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三部)
余汉谋
“南海名将”的无声撤退
余汉谋出身粤系，跟随陈济棠多年，为报一箭之仇，亦出于民族大义，关键时刻反陈投蒋。抗战中先失守于广州，后两战粤北大败日军，威震全国。战后被夺兵权，到台后避之郊外，过着种菜、赌棋的生活，后皈依基督，笃听天命。
小档案
姓名字号：余汉谋，字幄奇
籍贯：广东高要（今肇庆市）
生卒年月：1896年9月22日——1981年12月27日，卒年85岁
毕业院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军衔：陆军一级上将
最高军职：陆军总司令
家庭：
父亲——余起鹏，清末秀才，曾任广东地方县政府职员，去职后遭遇经营失败，赋闲在家
发妻——上官德贤
如夫人——吴桂琼、林秀珍
儿女——长子余国栋、次子余国梁，长女余肇文、次女余穗文
简历
1896年——9月22日出生于广东高要（今肇庆市）。
1902年——入私塾读书。
1905年——在肇庆城西门正街图始小学读书。
1910年——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
1916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
1918年——分配到皖军当步兵排长。
1919年——投入粤军魏邦平的第三师任第六连连长。
1924年——任广东宪兵司令部副官长。
1925年——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第十一师三十一团团长。
1927年——任第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师长、副军长。
1930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
1931年——任广州政府军事委员会员委员，兼第一集团军军长。
1932年——任赣湘闽粤第六绥靖区纵队指挥官。
1936年——授陆军中将，任中央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同年特派为广东绥靖主任，兼任第四路军总司令，加上将衔。
1937年——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1939年——兼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1946年——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授陆军二级上将。
1948年——任陆军总司令。
1949年——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后任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海南特区行政公署副长官。
1950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1965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1981年——12月27日因癌症病逝于台北，终年85岁。
一、暂露头角，粤军中起家
1.私下里抵制清党
在粤军将领中，余汉谋以熟谙兵法、谋略过人而著称。他14岁踏上从军之路，22岁始上战场，开始经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役，其率兵打仗的军事指挥才干，在此时便已开始展现。
余汉谋之所以过早踏上从军之路，源于家道中落。
余汉谋出生于风光秀丽的广东省高要县（今肇庆市），父亲余起鹏是清末秀才，曾任广东地方县政府职员，余汉谋幼年时，家境尚好，6岁入私塾、9岁在肇庆城西门正街图始小学读书。
然而，1910年，民国成立前，余汉谋的父亲余起鹏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又遭遇经营失败，而赋闲在家。由于家中人口众多，失去经济来源，立即陷入困境。
在这种境遇下，余汉谋决心从军，同年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后继升武昌南湖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1916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与邓演达、顾祝同、张发奎、叶挺等人为同学。其间所需费用都是由他已出嫁的四姐支付。
1918年，余汉谋从保定军校毕业，被分配到皖军当步兵排长，开始踏上战场。第二年回到广东，投入粤军魏邦平的第三师任第六连连长。
1920年，正是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的时期。余汉谋跟随粤军参加了讨伐桂军陆荣廷的战役。孙中山平定两广后，余汉谋因战功升任少校营长。
当时的粤军总司令是陈炯明，因与孙中山政见不和与之分道扬镳，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在广州“炮轰总统府”，余汉谋是否参加了该军事政变不得而知。但1923年，陈炯明兵败离开广州，7月余汉谋便调升粤军第一师第二旅任中校主任参谋，可见他是忠于孙中山的。
1925年2月1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一部，东征讨伐陈炯明。
