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玉丘小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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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我父亲的启蒙老师陈尊荣做了玉丘小学的第一任校长，当然他同时也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他的学生比早年办私塾时多了好多，但他不再收学礼，而是由大队给工分。他的工分每学期算一次，按实际天数记，每一天一个全劳力的工分。尽管寒暑假没有工分，但还是有人说便宜了这老头，象他这个样子，要让他出工的话，顶多给个半劳力待遇都还算是便宜了他呢。当时高年成说人家是靠手艺吃饭，吃手艺饭的人肯定比你们动手脚的值钱嘛！再说除了他你们谁能教孩子们读书呢？高支书这么一说，大家也就觉得倒也是，不过寒暑假期间老头儿参加劳动时还只能给个半劳力的工分才算公平。
原先玉丘观里的道士们都被打发走了，陈尊荣守着个玉丘小学校，白天带着一群孩子念书，夜晚一个人守着若大个院落，也不觉得过于清净，房间里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人们开始习惯于喊他陈老师，或者陈校长，不再叫他陈先生了。到后来学生多了，又有了不同的年级，陈老师一个人怕做不来了，高年成向公社提出过要求，请上级给派个老师来。公社答应给予考虑，但一直没有个结果。陈老师只好把不同年级的学生全放到一个大教室里，轮流上着不同年级学生的课。这一做竟然就是好些年，直到1960年陈老师死在大教室里，把学生们吓得哭爹叫娘。大队只好宣布小学放假，高年成跑到公社急急地催着要老师，公社干部说这国家教师不是说要一个就能要得来的，等着看吧。后来公社干部高高兴兴地带了一个人来到玉丘，说是上面安排的老师来了。可是人家到学校后，一打听那里原来是个道观，还有许多青面獠牙的菩萨是被砸了的，前任老师就死在教室里，无论如何不愿一个人住在那么个荒凉的道观里。高年成马上说这样吧，我们安排你住老百姓家里，白天到学校上课怎么样？人家说就是大白天一个人带着孩子们在那里也怕，不干不干！无奈，公社干部只好又将那人送回去，临走时朝高年成撇了撇嘴，意思是你都看到了，有什么办法呀！
公派老师没有到位以前，总不能让学生长期放假吧，再说谁知道要等到何年马月才会有公派老师来玉丘小学呢？在支委会上，父亲提出了一个建议：几个有文化的支委轮流到学校代课，把课先开起来再说。高年成说这办法也行，就带头上了一天课，学生们总算又回到了学校。不久后高年成要调公社当干部，他在填写履历表时还特意加上了“当过教师”一栏。第二年成立玉丘大队时，玉丘小学仍然没有公办教师来报到，父亲和几个支委就只好这么将就代着课，谁知这一代就是两年多。
有一天何香兰正在给学生上课，父亲到学校找她有事，看到于家院子的于中将两头牛放在学校旁边的草坪上吃草，他正在教室的窗子外边朝里面看，教室里学生们在哇啦哇啦地读着书。
父亲喊了一声于中你在这里放牛？于中吓得赶紧把头缩了回去，急忙就走。父亲把他喊住了，并且把他带进了教室。
父亲是想起了于中是个在大城市里读过书的人，不是可以当个老师吗？
父亲到教室里跟何香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跟何香兰坐到了最后一排的学生座位上。父亲让于中上台去试试给学生们上上课，于中不敢去。何香兰说于中你个饭桶，你不是读了蛮多书吗，支书要你上个课试试看，上得好的话你可以当老师了，还不好吗？
于中慌慌张张地到了讲台那里，紧张得面红耳赤。但他还是打开讲台上那本书看了起来，然后就领着学生们读了。
何香兰听了一会后就对于中说：“你不要光是教学生读，该怎么上课的要怎么上，懂吗？”
于中一听就拿起了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个课文中的生字，叫学生们念，念了以后又给学生解释是什么意思。慢慢地于中不怎么紧张了，把课上了下去，直到何香兰叫可以休息了，于中就对学生们说下课了！孩子们呼啦一下往外跑，有的就叫着他老师了。
后来于中真的就当了玉丘小学的老师，准确地说还是校长，跟原来的陈老师陈校长是一样的。
于中那时还不到十八岁。开始时支委们也提出来过，于中这种成份的人，让他当老师合适吗？但父亲认为可以的，又不是叫他当官当工人，还不是记工分的事，人家在大地方读过书，能把孩子们教得好就行，不行的话随时都可以把他撤下来嘛！
