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种子委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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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按照我父亲的话说，他醒来的时候已是一九四九年的秋天。
那年秋收刚过，狮子岭下的人们躁动起来了，父亲从此就再也没有摸过刻刀。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玉丘来了工作组，玉丘观里召开了农代会。父亲因为读过书，被推荐参加了农代会。
第一期土改比较粗，各家自报田亩，甚至也没有进行核算，就登记造了册。后来第二期土改是仔细测量核算了的。我爷爷那时已经买了好几亩田，算来可以划个中农什么的。但因父亲的长女已经五岁，长子三岁，又刚生下次子，爷爷种的几十亩田都是地主王雅家的，结果按人头算下来，我家被划作了佃中农，比中农成分低一等。
后来听父亲如此说过：如果我的二兄晚一年出生，家里必定是个中农了；然而要再晚几年解放的话，父亲的一把刻刀，肯定会给家里刻出一帮地主来的！但如果老蒋肯早几年跑到台湾去的话呢，我家可就是贫下中农了，因为那时我家生活虽然不错，但还没有买田。当然，父亲说，没有三年解放战争，台湾即使说是个宝岛，老蒋也不会把家搬到那里去的。日本鬼子一跑，树上的仙桃熟了，老蒋急不可耐地伸手要攀桃子，三年没够着，父亲已经买下几亩田地，这就成了佃中农。
你不能说我父亲的话有逻辑上的错误。
划成分是在农代会上举手通过的。
狮子岭下的土地、耕牛、农具……来了个重新洗牌。地主的田分给贫农，中农基本种自己的田不动，但耕牛、农具之类的生产资料要归公。农会成立之初父亲任民兵分队长，那时还有儿童队、妇女队，几乎每个人都属于一个组织。
但是，父亲在解放前却曾经属于过另一个组织：洪帮在当地的一个小分支。父亲因为倔强，当然会有人恼他，父亲为此也吃过不少亏。洪帮分子在玉丘的头头认为我父亲可用，就拉他入了洪帮。“入洪”的仪式有点神圣，玉丘观里摆了神坛，一捆香扎在一起，手握两头，一刀将香拦腰斩段，两头分别点燃了，插在神坛前。一支粗大的红烛点燃在那里，一刀分开，刚好分在灯芯中间，两半都照旧燃着呢！每个人用一把锋利的匕首割开自己的食指，滴血入碗，举碗过顶，对天盟誓，饮下血酒。不过到我父亲加入洪帮以后，这个帮已经少有什么活动了，远不如早年那么红火。但是一旦入了盟，就再没有人敢找我父亲的麻烦了，总的说起来，父亲当年入洪就得了这么个好处。
父亲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时候，有一栏父亲加了一页纸，把入洪的事以及曾经给一个国民党军官刻过图章的事都交代清楚了。父亲因此没能如期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还有“社会关系”那一栏，需要写上哪些人，父亲怕弄错了，就问过人家，亲爷算不算“社会关系”？要不要填呢？
什么是亲爷？人家问。
亲爷就是我认的干爹，父亲说。
那要填的，人家肯定地说。
父亲就在那一栏里加上了“狮子石，干爹”几个字。
志愿书交上去后上面专门派了人来跟父亲更正内容，说入党志愿书是神圣、严肃的，不能写绰号，必须写清姓甚名谁。这里，把你干爹叫什么名字改过来。
我干爹就叫狮子石，没有写错，父亲回答。
来人感到好奇，怎么狮子岭下就有姓狮的？
父亲说狮子石就是狮子石，不是人，不能说姓狮。
不是人？你的干爹不是人？志愿书这么神圣的东西你开什么玩笑！如果是对干爹不满，但这种社会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就得有名有姓。来人有点不可思议地说。
父亲说我不是开玩笑，事实就是这样，我干爹真的不是人，是一块石头。
来人给弄迷糊涂了！父亲就对他干爹的事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
