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江边楚天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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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当时一首歌就是这么唱的，而且玉丘的男女老少都会唱，后来要数二杆子唱得最带劲，最有感情，唱得嘹嘹亮亮，轰轰烈烈，气吞河山。当时革命歌曲很多，二杆子却好象独爱了这一首，这首歌曲他又专爱开头这一句。所以人们就听见他嘴里成天哼着这首歌，也就这一句，因为他唱出这一句后并不接着往下唱下去，回头又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就是好！”结束。那时谁要是听见男声独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就说明大队革委主任虢二杆子到了。二杆子的本名叫什么似乎已不可考了，即使在他当革委主任那时也没有人想到过有什么必要对他的本名去正个本溯个源。现在人们喊他虢主任了，比原来称支书时要气派多了的。“支书”就是个农村支部书记的意思，明确得很。“主任”听来倒象个国家干部什么的，再说一个“主任”你也弄不清到底是哪个级别，县里的，省里的，都叫做“主任”，中央的大头头也都叫做革委主任嘛！二杆子做梦也没想到过自己的名字“二杆子”会被省略，重新拣起个“虢”字，还与“主任”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一个“虢主任”把个二杆子叫得眼睛上下翻个没完没了的，直觉得这岂止是什么革命，简直是翻天呢！那个时候二杆子的感觉，比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来说，那是要强过多少倍了！因为如果不是翻了个天，不是太阳从西边出东边落，不是石头从湘江河水里浮起来，他二杆子还能当上主任这么大的官？尽管他也知道人们背地里仍旧喊他二杆子，但他如今的身份天经地义就是个革委主任，除了公社革委主任可以管他，在玉丘谁敢不听他的！人生的辉煌和颠峰忽然闪电般地击中了二杆子，他甚至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呼啦啦那么简单地就真正尝到了女人的滋味，而且还是个黄花姑娘！他在大队革委办公室把那个下放到玉丘来的女知青干了，人家也顶多是哭着跑出大队革委办公室，事后并没有拿他怎样。
几十年后我在我小儿子家养病，儿子说是要采访我，在谈到那段经历时，我还是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象二杆子爱唱的那首革命歌曲里的词一样。儿子很奇怪地看着我，说文化大革命早已经被全盘否定，父亲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这样说呢？我说至少对我个人来讲就是好。你想想看，要不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一生除了早年到过桂林以外，以后可能就没法走出个南阴了！老实巴交的玉丘人，多少老人家一生就没有走出过狮子岭，很多人没有走出过岭坝，能走出过白水镇的就为数不多了！亏得一场文化大革命呀，我不当大队支书了，那阵子也没叫我好好劳动过，我就闲不住了，我的心飞了起来，我决定要走。
这是我的性格决定的。
当然我也不是出走，因为大队革委也没有拿我怎么样，再说家里老婆孩子一大堆，要走也走不了。我只是想出去看一看，中国这么大，我没本事，但能去的地方还是想去看一看。
没有人管我，我把孩子们交给和妹仔，只带了少量的一点零钱，就上路了。
我第一站到了零陵，当时叫做零陵县。我有个同母异父兄弟在零陵，小时候见过面的了，转眼间兄弟两个都已是中老年人了。我不怕找不到人，只要人还活着，只要有个地址，哪怕有个大体的地址，或者哪怕这大体的地址也都是几十年前的了，我相信仍然能找得到人的，路在脚下延伸，路在嘴下拐弯嘛（路是问出来的）！
我母亲在嫁给我父亲以前，在高家原来生有五个儿女。她在高家的丈夫死了以后，除了成年的大儿子守在家里，延续了香火以外，几个儿女送人的送人，嫁人的嫁人，逃难的逃难，早已经天各一方。听说我的一个兄长十多岁的时候只身到了零陵，后来在城里找了个女人，安了家，算是落了个好道了。早年我到桂林时我还小，虽然经过了零陵，却没有能力去找找我这个兄长。“走日本”时第二次经过零陵，却不可能去寻他。我这次轻松上路，不慌不忙，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这个兄弟大概是十六、七岁的样子离开家里的。那时家里实在已经揭不开锅了，他是兄弟姐妹中第二个离家的人。他什么也没有带，更不用说身上有什么盘缠了。他拿起他常吹的一把长箫，穿进包袱的扣节里，将仅有几件破烂衣衫的包袱单挑在肩上，大清早就出了门。
他一路乞讨着到了零陵，就在街上游荡。下午饿得不行了，就沿街走，看到冒热气的店铺就朝热气里张望，似乎看一眼热气也可以饱饱肚似的。有家店铺里的香气把他弄得神魂颠倒，光是看看已经不能解谗，他就挪到了柜台边上，吸着鼻子。店铺里有小炒，有面条，有米粉，有各种油炸食品。尤其是那种油炸的异香，几乎把他熏倒了！
