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三部
张厉生
反共中坚派清廉耿介
张厉生留法归来，先入CC系，后转投陈诚集团，是陈诚手下得力干将，赴台后仍官运亨通，与陈诚配合默契，政绩突出，后出使日本。由于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蒋介石把中日建交归咎于张厉生“工作不力”。从此赋闲在家，晚境清贫，靠亲友资助度日。
小档案
姓名字号：张厉生，字少武，原名维新
籍贯：河北乐亭
生卒年月：1901年6月17日——1971年4月20日，卒年70岁
毕业院校：法国巴黎大学
最高职务：行政院副院长
家庭：
父亲——张绳武，弃农经商闯关东
妻子——班一士，儿女九个
简历
1901年——6月17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
1909年——入私塾读书。
1915年——考入乐亭县立高等小学。
1916年——考入张伯苓创办的天津南开学校。
1920年——在亲友的资助下赴法国留学，先入迪埃朴学院和默伦学院补习法文和投考大学的课程。
1922年——考入巴黎大学。
1924年——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
1928年——任南京卫戌司令部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1929年——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任豫颚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党务处处长。同年，任河北省政府委员。
1936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7年——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8年——任国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长。
1942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1944年——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
1947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
1948年——任内政部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同年，任行政院（第一任）副院长。
1949年——任“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主任委员。
1950年——任行政院（第二任）副院长。
1957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1959年——任“驻日本大使馆”大使。
1971年——4月20日于台北逝世，享年70岁。
一、寒门才子，家庭事业双丰收
1.南开学校的优等生
坐落于渤海之滨的河北省乐亭县，北望长城，物产丰富，地理条件优越，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同时，这里还诞生了一位极端反共的国民党要人——张厉生。
张厉生自幼家贫，“只有正房间半，厢房三间，别无恒产”。张家世代务农，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张厉生的父亲张绳武曾弃农经商闯关东，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的暴行，极为愤慨。由于过激言行，他招来日本人的嫉恨，曾一度被抓入狱，吃尽苦头。
张厉生从小便常听父亲说起日本人的暴行，在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的性格，也慢慢成长为同父亲一样，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
当时，乐亭县属第六乡管辖，该乡乡长叫周子申，有财有势，专横跋扈，鱼肉乡里，是个出了名的劣绅，因他排行老四为人又嘎，人送绰号“周四嘎”。百姓虽对周四嘎痛恨不已，但又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地逆来顺受。
张厉生18岁时，利用学校假期，回乡探望亲人，听到乡亲们议论周四嘎为非作歹之事，气愤不已，义正言辞对乡亲们说：
“此害不除，民不聊生！”
接着，他开始搜集周四嘎的罪行，最终与同窗好友郭成联名写了状词，呈到县衙，控告周子申依仗职权，欺压乡民，敲诈勒索，侵吞公款，为非作歹，草菅人命等罪行。
县官看过这份状词，为状词的罪行充分，文字犀利，为民申冤惊讶不已，认为这是出于高人之手，故不敢轻视，决定马上受理，立即传周子申审讯。
过堂时，周子申自恃权贵，开始满不在乎，根本没把张厉生等人放在眼里。不想在答辩时，周子申才傻了眼。
张厉生义正言辞，据理控诉，口若悬河，句句击中要害，说得周子申无以辩驳，大汗淋漓，涨红着脸直跺脚，最终只能低头认罪。
但毕竟官官相护，周子申只是被撤销乡长职务，并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但即便如此，乡亲们仍感到出了一口恶气，畅快淋漓，对张厉生刮目相看。
张厉生能够如此能言善辩，取决于过去十年的寒窗苦读。他8岁入私塾，在父亲的严厉督责下，养成了勤奋学习、一丝不苟的习惯。14岁时考入乐亭县立高等小学，不幸的是，此时父病病逝，年轻的寡母领着张厉生兄妹艰难度日，无力供张厉生继续上学读书。好在张厉生成绩优异，深受该校校长、经学家刘锡三的嘉许。因此，亲戚们十分看好张厉生的前途，纷纷慷慨解囊，资助张厉生继续入学深造。
1916年，张厉生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考入张伯苓创办的天津南开学校。
南开学校的办学宗旨是“革除旧习，培植青年，拯救国家”，该校严谨的教风对张厉生影响很大。在这里，他与周恩来相遇，成为同学，一起读书，但后因两人志向不同，政见不合，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虽然在南开大学期间，张厉生无论学识还是见识上，都得到很大提高，但当时南开同学多为富家子弟，张厉生虽然成绩特别优秀，但衣履寒伧，受尽歧视。
这段期间，张厉生感到自尊、人格受到伤害，以致一生难以忘怀，后来每当和人谈起南开经历，他都愤慨不已。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张厉生在对南开校长张伯苓衷心敬仰的同时，对他所办的教育事业，一直认为尚有商榷之处。
也是在南开读书期间，张厉生经人介绍结识了知名学者、资产阶级革命家吴稚晖，对吴稚晖的学识、见识崇拜不已。