于中是旧保长于伯堂的小儿子，从小在省城读书，两三年前他十五岁的时候才跟着他姨娘回到家乡。
于中有个舅舅在省城，据说是个资本家。解放那年的秋天于伯堂决定把小儿子送到省城他舅舅那里去读书。那时于中可能还不到五岁，跟别的孩子不同的是，快到上学的年龄了还没有扎奶（断奶的意思）。于中跟小孩子们玩着玩着，一看见他娘来了，走到跟前掀开他娘的衣服就摸娘的奶。他娘就顺从地蹲下身来让他咬住奶头，也不知道于中到底吸到奶汁没有。为了这个原因，于伯堂的婆娘席芬跟着去了省城，好能够给于中喂奶。即使没有什么奶汁了，就是为了儿子的习惯，她也不忍心让于中说改就改了。
于中的舅舅家里是有奶妈的，他舅舅见外甥还撅着娘的奶头，就说让他跟着他的小老表一起吃奶妈的奶得了。于中在奶妈那里吃得很过瘾的样子，他的娘看了就高兴，笑咪咪地说中中你可不要太贪吃，一个人的奶水哪够你个大毛毛吃呀！你把奶水喝光了，小弟弟吃什么呀！资本家说没什么没什么，大不了再请个奶妈就是！于中的娘放心了，在她兄弟那里住了几个月后就回到了狮子岭。
于伯堂的婆娘回到狮子岭不久就赶上了为自己的丈夫送行，当时她在群众的口号声中也不敢哭，等人都散了才扑到于伯堂已经冷了的身体上放声大号起来。于伯堂是被政府枪毙了的恶霸分子。
于中的哥哥和姐姐在听说老子就要被人民处决的当天夜里，两个人丢下老娘一个人在家里，跑了出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于伯堂的婆娘在丈夫死后，又跑了一对儿女，哭得死去活来。开始她想到去死，投塘，上吊，吃老鼠药，都被人发现而没有死成。后来不知怎么的她却不再去寻短路了，一个人平平静静生活了下来。据有些女人说她是想到自己的一对儿女终有一天会回来，还有就是她希望小儿子在外边用功读书，日后变个好人，她等着小儿子出息的那一天。
但她终于没能等到她的儿女回来，更没能等到小儿子出息的那一天。1960年她饿得爬不出门槛了，眼看自己的日子将尽，她对路过门口的女人说发发善心吧，求给捎个信出去，让她的妹子把她的小儿子带回来给她看上一眼，要不然她死不瞑目！
她的妹妹席英，就是于中的姨娘，比于中其实只大得上五、六岁的样子。解放那年席芬带着十来岁的妹妹席英和不到五岁的儿子于中，象带了一对儿女似地到省城她的哥哥家，一晃已经十来年过去了，她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看儿子和妹子一眼。
席英开始是跟于中在一块读书的，席英读高年级，于中刚开蒙。等到于中读高年级时，席英去了一个女子中学读书。在女子中学读书时，席英爱上了自己的老师，没等毕业，就由当资本家的大哥做主跟老师结了婚，那年席英还不到十六岁。
席英的丈夫后来被打成右派，又因为娶了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资本家的妹妹加学生，被认为反动透顶，强迫劳动改造，被送到郊区农村参加修水库。半年不到，上面来人通知席英说她丈夫死了，就死在水库工地上，政府给她发了一点钱算是作为抚恤金。
几年前席英那只有几岁的女儿得了急性肺炎死了，她的哥哥也不再是资本家，已经养不起她和外甥于中了。席芬的哥哥得知家乡的大妹子要死了，他自己根本不可能回来，就让妹妹席英带着于中回家，他也知道妹妹跟外甥这一去恐也难再见面了，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
只可惜于中跟他姨娘席英两个回到狮子岭时并没能见到席芬的面，于中跟他的小姨娘到家的那一天，他娘已下葬过了“头七”了。他连给自己亲生母亲“登山”后的“头三”送火把都没能赶上。席英一打听她大姐的“头三”就没有人给送过火把，当时是队里出面将席芬草草地下了葬，连个追悼会也没开，事实上也没办法开的，恶霸的老婆死了怎么能开追悼会呢？即使让开，追悼会上又讲什么呢，讲恶霸的老婆大半生荣华富贵，暮年凄凄惨惨吗，那是不成个体统的。追悼会上只能讲一生做牛做马，苦大仇深，再加人品呀，人缘呀，敬老爱幼呀（也不准讲“孝心”的，“孝”是封建糟粕，是“三纲五常”的东西，是家长制，是儿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等等等等。恶霸的老婆既无苦大仇深，更没有当过牛马，离“水深火热”相去太远，至于晚年的落魄凄惶，只能是咎由自取，怪不得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根本不可能给恶霸的老婆开什么追悼会。