柜台后面有个姑娘已经看他很久了，但他根本没有注意，他眼里只有该死的黄灿灿的油饼、油条、酥饺……这黄灿灿的一片就可以是一个人的一切！
他没有发现柜台后的那个姑娘已经到了他的身边。姑娘手里迭起了两张油饼，在他眼下一晃，飞快地塞进了他的包袱里，就走开了。两张油饼进了他的包袱的的轨迹他看得真真切切，真是天上掉下个馅饼来，他就赶紧夹紧包袱，飞也似地逃了。老实说，他当时只看见有黄灿灿的油饼飞进了自己的包袱里，并没看见那油饼从何而来，他逃得真是飞快，跟油饼飞进包袱里的速度几乎一个样，他生怕油饼会变魔法似地又飞出包袱外去。
第一块油饼他只是闻到个香气，并没有品出个味道就全部到了肚子里。他拿起第二块，认为不能那样对不起油饼，得好好品尝一下，就一点点地吃起来，那味道实在是太好了！他不忍心将油饼一口气吃完，留下半个又塞进包袱。
傍晚时分他忍不住又到了那个店铺前面，他就看到了那个女孩，女孩也看到了他，他们的目光能交汇到一起，他就坚信两块油饼一定是她塞到他的包袱里的。这么一想他就不敢再在那里停留，赶快走开了。
然而他并没有走远，天黑以后他还没有真正离开店铺而去。他绕到了店铺后的一条小溪那里，当时他肯定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愚溪。店铺所在的街叫柳子街，店铺的斜对面就是柳子庙。他当然更不知道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他只觉得那条小溪是个好去处。小溪上有座小桥，他也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愚溪桥，在他心中当然也毫无什么小桥流水的诗情画意，他只知道在小桥上看得到店铺里的灯光，准确地说还能隐隐约约地看见屋里的人。
他斜躺在小桥的栏杆上，头下枕着那个包袱，一会儿就睡着了。但他后来被夜里的凉意清醒过来，就再也睡不着。他就取出那根竹箫，悠悠扬扬地吹奏起来。
也不知吹了多久，直到看到店铺里的灯光都已经熄灭了，他还在那里吹。
他也许会一直吹到天亮的，小溪的小桥上凉风习习，不是个睡觉的地方，要睡的话他可以另外找个地方的。这是个抒情的地方，他选择了这个地方过夜，就不想拥有睡眠，只想一诉凄苦的情怀。
他吹着极为凄婉幽怨的曲子。据说长箫的声音传得几里路远，越远听来越是音色优美，凄婉动人，催人泪下，尤其是在静静的夜里。
不知什么时候他发现店铺里一间房子里的灯又亮了，窗外的走廊里有个人影，看得出是个女人，还看得出就是店铺里跟他眼光相碰的那个女孩子。
他意识到已是深夜，见女孩的身影久久地在光影里徘徊，他心里不知怎么就蹬地动了一下。他收起长箫，下得桥来，转到了亮光的窗户下面。
他在窗户下面站了一会，不知道如何是好，突然扑的一声有个东西落在他的面前。他蹲下来一看，是一床薄被单！
他抱起那床被单，抬头却见楼上那间房子里的灯光一下子灭了。
他没有走开，靠着那里一棵树干，盖着那床被单，他睡着了。
第二天他到店铺里去，没有带他那个包袱，他的包袱和女孩的被单就藏在那棵大树下面的草丛里。他手里只有那根长箫，他不敢将竹箫也藏在那里，他不能保证那片草丛里不被任何人发现什么东西。
这次他的怀里被塞进了四个大油饼，他不知道如何才能藏起四个油饼，就没有马上走开，但女孩在向他使眼色，他只好用衣襟兜起油饼，怏怏地离开了。
晚上他把所有的东西从那棵大树下起出来，又搬到小桥上面。因为在店铺底下的大树下面他就不能吹箫了，怕太近吵了人家。他在小桥上吹了一个通宵，他见店铺里楼上那扇窗户里的灯光也亮了个通宵。
早上他在小桥上睡着了，突然被人叫醒，睁开眼来一看，却是那个女孩，十五、六岁的样子，身上的一件花褂子的前摆有一些油污。女孩一头黑而粗的短发，稍圆而满的脸，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女孩说了句：“到我们铺子里来做事吧！”说了这么一句后回头就走，他就跟在后面。
他被介绍跟老板认识了，然后就被带到后面跟一个师傅揉面团，做各种面食，也给客人下面，烫米粉，拌凉粉，还学着给客人炒小点。
老板就是女孩的父亲，半年后我这个哥哥成了老板的女婿。
这些都是我原先听说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更不知道后来怎样了。我想我的这个兄长落了个好道，出道得早，兴许现在也是个大老板了呢？
我没费好大的劲就找到他的家了。我是直奔柳子街的，就在柳子庙的斜对面，临街一排比乡下的茅房还低矮的木板房，房顶上盖的是橼皮（杉树皮）。我推开一扇门，低头进去，前面的一间被木板间隔成餐厅和过道。我从过道走到里间，看到了床上那个人，靠在床头那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不用介绍我已经认出了就是我的兄长。尽管已是三十多年不见，但别人不会长得这个样子，白皙的皮肤，泛黄而微带曲卷的头发与略带火红色的胡子，还有那脸形，只有我们几个兄弟独有。
“霜哥！你还认得我吗？你看我是哪个？”我径直走到床前，拉住了我哥的手。
“你是？”他看着我，我的一声“霜哥”提醒了他，“哎呀你是石头牯呀！哎呀哎呀你怎么出现了！哎呀石头牯啊！”我看见他的眼里刷地滚出了泪水。
他让我在床头坐下，然后尖着个嗓子朝外面喊：“老秦，老秦！快来看哪个来了！快来看呀！”然后我的嫂子就进来了，手里牵着个三、四岁的男孩。
