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三部
王世杰
“王世杰事件”有惊无险
作为留法高材生，王世杰创办武汉大学，功在千秋，从政后身居高位，影响决策中枢。奉命签订中苏、中美友好条约，招致非议。赴台后陷入“王世杰事件”，在凄凉北望中谢幕人生。
小档案
姓名字号：王世杰，字雪艇
籍贯：湖北崇阳
生卒年月：1891年3月10日——1981年4月21日，卒年90岁
毕业院校：法国巴黎大学
最高职务：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家世：
父亲——王为干，字步瀛，经商业屠，富甲乡里；原配甘氏，是邻村名门望族之女，不久早逝，续弦仍来自甘族
兄弟姐妹——五个哥哥，两个弟弟，两个姐姐
妻子——萧德华，生长女王雪华、次女王秋华，长子王纪武、次子王次五
简历
1891年——3月10日出生于湖北省崇阳县白霓桥镇回头岭村一个书香世家。
1895年——入私塾读书。
1903年——入武昌南路高等小学。
1913年——赴英国留学，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1917年——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研读法学。
1920年——任北大教授。
1921年——任北大法律系主任。
1926年——任汉口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
1927年——任首任立法委员，同时兼任法制局长、海口国际仲裁所裁判官。
1928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
1929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
1932年——任国民政府国难会议会员、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
1933年——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1934年——任海牙公断院公断员、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主任委员。
1935年——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
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秘书长。
1939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1941年——任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秘书长。
1943年——任中国访英团团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监察、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
1945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1946年——任国民政府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
1947年——任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
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任“总统府”秘书长。
1952年——任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
1958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1962年——任“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4年——任“中美科学合作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7年——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9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1970年——任“总统府”资政。
1981年——4月21日于台北逝世，卒年90岁。
一、创建武大，功在千秋
1.求学之路一帆风顺
王世杰出生于湖北省崇阳县白霓桥镇回头岭村一个书香世家，自幼聪敏好学，4岁入私塾，12岁到省城应童子试时，途径咸宁一商号，店里老板见他这么小的年纪敢去应考，便出对子考他。
老板的上联是：
“小孩子三元及第。”
王世杰想也不想就对上了下联“老大人四季发财。”在场观看的人听后无不称奇。
然而，王世杰没有通过此次考试，但他不久便考入武昌南路高等小学。
当时，湖北省城有五所新式学堂，东、西、南、北、中五路每路各设一所。这些学校招收学生年龄一般在11到14岁，学制四年，要求入学者能背诵一到两部经书，这对王世杰来说是小菜一碟。
不放心王世杰年纪这么小便前往陌生的地方，王世杰的母亲特地安排家里的会计先生陪王世杰一同前往武昌。白天，会计先生便在校门口摆花生摊，其余时间，则照顾王世杰的饮食起居。
王世杰在学校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如鱼得水，对学习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当时，学校开设课程主要有修身、读经、中文、算数、历史、地理、格物、绘画、体操等。王世杰因成绩突出，曾得到两广学政梁鼎芬的称赞。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湖广总督、广开新学的张之洞得知后，特地召见了王世杰，问道：
“你有何志向？”
王世杰立即作答：
“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避之，不去也。”
张之洞听后，满意地点点头，随即赐王世杰为举人。
1907年，王世杰以优异成绩从武昌南路高等小学毕业，之后考入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三年后又以优异成绩毕业，再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学系，其求学之路可谓一帆风顺。
北洋大学是天津大学的前身，为洋务派李鸿章所创，后来与王世杰同成为国民党委员的陈立夫也曾在北洋大学的采矿冶金系就读。
王世杰本想做一名出色的工程师来报效祖国，但是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时，王世杰毅然退学，星夜兼程赶赴武昌，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并担任了都督府秘书，曾参加守城战斗。
1912年，孙中山改同盟会为中国国民党，王世杰参与组建国民党湖北支部，后因湖北政要与袁世凯“同流合污”，王世杰愤而退出政府。
随后，王世杰与数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武汉创办出版了经济杂志，并于1913年参加了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王世杰心灰意冷，只身漂洋过海，远赴英国留学，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并担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
伦敦大学是韦伯夫妇在1895年创办，创立之使命在“促进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之研究与改进。”其教职员之聘请，学生之招收，不论抱有何种政见，不问任何宗教，不分男女性别，一视同仁，兼容并包。
政治经济学院由费边社著名社员贝维利支所创设，其以思想自由闻名于世，该学院的教师多半是著名学者，如韦伯夫妇、华莱士、霍布浩斯、罗素、可尔、皮古、凯恩斯以及后来当选英国首相的艾德礼。
由于院长贝维利支是费边社重要社员，伦敦大学便成为费边社的大本营。费边社是一个提倡改良主义的组织，王世杰在这里就读，思想自然深受其影响。
1917年，王世杰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又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直到1920年，完成博士论文《联邦宪法权限的分配》。
这一时期，王世杰经常给家乡亲人去信，除怀念母亲，还特别对家人亲友谆劝三事：
一、勿再为女儿缠足，已缠者早解放；
二、儿、女一样进家塾读书；
三、勿为儿女早订婚姻。
2.组建《现代评论》社
1919年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期间，王世杰与旅欧中国学生一起，围守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的寓所。王世杰代表旅欧中国学生，力陈拒绝合约签字的主张。
