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文艺班子里的情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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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打不过东溪，唱不过南阴。在湘南山区之地，很多地方都有着悠远的特色文化传统。东溪是个武术之乡，男女老少都习武，有许多真正的高手。而南阴却是个文曲星之乡，多出文才和艺才。发源于南阴的地方戏剧南剧，流传到周边地区很多地方，甚至其他省区。南阴和东溪一文一武，北文南武，潇湘大地的湘南山区文武双全。唯楚有才，湘南山区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玉丘这么个小地方，乡亲们也不须翻过狮子岭，不须过了湘江，就能欣赏到自己演出的各种剧目。过去主要是南剧和一些别的艺术形式，土改开始玉丘的文艺向革命文艺转化，文艺由**领导，文艺把握了正确的方向。
在玉丘，不光是村里能演节目，一个院子（生产队）就能拿出节目来，有的一家子里就能演出一台戏。一家人有吹拉弹唱后台前台拿出几个节目不是难事，过去家庭中多有各种乐器道具，土改时除了二胡笛子之类给家里留着以外，象圆鼓、铜锣、唢呐、钹、号以及一些在书面语言中找不到对应名称的种种民间地方乐器，都收归了农会，以后放到了大队统一保管。
玉丘人演节目可不是简单地唱几首歌曲跳几个舞蹈，他们是真正的唱戏，他们拿出来就是南剧、京剧，还不是一个段落或者哪一场，而是全剧，当地人叫做“唱大戏”。他们总不说演戏，而是习惯于说“唱戏”。他们过去唱的“大戏”有《杨家将》、《窦娥冤》、《桃花扇》、《诸葛亮》、《郭子仪拜寿》……土改后他们能上《白毛女》，七十年代他们演《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他们还自编自演话剧，在公社甚至县里的文艺调演中出奇制胜，频拿大奖，风光了好多年。除了“大戏”京剧、南剧和后来的样板戏全剧排演以及大型话剧以外，他们还有相声小品、快板、三句半以及歌舞节目。
早年我家大姐是大队不可多得的革命文艺人才，虽然论传统戏剧她还排不上号，但从她那个时候开始，革命的文艺是主流，她以歌舞节目见长，歌唱新社会，舞动新生活。
我和妹妹读书的时候，学生们虽然上不了“大戏”，但我们都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妹妹唱歌跳舞，还学扭秧歌。我除了参加有男孩子跳的舞蹈节目以外，总是出演话剧里的小男主角，演过刘文学、高玉宝、潘冬子，还有于中老师创作的话剧里跟坏人坏事做斗争的红小兵男主角。
我们读书的时候，每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不是放假，而是在公社例行演出。那一天以学校为单位在公社汇演，还要评奖。
每年“六一”期间是我们特别兴奋的一段时间，节前个把月学校就开始组织大家排演节目了，放学后排练到天将黑才回家，晚上文艺队还要集中排练，我和妹妹还有雪莲等其他几个小演员扛着“照鱼灯”（玉丘人夜里打鱼用的一种简易灯具）到学校，常常弄到差不多半夜里才回家。
“六一”那一天学校里组织全校师生排着长队，打着红旗，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向公社出发。小朋友们都尽量穿得鲜亮，把母亲为孩子们准备的最好的衣服穿上了。队伍唱着歌儿，演员们在出发前已经化好了装，走在队伍里特别亮丽、神气、骄傲，沿路吸引着乡亲们的眼光。队伍走出去以后，往往就可碰上了别的小学里的学生队伍，各自的队伍里就出现了点点躁动，有的喊喊叫叫，有的指指点点，暗自较着个劲，等着到时候戏台上见分晓。
###就在公社大操坪上，操坪的一头是公社礼堂，节目就在礼堂里演出。学生队伍排满了礼堂前的大操坪，全都席地而坐，正式演出前队伍间还自动地发歌比赛。