当时吴稚晖在唐山路矿学校执教，张厉生经常登门拜访，向吴稚晖请教问题，深受吴稚晖影响。吴稚晖竭力倡导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并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受其影响，张厉生未等在南开学校毕业，便到北京朝阳学院法律专修科预备班学习欧洲史和法语，希望能够留法勤工俭学。
也正是在留法期间，张厉生拉开了他一生极端反共的序幕……
2.拉开反共的序幕
1920年，张厉生在亲友的资助下，怀着激动的心情，同天津一批青年从上海乘坐轮船远赴法国留学。
途中，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就在轮船抵达西贡时，张厉生突然提出放弃留学回国。
原来，张厉生乘坐的轮船，一路上不断遭遇风浪，张厉生被颠簸得呕吐不止，实在忍无可忍，便在轮船停靠西贡时对同行的同学说：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决定放弃此次留学机会，我们就此别过吧。”
同行的同学立即劝阻张厉生，劝他不要半途而废，坚持几日，便可大功告成。在众人的阻拦下，张厉生最后放弃了这个错误的决定，与大家一起继续西行。
这年年底，张厉生抵达马赛，次年初来到巴黎，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
张厉生先入迪埃朴学院和默伦学院补习法文以及报考大学的课程，于1922年秋考入巴黎大学，专攻社会学，兼修社会经济、政治经济等课程。
1923年，张厉生经李石曾等人介绍，在巴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当时，适逢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初，周恩来、李富春等80多名旅欧的中共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旅欧国民党组织。
1924年，国民党巴黎分会成立，张厉生和周恩来当选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李富春当选监察委员。
张厉生虽和周恩来是同学，但他反对国共合作，尤其看到旅欧学生领导权基本落入共产党人手中，更是心怀不满，称共产党是“靠着国民党帮他革命，大功告成，就要鹊巢鸠占，杀孙中山来祭红旗”。
张厉生召集国民党右派分子，对抗周恩来、李富春、王京歧等共产党人。在革命主张、宣传口径以及对旅欧学生领导权等问题上，双方发生争执，斗争愈演愈烈。
后来，周恩来、李富春回国，王京歧仍留在巴黎，便发表文章攻击张厉生，并召开驻法总支部大会，以张厉生大肆宣传反共言论，破坏国共合作为名，开除张厉生国民党党籍。
失去了国民党党籍，导致张厉生1925年夏回国后，一时不能参加国民革命，因而默默无闻了一段时期。这段时间，张厉生在上海大学任主任教授，并在此期间，结识了陈果夫，其反共思想观点与陈果夫一致，因而受到陈果夫的赏识。
陈果夫与蒋介石关系匪浅，其二叔陈其美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对蒋介石有提携之恩，因此蒋介石对陈果夫特别关照和倚重。能得到陈果夫的赏识，等于为张厉生以后的政治生涯打，开了一扇成功之门。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7年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张厉生随即来到武汉。但因武汉国民党左派实力强盛，张厉生始终坚持反共立场，在这里自然寻不到用武之地。得不到重用，张厉生苦闷不已，只能韬光养晦等待机会。
不久，张厉生离开武汉，参加了国民革命军，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军政治部主任，随军参战。不久又应杭州市长邵元冲之邀，前往杭州任市政府主任秘书。
“四一二”清党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由于张厉生在法国巴黎有反共经历，邵元冲又特地致信陈果夫，举荐张厉生。而陈果夫原本欣赏张厉生，于是，张厉生旋赴南京，就任市党部监察委员。
1928年3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备司令的陈诚，邀请张厉生出任其司令部秘书。张厉生和陈诚志趣相投，两人从此建立起深厚友谊。不久，张厉生又担任了南京市党部指导委员。
3.受青睐的单身汉
蒋介石开展“清党”后，张厉生即获重任，这一时期，他不仅事业上如鱼得水，婚姻也获得丰收。
说起张厉生的姻缘，颇具戏剧色彩，竟是源于租房。
当时，南京人口还比较少，很多人家都有多余的房屋，便在通衢要道、街头巷尾，以及电线杆上张贴“招租帖”。
“招租帖”除需写明出租房屋所处地理位置和结构，通常还会附加一项重要条件，就是：“无眷不租”。即单身汉，不予出租，哪怕付双倍租金，也不予考虑。原因是一般人家中，都会有年轻未出阁少女或年轻少妇，若把房屋租单身汉，怕会招惹是非，引来些不清不白的丑闻。
因此，一般单身汉不易租房，张厉生却是个例外。
当时，张厉生刚到南京任职，正想要寻一个住处，由于他秉性诚朴，为人谦恭，工作更是兢兢业业，颇得上级器重，也博得了南京政府总视察班叔文的赏识。
班叔文听说张厉生正在寻找房源，便爽快地说：
“我家在绣花巷，家里人少，你若愿意，就来我这里住吧。”
班叔文家中人口确实不多，其父早年去世，膝下只有二子二女，其中次子班镇中任教育部秘书兼杭立武次长助理，长女班素芳早适，次女班一士待字闺中，因此班家空余房屋倒是不少。
像张厉生这样尚未婚娶的单身汉，是南京房客里最不受欢迎的，张厉生自己也知道，因此颇感不好意思，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班叔文看出张厉生的顾虑，爽朗道：
“你这样优秀的房客，我上哪儿找去，不要多想了，赶紧收拾东西过来吧。”
于是，张厉生再三感谢，入住班家，终于在南京有了个落脚之处。
张厉生来到班家后，立即博得班叔文母亲的好感。
由于他每月工资收入有限，总要拿出相当一部分购买书籍，在衣着上只能凑合一下了事。班母见张厉生生活简朴，勤奋好学，经常在家人面前夸赞张厉生：
“张先生少年老成，不尚浮华，像这样留洋生，又当上了官的人，是不可多得的呀！”
之后又感慨道：
“张先生是外乡人，在南京无亲无故，怪可怜的……”
班母曾指定一个女佣为张厉生整理房间，有一次女佣在收拾张厉生的书桌时，不小心碰倒墨瓶，一大瓶墨汁便倾洒出来，弄污了张厉生十几本宝贵的线装书。
女佣一下子慌了，手忙脚乱中，将被墨水污染的线装书放到床上，结果张厉生的床单也被墨水污染，甚至还溅到张厉生的衣服上。
班母恰好路过，见状将女佣训斥一番。就在这时，张厉生回来了，见到班母忙颔首问安，班母不好意思地指着被污染的十几本线装书说：
“你瞧，她（指女佣）太不小心，把你宝贵的书弄脏了，这可怎么办好？”
“没事，没事。”
张厉生愣了一下，赶紧说。见班母愧疚，女佣吓得直掉眼泪，又补充道：
“那都是没有用的旧书，正准备处理掉。”
班母听后如释重负，又见张厉生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这才对吓得哆哆嗦嗦的女佣说：
“好了，快收拾吧，以后小心点。”
从此，班母更加喜欢张厉生，班家佣人也更加敬重他。
4.送上门的好姻缘