随后，王世杰任中国旅欧同学会代表，先后赴比利时、意大利出席国际联盟同志会。
留学期间，王世杰经常在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英法民主与政治制度，蜚声一时。
在同时代留学欧美的研究生里，后来基本都走上了两条道路：一条从政；一条治学。而王世杰兼而有之。
取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后，王世杰便返回祖国，来到北京，与李四光、丁燮林、燕树棠一起住在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
1921年1月14日，王世杰受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邀请，到北大担任教授，因工作突出，于第二年升任法律系主任，与胡适等从欧美回国的学人对北京大学的校务制度进行了改革。
对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在他的文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称：
“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
作为一名教授，王世杰所教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他所撰著的讲义《比较宪法》，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被国内大学广泛当作教材使用了达数十年之久。
1922年，王世杰联络石瑛等人，发起组织《现代评论》社。该社以王世杰为首，以北大教授陶希圣、周鲠生、石瑛、王星拱、皮宗石、丁西林等40多人为骨干，囊括了当代众多著名学者，这些人大多居住在吉祥胡同，时人称之为“吉祥派”。
王世杰为《现代评论》提出“无顾忌、无偏党、无阿附”的口号。《现代评论》创刊号刊登启事称：
“本刊内部包涵关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不认为本刊只是本刊同人的评坛，而认为是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
《现代评论》社的基本成员大多为无党派人士，除王世杰外，国民党员极少。正因为其基本成员皆为著名学者，因此在连续出版将近5年的《现代评论》中，内容服膺美国的“三权分立”和英国的“议会政治”，从未宣传过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而“五权宪法”是被列入国民党党章的，身为国民党党员的王世杰，作为《现代评论》社的主要负责人，不仅在该刊不予宣传，而且在作为“大学丛书”风靡一时的著作《比较宪法》中，也无此内容。后来王世杰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和部长以后，才不得不以增订版形式，增加了“五权”一章。
《现代评论》没有发表过反共文章，时值国共合作时期，该刊亦对此不置一词。而段祺瑞主张以“善后会议”代替孙中山的国民会议，该刊则表示赞同。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后，该刊只发表一篇短评，且对孙中山的新政纲领及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宣言等只字未提。
后来周鲠生曾对此作出解释，称：《现代评论》在北京出版，对段祺瑞政权不能不有所顾忌，不得不采取灰色态度，这也是1926年《现代评论》迁往上海出版的主要原因。
3.蒋氏的“稷下”问客
北伐战争开始后，1926年12月10日，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王世杰一度南下，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了收回汉口英国租界的斗争。
之后王世杰转赴南京，成为蒋介石的“稷下”问客。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王世杰被任命为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法制局长。
法制局的工作职能有：
一、草拟并修订法律条例案；
二、保存法律条例之正本；
三、整理及刊行现行法规。
担任法制局局长期间，王世杰组织国内专家学者草拟及修订各种公私法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出台的法规及与五权制度相关的法律，多与王世杰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南京政府颁布的众多法规，大多在王世杰主持下由日、美法律条文照章译来，其它外无援例的法案条目，如“反革命治罪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则大部分出自王世杰的手笔。
1928年5月，法制局的工作职能调整为主要负责草拟及审查法律条例。同年10月，随着国民政府立法院的成立，法制局被裁撤，王世杰随即当选为首届立法委员。
由于王世杰在法律方面的造诣和影响，他还被国立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院聘为法律系教授，主讲比较宪法。
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为蔡元培，他采用法国的学区制，把第四中山大学易名为江苏大学。该校学生不愿意学校改名，群起反对，将校牌摘下，掷交教育部。
王世杰便以法制局长身份出面，从中斡旋，最终将“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平息了此事。
1927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因两湖地区战争未息，专门成立“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处理两省民政、外交、财政、交通等事务，程潜被任命为主席，王世杰则为委员之一。12月19日，湖北省政府改组，王世杰担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1928年10月2日，王世杰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海牙国际公断院公断员，一个月后，又当选为立法院首届立法委员，并担任该院法制委员会委员。
1929年初，南京政府为培养人才，决定在原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一所全国性的综合性大学。该大学由蔡元培创议筹建，以刘树杞为代理校长，李四光、周鲠生、刘树杞、王星拱、曾昭安、张难先、石瑛等人为筹委会委员，李四光为筹委会委员长。
李四光受命后，踏遍武汉市郊的山山水水，最后选定罗家山（后改为珞珈山）和狮子山一代为武大新校址。该处邻近东湖，尽管偏僻荒凉，却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地址选定后，即聘请加拿大开尔斯工程师设计制图，拨建筑费150万元，中央地方各出一半。
但当年3月，李四光、刘树杞先后去职，教育部便委任王世杰为武大校长，王世杰首先对教育部称：
“要我当校长，就不是一个维持武大现状的校长。武大不办则已，要办就应该是一个新的、国内一流水准的大学。武汉位居九省通衢，如同芝加哥之于美国，武大应与此重要地位相称。”
在谈到办学思路时，王世杰说：
“……只有经费独立，学校才能自主办好，不受政党集团、行政机关的干扰……只有教授治校，才能避免学校沦为‘官府衙门’，从而求得学术的自由。”
怀着一番雄心壮志，王世杰走马上任。
4.创建武汉大学
1929年5月21日，王世杰来到武汉就职，22日，武汉大学举行了欢迎仪式，王世杰发表演讲称：
在未来之前，我曾经对教育部说过：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此行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新的大学创造，在中国现状下，需要五个条件：
一、巨大的新校舍。就中国现时的各大学来说，没有一个大学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有系统的建筑……要想将武大造成一个真正的大学，第一个条件，便是完成新校舍的建筑……假若在最近二三月内能把经费领到，则最近一年左右可把新校舍完成了。
二、良好的设备……到新校舍成立的明年，至少有30万元的设备。
三、经费独立……经费不独立，学校不能有长远计划，而良好教员亦罗致不来。
四、良好教授。关于教授之选聘，我已经对各位讲过“宁缺勿滥”……大学的使命，一在教授高深学术，一在促进高深学术。有些学者是兼具研究能力与教授能力的，有些学者虽具特殊的研究的能力，却不善讲授的。大学既有上述的两种使命，延聘教授的时候，自然不能只聘前一种人才，而置后一种人才于不顾。
