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赋闲的日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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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父亲的眼睛越来越差劲了，左眼经常疼痛，父亲也没太在意，挨过几天就了事，实在不行了就搽眼膏。小时侯常常看到父亲往眼睛里挤眼膏，记得父亲只用光明眼膏一种，别的他不用。有时岭坝卫生院里没有了光明眼膏，他就不要，等到了县里开会或者办事的时候再到县城里买。有一段时间到处买不到光明眼膏，药铺里说白敬宇眼膏也是一样的，用的药方就是一样。父亲这才用了白敬宇眼膏，觉得的确如此。除了这两个牌子，父亲对别的眼膏基本不过问。当然这里还有个种类问题，象治疗沙眼用的眼膏，跟一般的消除炎症用的眼膏肯定不一样，还有这样那样的眼药水，父亲连看都不看一眼的。父亲之所以只认光明眼膏和白敬宇眼膏，大概基于两点：一是他认为凡病痛皆炎症，眼睛有毛病就是眼睛里面有了炎症，眼睛这么个安不得一粒微小沙子的精密器官，不能打针，不能动刀子，吃药恐也没有多少到得了那里，而眼膏是专门可以用来涂到眼球上的消炎药，就只能用眼膏；二是第一次是医生告诉他用光明眼膏，他涂了点眼膏后感觉眼睛好了点，后来是药铺里说白敬宇眼膏也是一样，父亲看了说明书，处方大体相同，都可用以消炎，涂了以后确实有效果。后来父亲就猜想白敬宇一定是个人名，白敬宇一定是个眼科专家，他发明的处方制成眼膏当然可以叫做白敬宇眼膏。眼膏是解决光明问题的，当然也可以叫做光明眼膏了。他认定这两种眼膏其实会是一个东西，拿“光明”来做名称，体现的是眼膏的功效，用“白敬宇”来做牌子注重的是专家的功劳。那时父亲跟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也并不需要去考究那么多，在我的心中，父亲说的话都是对的。
后来遇到我们小孩子眼睛红肿，或者眼眶里起眼屎什么的，父亲也动员我们搽光明眼膏或者白敬宇眼膏。我那时被吓得不行，想到要往眼睛里面挤东西进去，就跟挽起袖子露出胳膊或者脱了裤子巅出屁股等着挨医生一针那样地可怕。但父亲连哄带劝，说眼睛有毛病就要搽眼膏，搽了就好。父亲平时是不大过问孩子们的事情的，但一旦遇到儿女生病，他就特别地着急和认真，非要眼看着给处理了才放心。我坚持不搽眼膏，父亲又讲道理又威胁，再不行就强制执行，捉住了我的头，扳开我的眼皮，朝眼角里挤进一点眼膏。我立即感到难受，就拼命嚎叫，喊着好辣呀！父亲说那不是辣，是清凉！我虽然不同意父亲说的是什么清凉，但过后却感到眼睛真的好多了，再用过一两次后，眼睛红肿就消退了。
甚至遇到其他一些外表上的小毛病，比方烫伤什么的，父亲也说搽眼膏。他说从处方上看，所用的一些草药有消炎、清凉作用，搽了没错的。他自己是最先试验过了，母亲在这方面只能听他的，也试验过了，都说有效。这样光明眼膏或白敬宇眼膏就成了家中的备用药之一。
只是，搽眼膏对父亲的眼病来说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看来是在不断地走下坡路。几年后听父亲说他的左眼看东西跟右眼比已经差了很多了。后来他又说他的左眼几乎看不清东西了，怕是会瞎掉！我们吓坏了，就问没有办法了吗？父亲倒并不十分着急，说就是瞎了左眼也没什么太要紧的，还有右眼呢！
终于有一天父亲宣布他的一只眼睛已经瞎了！他在我们面前用手蒙住右眼朝外面看，说那么大那么明亮的一扇窗户，他就只感到一团模模糊糊的白光，完全丧失了视物的功能。
父亲在瞎了一只眼以后，终于辞去了大队支书的职务。
严格地说，瞎了一只眼睛，就是独眼龙了！好可怕的外号呀！不过，尽管父亲的一只眼睛实际上已经瞎了，但从外表上看，谁也不知道父亲的眼睛有问题，因为他的两只眼睛看起来都好好的，怎么说有一只瞎了呢？别人是不相信的。因为人家看不出来父亲眼睛的一半残疾，也就没有哪个会把父亲跟独眼龙划等号，父亲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往残疾人上面去看，睁眼能读书看报阅文章，能行路见人见光明，就是健全的人。
父亲没有当大队支书了，但也没有真正地闲下来。就在他辞去支书职务的第二年，公社把父亲要了去，当然不是让他去当干部，而是要他去管公社的副业。此后父亲在公社的煤场、猪场、砖厂、建筑队都干过，五、六年的时间里去了好几个地方，他自己说他是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前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呢，或者说是最早的一代“老板”也可以。