各学校的节目大多是唱歌跳舞，玉丘小学的主打节目却是话剧，常常赢了头奖，别的小学也心服口服。我们能拿出话剧上台，一是受玉丘成年人演出的个性影响，二是有于中这个节目编导。除了话剧、歌舞节目以外，我们有时也别出心裁，搞个相声快板什么的，总是能给公社领导和群众观众们一个惊喜。我除了演过话剧，也在于中的指导下表演过相声节目，那是我小时候最糟糕的演出，因为小时候的我并不懂得幽默和滑稽。
我大哥演戏最少，他在当兵以前参加大队的话剧演出时，我的记忆里只有他带着一队乡亲扛着大口袋从台前跑过去，他面向观众喊：“鬼子来啦！快走啊！”全部台词就只有七个字。他带着群众下了台后在灯光下当着观众的面就掀去了头上包着的白毛巾，然后躲进黑暗里，不久又在观众当中出现，在那里看别人演出了。
我三哥那时算是家里读书最多的人，他读高中在外面，后来出门读“五七”大学去了，很少参加大队的演出。但他在当了代课教师以后，他就多在组织同学们演节目了。
恐怕算是我二哥演戏演得最多了，而且他都是参加大队级的正规演出。他是大队的民兵营长（好象有一段时间是叫做民兵连长的，也不知道二哥是什么时候升的官。），还是团支部书记，他理所当然成了大队文艺宣传队的主要负责人。
因为有了**的引导，玉丘的文艺方向不同了，二哥他们不再演“大戏”，他们主要演话剧，另外就是一些别的曲艺形式，相声、快板、三句半、歌舞等等。七十年代后不准演南剧和传统京剧这样的“大戏”，说是老古板，“四旧”。样板戏红火的时候，玉丘人就大演样板戏了。哥哥他们演不了南剧和京剧，老一辈的演员也不再教他们演，象过去那样一代带一代，结果他们也演不了样板戏。大队要上演革命样板戏的时候，只能请老演员原班人马参加。两代演员，两类节目，同台演出，倒也能让玉丘人过过戏瘾。
老一辈戏班演员们上演的样板戏主要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几部，以前还多一些，到后来年年基本上就是这么三部戏了，但人们却看不厌。杨子荣、郭建光、李玉和、李铁梅、座山雕等等基本是都有定型演员的，杨子荣、郭建光、李玉和在戏台上差不多还是老样子，座山雕是越老越好的。只是李铁梅是越来越老了，由于年轻人演不了京剧，李铁梅仍然是何香兰扮演，不管怎样化装，她也实在不象是十七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样子了，而是管家都管过几十年了。但她的唱腔和招式以及眉眼都还能满足人们对李铁梅的想象。土改时演李玉和的高年成早已经不能跟何香兰搭戏，改由“郭建光”从芦苇荡里出来后脱下灰色中山装换上打了大补丁的蓝色大氅上场。座山雕是玉丘一个五类分子演的，他爱唱戏，以前在玉丘观里唱过各种角色，土改后不再准他上台唱戏，但七十年代排演样板戏的时候让他演座山雕，他知道自己也只能演个座山雕了，倒很高兴能有机会再过把戏瘾，却把个座山雕演活了。这样他的演艺事业又宽广起来，刁德一、鸠山也由他演了。他一是爱唱戏，二是不会干农活，三是家里特别穷，能让他重返玉丘戏班子，他是谢天谢地了。每年排戏和演出的时间差不多有一个半月到两个来月，工分照给，不用下地干活，还有夜宵吃，好美的差使呢。同样是唱戏，别人每天十分，他是八分，但他很知足了。他的戏演得好，人们说他天生就是个反面角色，于是有人干脆喊他座山雕了。他倒是也不计较别人给他的这个外号，听到叫座山雕，他赶紧答应，问有什么事啊？日子一长，他的本名就渐渐被人淡忘了，玉丘就出了个活的座山雕。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细伢子，只知道喊他座山雕，大人就训斥道：“喊雕爷爷嘛！你个蠢家伙！”那时候起他已经不再是五类分子了，人们对待他跟对待别的乡亲一个样了。
跟我们小学生不一样，玉丘人唱戏都在年底，农历腊月戏班子就天天在玉丘观排练了。以前是玉丘传统戏班人马，后来除了演样板戏请来的老演员，其余则都是我二哥他们这批年轻人，也就是玉丘大队**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主要由大队团支部负责。