五、严整的纪律。所谓纪律，是全校学生和全校教职员共同遵守的秩序。任何大学，如果没有严整的纪律，学校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随后，王世杰又制定了创办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学院，十年之后学生万人的宏伟计划。
王世杰到职后，按照他在欢迎仪式上演讲所说，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抓新校舍的建设。
由于新校址内多有坟地，旋即遭到地方封建势力的阻挠。他们以“占用民地太多”为理由，公开扬言“不许破坏风水”；“坟不能迁，风不能卖”，接二连三地发起“反对迁坟运动”，企图迫使武大新校舍停工。
见新校舍并无停工的迹象，他们又以发匿名信或署名信等手段，公开进行恐吓，甚至网罗一批打手冲进武大校长室，扬言：
“如果强迫迁坟，我们将不保证王世杰的人身安全，还要去崇阳挖他的祖坟。”
与此同时，崇阳王氏家族也遭到恐吓，族人纷纷对王世杰施加压力，劝他为家族着想，放弃武大新校建设。但王世杰不为所动，毫不退让。
在武大新校建设过程中，王世杰只有一次做了妥协。当时在新校址中，有旧军阀石星川的一块山地，本来石星川已将此地作价卖给学校，但后来石星川硬说山上的2000多棵树，并没有卖给武大，是只卖山不卖林，要将山上2000多棵树砍伐。王世杰无奈，只好请石星川的一个同乡从中斡旋，最后以每棵树2元的价格买下那片林子，被石星川敲诈了5000元。后来石星川在抗战时投敌，当了伪汉口市长。
王世杰在新校舍的建设中，始终坚定信念，毫不动摇，为创建武汉大学，立下汗马功劳。时任南京政府铨叙部长的石瑛，曾多次接到反对迁坟卖地人的控告信，便垂询武大建校风波，他后来说：
“王先生（王世杰）与我见面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一些建校曾遇到某些人兴风作浪，语焉不详。”
并啧啧称赞王世杰“干得好，有魄力。”
新校舍第一期工程，于1932年1月竣工，随即交付使用。原来挤住在旧校舍的全体师生，搬进罗家山新校。一般教职工，均可分配一套三室带厨卫的家属宿舍。武大校园、校舍之美，在全国首屈一指。
与此同时，为贯彻考试用人的原则，王世杰到武大不久，便公开登报招考职员三名。原国民党迪化市市长金绍先以第一名被录取。金绍先就职后，又由石瑛向王世杰建议，特许金绍先半天工作，半天学习。金绍先从预科到本科，基本学完了政治、经济、法律各系的必修课程，还选修了历史、中文、哲学课。
王世杰选聘教授，同样不拘一格，没有门户之见，惟一标准就是学术成就。因此，武大教授中，不同学派、不同政见者颇多，国民党员极少。而带有浓厚左倾色彩的陶因，在武汉大学任教十多年，一贯讲授包括马克思《资本论》在内的经济理论；同样带有浓厚左倾色彩的范寿康教授，原是《现代评论》的核心人物，1933年进入武汉大学后，在《哲学概论》课程里正式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王世杰在武大的“开明办学”，体现了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兼容并包”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王世杰任武大校长4年，不仅办学开明，治校有方，吸引全国各地精英名流报名应聘，加入武大，而且纪律严明，章法有度，即使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侵占东三省，武大爱国学生赴京请愿，皆队伍整齐，井然有序，要求抗战言辞恳切，态度鲜明，受到蒋介石的好评，给予特别勉励，同时电告武大。
这是蒋介石赏识王世杰的开始。
创建和发展武大，是王世杰一生的得意之笔。以至他在台岛临终时特地嘱咐子女：
“以后为我立碑时，去掉所有头衔，只须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雪艇先生之墓’。”
由此可见，王世杰对亲手创建的国立武汉大学，倾注了多少心血与深情。
二、出任要职，影响中枢
1.出任教育部部长
在1932至1933年间，蒋介石经常到武大约请王世杰为其讲学。王世杰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深为蒋介石所赏识。
于是，蒋介石拟请王世杰出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却无心从政，婉言拒绝说：
“我已下定决心，创建武大，立志办教育，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
蒋介石又说：
“你既立志办教育，那我就请你办全国的教育，当个教育部长，这不比只办一个武汉大学，更能发挥你的特长，多做贡献吗？”
这次王世杰没有拒绝。1933年4月21日，王世杰被任命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部长。从此，王世杰步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这一时期，恰好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发展最好的“黄金十年”的后期，也是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学术进步最快、成就最大的时期。
当时，教育部设置的下属司级机构主要有：总务司、高等教育司、普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蒙藏教育司；另外设置大学委员会、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等。
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长后，首先重视制度建设和完善规章制度，先后颁布了《学校毕业证书规程》、《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校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办法大纲》、《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设置职业指导组暂行办法》、《各级学校设置免费学额及公费学额规程》、《专科以上学校组织职业介绍机关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和规程。
还对全国的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措施：
一、确定了各国立学校的教育经费问题；
二、严格订立了考核标准，对于不达标的学校进行整改，并颇得成效，停办了上海20几所不达标的学校；
三、加强推行了国语的标点符号，促进了国语的统一运动；
四、提倡了科学、医药、艺术及体育等专门教育，使国内学校多学科的发展；
五、为了保护学校的资源，早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密令稳中有降，由各大学作内迁的准备，并帮助各学校内迁，减轻了各学校的损失，使得学校内迁后迅速地复课；
六、督导故宫博物院将珍贵文物内迁，使得文物得以保全无损。
当时，国内高等院校的状况比较混乱。例如重庆大学招生比较宽滥，录取不够严格；山西大学办公费占全部经费的19％，设备费仅占6％；私立朝阳学院教师缺课、学生缺席，以至学生退学和休学，均无统计。
面对这些状况，王世杰以教育部名义于1933年7月通知各大学整理院系，整理目的便是裁并一些院系，裁并原则有两条：
一为重复或超过需要之院系；
二是师资设备缺乏、发展无望之院系。
前者多为文法科，后者大都为实科。
王世杰的整顿，很快取得成效。当时，国内高校院系重复最严重的当属北平和上海地区，而到了1935年年初，全国高校共裁撤、归并或停止招生33个系，其中北平、上海两市达16个系。
为了纠正高等院校文科和实科比例不合理问题，王世杰在上任第二年起，严格限制文科院校和专业招生的数量，规定大学的文、法、商、教育等院系所招收新生数额不得超过理、工、农、医等院系招收新生的数额。
并增设实科院校和相关专业，加大对实科的投入。
到1935年，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学生占总数48.8%，实科学生占51.2%，高校文实科发展规模逐渐合理。
尽管王世杰的整顿可谓大刀阔斧，但却未引发任何波澜与动荡，他担任教育部长一年多来，全国学校之安宁，为十几年所未见。
王世杰在教育部长任上近五年，是晚清学部成立以后，担任全国教育行政最高长官任期最长的一位。
2.荣登参事室主任
王世杰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经常就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发表演讲。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世杰于12月7日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话称：
“中国八十年来，在对外关系上，所以屡屡失败，是因为自己根本上有两种大毛病。这两种毛病，不仅是政府每次犯着，就是一般人民也有不少的是和政府一样。
“第一是媚外。这是从前政府当局的通病。他们是遇事害怕，因此，他们对外只是屈服，对内只是欺骗，演成无数丧权失地的外交耻辱。
