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惊叹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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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我家有六姊妹，四男两女，名字很有意思，四个儿子分别取名铁山、铜山、银山、金山，长女兰芬，小女兰芳。如山的父亲拿山来给我们兄弟几个命名，山里还富含矿藏，铁、铜、银、金嘛！乡亲们笑称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为“四大元素”、“两朵金花”。作为虢家最小的儿子，我出生的那一年，也是我大姐添千金的那一年。我旧历二月，我外甥女三月。我姐夫家离我家不到两三里路远，翻过后山岭就到。我母亲跟我大姐母女两个常在一起带孩子，不是在我家，就是在我大姐家。有时我母亲不在，我跟我外甥女一边一个啃我大姐的两个奶头。遇到我大姐有事呢，我跟我外甥女又一边一个同时啃我母亲的两个奶头。我母亲是母亲，母亲的女儿也是母亲，她们两个的责任混合到了一起。我跟外甥女共啜着两对奶头，没有分哪个是真正的娘。也许是大姐的奶水比我娘的奶水足的原因吧，我听说我小时侯似乎更亲近我姐，直到快到读书年龄时我还特恋着我姐，一会儿不见姐的身影就找，远远看到山脚下穿了花衣服的长鞭子姑娘路过，就当作姐哭喊着要跟去。我外甥女似乎比我憨厚，丢到哪个怀里都吃得香睡得甜，她可没必要分哪个是外婆哪个是娘，有奶便是娘了！
第二年旧历十月我后头跟出个妹妹，十二月我外甥女后面跟出个弟弟。我母亲跟我姐母女俩生孩子象比赛似地挤在了一块，只不过我跟妹妹是赶我母亲的末班车，而我外甥姐弟俩却是我大姐肚子里拱出来的先遣军。因为我妹妹出生后不久我父亲就在县里加入了新中国农村第一批接受绝育手术的男人行列，而我外甥姐弟俩后面后来还跟出来两个姐弟，他们一共是四姐弟。
到两家四个孩子长到三四岁会带两个小的玩乐时，我母亲我姐她们母女两个带崽母女兵才算稍为轻松点。我的同年大外甥女长成个野孩子，爬起树来象猴子，男孩子也追她不上。王家院里那颗高大的酸枣树，她窜上去后你只听得见她的声音，就是看不见她在哪里。男孩子摘不到的枣儿，她摘得到手。
我家里那棚葡萄，也是她带着我们偷吃。从青葡萄开始，一直偷吃到葡萄变紫红，从酸偷吃到甜，每年最后留给大人的甜已是很少了。所以我家门前虽有葡萄棚，结局却总是酸多甜少。
但有一次她还是失了手，从王家院里那棵高高的酸枣树上摔下来，跌了个几乎半死。等她从半死里缓过神来后，我那身材高大的姐夫又把他的野丫头打了个半死。经过此一磨难，我姐夫指望她会改邪归正，但事实证明她胆子变得更大，生起孽来更疯更野。这个管不住，我姐姐姐夫就拿她的同僚开刀，警告我们三个谁要是见野丫头乱疯乱野不举报，一旦发现查经属实，与疯野者同罚，一律只给半碗饭吃。童年的印象中，姐夫比父亲还严厉，因为我父亲基本上不管我们，他好象总有忙不完的事情。
我妹妹幼年时就显得憨，不怎么哭闹，很好带的，给我母亲减了负。童年时也不象大她一岁多的外甥女那么野，她是我姐姐姐夫眼里的优秀子民、积极举报者，挨罚最少。但在我们六人“联合国”里，她的外交关系最差，野果子我们分了大颗的后，她只占小颗的。遇到单数分不开时，多一个是我的，少一个欠她的。
我幼年时却极难对付，就是那种不好带的孩子一类，当地人叫“刁人（‘刁’为动词）”或“磨人”。我常常整天地哭闹，少有安静的时候。一岁多的时候，夏天里我头上生疖子，由于那时卫生条件、医疗条件太差，我头上的疖子一个没好，下一个又起，如雨后的笋子，我的小脑袋瓜子几乎就成了长东西的“地皮”。还没有怎么长智力的人的头上长了东西，还有不“刁人”的？我虽然还没有记事，但后来听母亲告诉我，我那时白天黑夜都是哭，白天嘴巴没挨过吃的东西，夜里脑袋没挨过床。母亲伤心得同儿子一起掉眼泪，母子哭作一团。头上的病痛好了以后我也一直“刁人”，把我母亲真是磨得够呛！除了我姐帮帮我母亲外，父亲几乎没管过家里的事情和孩子。据说父亲仅有少数几次照顾我的机会，却差不多每次都犯严重错误。一次是抱着我正在群众大会上发言，讲到兴头处欲做手势，已忘了手里有东西，我就被父亲当个玩具似地丢到了地上。我的脑袋上跌出个大包，当晚父亲自己的脑袋上跟出个包，那是我母亲的杰作了，也是我父亲为自己不可饶恕的粗心付出的代价。
还有一次我母亲正在门口外面台阶上把我放在脚盆里洗澡，因来了公社干部，母亲去张罗什么了，叫我父亲接着给我洗。父亲跟公社干部谈着话，心不在焉地给我洗澡，忽然提起脚盆就倒水，他一定是一时走了神，以为是他自己在洗脚罢了，洗完了当然要倒水，我就被随着脚盆里的洗澡水泼到门口的葡萄架上了。这件事被公社干部当作笑料疯笑了多年。
父亲的两次国际玩笑式的“失手”，给他本人又添了一个绰号，这个绰号带有蔑视性质，往往是人家恼恨父亲时用的。所以，我本来是不想透露父亲的这个绰号的。但考虑到让大家对我父亲有个尽可能全面的了解，我在这里还是把这个绰号告诉大家罢！