以前玉丘的戏班子是在正月初几的时候在玉丘观里连续唱好些天的大戏，中间也歇上几天，到十五晚上演出最后一场，一年一度的演出就结束了。到我二哥他们宣传队的时候，先是从初一到初三在玉丘小学接连三天演出，然后每天晚上就下到生产队演出，把革命文艺送到群众中间，次序就是从一生产队、二生产队一路排下去，直到巡回演出完。轮到哪个生产队的那一天，乡亲们都把演出当作一场大喜事来操办，整个白天都在搭戏台，用门板、凳子、桌子等等搭建临时戏台，早早地吃过晚饭，都到村口去迎接宣传队的到来。文艺宣传队打着雪白的汽灯，一路敲锣打鼓，乡亲们就赶忙在村口放鞭炮迎接。开始的时候宣传队的人马打着“照鱼灯”，到生产队以后再发汽灯。后来于中学乖了，出发前就在学校里把汽灯发起来，宣传队一路锣鼓声，一片雪亮的汽灯光芒，每每就把那种喜庆的气氛排山倒海似地带到了村口。
于中有时也出演节目，有时他并没有在台上出场，但他是话剧的编导，且负责发汽灯，所以虽然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他却是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之一，而且是重要成员，到哪里演出都是少不了他的。
下生产队巡回演出的时候，样板戏就不能上演全剧了，变成了某个段落或者全剧的某一场，如《沙家浜》里的《智斗》，《红灯记》里的《赴宴》，《智取威虎山》里的《打虎上山》等等，有时甚至换作在歌舞节目中间插上某个样板戏里某个角色的一段唱腔表演。宣传队的主打节目往往还是他们上演的话剧，话剧年年不同，乡亲们年年都有惊喜。二哥他们年轻人脑瓜子机灵，道具尽可能逼真。他们用木头做的假手枪和步枪简直可以以假乱真，假枪除了看起来跟真枪一模一样，而且都做成了响炮子枪，事先把响炮子用饭粒粘在机关里，举枪瞄准后一扣扳机，啪的一声枪就响了，姑娘媳妇老婆子们吓得不敢往应声倒下去的演员那里看。当然响炮子枪每次只能放一枪，要放第二枪必须转到后台换枪，演出时要导演得恰到好处。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于中编剧的时候就把剧情设计为珍贵的一枪。要是那一枪竟然不幸没有打响，演员就会临时发挥，一句台词把观众蒙骗过去，主角则已经借机到后台换了一把枪。他们后来改进为用摔炮，枪一举，剧务人员就往台上扔一个摔炮，台上“硝烟”顿起，效果更加逼真，还不受次数的限制。他们还做成了土烟幕弹，在“战争”中烟幕弹由演员当着观众的面摔在台上，浓烟四起，观众都被呛得直咳嗽，如身临其境。于中的编导，二哥的鬼点子，演员的精彩表演，乡亲们看得津津有味，大气不敢出，时而报以热烈的掌声。
于中创作的话剧《伸冤记》就曾经引起过轰动。年底在公社汇演时，倾倒了全场观众和公社领导，以其雄厚的实力拿了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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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打不过东溪，唱不过南阴。在湘南山区之地，很多地方都有着悠远的特色文化传统。东溪是个武术之乡，男女老少都习武，有许多真正的高手。而南阴却是个文曲星之乡，多出文才和艺才。发源于南阴的地方戏剧南剧，流传到周边地区很多地方，甚至其他省区。南阴和东溪一文一武，北文南武，潇湘大地的湘南山区文武双全。唯楚有才，湘南山区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玉丘这么个小地方，乡亲们也不须翻过狮子岭，不须过了湘江，就能欣赏到自己演出的各种剧目。过去主要是南剧和一些别的艺术形式，土改开始玉丘的文艺向革命文艺转化，文艺由**领导，文艺把握了正确的方向。