班母平时没事，便和家人以及佣人聊天，经常聊起张厉生这个讨人喜欢的房客。她想到孙女班一士尚待字闺中，便萌生了一个想法。一天，班母把班一士叫到跟前说：
“你瞧，张先生这人多好哪！把他心爱的书弄成那样，一句不高兴的话都没讲，反而劝慰女佣不要急呢！”
不待班一士作答，班母立即换上征询口气说：
“以后整理张先生房间时，你不妨去看着，一方面避免再出差错，另一方面，你不也喜欢读书吗，张先生那里的书可不少。”
班一士毕业于女子师范，非常喜欢中国古典小说，听后便点头答应。以后，班一士便趁张厉生上班时间，进屋协同女佣把凌乱的书籍、稿纸分类堆放整齐，细心的班一士还找来两只花瓶，在里面插上几朵鲜花，使张厉生的房间一下子鲜活不少。
张厉生每天归来，便见室内拾掇得有条不紊，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尤其看到每日更换的鲜花，心中便生出几分狐疑。
有一天，张厉生在上午上班时间，突然回来拿一份文件，一进屋就看到班一士正坐在拾掇得整整齐齐的书桌前研读书籍，立即恍然大悟。原来他的房间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都是班一士的功劳。张厉生既感激又歉疚地说：
“真对不起，麻烦您了，谢谢二小姐。”
班一士正沉浸书中，听到张厉生的声音，吓了一跳，赶紧合上书，站起身，有些手足无措地说：
“不谢，没什么。”
班一士微微颔首便要退出，接着她又想到什么，停下脚步说：
“我该谢谢您，书很好看。”
此后，张厉生和班一士便经常碰面。
张厉生知道班一士喜欢古典小说和中外名著，便专挑这类书放在桌上，并时常更换。班一士每次到张厉生房中看到自己喜欢读的书，心中便感到一阵暖意。
两人就在这你来我往中，感情与日俱增。
班母将此看在眼中，心中喜不胜收，待张厉生和班一士感情日笃，班母便抓住时机，向张厉生提亲。张厉生对班一士这位勤劳善良的姑娘早已倾心不已，当即一口答应。
1930年，由陈立夫证婚，张厉生和班一士举行了婚礼。
这一段因租房意外结下的姻缘，在南京一时间传为佳话。
张厉生和班一士婚后十分恩爱，1931年便生得一子，因为头大，被大家戏呼为“大头”，乳名“小羊”。
二、经营党务，进入中枢
1.CC系的重要成员
张厉生出任南京市党部指导委员后，开始与陈果夫、陈立夫频繁接触，为日后成为CC系核心大将打下了基础。
提到CC系，是有一段历史由来的。
早在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陈果夫苦心经营的派系势力被当权派系之一的西山会议派铲除。
为发展拥蒋势力，拥护蒋介石重新上台，陈果夫与其胞弟陈立夫、戴季陶等人在上海滩组建了“中央俱乐部”，在南京四牌楼成立了中央党务学校，由蒋介石挂名任校长，陈果夫任总务处主任，戴季陶为教务处主任、教育长。
中央党务学校从此成为CC系起家的基础和大本营。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但特委会实际为桂系与西山会议派所控制。
为打压桂系及西山会议派势力，配合蒋介石复出，陈果夫组织党务学校师生，在政治上予以配合，最终击垮西山会议派，为蒋介石复职立下汗马功劳。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陈果夫掌管组织部，并立即着手进行继“四·一二”之后的进一步清党，从中央到地方进行大清洗，除在组织部内安插亲信外，又以选派各地党务指导委员的方式，将其势力渗透到各省市党部及国民党的最基层组织，为将国民党变为清一色的蒋家党奠定了基础。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张厉生作为大会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蒋介石宣称“过去数年党之一切理论、法令、规章，为共产党之反动思想所搀混”，毅然将中共人士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开除出党。
之后，在陈氏兄弟的控制下，陈氏兄弟及其大量亲信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陈果夫、陈立夫、曾养甫等人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同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张道藩、程天放、余井塘等人当选候补执行委员。
中央党部内，蒋介石任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代理部长，陈立夫则由组织部调查科长跃居中央党部秘书长。
张厉生一贯反共，在大会上对蒋介石的发言举双手赞同，表示由衷的拥护，并极力宣传。
蒋介石和陈果夫对张厉生的表现都很赞赏，会后，陈果夫便找张厉生谈话，邀请他出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从此张厉生成为CC系重要成员之一。
关于“CC”的由来，历来有两种说法，其一，“中央俱乐部”英文译名为“CentralClub”，简称为“CC”；其二，陈字的汉语拼音以“C”字打头，故以CC代表二陈，以陈氏兄弟为首的派系便称为了CC系。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不久，陈果夫正式出任组织部长，蒋介石将党务方面全权交给了陈氏兄弟，“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就此形成。而张厉生作为“陈家党”里重要一员，也开始了他一生的辉煌时代。
2.国民党的三陈派
CC系内部有大江浙、浙江大的说法，由于陈氏兄弟为浙江人，CC系高干也多为浙江人，而张厉生作为唯一的河北籍人士，能够在CC系中脱颖而出，与他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密不可分。
1933年元旦，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陈果夫和陈立夫、张厉生等人，成立了两个小组织，一为“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
这两个小组织，以“青白团”为核心，“同志会”为外围，构成CC系的实体组织。
在“同志会”中，陈氏兄弟分别任正、副干事长，张厉生则为五大常务干事之一。
“同志会”的发展对象，最初是以国民党中上级党务工作人员为主，慢慢扩展至文化教育人员，同时还吸收了不少其他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数为国民党党员，非党员也可以入会，但需要由两个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介绍，经中央组织部汇集列名提交中央常委会通过，特许直接入党，而补行人党手续。
“同志会”章程中很重要的一点为：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惟一领袖，同时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同志会”的一系列活动，也是围绕这一内容展开的。