“第二是昧外。政府与人民大都不熟悉各国政治军事的虚实，不了解国际的局面；一旦事情发生，政府与国民都不免盲动，不能成立一种适当的计划。
“我们此后要既不媚外，又不昧外；既不软弱，又不糊涂。那末，就只有赶紧让大家多知道国际间的情势。一个人，在黑暗中走路，就令他是很勇敢的，他的直觉仍然会使他怯懦。如果他能够看清前途的一切，那末，就令他不是一个勇者，他的怯懦也可以减少。所以光明是勇敢的条件。”
“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设立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并于1938年4月21日任命王世杰为参事室主任。
参事室的工作范围包括：“应委员长之咨询，贡献关于政治、外交、经济、财政、教育等重要政策的意见；征集国内外专家的意见与具体方案；承命审查并研究各方呈送之条陈，计划与方案；研究特种问题并规划实行方案；搜查并整理各种足备决策参考的重要材料，和其他委员长交办事项。”
参事室主任，可以说是一个名小而权大的官职，虽然下面只设了六七个参事和四五个专员，但它却无事不管。
有关国共关系、外交、财经、工业化，以及后来战后复员等重大问题，一般都要让参事室——智囊团出谋划策，虽然并不是所有解决方案都能被采纳，但它对蒋介石的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且在蒋介石每周举行的讨论国际发展趋势和中外关系的会议上，王世杰经常就外交部所处理的问题向蒋介石提出建议。
根据顾维钧的回忆：
“王世杰最低调，是一位很谨慎很认真的人，虽然当时他的外交经验不足，但是他能深切地理解蒋介石对所有外交政策的看法，每当出现争论时，他都能提出建议，而且总是能迎合蒋介石的意图，因此颇受蒋介石的赏识。”
在王世杰出任参事室主任之初，正是中国独自对日作战，国际上鲜有支援之际，面临如此棘手的外交问题和险恶的国际局势，王世杰认为，中国要取得抗战的胜利，一方面要立足于自力更生，一方面要争取国际支持，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适时地利用国际形势。
参事室从1938年3月成立到1946年5月撤销，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首要的工作是围绕对日问题展开的。
在对日本的态度上，王世杰反对妥协，亦不主张在缺乏第三国担保停战条件的情况下由列强调停。当时，国民政府提出的对日制裁要求，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未获通过，但仍期望再次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以赢得各大国的援助。
1939年6月，根据驻法大使顾维钧的来电，英国有再次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的打算，蒋介石立即下令参事室予以研究。
6月22日，王世杰上交关于此时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之利害和方式的签呈，其中慎重分析了各国对此的态度：
“苏俄必可赞成，法国当随英美态度而定。英于此时，以臆测之，或倾向于此项会议之召集，以便津案（天津租界问题）之应付。”
王世杰认为英国可依“集体之行动为之”，拒绝日本广泛要求并向日本施压；而“美国在原则上自不反对九国公约会议之召开”，但由于“中立法修改案和毕德门制裁日本案，均在议会讨论中，尚无结论”，再加上墨西哥油权问题仍未解决，对会议的召开“或不无迟疑”。
王世杰还提出：
“会议如能召开，英对津案或不致退缩，我于会毕后，较易得到美国对华进一步之经济援助。”
然后，不久之后，英国在准备讨论天津租界问题时对日妥协，发表日英“有田——克莱琪协定”，声明：
“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之中国之实际局势……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
英国此声明，实质上承认了日本侵华的既得利益，牺牲了中国而对日妥协。
于是，国民政府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的幻想破灭。
3.率团赴英国访问
抗战时期，王世杰担任的另一项重要职务，就是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和主席团主席。
就在王世杰出任参事室主任的同年6月，由国共和其他各方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成立，王世杰兼任该会秘书长，开始负担起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的联络与协调工作。
7月，蒋介石指派王世杰组建中央党政训练班，简称中央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王世杰任总教官。历时五年，训练班开办31期，受训学员达23000之多，培训了大批专门人才。
抗战时期王世杰两度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坚决主张联合英美对日抗战到底，同时和苏联密切联系。
王世杰还一度出任中央设计局首任秘书长。这是一个广泛罗志专家、学者的机构，曾提出战时党政军三年建设计划及西北十年建设计划，战后五年国防及经济计划等，费了不少心血。
王世杰数年置身于最高决策圈，身兼数职。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运筹帷幄，深得蒋介石赞赏和倚重。蒋介石曾赞扬他：才华出众，功劳赫赫。
抗战后期，国民党外交部长这一要职一直由宋子文兼任，但实际上宋子文只忙于对美外交。由于英属印度、缅甸已变成中国对外的主要通道，王世杰作为主任委员，便分担了对英外交的重任。他曾任中英庚款董事、中英文化协会会长、中国留英学会会长。
1943年，王世杰曾奉命担任访英团团长，于11月18日率四人访英团前往英国。此次访英，有以下任务：
“一、宣达中国对英之友感；二、考察英国努力抗战实况并报道于中国政府与人民；三、与英国朝野交换意见。”
12月3日，王世杰一行人抵达英国，旁听了英国国会会议。
王世杰就蒋介石与丘吉尔会晤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英国政界和民间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中国同印度的关系以及中国民主化等问题，和英国副外相克利浦斯进行了会谈。
1944年1月下旬，因病在北非休养刚刚回到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见了王世杰等人。丘吉尔见到王世杰等人，第一句话便是：
“这儿是做错事最多的地方。”
这是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发人深省。
会谈中，丘吉尔以郑重语调申述“英国必以军力迫暴日无条件投降，才算对得起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王世杰这次率团访英“对英国朝野人士充分地传达我国人民对英国人民的友谊与继续合作的期望，并且强调我国抗战必胜的决心与信心，以及建设一个民主化、工业化国家的政策。关于我国工业化一点，当时获得英国朝野各界人士的重视，并表示愿意协助我国实现工业化”。
访英期间，王世杰等人对战时的英国进行了考察，认为英国人尽其力，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王世杰认为这是法制精神、科学方法、公平原则带来的结果。
王世杰等人还与英国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了解到英国的大学根据战争的需要，普遍在大学开设半年、八个月、一年甚至两年的军事训练班；英国的中学教育侧重于技术训练。
此外，王世杰等人还收到克利浦斯爵士夫人主持的英国援华总会募集的一百多万英镑的捐款。
王世杰将访问英国的情况随时汇报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长孙科、副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宋子文、总参谋长何应钦等人。
当王世杰等人准备回国时，蒋介石特意要求王世杰等人在开罗停留。
于是，11月，王世杰又陪同蒋介石参加了开罗会议。
4.对苏谈判的失败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在即，王世杰参加了对苏外交工作，随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飞往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
虽然这次行动是中国政府所安排，但实际上却是美、苏、英三国签订《雅尔塔协定》时安排好的。
《雅尔塔协定》是同年2月美、英、苏背着中国签订的，罗斯福为节约美军人力，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以尽快打垮日本。而斯大林看准时机，狮子大张口，要求取得日本在中国所夺利益，并要求外蒙独立。罗斯福在中国不知情的情况下答应了苏联的要求。
