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吼叫的烟雾

会吼叫的烟雾

一个黑人,走向一条黑色柏油公路。他的身后,几栋坡屋顶的平房,懒懒地散开,像果实一样撒在大地之上。不像我在广州看到的黑人,他们走在喧哗的大街上,背景是高低错落的楼房和黄皮肤的人群,无数条水泥的道路在他们面前展开。

现在,世界很安静,没有一丝声息。这是黑人的家乡,牛皮鼓在遥远的想象里,像空气一样没有波动。柏油路像唯一的树干在原野上伸展……

闻得到植物的芳香,它们淡得近似于无,一座大陆的气息,与蓝色天际、半枯树木呈现一个季节的清冽。

我成了一个异乡人。起伏的草地上,有我黑色眼睛寻觅的故国草地记忆。从广州、曼谷、约翰内斯堡,到赞比亚小镇李文斯顿,时空的转换只在昼夜之间,天空随铁翅降落,地面稳固,不再晃动,抬头已是非洲的旷野——一片坚实的草地联结了一座大陆,我从草地上望见非洲,它在草地后面,低矮的树木把它遮掩起来,与想象一样深邃。

赞比亚之南,一个平静又平凡的下午,与昨天广州的那个下午,相隔一个夜晚和一个上午,一个在冬天,一个在夏季,太阳把同样西斜的树影投射在大地之上,时间呈现了同等流逝的属性。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发生,事物在按着自己的逻辑发展着,而我到了一个一生也不可能与我有关联的地方,这似乎成了这个世界最寻常的奇迹——人生总是充满着从无关到有关。一种速度正在改变人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走在大地上的黑人就这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与我毫不相干,我来不来到这个地方,他都会一样出现,好像很宿命一样。让人想起时光旅行,我只能看到而不能改变——这也与速度有关。我看到了他与家的关系、与土地的关系、与他自己国家的关系,这一切都在他走动的姿态里呈现。他举手投足,自由、懒散、自然,这一切又都指向他身后的家——只有出生地上生活的人才有这样的随心所欲。我仿佛看得到他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踪影,看得到他眼里的世界越过瞳仁中呈现的景色不再延伸,想象就停泊在远处山影的淡蓝色中。树木在他的眼神中变得松散,大地因他的不经意的瞥见而舒展。

他走过的树冠,不比房屋更多;房屋伫立草地,位置与树木一样没有经过人的选择,都是它们自己生长出来的。这个在房屋与树木空出的巨大地坪里走动的人,头上是冬季的太阳,所有高出地面的物体都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他自己拖着沉沉的暗影,拖过了微微欹斜的土地。

昨天,我在广州炎热的酷暑里,用眼睛消化着高楼大厦。现在,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走在非洲的土地上。眼前的情景平常、异样,却无法想象,闪动着寻常又非凡的色彩。经常的妄想让我找不到真切的感受。时空交错的力量作用于心,心即扭曲,生出幻觉,虚幻中的脸,颜色是黑夜,却闪动亮光,虚幻中的动作,可比舞蹈,更触动人的心灵。我没见过这样的行走,这走动把人与大地的关系走出来了,把人在大地上走动的本来样子走出来了,就像风一样自然地刮过,吹过山冈、河流;云一样飘动了,在天空自由地游动,没有施加任何意志的阴影。空气都是透明的。他无所用心,他安宁、自足,让人觉得世界都是他的,世界原初就是这样的,属于每一个人,人是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主宰。

此一刻,只是在这个午后,只是在大地上挺立的物体和涂抹在大地上的阴影中。

汽车快速行驶,沿着大地上的一条黑色枝杆,刚才的一幕就是窗外一闪而过的瞬间。

矮树林间出现了越来越密集的房屋,那里是李文斯顿镇中心,是另一种生活的形态——非洲城镇生活。

红色的坡屋顶巨大如盖,与浓重的阴影一起覆盖了分隔世界的墙,白色的粉墙或者红砖的清水墙,在一片荒野里竖起来,窗户是光和空气的通道,像时间一样侵入,里面的黑却顽固藏匿,像一个个羞怯者,像这片大陆的历史,无法照见。