他们非常重视吸取国际法西斯运动的经验，特派张冲、罗学濂、张北海等人到意大利、德国等法西斯国家取经，从这些国家的组织技术到活动方式，政权运用到统治政策，进行全面了解，并书写了长达20万字的报告书。
同时，陈氏兄弟还派中央干事到各省市秘密组织分会及作为外围的青年组织，张厉生负责华北的组织工作。这一期间，他和部下胡梦华，在平津地区为CC系建立了一个外围组织——青年学生组织“诚社”，为CC系立下大功。
说起筹建“诚社”，胡梦华曾在后来的回忆中，道出张厉生的动机。
那是一个秋天的中午，张厉生电话通知胡梦华到撷英番菜馆吃饭。胡梦华来到菜馆，见这里已聚集了十多个人，其中有天津市党部书记长、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还有八名学生。张厉生见胡梦华来了，招呼上菜，众人边吃边谈，议论的主题就是平津两地的合作，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到了这一年冬天，胡梦华估计“诚社”在平津地区已发展到两三百人的规模，成立了三四十个小组，尤其是发现成员中大多数是北方人，主要是河北人，他感到张厉生是在CC系内部扩展北方党务，以地缘概念滚动个人雪球。
令胡梦华感到疑惑的还有“诚社”这个名字，张厉生曾亲口对他说：
“‘诚社’取之‘修辞立其诚’的古训。”
而陈诚号辞修，两者意蕴相近，这不仅引来胡梦华的揣测，外人也有很多以为“诚社”与陈诚有关。对此，胡梦华特地问过张厉生，张厉生却顾左右而言他，只说：
“其实我认识辞修更早一些。”
说的是认识陈诚比陈果夫要早。张厉生还说：
“1928年，辞修在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当警卫司令时，我就是他的秘书。眼下，辞修一鹤冲天，前程无可限量，说不准就是领袖的继承人！”
可见，张厉生对陈诚不比对陈氏兄弟差。也正因如此，曾有人说：
“张厉生是国民党里的三陈派。”
但无论“诚社”是否真与陈诚有关，张厉生都因此为CC系立下大功。
张厉生在华北收买了《人民评论》杂志，又创办《有诚》杂志，作为“诚社”的喉舌，宣传反共言论。还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华北与河北分会等，作为笼络知识分子和控制舆论的工具。
在陈氏兄弟以及张厉生等人的努力下，CC系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3.唯蒋氏之命是从
张厉生为陈氏兄弟效力，又与陈诚交好，但他始终奉蒋介石为唯一领袖，对其唯命是从，这成为他一生官运不衰的秘诀。
1931年11月，宁粤对立刚刚解除，宁方和粤方以及汪精卫派，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同产生一个统一的中央。
张厉生参加宁方的大会，并任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党务组成员。会上，中央组织部改为中央组织委员会，陈立夫继陈果夫出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厉生被选为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以及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
次年初，张厉生被派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党政委员会的党务处长，负责军部党务，协助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他先后主持制定了《自新悔过条例》和《剿匪区内屯田条例》等，以配合军事上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和对“战果”的巩固，其优异的表现，深得蒋介石的赞赏。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军队占领了东三省后，开始觊觎华北。国内各派势力在华北频繁活动，共产党的力量在华北也有所发展，而北方军阀均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使华北局势变得十分复杂。
为了加强对华北的控制，蒋介石于1932年10月委任张厉生为委员长行营驻北平军事代表，“同时受命整理河北、平津及平汉、北宁各铁路党务”，并兼任河北省政法委员会和建设厅厅长，驻节北平，一跃成为国民党在华北的党政要员。
当时，张厉生31岁，已节制一方，可谓锐不可当。
但张厉生面对的工作却颇为棘手。由于国民党在平津、冀察一带势力极弱，他要开展工作，难度很大。于是，张厉生便以蒋介石驻节北平军事代表的身份，往来于华北各军阀之间。
他首先与华北各军阀派系的军事长官取得联系，从中周旋、协调关系，并最终促使孙连仲、商震、宋哲元、秦德纯、庞炳勋、高桂滋等非蒋介石嫡系将领签订“军人公约”，—致表示“拥护中央，服从领袖”，承认并拥护蒋介石是全国惟一领袖。
此举为蒋介石统—华北军事力量立下汗马功劳，张厉生因此更得蒋介石的信任。
张厉生不仅能够帮助蒋介石拉拢非嫡系势力，对于分化瓦解蒋介石的敌对势力，也颇有办法。
1933年，冯玉祥同方振武、吉鸿昌等人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为了对抗冯玉祥等人，张厉生在他所办的《人民评论》等报刊上大造舆论，攻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同时暗中拉拢庞炳勋等部，攻打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应该说，抗日同盟军很快走向失败，张厉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张厉生还以华北党务特派员身份，到处活动，极力加强对华北各级国民党组织的控制。
为此，张厉生组织了华北12个省、市、路（即国民党冀、察、平、津、平绥、北宁六省、市和从东北流亡在北平的辽、吉、黑、热四省党部以及不容于阎锡山的晋、绥两省党部）的双周集会，定期将这些党部的主要成员召集起来，大家一起讨论发展和巩固党组织的办法，以及排挤汪精卫派、胡汉民派等反蒋势力的措施。
通过这些活动，张厉生最终基本同化或消灭了汪派、胡派在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小组织，使得华北12省、市、路党部彻底归于蒋介石的麾下。
4.转入陈诚营帐中
张厉生对蒋介石唯命是从，积极追随陈果夫、陈立夫，凭借工作中的突出表现，深受蒋介石器重，也逐渐成为陈氏兄弟的得力心腹干将。由于陈氏兄弟长期把持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张厉生也因此升迁迅速。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张厉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辞去在华北的本兼各职。