我的嫂子看上去身体倒还好着，他让男孩快叫叔叔，但小家伙躲到了她身后。
我的兄弟还有三个女儿，两个大的已经安排工作，小女儿还在小学读书。
我不能接受的是，床上躺着的就是我那当年吹箫的兄长？
第二天我的嫂子牵着我的小侄子带我去看柳子庙，霜哥说一定要去看的，可惜他下不了床，不能陪我去看了！我出来本来是想到处看看的，就跟嫂子到柳子庙来了。
那个时候，柳子庙竟然没有人看管，也就不要什么门票。外墙上用石灰刷着标语：“破四旧立四新！”，院子里面的墙上到处是革命批判专栏和革命标语、口号，听嫂子说解放后庙里很多东西都被砸坏了，只是院子还在，进门上方的旧戏台也还在，戏台两边的“出将”、“入相”板门还留着，说是革命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时还用得着，否则也被砸掉了。后院的石碑也都断裂了，柳子庙里那座著名的荔枝碑裂开了几条宽宽的缝。
我原来曾经读过柳宗元的一些山水文章的，后来被叫做《永州八记》（再后来好象又被叫做《永州九记》）的，这一次也算是亲眼看过了柳子庙了吧！
从嫂子那里我大概了解了兄长一家的一些情况。我霜哥跟秦家姑娘结婚以后，两口子就帮着长辈照看店铺。秦老板死后，霜哥继承了家业，小店铺的生意红火起来。到五十年代末，城市资本家的资本被没收归国有，小业主也被公私合营，或者集体化。霜哥的小吃店铺被收归集体所有，在店铺的基础上，征收了隔壁一家伙铺建成了东方红饭店，霜哥被安排任饭店主厨，嫂子和他们的大女儿也被安排进饭店工作。按理说政府也算是关照得相当可以了，可是死心眼的霜哥看不到社会的大势所趋，认为自己好不容易撑起个门面，生意好起来日子红火起来，不愿意跟人家扯平，死活不同意集体化。直到动工那天他还拼命阻拦，结果跟工作队员动起手来，他被一顿拳打脚踢，倒在地上不能动弹。
东方红饭店还是开起来，霜哥只得去当主厨，一家三口到饭店上班，每月开始拿集体的工资。霜哥做事勤快，厨房打理得象模象样，饭店经营照样红火，显示出城市合作化的优越性。只是霜哥自从那次被打断腰骨和股骨后，身体就没有以前那么硬板了，后来一遇上冷湿天气就发作腰骨疼，但他总是硬撑着。几年前他终于病倒了，眼下是已经半年多没有下过床了。霜哥没上班倒还有点生活补贴，但那点钱根本吃不起药，只是由他自己开单子，到小药铺抓点草药熬了吃着。
我得走了，我要霜哥跟嫂子什么时候带侄儿女全家回家乡看一看，先回高家去看看大兄长啊，再到狮子岭去看看你小弟一家。霜哥说你是个文曲星，果然是出息了，还当了干部。我说都什么干部呀，也是捏锄头把的，再说如今我都下马了。这不，我什么都不是了，才有个空来看你们呀！我这就要走了，到时候你们可一定要回去看看呀，我等着去接你们啊！霜哥眼里就噙满了泪水，说等他下得了床，一定一定回乡一回。他欠起身，示意嫂子要寻打发我的东西。我就实在不好意思了，我是空着一双手来的，东西我就绝对不要打发了。但说来真是惭愧，我总以为我的兄长该是好发达的了，我身上连接下来的车钱都没有。看着哥嫂这个样子，我实在是无法开口讨个车钱，我想即使身无分文，我要到哪里，仍旧能够到哪里的，当年走日本回家时身上哪有一个钱呀，还不是也回了家！
霜哥嚷着硬要找东西打发我，我只好说了实话，我这个人从来不拐弯磨角，霜哥是知道我的。我就说了自己确实没带车钱，东西是定然不要了的，要给就给点一段路的车钱算了。嫂子就从衣服下面摸索出一个手帕包包，打开来捡出一些拿出来递到我手里，说看够不够。我说够了的够了的，就把钱收下了。
我告别哥嫂出来，在柳子街上我手里一路都攥着嫂子给我的车钱，捏出一把汗来了，手心里湿辘辘的。我想这是嫂子母女俩多少个工作日的工资呢，或者是霜哥好长时间的生活费呢？我的鼻子里酸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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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当时一首歌就是这么唱的，而且玉丘的男女老少都会唱，后来要数二杆子唱得最带劲，最有感情，唱得嘹嘹亮亮，轰轰烈烈，气吞河山。当时革命歌曲很多，二杆子却好象独爱了这一首，这首歌曲他又专爱开头这一句。所以人们就听见他嘴里成天哼着这首歌，也就这一句，因为他唱出这一句后并不接着往下唱下去，回头又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就是好！”结束。那时谁要是听见男声独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就说明大队革委主任虢二杆子到了。二杆子的本名叫什么似乎已不可考了，即使在他当革委主任那时也没有人想到过有什么必要对他的本名去正个本溯个源。现在人们喊他虢主任了，比原来称支书时要气派多了的。“支书”就是个农村支部书记的意思，明确得很。“主任”听来倒象个国家干部什么的，再说一个“主任”你也弄不清到底是哪个级别，县里的，省里的，都叫做“主任”，中央的大头头也都叫做革委主任嘛！二杆子做梦也没想到过自己的名字“二杆子”会被省略，重新拣起个“虢”字，还与“主任”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一个“虢主任”把个二杆子叫得眼睛上下翻个没完没了的，直觉得这岂止是什么革命，简直是翻天呢！