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虽想对抗《雅尔塔协定》，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7月2日，中苏开始会谈，主要谈外蒙问题，对于斯大林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独立的事实，宋子文、王世杰等人反复抵制，均无所获。
一直到7月12日，以宋子文为团长的代表团与斯大林直接面谈六次。由于苏联实力强大，中国贫弱，斯大林以老大自居，老谋深算，态度强硬，根本不给中方商谈余地。
期间，以随员兼翻译身份随宋子文一起来到苏联的蒋经国，曾奉命以个人身份拜见斯大林，他对斯大林说：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八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地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外蒙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归并给苏联。”
蒋经国的话并没有打动斯大林，斯大林的字典里没有“同情”二字。
7月，宋子文回国，他已对中苏会谈视为畏途，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兼职。30日，王世杰正式接任外交部长。8月初，宋子文与王世杰等人再次前往苏联，与斯大林等人先后会谈四次。
然而，就在会谈期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震惊了日本天皇，也震惊了斯大林。倘若日本宣布投降，苏联便再也没有理由出兵东北。
为了抢占日本在中国东北掠夺的利益，为了从中国夺走外蒙，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9日即出兵中国东北，而就在这一天，美国对日本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日本于10日向盟国投降，于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此情况下，苏联红军很快横扫东北日军。
由于苏联红军已经占领东北全境，可以在东北为所欲为，在第二阶段的中苏谈判中，斯大林更是处于强势与优势之中，中国只得接受《雅尔塔协定》内容，于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牺牲外蒙古和东北部分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从此，外蒙在脱离中国统治20余年的基础上，正式独立。
此次中苏谈判，不是简单的外交事件，而是国家、实力、地位的较量，虽然中国在谈判中失败了，不是王世杰等人的责任，但因为中方签字的人是王世杰，他便因此落下了一个不光彩的形象。
三、三年内战，主持外交
1.重庆谈判的代表
从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一直到1946年，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但合作之中，两党的矛盾与分歧并没有消除，双方军队的摩擦与争斗时有发生，两党的谈判也时断时续地进行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公开致电，邀请毛泽东赴渝，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就在此前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公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政府，承诺“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
蒋介石相信苏联会信守承诺，相信依靠苏联支持的中共，从此会失去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资本。因此，他此时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目的就是要让共产党看清国际形势，明白国民党所拥有的绝对优势，知难而退。
8月28日，毛泽东来到重庆，住在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张治中的公馆桂园。
当晚，王世杰陪同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宴请毛泽东。
宴会结束后，王世杰到毛泽东下榻的寓所做礼节性拜会，并当面转交时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代表胡适的电报。胡适在电报中劝毛泽东放弃武力，做和平的第二大党，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
虽然胡适的提议不可能被采纳，但如此重要的电文通过王世杰转交，可以看出胡适和王世杰之前的亲密关系。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达成协议，一共历时43天，参加谈判的国民党代表有4人，分别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四川省主席张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共产党代表有两人，分别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
谈判大致分为三个阶段，8月29日到9月3日是一般性交换意见阶段；9月4日到22日是就实质问题进行商谈阶段；9月27日到10月10日是最后达成协定阶段。
王世杰参加了第一个阶段的谈判。
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双方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直接交换意见，一个是双方代表之间进行磋商。
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9日，蒋介石明确提出三个谈判原则：
“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其所谓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
于是这天晚上，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王世杰等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进行了初步接洽。
9月2日，毛泽东在重庆桂园约见王世杰，两人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谈话，毛泽东在政治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自由问题、政党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所谓“解放区行政问题”、中共军队问题以及受降问题提出建议。
同一天下午，蒋介石突然想到一个解决中共问题的好办法，以一年前谈判时没有接受的中共军额4军12师为让步条件，以取得中共的满足和妥协。
当晚，蒋介石在宴请毛泽东等的晚宴上，表达了自己的让步：
“中共可以编组12师，并且可在国民大会集议、新政府产生时依法参加中央政府。”
毛泽东对此不置可否。
翌日，毛泽东再一次与王世杰进行会谈，提出一系列国民党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并明确提出：
“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
下午，周恩来等，根据毛泽东的条件，提出具体11条书面谈判方案。
蒋介石得知后怒不可遏，他对国民党代表说：
“12师是最高限度，驻地可以商量，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但不能要求政权，形成割据状态。”
9月4日下午，王世杰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前往伦敦，参加中、苏、英、法、美五国外外交部长会议。王世杰离开重庆，不继续参加与中共的谈判，似乎表现出对谈判成功很有信心，他在8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
“予决定赴伦敦出席五外长会议。因中共问题大致可望成立协议，予纵不参加到底，亦似无妨也。”
在离开重庆前往英国之前的9月3日晚上，王世杰给毛泽东写信，“告以如对具体问题要求过甚，则谈判又或僵持。并告以彼与蒋先生在性格及信念上，似不难合作。”