此前，中央组织部长为陈立夫，但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以后，陈立夫不留任中央组织部长已成定局。至于由谁来接替此职，蒋介石让陈果夫举荐。
陈果夫斟酌再三，递上签呈，名单上的顺序为：徐恩曾、张厉生、叶秀峰。
在陈果夫心中最佳的安排就是，由徐恩曾接任组织部长，张厉生任副手。如此一来，既可肥水不流外人田，又可敷衍于右任“让北方人干干”的呼吁。万一蒋介石不同意，便可退而求其次，由叶秀峰继任部长。
然而，陈果夫的签呈递交上去不久，设在瞻园路的中统特工总部沉不住气了，仿照北洋旧臣劝进的模样，结队来到蒋介石官邸请愿，叫着嚷着要为徐、叶加油，蒋介石见状火冒三丈，怒道：
“这算什么？是要挟于我吗？”
恰巧陈诚正在蒋介石官邸，见此情形心中暗喜，表面装作气愤的模样，指责徐、叶行为不端，鼓动手下滋事。同时，又为张厉生说了不少好话。
蒋介石本就器重张厉生，尤其是张厉生虽是陈氏兄弟的得力手下，但一直只奉自己为唯一领袖，惟命是从，选择张厉生，便可以其牵制陈氏兄弟，于是，大笔一挥，圈定了一个出乎陈氏兄弟意料的名单，即张厉生继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另拟谷正纲辅之，徐、叶则双双出局。
1936年2月，张厉生走马上任，主管全国党务。他深知这一要职责任重大，尤其这一任命使他与陈氏兄弟原本和谐的关系产生诸多嫌隙，而陈氏兄弟把握中央党务多年，其势力渗透到国民党各级党务部门，因此处处谨慎，以缓和维持与陈氏兄弟的关系。
陈果夫担心张厉生“另起炉灶”，在布置新班底时，特意推荐亲信骆美奂为该部主任秘书，想要让他掌握该部内政大权。
张厉生奉蒋介石之命出任组织部长，就是要制约陈氏兄弟的力量，怎么可能答应陈果夫的推荐，结果只让骆美奂出任秘书，自动舍去“主任”二字。
接下来，张厉生不动声色地清理组织部内部，对原CC系的班底进行部分调换，先将附设在组织部内的“同志会”中央干事会书记处推出去，搬到南京水西门雀八巷该书记长洪兰友的家中。随后，又将设在瞻园路的中统特工总部划走，使徐恩曾“独立自娱”。
而腾出来的位置，张厉生陆续安插上自己的亲信随从，以及陈诚推荐过来的黄埔中人。
此间，张厉生还起草制定了《中华民国国民大会组织大纲》，首次规定国大代表按比例分别由各地区和各行业两条路径产生。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厉生兼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秘书长。蒋介石以集中全力指挥作战为由，裁并中央机构，设立中央大本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并入大本营六部，陈立夫、张厉生分别任正、副部长。
但不久之后，蒋介石即撤销大本营恢复军事委员会建制，六部划归军委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并邀请张厉生出任政治部秘书长，张厉生自然求之不得。
但对此安排，陈氏兄弟极为不满，认为张厉生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身份充当陈诚的幕僚，实在有失体统，因此百般劝阻。
但张厉生却像一支离弦的箭，任陈氏兄弟如何挽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毅然前往陈诚身边，从此脱离了CC系。
三、败逃台湾，与陈诚共进退
1.最后的挣扎
张厉生脱离CC系、投入陈诚麾下后仅半年，便在陈诚的提议下，升任政治部副部长。当时，正值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中共宣言拥护国民政府之时，与张厉生同任政治部副部长的便是周恩来。
两个昔日的同学、政敌，再度走到一起。
这一时期，张厉生与共产党人周恩来、郭沫若等人，态度友好地合作共事，直到1940年陈诚调职，张厉生也随之离开了政治部。
之后，张厉生出任了由蒋介石主持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该会是蒋介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支持长期抗战，改革政治风气而设置的，倡导设计、执行、考核的行政三联制。
而张厉生的工作，便是推行此新制，他以一贯的一丝不苟地态度努力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政绩斐然，深得蒋介石的赞许。
1942年12月上旬，张厉生又受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之邀，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兼任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
这成为张厉生担任行政重任的开端。
当时，蒋介石亲任行政院院长，张厉生因此成为蒋介石的首席幕僚，直接参与政府行政工作。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认真严谨地处理行政院的日常政务工作，起草文牍有条有理，发言讲话提纲挈领，他还发起两周一次的各部次长会议，检查行政院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讨论、处理各部门行政事务各方面的公共问题。
1944年，张厉生奉命研究与拟定收复台湾的政治准备工作要点，由国防部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补充后，经核定付诸实施。
该年年底，行政院改组，此后宋子文和张群先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厉生连续出任两阁内政部部长，主管内政部长达4年。在张群接任行政院长时，各部均有变动，只有张厉生仍任内政部长，一直到1948年5月新宪法公布。
张厉生主管内政部4年中，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制度，制定和颁布《省县自治通则》和《市自治通则》。并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于抗战胜利后负责安排沦陷区各省地方政府主要人员的任职，并主持重新划定了抗战胜利后全国各省市县的区域疆界。
他还主持完成了修订人口法令，改善人口调查登记制度，彻底统一调查登记法规，划清事权，简化办理程序，督促各省市县普遍实施户籍登记。同时筹划全国人口普查，草拟了人口普查法规，担负全国人口普查的准备工作，成立人口普查局。
但由于内战的原因，全国人口普查未能实施。到1956年9月台湾地区人口普查，就是以张厉生此时拟定的方案为依据的。
除了一般性的工作，这一时期，张厉生还兼任了国民党全国选举总事务所主任委员，成为“国民大会”直接操办者。其中，国民政府立委、监委的“选举”，以“制宪”和“行宪”为名的两届“国大”代表的“选举”，皆出自张厉生之手。