那个时候二杆子的感觉，比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来说，那是要强过多少倍了！因为如果不是翻了个天，不是太阳从西边出东边落，不是石头从湘江河水里浮起来，他二杆子还能当上主任这么大的官？尽管他也知道人们背地里仍旧喊他二杆子，但他如今的身份天经地义就是个革委主任，除了公社革委主任可以管他，在玉丘谁敢不听他的！人生的辉煌和颠峰忽然闪电般地击中了二杆子，他甚至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呼啦啦那么简单地就真正尝到了女人的滋味，而且还是个黄花姑娘！他在大队革委办公室把那个下放到玉丘来的女知青干了，人家也顶多是哭着跑出大队革委办公室，事后并没有拿他怎样。
几十年后我在我小儿子家养病，儿子说是要采访我，在谈到那段经历时，我还是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象二杆子爱唱的那首革命歌曲里的词一样。儿子很奇怪地看着我，说文化大革命早已经被全盘否定，父亲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这样说呢？我说至少对我个人来讲就是好。你想想看，要不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一生除了早年到过桂林以外，以后可能就没法走出个南阴了！老实巴交的玉丘人，多少老人家一生就没有走出过狮子岭，很多人没有走出过岭坝，能走出过白水镇的就为数不多了！亏得一场文化大革命呀，我不当大队支书了，那阵子也没叫我好好劳动过，我就闲不住了，我的心飞了起来，我决定要走。
这是我的性格决定的。
当然我也不是出走，因为大队革委也没有拿我怎么样，再说家里老婆孩子一大堆，要走也走不了。我只是想出去看一看，中国这么大，我没本事，但能去的地方还是想去看一看。
没有人管我，我把孩子们交给和妹仔，只带了少量的一点零钱，就上路了。
我第一站到了零陵，当时叫做零陵县。我有个同母异父兄弟在零陵，小时候见过面的了，转眼间兄弟两个都已是中老年人了。我不怕找不到人，只要人还活着，只要有个地址，哪怕有个大体的地址，或者哪怕这大体的地址也都是几十年前的了，我相信仍然能找得到人的，路在脚下延伸，路在嘴下拐弯嘛（路是问出来的）！
我母亲在嫁给我父亲以前，在高家原来生有五个儿女。她在高家的丈夫死了以后，除了成年的大儿子守在家里，延续了香火以外，几个儿女送人的送人，嫁人的嫁人，逃难的逃难，早已经天各一方。听说我的一个兄长十多岁的时候只身到了零陵，后来在城里找了个女人，安了家，算是落了个好道了。早年我到桂林时我还小，虽然经过了零陵，却没有能力去找找我这个兄长。“走日本”时第二次经过零陵，却不可能去寻他。我这次轻松上路，不慌不忙，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这个兄弟大概是十六、七岁的样子离开家里的。那时家里实在已经揭不开锅了，他是兄弟姐妹中第二个离家的人。他什么也没有带，更不用说身上有什么盘缠了。他拿起他常吹的一把长箫，穿进包袱的扣节里，将仅有几件破烂衣衫的包袱单挑在肩上，大清早就出了门。
他一路乞讨着到了零陵，就在街上游荡。下午饿得不行了，就沿街走，看到冒热气的店铺就朝热气里张望，似乎看一眼热气也可以饱饱肚似的。有家店铺里的香气把他弄得神魂颠倒，光是看看已经不能解谗，他就挪到了柜台边上，吸着鼻子。店铺里有小炒，有面条，有米粉，有各种油炸食品。尤其是那种油炸的异香，几乎把他熏倒了！
柜台后面有个姑娘已经看他很久了，但他根本没有注意，他眼里只有该死的黄灿灿的油饼、油条、酥饺……这黄灿灿的一片就可以是一个人的一切！
他没有发现柜台后的那个姑娘已经到了他的身边。姑娘手里迭起了两张油饼，在他眼下一晃，飞快地塞进了他的包袱里，就走开了。两张油饼进了他的包袱的的轨迹他看得真真切切，真是天上掉下个馅饼来，他就赶紧夹紧包袱，飞也似地逃了。老实说，他当时只看见有黄灿灿的油饼飞进了自己的包袱里，并没看见那油饼从何而来，他逃得真是飞快，跟油饼飞进包袱里的速度几乎一个样，他生怕油饼会变魔法似地又飞出包袱外去。
第一块油饼他只是闻到个香气，并没有品出个味道就全部到了肚子里。他拿起第二块，认为不能那样对不起油饼，得好好品尝一下，就一点点地吃起来，那味道实在是太好了！他不忍心将油饼一口气吃完，留下半个又塞进包袱。
傍晚时分他忍不住又到了那个店铺前面，他就看到了那个女孩，女孩也看到了他，他们的目光能交汇到一起，他就坚信两块油饼一定是她塞到他的包袱里的。这么一想他就不敢再在那里停留，赶快走开了。
然而他并没有走远，天黑以后他还没有真正离开店铺而去。他绕到了店铺后的一条小溪那里，当时他肯定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愚溪。店铺所在的街叫柳子街，店铺的斜对面就是柳子庙。他当然更不知道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他只觉得那条小溪是个好去处。小溪上有座小桥，他也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愚溪桥，在他心中当然也毫无什么小桥流水的诗情画意，他只知道在小桥上看得到店铺里的灯光，准确地说还能隐隐约约地看见屋里的人。