席英领着于中给他的娘补送了三天的火把，这是许可的，“头三”的时候只是没有人给他娘送罢了。在天刚刚煞黑的时候，于中手里举着个稻草扎成的火把，点燃了，跟在他小姨娘的后面，摸到了他娘的坟头。在席英的指点下于中将火把放到坟前烧尽了，口里说着娘啊，儿子给你送火把来了，你领了去照路吧！三天的火把送完了，席英总算放下了一个心，这样她的大姐在阴间就至少不会摸黑了，要回家里看看也能认得个路。
至于“头七”到“七七”（也叫“倒七”）的所有礼节，土改时已经全部废除，师公师婆们象被枪毙的地主恶霸一样地在村野里蒸发掉了。事实上当时席英也不过只有二十来岁，没个老辈人指点，这些东西她还摸不着个门儿。
席英跟于中两个人回来后，大队就受公社的指示将他们两个人看管了起来。其实席英的娘家那边也早已经没了亲人，她就主动到地里参加劳动，把十五岁的于中也带在身边。于家生产队经请示父亲，父亲又向公社作了汇报，公社指示可以让他们出工，与社员们同工同酬，就是要他们做到自食其力。这样席英就在玉丘安下个身来，于中则跟着参加劳动。因为于中什么农活也不晓得做，父亲就跟于家生产队的队长商量了，让他“样牛”吧，总做得到的。玉丘话“样牛”就是放牛的意思，这里的“样”还不是“养”，只是“养”的一部分，就是在牛不耕作时将牛牵到野外吃草，看好牛既不丢失，也不要让牛犯了事。“样牛”多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工，他们被称做“样牛佬”、“样牛奶崽”。到玉丘去考察一个人的履历，假如被告知说某某是“样牛奶崽”出身，意思就是说那人从小没读过什么书，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箩筐的。因此“样牛奶崽出身”就成了文盲的代称，当然有时还有“苦大仇深”的意思。当时于中从正规学历来讲，是玉丘最有文化的人，但他却当过三年的“样牛奶崽”，算是早期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说得过去。
于中后来被证明当老师很称职，他的书确实教得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就习惯地喊他于老师，或者于校长了。大队支委们都说还是支书有眼光，能发现人才。直到于中犯事的时候，人们还得承认人才还是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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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我父亲的启蒙老师陈尊荣做了玉丘小学的第一任校长，当然他同时也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他的学生比早年办私塾时多了好多，但他不再收学礼，而是由大队给工分。他的工分每学期算一次，按实际天数记，每一天一个全劳力的工分。尽管寒暑假没有工分，但还是有人说便宜了这老头，象他这个样子，要让他出工的话，顶多给个半劳力待遇都还算是便宜了他呢。当时高年成说人家是靠手艺吃饭，吃手艺饭的人肯定比你们动手脚的值钱嘛！再说除了他你们谁能教孩子们读书呢？高支书这么一说，大家也就觉得倒也是，不过寒暑假期间老头儿参加劳动时还只能给个半劳力的工分才算公平。
原先玉丘观里的道士们都被打发走了，陈尊荣守着个玉丘小学校，白天带着一群孩子念书，夜晚一个人守着若大个院落，也不觉得过于清净，房间里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人们开始习惯于喊他陈老师，或者陈校长，不再叫他陈先生了。到后来学生多了，又有了不同的年级，陈老师一个人怕做不来了，高年成向公社提出过要求，请上级给派个老师来。公社答应给予考虑，但一直没有个结果。陈老师只好把不同年级的学生全放到一个大教室里，轮流上着不同年级学生的课。这一做竟然就是好些年，直到1960年陈老师死在大教室里，把学生们吓得哭爹叫娘。大队只好宣布小学放假，高年成跑到公社急急地催着要老师，公社干部说这国家教师不是说要一个就能要得来的，等着看吧。后来公社干部高高兴兴地带了一个人来到玉丘，说是上面安排的老师来了。可是人家到学校后，一打听那里原来是个道观，还有许多青面獠牙的菩萨是被砸了的，前任老师就死在教室里，无论如何不愿一个人住在那么个荒凉的道观里。高年成马上说这样吧，我们安排你住老百姓家里，白天到学校上课怎么样？人家说就是大白天一个人带着孩子们在那里也怕，不干不干！无奈，公社干部只好又将那人送回去，临走时朝高年成撇了撇嘴，意思是你都看到了，有什么办法呀！
