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开始了童年也是我大半生以来，最温暖也最无忧无虑的两年生活。

用两句话说，奶奶疼我，爷爷惯我，这使我对两位老人产生了一生难以抹去的感情，无意当中也使我养成了不少坏毛病。

刚到重庆没几天，爷爷便给我买了个红漆的玩具小汽车。那东西挺大，在那个年代，应该不少钱。不过没几天便被我给“解析”了，爷爷说我说是“败家子”。虽然第一次听到这话，却也意识到点什么。从此很长时间他不再给我买像样的玩具了。

爷爷每天上班，奶奶做饭，照看我。爷爷下班时常会带些好吃的回来，奶奶做的饭更香，晚饭后爷爷常带我到江边散步。

我们住在一个四川人叫做“院坝”的天井里，大概在二楼。家里有扇窗户朝着“院坝”外面的拱门，每天早上我便趴在窗口目送爷爷上班，对他喊：“爷爷，你慢慢走，好好写字！挣了钱给我买花生豆儿!”

爷爷笑着应答，然后慢慢走远了。

我和奶奶成了接下来一天的伴侣。老人家除了做饭，便是要哄着我玩。有时她也带我去买菜，或闲时在院中与邻居们聊天，由此我便认识了周围的许多人。

我闲着无聊，便看奶奶做菜。筲箕里摆放着一排洗好的鱼，一个个还瞪着眼。我有些好奇，这些东西还会有知觉吗？便用手指去按压鱼眼。

“啊呀，你这么小一点，就学得这么残酷！”老人家感叹道。

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自然觉得尴尬、愧疚。通过在那之后的许多事情上，我发现奶奶是个极善良的人，不仅对动物，对孩子，还是对其他人都一视同仁。

出于母爱的缺失，我特别喜欢和奶奶睡。爷爷喜欢我，平时我总是和爷爷睡。但有天晚上我和他闹了点儿别扭，便坚持要和奶奶睡。奶奶带我很温和，我和她待了一会儿，她便要我回爷爷床上，说不然爷爷真会生气。那一刻我真不想离开奶奶和她的怀抱。

老人家带给我的温馨使我脱口而出了一句话：“奶奶，我要和你生个孩子！”

奶奶宽容地笑着，第二天就和邻里的老少女人们说起此事，她们的的表情和笑声，自然成了当天聊天的高潮。

我被送去了一个街道办的幼儿园，那里有许多孩子。

去那儿的第一天，老师看我挺规矩，便要我做了班长之类的。没一会儿，两个男生因扯皮来向我告状，他们都指责对方打了自己。我很为难，便说：“那你们两个就都别再打了吧。”

没想到这招儿还挺好使，两人几乎同时说：“那我们两个就都别打了吧。”然后他俩竟满意地离开了。

我由此发现了两点规律——一，告状者并非都讲实话；二，人们相信权威。

这座幼儿园里有我最惬意的事。

春天或是秋天的早上，天色尚暗，偶尔下点小雨。

教室里亮着灯，孩子们围坐在老师或阿姨身边听故事。一位年纪稍大，体态微胖、戴眼镜的老师，很会讲故事。她讲一个小英雄，大概是猎人的后代，如何成长的历程。有一次她还拿出一个大一些的木盒子，打开后里面会发出好听的音乐，这大概是我能记得的最早喜欢音乐的感觉。

因为胆小老师的话是不敢不听的。女教师在黑板上画了三片不同形状的树叶，要我们照着用铅笔画在纸上。我只会画其中一个，同桌的小男孩会画另一个，我俩分别模仿对方各画出了自己的第二个，第三个谁都不会。同桌用画纸卷着铅笔在桌上搓着玩，我却哭了起来。同桌莫名其妙，报告了老师。梳大辫子的年轻的她跑过来问缘由，我说一片叶子不会画怕老师吵。她笑了，说老师不会吵的，并蹲下身来帮我在纸上画，但却错画成了另一片叶子。几十年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有一类人很皮实，并不过多在意这个世界和它的反应，整日里无忧无虑；另一类人却有些过虑，太在意周围的环境和人们的态度，这种在意并非都那么必要。我属于后者。

爷爷爱喝点儿小酒，时常要我到巷子前端的小铺子里，去为他买酒和下酒菜。那里的两名上年纪的男售货员，其中一名高个的北京人，较瘦，另一名较矮，偏胖，本地人。两人总系着白色的长围裙带着袖头接待顾客。爷爷总爱嘱咐我进铺子时要讲北京话，这样高个子男人会为听到乡音高兴，而在酒瓶中多添点儿酒。我虽不大乐意，却也照做了。

“打二两干酒，”我鼓起勇气机械模仿着出门前爷爷教我的京腔，心里却在怀疑京城里的人们是否真就是那样要酒，更不知对方是否真得会因恻隐之心，而向我带去的酒瓶中额外添酒。

身旁一名黑瘦的本地小男孩，惊异地抬头问我讲的什么。他就住在巷子里，偶尔在一起处时总是强势，我不喜欢他，就没搭理他。

一天，一名高个女孩也提着空酒瓶走进小店。她将瓶子随意放在柜台上。

“打酒。”她用本地话说，并看了我一眼。她也是巷子里在一起玩耍的伙伴。

我觉得她说话自然且自信，又觉得爷爷教我那套实在别扭，便终于学着本地孩子，从此改用川话要酒了。

后来爷爷问我是否按他说的做了，我支支吾吾说没有，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再后来爷爷问我北京老头儿是否不大去店里了，我说是的。

老人家似乎有些遗憾，从此不再提这事了。

黄昏时爷爷带我漫步于江岸上，老人家时常买些像油炸蚕豆瓣儿，或油爆花生米之类的小吃塞在我手里，那也是他平日里的下酒菜。望着江上来回穿梭的船只，暮色中逐渐淡去的江对岸的山体及房屋轮廓，从手中的纸筒里捏一片蚕豆片放进嘴里，那种感觉应是我出生以来最幸福的。多年后，我仍不厌其烦地对人说，小时在重庆的那两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夕阳收尽，夜幕降临，我们祖孙二人顺着马路回家。汽车的灯光照得我昏昏欲睡，他老人家便将我背起身，两手用拐杖横担着我的小屁股。不管路途多远，他都会默默地将我像这样背回家。这是他的美德之一——为了晚辈后代得到哪怕是瞬间的快乐与安逸，甘愿自己吃苦。

记忆中的第一次国庆节。一大早爷爷、奶奶带我到解放碑附近看庆祝游行。

下雨，穿着整齐的男女青年，头发淋湿，却精神抖擞地打着鼓，行进在两旁挤满人群的街道上……

雨水打湿的鼓面，发出闷哑的声响，鼓手们更加用力挥动鼓槌……

几乎每个行进者都两眼炯炯有神，挺起胸膛，迎战雨天……

那是1962至1964年之间的事，那代人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