7月，广东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驻粤各部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统一受国民政府指挥。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二旅扩编为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余汉谋被任命为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上校团长，从此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路，余汉谋也迎来了他指挥的第一场有名的战役——驱邓之役。
这年9月初，陈炯明又合兵谋犯广州，蒋介石任东征军总司令，指挥第二次东征，余汉谋所在的第十一师随军出发。
10月14日，东征各军力克惠州城，第十一师向东追击陈炯明军残部。开始时，陈部邓本殷乘虚由南路进犯西江，第十一师采取分兵会剿，余汉谋率领所部在11月连克高州、雷州、钦州、廉江各地，迫使邓部南逃琼州。
接着，余汉谋率部南进，联合第十二师渡海登陆琼州，迫使邓部败走海外，收编了其残部。到12月，平定了海南岛。
广东统一后，余汉谋被任命为高要警备司令，率部驻防高要地区。高要地区是余汉谋的故乡，当时，该地区是广东省内土匪最多最猖狂的地方，余汉谋到任后，率部清剿土匪，除暴安良．发展生产，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地方人士和广东军政当局的好评。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原本准备率部大干一场，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因政治上的右倾遭到多方指责；而他的五兄陈济湘利用他的职权，在海南以走私等方式谋取暴利，让陈济棠的处境更加困难。在此情况下，陈济棠只得以退为进，于1926年末辞职出国，前往苏联考察。余汉谋仍驻防高要地区。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此，余汉谋对部下说：
“北洋军阀还未打倒，国家尚未统一，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革命阵营内部却发生分裂，此兆实属不祥。”
余汉谋彷徨不已，但心中倾向共产党。
就在此时，陈济棠从苏联赶回追随蒋介石。
与此同时，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与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派兵包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杀害邓培、肖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等大批共产党人。并派兵搜捕黄埔军校，抓捕左翼人士。
4月17日，余汉谋接到广东当局发来的密电，命令他在高要地区实行“清党”，搜捕“赤色分子”。
余汉谋见电报中所列黑名单中的人物，有一些曾协助过当局工作，因而颇感为难，认为若将黑名单上的人抓捕，未免太伤情谊，于是将电报交给团政治指挥员梁应能，对他说：
“你快秘密通知中共负责人黄学增等人，要他们立即离开城镇。”
第二天，余汉谋才派人装模作样展开搜捕，查封各地工会、农会和工人纠察队，以敷衍上级。
2.粤桂战争声名起
1928年2月，李济深将粤军整编为三个军，任陈济棠为第四军军长，余汉谋升任第十一师师长，仍驻防高要，一面编练军队，一面清剿土匪，同时改组基层组织，还修筑公路，建设城镇，在家乡口碑颇佳。
蒋介石率领南京国民政府从形式上统一全国后，于1929年1月召开编遣会议，要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奉还大政”、“归命中央”，结果可想而知，不仅遭到各派消极抵抗，而且新的军阀混战，由此酝酿而爆发。
谈判桌上摆不平的，势必付诸武力，首先爆发的是蒋桂战争。
由于桂粤为同盟，为了解除粤军威胁，同时切断桂军退路，蒋介石将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诱至南京，软禁于南京汤山；并拉拢陈济棠，陈济棠趁机投蒋，被任命为广东编遣区主任，兼讨逆第八军总指挥，取代李济深掌握广东军权，与拥蒋的的陈铭枢分治广东。
3月27日，蒋桂战争爆发，余汉谋曾率部与桂军作战。4月21日，桂系主力将领胡宗铎、陶钧、夏威被迫下野，桂系主力被全部瓦解。
然而，5月初，在蒋桂战争中落败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桂系首领，率部向广东发起进攻。由于广西土地贫瘠，经济落后，他们认为只有夺取广东，才有实力与蒋军相抗衡。
5月5日，李宗仁自称“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讨蒋”。随即，白崇禧、黄绍竑率黄旭初、伍廷飏、吕焕炎的3个师15个团，分两路东下，取道怀集、广宁、四会、花县等地，直指广州。
曾拥戴李济深、时驻东江的粤军将领徐景唐叛粤投桂，与桂军密谋夹击广州。
5月6日，陈济棠就任第八路军“讨逆军”总司令，任命蒋光鼐为前敌总指挥，抵御桂军。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