这个绰号是被人在父亲的另一个我还没告诉大家的绰号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我父亲的那个绰号叫做“虢识字”，因为他是他们那一辈人当中唯一读了书的人，不知何人何时就开始改父亲的绰号“虢狮子”为“虢识字”。“虢狮子”这个绰号差不多是与“石头牯”同时期的产物，自从他小时候认狮子石为亲爷后，他的长辈们开始喊他“石头牯”，后来有人在比喊“石头牯”更正式点的场合叫他“虢狮子”。由“虢狮子”而“虢识字”，是一个由犟小子而到知书达理文化人的过程和变化，但是自从父亲因跟我有关的两次臭名远扬而又令人喷饭的“失手事件”后，有好事者偷偷把“虢识字”又叫成了“搁起事”！在当地口音中这两个词组都读做“GuoxiShi”，听起来是一丁点儿区别都没有的。而“搁起事”的意思则是因心不在焉或者粗枝大叶而耽搁重要事情的意思。但父亲自认为自己是最讲认真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员就最讲认真。所以他对“搁起事”的叫法很恼火，认为是个贬义词，是蔑称。恰恰因为他恼火这个绰号，被人抓了把柄，好象一个有着绝世武功的人被人终于发现了一个死穴似的，对他有意见的人，或者在争吵的场合，不怀好意的人就在背后叫他“搁起事”。因为父亲是这个态度，我懂事后偶尔听见有人这么叫的时候，我就满腔怒火，很不得一刀宰了那个人！
说起来，父亲的小名、别名、绰号、曾用名等也真是太多了点，很少有人带了这么多的符号的，我曾经把对父亲一生所有的符号的研究也纳入了计划，目前尚无多少成果可以奉告读者，粗说一句吧，是不是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社会对父亲这么个人的关注程度以及不同侧面的评判呢？
说句心里话，我对父亲在他不感兴趣的领域或者说一时还没在计划里的事情确实有点心不在焉是有感受的。这样的领域，或者这样的时候，在父亲一生中是常有的。父亲因此确实也是耽搁了一些事情的。
父亲他自己有一个心细的父亲（父亲的“伯伯”，我的爷爷），让他五岁半就进了学堂。几十年后父亲却忘乎所以地沉入了一个忙不清的世界，根本没管过我什么，直到我过了八岁半才想到把我送进玉丘小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第一课的课文是“**万岁”五个字后面加一个惊叹号，第二课是“中国**万岁”七个字后面同样加一个惊叹号，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九个字后面加一个惊叹号。在这种“五、七、九”字阶梯式体例结构的课文体系中，第二课比第一课多了两个字，但生字量都是五个，第三课的生字量是六个，即“华”、“人民”、“共和国”。而一个惊叹号却在三篇课文中连续出现，我后来发现自己好象一生中满脑子白天黑夜全是惊叹号，兴许多由此而引起罢。这样的课文对我这个八、九岁上才开蒙的“高龄”学童来讲，似乎是显得吝啬了点，编书的人是只重了全国人民的感情，不会管我这个童年多野了几年的学童的求知欲的。
我在第一天里就把第一课的全文学完了，接下来一天一篇，三天中三篇文章（课文）能读能背能写，被玉丘人举为神童一个！
那时的数学叫算术，第一课是“1、2、3、4、5、6、7、8、9、0”，生字量比语文第一课多了一倍。我追问老师既然有了这么多的生字，为什么不告诉我们“9”后面的“10”呢？老师的一句回答：“‘10’就是第一个加最后一个”结果就把我的数学启蒙得一塌糊涂，使得我从小学到大学一见数学就害怕，除了平面几何我又异乎寻常地超过别人以外。多年后的那次高考，该死的数学把我的总分拼命往下扳，如果不是我出色的语文成绩推我一把的话，我是无缘上得大学的。
我从一片茫荒童心，到班驳陆离的知识海洋，是从一个“毛”字开始，以惊叹号“！”代替“大灰狼”的。就象父亲一生讲个“认真”二字，却落得个“搁起事”的奚落一样，我后来在单位做学问向以学风严谨著名，却在很多事情上以“毛糙”加注，使我常常想到是否与我“高龄”入学，以“毛”字启蒙有关呢？
但在当时，我却学得很快，我进学堂的当年底我大哥应征入伍时，才读了四个月书的我，给大哥写了一封将近二百字的书信。大哥来信大加称赞，说是他拿了我的信念给战友们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拍手欢呼，似乎我的信是写给所有离家的亲人似的。
我在学校很快就表现出了文字上的痴迷和天赋，如果可以叫做天赋的话。我想我很有点象是我父亲在私塾时的翻版，不同的是父亲启蒙得早，我则因父亲的粗心而入道过晚。
从三年级时开始作文，我的作文就总是被老师当作学生的范文在课堂上宣读，那是最早的一种作品发表形式。我成了老师的宝贝，这种待遇一直持续到高考前，这种待遇同时也惯坏了我，使我很早就做起了当作家的梦。但我最终却没有当成作家，我在大学学了法律，后来就是法律教学、苦作论文、律师业务奔波，律界苦行，一杯不尽的苦酒！
我也永远成不了作家，我写父亲，既不是要给父亲树碑立传，也不是要卖弄我的文才，只是想整理一下父亲的遗产，那份厚重如山的遗产！在遗产整理过程中，向我扑面而来的，是传奇式的人物，传奇式的事件，传奇式的经历，传奇式的故事，传奇式的时代，传奇式的世界，传奇式的情感，传奇式的历史……
我却没有传奇式的文才，我就只有如实讲述我的家史。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小学作文课堂上常有“我的家史”、“一餐忆苦饭”之类的命题作文，当然地富反坏右分子[笔下文学Www.bxwx.net]