他斜躺在小桥的栏杆上，头下枕着那个包袱，一会儿就睡着了。但他后来被夜里的凉意清醒过来，就再也睡不着。他就取出那根竹箫，悠悠扬扬地吹奏起来。
也不知吹了多久，直到看到店铺里的灯光都已经熄灭了，他还在那里吹。
他也许会一直吹到天亮的，小溪的小桥上凉风习习，不是个睡觉的地方，要睡的话他可以另外找个地方的。这是个抒情的地方，他选择了这个地方过夜，就不想拥有睡眠，只想一诉凄苦的情怀。
他吹着极为凄婉幽怨的曲子。据说长箫的声音传得几里路远，越远听来越是音色优美，凄婉动人，催人泪下，尤其是在静静的夜里。
不知什么时候他发现店铺里一间房子里的灯又亮了，窗外的走廊里有个人影，看得出是个女人，还看得出就是店铺里跟他眼光相碰的那个女孩子。
他意识到已是深夜，见女孩的身影久久地在光影里徘徊，他心里不知怎么就蹬地动了一下。他收起长箫，下得桥来，转到了亮光的窗户下面。
他在窗户下面站了一会，不知道如何是好，突然扑的一声有个东西落在他的面前。他蹲下来一看，是一床薄被单！
他抱起那床被单，抬头却见楼上那间房子里的灯光一下子灭了。
他没有走开，靠着那里一棵树干，盖着那床被单，他睡着了。
第二天他到店铺里去，没有带他那个包袱，他的包袱和女孩的被单就藏在那棵大树下面的草丛里。他手里只有那根长箫，他不敢将竹箫也藏在那里，他不能保证那片草丛里不被任何人发现什么东西。
这次他的怀里被塞进了四个大油饼，他不知道如何才能藏起四个油饼，就没有马上走开，但女孩在向他使眼色，他只好用衣襟兜起油饼，怏怏地离开了。
晚上他把所有的东西从那棵大树下起出来，又搬到小桥上面。因为在店铺底下的大树下面他就不能吹箫了，怕太近吵了人家。他在小桥上吹了一个通宵，他见店铺里楼上那扇窗户里的灯光也亮了个通宵。
早上他在小桥上睡着了，突然被人叫醒，睁开眼来一看，却是那个女孩，十五、六岁的样子，身上的一件花褂子的前摆有一些油污。女孩一头黑而粗的短发，稍圆而满的脸，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女孩说了句：“到我们铺子里来做事吧！”说了这么一句后回头就走，他就跟在后面。
他被介绍跟老板认识了，然后就被带到后面跟一个师傅揉面团，做各种面食，也给客人下面，烫米粉，拌凉粉，还学着给客人炒小点。
老板就是女孩的父亲，半年后我这个哥哥成了老板的女婿。
这些都是我原先听说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更不知道后来怎样了。我想我的这个兄长落了个好道，出道得早，兴许现在也是个大老板了呢？
我没费好大的劲就找到他的家了。我是直奔柳子街的，就在柳子庙的斜对面，临街一排比乡下的茅房还低矮的木板房，房顶上盖的是橼皮（杉树皮）。我推开一扇门，低头进去，前面的一间被木板间隔成餐厅和过道。我从过道走到里间，看到了床上那个人，靠在床头那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不用介绍我已经认出了就是我的兄长。尽管已是三十多年不见，但别人不会长得这个样子，白皙的皮肤，泛黄而微带曲卷的头发与略带火红色的胡子，还有那脸形，只有我们几个兄弟独有。
“霜哥！你还认得我吗？你看我是哪个？”我径直走到床前，拉住了我哥的手。
“你是？”他看着我，我的一声“霜哥”提醒了他，“哎呀你是石头牯呀！哎呀哎呀你怎么出现了！哎呀石头牯啊！”我看见他的眼里刷地滚出了泪水。
他让我在床头坐下，然后尖着个嗓子朝外面喊：“老秦，老秦！快来看哪个来了！快来看呀！”然后我的嫂子就进来了，手里牵着个三、四岁的男孩。
我的嫂子看上去身体倒还好着，他让男孩快叫叔叔，但小家伙躲到了她身后。
我的兄弟还有三个女儿，两个大的已经安排工作，小女儿还在小学读书。
我不能接受的是，床上躺着的就是我那当年吹箫的兄长？
第二天我的嫂子牵着我的小侄子带我去看柳子庙，霜哥说一定要去看的，可惜他下不了床，不能陪我去看了！我出来本来是[笔下文学Www.bxwx.net]
33.“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当时一首歌就是这么唱的，而且玉丘的男女老少都会唱，后来要数二杆子唱得最带劲，最有感情，唱得嘹嘹亮亮，轰轰烈烈，气吞河山。当时革命歌曲很多，二杆子却好象独爱了这一首，这首歌曲他又专爱开头这一句。所以人们就听见他嘴里成天哼着这首歌，也就这一句，因为他唱出这一句后并不接着往下唱下去，回头又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就是好！”结束。那时谁要是听见男声独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就说明大队革委主任虢二杆子到了。二杆子的本名叫什么似乎已不可考了，即使在他当革委主任那时也没有人想到过有什么必要对他的本名去正个本溯个源。现在人们喊他虢主任了，比原来称支书时要气派多了的。“支书”就是个农村支部书记的意思，明确得很。“主任”听来倒象个国家干部什么的，再说一个“主任”你也弄不清到底是哪个级别，县里的，省里的，都叫做“主任”，中央的大头头也都叫做革委主任嘛！