墙在靠拢、集中,横排成两列,一条街出现了。街上的墙高过了屋顶,长方形或者三角形的白色块面,英文的字体显赫、耀目——可口可乐、柯达、柯尼卡……它们仿佛来自空气,从全球化的空气里跳出来,跳到了墙上,地球上任何一个有墙的地方,都有可能是它的符号——无处不在的商业品牌,在每一个角落与人遭遇。

可口可乐、柯达、柯尼卡鲜艳的彩绘引导下的视线,看到了它们下面低矮的走廊,与岭南骑楼一样,沿街人行道进入廊内,走廊给行人遮阳和避雨。廊内橱窗偶尔一个塑胶模特,穿着色彩艳丽的时装,却被铁条的护栏锁着。它不像是用来招徕顾客,而是躲藏,深处的暗影让商业的气息处于窒息之中。走廊之简陋,砖砌的方柱,刷上白灰,上面盖着灰色的纤维板,如同临时建筑。

三个女人在走廊穿行,一个带头,两个紧跟,速度比横过马路的人还快,她们喜形于色的表情,只属于她们正沉浸的事物,商业的设计并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她们的身体拒绝艳丽奢华的装扮,与橱窗里时尚化、模式化的模特毫不相干。

一个妇女走到一棵树下,抬头仰望起树和树上面的天空。她站在树下,纹丝不动,仰望的动作把她凝固了。她有橄榄般的黑色脸庞,牙和眼睛的白像一道雪光,手和裙子帘一样自然垂挂。或许她不感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停滞,是我的时间出现了旋转——从一个遥远的时光疯狂地转动起来了。广州的节奏与李文斯顿的节奏在我的身上引起了激烈的冲突。当我从飞机场空降于南部非洲的小镇,我就像一次插入,刀光一闪,速度消失,不同的景象出现,我在自我迷失中观察一座大陆的具体物象,譬如一个人,一个人的脸孔和他的表情,一栋房屋的造型和它的历史痕迹。而我的脑子里还是飞行的景象,还是十几个小时前广州高速路上飞奔的汽车、即使遇到障碍物也决不停步的匆匆行人。记忆与现实交织,虚幻与真实混淆,前者让后者开始扭曲变形。

街头上,缓慢走动的黑人,大都是单个出现的,没有人与别的人牵手或者相拥,亲密的关系与大街无缘,或者它们在非洲的阳光下退缩到身体的内核,只有黑暗才能让人的臂膀与嘴唇彼此靠近,猛烈、快捷。没有交谈,语言没有进化到废话连篇的地步。一家商店大门旁,一个小伙子坐在斜靠墙面的自行车上,望着街头的汽车和行人发呆。在他旁边的是他的两个同伴,站在一边抽着烟,偶尔望一望街对面扛着布袋横过马路的一老一少两个男人。

路边一个小女孩,黑褐色的长发密密地织成了几十条小辫,小辫梳向脑后,像一道道溪流奔腾而去,高而尖的额头就是这溪水的源头,形态如此美丽,但我最先强烈感受到的是她花费的时间!十年前,我在西藏也曾看到过类似的装扮。在她们的世界,时间并不存在。

物质的欲望是会从时间上流露的,时间对人构成的压迫是物质追求的结果。而精神的美的追求却让时间变得宽广与沉实。我从小女孩头上看到了一种生存、一种时间沉静的美丽。赞比亚南方小镇,二十一世纪的生活,时间之河仍然依自然的节律流淌,仍然是静水深潜,波澜不惊。商业和资本的缓缓侵入,还不能改变人们时间的观念,改变的只是街头的建筑,不土不洋的样式——粗犷的罗马柱式、券拱的门窗,渐渐升高的楼房——在时间的积累中已非从前的房屋。