但那时父亲绝对不能算是什么“老板”，他本人除了拿公社给的一点补助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他不过是一个公社派去管事的负责人罢了，管好那里的事，对公社负责。
父亲先是被安排到了公社的煤场当场长。当时岭坝(公社的煤场在附近小有名气，除了狮子岭的小煤窑外，还有马甸冲、沙井子、毛竹冲等地方的小煤窑，甚至樟木冲、龙江冲这些跟我们不在一个县的地方煤窑，所出的煤炭都集结到了岭坝的煤场，在这里下湘江经水运，或者走南白公路运到县城，再从县城运往其他地方。
煤场里有十来个工作人员，过磅、记帐、结算等等都有人做了，父亲就是了解了解情况，到处转转，管管事，工作很轻松。父亲吃住在煤场，好象真成了出门在外的国家干部似地。
父亲在公社煤场里刚刚适应那里的工作和生活，却又被派去了公社养猪场。公社猪场跟煤场不同，煤场是多年以来就有了的，猪场却是正在筹建。公社派父亲去当猪场的场长，实际上是要父亲去负责建公社猪场，换句话说是创业。只不过跟后来的业主们创业完全不同，那是公社全包了的。
猪场的机构简单不过，除了一个场长，其余就全部是场员。父亲管人，管财，管建设，管生产，整个猪场父亲集经营、决策和管理大权于一身，一切的一切都是父亲一个人说了算，成了真正的一言堂。原来当大队支部书记时作为一把手，虽然很多事情实际上都是父亲在做主，但大队级的重要事情总得在支委会上讨论和表决。父亲个人的意志要能执行下去，靠的是父亲的口才、威信和个人魅力。当然所谓“父亲个人的意志”绝对不是父亲个人的霸王意志或者一己私见，而是父亲对上级意志和群众利益的个人理解和把握。在支委会上，这种父亲“个人的意志”通过父亲和风细雨式的、或者急风暴雨式的言辞，打动或者征服支委们的心或者口，变成一个个决定执行了。而在猪场，更是免了这一切的程式，父亲想好了的事情，点上将就可以了。在猪场，父亲的权力可以说是一种最大的权力了，因为除了对公社负责以外，没有谁来约束父亲。但父亲的权力却如一泓清泉，在群众利益的沟里静静地流淌，并无半点杂质。
猪场边建设边生产，这里建住房、伙房，那里开菜地，种蔬菜。猪栏一建成，一边就派人到镇子上捉了猪仔放到栏里养了起来，猪场很快就象个猪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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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父亲的眼睛越来越差劲了，左眼经常疼痛，父亲也没太在意，挨过几天就了事，实在不行了就搽眼膏。小时侯常常看到父亲往眼睛里挤眼膏，记得父亲只用光明眼膏一种，别的他不用。有时岭坝卫生院里没有了光明眼膏，他就不要，等到了县里开会或者办事的时候再到县城里买。有一段时间到处买不到光明眼膏，药铺里说白敬宇眼膏也是一样的，用的药方就是一样。父亲这才用了白敬宇眼膏，觉得的确如此。除了这两个牌子，父亲对别的眼膏基本不过问。当然这里还有个种类问题，象治疗沙眼用的眼膏，跟一般的消除炎症用的眼膏肯定不一样，还有这样那样的眼药水，父亲连看都不看一眼的。父亲之所以只认光明眼膏和白敬宇眼膏，大概基于两点：一是他认为凡病痛皆炎症，眼睛有毛病就是眼睛里面有了炎症，眼睛这么个安不得一粒微小沙子的精密器官，不能打针，不能动刀子，吃药恐也没有多少到得了那里，而眼膏是专门可以用来涂到眼球上的消炎药，就只能用眼膏；二是第一次是医生告诉他用光明眼膏，他涂了点眼膏后感觉眼睛好了点，后来是药铺里说白敬宇眼膏也是一样，父亲看了说明书，处方大体相同，都可用以消炎，涂了以后确实有效果。后来父亲就猜想白敬宇一定是个人名，白敬宇一定是个眼科专家，他发明的处方制成眼膏当然可以叫做白敬宇眼膏。眼膏是解决光明问题的，当然也可以叫做光明眼膏了。他认定这两种眼膏其实会是一个东西，拿“光明”来做名称，体现的是眼膏的功效，用“白敬宇”来做牌子注重的是专家的功劳。那时父亲跟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也并不需要去考究那么多，在我的心中，父亲说的话都是对的。
后来遇到我们小孩子眼睛红肿，或者眼眶里起眼屎什么的，父亲也动员我们搽光明眼膏或者白敬宇眼膏。我那时被吓得不行，想到要往眼睛里面挤东西进去，就跟挽起袖子露出胳膊或者脱了裤子巅出屁股等着挨医生一针那样地可怕。但父亲连哄带劝，说眼睛有毛病就要搽眼膏，搽了就好。父亲平时是不大过问孩子们的事情的，但一旦遇到儿女生病，他就特别地着急和认真，非要眼看着给处理了才放心。我坚持不搽眼膏，父亲又讲道理又威胁，再不行就强制执行，捉住了我的头，扳开我的眼皮，朝眼角里挤进一点眼膏。我立即感到难受，就拼命嚎叫，喊着好辣呀！父亲说那不是辣，是清凉！我虽然不同意父亲说的是什么清凉，但过后却感到眼睛真的好多了，再用过一两次后，眼睛红肿就消退了。