公派老师没有到位以前，总不能让学生长期放假吧，再说谁知道要等到何年马月才会有公派老师来玉丘小学呢？在支委会上，父亲提出了一个建议：几个有文化的支委轮流到学校代课，把课先开起来再说。高年成说这办法也行，就带头上了一天课，学生们总算又回到了学校。不久后高年成要调公社当干部，他在填写履历表时还特意加上了“当过教师”一栏。第二年成立玉丘大队时，玉丘小学仍然没有公办教师来报到，父亲和几个支委就只好这么将就代着课，谁知这一代就是两年多。
有一天何香兰正在给学生上课，父亲到学校找她有事，看到于家院子的于中将两头牛放在学校旁边的草坪上吃草，他正在教室的窗子外边朝里面看，教室里学生们在哇啦哇啦地读着书。
父亲喊了一声于中你在这里放牛？于中吓得赶紧把头缩了回去，急忙就走。父亲把他喊住了，并且把他带进了教室。
父亲是想起了于中是个在大城市里读过书的人，不是可以当个老师吗？
父亲到教室里跟何香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跟何香兰坐到了最后一排的学生座位上。父亲让于中上台去试试给学生们上上课，于中不敢去。何香兰说于中你个饭桶，你不是读了蛮多书吗，支书要你上个课试试看，上得好的话你可以当老师了，还不好吗？
于中慌慌张张地到了讲台那里，紧张得面红耳赤。但他还是打开讲台上那本书看了起来，然后就领着学生们读了。
何香兰听了一会后就对于中说：“你不要光是教学生读，该怎么上课的要怎么上，懂吗？”
于中一听就拿起了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个课文中的生字，叫学生们念，念了以后又给学生解释是什么意思。慢慢地于中不怎么紧张了，把课上了下去，直到何香兰叫可以休息了，于中就对学生们说下课了！孩子们呼啦一下往外跑，有的就叫着他老师了。
后来于中真的就当了玉丘小学的老师，准确地说还是校长，跟原来的陈老师陈校长是一样的。
于中那时还不到十八岁。开始时支委们也提出来过，于中这种成份的人，让他当老师合适吗？但父亲认为可以的，又不是叫他当官当工人，还不是记工分的事，人家在大地方读过书，能把孩子们教得好就行，不行的话随时都可以把他撤下来嘛！
于中是旧保长于伯堂的小儿子，从小在省城读书，两三年前他十五岁的时候才跟着他姨娘回到家乡。
于中有个舅舅在省城，据说是个资本家。解放那年的秋天于伯堂决定把小儿子送到省城他舅舅那里去读书。那时于中可能还不到五岁，跟别的孩子不同的是，快到上学的年龄了还没有扎奶（断奶的意思）。于中跟小孩子们玩着玩着，一看见他娘来了，走到跟前掀开他娘的衣服就摸娘的奶。他娘就顺从地蹲下身来让他咬住奶头，也不知道于中到底吸到奶汁没有。为了这个原因，于伯堂的婆娘席芬跟着去了省城，好能够给于中喂奶。即使没有什么奶汁了，就是为了儿子的习惯，她也不忍心让于中说改就改了。
于中的舅舅家里是有奶妈的，他舅舅见外甥还撅着娘的奶头，就说让他跟着他的小老表一起吃奶妈的奶得了。于中在奶妈那里吃得很过瘾的样子，他的娘看了就高兴，笑咪咪地说中中你可不要太贪吃，一个人的奶水哪够你个大毛毛吃呀！你把奶水喝光了，小弟弟吃什么呀！资本家说没什么没什么，大不了再请个奶妈就是！于中的娘放心了，在她兄弟那里住了几个月后就回到了狮子岭。
于伯堂的婆娘回到狮子岭不久就赶上了为自己的丈夫送行，当时她在群众的口号声中也不敢哭，等人都散了才扑到于伯堂已经冷了的身体上放声大号起来。于伯堂是被政府枪毙了的恶霸分子。
于中的哥哥和姐姐在听说老子就要被人民处决的当天夜里，两个人丢下老娘一个人在家里，跑了出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于伯堂的婆娘在丈夫死后，又跑了一对儿女，哭得死去活来。开始她想到去死，投塘，上吊，吃老鼠药，都被人发现而没有死成。后来不知怎么的她却不再去寻短路了，一个人平平静静生活了下来。据有些女人说她是想到自己的一对儿女终有一天会回来，还有就是她希望小儿子在外边用功读书，日后变个好人，她等着小儿子出息的那一天。
但她终于没能等到她的儿女回来，更没能等到小儿子出息的那一天。1960年她饿得爬不出门槛了，眼看自己的日子将尽，她对路过门口的女人说发发善心吧，求给捎个信出去，让她的妹子把她的小儿子带回来给她看上一眼，要不然她死不瞑目！
她的妹妹席英，就是于中的姨娘，比于中其实只大得上五、六岁的样子。解放那年席芬带着十来岁的妹妹席英和不到五岁的儿子于中，象带了一对儿女似地到省城她的哥哥家，一晃已经十来年过去了，她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看儿子和妹子一眼。
