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风动 二

正月初三之日，天气极好，来同盟广场瞻仰英烈的百姓洛绎不绝。在广场东侧，一个正在建造中的巨大钟楼显得分外醒目。为了赶进度，工匠们只是初一休停了一日，初二开始就如常工作。钟楼建造的监工是从澳门重金聘请来的西洋钟表匠。与同盟广场人气鼎沸不同的是，相距一个街区的同盟会总部大楼却仍然肃穆清静。

到上午八时分，同盟会各司部的大佬们相继来到总部。巨大的门堂前停着三三二二的四轮马车。

为了增强工作效率，高旭改革计时方式，从原来的时辰改为小时。这个时期西方怀表的制造技术已经相对成熟，高旭聘请了大批西方钟表匠加盟高氏工坊。高氏工坊里也有专业的钟表坊，制表桌钟和怀表。这种年代里，有一个怀表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至于出行方面，高旭大力推广四轮马车。同盟会各司各部的理事长级别都有专用马车。推广了阿拉伯数字之后，每辆马车都有编号，高旭的专用马车自然当仁不让是001号。尽管一辆马车需要巨大的开支，特别是南方少马，而且处于战争时期，马匹的需求紧缺，但高旭还是要求沈廷扬的行政司拨出专款来筹建行马监。以高旭看来，不用马车，就得用人力来抬轿，这种出行效率太低了。

同盟会总部的建设蓝图当初是由高旭来规划的。总部大楼共有三个楼层，与同盟会的三级行政机构厅、司、部相相应。一楼属部，是从隶属于同盟五司下的各个部门；二楼属司，是行政、宣政、军政、商政、宪政五司的办公场所；三楼属厅，也就是参议厅，是同盟会的最高执政机构，成员由五司的司理长以及会长六人组成。三楼除了参议厅之外，还有高旭的会长办公室。

高旭决定卸任军政司的司理长，由阎应元继任，只担任同盟会会长、同盟军督帅。旭卫镇作为高旭的亲卫军，划出了军政司的管辖范围。

宪政司的司理长一直空缺，由于宪章的起草出自高旭之手，宪政司司理长暂时由高旭代理，直到高旭找到适合人选。宪政司的下属机构有邬含蓄的宪兵处，以及邬老家伙的廉政公署都向高旭负责。

所以，参加最高机构参议厅的成员只有五人。除了高旭身兼会长、宪政司司理长之外，其他四人便是行政司的沈廷扬，宣政司的顾炎武，军政司的阎应元，商政司的高老头高成仁。

由于处于初创期，同盟会的各个机构只是个雏形，与高旭理想中的立宪体制相差甚远。

对于高旭来说，同盟会的创立，是他当初在江阴明伦堂上涂鸦中华旗时，那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是历史上推翻满清统治的同盟会，他信手把这个组织提前了将近三百年。由于符合了反抗剃发令运动的潮流，这个从江阴发起的反抗组织，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如今已成了轰然大物。

以高老头看来，这个同盟会就像那些江湖门派一样，与某某帮某某门没有区别，只是儿子太能干了，搞着这个江湖门派像个小朝廷一样。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江南文人来看，这个同盟会犹如当初的复社、几社，只是组织机构严谨，并且有会武力量来保障同盟会发展的成果。

但是以沈廷扬、陈子龙这样的老官绅来看，同盟会的飞速发展，已经如同元朝未年时的明教一样，寄以了极大的厚望，赋予了无限的可能性。

无论众人的眼里如何看待这个新兴组织，但只要参与其中，就会被其中各种朝气蓬勃的东西所吸引，这个东西或许与时下的流俗格格不同，但有识之士都知道，恰恰是这些东西一洗明末官场上的各种积弊——强烈的进取心，志在恢复的不懈信念，打破传统的各种新政，以及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推广，这一切，在明末死气沉沉的悲观绝望的氛围里，带来一股鲜明的活力。

参议厅的布置烙印着强烈的高氏风格。将近三百多平方的空间里，正中央摆放着一张空心的圆桌。中空之处是一个巨大的沙盘。沙盘上是江南的山河地形，以及主要城市标识。正面墙上挂着同盟会的会旗，会徽，以及纲领。

圆桌会义，算是高旭的恶趣味之一。刚开始时，像沈廷扬这样的老官吏自然难受无比，觉得不伦不类。但高旭就是凭着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把各式各样的人拉上他的贼船。

在圆桌的外圈，又一左一右摆放着两排座位，这是参议大佬们幕僚人员的位子。能进入参议厅的人员，除了领导核心，就是各个司属部门的高层骨干。比如沈廷扬作为领导核心之一，属于行政系统，随他一起参加会议还有陈子龙、沈从文、程璧等人。

高老头是商政系统的负责人，他的随员中有几个是华商会的大股东。这些大股东有徽商、闽商以及江南苏松地区的大行商。这些商人不仅是华商会的核心，购买了巨量的同盟会光复券，是同盟会这个组织最重要的债权人，而且他们的的子侄晚辈也是同盟会的中坚力量。让商人深度参政，虽然受到沈廷扬、陈子龙这些人的异议，但高旭坚持重商主义政策，保证经济资本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只有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有保障。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华商会是同盟会商政司属下的一个外围延伸组织。