来人听完后，只好在父亲的志愿书上写了几行字，就把志愿书带回去了。走的时候，那人还嘀咕着：“奇闻，奇闻……”
父亲想这件事可能也成了自己入党没有别人快的原因吧！
妇女积极分子何香兰写入党申请书的当年就宣了誓。父亲却被组织上考察了三年多，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父亲在老铺参加了入党宣誓仪式，这个日子父亲永远都记着。
成立初级社时父亲当社长，五八年成立老铺党总支，父亲是总支副书记兼大队长，一共七个总支委员，党总支书记是高年成。高年成跟何香兰一样，入党比父亲早。
那时乡亲们不识字，更不懂组织关系，把高年成这个总支书记叫做“种子书记”，我父亲当然就是“副种子书记”了，把其他几个支委就叫做“种子委员”，并且解释说就是**的种子的意思。
**贫穷的种子在苦水里浸泡了几十年，积足了养分，撒进肥沃的土地里很快就出芽、长叶、拔节了。地主是堆牛粪，“鲜花插到牛粪上”原来也是一种美丽，鲜花不是会开得更艳吗？再说地主这堆牛粪是占有了大多数田地的青草才拉出来的，所以**带领大多数人到牛粪上去下种了。土改时分田地斗地主，牛粪越多、堆得越高的地方越是热火朝天。金子岭下的云盘甸，是个盛产“牛粪”的地方，那里有四十八户地主，斗争可就激烈了。八角岭下的凤子铺，却只有一户大地主，那就是王雅家，即早年的陈家（王雅的夫家姓陈）。王雅的田被重新“洗牌”了，她家的房子——是整个的一个大院落，除了留给足够自住的以外，全部分给了贫农，其他的财产也分别登记造册充了公。家里的佣人、丫鬟一应被送回家，地契一把火给烧了。
王雅是决计不要命了，她就这么做了。眼看着一大堆地契、帐本燃起熊熊大火，她趁人不注意，跑到王家后院的河岸边，投了湘江。她的两个女儿当时都不在老家，后来就都随丈夫到了台湾。王田倒是一直在家种田，自食其力，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一直遭批斗。凤子铺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王山正在外地读书，后来再也没有回过凤子铺，他去了美国。听说他后来在美国成了一个民间华人团体的头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山回过中国一次，受到过中央领导的接见，还到老家看望过他的兄弟王田。土改时留给他家自住的那几间房子成了一所小学。王山回国重返家乡的时候，还捐了一笔不少的钱，由村里将校舍修葺一新，还添了一些教学设备和图书，这都是后话了。
狮子岭下的人种的是别人的田，大都是佃户，基本上没斗过地主。划了成分分了田地后，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一路凯歌，响应号召，准备向**进军了。父亲也从民兵分队长、互助组长、初级社长，再到人民公社下的大队长兼党总支副书记，一路走过来成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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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按照我父亲的话说，他醒来的时候已是一九四九年的秋天。
那年秋收刚过，狮子岭下的人们躁动起来了，父亲从此就再也没有摸过刻刀。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玉丘来了工作组，玉丘观里召开了农代会。父亲因为读过书，被推荐参加了农代会。
第一期土改比较粗，各家自报田亩，甚至也没有进行核算，就登记造了册。后来第二期土改是仔细测量核算了的。我爷爷那时已经买了好几亩田，算来可以划个中农什么的。但因父亲的长女已经五岁，长子三岁，又刚生下次子，爷爷种的几十亩田都是地主王雅家的，结果按人头算下来，我家被划作了佃中农，比中农成分低一等。