1946年5月5日，第一届国民大会，即“制宪国大”顺利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但当时正值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且“制宪国大”涉及权力利益再分配，因此“合作”的各党派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使选举困难重重。
张厉生作为主持选举事宜的内政部部长，成为各派势力发泄不满和攻击的对象，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张厉生顶住一切压力，秉承蒋介石旨意，最终使各项选举如期完成。
于是，1948年2月至5月，“行宪国大”得以如期召开，蒋介石如愿以偿地登上总统宝座，随即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张厉生则以筹办“国大”有功，于5月24日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同时辞去了内政部部长之职。
然而，此时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统区物价飞涨。该年8月，国民政府又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令民众将金银、外币乃至珠宝首饰交出换成金圆券，并宣布实行“限制物价”政策，强行规定将物价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期冀以此挽回国统区经济濒临崩溃的现状。
国民政府把全国划为上海、天津、广州三大经济管制区，张厉生以行政院副院长兼任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被派往天津、北平，全权负责华北地区“币制改革”、“限制物价”、收兑外币等财政措施的推行。
除负责经济督导外，张厉生还掌管党政警大权，在天津整顿囤积、拘捕财头。
起初，币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很快，形势便发生逆转。加上解放军将发动平津战役，华北的国民党人颇有末日来临之感，人心惶惶，致使天津的币制改革最终草草收场，限价政策也在通货日益膨胀的冲击下宣告全面破产。
11月26日，翁文颢内阁引咎辞职，张厉生也随之请辞。12月孙科继任行政院长时，张厉生只是挂名为行政院政务委员。
而此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也行将崩溃。眼见国民党败局已定，国民党达官要员纷纷举家南迁，张厉生也随波逐流，着手南迁。但因手头困难，他竟拿不出足够钱财进行迁徙，只好求助亲友，借钱准备全家迁徙，其清正廉洁可见一斑。
张厉生对蒋介石，对国民党忠心耿耿，没有过早的躲入台湾。
1949年元月下旬，蒋介石在桂系逼迫下，宣告“引退”，张厉生表示，“与总统共进退”，同时辞去了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职务。
后来，行政院迁到广州办公，总统府仍留在南京，张厉生就以国民党执行委员的身份奔走于广州、南京、台湾等地，一直到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全面崩溃之时，张厉生才于1949年8月泪别大陆，举家迁往台湾……
2.辅佐陈辞修
张厉生来到台湾后，便被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陈诚，邀请出任“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主任委员，研议在中央政府的《省县自治通则》颁布以前，先期实行地方自治的各项方案。
张厉生不负陈诚期望，以其任内政部长4年的工作经验，4个月便完成了《台湾省地方自治实施纲要》的基本法规，和相关调整县市行政区域及县市议员选举罢免法等若干种法规，并开始在台湾省各市县试行，做全面实施的准备工作。
地方自治是台湾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所实行的最富有积极意义的政治措施之一。
这项措施，不仅缓解了岛内的社会矛盾，巩固和扩大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同时较大程度地改善了台湾地方政府为民办事的诚意，为台湾政治上的反对派开辟了一条参政的通道。
事实上，在国民党败退台湾的50多年里，一次次的地方选举，像长江后浪推前浪，把一批批反对派人士推上政坛，这对于台湾民主力量的形成，乃至政治民主化取向的确立，都发生了潜移默化且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
而在这中间，张厉生的贡献不可忽视。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恢复“总统”职权后，随即提名陈诚任“行政院长”，在送“立法院”的咨文中称：陈诚“去岁受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政府主席，对于整军御敌、政治经济诸项措施，尤多建树，深为台湾人民所爱戴。现值巩固台湾，策划反攻大陆之际，陈君扬历中外，文武兼资，对于剿匪戡乱，深具坚定信心，出任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
陈诚的“行政院长”一职，可以说是就任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台湾形势十分危机，在陈诚向“立法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
军事方面，大陆上仅存西昌一个据点，解放军随时可能渡海作战；
政治方面，自“中央政府”迁台以来，“部署未定，全社会人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
财政经济方面，“因大陆尽失，收入锐减，军民集中台湾，消费增加，负担加重，无论财政经济均潜伏着极严重的危机”。
在这样的危机下，陈诚邀请张厉生出任行政院副院长，辅佐他开展工作。随后，陈诚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张厉生也作出了大量工作。
他们首先从政治思想宣导入手，提倡“精神力量”的重要性，而这种精神力量，“就是自立自强的意志与自力更生的信念”；同时提高行政机构办事效率；加强台湾守备；预防和抵制共产党的“渗透”活动；大力建设台湾经济等等。
由于台湾正处于兵荒马乱之中，百废待兴之际，整顿农业是当务之急。而要整顿农业，就必须改革土地制度，以降低农民沉重的地租负担，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于是，陈诚很快便在施政方针中拟定“三七五减租”办法，很快，行政院便正式颁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规定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37.5％，超过的要降下来，不及者不得增加。