席英开始是跟于中在一块读书的，席英读高年级，于中刚开蒙。等到于中读高年级时，席英去了一个女子中学读书。在女子中学读书时，席英爱上了自己的老师，没等毕业，就由当资本家的大哥做主跟老师结了婚，那年席英还不到十六岁。
席英的丈夫后来被打成右派，又因为娶了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资本家的妹妹加学生，被认为反动透顶，强迫劳动改造，被送到郊区农村参加修水库。半年不到，上面来人通知席英说她丈夫死了，就死在水库工地上，政府给她发了一点钱算是作为抚恤金。
几年前席英那只有几岁的女儿得了急性肺炎死了，她的哥哥也不再是资本家，已经养不起她和外甥于中了。席芬的哥哥得知家乡的大妹子要死了，他自己根本不可能回来，就让妹妹席英带着于中回家，他也知道妹妹跟外甥这一去恐也难再见面了，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
只可惜于中跟他姨娘席英两个回到狮子岭时并没能见到席芬的面，于中跟他的小姨娘到家的那一天，他娘已下葬过了“头七”了。他连给自己亲生母亲“登山”后的“头三”送火把都没能赶上。席英一打听她大姐的“头三”就没有人给送过火把，当时是队里出面将席芬草草地下了葬，连个追悼会也没开，事实上也没办法开的，恶霸的老婆死了怎么能开追悼会呢？即使让开，追悼会上又讲什么呢，讲恶霸的老婆大半生荣华富贵，暮年凄凄惨惨吗，那是不成个体统的。追悼会上只能讲一生做牛做马，苦大仇深，再加人品呀，人缘呀，敬老爱幼呀（也不准讲“孝心”的，“孝”是封建糟粕，是“三纲五常”的东西，是家长制，是儿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等等等等。恶霸的老婆既无苦大仇深，更没有当过牛马，离“水深火热”相去太远，至于晚年的落魄凄惶，只能是咎由自取，怪不得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根本不可能给恶霸的老婆开什么追悼会。
席英领着于中给他的娘补送了三天的火把，这是许可的，“头三”的时候只是没有人给他娘送罢了。在天刚刚煞黑的时候，于中手里举着个稻草扎成的火把，点燃了，跟在他小姨娘的后面，摸到了他娘的坟头。在席英的指点下于中将火把放到坟前烧尽了，口里说着娘啊，儿子给你送火把来了，你领了去照路吧！三天的火把送完了，席英总算放下了一个心，这样她的大姐在阴间就至少不会摸黑了，要回家里看看也能认得个路。
至于“头七”到“七七”（也叫“倒七”）的所有礼节，土改时已经全部废除，师公师婆们象被枪毙的地主恶霸一样地在村野里蒸发掉了。事实上当时席英也不过只有二十来岁，没个老辈人指点，这些东西她还摸不着个门儿。
席英跟于中两个人回来后，大队就受公社的指示将他们两个人看管了起来。其实席英的娘家那边也早已经没了亲人，她就主动到地里参加劳动，把十五岁的于中也带在身边。于家生产队经请示父亲，父亲又向公社作了汇报，公社指示可以让他们出工，与社员们同工同酬，就是要他们做到自食其力。这样席英就在玉丘安下个身来，于中则跟着参加劳动。因为于中什么农活也不晓得做，父亲就跟于家生产队的队长商量了，让他“样牛”吧，总做得到的。玉丘话“样牛”就是放牛的意思，这里的“样”还不是“养”，只是“养”的一部分，就是在牛不耕作时将牛牵到野外吃草，看好牛既不丢失，也不要让牛犯了事。“样牛”多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的工，他们被称做“样牛佬”、“样牛奶崽”。到玉丘去考察一个人的履历，假如被告知说某某是“样牛奶崽”出身，意思就是说那人从小没读过什么书，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箩筐的。因此“样牛奶崽出身”就成了文盲的代称，当然有时还有“苦大仇深”的意思。当时于中从正规学历来讲，是玉丘最有文化的人，但他却当过三年的“样牛奶崽”，算是早期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说得过去。
于中后来被证明当老师很称职，他的书确实教得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就习惯地喊他于老师，或者于校长了。大队支委们都说还是支书有眼光，能发现人才。直到于中犯事的时候，人们还得承认人才还是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