然而，王世杰走后，国共谈判分歧越来越大。而事实上，双方分歧的焦点，始终是军队数目与划归中共管辖区的区域问题。
一直到21日，蒋介石见谈判仍无结果，又将中共军额提高到20师，并称，“如其要求华北各省主席则不能再谈”。
但此时，双方对谈判都已不抱希望，只是借谈判获取实际利益。
中共军委明令各军：“重庆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并于9月上旬，在山西发起了上党战役。
国民党同样在借谈判之机，加紧调动军队，完成部署，军事进攻一直没有停止。
双方边谈边打，在华北地区展开激烈争夺。
但对蒋介石来说，东北地区比华北更加危急。有情报显示，张家口、山海关、秦皇岛已被苏军让给中共。这个消息让蒋介石惊讶不已，他没想到苏联出尔反尔，“破坏盟约，决心掩护中共侵扰中国”。
一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即将开始。
2.签订《中美商约》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在断断续续进行了11场正式会谈后，眼见无法再谈下去，协商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作为谈判阶段性成果公开发表。
就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前的10月8日，王世杰也回到重庆，并在10日当天，代表国民党前往重庆桂园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
签字当晚，王世杰再次与毛泽东长谈，希望毛泽东返回延安后再来重庆，商议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事宜。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并于13日午夜正式生效。
借着停战之机，蒋介石加紧向东北调运军队，于2月上旬，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运抵秦皇岛，随即经北宁路开抵锦州。
此时，中共已在苏军帮助下，占据四平以北的大半个东北地区，使得国民党无法按原计划接收东北。于是，武力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是王世杰不愿意看到的。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王世杰吁天长叹，却无力回天。
王世杰反对内战，因为他是一位醉心政党政治的学术权威，他不主张消灭“异党”，而是强调以“选票”而不是武力来解决问题，因此他又主张“军队国家化”，并反对中共的“武装割据”。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曾规定大小官员都要写一篇“读后感”，王世杰先是请了一位参事替他写，那位参事洋洋洒洒写了数千言，结果被王世杰一笔勾掉，自己另写了“君子不念旧恶”六字交卷，这六个字实际上暗示了他对共产党的态度。
内战期间，王世杰作为外交部长，做了大量对外工作。一方面，他主张联络英、美，反对与德国结盟。抗战爆发初期，国民政府曾聘请几十名德国军事顾问，并从德国购买了一批先进武器；政府内一些亲德人士主张联合德国。而王世杰始终坚持联合英、美。
一方面，抗战胜利后，王世杰不主张中国出兵占领日本，当时他身为世界五强之一中国的外交部长，曾赞成美国一国出兵占领日本，不主张中国和其他国家出兵日本，以免造成日本的分裂。
此外，王世杰致力于扶助殖民地独立的工作。
1946年11月4日，王世杰以外交部长的身份，代表南京政府，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商约”签定后，旋即遭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他本人也因此大受指责。
从“商约”条款上看，中美双方享有对等的权利。而事实上，由于中国生产落后，远洋运输不发达，“商约”中应享受的权利均无法实现；而美国在中国享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的特权，均可成为现实。
面对一片谴责，王世杰曾竭力解释和辩护，称此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对我国战后建设十分有利，且十分重要。这一解释，招致了更多人的质疑和谴责。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健群曾指着王世杰的鼻子质问：
“我俩来订个条约好不好？你在我家吃午饭，我在你家吃晚饭，‘平等互惠’；但我刘健群比你块头大，胃口也大，午饭你吃我一碗，晚饭我吃你三碗，每天赚你两碗，这样的平等条约，你敢签订吗？”
但事实上，《中美商约》是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定案，蒋介石支持方得以签订的，王世杰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如果说“商约”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遭受谴责的也不应是王世杰。
而在王世杰看来，《中美商约》确实“对战后建设有利”。他以学者参政，置身于各派系之外，但对待此事的态度，却是不自觉地站在国民党亲美派的立场上。
因此在宴请立法院立法委员时，王世杰仍然强调“这是一次‘闭关自守’与‘门户开放’的论争”。而后来也有人认为，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在摇摇欲坠中经济起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美商约》之赐。
1949年初，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已在三大战役中基本被消灭，国共战场上形势已然明朗，国民党败局已定。在此情况下，桂系以武力胁迫，对蒋介石实施逼宫，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王世杰亦辞去外交部长之职。
随后，王世杰夫妇携长子纪五、次子次五及内侄箫勤逃到台湾，先落脚台中，后迁到台北，从此开始了后半生远离故土漂零孤岛的生活。
四、陷入绝境，有惊无险
1.与蒋经国作对
国民党逃台之初，面对混乱的政治、经济形势，蒋介石首先着手解决三个问题，即治理社会，争取美援，转移权力。
在大多数大陆时期高官靠边站的情况下，王世杰作为留学英美的精英得以重用，因为前两项任务的实施，离不开王世杰等人。然而第三项任务的实施，则为“王世杰案”、“吴国桢案”等埋下了伏笔。
在国民党高层，有一批留学英美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多“持自由主义世界观”，在美国人心目中形象较好，这些人便包括王世杰、吴国桢。蒋介石逃台之初急需争取美援，这些人便有了用武之地，于是，王世杰、吴国桢等便被委以重任。
1950年3月20日，刚刚重新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特任王世杰为“总统府”秘书长，与“副总统”陈诚尽力辅佐蒋介石。
在外交上，王世杰与陈诚不断地与美国接触，以获得美国对台湾政治和经济上的援助。在台岛，他们主持土地改革，实施地方自治制度，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善台湾的窘况。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两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台湾之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第七舰队的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和1艘运输舰进入台湾海峡，肩负起保护台湾的重任。美国的再度“扶蒋”，使得台湾被共产党消灭的危机解除，同时经过美元输入，台湾的财政状况已开始好转。
1953年，被视为保守派的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上台后不久就采取了一些亲蒋措施，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处境更是大为改观，着实让蒋介石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但如此一来，王世杰等人的作用也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如果王世杰支持蒋介石及其子蒋经国，避免成为蒋二代接班的绊脚石，那么他的政治生涯断不会过早地结束。
但实际上，王世杰因受西方思想影响，对于东方式的传子接班这一套很是反感，因此依仗自己的美国背景，根本没把蒋经国放在眼里，不仅在各方面对蒋经国不予配合，而且在一系列问题上与蒋经国发生冲突。
王世杰与吴国桢、张群等人极力想促成“反共救国会议”的召开。如果此会议能够成功，将大大增加他们的力量，陈诚为了能与蒋经国抗衡，也暗中帮忙。
