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杨家

杨忠原本不叫这个名字。他的父亲，是位测字算卦的先生，但混的不好，基本等同于路边要饭的。

七岁那年，杨忠被塞进了一个书塾。大字不识一个的他第一天就被老师拎起来念书，却什么都不会，急得抓耳挠腮，被小朋友们好一通嘲笑，他暗暗发誓要争口气，终于在第一学期期末考了全班第七。

1949年，杨忠19岁。那时他已经在一个店里当上了小伙计，闲时给报纸投投稿，结果被选为进步青年，送去师范进修，成为了一位老师。自那时起，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杨忠，是为了感谢***他老人家，给他这个曾在街上跟爹乞讨生活的娃，带来的新生活而改的。

清贫，宁静。杨忠偶有的尽兴，就是和几个挚友喝喝酒，然后拉拉二胡唱两句戏。那酒都是家对面军人服务社的“军工白”。每次打酒，服务员先给小酒桶插上个漏斗，然后用一个铁皮提筒在个大酒缸里舀满，一下倒进漏斗，一酒舀就是1斤。喝的时候，杨忠爱用一个小烧瓶盛酒，然后把小烧瓶座在热水杯里把酒烫温了喝。没有课在家的时候，杨忠每天都爱喝一点。

后来经朋友介绍，杨忠结婚了，妻子祖勤是位幼儿园老师。两人有了一个小屋，开始了平淡的生活。

清贫的小屋最初只是一个厨房改造的，床板的一头就架在了灶台上，每天要卷了被褥，掀起床板做饭，然后晾凉炉灶再睡。小屋有个小窗子，原是厨房通风跑烟用的，所以缝隙很大。无论刮风下雨或飘雪，这窗户总能漏些进来。窗户是换不起的，只能用茅草和泥把窗框边儿的大缝塞住，又不敢完全封死，所以窗扇间的小缝就随着开关，用些废旧报纸塞住。然后他就有了三个娃，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娃的名字也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大儿子“红新”，二儿子“红旗”，小女儿“红英”。

那时，杨忠的三个娃还小，每天白天就被锁在家里，由刚有炉灶高的老大管着。中午，祖勤会跑回来看看娃，做午饭给他们吃，再去上班。后来娃们大些，就留饭在锅里，让他们自己热着吃。

大人不在的时候，如果遇到白昼如夜的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杨家的三个娃娃就一起躲在屋角瑟瑟发抖。如果不幸窗户插销被劲暴的风雨吹开，那就只有大儿子能搬过凳子，顶着扫进来让人睁不开眼的雨水，把小窗户重新关上，然后继续蹲墙角抱团取暖。这时候塞啥报纸都没用，只能任由窗缝漏雨。有时候，一场大雨，会不停地把小破窗户吹开，不光老大都湿透，整个屋子都会浸水。一家人就得在大人下班后，赶紧舀水，生炉子，烘干一切。

时代的大潮如此汹涌，让原本虽然清贫、但走到哪里都被人称为“先生”的杨忠，被打成了臭老九，右派。他写字比祖勤好看，就帮祖勤誊了她的入党申请书，结果被揪了出来，变成‘罪证’之一，导致他被关了牛棚。

祖勤一个人带着三个娃苦苦地撑着。那年秋天，二儿子营养不良，精瘦得只剩皮包骨，又患了肝炎，一度让祖勤觉得这老二要过不去这冬天了。而老二也一刻不停地搂着祖勤，不言不语，闭着眼睛，趴在妈妈的背上，但就是不肯松手。

要入冬了，在东北，这时候每家都至少需要准备半吨煤过冬。祖勤一边背着不撒手的老二，一边和大儿子红新用爬犁在干巴巴的土地上拉纤似的，把煤一趟趟弄回家。最后一趟的时候，祖勤一口闷血吐在地上。

终于，杨忠被放回家了，因为他患了肺结核。杨忠的几个挚友不久也被放回来，他们顶着危险，悄悄来看杨忠，给他带来点营养品。三个娃眼巴巴的看着桔子和好吃的，谁都没动。其中一个大人看他们眼馋的样子，递过一个桔子给他们，他们都摇头。老大说：“爸爸病了，给爸留着吃。”

这个冬天，杨忠和二儿子命都保住了。一家人终于熬到了春暖花开。

汹涌的时代大潮一浪高过一浪，极力低头的杨忠家里又来人了，组织上让杨忠表态。杨忠颤抖地拿着一纸号召，低头喊着：让我的孩子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老大红新下乡，被分到一个只有军事地图才标注的地方：陈青；老二红旗下乡，被分到另一个不知名的连队；换来小女儿红英留在了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