在玉丘，不光是村里能演节目，一个院子（生产队）就能拿出节目来，有的一家子里就能演出一台戏。一家人有吹拉弹唱后台前台拿出几个节目不是难事，过去家庭中多有各种乐器道具，土改时除了二胡笛子之类给家里留着以外，象圆鼓、铜锣、唢呐、钹、号以及一些在书面语言中找不到对应名称的种种民间地方乐器，都收归了农会，以后放到了大队统一保管。
玉丘人演节目可不是简单地唱几首歌曲跳几个舞蹈，他们是真正的唱戏，他们拿出来就是南剧、京剧，还不是一个段落或者哪一场，而是全剧，当地人叫做“唱大戏”。他们总不说演戏，而是习惯于说“唱戏”。他们过去唱的“大戏”有《杨家将》、《窦娥冤》、《桃花扇》、《诸葛亮》、《郭子仪拜寿》……土改后他们能上《白毛女》，七十年代他们演《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他们还自编自演话剧，在公社甚至县里的文艺调演中出奇制胜，频拿大奖，风光了好多年。除了“大戏”京剧、南剧和后来的样板戏全剧排演以及大型话剧以外，他们还有相声小品、快板、三句半以及歌舞节目。
早年我家大姐是大队不可多得的革命文艺人才，虽然论传统戏剧她还排不上号，但从她那个时候开始，革命的文艺是主流，她以歌舞节目见长，歌唱新社会，舞动新生活。
我和妹妹读书的时候，学生们虽然上不了“大戏”，但我们都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妹妹唱歌跳舞，还学扭秧歌。我除了参加有男孩子跳的舞蹈节目以外，总是出演话剧里的小男主角，演过刘文学、高玉宝、潘冬子，还有于中老师创作的话剧里跟坏人坏事做斗争的红小兵男主角。
我们读书的时候，每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不是放假，而是在公社例行演出。那一天以学校为单位在公社汇演，还要评奖。
每年“六一”期间是我们特别兴奋的一段时间，节前个把月学校就开始组织大家排演节目了，放学后排练到天将黑才回家，晚上文艺队还要集中排练，我和妹妹还有雪莲等其他几个小演员扛着“照鱼灯”（玉丘人夜里打鱼用的一种简易灯具）到学校，常常弄到差不多半夜里才回家。
“六一”那一天学校里组织全校师生排着长队，打着红旗，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向公社出发。小朋友们都尽量穿得鲜亮，把母亲为孩子们准备的最好的衣服穿上了。队伍唱着歌儿，演员们在出发前已经化好了装，走在队伍里特别亮丽、神气、骄傲，沿路吸引着乡亲们的眼光。队伍走出去以后，往往就可碰上了别的小学里的学生队伍，各自的队伍里就出现了点点躁动，有的喊喊叫叫，有的指指点点，暗自较着个劲，等着到时候戏台上见分晓。
###就在公社大操坪上，操坪的一头是公社礼堂，节目就在礼堂里演出。学生队伍排满了礼堂前的大操坪，全都席地而坐，正式演出前队伍间还自动地发歌比赛。
各学校的节目大多是唱歌跳舞，玉丘小学的主打节目却是话剧，常常赢了头奖，别的小学也心服口服。我们能拿出话剧上台，一是受玉丘成年人演出的个性影响，二是有于中这个节目编导。除了话剧、歌舞节目以外，我们有时也别出心裁，搞个相声快板什么的，总是能给公社领导和群众观众们一个惊喜。我除了演过话剧，也在于中的指导下表演过相声节目，那是我小时候最糟糕的演出，因为小时候的我并不懂得幽默和滑稽。
我大哥演戏最少，他在当兵以前参加大队的话剧演出时，我的记忆里只有他带着一队乡亲扛着大口袋从台前跑过去，他面向观众喊：“鬼子来啦！快走啊！”全部台词就只有七个字。他带着群众下了台后在灯光下当着观众的面就掀去了头上包着的白毛巾，然后躲进黑暗里，不久又在观众当中出现，在那里看别人演出了。
我三哥那时算是家里读书最多的人，他读高中在外面，后来出门读“五七”大学去了，很少参加大队的演出。但他在当了代课教师以后，他就多在组织同学们演节目了。
恐怕算是我二哥演戏演得最多了，而且他都是参加大队级的正规演出。他是大队的民兵营长（好象有一段时间是叫做民兵连长的，也不知道二哥是什么时候升的官。），还是团支部书记，他理所当然成了大队文艺宣传队的主要负责人。
