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惊叹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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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妹妹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贫困中度过的，这不单单是我跟妹妹两个的境况，那个年月里千千万万的孩子都是这样。那是一个时代，那是一个民族，那是一个国度。我不过是那个时代一个极其微小的缩影而已。从时间和空间上看，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全部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共和国穿着打满了补丁的开裆裤，在大地母亲贫瘠的胸膛上踯躅徘徊，不太懂事地遥望着大自然，眼巴巴地吮吸着童年饥荒的小手指。从我的一家来看，除了我跟妹妹的童年和少年，还有兄弟姐妹的青少年，以及父母亲的中老年，几乎全都浸泡在一个时代的落魄与荒凉中。
我没有“饭香菜香酒香又浓”的体验，那是天外的世界。我那时的巴望就是一碗大米饭，加一点坛子里挖出来的酸菜：腌豆角、腌萝卜、腌榨菜、腌黄瓜……但白花花香喷喷的大米饭太稀罕，我们的主食是红薯、稀饭、斋汤和青菜。因稀饭在人体里变做尿的速度太快，乡亲们就发明了斋汤。跟稀饭一样，功能在于少用大米。用一点大米磨成粉，在锅里加水烧开搅拌成糨糊状即成，除了磨米要点时间以外，制法简单不过。这东西好象在有些地方是叫做糊糊的，最大的优点是比稀饭之变尿的速度稍慢，劳作时稍耐劲，故而成为农家饥年荒月维持生命过程和生产劳动力的主要原料之一。
一碗斋汤是景象万千的。可浓可淡，可硬可软，可清可浊，因大米跟水的比例之不同而异。大米放得多的，可以是糨糊，半流质，也可以做成堆得起来的硬。大米越少就越清稀了，有的清如一碗水，碗里能照出人的影子来，就是没有大米的影子，只有一丝悠悠的米香，那一丝悠悠的米香远在天边似地渺茫，纯粹是哄一下嘴而已。
喝斋汤是要一定技术的，那年月造就了很多喝斋汤高手。双手端碗捧着碗喝是不见技术的，这种姿势也只能慢慢地喝。高手是一手端碗，主要靠五个指头的握力，掌心要空，不管多大的一碗斋汤都可以在手里转动起来，顺时针方向反时针方向地转碗能够把握若定。一碗热斋汤，一口从碗边喝下了，下一口得另找一个地方，否则烫嘴，这样才需要把碗转动起来。常常可见人一只手举着一大碗斋汤到得嘴边，大碗在嘴边来回转得几圈，碗里的米汤就不见了。
在我们家乡，那年月多是喝斋汤长大的娃娃，有些男娃干脆取个小名叫做斋公，女娃就叫斋婆。“斋公”、“斋婆”们一个个象发黄的豆芽菜，向你瞪巴着两只大眼睛，就象缺乏养分的豆芽举着两片期盼阳光雨露的瘦小的芽片。“斋公”、“斋婆”们的嘴巴都变了形，是向前啜起的样子，失去了孩子小嘴的美。
我母亲的办法是红薯稀饭斋汤青菜地变着花样来，斋汤里有时加南瓜青菜什么的。甚至有时候斋汤里面加了水潭里摸出来的螺蛳蚌壳肉，那种斋汤实际上就成了“晕汤”，给我们进点营养，换点口味。
我那时最怕吃红薯，那东西吃点玩乐很好，当饭吃可就苦了。当然也有的人天生喜欢吃红薯，当饭吃也不腻，到出红薯的季节反而还发体呢。我却是宁愿挨饿，也吃不下多少红薯的，每餐顶多咬那么几口就溜了。饿起来的时候则象猴子似地到处寻吃的。
红薯的别样吃法，尤其是吃着玩儿却是别有风味的。蒸熟的红薯切成片晒干了，可成红薯丁，熟红薯捣成泥在一套专门的把子上擀成薄片，太阳底下照干了，是红薯片子。这两种红薯制品都可以直接拿来吃，又香又有韧劲。还可以油炸了吃，一定得是逢年过节时才能享有的，平常是稀罕的东西。生红薯刨成丝，在太阳底下晒干了，可以长时间储备起来。这种干红薯丝可以直接吃了，很有风味的。但家里的干红薯丝是收捡在一个大瓦缸子里的，大瓦缸放在阁楼上，平常不准我们上阁楼的。
但饥饿最终培养了我的贼性。
放学后我饿得不行，就偷偷爬到阁楼上，打开瓦缸的盖子，从里面掏那干红薯丝。掏出来藏到衣袋里，所有的口袋都装满，然后偷偷下楼。出来后就不断地朝嘴里塞干红薯丝，那东西吃不厌，我可以边玩边吃，没完没了。