对此，蒋介石父子表面上同意，暗中却在活动取消“反共救国会议”，阻止该会议的召开。
1953年11月中旬，在国民党召开的“七届三次全会”上，蒋经国提出“暂缓召开反共救国会议”的主张，遭到王世杰的强烈反对。
为此事，王世杰曾与蒋经国拍案大吵，甚至上书蒋介石，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实上已是以死相逼。
虽然七届三次全会在陈诚和张群的支持下，通过了“反共救国会议”的召开，但王世杰也因此开罪了蒋氏父子，为接下来被免职埋下了伏笔。
2.突发“王世杰事件”
“七届三次全会”结束不久，即1953年11月下旬，“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因“混淆舞弊，不尽职守”被撤职，并有贪污之嫌。
这一变故，令王世杰始料不及。
这一新闻，立即在台岛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揣测，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因为王世杰“协助吴国桢出国而遭免职处分”，“擅自批准政学系同人吴国桢购外汇12万美元。”
有人说，因为他“未能妥善处理香港两航公司案（即“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而遭到蒋中正免职”。
有人说，他是因为坚持举行“反共救国会议”，与蒋经国发生矛盾，并为此上书蒋介石，以死相逼，惹恼了蒋介石。并与蒋介石“一时言语和个性的冲突，奉令解除总统府秘书长职务”。
事实上，三者皆有。
王世杰赴台后一直步步高升，有些忘乎所以，借着“反共”之名，批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以“救国”为名，批评蒋经国等实力派抢权过猛，从而得罪了蒋氏父子。
11月18日，为收容顾孟余、张君劢等人到台湾等问题，王世杰再次出言顶撞蒋介石，恰在此时发生了陈纳德民航队经济案，王世杰有贪污之嫌，蒋介石便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将王世杰撤职。
关于两航公司案，大致经过如下。
早在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节节败退之际，国民政府将中国航空公司的72架飞机集中在香港启德机场。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政府为了对新中国政府表示友好，不同意将香港这批飞机转运到台湾。
不久，原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宣布起义。台湾方面为了不使这两家公司停在香港的100多架飞机移交给大陆，与美国陈纳德商定，以400多万美元为代价，将这批飞机移作陈纳德等美国公司的财产。
为此，大陆方面与陈纳德在香港打官司，结果陈纳德败诉。
当陈纳德二审败诉时，曾委托律师端木恺向台湾方面请求帮助，以应付诉讼。此事经王世杰转签，提议缓进，蒋介石随即亲批“如拟”两字并亲署“中正”二字。
1953年11月，在美国一些议员对英国施加压力，威胁提议停止美国对英国经济援助的情况下，港英当局判陈纳德胜诉，但飞机尚未尽售，并没有缴出应缴之款。
为此，蒋介石愤怒不已，严责经手此事的叶公超、严家淦等人。不久便查出“世杰致彼之函，谓蒋批准缓进”。
蒋介石“怒责世杰当时在公文上录由不详，意存蒙混，即免其职。嗣后陈等陆续将400余万美元完全缴清，此案乃告了结。”
而陈纳德民航队经济案，也是1953年11月浮出水面。国民党一笔180万美元的款项，被冻结在美国威尔斯法高银行，民航队运用各种关系，将这笔钱解冻后，偷偷用掉了，这件事追究下来，“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自然脱不了干系。
因为民航队法律顾问端木恺是中间人，蒋介石曾询问王世杰和端木恺的关系，王世杰立即怒道：
“我与端木恺有什么关系？我可以在总理遗像前发誓，我与端木恺没有什么关系！”
蒋介石一见王世杰的架势，当即火了，遂决心将其免职。
王世杰的好友吴铁城听说后，立刻赶到“总统府”向蒋介石求情并当面顶撞了蒋介石，结果被蒋介石痛责，当场摔碎了一个茶杯，把吴铁城赶出了大门。吴铁城本已高龄，经不住这番刺激，竟因此暴病而亡。
而在“王世杰事件”后，不久便发生了“吴国桢事件”。
王世杰和吴国桢同被美国人认为是“最具西方精神”的国民党政要。两人同为学人从政、经历相似，同样反感蒋介石传位于子的做法，并共同抵制蒋经国，关系一直比较密切。
1953年5月，因反对蒋经国而得罪了蒋介石的吴国桢感到无法再在台湾立足，因而迁往美国。离台时，王世杰曾在蒋介石面前替吴国桢说话，惹得蒋介石颇为不悦。
王世杰被免职后，台湾政界、新闻界便流传说王世杰因包庇吴国桢而被免职，并传王世杰批给吴国桢12万美元，通过外交邮袋转递到美国。吴国桢很快在美国发表声明澄清此事。
而王世杰正在心高气盛之时，突然遭遇此难，重挫之下，只得收敛。于是，通过张群和代秘书长许静芝向蒋介石表达懊悔之意。
蒋介石见此，便派人前往看望王世杰，不久又命人致送五千元给王世杰，以为安慰。
3.出任“中研院”院长
“王世杰事件”发生后，王世杰以戴罪之身，蛰居私邸。
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七十寿辰，蒋介石通过“行政院”新闻局发布“以六事咨询于国人”的“婉辞”，针对这份“婉辞”，《自由中国》同人顶风而上，倾力推出了由胡适、王世杰、雷震等人的16篇文章组成的“祝寿专号”，劝告蒋介石尽快结束独裁专制，逐步实施宪政民主的现代制度。
《自由中国》是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许孝炎、俞大维等人，为了在坚持民主自由的前提下为大势已去的蒋介石提供学术支持和舆论支持，于1949年3月所创办的。
而这份“祝寿专号”，取得了加印13版的轰动效应，引起台湾当局的不满。
这时，王世杰提醒雷震“在不失掉自己立场之下要谨慎，以免自己被毁，目前是我们最困难时期”。
如果说王世杰具有通权达变的理性智慧的话，那么雷震显然不具备这一素质，反而多了一份以救世主自居的表现欲望和英雄情结。结果，后来《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因此被判入狱十年。
1957年10月，王世杰当选第八届“中央评议委员”。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但也标志着王世杰政治上的“解放”。
1958年王世杰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由于王世杰当官不忘治学，一直是法学界的权威，因而，1962年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兼“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
从此，王世杰开始了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八年历程。
王世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采取了以下几项重要措施：
一、增设物理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
二、聘请旅外学人利用暑假回国讲学，并提供国内教员以及研究员以进修机会，这两点改进了台湾中学大学师资力量，对台湾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与各公立大学合作成立数学、物理、化学、工程、生物等研究中心，并从国内外广泛筹措经费，充实各研究中心的研究设备，不仅聘请国外知名学者到台湾讲学，而且还在台湾广泛选派优秀人才出国进修，再回国服务；
四、组成“中美科学合作委员会”及“中美人文及社会科学合作联席会”，以促进中美文化学术的交流。
这些措施一方面提高了台湾岛内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台湾和美国的关系。
1970年，接近80岁的王世杰因年老体衰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改任“总统府资政”。
“中央研究院院长”由即将卸任的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接任。
在2008年出版的《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一书第一卷中，王世杰被认为是“中央研究院历届院长中最重视引进国外学术资源的一位”。
有“‘中华民国’科技教父”之称的李国鼎评价王世杰称：“深谋远虑，诚非一般学人或从政人员所能及。”
此外，王世杰还曾先后出任“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两院共同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两院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鉴于故宫古物以妥善贮存为主，不便于欣赏，王世杰组成“特别出版小组”精印石画三百种。
此后，王世杰又策划实物赴美展览，不仅提高了国内艺术水准，还增进了国外人士对中国艺术的了解。
