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除了爷爷、奶奶陪我玩，我自己也很会玩。想象力是我的天性。

现在是爷爷常带我去江边坐缆车。出于对缆车的痴迷，我突发奇想要自己造一个“缆车”。客厅里有张椅子，应该就是那张藤椅，曾经的黑公鸡的宝座，我把它作为最高点。把一个木凳作为中间支撑部分，再用个小板凳作为江边的终点。我把奶奶的搓板拿来做缆车，我骑在上面，从高处缓缓滑向低处，从中体验那种包括回味和想象本身带给我的愉悦。搓板毕竟不像个缆车，我便将搓板固定，又将爷爷的算盘拿来反扣在上面。用写字用的垫板放在算盘框上，然后我人坐上去，从搓板高端滑向低端。整个过程竟没有家人干预，我玩得十分惬意，算盘也未损坏。

多年后，每当爷爷看到那算盘，总要笑着调侃：“……啊，我这算盘也真算结实，明明在重庆时把它当缆车坐，竟没有坐坏……”

这是爷爷的优点。家里的小东小西儿，包括他那些有限的古董，他都舍得你玩。即使你不小心弄坏了，他也没有过多怨言，至多不过轻轻地说：“下回小心点就是了。”从这点说，我很感激这位老人，甚至有些内疚，只可惜他再也听不到我的心声了。

我又玩起了照相。晚饭后我要老两口坐在床沿上，在房子另一端，我用椅子和凳子摆成一个自认为的立式照相机。我学着相馆里照相师的架势为他们拍照。可爷爷总是做怪相，不是伸舌头，便是将头歪向一边。我爱较真，一定要他坐好了再照。这期间自然出了很多乐子，最后奶奶不得不拿一条围巾来固定住爷爷那调皮的脑袋，同时要我赶快“抢镜头。”“像”是照了，可我嚷嚷着没有照片，奶奶顺手拿起桌上的一片蒜皮来充当……

爷爷觉得我该学点儿东西了，他要教我写字。他先在田字格中写下我要学的那几个字，然后每天让我照着写几遍。那时他还上着班，每天临走前嘱咐奶奶监督我写完那些字。如果写得好，奶奶给打分。开头几天我还挺新鲜，但后来就不想做了。于是我要求将写字改为画画，因为画画对我来说太容易了。爷爷似乎未完全明白我的用意，就随口答应了。但后来他发现了我的阴谋，就坚持我必须将字写完，然后画画。每次写完字后交给奶奶，奶奶曾是湖北省第一女子师范毕业的高材生，她总是拿支红铅笔为我打分。写得好可得五分，有瑕疵得四分。老人家打的五分阿拉伯数字非常好看，有时我写得不好，也缠着她给我得五分。老人家拗不过我，叹口气依了我。

此时再看她批在本子上的分数，我心里倒觉得不踏实了。

就这样我学了不少字。

试想十七年未见儿子，如今孙在膝下，老俩口自是乐在心里。爷爷奶奶疼我没得说，日子长了我上脸了。每天爷爷下班吃完饭后，总要逗我玩儿上一阵子。老人家疯起来比我更没个样儿。有天中午他把我逗得恼羞成怒，我顺手拿起一把一尺左右的铜铲儿，还真扬起了手臂。奶奶见状急忙制止，说：“那可使不得哦……”，话音未落，锋利无比的铜铲儿已飞向爷爷的面部……

接下来的混乱可想而知。

爷爷一声不吭地捂着眼部离开家，大概是去医院了。

从未打过人的奶奶那天痛打了我一顿，并要我跪在地板上。下午半晌时，我跪得腿疼，便向奶奶求饶。老人家要我起来，温和地批评了我，给我讲了许多道理。

傍晚爷爷回来了，眼上贴着纱布。他应该先去医院包扎，然后又去上班了。

奶奶要我向爷爷道歉。他老人家也只温和地说了我两句，主要是告诉我这类事的利害关系。我紧张了一天的心情总算松了下来，因为我本担心爷爷的眼睛会废掉，或是老俩口不会原谅我。慢慢地我才意识到，爷爷奶奶是我所遇到的最能包容和原谅他人的人。

只是从那以后，爷爷的右眼眶下方，多了一块伤疤。他老人家总爱说那我是模仿电影《飞刀华》的杰作。

爷爷和他那台旧收音机，永远都和《小喇叭》节目联系在一起。

每天晚饭后，爷爷总会陪我坐在那台老掉牙的收音机旁，收听那同时代的孩童们都迷恋的节目。那里面有一位老爷爷播音员，永远以他那磁石般的嗓音，讲述那些迷人的故事，将那些有关世界和做人的理念，潜移默化地滴灌入我们幼小的心田……

多少年之后，当《小喇叭》恢复播出后，才得知老先生的名字——孙敬修。

爷爷的收音机曾经就是个铁架子，黑漆的，所有的零部件都裸露着。我猜想它是否经历过战乱，或者干脆就是爷爷在旧货市场淘来的美国货。

父亲为其做的木壳子不好用，最终还是这个铁架子伴随着我的幼年。

爷爷心肠好，曾帮助过许多人。有一名同姓的没有父母的年轻人宋凌青，早年得到过爷爷的资助和照顾，视爷爷为生父。后来他学了无线电专业，在业内很有建树。那次他来家中看爷爷，见到那台破旧的收音机。

他拿走了它，说是带回去修一下。日后他竟抱回来一台崭新的机器给爷爷。后来这台新收音机又随着我们到了原城。

那时的山城仍有很多防空洞，战时留下的遗物。

有些防空洞，是我跟爷爷散步时经常路过的。一次爷爷指着其中一个洞口说：“……当时日军飞机来轰炸。我和你奶奶就带着你爸爸藏在里面。外边的炸弹疯狂的爆炸着，震耳欲聋，很恐怖，我们就藏在里边听外面的声响……”

如今这些防空洞大部分废弃了，有些做了路边简陋的民居，还有些成了小店铺的门面。

马路边横躺着一个锈成棕黄色的空炸弹壳。总能看到缺少玩具和娱乐器械的孩子们，骑在那像鱼雷的东西上，或站在上面蹦跶。我每次经过那里也要爬上去过把瘾。

我问爷爷：“炸弹里边还有药吗？”

爷爷笑了，说：“就算有，也早被公安局拿走了。”

再大一点听爷爷奶奶说带父亲跑日本的事。爷爷是南京人，奶奶武昌人，他们逆长江而上逃难。记不得他们说的是在哪座城市，遭遇空袭。本来每逢听到警报，城里人都要跑到城外钻防空洞。

但那次恰逢尚幼的父亲出麻疹，行动不便，全家人只得找一张结实点的桌子放在屋子角落，上面铺上两床棉被，再把父亲藏在下面。本该随身带的吃喝都放在桌子下面，一家人心惊胆战地围坐在那里躲避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