二杆子做梦也没想到过自己的名字“二杆子”会被省略，重新拣起个“虢”字，还与“主任”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一个“虢主任”把个二杆子叫得眼睛上下翻个没完没了的，直觉得这岂止是什么革命，简直是翻天呢！那个时候二杆子的感觉，比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来说，那是要强过多少倍了！因为如果不是翻了个天，不是太阳从西边出东边落，不是石头从湘江河水里浮起来，他二杆子还能当上主任这么大的官？尽管他也知道人们背地里仍旧喊他二杆子，但他如今的身份天经地义就是个革委主任，除了公社革委主任可以管他，在玉丘谁敢不听他的！人生的辉煌和颠峰忽然闪电般地击中了二杆子，他甚至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呼啦啦那么简单地就真正尝到了女人的滋味，而且还是个黄花姑娘！他在大队革委办公室把那个下放到玉丘来的女知青干了，人家也顶多是哭着跑出大队革委办公室，事后并没有拿他怎样。
几十年后我在我小儿子家养病，儿子说是要采访我，在谈到那段经历时，我还是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象二杆子爱唱的那首革命歌曲里的词一样。儿子很奇怪地看着我，说文化大革命早已经被全盘否定，父亲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这样说呢？我说至少对我个人来讲就是好。你想想看，要不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一生除了早年到过桂林以外，以后可能就没法走出个南阴了！老实巴交的玉丘人，多少老人家一生就没有走出过狮子岭，很多人没有走出过岭坝，能走出过白水镇的就为数不多了！亏得一场文化大革命呀，我不当大队支书了，那阵子也没叫我好好劳动过，我就闲不住了，我的心飞了起来，我决定要走。
这是我的性格决定的。
当然我也不是出走，因为大队革委也没有拿我怎么样，再说家里老婆孩子一大堆，要走也走不了。我只是想出去看一看，中国这么大，我没本事，但能去的地方还是想去看一看。
没有人管我，我把孩子们交给和妹仔，只带了少量的一点零钱，就上路了。
我第一站到了零陵，当时叫做零陵县。我有个同母异父兄弟在零陵，小时候见过面的了，转眼间兄弟两个都已是中老年人了。我不怕找不到人，只要人还活着，只要有个地址，哪怕有个大体的地址，或者哪怕这大体的地址也都是几十年前的了，我相信仍然能找得到人的，路在脚下延伸，路在嘴下拐弯嘛（路是问出来的）！
我母亲在嫁给我父亲以前，在高家原来生有五个儿女。她在高家的丈夫死了以后，除了成年的大儿子守在家里，延续了香火以外，几个儿女送人的送人，嫁人的嫁人，逃难的逃难，早已经天各一方。听说我的一个兄长十多岁的时候只身到了零陵，后来在城里找了个女人，安了家，算是落了个好道了。早年我到桂林时我还小，虽然经过了零陵，却没有能力去找找我这个兄长。“走日本”时第二次经过零陵，却不可能去寻他。我这次轻松上路，不慌不忙，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这个兄弟大概是十六、七岁的样子离开家里的。那时家里实在已经揭不开锅了，他是兄弟姐妹中第二个离家的人。他什么也没有带，更不用说身上有什么盘缠了。他拿起他常吹的一把长箫，穿进包袱的扣节里，将仅有几件破烂衣衫的包袱单挑在肩上，大清早就出了门。
他一路乞讨着到了零陵，就在街上游荡。下午饿得不行了，就沿街走，看到冒热气的店铺就朝热气里张望，似乎看一眼热气也可以饱饱肚似的。有家店铺里的香气把他弄得神魂颠倒，光是看看已经不能解谗，他就挪到了柜台边上，吸着鼻子。店铺里有小炒，有面条，有米粉，有各种油炸食品。尤其是那种油炸的异香，几乎把他熏倒了！
柜台后面有个姑娘已经看他很久了，但他根本没有注意，他眼里只有该死的黄灿灿的油饼、油条、酥饺……这黄灿灿的一片就可以是一个人的一切！
他没有发现柜台后的那个姑娘已经到了他的身边。姑娘手里迭起了两张油饼，在他眼下一晃，飞快地塞进了他的包袱里，就走开了。两张油饼进了他的包袱的的轨迹他看得真真切切，真是天上掉下个馅饼来，他就赶紧夹紧包袱，飞也似地逃了。老实说，他当时只看见有黄灿灿的油饼飞进了自己的包袱里，并没看见那油饼从何而来，他逃得真是飞快，跟油饼飞进包袱里的速度几乎一个样，他生怕油饼会变魔法似地又飞出包袱外去。
第一块油饼他只是闻到个香气，并没有品出个味道就全部到了肚子里。他拿起第二块，认为不能那样对不起油饼，得好好品尝一下，就一点点地吃起来，那味道实在是太好了！他不忍心将油饼一口气吃完，留下半个又塞进包袱。
傍晚时分他忍不住又到了那个店铺前面，他就看到了那个女孩，女孩也看到了他，他们的目光能交汇到一起，他就坚信两块油饼一定是她塞到他的包袱里的。这么一想他就不敢再在那里停留，赶快走开了。
然而他并没有走远，天黑以后他还没有真正离开店铺而去。他绕到了店铺后的一条小溪那里，当时他肯定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愚溪。店铺所在的街叫柳子街，店铺的斜对面就是柳子庙。他当然更不知道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他只觉得那条小溪是个好去处。小溪上有座小桥，他也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愚溪桥，在他心中当然也毫无什么小桥流水的诗情画意，他只知道在小桥上看得到店铺里的灯光，准确地说还能隐隐约约地看见屋里的人。