后来听父亲如此说过：如果我的二兄晚一年出生，家里必定是个中农了；然而要再晚几年解放的话，父亲的一把刻刀，肯定会给家里刻出一帮地主来的！但如果老蒋肯早几年跑到台湾去的话呢，我家可就是贫下中农了，因为那时我家生活虽然不错，但还没有买田。当然，父亲说，没有三年解放战争，台湾即使说是个宝岛，老蒋也不会把家搬到那里去的。日本鬼子一跑，树上的仙桃熟了，老蒋急不可耐地伸手要攀桃子，三年没够着，父亲已经买下几亩田地，这就成了佃中农。
你不能说我父亲的话有逻辑上的错误。
划成分是在农代会上举手通过的。
狮子岭下的土地、耕牛、农具……来了个重新洗牌。地主的田分给贫农，中农基本种自己的田不动，但耕牛、农具之类的生产资料要归公。农会成立之初父亲任民兵分队长，那时还有儿童队、妇女队，几乎每个人都属于一个组织。
但是，父亲在解放前却曾经属于过另一个组织：洪帮在当地的一个小分支。父亲因为倔强，当然会有人恼他，父亲为此也吃过不少亏。洪帮分子在玉丘的头头认为我父亲可用，就拉他入了洪帮。“入洪”的仪式有点神圣，玉丘观里摆了神坛，一捆香扎在一起，手握两头，一刀将香拦腰斩段，两头分别点燃了，插在神坛前。一支粗大的红烛点燃在那里，一刀分开，刚好分在灯芯中间，两半都照旧燃着呢！每个人用一把锋利的匕首割开自己的食指，滴血入碗，举碗过顶，对天盟誓，饮下血酒。不过到我父亲加入洪帮以后，这个帮已经少有什么活动了，远不如早年那么红火。但是一旦入了盟，就再没有人敢找我父亲的麻烦了，总的说起来，父亲当年入洪就得了这么个好处。
父亲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时候，有一栏父亲加了一页纸，把入洪的事以及曾经给一个国民党军官刻过图章的事都交代清楚了。父亲因此没能如期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还有“社会关系”那一栏，需要写上哪些人，父亲怕弄错了，就问过人家，亲爷算不算“社会关系”？要不要填呢？
什么是亲爷？人家问。
亲爷就是我认的干爹，父亲说。
那要填的，人家肯定地说。
父亲就在那一栏里加上了“狮子石，干爹”几个字。
志愿书交上去后上面专门派了人来跟父亲更正内容，说入党志愿书是神圣、严肃的，不能写绰号，必须写清姓甚名谁。这里，把你干爹叫什么名字改过来。
我干爹就叫狮子石，没有写错，父亲回答。
来人感到好奇，怎么狮子岭下就有姓狮的？
父亲说狮子石就是狮子石，不是人，不能说姓狮。
不是人？你的干爹不是人？志愿书这么神圣的东西你开什么玩笑！如果是对干爹不满，但这种社会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就得有名有姓。来人有点不可思议地说。
父亲说我不是开玩笑，事实就是这样，我干爹真的不是人，是一块石头。
来人给弄迷糊涂了！父亲就对他干爹的事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
来人听完后，只好在父亲的志愿书上写了几行字，就把志愿书带回去了。走的时候，那人还嘀咕着：“奇闻，奇闻……”
父亲想这件事可能也成了自己入党没有别人快的原因吧！
妇女积极分子何香兰写入党申请书的当年就宣了誓。父亲却被组织上考察了三年多，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父亲在老铺参加了入党宣誓仪式，这个日子父亲永远都记着。
成立初级社时父亲当社长，五八年成立老铺党总支，父亲是总支副书记兼大队长，一共七个总支委员，党总支书记是高年成。高年成跟何香兰一样，入党比父亲早。
那时乡亲们不识字，更不懂组织关系，把高年成这个总支书记叫做“种子书记”，我父亲当然就是“副种子书记”了，把其他几个支委就叫做“种子委员”，并且解释说就是**的种子的意思。