甚至遇到其他一些外表上的小毛病，比方烫伤什么的，父亲也说搽眼膏。他说从处方上看，所用的一些草药有消炎、清凉作用，搽了没错的。他自己是最先试验过了，母亲在这方面只能听他的，也试验过了，都说有效。这样光明眼膏或白敬宇眼膏就成了家中的备用药之一。
只是，搽眼膏对父亲的眼病来说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看来是在不断地走下坡路。几年后听父亲说他的左眼看东西跟右眼比已经差了很多了。后来他又说他的左眼几乎看不清东西了，怕是会瞎掉！我们吓坏了，就问没有办法了吗？父亲倒并不十分着急，说就是瞎了左眼也没什么太要紧的，还有右眼呢！
终于有一天父亲宣布他的一只眼睛已经瞎了！他在我们面前用手蒙住右眼朝外面看，说那么大那么明亮的一扇窗户，他就只感到一团模模糊糊的白光，完全丧失了视物的功能。
父亲在瞎了一只眼以后，终于辞去了大队支书的职务。
严格地说，瞎了一只眼睛，就是独眼龙了！好可怕的外号呀！不过，尽管父亲的一只眼睛实际上已经瞎了，但从外表上看，谁也不知道父亲的眼睛有问题，因为他的两只眼睛看起来都好好的，怎么说有一只瞎了呢？别人是不相信的。因为人家看不出来父亲眼睛的一半残疾，也就没有哪个会把父亲跟独眼龙划等号，父亲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往残疾人上面去看，睁眼能读书看报阅文章，能行路见人见光明，就是健全的人。
父亲没有当大队支书了，但也没有真正地闲下来。就在他辞去支书职务的第二年，公社把父亲要了去，当然不是让他去当干部，而是要他去管公社的副业。此后父亲在公社的煤场、猪场、砖厂、建筑队都干过，五、六年的时间里去了好几个地方，他自己说他是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前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呢，或者说是最早的一代“老板”也可以。
但那时父亲绝对不能算是什么“老板”，他本人除了拿公社给的一点补助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他不过是一个公社派去管事的负责人罢了，管好那里的事，对公社负责。
父亲先是被安排到了公社的煤场当场长。当时岭坝(公社的煤场在附近小有名气，除了狮子岭的小煤窑外，还有马甸冲、沙井子、毛竹冲等地方的小煤窑，甚至樟木冲、龙江冲这些跟我们不在一个县的地方煤窑，所出的煤炭都集结到了岭坝的煤场，在这里下湘江经水运，或者走南白公路运到县城，再从县城运往其他地方。
煤场里有十来个工作人员，过磅、记帐、结算等等都有人做了，父亲就是了解了解情况，到处转转，管管事，工作很轻松。父亲吃住在煤场，好象真成了出门在外的国家干部似地。
父亲在公社煤场里刚刚适应那里的工作和生活，却又被派去了公社养猪场。公社猪场跟煤场不同，煤场是多年以来就有了的，猪场却是正在筹建。公社派父亲去当猪场的场长，实际上是要父亲去负责建公社猪场，换句话说是创业。只不过跟后来的业主们创业完全不同，那是公社全包了的。
猪场的机构简单不过，除了一个场长，其余就全部是场员。父亲管人，管财，管建设，管生产，整个猪场父亲集经营、决策和管理大权于一身，一切的一切都是父亲一个人说了算，成了真正的一言堂。原来当大队支部书记时作为一把手，虽然很多事情实际上都是父亲在做主，但大队级的重要事情总得在支委会上讨论和表决。父亲个人的意志要能执行下去，靠的是父亲的口才、威信和个人魅力。当然所谓“父亲个人的意志”绝对不是父亲个人的霸王意志或者一己私见，而是父亲对上级意志和群众利益的个人理解和把握。在支委会上，这种父亲“个人的意志”通过父亲和风细雨式的、或者急风暴雨式的言辞，打动或者征服支委们的心或者口，变成一个个决定执行了。而在猪场，更是免了这一切的程式，父亲想好了的事情，点上将就可以了。在猪场，父亲的权力可以说是一种最大的权力了，因为除了对公社负责以外，没有谁来约束父亲。但父亲的权力却如一泓清泉，在群众利益的沟里静静地流淌，并无半点杂质。
猪场边建设边生产，这里建住房、伙房，那里开菜地，种蔬菜。猪栏一建成，一边就派人到镇子上捉了猪仔放到栏里养了起来，猪场很快就象个猪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