32.我家有六姊妹，四男两女，名字很有意思，四个儿子分别取名铁山、铜山、银山、金山，长女兰芬，小女兰芳。如山的父亲拿山来给我们兄弟几个命名，山里还富含矿藏，铁、铜、银、金嘛！乡亲们笑称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为“四大元素”、“两朵金花”。作为虢家最小的儿子，我出生的那一年，也是我大姐添千金的那一年。我旧历二月，我外甥女三月。我姐夫家离我家不到两三里路远，翻过后山岭就到。我母亲跟我大姐母女两个常在一起带孩子，不是在我家，就是在我大姐家。有时我母亲不在，我跟我外甥女一边一个啃我大姐的两个奶头。遇到我大姐有事呢，我跟我外甥女又一边一个同时啃我母亲的两个奶头。我母亲是母亲，母亲的女儿也是母亲，她们两个的责任混合到了一起。我跟外甥女共啜着两对奶头，没有分哪个是真正的娘。也许是大姐的奶水比我娘的奶水足的原因吧，我听说我小时侯似乎更亲近我姐，直到快到读书年龄时我还特恋着我姐，一会儿不见姐的身影就找，远远看到山脚下穿了花衣服的长鞭子姑娘路过，就当作姐哭喊着要跟去。我外甥女似乎比我憨厚，丢到哪个怀里都吃得香睡得甜，她可没必要分哪个是外婆哪个是娘，有奶便是娘了！
第二年旧历十月我后头跟出个妹妹，十二月我外甥女后面跟出个弟弟。我母亲跟我姐母女俩生孩子象比赛似地挤在了一块，只不过我跟妹妹是赶我母亲的末班车，而我外甥姐弟俩却是我大姐肚子里拱出来的先遣军。因为我妹妹出生后不久我父亲就在县里加入了新中国农村第一批接受绝育手术的男人行列，而我外甥姐弟俩后面后来还跟出来两个姐弟，他们一共是四姐弟。
到两家四个孩子长到三四岁会带两个小的玩乐时，我母亲我姐她们母女两个带崽母女兵才算稍为轻松点。我的同年大外甥女长成个野孩子，爬起树来象猴子，男孩子也追她不上。王家院里那颗高大的酸枣树，她窜上去后你只听得见她的声音，就是看不见她在哪里。男孩子摘不到的枣儿，她摘得到手。
我家里那棚葡萄，也是她带着我们偷吃。从青葡萄开始，一直偷吃到葡萄变紫红，从酸偷吃到甜，每年最后留给大人的甜已是很少了。所以我家门前虽有葡萄棚，结局却总是酸多甜少。
但有一次她还是失了手，从王家院里那棵高高的酸枣树上摔下来，跌了个几乎半死。等她从半死里缓过神来后，我那身材高大的姐夫又把他的野丫头打了个半死。经过此一磨难，我姐夫指望她会改邪归正，但事实证明她胆子变得更大，生起孽来更疯更野。这个管不住，我姐姐姐夫就拿她的同僚开刀，警告我们三个谁要是见野丫头乱疯乱野不举报，一旦发现查经属实，与疯野者同罚，一律只给半碗饭吃。童年的印象中，姐夫比父亲还严厉，因为我父亲基本上不管我们，他好象总有忙不完的事情。
我妹妹幼年时就显得憨，不怎么哭闹，很好带的，给我母亲减了负。童年时也不象大她一岁多的外甥女那么野，她是我姐姐姐夫眼里的优秀子民、积极举报者，挨罚最少。但在我们六人“联合国”里，她的外交关系最差，野果子我们分了大颗的后，她只占小颗的。遇到单数分不开时，多一个是我的，少一个欠她的。
我幼年时却极难对付，就是那种不好带的孩子一类，当地人叫“刁人（‘刁’为动词）”或“磨人”。我常常整天地哭闹，少有安静的时候。一岁多的时候，夏天里我头上生疖子，由于那时卫生条件、医疗条件太差，我头上的疖子一个没好，下一个又起，如雨后的笋子，我的小脑袋瓜子几乎就成了长东西的“地皮”。还没有怎么长智力的人的头上长了东西，还有不“刁人”的？我虽然还没有记事，但后来听母亲告诉我，我那时白天黑夜都是哭，白天嘴巴没挨过吃的东西，夜里脑袋没挨过床。母亲伤心得同儿子一起掉眼泪，母子哭作一团。头上的病痛好了以后我也一直“刁人”，把我母亲真是磨得够呛！除了我姐帮帮我母亲外，父亲几乎没管过家里的事情和孩子。据说父亲仅有少数几次照顾我的机会，却差不多每次都犯严重错误。一次是抱着我正在群众大会上发言，讲到兴头处欲做手势，已忘了手里有东西，我就被父亲当个玩具似地丢到了地上。我的脑袋上跌出个大包，当晚父亲自己的脑袋上跟出个包，那是我母亲的杰作了，也是我父亲为自己不可饶恕的粗心付出的代价。
还有一次我母亲正在门口外面台阶上把我放在脚盆里洗澡，因来了公社干部，母亲去张罗什么了，叫我父亲接着给我洗。父亲跟公社干部谈着话，心不在焉地给我洗澡，忽然提起脚盆就倒水，他一定是一时走了神，以为是他自己在洗脚罢了，洗完了当然要倒水，我就被随着脚盆里的洗澡水泼到门口的葡萄架上了。这件事被公社干部当作笑料疯笑了多年。
父亲的两次国际玩笑式的“失手”，给他本人又添了一个绰号，这个绰号带有蔑视性质，往往是人家恼恨父亲时用的。所以，我本来是不想透露父亲的这个绰号的。但考虑到让大家对我父亲有个尽可能全面的了解，我在这里还是把这个绰号告诉大家罢！
这个绰号是被人在父亲的另一个我还没告诉大家的绰号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我父亲的那个绰号叫做“虢识字”，因为他是他们那一辈人当中唯一读了书的人，不知何人何时就开始改父亲的绰号“虢狮子”为“虢识字”。“虢狮子”这个绰号差不多是与“石头牯”同时期的产物，自从他小时候认狮子石为亲爷后，他的长辈们开始喊他“石头牯”，后来有人在比喊“石头牯”更正式点的场合叫他“虢狮子”。由“虢狮子”而“虢识字”，是一个由犟小子而到知书达理文化人的过程和变化，但是自从父亲因跟我有关的两次臭名远扬而又令人喷饭的“失手事件”后，有好事者偷偷把“虢识字”又叫成了“搁起事”！在当地口音中这两个词组都读做“GuoxiShi”，听起来是一丁点儿区别都没有的。而“搁起事”的意思则是因心不在焉或者粗枝大叶而耽搁重要事情的意思。但父亲自认为自己是最讲认真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员就最讲认真。所以他对“搁起事”的叫法很恼火，认为是个贬义词，是蔑称。恰恰因为他恼火这个绰号，被人抓了把柄，好象一个有着绝世武功的人被人终于发现了一个死穴似的，对他有意见的人，或者在争吵的场合，不怀好意的人就在背后叫他“搁起事”。因为父亲是这个态度，我懂事后偶尔听见有人这么叫的时候，我就满腔怒火，很不得一刀宰了那个人！
