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一个特三八的馊主意――重文轻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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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武将的军权逐渐被剥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１．开国之君赵匡胤在位时，天下尚未统一。老赵虽然让一些能争惯战的良将提前退休，但毕竟还提拔、重用了一些资历尚浅的军队干部。因此太祖时期，仅仅是削弱了统兵武将的权力。
２．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进一步完善了太祖的“抑武”措施，如：加大“监军”的力度、设计阵图等，使统兵将帅的一举一动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举“阵图”为例，所谓“阵图”，就是中国古代临战前，皇帝预先设计好后交给将军们的“排兵布阵”图。在宋太宗之前，“阵图”往往只是一个参考资料。但是自赵光义登基后，“阵图”的“社会地位”出现了飙升。为了显示自己卓越的“军事才干”，将“阵图”的社会地位来了个“政策性”飙升。统兵的将领如果以“阵图”排兵布阵，纵然打了败仗，照样可以获得升迁，只要不是败得太惨，例如：全军覆没，甚至不影响涨工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轻视朝廷，打胜了也决不宽待。如：
家喻户晓的“杨家将”故事中的男一号“老令公”杨业，以善于用兵而闻名。但是在第二次北伐时，因不遵守“预案”而与监军王某、主帅潘美发生争执，最后在得不到外援的形势下战败身亡。
3．宋真宗以后，战场上的指挥权也交给了文臣，文臣掌兵成为了“常制”。
4．到仁宗中期，文臣制武将的局面完全形成，军队干部在宋廷中已经基本处于与“二奶”有一拼的从属地位。
北宋的最高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正、副长官都要由通过“之、乎、者、也”考试的文官担任，即便是各方面军司令一职，也基本由舞文弄墨的京官兼职。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就曾经当过陕西路安抚使，相当于西北军区总司令一职。然而，水做的秀才，别看写起文章来妙笔生花，一旦到了战场，象老范那样知人善任、真抓实干的毕竟是寥若晨星，大多则成了草包牌绣花枕头。而在部队里原本属于内行的武将，只能作为“可以提意见，但是没有否决权”的副手协助工作。这种张冠李戴的人事安排，就好象让姚明去跑110米栏，刘翔参加NBA选秀大赛一样，表面上瞅着文武搭配，干活不累，但实际上相互间捉襟见肘，往往起到事倍而功半的效果。例如,北宋神宗年间北宋对西夏的“永乐之战”，便是一次“重文轻武”背景下的“经典战例”：
1082年爆发的“永乐之战”，交战双方都投入了数以十万计的兵力参战，是北宋、西夏军事史上几场规模较大的战役之一。北宋的目的是想乘西夏内讧的机会灭亡这个由党项族在西北地区建立的小国，而西夏则是要同北宋争夺陕西省北部的控制权。当时担任宋军主帅的是“给事中”——徐禧，而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鄜延路经略副使——种鄂，却只能屈尊于俯首贴耳的位置。
徐禧是一位凭着几篇文章就免试进入公务员行列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永乐之战”前从未担任过军队干部的职务，但却因发表军事“空头理论”而倍受关注。结果，“不知兵”的小徐拒绝了久经沙场的老种（种鄂）等多名军队干部的忠告，困守于战略位置重要却易攻难守的“永乐城”而力战身亡。
作为北宋文人统兵的一个典型，徐禧虽然血染征袍、战死沙场，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鲜血，践行了圣贤书中为国捐躯的教诲。但是其书生气十足、纸上谈兵的气质却又为后世所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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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武将的军权逐渐被剥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１．开国之君赵匡胤在位时，天下尚未统一。老赵虽然让一些能争惯战的良将提前退休，但毕竟还提拔、重用了一些资历尚浅的军队干部。因此太祖时期，仅仅是削弱了统兵武将的权力。
２．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进一步完善了太祖的“抑武”措施，如：加大“监军”的力度、设计阵图等，使统兵将帅的一举一动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举“阵图”为例，所谓“阵图”，就是中国古代临战前，皇帝预先设计好后交给将军们的“排兵布阵”图。在宋太宗之前，“阵图”往往只是一个参考资料。但是自赵光义登基后，“阵图”的“社会地位”出现了飙升。为了显示自己卓越的“军事才干”，将“阵图”的社会地位来了个“政策性”飙升。统兵的将领如果以“阵图”排兵布阵，纵然打了败仗，照样可以获得升迁，只要不是败得太惨，例如：全军覆没，甚至不影响涨工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轻视朝廷，打胜了也决不宽待。如：
家喻户晓的“杨家将”故事中的男一号“老令公”杨业，以善于用兵而闻名。但是在第二次北伐时，因不遵守“预案”而与监军王某、主帅潘美发生争执，最后在得不到外援的形势下战败身亡。
3．宋真宗以后，战场上的指挥权也交给了文臣，文臣掌兵成为了“常制”。
4．到仁宗中期，文臣制武将的局面完全形成，军队干部在宋廷中已经基本处于与“二奶”有一拼的从属地位。