因为有了**的引导，玉丘的文艺方向不同了，二哥他们不再演“大戏”，他们主要演话剧，另外就是一些别的曲艺形式，相声、快板、三句半、歌舞等等。七十年代后不准演南剧和传统京剧这样的“大戏”，说是老古板，“四旧”。样板戏红火的时候，玉丘人就大演样板戏了。哥哥他们演不了南剧和京剧，老一辈的演员也不再教他们演，象过去那样一代带一代，结果他们也演不了样板戏。大队要上演革命样板戏的时候，只能请老演员原班人马参加。两代演员，两类节目，同台演出，倒也能让玉丘人过过戏瘾。
老一辈戏班演员们上演的样板戏主要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几部，以前还多一些，到后来年年基本上就是这么三部戏了，但人们却看不厌。杨子荣、郭建光、李玉和、李铁梅、座山雕等等基本是都有定型演员的，杨子荣、郭建光、李玉和在戏台上差不多还是老样子，座山雕是越老越好的。只是李铁梅是越来越老了，由于年轻人演不了京剧，李铁梅仍然是何香兰扮演，不管怎样化装，她也实在不象是十七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样子了，而是管家都管过几十年了。但她的唱腔和招式以及眉眼都还能满足人们对李铁梅的想象。土改时演李玉和的高年成早已经不能跟何香兰搭戏，改由“郭建光”从芦苇荡里出来后脱下灰色中山装换上打了大补丁的蓝色大氅上场。座山雕是玉丘一个五类分子演的，他爱唱戏，以前在玉丘观里唱过各种角色，土改后不再准他上台唱戏，但七十年代排演样板戏的时候让他演座山雕，他知道自己也只能演个座山雕了，倒很高兴能有机会再过把戏瘾，却把个座山雕演活了。这样他的演艺事业又宽广起来，刁德一、鸠山也由他演了。他一是爱唱戏，二是不会干农活，三是家里特别穷，能让他重返玉丘戏班子，他是谢天谢地了。每年排戏和演出的时间差不多有一个半月到两个来月，工分照给，不用下地干活，还有夜宵吃，好美的差使呢。同样是唱戏，别人每天十分，他是八分，但他很知足了。他的戏演得好，人们说他天生就是个反面角色，于是有人干脆喊他座山雕了。他倒是也不计较别人给他的这个外号，听到叫座山雕，他赶紧答应，问有什么事啊？日子一长，他的本名就渐渐被人淡忘了，玉丘就出了个活的座山雕。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细伢子，只知道喊他座山雕，大人就训斥道：“喊雕爷爷嘛！你个蠢家伙！”那时候起他已经不再是五类分子了，人们对待他跟对待别的乡亲一个样了。
跟我们小学生不一样，玉丘人唱戏都在年底，农历腊月戏班子就天天在玉丘观排练了。以前是玉丘传统戏班人马，后来除了演样板戏请来的老演员，其余则都是我二哥他们这批年轻人，也就是玉丘大队**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主要由大队团支部负责。
以前玉丘的戏班子是在正月初几的时候在玉丘观里连续唱好些天的大戏，中间也歇上几天，到十五晚上演出最后一场，一年一度的演出就结束了。到我二哥他们宣传队的时候，先是从初一到初三在玉丘小学接连三天演出，然后每天晚上就下到生产队演出，把革命文艺送到群众中间，次序就是从一生产队、二生产队一路排下去，直到巡回演出完。轮到哪个生产队的那一天，乡亲们都把演出当作一场大喜事来操办，整个白天都在搭戏台，用门板、凳子、桌子等等搭建临时戏台，早早地吃过晚饭，都到村口去迎接宣传队的到来。文艺宣传队打着雪白的汽灯，一路敲锣打鼓，乡亲们就赶忙在村口放鞭炮迎接。开始的时候宣传队的人马打着“照鱼灯”，到生产队以后再发汽灯。后来于中学乖了，出发前就在学校里把汽灯发起来，宣传队一路锣鼓声，一片雪亮的汽灯光芒，每每就把那种喜庆的气氛排山倒海似地带到了村口。
于中有时也出演节目，有时他并没有在台上出场，但他是话剧的编导，且负责发汽灯，所以虽然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他却是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之一，而且是重要成员，到哪里演出都是少不了他的。
