅咒他人尽快死掉的条目，上海冷酷而充足：“死货色”“死赤佬”“寻死”“黄浦江没盖头”“浮尸”“烂浮尸”“快去跳黄浦”“去铁板新村（火葬场）”……浦东方言中，爱恨交织使“棺材”两字出现率高，“小棺材”“脱底棺材”“死棺材”“长棺材”“矮棺材”“戆棺材”“辣棺材”“寿（蠢）棺材”……东北话关于棺材，只有“棺材瓤子”一例——棺材等于瓢，居中尸首即瓤——一般形容病入膏肓的样貌，药石无灵的状态，等于上海旧版语言：“死坯！”死是一种已定型的坯件，一种直接指向、直接诅咒——五十年代大陆内部出版的小说，着意丑化蒋介石的《金陵春梦》《侍卫官日记》中，老蒋常挂嘴边“娘死匹”之“死匹”，可能是“死坯”的转音，这句强有力的沪语，大约是从浙江宁波方面传入的。

值得安慰的是，任何地域的方言，都是依靠肉体存在与消亡的。方言的鲜活生命，总在分化与流变，因此上述的恶语在上海“70后”“80后”的人群里，基本不再被使用，只在一个议论股票的场合，我听某小青年滑出一句上一辈的老话：“自家寻棺材困（自找倒霉）。”

他当时卧在车中，看到了高速路上方出现“上海”字样，忽然感觉司机连续变道，最后的瞬间，司机大幅度拉了方向，他所在的副驾驶位置迎面就撞上了卡车，车窗立刻被削平。

所幸他当时放低座椅小睡，也没系保险带，前方卡车的后尾直接铲掉了他面前的窗、车盖，擦着他头皮过去，他的前额掀开一个大口，血顺着后颈涌流，流到后背、后腰，他没发现自己流血，不觉得痛，他从车里挣扎爬出，立刻听到了刺耳的警报声。

几乎是同时，他竟然被几个蓝衣人紧紧扶起——在撞车后六十秒，他眼前居然出现了专业急救医务人员，三分钟内，他就被抬上了救护车，真是难以想象——也就是说，在飞驶的车流中，在流动的几千几万辆的车河中，有一辆回沪的救护车，一直紧紧尾随他的车，不依不舍，紧跟在后，有如保镖跟班——世上就有如此巧事！因此车祸既出，他立刻被救助，被包扎，救护车拉响警报，三十分钟内赶到了上海长征医院，一小时后，他已经躺在安静的手术台上。

他痊愈后告诉我说，如没有这辆紧跟不舍的救护车，他必将失血而死；如果当时他没有放下座位睡觉，按交规他必须系紧保险带坐直，想必也是死了，强大的惯性，将他冲到了车的右侧，卡车尾部一个方铁件，直接插入后排正中的椅背，穿透了一个大洞——即使奔驰700、四气囊也没用，如果他不滚到一边，他只能留下人生最后一张的数码照片了，十字军东征图画，一柄巨剑插胸的死态，交警拍下来存档。

说到这里，他和我都想到一位模糊而遥远的人物，一个叫大韦的上海青年。

那是深秋季节，收获的豆秸都集中在田垄上，等待机器脱粒，每天一早，我们用小锅炉的蒸汽管，化解冻住的脱谷机油管，然后正式发动机器工作，每天都这样，我们和大韦就在这架小锅炉附近工作，修理常有故障的几台脱谷机。夜晚的白霜还没被初阳融化，寒风刺骨，脱谷机排出柴油黑烟，豆秸的香味，以及大地一般褐黄色的灰雾，寒风永无止境，为此，女青年们都戴着各种头巾，红、蓝、灰色头巾。大韦是组长，记得在这个清晨，他独自回到了小锅炉前，驱赶几位烤火的上海女青年，通知她们机器已经正常，可以去工作了。这段对话很愉快，引起女青年们一串“银铃般”的笑声。然后，大韦在锅炉前坐下，也就在这个瞬间，他独自坐下休息的一刻，面前的小锅炉爆炸了，铁制的炉体并没有裂开，而是像一匹飞马，一口有魔力的铜钟，整体腾空而起，飞落到十米开外的地方，携带大量蒸汽和烟雾，四溅的炉火引燃附近的秸秆，等一切安定下来，我们才发现大韦躺在地上——锅炉确实飞越了他的头顶，但锅炉下方的铁脚，碰到了大韦的前额。我们蹲下身来叫唤他，发现他的前额，只有一小块不起眼的伤痕。我们抬起他放在马车上，赶往农场，在一路的颠簸中，我们看见大韦的双耳流出了粉色的脑浆，他哼了一声，全身动一下，或只是因为马车的颠簸，他就在去农场的半路上死了。

他是在四十年前被埋掉的，突然到来的死亡，让我们无法接受，之后有人解释为这是一种“好死”，大韦的死，算是爽快的，应该没一点儿痛苦吧，他安息的地方，是“青年坟地”。我们和女青年们，在大韦的棺材里先后放置了食堂的馒头、糖三角、一盒上海产的“梅林牌”午餐肉、扑克牌、他的新皮鞋，还有他自己的照片。

如今，有谁会做大韦去世四十周年的祭文呢？弹指间，日子就这样的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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