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动荡人生――不该发生的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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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我风湿性关节炎复发，不得不住进医院，寂寞地躺在病床上。那时医生不时来查诊，护士天天要打针，学校领导却迟迟不来探望。同事害怕被“传染”，确切说担心被牵连，或者因为我是个大家不需要的人，不值得来关心。不来也好，探病者固然可以给病人一点安慰，消除病人的寂寞无聊，增强治病的信心，也可能给病人增添麻烦，最实在的还是好好休息。探病者并非人人都关心病人的健康而到医院去，他们各有所因。只有病人的亲属，才被病者的健康驱使着，显出最真切的忧虑和欢喜。病中还得识别形形色色的探病者，而对待他们只能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感谢”。他们不来，我连“感谢”都可以省掉。
意想不到的打击，连我在病中也不能幸免。1977年“调资”，按规定我属“线上”的，可以不受限制自然提升一级，学校老师已一致通过。可是公社有关的人操纵“调资”评议小组，给我编织三条“罪状”：一是1958年被开除团籍。二是“清队”中受过审查。三是1976年跟随“四人帮”。决定将我的工资“缓调”一年。尽管县教育局认为三条理由不能成立，应按规定给我“调资”，同时发给表格让我填写。但是有人就是不肯盖章，当时“地方割据”的势力，似乎比“中央集权”还管用。接着连春节职工生活福利费也不发给我。算是让我尝到苦头了。我在心里发笑，我甚至不愿与他抗争，无非少拿几十元，生活过得差一些，又能怎么样？比这更苦的时候我都熬过来，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还是有希望的。那些处心积虑经营琐小私利的人不会有远大理想，他们在攻击别人，进行损人利已的活动中，常常失掉了他自己的将来。但是对我精神上的打击，不能说不重。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有了希望，人民有了奔头，我正想为之积极工作，想不到有人却如此泼来满头冷水。
我一度感到绝望，病情没有好转，人间又如此冷酷，便又想到死。我在日记里留下遗嘱：
“我没有财产可以分配，两个子女希望都能长大成人，他们的将来应该是幸福的。从我的《心迹》里可以供他们找到一条路子，只要他们没有忘记生活的真实含义，只要他们象我这样不怕失败，努力攀登，我的《心迹》便是一笔有价值的遗产。”
墓碑和墓誌铭我已拟好。正面右上角是我的生卒日期，中间是我的姓名，左下角是爱人和子女的敬献。背后刻上“一个普通人的身躯湮灭了，其精神将在《心迹》里永存。”
我唯一牵挂的是未能将《心迹》写得更好。我这几年的心血全花在它上面，也许因此才不得不早早去见上帝。见上帝并不可怕，无非是被贬到地狱去，遇到的也只是几个小鬼，举着刀的，擎着火的，我可以坦然地任他们去宰割烹烤，比起人间的痛苦，也许还单纯得多。
希望别人都上天堂，从人间的天堂到上帝的天堂。将来的人应该是真诚坦白的，不要无端造出种种欺骗和怀疑，不要再进行激化，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但是，我还是不愿去死，我已经不是一个容易被打倒的人。我在病中坚持学习报刊社论，相信冬天过去就是春天。我看到报上提到“风派”、“捂派”、“溜派”之类的人物，知道党中央是英明的。虽然现实中要识别这些人，要揭露他们，还很不容易。群众是有觉悟的，这种人将越来越行不通，社会主义国家容不得“投机商”。他们的伎俩已经在几次贩卖中逐渐被人识破，他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政治“投机商”的命运绝不会比一个“革命者”更长久。
有一句话：“我受伤了，但我没有被杀死，我将躺着，流一会儿血，但我将爬起来继续战斗。”这就是我的想法。