此时，经过编遣会议，原广东境内的三个军，名义上已缩编为师，师缩编为旅。原陈济棠第四军改编为第一师，辖余汉谋（第一旅旅长）、香翰屏、陈章甫三个旅；原陈铭枢第十一军改为第三师，辖陈光远、戴戟、蔡廷锴3个旅，每旅3个团，加上陈汉光的独立团，陈济棠共有19个团的兵力。
在商议对敌策略的军事会议上，余汉谋分析说：
“我们省内兵力不足，援兵未到，劳师远征，广州空虚，分兵则势单力薄，必须要详细考虑。”
余汉谋主张内线作战，以广州为核心，以北江一带为防御线。
陈济棠接受了余汉谋的建议，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以蔡廷锴旅牵制徐景唐部，将主力集中在广州附近。其中余汉谋旅依北江西岸，守卫清远；香翰屏旅依北江东岸守卫芦包、三水；陈章甫旅为总预备队，用于机动作战。
5月11日，桂军逼近四会。
就在此时，陈济棠突然收到蒋介石的电令，称余汉谋有通敌等罪，令陈济棠立刻派人至前线扣押余汉谋。
“真想不到，幄奇（余汉谋）竟然通敌！”
陈济棠闻讯大惊，气恼不已，没有多想，便立即奉命将余汉谋扣押。
原来，陈济棠与省主席陈铭枢一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为了扳倒陈济棠，陈铭枢趁此机会，诬陷余汉谋暗中勾结徐景唐反对陈济棠，以达到离间他与余汉谋的目的。陈济棠信以为真，以通敌罪名将余汉谋关押起来。令陈济棠更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他的轻信与疏忽，为日后余汉谋投蒋代陈埋下了伏笔。
关押余汉谋后，陈济棠调李扬敬代理第一旅旅长，余部举军哗然。阵前易将乃兵家大忌，余汉谋旅全体官兵，悲愤不平，士气沮丧，不愿作战。
李扬敬不得不召集紧急会议，敦促大家率部阻击桂军。第三十一团团长黄涛愤然说：
“如果幄奇（余汉谋字）死，大家就一齐死！”
在扣押余汉谋的第三天，即5月14日，桂军越四会，分路向清远和三水、芦包进逼，余汉谋旅因士气低落，毫无斗志，连连败退，一直退到军田车站，伤亡惨重。
在军田车站，余汉谋旅官兵强烈要求释放余汉谋，让余汉谋指挥作战。李扬敬无奈，只好电呈陈济棠。
此时，随着桂军距离广州越来越近，广州城内官民震动。陈济棠担心激起兵变广州难保，在权衡利弊之后，于19日“令幄奇即刻到前方，以参谋长名义指挥各部，督率将士反攻”。
余汉谋被释放后随即启程，很快抵达前线，部下官兵见他平安归来，顿时群情激奋，余汉谋立即向官兵发表讲话：
“桂军此次兴兵东犯，蹂躏吾粤，此种罪行令人不可容忍。希望全体官兵发扬邓仲元（即邓铿）的忠勇革命精神，保卫桑梓，勿以小挫即气馁，让桂军阴谋得逞。我与各级袍泽久共患难，保卫桑梓，责无旁贷，万望我全体将士跟我来保障广东安宁！”
为了鼓舞士气，又高声问：
“大家说，打不打？”
“打！”全场情绪高昂，齐声高喊。
“好！”
余汉谋立即部署反攻。并率兵一排，亲赴前线督阵，到白泥遇陈章甫旅长，二人大喜，随后相议共同对敌之策。余汉谋说：
“我猜测敌人明天早上进犯，我们就地设下埋伏，必胜券在握。”
第二天即20日早晨，敌军果然来犯，余汉谋指挥部队作战，向桂军发起全面反攻，首先兵分三路围攻桂军主力，战至21日黎明，双方短兵相接，多次冲锋肉搏，至上午7时，桂军终于不支，开始全线崩溃。
白泥一战，粤桂双方均损失惨重，桂军很快率兵全部撤回广西，广州转危为安，余汉谋功不可没。
此后，余汉谋还奉命率部从粤北进入赣南，协同自北而南的赣军夹击叛军徐景唐部。7月上旬，徐景唐部被包围，走投无路之下，向陈济棠宣告投降。
而退回广西的桂军，遭到东面粤军和北面湘军的夹击，只能不断败退。
7月15日，陈济棠通电全国，第一次粤桂战争以粤军战胜而结束。经此一战，余汉谋深得陈济棠赏识。
3.蒋陈对立中观望
第一次粤桂战争胜利后，陈济棠在广东的地位更加巩固，同时博取了蒋介石的欢心。陈济棠虽在此战中损失惨重，但收编了叛军徐景唐部和部分桂军，又增补新兵，将广东部队整编为五个师加两个独立旅，余汉谋任第五十九师师长。
此后，广东赢得了一段时间的稳定，但好景不长，很快被再次拉入战争之中。
当时，各地反蒋势力纷纷崛起，爆发了一系列规模大小不一的反蒋战争，同汪精卫关系密切的张发奎，在湖北宜昌反蒋失败，退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时返回广西。于是，张、桂联手反蒋。
为夺取广东作为反蒋基地，12月初，桂军再次进攻广东，粤桂战事再起。
第二次粤桂战争，规模和激烈程度均在第一次粤桂战争之上，双方损失惨重，粤军“单只受伤运返广州留医官兵，即达8000人以上”。
张、桂联军兵败退回广西后，陈济棠决定武力消灭张发奎部与桂军，平定广西。
1930年1月间，粤军与张、桂联军在桂林形成对峙。一直到这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张、桂联军为配合中原战场，决定进攻湖北，于是陆续向桂北、湘南移动，粤军这才得以进入南宁。
接着，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派粤军入湘作战。
但就在陈济棠对撤退中的张、桂军奋起直追之时，云南的龙云奉蒋介石之命，率滇军兵分两路向广西南宁和柳州发起进攻。
此时中原战场鏖战正酣，陈济棠突然意识到，一旦中原大战以中央军的胜利而结束，蒋介石下一个“削藩”的目标，说不定就是粤军，很有可能调过头来攻打广东！意识到这点之后，陈济棠开始走向联桂反蒋的道路，却为余汉谋投蒋代陈埋下伏笔。
