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父亲回家了。他想让我体会一下他自小生活的江南情调，也想重温他儿时的旧梦，带我去了江边。

我第一次站在了山城市区的高处。那里我可以俯瞰江边的景色，一览江对岸郊区的风光。

从市区的街道通往江边有石砌的台阶，还有从一开始便让我惊叹的缆车。那种缆车并非如今流行于世界各地的悬挂式的舱室，而是与火车客车车厢或地铁车厢类似。它从侧面看呈平行四边形，下面有铁轨和钢轮，车厢一端有一根钢缆链接山坡上方的机房，从里面同时伸出另一根钢缆，连接与之平行的轨道上的另一节车厢。当其中一节车厢往下方行驶，另一节车厢则向上方行驶。因为处在斜坡上，站台便建造为从上至下的阶梯式。车厢的门框下沿，也相应设计成水平式，以便和站台地面吻合。那时我对缆车及相关的设计着了迷，我不知人们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

父亲带我坐缆车，我兴奋至极。

乘坐缆车需买票，每次一分钱。岸上的机房旁边，有一名女人在窗口卖票。她发现我会说普通话，很喜欢，就说：“这个娃儿会说普通话唉，不要买票喽。”于是我一生有了唯一的一次特权。

我与父亲来到沙滩，他要带我乘轮渡。

那时重庆与郊县间少有桥梁，但有轮渡，无论人、车都可登程。

那是我这个“北方娃儿”第一次乘船渡长江，很兴奋。到了对岸，父亲为了让我高兴，也为省钱，下船时未出检票口，而是通过跳板绕至上船通道。父子二人用单程票坐了个来回才上岸。

自那时起，我时常在奶奶家门口遥望江边。那里可看到延绵的长江和江面上的船舶，还有我喜欢的轮渡。甚至江对岸的山坡。

父亲回家了，独自住在一间平日里作储藏室的小屋。

如今回忆起当时的情节来，他倒是更像是儿子，而非父亲了。他在那间小屋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他将火柴盒或香烟盒上的图片剪下贴在一个旧笔记本上，那些图片都很简单，记得其中之一是一艘帆船在海上。后来这个笔记本又被带至原城。

午睡时，隐约听到楼下小贩的叫卖声。父亲一骨碌爬起来，抓起一个大茶缸跑到下面的天井里。不一会儿，又兴冲冲地端着大半缸的有点像米饭样的东西，他告诉我那东西叫“醪糟”，于是我第一次品尝了米酒，那也是父亲离开南方之后很多年没吃到的了。

父亲从小是独子，有些任性，还有些懒。但有时他也做些儿子该做的事。爷爷有一台使用交流电的老式真空管收音机，只有机芯和架子。父亲试着用木材为爷爷的“宝贝”做个壳子。天很热，他赤裸着上身干活儿，脾气很暴躁。他用烙铁在做好的机壳上烫烙出一个个圆孔，以便装旋钮用。我在一旁很好奇地看，却因有时碍了他的事而挨揍。

好心的爷爷便将我带到他的房间，小声对我说，天热，干活儿的人容易心烦，叫我不要惹爸爸生气。

有一天家里来了个戴干部帽、穿干部服的客人，那是六十年代初期的装束。那人个子不高，瘦，大眼，人挺和善，还有几分恭谦。说是爷爷的同事，却与父亲说了大半天话。父亲晚年告诉我，那是爷爷单位的支部书记，特地来找父亲谈话。解放前，父亲还在中学时代便参加革命。为躲避反动统治者的追捕，他几经转学，最后转辗来到西安，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直至迎来新中国的曙光。解放后随大军接收兰州，不久又进军西藏。那是一个如火如荼的年代，父母与许多老西藏一道，在那片雪域高原上，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父亲生性刚强，见不得半点小人之心、小人之言行。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五十年代末自然也未能逃脱那场运动。

父亲虽已“下野”，却始终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因年轻看不惯许多事。爷爷是旧时代过来的人，父亲常常毫不客气地在一些日常事务上指责爷爷。爷爷内心苦恼，又不愿与儿子争辩，便求助于单位领导。

原来那人是来为爷爷说情的。爷爷大概向他讲了父亲的事，虽说父亲当时无职无权，对方却对父亲很有礼貌。

那人待父亲很客气，说爷爷在新社会已得到了学习，改变了不少，请父亲理解老人。

只可惜父亲直到晚年，也未能充分理解爷爷。爷爷却懂他，深深地懂他，因为他爱他。

父亲要走了，我和爷爷、奶奶去菜园坝车站送他。那天乘车的人很多，连车厢门口都挤满人。那时的绿皮火车，有点像印度的火车。

车开了，父亲跳上车厢扶梯，他一手抓住扶手，另只手向我们挥手告别，侧背的书包来回晃悠着……

两位老人深情地朝儿子挥手，爷爷还催促我向父亲道别。我向眼前那个刚熟悉不久的“爸爸”招手，不知怎么却并无依依不舍之情，只暗自庆幸这个老爱揍我的人终于走了，如今想起这一幕来还真有些五味杂陈。

父亲由山城返回夏域后，开始了他与母亲艰辛而又恩爱的一段生活。

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情感多半是由父亲后来告诉我的。父亲因“错划”问题被放逐后，母亲带我度过她一生中最艰难、孤独的一段时光。父亲出狱后找不到正式工作，只得背着工具满街打小工，母亲却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家。这对于那个特殊时期的很多女性来说，是难以做到的，但她做到了。这也正是父亲爱母亲、钦佩母亲，且在她去世后，终身未娶的根本原因。

母亲的健康状况在父亲从“流放地”回来之前，已到了崩溃的边沿。

父亲因头上那顶“帽子”不好找工作，有时他会在家中学做家务。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细粮配给只有百分之二十。为照顾母亲，父亲每天做饭时会将仅有的大米，为母亲蒸一小碗米饭。

母亲从附小下课回家，曾经很少做饭的父亲亲手端上现炒的热菜，还有那一小碗碗蒸米。

“太多了，我吃不下，”母亲说，并将米饭拨出一部分给父亲吃。

第二天父亲用了更小的碗蒸米，母亲又说：“还是太多，我吃不了，你帮我吃点儿。”

愚钝的父亲仍未看出破绽。

第三天蒸米父亲用了再小一些的碗，母亲依然如故。

“不会吧，”父亲神情异样地望着母亲说，“是阴谋吧？”

父亲在狱中落下了很严重的胃病，吃粗粮犯病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一对真正的患难安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