现在回忆它，着重还在反映当时的一种心态，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人人都变得有点偏激，###又往往使人走向极端，兄弟朋友都可能失去理智和宽容，成为互相仇视的对手。只有在政通人和的社会里，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想一想。感到这一切同样又都是不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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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我风湿性关节炎复发，不得不住进医院，寂寞地躺在病床上。那时医生不时来查诊，护士天天要打针，学校领导却迟迟不来探望。同事害怕被“传染”，确切说担心被牵连，或者因为我是个大家不需要的人，不值得来关心。不来也好，探病者固然可以给病人一点安慰，消除病人的寂寞无聊，增强治病的信心，也可能给病人增添麻烦，最实在的还是好好休息。探病者并非人人都关心病人的健康而到医院去，他们各有所因。只有病人的亲属，才被病者的健康驱使着，显出最真切的忧虑和欢喜。病中还得识别形形色色的探病者，而对待他们只能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感谢”。他们不来，我连“感谢”都可以省掉。
意想不到的打击，连我在病中也不能幸免。1977年“调资”，按规定我属“线上”的，可以不受限制自然提升一级，学校老师已一致通过。可是公社有关的人操纵“调资”评议小组，给我编织三条“罪状”：一是1958年被开除团籍。二是“清队”中受过审查。三是1976年跟随“四人帮”。决定将我的工资“缓调”一年。尽管县教育局认为三条理由不能成立，应按规定给我“调资”，同时发给表格让我填写。但是有人就是不肯盖章，当时“地方割据”的势力，似乎比“中央集权”还管用。接着连春节职工生活福利费也不发给我。算是让我尝到苦头了。我在心里发笑，我甚至不愿与他抗争，无非少拿几十元，生活过得差一些，又能怎么样？比这更苦的时候我都熬过来，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还是有希望的。那些处心积虑经营琐小私利的人不会有远大理想，他们在攻击别人，进行损人利已的活动中，常常失掉了他自己的将来。但是对我精神上的打击，不能说不重。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有了希望，人民有了奔头，我正想为之积极工作，想不到有人却如此泼来满头冷水。
我一度感到绝望，病情没有好转，人间又如此冷酷，便又想到死。我在日记里留下遗嘱：
“我没有财产可以分配，两个子女希望都能长大成人，他们的将来应该是幸福的。从我的《心迹》里可以供他们找到一条路子，只要他们没有忘记生活的真实含义，只要他们象我这样不怕失败，努力攀登，我的《心迹》便是一笔有价值的遗产。”
墓碑和墓誌铭我已拟好。正面右上角是我的生卒日期，中间是我的姓名，左下角是爱人和子女的敬献。背后刻上“一个普通人的身躯湮灭了，其精神将在《心迹》里永存。”
我唯一牵挂的是未能将《心迹》写得更好。我这几年的心血全花在它上面，也许因此才不得不早早去见上帝。见上帝并不可怕，无非是被贬到地狱去，遇到的也只是几个小鬼，举着刀的，擎着火的，我可以坦然地任他们去宰割烹烤，比起人间的痛苦，也许还单纯得多。
希望别人都上天堂，从人间的天堂到上帝的天堂。将来的人应该是真诚坦白的，不要无端造出种种欺骗和怀疑，不要再进行激化，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但是，我还是不愿去死，我已经不是一个容易被打倒的人。我在病中坚持学习报刊社论，相信冬天过去就是春天。我看到报上提到“风派”、“捂派”、“溜派”之类的人物，知道党中央是英明的。虽然现实中要识别这些人，要揭露他们，还很不容易。群众是有觉悟的，这种人将越来越行不通，社会主义国家容不得“投机商”。他们的伎俩已经在几次贩卖中逐渐被人识破，他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政治“投机商”的命运绝不会比一个“革命者”更长久。
有一句话：“我受伤了，但我没有被杀死，我将躺着，流一会儿血，但我将爬起来继续战斗。”这就是我的想法。