在经历第一次粤桂战争后，余汉谋虽然得到陈济棠的赏识，但对陈济棠战时听信他人诬陷关押自己耿耿于怀，不再真心拥护和追随陈济棠。看着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一些想法在余汉谋心中开始形成。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因胡汉民反对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将其软禁，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纷纷南下广州，在“救党救国”的旗号下，云集广州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和两广军人联合起来，在广州另立政府，与南京政府武力对峙。
余汉谋被任命为广州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此时，陈济棠已将军队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余汉谋升任第一军军长，统辖三师，成为陈济棠手下最重要同时也是最信任的一员大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一致抗日，宁粤迅速由对峙走入和解。1932年春，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要求陈济棠出兵入赣。陈济棠派余汉谋率第一军两个师、一个独立旅加桂军一个师，于4月进驻赣南。
蒋介石任命余汉谋为江西第六绥靖区司令。余汉谋虽然表面听命于蒋介石，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实际上对“围剿”红军并不卖力，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策略应对蒋介石，尽量避免与红军发生正面接触，以保存实力。
余汉谋在赣南一待就是三四年，除在水口与红军彭德怀、林彪的部队有过一次大的战斗，没有再向红军发动过大规模进攻，有的只是小范围接触，其实力保存得完好无损。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命令余汉谋率部追击堵截，余汉谋为了保存实力，也为防止蒋介石的军队乘机入粤，在红军长征北上后即返回了广东。
余汉谋为自己保存实力的同时，也为陈济棠保存了实力，因此得到陈济棠的嘉奖和进一步信任。
二、倒陈投蒋，助蒋统一广东
1.倒陈投蒋序曲
1932年夏，在陈济棠的锐意经营下，陈铭枢的省政府保安队被铲除、海空军被收复、省政府被控制、海南被收回，广东成为陈济棠的“独立王国”，陈济棠因此得“南天王”之称号。
蒋介石对于两广地区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深为不满，为尽快“安内”，统一全国，蒋介石的特务机构三民主义力行社制定了一个计划，即：瓦解两广、联络西南、稳定山东、控制华北，分别逐步进行。在这个计划中，瓦解以陈济棠为首的两广势力首当其冲。
但由于胡汉民居住于广州，成为两广军阀的挡风墙，蒋介石一直无法对陈济棠“下手”。
然而，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在广州因脑溢血去世，两广实力派失去此关键人物，宁粤关系迅速发生改变。
蒋介石为安抚陈济棠，特地将他召到南京，与他商议道：
“中央将趁此机会解决广西，惟维持广东现状。”
陈济棠不动声色，但心中自然洞悉了蒋介石的想法，一旦桂亡，粤何能独存？遂决定先发制人，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共同行动，以抗日为名，分兵北上。
5月16日，陈济棠召集余汉谋等高级将领在梅花村秘密商议倒蒋事宜，向余汉谋等人宣布他的反蒋意图。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有的盲目服从，对陈济棠的计划拍手叫好；有的持谨慎态度，未予表态；有的即使持反对态度，为谨慎起见也未表示反对意见。
5月26日，陈济棠又召余汉谋、缪培南、李汉魂、张达等20多名将领开会，重申他的主张。在场的将领听后都默不作声，余汉谋却突然起身说：
“关于党政方面，总司令很清楚，我现在只就军事方面提些意见，供参考。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平汉、粤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运输线，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请总司令详加考虑。”
但陈济棠一意孤行，决计实施其反蒋计划，以图侥幸得胜，对余汉谋的意见未予理睬。
而粤军其他将领，很多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陈济棠在紧要关头不顾国家安危，不念民族存亡，为了争权夺利准备发动内战，越想越气愤，便密谋倒陈。并特派李汉魂、邓龙光、莫希德等粤军将领为代表，找到余汉谋对他进行游说：
“如今国家正面临日军的侵略，绝不能起内讧，发生内战，因此我们希望您能站出来领导倒陈运动！”
余汉谋听后，表情凝重起来，但心里却激动不已。“倒陈”的想法早就在他心中酝酿，而他一直以来缺少的，正是现在这样一个机会！如今机会终于来到，余汉谋仍需做做对上级忠心的样子，他说：
“我为他（陈济棠）一手提拔，与他私交甚好，是他最信赖的部下之一，我若反他，他定然无法承受，让我于心何忍？”
众将听后，赶紧对余汉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余汉谋经过再三斟酌，终于点头。
