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李致“往事随笔”风雨人生的心灵自传

八旬李致“往事随笔”风雨人生的心灵自传

◎张杰注释标题张杰：华西都市报记者。

种种“官衔”之外，他认为“一介书生”是对自己贴切的称谓

李致是巴金的侄子，巴金视李致为己出，叔侄关系亲密，心意相通。这早已被众多读者熟知。不过，李致在散文写作上的造诣，其文学思想上的深刻，却也值得更深入了解。

李致少年开始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熏陶，喜爱鲁迅、巴金的作品，很早就表现出相当的文艺才华。早在学生时代，李致就已经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杂文、小说等文艺作品。后因客观原因，在文艺创作领域停笔近30年之后，上世纪80、90年代，李致又重新拿起笔，创作出一批散文佳作。他在散文中擅长白描，文笔简练质朴，情感真诚，思想深刻，备受文艺界同行及读者的喜爱。李致因此也被称为“差点被时间湮灭的作家”。

李致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曾任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位。但李致说，种种“官”衔之外，“一介书生”对他是贴切的称谓。在2014年11月25日巴金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前夕，

李致的《四爸巴金》随笔集再版，让读者有更详细深入了解巴金的机会。与《四爸巴金》一起，李致的《铭记在心》《昔日足迹》，也由四川天地出版社以“往事随笔”系列同时出版。李致说，这套“往事随笔”是他新时期以来20多年内业余从事散文创作成果的汇总，“‘往事随笔’系列写到我个人在大时代里寻求真理和光明的人生道路，写到对我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其中有领导人物，也有普通百姓。里面有我的情感、我的思考、我的困惑、我的期待，这套书是个人化的历史记录，也是我本人80多年风雨人生的‘心灵自传’。”

喜欢文学，从读《狂人日记》开始痴迷话剧能背《雷雨》《日出》大段台词

李致喜欢文学，是从他在成都私立高琦中学读初中开始的。他和同学到国文老师杨邦杰老师的寢室玩，杨老师取下一本《新青年》杂志，给他们念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并作讲解，引发了李致对新文学的兴趣。后来，另一位老师出了一个名叫《一年容易又秋风》的作文题。从小就受到爱国抗日教育的李致，设想了一位日本妇女的丈夫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一到秋天她特别期望丈夫回家，为她作了反战的心理描写。老师给他这篇作文做了这样的批示：“笔姿婉转，意思深刻，可造之才。”给李致很大的鼓舞。他开始读自己家中的藏书，尤其是新文学作品，“我读了鲁迅的《呐喊》和巴金的《家》等小说，特别喜欢《阿Q正传》。”直到今天，在李致的家中书房，放在最显眼位置的，仍然是鲁迅的作品，“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文笔锋利、幽默，对人性的剖析和反讽，犀利深刻，我极为佩服！”

因为爱读书，让李致的作文水平有了很大进步。他的作文还被校庆校刊选中发表。之后就读华西协和高级中学，李致和同学陈先泽办壁报《破晓》，被国文老师、巴金的朋友卢剑波发现。在卢剑波的鼓励下，李致在《今日青年》发表了多篇散文。1945年，“一二·一”反内战的运动后，李致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破晓社，办铅印《破晓半月刊》，李致发表了散文和小小说。1948年到重庆以后，李致又开始在《大公报》和《新民报》发表评论和散文。

除了阅读文学作品，青年时代的李致非常热爱文艺，尤其喜欢话剧。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许多话剧名演员，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地，演出了许多好戏。李致特別喜欢曹禺、夏衍和陈白尘等作家创作的戏。经常买最后一排的价格最低的票，然后站在剧场前边把戏看完。李致说，他当时喜欢曹禺的戏，喜欢到了可以背诵大段台词的程度，“《雷雨》《日出》《北京人》的台词，我都能大段大段地背！”新时期，在出版界工作的李致到北京向曹禺约稿，在曹禺面前背起了《日出》里的台词，“让曹禺非常吃惊！”新中国成立后，李致还一度想要去当职业的话剧演员，但最终还是被组织安排在共青团系统工作。笔耕20多年“写出一生经历是我应尽的社会责任”

1949年初，李致全力从事地下党工作，为避免暴露身份，停止写作和发表文章。之后近30年，李致忙于工作，又在特殊年代遭受误解，就一直没再提笔写文章。提笔再写，已是上世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致说：“回想自己几十年人生，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也许有一些‘史料’价值；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的一生。鲁迅反对‘忘却’，他说，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已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我感到，写出一生的经历，是我应尽的社会责任。”