现在回忆它，着重还在反映当时的一种心态，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人人都变得有点偏激，###又往往使人走向极端，兄弟朋友都可能失去理智和宽容，成为互相仇视的对手。只有在政通人和的社会里，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想一想。感到这一切同样又都是不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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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我风湿性关节炎复发，不得不住进医院，寂寞地躺在病床上。那时医生不时来查诊，护士天天要打针，学校领导却迟迟不来探望。同事害怕被“传染”，确切说担心被牵连，或者因为我是个大家不需要的人，不值得来关心。不来也好，探病者固然可以给病人一点安慰，消除病人的寂寞无聊，增强治病的信心，也可能给病人增添麻烦，最实在的还是好好休息。探病者并非人人都关心病人的健康而到医院去，他们各有所因。只有病人的亲属，才被病者的健康驱使着，显出最真切的忧虑和欢喜。病中还得识别形形色色的探病者，而对待他们只能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感谢”。他们不来，我连“感谢”都可以省掉。
意想不到的打击，连我在病中也不能幸免。1977年“调资”，按规定我属“线上”的，可以不受限制自然提升一级，学校老师已一致通过。可是公社有关的人操纵“调资”评议小组，给我编织三条“罪状”：一是1958年被开除团籍。二是“清队”中受过审查。三是1976年跟随“四人帮”。决定将我的工资“缓调”一年。尽管县教育局认为三条理由不能成立，应按规定给我“调资”，同时发给表格让我填写。但是有人就是不肯盖章，当时“地方割据”的势力，似乎比“中央集权”还管用。接着连春节职工生活福利费也不发给我。算是让我尝到苦头了。我在心里发笑，我甚至不愿与他抗争，无非少拿几十元，生活过得差一些，又能怎么样？比这更苦的时候我都熬过来，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还是有希望的。那些处心积虑经营琐小私利的人不会有远大理想，他们在攻击别人，进行损人利已的活动中，常常失掉了他自己的将来。但是对我精神上的打击，不能说不重。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有了希望，人民有了奔头，我正想为之积极工作，想不到有人却如此泼来满头冷水。
我一度感到绝望，病情没有好转，人间又如此冷酷，便又想到死。我在日记里留下遗嘱：
“我没有财产可以分配，两个子女希望都能长大成人，他们的将来应该是幸福的。从我的《心迹》里可以供他们找到一条路子，只要他们没有忘记生活的真实含义，只要他们象我这样不怕失败，努力攀登，我的《心迹》便是一笔有价值的遗产。”
墓碑和墓誌铭我已拟好。正面右上角是我的生卒日期，中间是我的姓名，左下角是爱人和子女的敬献。背后刻上“一个普通人的身躯湮灭了，其精神将在《心迹》里永存。”
我唯一牵挂的是未能将《心迹》写得更好。我这几年的心血全花在它上面，也许因此才不得不早早去见上帝。见上帝并不可怕，无非是被贬到地狱去，遇到的也只是几个小鬼，举着刀的，擎着火的，我可以坦然地任他们去宰割烹烤，比起人间的痛苦，也许还单纯得多。
希望别人都上天堂，从人间的天堂到上帝的天堂。将来的人应该是真诚坦白的，不要无端造出种种欺骗和怀疑，不要再进行激化，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但是，我还是不愿去死，我已经不是一个容易被打倒的人。我在病中坚持学习报刊社论，相信冬天过去就是春天。我看到报上提到“风派”、“捂派”、“溜派”之类的人物，知道党中央是英明的。虽然现实中要识别这些人，要揭露他们，还很不容易。群众是有觉悟的，这种人将越来越行不通，社会主义国家容不得“投机商”。他们的伎俩已经在几次贩卖中逐渐被人识破，他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政治“投机商”的命运绝不会比一个“革命者”更长久。
有一句话：“我受伤了，但我没有被杀死，我将躺着，流一会儿血，但我将爬起来继续战斗。”这就是我的想法。
现在回忆它，着重还在反映当时的一种心态，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人人都变得有点偏激，###又往往使人走向极端，兄弟朋友都可能失去理智和宽容，成为互相仇视的对手。只有在政通人和的社会里，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想一想。感到这一切同样又都是不该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