说起来，父亲的小名、别名、绰号、曾用名等也真是太多了点，很少有人带了这么多的符号的，我曾经把对父亲一生所有的符号的研究也纳入了计划，目前尚无多少成果可以奉告读者，粗说一句吧，是不是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社会对父亲这么个人的关注程度以及不同侧面的评判呢？
说句心里话，我对父亲在他不感兴趣的领域或者说一时还没在计划里的事情确实有点心不在焉是有感受的。这样的领域，或者这样的时候，在父亲一生中是常有的。父亲因此确实也是耽搁了一些事情的。
父亲他自己有一个心细的父亲（父亲的“伯伯”，我的爷爷），让他五岁半就进了学堂。几十年后父亲却忘乎所以地沉入了一个忙不清的世界，根本没管过我什么，直到我过了八岁半才想到把我送进玉丘小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第一课的课文是“**万岁”五个字后面加一个惊叹号，第二课是“中国**万岁”七个字后面同样加一个惊叹号，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九个字后面加一个惊叹号。在这种“五、七、九”字阶梯式体例结构的课文体系中，第二课比第一课多了两个字，但生字量都是五个，第三课的生字量是六个，即“华”、“人民”、“共和国”。而一个惊叹号却在三篇课文中连续出现，我后来发现自己好象一生中满脑子白天黑夜全是惊叹号，兴许多由此而引起罢。这样的课文对我这个八、九岁上才开蒙的“高龄”学童来讲，似乎是显得吝啬了点，编书的人是只重了全国人民的感情，不会管我这个童年多野了几年的学童的求知欲的。
我在第一天里就把第一课的全文学完了，接下来一天一篇，三天中三篇文章（课文）能读能背能写，被玉丘人举为神童一个！
那时的数学叫算术，第一课是“1、2、3、4、5、6、7、8、9、0”，生字量比语文第一课多了一倍。我追问老师既然有了这么多的生字，为什么不告诉我们“9”后面的“10”呢？老师的一句回答：“‘10’就是第一个加最后一个”结果就把我的数学启蒙得一塌糊涂，使得我从小学到大学一见数学就害怕，除了平面几何我又异乎寻常地超过别人以外。多年后的那次高考，该死的数学把我的总分拼命往下扳，如果不是我出色的语文成绩推我一把的话，我是无缘上得大学的。
我从一片茫荒童心，到班驳陆离的知识海洋，是从一个“毛”字开始，以惊叹号“！”代替“大灰狼”的。就象父亲一生讲个“认真”二字，却落得个“搁起事”的奚落一样，我后来在单位做学问向以学风严谨著名，却在很多事情上以“毛糙”加注，使我常常想到是否与我“高龄”入学，以“毛”字启蒙有关呢？
但在当时，我却学得很快，我进学堂的当年底我大哥应征入伍时，才读了四个月书的我，给大哥写了一封将近二百字的书信。大哥来信大加称赞，说是他拿了我的信念给战友们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拍手欢呼，似乎我的信是写给所有离家的亲人似的。
我在学校很快就表现出了文字上的痴迷和天赋，如果可以叫做天赋的话。我想我很有点象是我父亲在私塾时的翻版，不同的是父亲启蒙得早，我则因父亲的粗心而入道过晚。
从三年级时开始作文，我的作文就总是被老师当作学生的范文在课堂上宣读，那是最早的一种作品发表形式。我成了老师的宝贝，这种待遇一直持续到高考前，这种待遇同时也惯坏了我，使我很早就做起了当作家的梦。但我最终却没有当成作家，我在大学学了法律，后来就是法律教学、苦作论文、律师业务奔波，律界苦行，一杯不尽的苦酒！
我也永远成不了作家，我写父亲，既不是要给父亲树碑立传，也不是要卖弄我的文才，只是想整理一下父亲的遗产，那份厚重如山的遗产！在遗产整理过程中，向我扑面而来的，是传奇式的人物，传奇式的事件，传奇式的经历，传奇式的故事，传奇式的时代，传奇式的世界，传奇式的情感，传奇式的历史……
我却没有传奇式的文才，我就只有如实讲述我的家史。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小学作文课堂上常有“我的家史”、“一餐忆苦饭”之类的命题作文，当然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崽子们是不能如实写他们的反动家史的，他们可就苦于没有写作题材了。我却能把父亲讲述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写出来，几乎有点轰动效应。比如父亲给日本鬼子当挑夫的故事，我是大书而特书的。但是象二十五岁的马桂兰小姐死心塌地地追赶着我那当时才十五岁的父亲之类的故事我肯定就不能写了，现在才有了这个机会。
“我的家史”的写作成功，老师喜在眉头笑在心，同学却苦在脸上恨在脑里：他们的爸爸那时为什么不去给日本鬼子当挑夫呢？害得他们没有“家史”可写！
的崽子们是不能如实写他们的反动家史的，他们可就苦于没有写作题材了。我却能把父亲讲述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写出来，几乎有点轰动效应。比如父亲给日本鬼子当挑夫的故事，我是大书而特书的。但是象二十五岁的马桂兰小姐死心塌地地追赶着我那当时才十五岁的父亲之类的故事我肯定就不能写了，现在才有了这个机会。