北宋的最高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正、副长官都要由通过“之、乎、者、也”考试的文官担任，即便是各方面军司令一职，也基本由舞文弄墨的京官兼职。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就曾经当过陕西路安抚使，相当于西北军区总司令一职。然而，水做的秀才，别看写起文章来妙笔生花，一旦到了战场，象老范那样知人善任、真抓实干的毕竟是寥若晨星，大多则成了草包牌绣花枕头。而在部队里原本属于内行的武将，只能作为“可以提意见，但是没有否决权”的副手协助工作。这种张冠李戴的人事安排，就好象让姚明去跑110米栏，刘翔参加NBA选秀大赛一样，表面上瞅着文武搭配，干活不累，但实际上相互间捉襟见肘，往往起到事倍而功半的效果。例如,北宋神宗年间北宋对西夏的“永乐之战”，便是一次“重文轻武”背景下的“经典战例”：
1082年爆发的“永乐之战”，交战双方都投入了数以十万计的兵力参战，是北宋、西夏军事史上几场规模较大的战役之一。北宋的目的是想乘西夏内讧的机会灭亡这个由党项族在西北地区建立的小国，而西夏则是要同北宋争夺陕西省北部的控制权。当时担任宋军主帅的是“给事中”——徐禧，而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鄜延路经略副使——种鄂，却只能屈尊于俯首贴耳的位置。
徐禧是一位凭着几篇文章就免试进入公务员行列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永乐之战”前从未担任过军队干部的职务，但却因发表军事“空头理论”而倍受关注。结果，“不知兵”的小徐拒绝了久经沙场的老种（种鄂）等多名军队干部的忠告，困守于战略位置重要却易攻难守的“永乐城”而力战身亡。
作为北宋文人统兵的一个典型，徐禧虽然血染征袍、战死沙场，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鲜血，践行了圣贤书中为国捐躯的教诲。但是其书生气十足、纸上谈兵的气质却又为后世所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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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武将的军权逐渐被剥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１．开国之君赵匡胤在位时，天下尚未统一。老赵虽然让一些能争惯战的良将提前退休，但毕竟还提拔、重用了一些资历尚浅的军队干部。因此太祖时期，仅仅是削弱了统兵武将的权力。
２．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进一步完善了太祖的“抑武”措施，如：加大“监军”的力度、设计阵图等，使统兵将帅的一举一动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举“阵图”为例，所谓“阵图”，就是中国古代临战前，皇帝预先设计好后交给将军们的“排兵布阵”图。在宋太宗之前，“阵图”往往只是一个参考资料。但是自赵光义登基后，“阵图”的“社会地位”出现了飙升。为了显示自己卓越的“军事才干”，将“阵图”的社会地位来了个“政策性”飙升。统兵的将领如果以“阵图”排兵布阵，纵然打了败仗，照样可以获得升迁，只要不是败得太惨，例如：全军覆没，甚至不影响涨工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轻视朝廷，打胜了也决不宽待。如：
家喻户晓的“杨家将”故事中的男一号“老令公”杨业，以善于用兵而闻名。但是在第二次北伐时，因不遵守“预案”而与监军王某、主帅潘美发生争执，最后在得不到外援的形势下战败身亡。
3．宋真宗以后，战场上的指挥权也交给了文臣，文臣掌兵成为了“常制”。
4．到仁宗中期，文臣制武将的局面完全形成，军队干部在宋廷中已经基本处于与“二奶”有一拼的从属地位。
北宋的最高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正、副长官都要由通过“之、乎、者、也”考试的文官担任，即便是各方面军司令一职，也基本由舞文弄墨的京官兼职。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就曾经当过陕西路安抚使，相当于西北军区总司令一职。然而，水做的秀才，别看写起文章来妙笔生花，一旦到了战场，象老范那样知人善任、真抓实干的毕竟是寥若晨星，大多则成了草包牌绣花枕头。而在部队里原本属于内行的武将，只能作为“可以提意见，但是没有否决权”的副手协助工作。这种张冠李戴的人事安排，就好象让姚明去跑110米栏，刘翔参加NBA选秀大赛一样，表面上瞅着文武搭配，干活不累，但实际上相互间捉襟见肘，往往起到事倍而功半的效果。例如,北宋神宗年间北宋对西夏的“永乐之战”，便是一次“重文轻武”背景下的“经典战例”：
1082年爆发的“永乐之战”，交战双方都投入了数以十万计的兵力参战，是北宋、西夏军事史上几场规模较大的战役之一。北宋的目的是想乘西夏内讧的机会灭亡这个由党项族在西北地区建立的小国，而西夏则是要同北宋争夺陕西省北部的控制权。当时担任宋军主帅的是“给事中”——徐禧，而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鄜延路经略副使——种鄂，却只能屈尊于俯首贴耳的位置。
徐禧是一位凭着几篇文章就免试进入公务员行列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永乐之战”前从未担任过军队干部的职务，但却因发表军事“空头理论”而倍受关注。结果，“不知兵”的小徐拒绝了久经沙场的老种（种鄂）等多名军队干部的忠告，困守于战略位置重要却易攻难守的“永乐城”而力战身亡。
作为北宋文人统兵的一个典型，徐禧虽然血染征袍、战死沙场，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鲜血，践行了圣贤书中为国捐躯的教诲。但是其书生气十足、纸上谈兵的气质却又为后世所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