追溯变化,时间要回到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个英国人的闯入,他的白皮肤第一次出现在小镇的黑皮肤中间。一切的改化都从白皮肤的出现开始。这个闯入者,他的名字就是现在小镇的名字——李文斯顿。李文斯顿的建筑从草木走向了砖瓦,(小镇还没见识过钢铁、玻璃的房屋。)从前的蓑草屋,那种遍布非洲大陆的圆锥形的蓑草屋顶,砖或树木扎的圆筒墙,把黑暗也囚禁在白天。人们喜欢在阳光下生活,只把睡眠交给那个逼窄的空间。他们在地坪里一起看见这个走近小镇的西方人。而现在,蓑草盖到了最奢华的五星级酒店李文斯顿酒店的屋顶上,它是西方人为了怀旧而设计建造的。欧美的白人,源源不断从南非转乘飞机,飞来这里度假。而小镇的屋顶一律都换成了红瓦。

小镇成了殖民地后,像驯化动物一样,黑人卷着大舌头学习英语,用射箭的动作学习过圣诞节、复活节的礼仪,学会在半裸的身体上穿西装、打领带,从迪斯科一样激烈的动作中停下来,学习跳交谊舞,学习慢条斯理地吃西餐,不能弄出半点声响……从稀树草原生长出来的语言、习俗、穿戴、饮食……在时间中慢慢衰竭,像阻隔了雨水的植物一样枯萎。现在,小镇人表达对这一切的不满也只能靠英语了,只要他们走出小镇,他们发现面对外面世界时,自己的土语失效了;他们想抛弃圣诞节、复活节,却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节日。在雕塑自己的形象时,他们用一根木头,雕刻出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礼帽的黑人,他站在木雕市场所有的摊档前,张着厚嘴唇对着游客憨笑。他的身体那样颀长,像哈哈镜拉长的影子一样充满魔幻——他们连自己的身体也不能确定了。

赞比西河从小镇缓缓流过,这条非洲第四大河流,蓝色的河水像人的沉思默想,不动声色的波纹掩盖着长河奔涌的真实面目。大象、犀牛来到岸边饮水,长颈鹿、斑马把美丽文身的倩影投映到河心。河床深处,潜伏的鳄鱼、河马露出一点点它们的鼻孔、礁石一样的头和身子。两岸只有寂寞的水流声,不见房屋、人影与炊烟。平原上的河流像太阳的长镜,正午波光粼粼,晨昏如锦似缎。

李文斯顿正是沿着这样的河流深入非洲的腹地。他带着东非海岸的黑人和长枪,想找到深入非洲腹地的路线,几次驾驶轮船在赞比西河逆流而上,都在险滩前败退。

赞比西河阻挠着西方人深入的脚步,把神奇深藏在非洲大陆深处,它证明非洲是个呈现出其不意的地方。在李文斯顿镇——土著们怀着敬仰而称呼的“会吼叫的烟雾”,就是地球上的一个奇迹:

一条宽阔的河床突然从大地上消失了,远处起伏的稀树草原干涸得见不到一滴水,只有几股云雾向着天空升腾。如果乘船顺流而下,将是灾难性的:一条一百多米深的沟壑横在河流前,流水奔泻而下,深沟的长度正好是河床的宽度——1708米,白色闪电一样,河流在大地的直角从深蓝一变而作纯银的堆雪,如白色之光射入深谷,对岸几十米外,峭壁对峙,抵着峭壁升起来的不再是水,是云雾和密集的雨点,像从地缝之中喷射而出,冲向高空。

沟的中部,另一条垂直的深沟,像巨龙引水出关,继续沿着河流的走向,在地表百米深处笔走龙蛇,穿过非洲南部高原,奔向印度洋。

飞天的云雾寂静地升空,钻地的瀑布雷鸣般落下,这是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两国边境都看得到和听得到的景象。