于是，余汉谋决定从广州回到第一军军部所在地大庾，部署军队，对陈济棠实行兵谏。当然在那之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向蒋介石请示报告。
蒋介石接到余汉谋的电报，大吃一惊，不禁感叹：
“真是天助我也。”
并立即给余汉谋复电，对他的举动表示赞扬，并说：
“将派专机到大庾，接你来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
2.扫除最后障碍
就在余汉谋与众将领密谋倒陈，并与蒋介石取得联络时，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你来我往，出招拆招，打了一场口水战。
陈济棠、李宗仁先于6月1日通电痛陈“九·一八”之创痕末复，“一·二八”之血腥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五裁，今年平津又继之矣。表示“黄河以北，寸土不予敌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之机。”
2日，西南执行部再次致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陈济棠、李宗仁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同时陈济棠的第一和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分途向湖南进军。
陈济棠的目的是争取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的支持，但最终联湘计策未能实现。
7日，蒋介石致电陈济棠称：
“今日救国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丧失于国际之间”。
8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致词，称：
“相信两广决不会脱离中央，单独对外，亦不会借外交之名，作内战之口实。”
9日，蒋介石致电陈济棠、李宗仁，劝其“勿因轻率自由行动，致误救亡之大计”，同日派陈诚到长沙，告知何健，中央军已经自武汉南下。
10日，蒋介石派两个军抵达衡阳，切断两广军队入湘道路，两广军队只能停止前进。
陈济棠出师不利，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坚决，态度趋于缓和，声称两广部队没有开入邻省，只是“积极动员，陈师边境”，“故欲以此催促中央耳”。
13日，陈济棠还派员入京谈判和平调解，表达两广对中央拥护之意。
但蒋介石这次是吃定了陈济棠，公开发表讲话，称对此次事件处理，要以整个国家大局为前提，中央要行使统一权。同时，南京政府对两广展开一系列舆论攻击，指责其“异动”、“内乱”。
在战不成，和不易中，陈济棠度过了燥热的6月。余汉谋亦在与粤军各将领的密谋中度过了燥热的6月。
7月4日晚上9时，余汉谋借故从广州返回大庾。次日抵达大庾后，余汉谋立即召集所部三名师长及军部几位幕僚，在他的住室秘密会商对时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
会议上，除了一贯支持陈济棠的师长叶肇，以沉默表示抗议外，其他人都认为服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一致对外，是最好的选择和出路。
余汉谋则一副不忍如此的模样，在会议中几度眼泪夺眶。他的部下则义愤填膺道：
“决不能跟陈济棠去倒蒋打内战，我坚决主张靠拢南京，回师倒陈。事关国家民族安危，军长要以大局为重，现在已顾不得那么多私交。”
“对，请军长负起倒陈的责任，以救危局。”
余汉谋抬眼看向叶肇，见他仍没有表示，心中有些生气。
叶肇可以说是余汉谋倒陈唯一的顾虑。就在上个月，余汉谋在广州和众将领酝酿倒陈时，便设法分散叶肇的兵力，命令叶辖属部队派出两个团分驻赣州、上犹等县。叶肇早就垂涎赣州地盘肥美，因此乐得接受这项命令。
于是，此时叶肇虽然不同意倒陈，却无法集结兵力反对余汉谋，只能一言不发，沉默对之。李煦寰知道内里底细，便叫人拉开叶肇，警告他说：
“你的部队在哪里呢？如果你还不坚决表示跟军长走，那么只有逐团解决你。”
在李煦寰威胁下，叶肇感于大势所迫，叹口气说道：
“我服从众议，表示赞同。”
接着，李煦寰装模作样跪地，央求余汉谋答应倒陈，余汉谋这才擦干眼泪，表示接受众人提议，随即部署回师广东，并将各将领不盲从陈济棠、李宗仁勾结称兵的事实电告蒋介石。
3.公开倒陈投蒋
7月6日，余汉谋等人奉蒋介石之命飞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余汉谋向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报告陈、李共谋倒蒋的阴谋和在广州开会的经过，并表示了拥蒋的决心，汇报准备回师倒陈的计划，得到南京各方的赞许。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陈济棠集团和部队的收买、分化、瓦解开始发挥作用。
就在此前的7月4日，粤空军48架飞机飞离粤境，叛离陈济棠，经南昌至南京降落，宣称效忠南京政府。
陈济棠得讯后惊讶不已，为稳定空军，次日即赴燕塘航校召集空军飞行员训话，勉以团结一致，共济时艰。他声泪俱下地说：