而张厉生在行政院副院长的4年任期内，主要便是辅助陈诚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并加强“地方自治工作”，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经济发展计划，以求得政治、经济、思想的稳定，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
张厉生除帮助陈诚制定了《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还先后制定了《台湾省放领公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和《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新台币发行办法》等文件。
张厉生以他一贯稳健的工作作风，奔走地方，解说改革，询问乡亲，使各项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而张厉生为“党国奔劳”的尽心尽力，和陈诚的默契配合，使之更得陈诚和蒋介石的器重。
3.对日散余热
赴台后，张厉生一直与陈诚同进退。
1954年，蒋介石再次当选“总统”，陈诚当选“副总统”，并于5月底宣誓就职，同时辞去了行政院院长的一职，该职务由俞鸿钧继任，张厉生又一次随之离职。
1957年7月陈诚出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个邀请张厉生担任委员，但张厉生却例外地没有到任。
同年10月，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蒋介石任命张厉生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此时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改造已基本完成，起用了大批新人出任要职，但仍把中常会秘书长之职托付给张厉生，可见张厉生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
在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位置上，张厉生一干就是5年。此间，他坚决反共的立场没有丝毫动摇；并为清洗CC系树敌颇多。
1959年3月，张厉生受陈诚之命出任台湾“驻日本国大使”。陈诚此举，便是让张厉生躲开各方攻击，到日本避避风头，同时更希望他能在这个岗位上做出成绩，为自己增光。
当时，台湾和亚洲地区的日本、南朝鲜、新加坡、菲律宾等国都有“外交关系”，而日本对蒋介石政府的影响最大，是台湾引进外资发展进出口贸易和重工业的经济生命线。张厉生受命于此，深感责任重大，到任后频繁活动，拉拢日本政界和民间人士，合力鼓吹“反共复国”的思想，为蒋介石政府拉拢日本政界右翼势力奔走效力，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共活动。
当时的日本首相是岸信介，他一贯奉行亲美、亲台政策，曾宣称日本外交方针是“尊重中华民国的意见”、“不承认中共政权”，公然鼓励蒋介石“反攻大陆”。与此同时，千方百计阻挠中日民间贸易往来。
对张厉生来说，岸信介对他创造了一个完成使命的极好环境。然而，好景不长，岸信介便于1960年7月，因修订“日美安全条约”，在一片反对声中下台。
此时，张厉生刚摸清点日本各界情况，对日“外交”工作还没来得及开展，追随美国反对中国的岸信介内阁便下了台，这对张厉生以及台湾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随后出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说：
“关于对中共政策，没有必要一定和美国采取同样态度，我在六七年前已经说过，要同中共友好相处……”
十天后，由刘宁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为出席反对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访问了日本。接着，岸信介内阁末期终止访问的几个中方代表团也相继恢复访日。
与此同时，日本企业界等纷纷表示承认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中、日民间贸易交往逐渐恢复。
对于池田勇人的行为和态度，蒋介石非常恼火，他指示张厉生，让他威胁池田，如果日本以延期付款的方式向中共出口化肥，台湾将停止日货进口。
此时张厉生阵脚已乱，但还是顶住巨大压力，又是“抗议”，又是游说，加上美国和日本亲台势力的攻击，池田勇人的态度开始发生动摇，声称“台湾和韩国也不同意化肥的延期付款”。
池田勇人态度的变化使张厉生与蒋介石都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等人劝池田勇人遵守对周恩来的诺言，结果刚刚动摇的池田勇人重新坚定决心。
蒋介石闻讯，再令张厉生向池田勇人继续施加压力。但此次却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4.败给共产党
1962年9月，热心于中日关系的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应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邀请，第二次访问北京，并在双方会谈中就以渐进的积累方式发展两国政治、经济关系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接着，曾任日本内阁通产大臣的高崎达之助率大型代表团访华，与廖承志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并达成1963——1967年的五年贸易协定。1963年8月，日本内阁通过贷款方式将价值2000万美元的维尼龙厂设备供应给大陆。
消息传来，蒋介石惊怒交加。他对身边人说：
“这笔买卖规模大，高达2000万美元；条件优惠，竟然使用日本国家金融机构担保，立即付款部分仅为500万余元，其余1500万美元分五年分付，年息为6分，不但可被看作超越民间贸易范围的一种‘经济援助’，而且维尼龙颇有军事价值，此举也可看作是一种军事援助。”
更让蒋介石愤怒的是，9月16日，池田勇人在招待美国赫斯特报总编辑时，竟公开直言：
“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依据，近乎幻想。”
尽快蒋介石以及张厉生心中明白此言是正确的，但由日本首相在公开场合说出，则是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一种蔑视。
此后日本民间以种种形式和大陆的交涉日趋广泛和频繁，这些事情都表明了台湾对日“外交”的失败，令蒋介石和张厉生都万分沮丧。
1963年10月8日，蒋介石突然接到张厉生一封电报，电文为：
