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动荡人生――不该发生的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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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一个新学期又开始了，各地揭批“四人帮”运动排山倒海似地进行着。过去响噹噹的“造反”人物纷纷落马，我的同学也被抓了起来。学校里几个不怀好意的人在磨拳擦掌，气势汹汹准备向我开拳。那些人一面受他人的榨取，一面还要去榨取别人。他们不喜欢“和平共处”，总要摸摸别人的底细，遇到弱小的就凌辱，遇到强大的就奉承。我坦然地等待着，同时收回我全部心神，我深信自己所干的一切光明磊落，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以正直为依据。但是那位领导却从我们身上捞到好处，凭他多年的政治嗅觉，他的厚脸皮和一贯的两面派手腕，又站到打倒“四人帮”的前列。就因为受到我们几个普通教员在1976年的一张大字报的“攻击”，公然声称他是一位受“四人帮”迫害的好干部。还说他当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于是他摔掉“运动办”主任的头衔，以敢于同“四人帮”斗争自居，在一派人的拥护下，又爬上公社副书记的宝座。似乎每一次运动，不论谁胜谁输，都给了他一个向上窜的机会，不能不说他的手腕是“高明”的，在官场上他绝对是个精明的“投机商”。
四月间“副书记”在公社教师中开办揭批“四人帮”学习班。他自己闭口不谈1976年当过“运动办”主任的感想，却加紧对我们进行迫害，企图以我们的殉葬来陪衬他个人的形象。学习班一开始就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个别谈话”，当对面发泄他的仇恨，甚至连一些堂皇的词句也不用，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可侵犯”的，说到激动处，竟然粗言野语骂起来：“你妈的，你们以为我是好惹的，老子死了阴魂还要找你们算账。”其凶悍如村野泼妇。也许他错误估计了我本人和当时的形势，以为我可以任其所为，以为他可以一手遮天。我十分惊讶，这样的人怎么会在**内步步高升？我其实不怕威吓谩骂，只怕真理，面对这样一个气势汹汹，撕破伪装的副书记，我在心里冷笑着，毫不妥协地表明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就是有充分理由可以不向他讨饶求情。
“个别谈话”没能达到“副书记”的目的，他又指使“学习班”里一些想“积极表现”的人，对我们围攻。采用的办法是先把我们“搞臭”，挖出我的“老底”，说明我“不是一个干净的人”，接着找些鸡毛蒜皮的事，以为可以击中我的要害，靠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上线欲置我于死地。其实这一套不正是从“四人帮”那里学来的吗？如果打倒一些人仅仅是“换汤不换药”，这样的斗争还有什么意义？一些人见真老虎总是屁滚尿流，打死老虎却要以武松自居。但是广大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大家明白1976年同1977年有着怎样的是非颠倒，这能怪一般跟随的群众吗？何况他们在位时都是**的高官，都说是奉行“**的革命路线”。如果从孤立的事件看，我坚信自己没有错。我作为一名群众，写大字报提意见，当年即使在平时也是允许的，是宪法赋于的权利。我们在大字报里实事求是，没有乱扣帽子，没有恶言相加，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副书记”当时还是“运动办”主任，如果我们不老实，也可以说是在跟“四人帮”一伙作斗争。但是我实事求是承认自己在客观上对当时的运动作了宣传鼓动工作，所谓“推波助澜”，我指的是转抄大字报一事，这一点我可以“讲清楚”。我已准备好接受大家对我的“考验”，没什么大不了的。“文革”中我看那些在台上受“批斗”的人就一点不替他们惋惜，不象庸人那样无聊地嘲笑他们。我其实隐隐有一点钦佩，只要他在台上还是一条汉子。我这人向来热情、忠诚、坦白，随时准备为真理献身。在我心中永远只有美的，正义的东西。为了它，我愿意改正错误，愿意负着臭名声；为了它，我可以忘掉那些丑陋的狡诈的害人虫。因为粗暴直率，不懂策略，我成为那些伪君子十分称心的陪衬。我不后悔，因为我十分自信，可以忍受别人对我的不公正。我只在纳闷，怎样才能拨云见日，让人们看到真像，怎样才能使真善美的东西得到发扬光大。也许有的人享受眼前的幸福，对于将来，可以拱手相让；有的人追求未来的理想，对于耻辱，也可以满不在乎。