“广东空军人员应以整体为重，切勿妄动，若离开集体，投奔他处，寄人篱下，其结局是悲惨的，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
同时决定给校、尉级军官增加月薪，准予周日休假，所有空军飞行员均递升一级。为防止再有人驾机外逃，陈济棠规定飞机今后训练时，限制携带电油重量，只准敷用半小时。
陈济棠的这些措施，虽说及时，但却没有抓住空军叛逃的根本原因，即激于民族大义。大多数粤军将领对陈济棠在紧要关头不顾国家安危，不念民族存亡，为了争权夺利准备发动内战十分气愤，但陈济棠在应对措施中没有在这一点上表明态度，因而没能阻止随后出现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
就在余汉谋抵达南京当日，继空军首次集体叛逃后，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兼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秘密离开汕头，前往香港，抵港后宣布叛陈拥蒋。
7月9日，余汉谋通电广东省各将领，呼吁大家服从南京，团结御侮，共济国难。
余汉谋叛陈投蒋，这是陈济棠万万预料不到的，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久久吐不出一句话。
“幄奇跟随我多年，我待他不薄啊！”
最终，陈济棠喃喃自语。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余汉谋对他早已是貌合神离。
余汉谋的背叛，不仅对陈济棠打击甚大，对粤军军心影响更甚，陈济棠绞尽心思，找借口掩盖余汉谋叛逃真相，以稳定军心。
然而，12日，粤海军两艘鱼雷艇又逃至香港。
7月13日，余汉谋返回大庾。同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作出决议：撤消陈济棠本兼各职，任命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
余汉谋随即在大庾通电就职，通电云：
“外患日亟，非御侮不能图存；非统一不能御侮。中央之力图和平统一，实为集中力量之救国要图”，不料“我广东当国难日亟之际，忽然称兵，阴结外寇，进窥邻省，发动内战，破坏统一”，自己“忠言见拒，计智俱穷，用特飞京，请示挽救……”并敦请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以免同室操戈。
随后，余汉谋即率部南下，向广州进军。
4.未能取而代之
余汉谋率部回粤之前，鉴于陈济棠的第二军驻防韶关，为避免冲突，余汉谋事先对第二军军长张达进行了疏通说服工作。张达则表示：
“我决不反对幄奇！”
但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巫剑虹是陈济棠的心腹，余汉谋心知不易说服巫剑虹，好在巫剑虹部早在7月9日奉陈济棠之命退守大坑口，所以余汉谋的部队于7月16日安然进占韶关。
余汉谋部的先头部队第一师彭霖生团到达韶关后，随即拨电话与其师长莫希德联系，不料搭错线，接电话的是第四师师长巫剑虹。
彭霖生随机应变，和巫剑虹寒喧了几句，之后便问他：
“您是否愿意和莫师长通话。”
“可以。”巫剑虹回答。
于是，彭霖生又拨通莫希德电话，和他说明搭错线的经过，并请他和巫剑虹通话，尽力说服巫剑虹。
莫希德随即与巫剑虹进行对话，讲了一通民族大义的道理，接着说：
“你如果赞同我所说的，赞同余军长的主张，就电请陈总司令离粤，并将你的部队由大坑口向后撤退，以免发生冲突。”
巫剑虹竟然爽快同意。莫希德又问：
“伙食有无问题？”
“伙食是靠广州补给的，如果后撤，补给可能中断。”
巫剑虹说完，随即提出供给伙食费20万元。莫希德一口答应。
挂了巫剑虹的电话，莫希德便将此事告诉余汉谋，希望他拨付20万元。余汉谋听后大吃一惊，犹豫道：
“巫师长尚未有任何实际行动，怎么能给他这么大的一笔款呢？”
但最终，余汉谋只能为莫希德兑现诺言，派军部中校副官彭廷光用卡车装载20万光洋运送到大坑口，交给了巫剑虹。
巫剑虹也说到做到，拿了钱便向后撤退，撤到江村后，于7月17日发电表示赞同余汉谋的主张，并电劝陈济棠入京。
于是，余汉谋以20万元，换来陈济棠的心腹干将巫剑虹。
随着巫剑虹由大坑口逐步后撤，余汉谋也率部逐步推进，避免行军过快，与巫剑虹部发生冲突。
当时，驻东江河源的第三军第九师邓龙光部王德全、李绍嘉两位团长，也响应余汉谋，通电倒陈，团长黄世途紧接着举起倒陈旗帜。
陈济棠在此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7日给蒋介石发电，表示遵命下野，但出于对余汉谋的怨恨，他要求“粤事交幄奇主持，各将领均不服从，仍恐不免一战”，希望蒋介石另派大员主持粤局。
蒋介石对陈济棠的要求，只是回复道：“幄奇对兄耿耿在念，决无过甚之举”。
陈济棠虽已决定下野，但还有一个惊人消息在等着他，那就是广东全体空军，已经被蒋介石的特务成功收买，并于18日全体投奔南京。
南京政府曾答应广东空军，给每架出逃飞机两万元奖金，但空军投蒋后，并未接受这笔奖金，并称：“我们要走也是为了国家统一，并非为了金钱。”
这个消息，成为陈济棠离开广东前最后一个重击。
18日晚，陈济棠绝望地离开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广东，屈辱下野。
余汉谋则于24日抵达广州，接受广东军权。
一场内战风潮，至此以倒陈运动的胜利结束宣告平息，西南割据数年的局面亦同时宣告结束，余汉谋从此成为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一名重要干将。