“台北外交部：（一）大陆访日油压机械代表团团长周鸿庆，于10月7日晨借词散步，逃出旅馆（皇宫大饭店），乘车拟赴我使馆，但因路途不明，转道逃经苏联驻日大使馆要求庇护。日外务省以该员超过居留期限，违反日本出入国管理法为由，向苏联驻日大使馆要求引渡。俄方一度拒绝，但至当晚终表示同意，10月8日晨，将访员移交东京警视厅麻木警察署，现在该署扣押中。（二）周原籍山东，现年44岁，此次来日，系担任译员工作，随该团曾赴大阪、名古屋、福冈、神奈川等地考察，原定10月7日离日，该员即在起程前乘隙逃出。（三）本馆除嘱山东同乡会馈以果品，对记者要求面会，并向外务省正式要求外，谨先报称鉴察。”
蒋介石阅后，立即回复，令张厉生与日方加紧交涉。
张厉生奉命立即与日方交涉，同时与大陆驻日机构展开交涉和斗争，直到1964年1月9日，日方宣布将周鸿庆强制送回大陆。
这一消息对蒋介石和台湾政府来讲，如同晴天霹雳，蒋介石当即命令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
“日本政府媚共亲匪的态度，破坏了中日友谊，今后可能产生之结果，日本政府应负完全责任。”
蒋介石一怒之下，于9月21日召回了张厉生，扬言要与日本断交。
张厉生从日本返回台北后，一再检讨，但仍然受到台湾各方的猛烈抨击，蒋介石也把日本同台湾的疏远归咎于张厉生的“工作不力”，从此便不再任用。
原本到日本是躲避风头，以为能够为台湾政府立功，不想结果全然相反，张厉生不仅愧对蒋介石，也感到有负陈诚厚望。
偏偏就在此时，陈诚的肝病突然恶化，整日腹泻不止，体重骤减。经台、美名医会诊，于10月下旬为陈诚作了“肝穿刺”，化验结果表明，陈诚所患为肝癌。这是现代医学技术对陈诚的健康作出的“终审判决”。
张厉生得知此讯，心痛不已。
年底，陈诚因病情恶化自请辞职，最终于1965年3月5日7时零5分，最后停止了呼吸。
追悼会上，张厉生抚棺大恸，为“辞公”哭，也为自己哭。
陈诚去世之后，张厉生便赋闲在家，颐养天年。虽日后每届国民党代表大会仍都会选他为“中央评议委员”，但也只是有名无实，张厉生心情黯淡，身体也每况愈下。
5.清贫的晚年
张厉生从政多年，一直身居高位，他几十年如一日，一心埋头于“党国事业”，低调做人，严于自律，好学慎行，清廉耿介，淡泊名利，既没置办什么家产，也没多少积蓄，以致退休之后生活十分清贫。
张厉生到台之初，这种窘迫便显露出来，他因无钱购置私房，便一直住在公家分配的房子里。
退休后，张厉生感到应该把公房交还公家，但因囊中羞涩，无钱另购房屋，只好作罢。实际上，购买一套房屋，仅需要张厉生在职时两个月的工薪，但就是这些钱，张厉生也没有攒下。
更加窘迫的是，张厉生晚年患心脏病，连医疗费也无从支付。
张厉生的亲友得知后，纷纷为他筹集医药费。但张厉生却不肯收，将这笔钱一一退还。好在张厉生有一位熟识的医师郭宗焕，得以大部分免费治疗。但后期转送公立医院，用药开支仍需要求助亲友。
对于张厉生的这种情况，一篇由王玉宾署名，题为《我所认识的张厉生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先生回国后，不愿再住公家宿舍，曾托耿幼麟兄弟，在永和镇买一栋房屋，以便将和平东路宿舍，交还公家。幼麟兄告诉他，可住的房屋，都在20万元以上。他无此力量，终其生没有住到他自己所有的房子，这也是他一项遗憾。”
而张敬原也在《追思张厉生先生》一文中道出张厉生晚年的清贫：
“往者不谈，在他逝世前几年，病中无力就医，全赖内科郭宗焕医师，以友谊关系，免费治疗，这自然是一种负欠。逝世前不久，一度很短时期转送公立医院，则是由亲友凑集有限款项，才能支付公保负担以外的医疗费用，这自然也是一种负欠。他自己更深的内疚，虽然是不经意的却出自内心歉意的表示，他负欠张夫人，且关怀她将来的生活……”
张厉生一生好学不倦，以研究社会科学与宋明理学为主，对曾国藩、胡林翼的为学和做人也极为注意研究和实践。他还在闲暇时间中精研了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但他的文章从来不肯轻易发表。
张厉生是一位风骨嶙峋的读书人，廉不言贫，为各方所熟知。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出了名孝子。
张厉生在家中排行老大，从小便十分听父母的话，并主动照顾弟弟妹妹。父亲去世后，家中只剩下母子四人相依为命。从此，张厉生对母亲更为孝敬，没事便和母亲聊聊天，为她擦身捶背。只要张厉生在家，每天晚上都会到母亲的房间，陪她说话直到她进入梦乡，才返回自己的房间休息。
张厉生经常说：“为人不孝敬老人禽兽不如，更谈不上爱国。”
1971午4月20日，张厉生怀着一腔爱国之心，在台北家中病逝，享年70岁。
历史评说
张厉生一生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极端反共，早在法国留学期间便大肆宣传反共理论，破坏国共合作，导致他回国后不能马上参加国民革命；“四一二”政变后，张厉生被陈果夫等人赏识，成为CC系重要成员之一。
在这一时期，张厉生所做突出贡献便是统—华北军事力量，为蒋介石拉拢非嫡系势力，分化瓦解反蒋势力，消灭或同化了汪清卫、胡汉民系统在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小组织，统一了华北党务；他组织的“诚社”，在“一二·九”运动中起到了极大的镇压作用。
由于政绩斐然，张厉生很快取代陈立夫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其平常出身进入国民党权力中枢，这是张厉生政治生涯的一大转折。而他以后起之辈取代“二陈”，令局外人颇多不解，也造成他与二陈的嫌隙。而这正是蒋介石的“制衡之术”使然。张厉生虽是“二陈”的心腹干将，并得益于“二陈”提拔，但其一直只奉蒋介石为唯一领袖，惟命是从，深得蒋介石宠信。故蒋介石想利用张厉生牵制“二陈”；其次，张厉生秉性诚朴，不尚浮华，又为人谦恭，勤奋敬业，此点亦得蒋介石赏识。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张厉生曾任政治部副部长，而政治部另一部长由他的老同学周恩来担任。此间，一贯反共的张厉生与共产党人周恩来、郭沫若等均能较好地合作共事。抗战胜利后，张厉生在内政部长任上，政绩斐然。他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制度，主持重新划定了抗战胜利后全国各省市县的区域疆界，主持完成了修订人口法令，改善人口调查登记制度等。
张厉生为蒋介石做出的另一突出贡献是，突破重重困难操办“国大”，使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总统。因此到台湾后，张厉生继续受到蒋介石重用，辅佐陈诚经营台湾，为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张厉生政治生涯的谢幕成为他人生的一大败笔，出任“驻日大使”后，日本与中国大陆建交与台湾疏远，本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蒋介石却归咎于张厉生“工作不力”，加之陈诚这座“靠山”去世，张厉生从此失去了翻身机会。
张厉生操守严谨，清廉耿介，淡泊名利，虽多年官高位显，却一生没有积蓄，以致晚年生活清苦。虽然一生反共，但其职业操守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