**贫穷的种子在苦水里浸泡了几十年，积足了养分，撒进肥沃的土地里很快就出芽、长叶、拔节了。地主是堆牛粪，“鲜花插到牛粪上”原来也是一种美丽，鲜花不是会开得更艳吗？再说地主这堆牛粪是占有了大多数田地的青草才拉出来的，所以**带领大多数人到牛粪上去下种了。土改时分田地斗地主，牛粪越多、堆得越高的地方越是热火朝天。金子岭下的云盘甸，是个盛产“牛粪”的地方，那里有四十八户地主，斗争可就激烈了。八角岭下的凤子铺，却只有一户大地主，那就是王雅家，即早年的陈家（王雅的夫家姓陈）。王雅的田被重新“洗牌”了，她家的房子——是整个的一个大院落，除了留给足够自住的以外，全部分给了贫农，其他的财产也分别登记造册充了公。家里的佣人、丫鬟一应被送回家，地契一把火给烧了。
王雅是决计不要命了，她就这么做了。眼看着一大堆地契、帐本燃起熊熊大火，她趁人不注意，跑到王家后院的河岸边，投了湘江。她的两个女儿当时都不在老家，后来就都随丈夫到了台湾。王田倒是一直在家种田，自食其力，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一直遭批斗。凤子铺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王山正在外地读书，后来再也没有回过凤子铺，他去了美国。听说他后来在美国成了一个民间华人团体的头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山回过中国一次，受到过中央领导的接见，还到老家看望过他的兄弟王田。土改时留给他家自住的那几间房子成了一所小学。王山回国重返家乡的时候，还捐了一笔不少的钱，由村里将校舍修葺一新，还添了一些教学设备和图书，这都是后话了。
狮子岭下的人种的是别人的田，大都是佃户，基本上没斗过地主。划了成分分了田地后，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一路凯歌，响应号召，准备向**进军了。父亲也从民兵分队长、互助组长、初级社长，再到人民公社下的大队长兼党总支副书记，一路走过来成了**的人。
[笔下文学Www.bxwx.net]
14.按照我父亲的话说，他醒来的时候已是一九四九年的秋天。
那年秋收刚过，狮子岭下的人们躁动起来了，父亲从此就再也没有摸过刻刀。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玉丘来了工作组，玉丘观里召开了农代会。父亲因为读过书，被推荐参加了农代会。
第一期土改比较粗，各家自报田亩，甚至也没有进行核算，就登记造了册。后来第二期土改是仔细测量核算了的。我爷爷那时已经买了好几亩田，算来可以划个中农什么的。但因父亲的长女已经五岁，长子三岁，又刚生下次子，爷爷种的几十亩田都是地主王雅家的，结果按人头算下来，我家被划作了佃中农，比中农成分低一等。
后来听父亲如此说过：如果我的二兄晚一年出生，家里必定是个中农了；然而要再晚几年解放的话，父亲的一把刻刀，肯定会给家里刻出一帮地主来的！但如果老蒋肯早几年跑到台湾去的话呢，我家可就是贫下中农了，因为那时我家生活虽然不错，但还没有买田。当然，父亲说，没有三年解放战争，台湾即使说是个宝岛，老蒋也不会把家搬到那里去的。日本鬼子一跑，树上的仙桃熟了，老蒋急不可耐地伸手要攀桃子，三年没够着，父亲已经买下几亩田地，这就成了佃中农。
你不能说我父亲的话有逻辑上的错误。
划成分是在农代会上举手通过的。
狮子岭下的土地、耕牛、农具……来了个重新洗牌。地主的田分给贫农，中农基本种自己的田不动，但耕牛、农具之类的生产资料要归公。农会成立之初父亲任民兵分队长，那时还有儿童队、妇女队，几乎每个人都属于一个组织。
但是，父亲在解放前却曾经属于过另一个组织：洪帮在当地的一个小分支。父亲因为倔强，当然会有人恼他，父亲为此也吃过不少亏。洪帮分子在玉丘的头头认为我父亲可用，就拉他入了洪帮。“入洪”的仪式有点神圣，玉丘观里摆了神坛，一捆香扎在一起，手握两头，一刀将香拦腰斩段，两头分别点燃了，插在神坛前。一支粗大的红烛点燃在那里，一刀分开，刚好分在灯芯中间，两半都照旧燃着呢！每个人用一把锋利的匕首割开自己的食指，滴血入碗，举碗过顶，对天盟誓，饮下血酒。不过到我父亲加入洪帮以后，这个帮已经少有什么活动了，远不如早年那么红火。但是一旦入了盟，就再没有人敢找我父亲的麻烦了，总的说起来，父亲当年入洪就得了这么个好处。
父亲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时候，有一栏父亲加了一页纸，把入洪的事以及曾经给一个国民党军官刻过图章的事都交代清楚了。父亲因此没能如期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还有“社会关系”那一栏，需要写上哪些人，父亲怕弄错了，就问过人家，亲爷算不算“社会关系”？要不要填呢？