下生产队巡回演出的时候，样板戏就不能上演全剧了，变成了某个段落或者全剧的某一场，如《沙家浜》里的《智斗》，《红灯记》里的《赴宴》，《智取威虎山》里的《打虎上山》等等，有时甚至换作在歌舞节目中间插上某个样板戏里某个角色的一段唱腔表演。宣传队的主打节目往往还是他们上演的话剧，话剧年年不同，乡亲们年年都有惊喜。二哥他们年轻人脑瓜子机灵，道具尽可能逼真。他们用木头做的假手枪和步枪简直可以以假乱真，假枪除了看起来跟真枪一模一样，而且都做成了响炮子枪，事先把响炮子用饭粒粘在机关里，举枪瞄准后一扣扳机，啪的一声枪就响了，姑娘媳妇老婆子们吓得不敢往应声倒下去的演员那里看。当然响炮子枪每次只能放一枪，要放第二枪必须转到后台换枪，演出时要导演得恰到好处。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于中编剧的时候就把剧情设计为珍贵的一枪。要是那一枪竟然不幸没有打响，演员就会临时发挥，一句台词把观众蒙骗过去，主角则已经借机到后台换了一把枪。他们后来改进为用摔炮，枪一举，剧务人员就往台上扔一个摔炮，台上“硝烟”顿起，效果更加逼真，还不受次数的限制。他们还做成了土烟幕弹，在“战争”中烟幕弹由演员当着观众的面摔在台上，浓烟四起，观众都被呛得直咳嗽，如身临其境。于中的编导，二哥的鬼点子，演员的精彩表演，乡亲们看得津津有味，大气不敢出，时而报以热烈的掌声。
于中创作的话剧《伸冤记》就曾经引起过轰动。年底在公社汇演时，倾倒了全场观众和公社领导，以其雄厚的实力拿了第一名。
[笔下文学Www.bxwx.net]
58.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打不过东溪，唱不过南阴。在湘南山区之地，很多地方都有着悠远的特色文化传统。东溪是个武术之乡，男女老少都习武，有许多真正的高手。而南阴却是个文曲星之乡，多出文才和艺才。发源于南阴的地方戏剧南剧，流传到周边地区很多地方，甚至其他省区。南阴和东溪一文一武，北文南武，潇湘大地的湘南山区文武双全。唯楚有才，湘南山区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玉丘这么个小地方，乡亲们也不须翻过狮子岭，不须过了湘江，就能欣赏到自己演出的各种剧目。过去主要是南剧和一些别的艺术形式，土改开始玉丘的文艺向革命文艺转化，文艺由**领导，文艺把握了正确的方向。
在玉丘，不光是村里能演节目，一个院子（生产队）就能拿出节目来，有的一家子里就能演出一台戏。一家人有吹拉弹唱后台前台拿出几个节目不是难事，过去家庭中多有各种乐器道具，土改时除了二胡笛子之类给家里留着以外，象圆鼓、铜锣、唢呐、钹、号以及一些在书面语言中找不到对应名称的种种民间地方乐器，都收归了农会，以后放到了大队统一保管。
玉丘人演节目可不是简单地唱几首歌曲跳几个舞蹈，他们是真正的唱戏，他们拿出来就是南剧、京剧，还不是一个段落或者哪一场，而是全剧，当地人叫做“唱大戏”。他们总不说演戏，而是习惯于说“唱戏”。他们过去唱的“大戏”有《杨家将》、《窦娥冤》、《桃花扇》、《诸葛亮》、《郭子仪拜寿》……土改后他们能上《白毛女》，七十年代他们演《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他们还自编自演话剧，在公社甚至县里的文艺调演中出奇制胜，频拿大奖，风光了好多年。除了“大戏”京剧、南剧和后来的样板戏全剧排演以及大型话剧以外，他们还有相声小品、快板、三句半以及歌舞节目。
早年我家大姐是大队不可多得的革命文艺人才，虽然论传统戏剧她还排不上号，但从她那个时候开始，革命的文艺是主流，她以歌舞节目见长，歌唱新社会，舞动新生活。
我和妹妹读书的时候，学生们虽然上不了“大戏”，但我们都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妹妹唱歌跳舞，还学扭秧歌。我除了参加有男孩子跳的舞蹈节目以外，总是出演话剧里的小男主角，演过刘文学、高玉宝、潘冬子，还有于中老师创作的话剧里跟坏人坏事做斗争的红小兵男主角。