“我的家史”的写作成功，老师喜在眉头笑在心，同学却苦在脸上恨在脑里：他们的爸爸那时为什么不去给日本鬼子当挑夫呢？害得他们没有“家史”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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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我家有六姊妹，四男两女，名字很有意思，四个儿子分别取名铁山、铜山、银山、金山，长女兰芬，小女兰芳。如山的父亲拿山来给我们兄弟几个命名，山里还富含矿藏，铁、铜、银、金嘛！乡亲们笑称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为“四大元素”、“两朵金花”。作为虢家最小的儿子，我出生的那一年，也是我大姐添千金的那一年。我旧历二月，我外甥女三月。我姐夫家离我家不到两三里路远，翻过后山岭就到。我母亲跟我大姐母女两个常在一起带孩子，不是在我家，就是在我大姐家。有时我母亲不在，我跟我外甥女一边一个啃我大姐的两个奶头。遇到我大姐有事呢，我跟我外甥女又一边一个同时啃我母亲的两个奶头。我母亲是母亲，母亲的女儿也是母亲，她们两个的责任混合到了一起。我跟外甥女共啜着两对奶头，没有分哪个是真正的娘。也许是大姐的奶水比我娘的奶水足的原因吧，我听说我小时侯似乎更亲近我姐，直到快到读书年龄时我还特恋着我姐，一会儿不见姐的身影就找，远远看到山脚下穿了花衣服的长鞭子姑娘路过，就当作姐哭喊着要跟去。我外甥女似乎比我憨厚，丢到哪个怀里都吃得香睡得甜，她可没必要分哪个是外婆哪个是娘，有奶便是娘了！
第二年旧历十月我后头跟出个妹妹，十二月我外甥女后面跟出个弟弟。我母亲跟我姐母女俩生孩子象比赛似地挤在了一块，只不过我跟妹妹是赶我母亲的末班车，而我外甥姐弟俩却是我大姐肚子里拱出来的先遣军。因为我妹妹出生后不久我父亲就在县里加入了新中国农村第一批接受绝育手术的男人行列，而我外甥姐弟俩后面后来还跟出来两个姐弟，他们一共是四姐弟。
到两家四个孩子长到三四岁会带两个小的玩乐时，我母亲我姐她们母女两个带崽母女兵才算稍为轻松点。我的同年大外甥女长成个野孩子，爬起树来象猴子，男孩子也追她不上。王家院里那颗高大的酸枣树，她窜上去后你只听得见她的声音，就是看不见她在哪里。男孩子摘不到的枣儿，她摘得到手。
我家里那棚葡萄，也是她带着我们偷吃。从青葡萄开始，一直偷吃到葡萄变紫红，从酸偷吃到甜，每年最后留给大人的甜已是很少了。所以我家门前虽有葡萄棚，结局却总是酸多甜少。
但有一次她还是失了手，从王家院里那棵高高的酸枣树上摔下来，跌了个几乎半死。等她从半死里缓过神来后，我那身材高大的姐夫又把他的野丫头打了个半死。经过此一磨难，我姐夫指望她会改邪归正，但事实证明她胆子变得更大，生起孽来更疯更野。这个管不住，我姐姐姐夫就拿她的同僚开刀，警告我们三个谁要是见野丫头乱疯乱野不举报，一旦发现查经属实，与疯野者同罚，一律只给半碗饭吃。童年的印象中，姐夫比父亲还严厉，因为我父亲基本上不管我们，他好象总有忙不完的事情。
我妹妹幼年时就显得憨，不怎么哭闹，很好带的，给我母亲减了负。童年时也不象大她一岁多的外甥女那么野，她是我姐姐姐夫眼里的优秀子民、积极举报者，挨罚最少。但在我们六人“联合国”里，她的外交关系最差，野果子我们分了大颗的后，她只占小颗的。遇到单数分不开时，多一个是我的，少一个欠她的。
我幼年时却极难对付，就是那种不好带的孩子一类，当地人叫“刁人（‘刁’为动词）”或“磨人”。我常常整天地哭闹，少有安静的时候。一岁多的时候，夏天里我头上生疖子，由于那时卫生条件、医疗条件太差，我头上的疖子一个没好，下一个又起，如雨后的笋子，我的小脑袋瓜子几乎就成了长东西的“地皮”。还没有怎么长智力的人的头上长了东西，还有不“刁人”的？我虽然还没有记事，但后来听母亲告诉我，我那时白天黑夜都是哭，白天嘴巴没挨过吃的东西，夜里脑袋没挨过床。母亲伤心得同儿子一起掉眼泪，母子哭作一团。头上的病痛好了以后我也一直“刁人”，把我母亲真是磨得够呛！除了我姐帮帮我母亲外，父亲几乎没管过家里的事情和孩子。据说父亲仅有少数几次照顾我的机会，却差不多每次都犯严重错误。一次是抱着我正在群众大会上发言，讲到兴头处欲做手势，已忘了手里有东西，我就被父亲当个玩具似地丢到了地上。我的脑袋上跌出个大包，当晚父亲自己的脑袋上跟出个包，那是我母亲的杰作了，也是我父亲为自己不可饶恕的粗心付出的代价。
还有一次我母亲正在门口外面台阶上把我放在脚盆里洗澡，因来了公社干部，母亲去张罗什么了，叫我父亲接着给我洗。父亲跟公社干部谈着话，心不在焉地给我洗澡，忽然提起脚盆就倒水，他一定是一时走了神，以为是他自己在洗脚罢了，洗完了当然要倒水，我就被随着脚盆里的洗澡水泼到门口的葡萄架上了。这件事被公社干部当作笑料疯笑了多年。
父亲的两次国际玩笑式的“失手”，给他本人又添了一个绰号，这个绰号带有蔑视性质，往往是人家恼恨父亲时用的。所以，我本来是不想透露父亲的这个绰号的。但考虑到让大家对我父亲有个尽可能全面的了解，我在这里还是把这个绰号告诉大家罢！
这个绰号是被人在父亲的另一个我还没告诉大家的绰号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我父亲的那个绰号叫做“虢识字”，因为他是他们那一辈人当中唯一读了书的人，不知何人何时就开始改父亲的绰号“虢狮子”为“虢识字”。“虢狮子”这个绰号差不多是与“石头牯”同时期的产物，自从他小时候认狮子石为亲爷后，他的长辈们开始喊他“石头牯”，后来有人在比喊“石头牯”更正式点的场合叫他“虢狮子”。由“虢狮子”而“虢识字”，是一个由犟小子而到知书达理文化人的过程和变化，但是自从父亲因跟我有关的两次臭名远扬而又令人喷饭的“失手事件”后，有好事者偷偷把“虢识字”又叫成了“搁起事”！在当地口音中这两个词组都读做“GuoxiShi”，听起来是一丁点儿区别都没有的。而“搁起事”的意思则是因心不在焉或者粗枝大叶而耽搁重要事情的意思。但父亲自认为自己是最讲认真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员就最讲认真。所以他对“搁起事”的叫法很恼火，认为是个贬义词，是蔑称。恰恰因为他恼火这个绰号，被人抓了把柄，好象一个有着绝世武功的人被人终于发现了一个死穴似的，对他有意见的人，或者在争吵的场合，不怀好意的人就在背后叫他“搁起事”。因为父亲是这个态度，我懂事后偶尔听见有人这么叫的时候，我就满腔怒火，很不得一刀宰了那个人！