干红薯丝在肚子里发涨后，就可能是原来好几倍的量。我的肚子胀起来，痛得在地上打滚。我知道是干红薯丝在作怪，又不能坦白交代，只好忍着。后来还偷，吃起来控制不了嘴，肚子痛起来又忍着，大有宁死不屈的悲壮感。
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但坚持着上学。有一天放学路上我一个人落在了后头，走着走着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家里人见别的小朋友都回来好久了还不见我的影子，问我妹妹，她因为跟女孩子走在了前头也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父亲就到我们上学的路上一路找过来，终于在田埂上一个较宽的口子边找到了我，我是倒在了口子边的。
我在很多地方跟父亲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一点我都感到很奇怪。父亲在田埂上抱起我的时候，恰如父亲小时候在堂屋里布满羊角刺的地上滚过后我爷爷抱起他时一样的心疼，不同的是父亲是英雄，我却是狗熊，我放学的路上铺着的是饥饿的羊角刺……
小学高年级时的一段时间，我常常喊肚子痛，吃了打虫的药，也打出了虫子，但后来肚子还是痛。而且肚子的上面和下面都痛，我那时当然不知道上面那地方是胃，痛得说不清楚，只能千遍万遍地喊肚子痛。终于有一天，我脸色发白，坐都坐不稳，又一次倒了下去。幸亏那次是在家里，否则可就难讲了！那天父亲并不在家，母亲把我背在背上，叫上我的二哥和三哥，几个人就急急忙忙往公社卫生院赶。
公社卫生院的人一看，说我们怕不行，你们最好到上级医院去！母亲一听就吓瘫了，但她明白她的使命，强挺起来把我抱到马路边，准备拦个车子。但什么车子也拦不到，母亲说我们走，背也得背到医院去！
二十多华里的路，母亲跟我两个哥哥轮流背着我，硬是在天黑时把我背到了当时的“地区人民医院”（当时县与公社之间的那个派出机构叫“地区”）。
在医院里一边抢救一边检查，结果证明我是胃出血！好危险呐，医生说怎么耽搁这么长时间，要是再晚来一点的话，人可是就没救了的！
那年我十三岁。医生感到奇怪的是小小年纪竟然有胃出血的！我后来认识了胃病，我才知道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过度饥饿与干红薯丝的折腾，是造成我少年即成胃出血的罪魁祸首。我那次虽然大难不死，但落下的胃病却一直缠着我，如今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已是个有着二十多年病史的老胃病患者了！
父亲十三岁时娶亲，少年担当成年角色。我十三岁胃出血，少年罹患成年病。父亲十三岁做英雄，我十三岁又成为狗熊。在我的心里，父亲就一直是个英雄！
母亲摸一把泪对父亲说：“这日子作的什么孽啊，这么点大个人，生生饿出个胃病来！”
其实我不光是饿的，我的另一面是饱过，干红薯丝在肚子里发涨后饱过了头，饱胀着，直饱得撑破了稚嫩的胃。这一点是我在父母面前永远的秘密，我如果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我在父母心里就是个坏孩子了。在父母心中，我永远是个好儿子。
父亲说不出话来。父亲点起一根旱烟，浓烈的烟雾从嘴和鼻孔里冒出来，冰冷的泪水从眼里流下来，那是一个无比坚强的男人的不再坚强的热泪！
我们家乡早年用来照明的灯具，从我记事时起，记得最初还是在小煤窑里用的那种锅铁桐油灯，那是一只带把的小锅铁里倒了桐油，用灯草来点的。当时煤窑里用它，家里夜晚照明也用它的。
后来有了煤油灯，但没有哪家用得起花了钱才能买来的煤油灯盏。家乡的煤油灯全是“土特产”：墨水瓶、酒瓶、小嘴茶壶乃至随便能找到的任何小容器都行。一块小铁皮中间穿了个孔，一根布捻子穿过铁皮孔就是灯芯，一盏自产自销的乡式“煤油灯”马上“出厂”。多少个寒来暑往的夜晚，父亲峻削的额头，母亲慈爱的脸庞，兄妹们不知忧愁的打闹，童年无尽的欢乐，都在那家产油灯的光影里定格。