我们读书的时候，每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不是放假，而是在公社例行演出。那一天以学校为单位在公社汇演，还要评奖。
每年“六一”期间是我们特别兴奋的一段时间，节前个把月学校就开始组织大家排演节目了，放学后排练到天将黑才回家，晚上文艺队还要集中排练，我和妹妹还有雪莲等其他几个小演员扛着“照鱼灯”（玉丘人夜里打鱼用的一种简易灯具）到学校，常常弄到差不多半夜里才回家。
“六一”那一天学校里组织全校师生排着长队，打着红旗，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向公社出发。小朋友们都尽量穿得鲜亮，把母亲为孩子们准备的最好的衣服穿上了。队伍唱着歌儿，演员们在出发前已经化好了装，走在队伍里特别亮丽、神气、骄傲，沿路吸引着乡亲们的眼光。队伍走出去以后，往往就可碰上了别的小学里的学生队伍，各自的队伍里就出现了点点躁动，有的喊喊叫叫，有的指指点点，暗自较着个劲，等着到时候戏台上见分晓。
###就在公社大操坪上，操坪的一头是公社礼堂，节目就在礼堂里演出。学生队伍排满了礼堂前的大操坪，全都席地而坐，正式演出前队伍间还自动地发歌比赛。
各学校的节目大多是唱歌跳舞，玉丘小学的主打节目却是话剧，常常赢了头奖，别的小学也心服口服。我们能拿出话剧上台，一是受玉丘成年人演出的个性影响，二是有于中这个节目编导。除了话剧、歌舞节目以外，我们有时也别出心裁，搞个相声快板什么的，总是能给公社领导和群众观众们一个惊喜。我除了演过话剧，也在于中的指导下表演过相声节目，那是我小时候最糟糕的演出，因为小时候的我并不懂得幽默和滑稽。
我大哥演戏最少，他在当兵以前参加大队的话剧演出时，我的记忆里只有他带着一队乡亲扛着大口袋从台前跑过去，他面向观众喊：“鬼子来啦！快走啊！”全部台词就只有七个字。他带着群众下了台后在灯光下当着观众的面就掀去了头上包着的白毛巾，然后躲进黑暗里，不久又在观众当中出现，在那里看别人演出了。
我三哥那时算是家里读书最多的人，他读高中在外面，后来出门读“五七”大学去了，很少参加大队的演出。但他在当了代课教师以后，他就多在组织同学们演节目了。
恐怕算是我二哥演戏演得最多了，而且他都是参加大队级的正规演出。他是大队的民兵营长（好象有一段时间是叫做民兵连长的，也不知道二哥是什么时候升的官。），还是团支部书记，他理所当然成了大队文艺宣传队的主要负责人。
因为有了**的引导，玉丘的文艺方向不同了，二哥他们不再演“大戏”，他们主要演话剧，另外就是一些别的曲艺形式，相声、快板、三句半、歌舞等等。七十年代后不准演南剧和传统京剧这样的“大戏”，说是老古板，“四旧”。样板戏红火的时候，玉丘人就大演样板戏了。哥哥他们演不了南剧和京剧，老一辈的演员也不再教他们演，象过去那样一代带一代，结果他们也演不了样板戏。大队要上演革命样板戏的时候，只能请老演员原班人马参加。两代演员，两类节目，同台演出，倒也能让玉丘人过过戏瘾。
老一辈戏班演员们上演的样板戏主要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几部，以前还多一些，到后来年年基本上就是这么三部戏了，但人们却看不厌。杨子荣、郭建光、李玉和、李铁梅、座山雕等等基本是都有定型演员的，杨子荣、郭建光、李玉和在戏台上差不多还是老样子，座山雕是越老越好的。只是李铁梅是越来越老了，由于年轻人演不了京剧，李铁梅仍然是何香兰扮演，不管怎样化装，她也实在不象是十七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样子了，而是管家都管过几十年了。但她的唱腔和招式以及眉眼都还能满足人们对李铁梅的想象。土改时演李玉和的高年成早已经不能跟何香兰搭戏，改由“郭建光”从芦苇荡里出来后脱下灰色中山装换上打了大补丁的蓝色大氅上场。座山雕是玉丘一个五类分子演的，他爱唱戏，以前在玉丘观里唱过各种角色，土改后不再准他上台唱戏，但七十年代排演样板戏的时候让他演座山雕，他知道自己也只能演个座山雕了，倒很高兴能有机会再过把戏瘾，却把个座山雕演活了。这样他的演艺事业又宽广起来，刁德一、鸠山也由他演了。