余汉谋的倒陈，对蒋介石统一广东起到了重要作用，论功行赏，蒋介石对余汉谋委以重任，但他不希望余汉谋成为陈济棠第二、李济深第三，因而以各种手段分化瓦解粤系实力，压制余汉谋势力。
蒋介石以“军政分权，还政中央，军人不干预政治”为由，对广东省政府进行改组，并将南京政府的人安插在各级要害部门，以此控制广东。
1937年，南京政府又在余汉谋的绥靖公署之上设立军事委员长广州行营，以何应钦、陈诚为正副主任，致使余汉谋的绥靖公署形同虚设。同时，蒋介石减缩粤军经费，调嫡系部队入粤，在广东发展特务组织，削减余汉谋部在广东的势力；并挑拨余汉谋部内部矛盾，对其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致使身为第四路军总司令的余汉谋，不仅不能像陈济棠主粤时期那样干预党政，如今连自己的部队也指挥不动，无法掌控。
对此，余汉谋深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
三、“余汉无谋”，两战粤北显神威
1.被迫放弃广州
全面抗战爆发后，余汉谋就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闽、粤两省军事。
当时，粤省第四路军经过1936年缩编后，仅有十个师和两个旅，分别驻军在广东省沿海线及琼崖各地，兵力严重不足。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余汉谋奉蒋介石的命令，一口气派出八个师以上的部队北上抗战，其后又陆续派出十三个团之多，大部分官兵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尽管后来蒋介石为其补充了兵力，并恢复建制，增编两个步兵师，但余汉谋的嫡系部队已元气大伤。
1938年4月，余汉谋得到消息：日军在台湾集结海陆空7万余人，准备对广东大举进犯。
于是，余汉谋全力以赴地布置防御，广东军政当局成立了国防工程委员会、抗战动员委员会，在各地建造工事，发放国防公债，一派准备抗战的景象。
但不久又有情报说：日军改变战略，已将主力师团调往长江地区作战。
广东军政当局为此大松了一口气，应战警报解除，各界开始歌舞升平，各级军官将领纷纷擅离防地到广州、香港等地游玩。
然而，10月上旬，日军为策动武汉会战，牵制中方华南兵力，同时为切断中方从内地经广州至香港转往海外的国际联络线，在台湾地区集结第十一、十八师团及一零四师团，编成第二十一军，兵力约7万多人，还集结了大小舰艇30多艘，飞机60架，由古庄干郎任司令官，开始向广州发起袭击。
而此时，广东仍在歌舞升平之中，毫无应战准备。
10月11日晚，日军舰艇出现在大亚湾海面，位于最前线的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首先发现敌情，立刻惊慌失措地向上级报告，同时打电话到广州和香港，请各电影院放映字幕，通知所属军官赶快返回驻地。
与此同时，日军以军舰及飞机作掩护，分别向广东的大鹏、澳头、平海、东涌、小龟各地猛攻。当时驻防在该处的部队，仅有一五一师的一个旅，他们分别坚守阵地，与敌争持，激战通宵。
12日凌晨，日军一个师团在强大海、空炮火掩护下，在大亚湾附近的下涌、盐灶等处强行登陆；同日上午，日军另一师团也在大亚湾东岸玻璃厂登陆。成功登陆的日军立即开始围攻惠阳。
一五一师该旅孤军作战，退守惠阳，急电增援。
余汉谋此时正奉命加强兵力，保护广龙铁路沿线，但由于水陆交通绝大部分遭日机空袭破坏，部队集结调动困难。
15日，惠阳失守，一五一师该旅被全部歼灭。
接着，日军先后攻陷淡水、惠州。17、18两日，日军以主力部队约15000人向增城入侵，在罗浮山东南方被张瑞贵师之一旅所阻击，旅长钟芳峻带兵冲锋杀敌，负伤殉职；日军另一支中队3000多人，由龙门正果向增城阵地猛攻。
余汉谋得讯后，于20日上午，亲临前线，指挥各军。他的到来，大大鼓舞了士气，其部下英勇作战，坚守阵地。
随着战况对己越来越不利，余汉谋离开前线，返回广州，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决定防守新塘至石牌，以曾友仁师和近郊邓琦昌旅增援前线。而市内宪兵、警察、税警团汇同广州警备司令李江，负责防卫广州。
部署完毕，余汉谋当天即又返回前线指挥。
就在这时，日军在增城集中飞机大炮，对余汉谋部进行射击轰炸，其别动队绕道进攻派潭，向余汉谋部后背包抄，又以大队坦克沿广增公路推进，直逼广州，战况危殆异常。
余汉谋认为歼灭正面敌人的时机已过，打算放弃广州，但上报蒋介石后未予批准。于是，为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余汉谋将部队撤至粤北粤汉路横石两侧，布防在清远、横石、新丰一线。
而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也急匆匆随余汉谋转移，广州军政两界群龙无首，广大群众以及许多学校机关的撤退工作无人组织，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21日，日军兵不血刃进入广州城内。与此同时，日军另一支部队由淡水截断广龙路，越过石龙，进攻宝安，直插虎门要塞的后背，虎门重地也在23日失守。
由于余汉谋疏于广州撤退的部署，成为失去广州的“千古罪人”，时人皆讥讽当局道：“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粤语甫谱同音）
2.破釜沉舟抗敌
余汉谋带领驻粤的党政军机关撤退至粤北曲江，作为临时省会，开始设置防线，准备抵抗日军，以雪丢失广州之耻。