4.晚年安全退休
王世杰的夫人是音乐名家萧友梅之妹萧德华，字传真，于1922年8月12日与王世杰结为伉俪。
萧德华善于持家，并热心公益，抗日战争时期曾义务为抗日军队缝制军衣，可一日完成200套，当时传为美谈。
萧德华身材高挑，比王世杰几乎高一头。有一次王世杰出访美国，返回台湾时，萧德华前往机场迎接。飞机降落后，王世杰从扶梯上走下来，在离地面还有二个台阶的时候，萧德华迎上前去。
一个中央社记者见状赶紧抓拍，同时手持相机大喊：
“‘开麦拉’快！不然王部长就太矮了！”
这一声喊，令场上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王世杰却既无笑意，亦无尴尬之色，仍然表情严肃。
王世杰夫妇育有子女四人。
长女雪华，出生于1923年，1940年考入成都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46年毕业，至美国先后于纽约、波士顿及纽泽西进修实习。1958年就职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物理系，1985年升为教授并任药理系研究室主任，从事教学兼心脏血管科生理及药理之研究，1990年退休，此前获美国女科学家学会纽约分会杰出女科学家奖。
王雪华还于1986年开始，任美国中华医学会执行长并负责出版刊物。中华医学会由华裔美国医师及医学院学生组成，会员逾千人，每年举办学术演讲会议，颁发奖学金予医学院学生，并协助华人小区健康改善工作。
王雪华于1948年与艾世勋医师在纽约结婚，育有二女一子。
王世杰的次女秋华，出生于1925年，自幼对艺术、音乐、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抗战时期考入设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毕业后到美国先后就读于华盛顿大学建筑专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及都市设计专业。在这两所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王秋华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了30多年，1979年底回到台湾后，先后在淡江大学建筑研究所和建筑系、台北工业专科学校、东海大学建筑系担任教授，并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研究所客座教师。
她先后获得台湾和美国的注册建筑师资格。在台湾先后担任海洋大学建筑设计顾问、“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采购评选委员、台北市建筑师公会奖评委员会委员、台北市都市设计及土地使用管制审议委员、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建筑顾问、中正大学建筑顾问、“中央图书馆”建筑顾问、高雄中山大学建筑顾问等。
在美国留学时，王秋华曾与一美国人相恋，并准备结婚。王世杰得知后甚为反感，当即写信寄往美国：
“国人之巨，难道就没有你一个相爱的？”
女知父意，不敢违命，便与美国人终止恋爱。
长子纪武生于1927年，“中央大学”肄业，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硕士学位，曾任美国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助理编辑、《自由中国时报》编辑。回台湾后，历任政治大学副教授，“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副秘书长、国际合作组长兼任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学会、国际法学会会员等职。
王世杰逝世后的第二年，即1982年，纪武出任“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与张忠琳结婚后，育有二女一男。
次子次五出生于1929年，在台湾政治工作干部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基隆市税捐处及台中市台湾银行工作。
1959年，次五与林美智结婚，育有三子。
由于儿孙满堂，王世杰晚年尽享天伦之乐。从“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后，他便极少过问政治，而是专心著书立述，玩赏古董字画。他主编的《故宫名画三百种》和《艺苑遗珍》，均为我国艺术界空前巨著。
除了著书立说，散步、咏诗也是王世杰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次，他读到《宝风波》的最后一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引发思乡之情，霎时泪流满面。
1979年，台湾与美国关系恶化，王世杰受此刺激，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导致身体日渐衰弱。到1980年1月，行走已发生困难，并于3月住进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此时王世杰已年届90岁高龄，尽管手术非常成功，健康状况也已无法恢复。亲友故旧都劝他去美国疗养，王世杰却拒绝说：
“台湾虽是海上孤岛，但总还是中华国土的一部分。我死，也要灰留孤岛。将来有一天，也许有海风海潮把它送到崇阳故乡去，那我就含笑九泉了。”
可见王世杰晚年的思乡之切。
1981年1月，王世杰病情加重，语言发生障碍，并开始呈现昏迷状态，3月27日，突然呕吐，送医诊治检测出白血球增加，身体持续高温。到了4月17日，其病情忽然转急，不得不移入加护病房治疗，最终因年高体衰，于4月21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享年90岁。
临终前，王世杰嘱咐儿女：“一定要为家乡人民做件好事……”
当他看到儿女们点头后，才最终闭上了眼睛。
王世杰生前，曾在武大和在重庆、台湾反复说，他以官俸结余所搜罗的书画文物，最后是要全部赠予武汉大学的。
王世杰逝世后，子女按照其遗嘱，将他毕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包括梁武帝、唐周昉以及宋元明清的沈周、八大山人、石涛等人的作品80多件，全部捐献给台湾故宫博物院。并遵照王世杰的遗愿，于1985年向家乡湖北省崇阳县捐款，在回头岭修建了一口水井，井边竖立的石碑上刻着五个大字：敦睦饮水井。其含义深刻，意义深远。
王世杰的女儿雪华和秋华还遵照王世杰“为家乡人民做一件好事”的宿愿，在崇阳大道捐建了“雪艇图书馆”，为繁荣家乡科学文化，聊尽微薄之力。
历史评说
王世杰是民国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国民党内“政学系”干将。
王世杰一生最大的功绩是创建武汉大学，在任武大校长的4年里，他对创建新校舍，开明办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使武汉大学校园校舍之美在全国首屈一指；使该校在全国名声大振。他在遗嘱里说：“以后为我立碑时，去掉所有头衔，只须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雪艇先生之墓’”。由此可见，王世杰对亲手创建的国立武汉大学倾注了何等的深情。
王世杰任教育部长5年，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如对不达标的学校进行整改；加强推行国语的标点符号，促进国语统一；提倡科学、医药、艺术及体育等专门教育。
抗战期间，王世杰出任军事参事室主任等要职，以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运筹帷幄，对促进对英外交、正确处理与中共关系上做了大量工作，深得蒋介石赞赏和倚重。蒋介石曾赞扬他：才华出众，功劳赫赫。
抗战胜利后，王世杰最大的败绩是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并因此受到国民党内部人士的不断攻击和责难。而他本人不过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已。由此可以看出，以学者参政，置身于各派系之外，在国民党内处境艰难。
王世杰是反对内战的，从他给蒋介石递交的“君子不念旧恶”六字中便可以看出他对共产党的态度，王世杰的主张是多党制和“军队国家化”。
到台湾后，王世杰像其他有英美留学背景的高官一样，被委以重任，为台湾争取美援出了不少力。却被蒋介石以“混淆舞弊，不尽职守”之名撤职，究其原因，是因为王世杰赴台后一直步步高升，有些忘乎所以，借着“反共”之名，批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以“救国”为名，批评蒋经国等实力派抢权过猛，从而得罪了蒋氏父子。加上陈纳德民航队经济案的发生，王世杰有贪污之嫌，蒋介石遂将他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