阎应元也是同盟会的大佬之一，随他一起参加会议有徐玉扬为首的江阴系将领。由于在常州战场的对峙，大部分高级将领都在前线过年，包括忠义镇的何常、季从孝、王公略，铁一镇的项真达、罗子牛、鲁无巧、侯世荫等人。驻守在前线的，还有来自福建郑系的洪旭，以及举义反正的原绿营军将领李元胤。这俩人高旭虽然看重，但是就算他们在崇明，以他们的资历还不够参加这个核心会议。

作为同盟会的创始人、现任会长的高旭，他现在正为自己的随员幕僚头痛。面对繁琐的公文，高旭强烈需要一个秘书型幕僚来替他过滤总结。当初夏完淳、陈永华、沈从文这三人都作过他的随员，但是由于人才紧缺，没有多久，高旭都把他们外放了。夏完淳弃文从军，高旭让负责浦东军区的新兵营训练。陈永华这个人高旭是作为未来科学家在培养的，放置在尤溪基地，参与军工技术的开发。沈从文是个颇有天赋的政务人才，自从在上海县推广新政以来，上海县已成为光复区新政建设的规范县。至于当初旭卫队的俩个队长，徐鸿成为旭卫镇的提督，史必达成为江南舰队的提督。这些追随过高旭的人，都成为了方面人才。

现在同盟会像个磁铁石，吸引着无数的人才来投效，但是这些人才都在各司各部的考核之下。建立一个人才选拨体系，把人才输送到自己的眼前，是高旭当务之急的工作重。

在人才选拔体制没有成熟之前，举贤也是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因为具有为后来者的优势，对于那些能被史书所记载的名字，高旭还是很敏感的。在顾炎武提交的宣政司的年度报告之中，高旭发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

随着同盟军的数场大捷，为同盟会的发展创造下巨大的机遇。在过年的一年中，顾炎武负责会务的开拓发展，主要发展了两个分会，一个是浙江分会，一个江淮分会，这两个分会处于长三角光复区的一南一北，是同盟会南北开拓的重要阵地。

暂时来说，对于高旭在《同盟宪章》所提倡的轻君重民的民本理念，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吁，没有人能比得上顾炎武的理解。他本来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高旭所倡导的理念正是他的追求之一。所以，对于会务的开拓发展，高旭全权交给顾炎武负责。浙江、江淮两个一南一北的分会，都是顾炎武亲手筹建的。

当高旭看到报告书中，顾炎武任命的浙江分会的负责人，高旭才明白什么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同盟会浙江分会的会务长，竟然是黄宗羲。

在明末清初，黄宗羲的鼎鼎大名，高旭自然不可能不知道。他与顾炎武一样，也是明末有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大胆怀疑君权，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主张，而黄宗羲也对“家天下”的君权进行抨击。另外，他也赞同废除八股的科举取士，主张多渠道录取人才。而且也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认同同盟会所倡的工商皆本的治政理念。可以说，在治政理念上，黄宗羲算是个同道中人。

黄宗羲能参加同盟会，一是他本来是浙江余姚人，正处在长三角同盟会运动的暴风眼附近，同盟会的诸多措施新政吸引着他。另一个是浙东鲁王政权在清军的攻击下一败涂地，鲁王避难舟山，浙东官绅想依靠朱明宗室的救亡之路飘渺无期，像黄宗羲这样的有识之士，自然投身到同盟会活动的大业中来，并且以他的名望和能力，得到顾炎武的赏识，全面主持浙分会的发展。

能得到黄宗羲的投效，可谓是近水楼月先得月。明末三大思想家，高旭已经直接或简接地得之其二，还有一个是王夫之，这个时候大约在广东的永历政权那里挣扎求存。高旭相信，只要他的事业更进一步，终有一日，明末时期的这些人才，最终会成为他的臂膀。

至于另一个名字，江淮分会的会务长，与阎应元一样同样姓阎，叫阎尔梅。对于这个阎尔梅，高旭只稀依记得他有一首血气横溢的诗文：“死将为厉鬼，生且为顽民。”

高旭虽然不了解阎尔梅这个人，但对于负责江淮分会这样中高层人员，在邬含蓄的宪兵情报处必定建有背景档案。为了防范满清朝廷对同盟会有可能的渗透，这种背景调查是必须的。

从宪兵处调来阎尔梅的档案之后，才知道他是江苏沛县人，明崇祯三年举人，为复社巨子，在江南士林中颇有声望。他曾做过史可法的幕僚，清军南渡后，他坚持抗清活动，散尽万贯家财，用以结交豪杰之士，立志反清。去年下半年，他在顾炎武的推荐下，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江淮分会的负责人。

这样的名士，人格气节是不容置疑的，最主要的是，他的实务能力能否匹配他的诗才与名气，能否经得起同盟会这个大融炉的考验，这尚需试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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