“副书记”未能在“学习班”里将我整倒，觉得心有不甘，就把我那位“战友”又叫到公社“学习班”继续“讲清楚”，再派一些人在我面前做说客，一方面将“战友”说得不近人情，一方面抚慰我是受别人“利用”，将我说得糊涂透顶，十分幼稚。我开始的确有些动摇，但很快悟到这是所谓“离间计”。可是“战友”被蒙骗，将责任往我身上推，说我上有“挂钩”，下有“串联”，属于“四人帮”一伙，这正是“副书记”所要的。六月份“副书记”又要将我关进“学习班”。此刻我不得不运动我所有能量：一面找上面的人评理，一面排开事实。最后“副书记”迫于群众的舆论压力，才没敢动我，何况我仅仅是一位普通百姓。我终于挽救了自己，免去一场灾难，我一点不感到高兴。我仍然高贵地尊重我自己，不在别人面前低下头来。我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和别人一样混日子。我知道，有的人会象岐视一个“坏蛋”那样将我作为嘲笑的对象，还因为有人附和而亢奋起来。这种人如果不将他人说得近于愚蠢就无法支撑自己在教师中的地位。我默默地忍受着，就让别人把我当作傻瓜吧！我心里无时不在等待那可以畅口高呼，直白心意，可以无所顾忌狂谈的时候。我此时心里另有一个高尚的理想，我在坚持一件别人不知道，也无须让人知道的工作。我的《心迹》已日趋成形，我可以觉得比别人活得更有价值。（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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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一个新学期又开始了，各地揭批“四人帮”运动排山倒海似地进行着。过去响噹噹的“造反”人物纷纷落马，我的同学也被抓了起来。学校里几个不怀好意的人在磨拳擦掌，气势汹汹准备向我开拳。那些人一面受他人的榨取，一面还要去榨取别人。他们不喜欢“和平共处”，总要摸摸别人的底细，遇到弱小的就凌辱，遇到强大的就奉承。我坦然地等待着，同时收回我全部心神，我深信自己所干的一切光明磊落，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以正直为依据。但是那位领导却从我们身上捞到好处，凭他多年的政治嗅觉，他的厚脸皮和一贯的两面派手腕，又站到打倒“四人帮”的前列。就因为受到我们几个普通教员在1976年的一张大字报的“攻击”，公然声称他是一位受“四人帮”迫害的好干部。还说他当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于是他摔掉“运动办”主任的头衔，以敢于同“四人帮”斗争自居，在一派人的拥护下，又爬上公社副书记的宝座。似乎每一次运动，不论谁胜谁输，都给了他一个向上窜的机会，不能不说他的手腕是“高明”的，在官场上他绝对是个精明的“投机商”。
四月间“副书记”在公社教师中开办揭批“四人帮”学习班。他自己闭口不谈1976年当过“运动办”主任的感想，却加紧对我们进行迫害，企图以我们的殉葬来陪衬他个人的形象。学习班一开始就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个别谈话”，当对面发泄他的仇恨，甚至连一些堂皇的词句也不用，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可侵犯”的，说到激动处，竟然粗言野语骂起来：“你妈的，你们以为我是好惹的，老子死了阴魂还要找你们算账。”其凶悍如村野泼妇。也许他错误估计了我本人和当时的形势，以为我可以任其所为，以为他可以一手遮天。我十分惊讶，这样的人怎么会在**内步步高升？我其实不怕威吓谩骂，只怕真理，面对这样一个气势汹汹，撕破伪装的副书记，我在心里冷笑着，毫不妥协地表明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就是有充分理由可以不向他讨饶求情。