在过去20多年的散文创作中，李致所涉猎的内容丰富，时间跨度长，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一直到当下。在他的笔下，地下工作的同志，国家领导人，文艺工作者，普通劳动者等，都有各自精彩的亮相。比如在《铭记在心》中，李致记录了他生命中重要的人物，其中既包括贺龙、胡耀邦、张爱萍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革命家兼文学家马识途等对自己重要的影响，还包括他与曹禺、沙汀、艾芜、刘绍棠、王火等文坛名家的深入交流，此外，还有他与音乐家周巍峙（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导演之一，音乐家王昆的爱人）、编辑家范用等人的交往。而在普通小人物的刻画上，李致的笔也是情真意切令人动容。比如他在《胖舅舅》中回忆自己的舅舅对自己的爱，在舅舅去世后，对舅舅的怀念，语言真挚幽默。而在他家做了十多年活儿因而结下终生情感的保姆，也被李致写进《姨妈》一文中，真情流露，让人感动。

因为与巴金有着天然亲近的血缘关系，在李致的笔下，巴金自然是被表现的重头人物。与其他人写巴金的文章都不同，李致笔下的巴金，有其独特的视角：巴金对亲人的情感，对后辈的关爱，晚年的思考、困惑，对时间和亲人的留恋，以及他对自己小说代表作《家》原型人物的深刻理解，等等，都在李致的随笔集《四爸巴金》中有所呈现。《四爸巴金》全书共41篇，写作时间跨度近30年，记录了李致与巴金60多年的交往的细节回忆录。所涉内容贯穿巴金的青年、中年和晚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马识途是当年中共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又是李致所在学校的老师。提到马老，李致总是语气带着发出内心的敬意，“他对我是亦师亦友。我们心灵相通。”在《铭记在心》中所收录的一篇长篇随笔《历经斧斤不老松——记马识途》中，李致就用细致真挚的文笔，记述了他与马老超越半个世纪的交往细节，以及他所结识和见证的马老：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戴土耳其帽的英文教员”，成都解放前夕“爱护青年的组织部部长”，上世纪七十年代马老在“雷区”工作，一直到新时期“优秀的文艺工作领导人”等等。对于马老的文学成就，李致还回忆上世纪60年代，马老写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时的感人细节，以及马老敬佩巴老“说真话”精神等。

纪实手法受业界肯定：有史料价值李致不赞成别人称自己是著名作家

李致的“往事随笔”系列，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国家、民族、历史、前途的关切思考，饱含着对战友、同志、亲朋至爱的真情实感。一片赤子之心。学者王地山在论及李致作品的艺术特色时说：“这种秉笔直书的写法，即是《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历史散文的纪实手法。它既是严谨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史料和史学价值。”对于《铭记在心》，评论家廖全京说：“李致一直把理解别人，尤其是理解自己的亲人，作为通往人格理想的一条重要的路径，努力想在理解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纯洁、光明、温暖。”诗人沈重则这样评价李致的作品，“诸多篇章，总是与时代风云紧紧相扣，事情也许都是平凡的。却从平凡中折射出高尚的情操，温暖的人情，加之作者的坦诚，便更觉其可亲。”李致说：“无论写人或写事，我力求真实，决不加一点虚构。我写的是第一手资料，因此有自己的特点和可能保留的价值。”2012年，李致荣获四川文艺终身成就奖，专门嘉奖李致继承巴金“说真话”的精神，“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李致的随笔文章，言辞朴实、幽默真诚、行文简练。他说；“文字准确和简练。不求技巧花哨，不用华丽辞藻，正是我一直行文追求的境界。我最爱鲁迅的作品。鲁迅主张文字简练，大意是中篇不要拉成长篇，短篇不要拉成中篇。我赞同鲁迅的主张，努力这样做。”

虽然在散文创作上成就斐然，但李致很低调，不赞成别人称他为著名作家。他说：“我不是为当作家而写作的。我写了几本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算是个业余作家。至于著名作家，我听到这个称谓，一下就想起电视广告：一种并不为人知的商品，突然被冠以驰名商标，显然是炒作。”在四川作家中，李致跟马（识途）老、王火关系很好，来往也多。谈及二位，“马（识途）老100岁，王火兄90岁，著作等身，影响很大，仍坚持写作。我向他们学习。”

2014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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