说起来，父亲的小名、别名、绰号、曾用名等也真是太多了点，很少有人带了这么多的符号的，我曾经把对父亲一生所有的符号的研究也纳入了计划，目前尚无多少成果可以奉告读者，粗说一句吧，是不是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社会对父亲这么个人的关注程度以及不同侧面的评判呢？
说句心里话，我对父亲在他不感兴趣的领域或者说一时还没在计划里的事情确实有点心不在焉是有感受的。这样的领域，或者这样的时候，在父亲一生中是常有的。父亲因此确实也是耽搁了一些事情的。
父亲他自己有一个心细的父亲（父亲的“伯伯”，我的爷爷），让他五岁半就进了学堂。几十年后父亲却忘乎所以地沉入了一个忙不清的世界，根本没管过我什么，直到我过了八岁半才想到把我送进玉丘小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第一课的课文是“**万岁”五个字后面加一个惊叹号，第二课是“中国**万岁”七个字后面同样加一个惊叹号，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九个字后面加一个惊叹号。在这种“五、七、九”字阶梯式体例结构的课文体系中，第二课比第一课多了两个字，但生字量都是五个，第三课的生字量是六个，即“华”、“人民”、“共和国”。而一个惊叹号却在三篇课文中连续出现，我后来发现自己好象一生中满脑子白天黑夜全是惊叹号，兴许多由此而引起罢。这样的课文对我这个八、九岁上才开蒙的“高龄”学童来讲，似乎是显得吝啬了点，编书的人是只重了全国人民的感情，不会管我这个童年多野了几年的学童的求知欲的。
我在第一天里就把第一课的全文学完了，接下来一天一篇，三天中三篇文章（课文）能读能背能写，被玉丘人举为神童一个！
那时的数学叫算术，第一课是“1、2、3、4、5、6、7、8、9、0”，生字量比语文第一课多了一倍。我追问老师既然有了这么多的生字，为什么不告诉我们“9”后面的“10”呢？老师的一句回答：“‘10’就是第一个加最后一个”结果就把我的数学启蒙得一塌糊涂，使得我从小学到大学一见数学就害怕，除了平面几何我又异乎寻常地超过别人以外。多年后的那次高考，该死的数学把我的总分拼命往下扳，如果不是我出色的语文成绩推我一把的话，我是无缘上得大学的。
我从一片茫荒童心，到班驳陆离的知识海洋，是从一个“毛”字开始，以惊叹号“！”代替“大灰狼”的。就象父亲一生讲个“认真”二字，却落得个“搁起事”的奚落一样，我后来在单位做学问向以学风严谨著名，却在很多事情上以“毛糙”加注，使我常常想到是否与我“高龄”入学，以“毛”字启蒙有关呢？
但在当时，我却学得很快，我进学堂的当年底我大哥应征入伍时，才读了四个月书的我，给大哥写了一封将近二百字的书信。大哥来信大加称赞，说是他拿了我的信念给战友们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拍手欢呼，似乎我的信是写给所有离家的亲人似的。
我在学校很快就表现出了文字上的痴迷和天赋，如果可以叫做天赋的话。我想我很有点象是我父亲在私塾时的翻版，不同的是父亲启蒙得早，我则因父亲的粗心而入道过晚。
从三年级时开始作文，我的作文就总是被老师当作学生的范文在课堂上宣读，那是最早的一种作品发表形式。我成了老师的宝贝，这种待遇一直持续到高考前，这种待遇同时也惯坏了我，使我很早就做起了当作家的梦。但我最终却没有当成作家，我在大学学了法律，后来就是法律教学、苦作论文、律师业务奔波，律界苦行，一杯不尽的苦酒！
我也永远成不了作家，我写父亲，既不是要给父亲树碑立传，也不是要卖弄我的文才，只是想整理一下父亲的遗产，那份厚重如山的遗产！在遗产整理过程中，向我扑面而来的，是传奇式的人物，传奇式的事件，传奇式的经历，传奇式的故事，传奇式的时代，传奇式的世界，传奇式的情感，传奇式的历史……
我却没有传奇式的文才，我就只有如实讲述我的家史。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小学作文课堂上常有“我的家史”、“一餐忆苦饭”之类的命题作文，当然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崽子们是不能如实写他们的反动家史的，他们可就苦于没有写作题材了。我却能把父亲讲述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写出来，几乎有点轰动效应。比如父亲给日本鬼子当挑夫的故事，我是大书而特书的。但是象二十五岁的马桂兰小姐死心塌地地追赶着我那当时才十五岁的父亲之类的故事我肯定就不能写了，现在才有了这个机会。