“个别谈话”没能达到“副书记”的目的，他又指使“学习班”里一些想“积极表现”的人，对我们围攻。采用的办法是先把我们“搞臭”，挖出我的“老底”，说明我“不是一个干净的人”，接着找些鸡毛蒜皮的事，以为可以击中我的要害，靠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上线欲置我于死地。其实这一套不正是从“四人帮”那里学来的吗？如果打倒一些人仅仅是“换汤不换药”，这样的斗争还有什么意义？一些人见真老虎总是屁滚尿流，打死老虎却要以武松自居。但是广大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大家明白1976年同1977年有着怎样的是非颠倒，这能怪一般跟随的群众吗？何况他们在位时都是**的高官，都说是奉行“**的革命路线”。如果从孤立的事件看，我坚信自己没有错。我作为一名群众，写大字报提意见，当年即使在平时也是允许的，是宪法赋于的权利。我们在大字报里实事求是，没有乱扣帽子，没有恶言相加，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副书记”当时还是“运动办”主任，如果我们不老实，也可以说是在跟“四人帮”一伙作斗争。但是我实事求是承认自己在客观上对当时的运动作了宣传鼓动工作，所谓“推波助澜”，我指的是转抄大字报一事，这一点我可以“讲清楚”。我已准备好接受大家对我的“考验”，没什么大不了的。“文革”中我看那些在台上受“批斗”的人就一点不替他们惋惜，不象庸人那样无聊地嘲笑他们。我其实隐隐有一点钦佩，只要他在台上还是一条汉子。我这人向来热情、忠诚、坦白，随时准备为真理献身。在我心中永远只有美的，正义的东西。为了它，我愿意改正错误，愿意负着臭名声；为了它，我可以忘掉那些丑陋的狡诈的害人虫。因为粗暴直率，不懂策略，我成为那些伪君子十分称心的陪衬。我不后悔，因为我十分自信，可以忍受别人对我的不公正。我只在纳闷，怎样才能拨云见日，让人们看到真像，怎样才能使真善美的东西得到发扬光大。也许有的人享受眼前的幸福，对于将来，可以拱手相让；有的人追求未来的理想，对于耻辱，也可以满不在乎。
“副书记”未能在“学习班”里将我整倒，觉得心有不甘，就把我那位“战友”又叫到公社“学习班”继续“讲清楚”，再派一些人在我面前做说客，一方面将“战友”说得不近人情，一方面抚慰我是受别人“利用”，将我说得糊涂透顶，十分幼稚。我开始的确有些动摇，但很快悟到这是所谓“离间计”。可是“战友”被蒙骗，将责任往我身上推，说我上有“挂钩”，下有“串联”，属于“四人帮”一伙，这正是“副书记”所要的。六月份“副书记”又要将我关进“学习班”。此刻我不得不运动我所有能量：一面找上面的人评理，一面排开事实。最后“副书记”迫于群众的舆论压力，才没敢动我，何况我仅仅是一位普通百姓。我终于挽救了自己，免去一场灾难，我一点不感到高兴。我仍然高贵地尊重我自己，不在别人面前低下头来。我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和别人一样混日子。我知道，有的人会象岐视一个“坏蛋”那样将我作为嘲笑的对象，还因为有人附和而亢奋起来。这种人如果不将他人说得近于愚蠢就无法支撑自己在教师中的地位。我默默地忍受着，就让别人把我当作傻瓜吧！我心里无时不在等待那可以畅口高呼，直白心意，可以无所顾忌狂谈的时候。我此时心里另有一个高尚的理想，我在坚持一件别人不知道，也无须让人知道的工作。我的《心迹》已日趋成形，我可以觉得比别人活得更有价值。（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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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一个新学期又开始了，各地揭批“四人帮”运动排山倒海似地进行着。过去响噹噹的“造反”人物纷纷落马，我的同学也被抓了起来。学校里几个不怀好意的人在磨拳擦掌，气势汹汹准备向我开拳。那些人一面受他人的榨取，一面还要去榨取别人。他们不喜欢“和平共处”，总要摸摸别人的底细，遇到弱小的就凌辱，遇到强大的就奉承。我坦然地等待着，同时收回我全部心神，我深信自己所干的一切光明磊落，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以正直为依据。但是那位领导却从我们身上捞到好处，凭他多年的政治嗅觉，他的厚脸皮和一贯的两面派手腕，又站到打倒“四人帮”的前列。就因为受到我们几个普通教员在1976年的一张大字报的“攻击”，公然声称他是一位受“四人帮”迫害的好干部。还说他当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于是他摔掉“运动办”主任的头衔，以敢于同“四人帮”斗争自居，在一派人的拥护下，又爬上公社副书记的宝座。似乎每一次运动，不论谁胜谁输，都给了他一个向上窜的机会，不能不说他的手腕是“高明”的，在官场上他绝对是个精明的“投机商”。