他斜躺在小桥的栏杆上，头下枕着那个包袱，一会儿就睡着了。但他后来被夜里的凉意清醒过来，就再也睡不着。他就取出那根竹箫，悠悠扬扬地吹奏起来。
也不知吹了多久，直到看到店铺里的灯光都已经熄灭了，他还在那里吹。
他也许会一直吹到天亮的，小溪的小桥上凉风习习，不是个睡觉的地方，要睡的话他可以另外找个地方的。这是个抒情的地方，他选择了这个地方过夜，就不想拥有睡眠，只想一诉凄苦的情怀。
他吹着极为凄婉幽怨的曲子。据说长箫的声音传得几里路远，越远听来越是音色优美，凄婉动人，催人泪下，尤其是在静静的夜里。
不知什么时候他发现店铺里一间房子里的灯又亮了，窗外的走廊里有个人影，看得出是个女人，还看得出就是店铺里跟他眼光相碰的那个女孩子。
他意识到已是深夜，见女孩的身影久久地在光影里徘徊，他心里不知怎么就蹬地动了一下。他收起长箫，下得桥来，转到了亮光的窗户下面。
他在窗户下面站了一会，不知道如何是好，突然扑的一声有个东西落在他的面前。他蹲下来一看，是一床薄被单！
他抱起那床被单，抬头却见楼上那间房子里的灯光一下子灭了。
他没有走开，靠着那里一棵树干，盖着那床被单，他睡着了。
第二天他到店铺里去，没有带他那个包袱，他的包袱和女孩的被单就藏在那棵大树下面的草丛里。他手里只有那根长箫，他不敢将竹箫也藏在那里，他不能保证那片草丛里不被任何人发现什么东西。
这次他的怀里被塞进了四个大油饼，他不知道如何才能藏起四个油饼，就没有马上走开，但女孩在向他使眼色，他只好用衣襟兜起油饼，怏怏地离开了。
晚上他把所有的东西从那棵大树下起出来，又搬到小桥上面。因为在店铺底下的大树下面他就不能吹箫了，怕太近吵了人家。他在小桥上吹了一个通宵，他见店铺里楼上那扇窗户里的灯光也亮了个通宵。
早上他在小桥上睡着了，突然被人叫醒，睁开眼来一看，却是那个女孩，十五、六岁的样子，身上的一件花褂子的前摆有一些油污。女孩一头黑而粗的短发，稍圆而满的脸，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女孩说了句：“到我们铺子里来做事吧！”说了这么一句后回头就走，他就跟在后面。
他被介绍跟老板认识了，然后就被带到后面跟一个师傅揉面团，做各种面食，也给客人下面，烫米粉，拌凉粉，还学着给客人炒小点。
老板就是女孩的父亲，半年后我这个哥哥成了老板的女婿。
这些都是我原先听说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更不知道后来怎样了。我想我的这个兄长落了个好道，出道得早，兴许现在也是个大老板了呢？
我没费好大的劲就找到他的家了。我是直奔柳子街的，就在柳子庙的斜对面，临街一排比乡下的茅房还低矮的木板房，房顶上盖的是橼皮（杉树皮）。我推开一扇门，低头进去，前面的一间被木板间隔成餐厅和过道。我从过道走到里间，看到了床上那个人，靠在床头那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不用介绍我已经认出了就是我的兄长。尽管已是三十多年不见，但别人不会长得这个样子，白皙的皮肤，泛黄而微带曲卷的头发与略带火红色的胡子，还有那脸形，只有我们几个兄弟独有。
“霜哥！你还认得我吗？你看我是哪个？”我径直走到床前，拉住了我哥的手。
“你是？”他看着我，我的一声“霜哥”提醒了他，“哎呀你是石头牯呀！哎呀哎呀你怎么出现了！哎呀石头牯啊！”我看见他的眼里刷地滚出了泪水。
他让我在床头坐下，然后尖着个嗓子朝外面喊：“老秦，老秦！快来看哪个来了！快来看呀！”然后我的嫂子就进来了，手里牵着个三、四岁的男孩。
我的嫂子看上去身体倒还好着，他让男孩快叫叔叔，但小家伙躲到了她身后。
我的兄弟还有三个女儿，两个大的已经安排工作，小女儿还在小学读书。
我不能接受的是，床上躺着的就是我那当年吹箫的兄长？
第二天我的嫂子牵着我的小侄子带我去看柳子庙，霜哥说一定要去看的，可惜他下不了床，不能陪我去看了！我出来本来是想到处看看的，就跟嫂子到柳子庙来了。
那个时候，柳子庙竟然没有人看管，也就不要什么门票。外墙上用石灰刷着标语：“破四旧立四新！”，院子里面的墙上到处是革命批判专栏和革命标语、口号，听嫂子说解放后庙里很多东西都被砸坏了，只是院子还在，进门上方的旧戏台也还在，戏台两边的“出将”、“入相”板门还留着，说是革命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时还用得着，否则也被砸掉了。后院的石碑也都断裂了，柳子庙里那座著名的荔枝碑裂开了几条宽宽的缝。
我原来曾经读过柳宗元的一些山水文章的，后来被叫做《永州八记》（再后来好象又被叫做《永州九记》）的，这一次也算是亲眼看过了柳子庙了吧！
从嫂子那里我大概了解了兄长一家的一些情况。我霜哥跟秦家姑娘结婚以后，两口子就帮着长辈照看店铺。秦老板死后，霜哥继承了家业，小店铺的生意红火起来。到五十年代末，城市资本家的资本被没收归国有，小业主也被公私合营，或者集体化。霜哥的小吃店铺被收归集体所有，在店铺的基础上，征收了隔壁一家伙铺建成了东方红饭店，霜哥被安排任饭店主厨，嫂子和他们的大女儿也被安排进饭店工作。按理说政府也算是关照得相当可以了，可是死心眼的霜哥看不到社会的大势所趋，认为自己好不容易撑起个门面，生意好起来日子红火起来，不愿意跟人家扯平，死活不同意集体化。直到动工那天他还拼命阻拦，结果跟工作队员动起手来，他被一顿拳打脚踢，倒在地上不能动弹。