什么是亲爷？人家问。
亲爷就是我认的干爹，父亲说。
那要填的，人家肯定地说。
父亲就在那一栏里加上了“狮子石，干爹”几个字。
志愿书交上去后上面专门派了人来跟父亲更正内容，说入党志愿书是神圣、严肃的，不能写绰号，必须写清姓甚名谁。这里，把你干爹叫什么名字改过来。
我干爹就叫狮子石，没有写错，父亲回答。
来人感到好奇，怎么狮子岭下就有姓狮的？
父亲说狮子石就是狮子石，不是人，不能说姓狮。
不是人？你的干爹不是人？志愿书这么神圣的东西你开什么玩笑！如果是对干爹不满，但这种社会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就得有名有姓。来人有点不可思议地说。
父亲说我不是开玩笑，事实就是这样，我干爹真的不是人，是一块石头。
来人给弄迷糊涂了！父亲就对他干爹的事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
来人听完后，只好在父亲的志愿书上写了几行字，就把志愿书带回去了。走的时候，那人还嘀咕着：“奇闻，奇闻……”
父亲想这件事可能也成了自己入党没有别人快的原因吧！
妇女积极分子何香兰写入党申请书的当年就宣了誓。父亲却被组织上考察了三年多，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父亲在老铺参加了入党宣誓仪式，这个日子父亲永远都记着。
成立初级社时父亲当社长，五八年成立老铺党总支，父亲是总支副书记兼大队长，一共七个总支委员，党总支书记是高年成。高年成跟何香兰一样，入党比父亲早。
那时乡亲们不识字，更不懂组织关系，把高年成这个总支书记叫做“种子书记”，我父亲当然就是“副种子书记”了，把其他几个支委就叫做“种子委员”，并且解释说就是**的种子的意思。
**贫穷的种子在苦水里浸泡了几十年，积足了养分，撒进肥沃的土地里很快就出芽、长叶、拔节了。地主是堆牛粪，“鲜花插到牛粪上”原来也是一种美丽，鲜花不是会开得更艳吗？再说地主这堆牛粪是占有了大多数田地的青草才拉出来的，所以**带领大多数人到牛粪上去下种了。土改时分田地斗地主，牛粪越多、堆得越高的地方越是热火朝天。金子岭下的云盘甸，是个盛产“牛粪”的地方，那里有四十八户地主，斗争可就激烈了。八角岭下的凤子铺，却只有一户大地主，那就是王雅家，即早年的陈家（王雅的夫家姓陈）。王雅的田被重新“洗牌”了，她家的房子——是整个的一个大院落，除了留给足够自住的以外，全部分给了贫农，其他的财产也分别登记造册充了公。家里的佣人、丫鬟一应被送回家，地契一把火给烧了。
王雅是决计不要命了，她就这么做了。眼看着一大堆地契、帐本燃起熊熊大火，她趁人不注意，跑到王家后院的河岸边，投了湘江。她的两个女儿当时都不在老家，后来就都随丈夫到了台湾。王田倒是一直在家种田，自食其力，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一直遭批斗。凤子铺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王山正在外地读书，后来再也没有回过凤子铺，他去了美国。听说他后来在美国成了一个民间华人团体的头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山回过中国一次，受到过中央领导的接见，还到老家看望过他的兄弟王田。土改时留给他家自住的那几间房子成了一所小学。王山回国重返家乡的时候，还捐了一笔不少的钱，由村里将校舍修葺一新，还添了一些教学设备和图书，这都是后话了。
狮子岭下的人种的是别人的田，大都是佃户，基本上没斗过地主。划了成分分了田地后，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一路凯歌，响应号召，准备向**进军了。父亲也从民兵分队长、互助组长、初级社长，再到人民公社下的大队长兼党总支副书记，一路走过来成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