四月间“副书记”在公社教师中开办揭批“四人帮”学习班。他自己闭口不谈1976年当过“运动办”主任的感想，却加紧对我们进行迫害，企图以我们的殉葬来陪衬他个人的形象。学习班一开始就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个别谈话”，当对面发泄他的仇恨，甚至连一些堂皇的词句也不用，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可侵犯”的，说到激动处，竟然粗言野语骂起来：“你妈的，你们以为我是好惹的，老子死了阴魂还要找你们算账。”其凶悍如村野泼妇。也许他错误估计了我本人和当时的形势，以为我可以任其所为，以为他可以一手遮天。我十分惊讶，这样的人怎么会在**内步步高升？我其实不怕威吓谩骂，只怕真理，面对这样一个气势汹汹，撕破伪装的副书记，我在心里冷笑着，毫不妥协地表明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就是有充分理由可以不向他讨饶求情。
“个别谈话”没能达到“副书记”的目的，他又指使“学习班”里一些想“积极表现”的人，对我们围攻。采用的办法是先把我们“搞臭”，挖出我的“老底”，说明我“不是一个干净的人”，接着找些鸡毛蒜皮的事，以为可以击中我的要害，靠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上线欲置我于死地。其实这一套不正是从“四人帮”那里学来的吗？如果打倒一些人仅仅是“换汤不换药”，这样的斗争还有什么意义？一些人见真老虎总是屁滚尿流，打死老虎却要以武松自居。但是广大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大家明白1976年同1977年有着怎样的是非颠倒，这能怪一般跟随的群众吗？何况他们在位时都是**的高官，都说是奉行“**的革命路线”。如果从孤立的事件看，我坚信自己没有错。我作为一名群众，写大字报提意见，当年即使在平时也是允许的，是宪法赋于的权利。我们在大字报里实事求是，没有乱扣帽子，没有恶言相加，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副书记”当时还是“运动办”主任，如果我们不老实，也可以说是在跟“四人帮”一伙作斗争。但是我实事求是承认自己在客观上对当时的运动作了宣传鼓动工作，所谓“推波助澜”，我指的是转抄大字报一事，这一点我可以“讲清楚”。我已准备好接受大家对我的“考验”，没什么大不了的。“文革”中我看那些在台上受“批斗”的人就一点不替他们惋惜，不象庸人那样无聊地嘲笑他们。我其实隐隐有一点钦佩，只要他在台上还是一条汉子。我这人向来热情、忠诚、坦白，随时准备为真理献身。在我心中永远只有美的，正义的东西。为了它，我愿意改正错误，愿意负着臭名声；为了它，我可以忘掉那些丑陋的狡诈的害人虫。因为粗暴直率，不懂策略，我成为那些伪君子十分称心的陪衬。我不后悔，因为我十分自信，可以忍受别人对我的不公正。我只在纳闷，怎样才能拨云见日，让人们看到真像，怎样才能使真善美的东西得到发扬光大。也许有的人享受眼前的幸福，对于将来，可以拱手相让；有的人追求未来的理想，对于耻辱，也可以满不在乎。
“副书记”未能在“学习班”里将我整倒，觉得心有不甘，就把我那位“战友”又叫到公社“学习班”继续“讲清楚”，再派一些人在我面前做说客，一方面将“战友”说得不近人情，一方面抚慰我是受别人“利用”，将我说得糊涂透顶，十分幼稚。我开始的确有些动摇，但很快悟到这是所谓“离间计”。可是“战友”被蒙骗，将责任往我身上推，说我上有“挂钩”，下有“串联”，属于“四人帮”一伙，这正是“副书记”所要的。六月份“副书记”又要将我关进“学习班”。此刻我不得不运动我所有能量：一面找上面的人评理，一面排开事实。最后“副书记”迫于群众的舆论压力，才没敢动我，何况我仅仅是一位普通百姓。我终于挽救了自己，免去一场灾难，我一点不感到高兴。我仍然高贵地尊重我自己，不在别人面前低下头来。我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和别人一样混日子。我知道，有的人会象岐视一个“坏蛋”那样将我作为嘲笑的对象，还因为有人附和而亢奋起来。这种人如果不将他人说得近于愚蠢就无法支撑自己在教师中的地位。我默默地忍受着，就让别人把我当作傻瓜吧！我心里无时不在等待那可以畅口高呼，直白心意，可以无所顾忌狂谈的时候。我此时心里另有一个高尚的理想，我在坚持一件别人不知道，也无须让人知道的工作。我的《心迹》已日趋成形，我可以觉得比别人活得更有价值。（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