“我的家史”的写作成功，老师喜在眉头笑在心，同学却苦在脸上恨在脑里：他们的爸爸那时为什么不去给日本鬼子当挑夫呢？害得他们没有“家史”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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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我家有六姊妹，四男两女，名字很有意思，四个儿子分别取名铁山、铜山、银山、金山，长女兰芬，小女兰芳。如山的父亲拿山来给我们兄弟几个命名，山里还富含矿藏，铁、铜、银、金嘛！乡亲们笑称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为“四大元素”、“两朵金花”。作为虢家最小的儿子，我出生的那一年，也是我大姐添千金的那一年。我旧历二月，我外甥女三月。我姐夫家离我家不到两三里路远，翻过后山岭就到。我母亲跟我大姐母女两个常在一起带孩子，不是在我家，就是在我大姐家。有时我母亲不在，我跟我外甥女一边一个啃我大姐的两个奶头。遇到我大姐有事呢，我跟我外甥女又一边一个同时啃我母亲的两个奶头。我母亲是母亲，母亲的女儿也是母亲，她们两个的责任混合到了一起。我跟外甥女共啜着两对奶头，没有分哪个是真正的娘。也许是大姐的奶水比我娘的奶水足的原因吧，我听说我小时侯似乎更亲近我姐，直到快到读书年龄时我还特恋着我姐，一会儿不见姐的身影就找，远远看到山脚下穿了花衣服的长鞭子姑娘路过，就当作姐哭喊着要跟去。我外甥女似乎比我憨厚，丢到哪个怀里都吃得香睡得甜，她可没必要分哪个是外婆哪个是娘，有奶便是娘了！
第二年旧历十月我后头跟出个妹妹，十二月我外甥女后面跟出个弟弟。我母亲跟我姐母女俩生孩子象比赛似地挤在了一块，只不过我跟妹妹是赶我母亲的末班车，而我外甥姐弟俩却是我大姐肚子里拱出来的先遣军。因为我妹妹出生后不久我父亲就在县里加入了新中国农村第一批接受绝育手术的男人行列，而我外甥姐弟俩后面后来还跟出来两个姐弟，他们一共是四姐弟。
到两家四个孩子长到三四岁会带两个小的玩乐时，我母亲我姐她们母女两个带崽母女兵才算稍为轻松点。我的同年大外甥女长成个野孩子，爬起树来象猴子，男孩子也追她不上。王家院里那颗高大的酸枣树，她窜上去后你只听得见她的声音，就是看不见她在哪里。男孩子摘不到的枣儿，她摘得到手。
我家里那棚葡萄，也是她带着我们偷吃。从青葡萄开始，一直偷吃到葡萄变紫红，从酸偷吃到甜，每年最后留给大人的甜已是很少了。所以我家门前虽有葡萄棚，结局却总是酸多甜少。
但有一次她还是失了手，从王家院里那棵高高的酸枣树上摔下来，跌了个几乎半死。等她从半死里缓过神来后，我那身材高大的姐夫又把他的野丫头打了个半死。经过此一磨难，我姐夫指望她会改邪归正，但事实证明她胆子变得更大，生起孽来更疯更野。这个管不住，我姐姐姐夫就拿她的同僚开刀，警告我们三个谁要是见野丫头乱疯乱野不举报，一旦发现查经属实，与疯野者同罚，一律只给半碗饭吃。童年的印象中，姐夫比父亲还严厉，因为我父亲基本上不管我们，他好象总有忙不完的事情。
我妹妹幼年时就显得憨，不怎么哭闹，很好带的，给我母亲减了负。童年时也不象大她一岁多的外甥女那么野，她是我姐姐姐夫眼里的优秀子民、积极举报者，挨罚最少。但在我们六人“联合国”里，她的外交关系最差，野果子我们分了大颗的后，她只占小颗的。遇到单数分不开时，多一个是我的，少一个欠她的。
我幼年时却极难对付，就是那种不好带的孩子一类，当地人叫“刁人（‘刁’为动词）”或“磨人”。我常常整天地哭闹，少有安静的时候。一岁多的时候，夏天里我头上生疖子，由于那时卫生条件、医疗条件太差，我头上的疖子一个没好，下一个又起，如雨后的笋子，我的小脑袋瓜子几乎就成了长东西的“地皮”。还没有怎么长智力的人的头上长了东西，还有不“刁人”的？我虽然还没有记事，但后来听母亲告诉我，我那时白天黑夜都是哭，白天嘴巴没挨过吃的东西，夜里脑袋没挨过床。母亲伤心得同儿子一起掉眼泪，母子哭作一团。头上的病痛好了以后我也一直“刁人”，把我母亲真是磨得够呛！除了我姐帮帮我母亲外，父亲几乎没管过家里的事情和孩子。据说父亲仅有少数几次照顾我的机会，却差不多每次都犯严重错误。一次是抱着我正在群众大会上发言，讲到兴头处欲做手势，已忘了手里有东西，我就被父亲当个玩具似地丢到了地上。我的脑袋上跌出个大包，当晚父亲自己的脑袋上跟出个包，那是我母亲的杰作了，也是我父亲为自己不可饶恕的粗心付出的代价。
还有一次我母亲正在门口外面台阶上把我放在脚盆里洗澡，因来了公社干部，母亲去张罗什么了，叫我父亲接着给我洗。父亲跟公社干部谈着话，心不在焉地给我洗澡，忽然提起脚盆就倒水，他一定是一时走了神，以为是他自己在洗脚罢了，洗完了当然要倒水，我就被随着脚盆里的洗澡水泼到门口的葡萄架上了。这件事被公社干部当作笑料疯笑了多年。
父亲的两次国际玩笑式的“失手”，给他本人又添了一个绰号，这个绰号带有蔑视性质，往往是人家恼恨父亲时用的。所以，我本来是不想透露父亲的这个绰号的。但考虑到让大家对我父亲有个尽可能全面的了解，我在这里还是把这个绰号告诉大家罢！
这个绰号是被人在父亲的另一个我还没告诉大家的绰号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我父亲的那个绰号叫做“虢识字”，因为他是他们那一辈人当中唯一读了书的人，不知何人何时就开始改父亲的绰号“虢狮子”为“虢识字”。“虢狮子”这个绰号差不多是与“石头牯”同时期的产物，自从他小时候认狮子石为亲爷后，他的长辈们开始喊他“石头牯”，后来有人在比喊“石头牯”更正式点的场合叫他“虢狮子”。由“虢狮子”而“虢识字”，是一个由犟小子而到知书达理文化人的过程和变化，但是自从父亲因跟我有关的两次臭名远扬而又令人喷饭的“失手事件”后，有好事者偷偷把“虢识字”又叫成了“搁起事”！在当地口音中这两个词组都读做“GuoxiShi”，听起来是一丁点儿区别都没有的。而“搁起事”的意思则是因心不在焉或者粗枝大叶而耽搁重要事情的意思。但父亲自认为自己是最讲认真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员就最讲认真。所以他对“搁起事”的叫法很恼火，认为是个贬义词，是蔑称。恰恰因为他恼火这个绰号，被人抓了把柄，好象一个有着绝世武功的人被人终于发现了一个死穴似的，对他有意见的人，或者在争吵的场合，不怀好意的人就在背后叫他“搁起事”。因为父亲是这个态度，我懂事后偶尔听见有人这么叫的时候，我就满腔怒火，很不得一刀宰了那个人！