他一是爱唱戏，二是不会干农活，三是家里特别穷，能让他重返玉丘戏班子，他是谢天谢地了。每年排戏和演出的时间差不多有一个半月到两个来月，工分照给，不用下地干活，还有夜宵吃，好美的差使呢。同样是唱戏，别人每天十分，他是八分，但他很知足了。他的戏演得好，人们说他天生就是个反面角色，于是有人干脆喊他座山雕了。他倒是也不计较别人给他的这个外号，听到叫座山雕，他赶紧答应，问有什么事啊？日子一长，他的本名就渐渐被人淡忘了，玉丘就出了个活的座山雕。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细伢子，只知道喊他座山雕，大人就训斥道：“喊雕爷爷嘛！你个蠢家伙！”那时候起他已经不再是五类分子了，人们对待他跟对待别的乡亲一个样了。
跟我们小学生不一样，玉丘人唱戏都在年底，农历腊月戏班子就天天在玉丘观排练了。以前是玉丘传统戏班人马，后来除了演样板戏请来的老演员，其余则都是我二哥他们这批年轻人，也就是玉丘大队**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主要由大队团支部负责。
以前玉丘的戏班子是在正月初几的时候在玉丘观里连续唱好些天的大戏，中间也歇上几天，到十五晚上演出最后一场，一年一度的演出就结束了。到我二哥他们宣传队的时候，先是从初一到初三在玉丘小学接连三天演出，然后每天晚上就下到生产队演出，把革命文艺送到群众中间，次序就是从一生产队、二生产队一路排下去，直到巡回演出完。轮到哪个生产队的那一天，乡亲们都把演出当作一场大喜事来操办，整个白天都在搭戏台，用门板、凳子、桌子等等搭建临时戏台，早早地吃过晚饭，都到村口去迎接宣传队的到来。文艺宣传队打着雪白的汽灯，一路敲锣打鼓，乡亲们就赶忙在村口放鞭炮迎接。开始的时候宣传队的人马打着“照鱼灯”，到生产队以后再发汽灯。后来于中学乖了，出发前就在学校里把汽灯发起来，宣传队一路锣鼓声，一片雪亮的汽灯光芒，每每就把那种喜庆的气氛排山倒海似地带到了村口。
于中有时也出演节目，有时他并没有在台上出场，但他是话剧的编导，且负责发汽灯，所以虽然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他却是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之一，而且是重要成员，到哪里演出都是少不了他的。
下生产队巡回演出的时候，样板戏就不能上演全剧了，变成了某个段落或者全剧的某一场，如《沙家浜》里的《智斗》，《红灯记》里的《赴宴》，《智取威虎山》里的《打虎上山》等等，有时甚至换作在歌舞节目中间插上某个样板戏里某个角色的一段唱腔表演。宣传队的主打节目往往还是他们上演的话剧，话剧年年不同，乡亲们年年都有惊喜。二哥他们年轻人脑瓜子机灵，道具尽可能逼真。他们用木头做的假手枪和步枪简直可以以假乱真，假枪除了看起来跟真枪一模一样，而且都做成了响炮子枪，事先把响炮子用饭粒粘在机关里，举枪瞄准后一扣扳机，啪的一声枪就响了，姑娘媳妇老婆子们吓得不敢往应声倒下去的演员那里看。当然响炮子枪每次只能放一枪，要放第二枪必须转到后台换枪，演出时要导演得恰到好处。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于中编剧的时候就把剧情设计为珍贵的一枪。要是那一枪竟然不幸没有打响，演员就会临时发挥，一句台词把观众蒙骗过去，主角则已经借机到后台换了一把枪。他们后来改进为用摔炮，枪一举，剧务人员就往台上扔一个摔炮，台上“硝烟”顿起，效果更加逼真，还不受次数的限制。他们还做成了土烟幕弹，在“战争”中烟幕弹由演员当着观众的面摔在台上，浓烟四起，观众都被呛得直咳嗽，如身临其境。于中的编导，二哥的鬼点子，演员的精彩表演，乡亲们看得津津有味，大气不敢出，时而报以热烈的掌声。
于中创作的话剧《伸冤记》就曾经引起过轰动。年底在公社汇演时，倾倒了全场观众和公社领导，以其雄厚的实力拿了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