只是常有煞风景的时候，父亲卷了一根旱烟朝油灯上对火，吧唧吧唧几大口很命地抽，呼出的浓烟与粗气将豆大的灯火苗赶得杳无踪影，屋子里一下子变成一团漆黑！责骂声即刻而起，父亲在四面楚歌中慌忙擦燃火柴，将灯重新点上，生怕多耽误了一秒钟。记得“老油条”的父亲总是不能记住自觉杜绝此类事件的重演，因此在夜里多成为全家人批斗的对象。
不过因父亲夜里在家的机会不是很多，他才没有被家人“批倒批臭”。
那时候我最崇拜的是村里的戏灯，实际上应该说是汽灯。
汽灯挂在那里从个头上看就要盖过任何“土特产”灯的。发汽灯是要有学问的，此属小学校长于中一人之专利。于中将大汽灯挂到墙上，总要鼓捣了半个多钟头的样子，才将一个极精致的丝质小网袋（汽灯炮）吊在下面的汽嘴上，还得反复检查。围得水泄不通的人们眼睛只盯着他的双手转，只有一些女人发现他的额头在冒汗了，便有胆子大的拿出一块小手帕去揩。但于校长毫不理会这拿手帕的手是长在哪个的身上，他的眼睛只盯着汽灯，十分专注于神圣的工作的模样。等到汽油味很是浓烈了，于中才擦燃一根火柴，将那丝质小网袋烧着了。于是蓝色的火焰串起来，但这时的灯却并不很亮。校长就继续鼓捣，只见那烧着了的小网袋慢慢鼓起、变圆、变小、变白，直到白得刺眼，汽灯不断地发出“哧――哧――”的响声，场地一下子被照得一片雪亮！
这一片雪亮的场地，最初是用来召开群众大会的，后来加上大队举办的文艺演出以及其他大队级的重大活动。
再到了后来，遇有红白喜事，面子大的也可调用大队的戏灯了，那种排场便让人羡慕不过来。
其实，只要汽灯一发起来，那片雪亮本身对人们就是一种心旷神怡的向往。雪亮的光影下人聚拢了，声音汇合了，老伙计们蹲在地上天南海北了，妇人们三五成群地咬着舌头了，姑娘小伙们利用起“黑夜的白天”来了，小家伙们野得只看到影子在地上飞了……
然而，这片我一直向往并从中得到多少乐趣的雪亮，却曾一度成为我心中最为黑暗的阴影！那次我跟小朋友们象往常一样地在雪亮的光影里疯野着，有个小朋友对我喊道：“看！你爸爸在台上戴高帽子了！”
我朝台上望去，就见父亲被一群人推揉着弄上了台，他头上戴了一顶纸糊的尖尖型的高帽子，肩膀和脑袋被人用手按着。父亲被按得低下了头，弯着腰。
我见过这种阵势和场面，那是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热烈劲头。
我的血液直往上涌。难道父亲不是支部书记了？父亲一下子变成了坏人？
台上台下一片嘈杂，我看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很清楚父亲在这个场面中是个什么性质的角色。
不断地有人上台讲话，有人还很凶，手指戳到了父亲的额头上。也有人上台后发个言就下去了。有个六溪的人来到了会场，也上了台。他是早年父亲在老铺当支部副书记的时候批斗过的人，这个时候想上台发泄一通。但玉丘的人们有点看不惯，对他说：“我们玉丘的事不用你管，要看热闹下面看去！”那人就被轰下了台。父亲在群众心目中不会是个坏人的。
还有几个六溪的人要求上台发言，说修水库淹稻田不是坏事吗，要斗他！
人们看到父亲的一些冤家都讲到这个份上了，都感到有点气愤，没有答应他们上台的要求。
我不知道批斗会开到什么时候散场的，我哭着独自走了几条田埂的夜路回了家，途中我跌在了水田里，一身的泥水。我想起了父亲给我讲家史时提到的那个被日本鬼子抓去当挑夫的瞎子，跌进水田里一身泥水哭爹叫娘的惨状。我觉得自己此刻更惨，我心中父亲高大的英雄形象轰然倒了，我心里已经一片空白，我的心理被作弄得跟父亲讲的故事里的那个可怜的瞎子没有什么区别。
母亲流着眼泪给我换洗泥水衣服，收拾停当后，将我和我妹妹一起搂进怀里，三个人哭做一团。
接下来我们就知道父亲真的不是大队支部书记了，其他几个大队干部也都下了台。大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里几乎全是年轻人。只有二杆子不算年轻了，他是个老单身汉，但他现在是大队革委主任了，据说他的权力比原来的支部书记还要大。
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全为革委会所取代，这一点我是清楚的。但因为当时很小，还不知道在农村，一个大队这么个不是一级政权的地方，竟然也有过革委会这个东西。这一点倒确实是我后来专门采访父亲时才了解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