李文斯顿在冲下深谷前遇到了一个小岛,捡回了一条小命。

小岛上,看到流水从我的脚底直落而下,我震惊的是深处的水雾闪现的佛光——沟上的彩虹套着沟底的彩虹,地心深处,神秘的影像金光闪耀。

两个黑人在身后左右抓紧我的手臂,让我站到了大地的直角上。他们的手掌宽厚、温暖,第一次,黄皮肤的我与黑皮肤的他们紧紧把手握在一起,两座大陆的人种有一样东西彼此相通着——那就是关爱与友善,它们通过紧握的手掌和真纯的笑容传递,那握手的紧密不仅仅只是代表力量,而是内心的善良、纯朴和信任,是赞比亚人对于东方古国最信赖最向往的表达,这里传递的还有国家与国家的友谊。关爱能让乡愁在某个瞬间尽释。

李文斯顿回去了,在与小镇隔着一个大洋的遥远的英伦,那里的人们开始以李文斯顿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小镇。以他们国家女王的名字维多利亚来称呼“会吼叫的烟雾”。取名者正是李文斯顿。这个小岛也叫李文斯顿岛,那个看见彩虹的直角上,刻着他的头像。

白皮肤出现在黑皮肤间,英国人认为是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也许,李文斯顿不是第一个到达小镇的白人,只不过那些白人对瀑布与小岛没有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人,他们从这块土地上抓捕黑人,当作奴隶贩卖到了欧洲、美洲。一部记述李文斯顿非洲探险的书,称他为非洲之父,书中描写了他在湖边遇到白人押送黑人的情景,我在约翰内斯堡机场翻着这本书时看到了这一幕:在白人的长枪之下,黑人被绑在一起,正穿过树林。远处有凄厉的哭泣与号叫。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自然的景观没有变化,李文斯顿镇却不复有往日的模样。天主教的教堂高高耸立在一片平屋顶之上。白皮肤坐在小车内,以极快的速度穿过街道,或者是在游轮上,品着咖啡,喝着葡萄酒、啤酒,以极慢的速度,游玩在赞比西河上,黄昏拂面的晚风带有一丝欧陆风情。在豪华的房屋与酒店,黑皮肤的侍应生,穿上了统一的制服,在白皮肤间穿梭。殖民时期已经过去了,教堂成了一段历史的象征,而作为后殖民时期的教堂,钟声仍然天天响起,它们就像非洲的植物,西方的宗教、文化如森林一样在这里扎下了根。

这天黄昏,赞比西河北岸,一种奇妙的声音,它像自然的声息,譬如泉水滴落于深涧,石壁生出了回声;或者是陶罐里水的晃荡,木管里风的歌吟。它的节奏不紧不慢,像一个倾诉者,在一个角落里幽幽诉说。这是古老的声音,忧郁、空寂。它来自树木木板和倒挂的羚羊角。小小木板条依长短排列,木板条下倒挂的羚羊角也大小不一,形成了天然的共鸣。一个黑人青年在连绵不断地敲击着。他扭摆着腰肢,送胯的动作达到了极限,却是悠缓、忍隐的。在音符的流动中,一个个游客,踏着漫不经心的步子,从码头登上了豪华游轮。

码头的下游,别墅式酒店一栋一栋沿河岸一字排开,全开放的玻璃门窗,六星级的装修,床上大小枕头有十多个,雪白床单上撒上玫瑰花瓣,着意以极奢华的方式追求着贫苦与奢侈的对比。世界正在悄悄进入一种秩序,贫与富、贵与贱,不再与道德和良知有关,疯狂的对比反而更能激起富贵者的欢心。

这个孤独的打击乐演奏者,让他周围的空间染上了空寂而忧郁的情调,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力量——音乐里正呈现出一座大陆的神秘,在那些低矮稀疏的树木间,大型动物走过的身影在摇晃,如同山影耸动;猴面包树像大地的一个器官,高耸粗壮,强大的生命像一座火山喷向天空,把小的树枝与叶片举到了发青发蓝的天穹之上……眼前的清清河水,黑白分明的波影,视线却不能穿透,像天空一样变得扁平。远处象群的吼声隐约朦胧,悄悄传递,像在提示一种古老的秩序——神秘而神圣的自然生态。赞比西河两岸隐匿了铁一般的律令,与河流一般奔泻,与大地一样永恒、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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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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