东方红饭店还是开起来，霜哥只得去当主厨，一家三口到饭店上班，每月开始拿集体的工资。霜哥做事勤快，厨房打理得象模象样，饭店经营照样红火，显示出城市合作化的优越性。只是霜哥自从那次被打断腰骨和股骨后，身体就没有以前那么硬板了，后来一遇上冷湿天气就发作腰骨疼，但他总是硬撑着。几年前他终于病倒了，眼下是已经半年多没有下过床了。霜哥没上班倒还有点生活补贴，但那点钱根本吃不起药，只是由他自己开单子，到小药铺抓点草药熬了吃着。
我得走了，我要霜哥跟嫂子什么时候带侄儿女全家回家乡看一看，先回高家去看看大兄长啊，再到狮子岭去看看你小弟一家。霜哥说你是个文曲星，果然是出息了，还当了干部。我说都什么干部呀，也是捏锄头把的，再说如今我都下马了。这不，我什么都不是了，才有个空来看你们呀！我这就要走了，到时候你们可一定要回去看看呀，我等着去接你们啊！霜哥眼里就噙满了泪水，说等他下得了床，一定一定回乡一回。他欠起身，示意嫂子要寻打发我的东西。我就实在不好意思了，我是空着一双手来的，东西我就绝对不要打发了。但说来真是惭愧，我总以为我的兄长该是好发达的了，我身上连接下来的车钱都没有。看着哥嫂这个样子，我实在是无法开口讨个车钱，我想即使身无分文，我要到哪里，仍旧能够到哪里的，当年走日本回家时身上哪有一个钱呀，还不是也回了家！
霜哥嚷着硬要找东西打发我，我只好说了实话，我这个人从来不拐弯磨角，霜哥是知道我的。我就说了自己确实没带车钱，东西是定然不要了的，要给就给点一段路的车钱算了。嫂子就从衣服下面摸索出一个手帕包包，打开来捡出一些拿出来递到我手里，说看够不够。我说够了的够了的，就把钱收下了。
我告别哥嫂出来，在柳子街上我手里一路都攥着嫂子给我的车钱，捏出一把汗来了，手心里湿辘辘的。我想这是嫂子母女俩多少个工作日的工资呢，或者是霜哥好长时间的生活费呢？我的鼻子里酸酸的。
想到处看看的，就跟嫂子到柳子庙来了。
那个时候，柳子庙竟然没有人看管，也就不要什么门票。外墙上用石灰刷着标语：“破四旧立四新！”，院子里面的墙上到处是革命批判专栏和革命标语、口号，听嫂子说解放后庙里很多东西都被砸坏了，只是院子还在，进门上方的旧戏台也还在，戏台两边的“出将”、“入相”板门还留着，说是革命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时还用得着，否则也被砸掉了。后院的石碑也都断裂了，柳子庙里那座著名的荔枝碑裂开了几条宽宽的缝。
我原来曾经读过柳宗元的一些山水文章的，后来被叫做《永州八记》（再后来好象又被叫做《永州九记》）的，这一次也算是亲眼看过了柳子庙了吧！
从嫂子那里我大概了解了兄长一家的一些情况。我霜哥跟秦家姑娘结婚以后，两口子就帮着长辈照看店铺。秦老板死后，霜哥继承了家业，小店铺的生意红火起来。到五十年代末，城市资本家的资本被没收归国有，小业主也被公私合营，或者集体化。霜哥的小吃店铺被收归集体所有，在店铺的基础上，征收了隔壁一家伙铺建成了东方红饭店，霜哥被安排任饭店主厨，嫂子和他们的大女儿也被安排进饭店工作。按理说政府也算是关照得相当可以了，可是死心眼的霜哥看不到社会的大势所趋，认为自己好不容易撑起个门面，生意好起来日子红火起来，不愿意跟人家扯平，死活不同意集体化。直到动工那天他还拼命阻拦，结果跟工作队员动起手来，他被一顿拳打脚踢，倒在地上不能动弹。
东方红饭店还是开起来，霜哥只得去当主厨，一家三口到饭店上班，每月开始拿集体的工资。霜哥做事勤快，厨房打理得象模象样，饭店经营照样红火，显示出城市合作化的优越性。只是霜哥自从那次被打断腰骨和股骨后，身体就没有以前那么硬板了，后来一遇上冷湿天气就发作腰骨疼，但他总是硬撑着。几年前他终于病倒了，眼下是已经半年多没有下过床了。霜哥没上班倒还有点生活补贴，但那点钱根本吃不起药，只是由他自己开单子，到小药铺抓点草药熬了吃着。
我得走了，我要霜哥跟嫂子什么时候带侄儿女全家回家乡看一看，先回高家去看看大兄长啊，再到狮子岭去看看你小弟一家。霜哥说你是个文曲星，果然是出息了，还当了干部。我说都什么干部呀，也是捏锄头把的，再说如今我都下马了。这不，我什么都不是了，才有个空来看你们呀！我这就要走了，到时候你们可一定要回去看看呀，我等着去接你们啊！霜哥眼里就噙满了泪水，说等他下得了床，一定一定回乡一回。他欠起身，示意嫂子要寻打发我的东西。我就实在不好意思了，我是空着一双手来的，东西我就绝对不要打发了。但说来真是惭愧，我总以为我的兄长该是好发达的了，我身上连接下来的车钱都没有。看着哥嫂这个样子，我实在是无法开口讨个车钱，我想即使身无分文，我要到哪里，仍旧能够到哪里的，当年走日本回家时身上哪有一个钱呀，还不是也回了家！
霜哥嚷着硬要找东西打发我，我只好说了实话，我这个人从来不拐弯磨角，霜哥是知道我的。我就说了自己确实没带车钱，东西是定然不要了的，要给就给点一段路的车钱算了。嫂子就从衣服下面摸索出一个手帕包包，打开来捡出一些拿出来递到我手里，说看够不够。我说够了的够了的，就把钱收下了。
我告别哥嫂出来，在柳子街上我手里一路都攥着嫂子给我的车钱，捏出一把汗来了，手心里湿辘辘的。我想这是嫂子母女俩多少个工作日的工资呢，或者是霜哥好长时间的生活费呢？我的鼻子里酸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