说起来，父亲的小名、别名、绰号、曾用名等也真是太多了点，很少有人带了这么多的符号的，我曾经把对父亲一生所有的符号的研究也纳入了计划，目前尚无多少成果可以奉告读者，粗说一句吧，是不是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社会对父亲这么个人的关注程度以及不同侧面的评判呢？
说句心里话，我对父亲在他不感兴趣的领域或者说一时还没在计划里的事情确实有点心不在焉是有感受的。这样的领域，或者这样的时候，在父亲一生中是常有的。父亲因此确实也是耽搁了一些事情的。
父亲他自己有一个心细的父亲（父亲的“伯伯”，我的爷爷），让他五岁半就进了学堂。几十年后父亲却忘乎所以地沉入了一个忙不清的世界，根本没管过我什么，直到我过了八岁半才想到把我送进玉丘小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第一课的课文是“**万岁”五个字后面加一个惊叹号，第二课是“中国**万岁”七个字后面同样加一个惊叹号，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九个字后面加一个惊叹号。在这种“五、七、九”字阶梯式体例结构的课文体系中，第二课比第一课多了两个字，但生字量都是五个，第三课的生字量是六个，即“华”、“人民”、“共和国”。而一个惊叹号却在三篇课文中连续出现，我后来发现自己好象一生中满脑子白天黑夜全是惊叹号，兴许多由此而引起罢。这样的课文对我这个八、九岁上才开蒙的“高龄”学童来讲，似乎是显得吝啬了点，编书的人是只重了全国人民的感情，不会管我这个童年多野了几年的学童的求知欲的。
我在第一天里就把第一课的全文学完了，接下来一天一篇，三天中三篇文章（课文）能读能背能写，被玉丘人举为神童一个！
那时的数学叫算术，第一课是“1、2、3、4、5、6、7、8、9、0”，生字量比语文第一课多了一倍。我追问老师既然有了这么多的生字，为什么不告诉我们“9”后面的“10”呢？老师的一句回答：“‘10’就是第一个加最后一个”结果就把我的数学启蒙得一塌糊涂，使得我从小学到大学一见数学就害怕，除了平面几何我又异乎寻常地超过别人以外。多年后的那次高考，该死的数学把我的总分拼命往下扳，如果不是我出色的语文成绩推我一把的话，我是无缘上得大学的。
我从一片茫荒童心，到班驳陆离的知识海洋，是从一个“毛”字开始，以惊叹号“！”代替“大灰狼”的。就象父亲一生讲个“认真”二字，却落得个“搁起事”的奚落一样，我后来在单位做学问向以学风严谨著名，却在很多事情上以“毛糙”加注，使我常常想到是否与我“高龄”入学，以“毛”字启蒙有关呢？
但在当时，我却学得很快，我进学堂的当年底我大哥应征入伍时，才读了四个月书的我，给大哥写了一封将近二百字的书信。大哥来信大加称赞，说是他拿了我的信念给战友们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拍手欢呼，似乎我的信是写给所有离家的亲人似的。
我在学校很快就表现出了文字上的痴迷和天赋，如果可以叫做天赋的话。我想我很有点象是我父亲在私塾时的翻版，不同的是父亲启蒙得早，我则因父亲的粗心而入道过晚。
从三年级时开始作文，我的作文就总是被老师当作学生的范文在课堂上宣读，那是最早的一种作品发表形式。我成了老师的宝贝，这种待遇一直持续到高考前，这种待遇同时也惯坏了我，使我很早就做起了当作家的梦。但我最终却没有当成作家，我在大学学了法律，后来就是法律教学、苦作论文、律师业务奔波，律界苦行，一杯不尽的苦酒！
我也永远成不了作家，我写父亲，既不是要给父亲树碑立传，也不是要卖弄我的文才，只是想整理一下父亲的遗产，那份厚重如山的遗产！在遗产整理过程中，向我扑面而来的，是传奇式的人物，传奇式的事件，传奇式的经历，传奇式的故事，传奇式的时代，传奇式的世界，传奇式的情感，传奇式的历史……
我却没有传奇式的文才，我就只有如实讲述我的家史。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小学作文课堂上常有“我的家史”、“一餐忆苦饭”之类的命题作文，当然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崽子们是不能如实写他们的反动家史的，他们可就苦于没有写作题材了。我却能把父亲讲述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写出来，几乎有点轰动效应。比如父亲给日本鬼子当挑夫的故事，我是大书而特书的。但是象二十五岁的马桂兰小姐死心塌地地追赶着我那当时才十五岁的父亲之类的故事我肯定就不能写了，现在才有了这个机会。
“我的家史”的写作成功，老师喜在眉头笑在心，同学却苦在脸上恨在脑里：他们的爸爸那时为什么不去给日本鬼子当挑夫呢？害得他们没有“家史”可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