余汉谋经观察研究发现，日军正面防线过长过大，于是迅速调整部署，令九零四、九零五团在惠州、淡水、虎门、宝安等地区开展游击作战，牵制日军后方。而正面各军分头反攻，并取得可喜战绩，先在鳌头官庄重创日军，随后于11月24日收复从化，12月9、10两日又先后收复惠阳、博罗、宝安。使得日军被迫放弃大亚湾方面的连络线，改由珠江水道向广州补给。
日军因过长过大的正面防线处处被余汉谋部威胁袭击，在形势对其不利的情况下，以广州为中心，转攻为守，与余汉谋部转为对峙。
1939年2月24日上午，日军出动20多架飞机，分批轰炸粤北南雄，余汉谋部的地面防空部队奋起反击，与日机斗智斗勇，击落日机两架。二机分别坠落始兴和增城两地，机毁人亡。
同日下午三时，增城附近沙塘乡上空又出现多架日机，正在低飞侦察，当地驻军一六五旅官兵发现后迅速对其展开进攻，并击中两架，一架当场坠地，机毁人亡；另一架受伤急降，被一六五旅官兵虏获，击毙机师四名，生擒一名，因缴获的飞机还可使用，便交给上级处理。
1939年末，日军为了配合对广西南部的攻势，从广州向粤北韶关进攻，企图打开交通线。
11月上旬，日军秘密抽调其精锐部队混合成近卫团，联同其十八师团、一零四师团、海军陆战队等共约4万人，在同月21日起，与余汉谋部在粤汉铁路南段接触，互有进退。
12月中旬，日军分兵三路，大举北犯。先以飞机大炮攻击，企图消耗余汉谋部力量，以一零四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为左路，沿粤汉铁路北上，攻占琶江。中路为日军近卫团，在25日越过良口。右路以十八师团全部，从增城经龙门，在24日进犯到龙门北面的地派墟。
余汉谋部分头迎击，战况异常激烈，敌我双方伤亡均重。
就在25日这天，日机空袭韶关曲江，这是第一次粤北战役最危险的时刻，倘若不能击退日军的进犯，广东军政高层只能再次搬家。
余汉谋为争取主动，乘敌轻进深入之际，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在26日率领所部，全线转移攻势，虽然武器方面比不上日军，但依托粤北大山大岭的有利地形，加上失守广州一年带来的耻辱，余汉谋和他的将士们斗志冲天。
同时，余汉谋致电中央，汇报了一个多月来的作战情况，和他誓死守卫粤北之决心，大意如下：
“本部队自上月中旬，挥军奋战，在今月中，敌军倾巢而出，我军也全面动员。战争之初战况是我攻敌守，源潭一役，鏖战四昼夜，歼敌二千余人。随后敌军蜂拥而来，全面进犯，加以空军助战，来势更加猖狂。
“我军总预备队全部投入进攻决战，其余部队暂时进行防御。本周以来，伤亡过半。敌军紧迫我方主力阵地，三面突进，我军死守阵地，也难以遏阻敌军进攻的凶势，即使某一部反击成功，但也无法挽救大局。
“以当前的情形，就算是侥幸能支持多几天，然而后援部队什么时间到来也不知道，前途也难有进展，所以我本着求仁得仁的决心，实行破釜沉舟的决战，力争死中求生，亡中图存。
“即日乘敌军深入，部队分散，山地崎岖，后方空虚之际，全部转移攻势。
“以六十三军张瑞贵率领一五一师、一五三师、一五四师、一八六师、独立二十旅、教导团等部队紧跟敌后，袭击梅坑、吕田、良口的敌人，由南向北攻击；以六十二军黄涛率领一五二师、一五七师从佛岗附近先向东南方攻击从化、增城敌军的根据地，再与六十三军协同，全力反攻；以缪培南副总司令指挥六十五军，力守主阵地。
“汉谋率直属部队亲赴前线，并发动民众清空屋舍，以策划全面作战计划，幸得成功，则上有依赖总理神灵保佑，被荫总座之福，万一中途挫折，也能达成求仁得仁的目的，而没有辜负总座平时战斗牺牲到底的教诲！”
3.首次粤北大捷
发完电报，余汉谋即率部上火线，誓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
在余汉谋的鼓舞下，其所部奋勇抗敌，右纵队六十二军的一五七、一五四师与日军血战一昼夜，终于在28日早上攻克良口北面的高地牛背脊墟，将日军近卫师团一个联队全部歼灭，并将日军存放的粮食、弹药、车辆全部焚毁。
与此同时，一五二、一八六师亦进展顺利，攻占了龙井，并截断了公路，包围了良口墟。
就在右纵队取得一系列胜利后，28日中午，左纵队六十三军主力独立二十旅、教导团等部队收复梅坑，歼敌无数。一五一、一五三、一五四各师则在分击吕田、丹竹坑、沙田、龙头各地。
然而，就在一五八师于高田阻击日军，战斗正酣时，日军右路军一部分兵力钻隙迂回，先头部队突然来到青塘、翁源之间。
军长黄涛发现敌情，立即与余汉谋通电话，请示机宜。余汉谋当机立断，指示道：
“敌要我韶关，我要广州，应立即向敌后攻击！”
原来，余汉谋看准日军此次是倾巢北犯，广州空虚，正是“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大好时机。日军处在中国军民齐起而攻之的形势下，既不能在战斗中从中国方面得到人力、物力支援，又处处被中国军队截击，首尾不能相顾，势必导致士气大跌。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余汉谋下令全面追击。
就在此时，由湘调粤增援的第五十四军十四师抵达粤省，并于1940年1月1日到达新江加入追击，日军各路部队纷纷向南溃退。
余汉谋指挥十二集团军左右纵队，衔尾追击。为达到歼敌的目的，余汉谋分别命令三十五集团军第二军由四会、清远沿北江西岸夹击；五十四军第十四师由翁源向南攻击前进；东江指挥所部队由左潭向铁岗堵截；第二游击纵队，积极袭击新街、龙口、江村的日军，进迫广州。
9日，增城以北各地相继被收复，余汉谋部继续向增城攻击。
与此同时，日军左路军的一部分部队在英德、连江口、黎洞、高田、清远等地顽抗，余汉谋部经过激烈战斗，以惨痛伤亡为代价，终于在5日早晨收复英德。
接着，余汉谋部乘胜追击，10日，先后收复连江口、清远等地。11日，收复从化县城，日军全线狼狈向广州溃退。
至此，余汉谋部终于把日军赶回战前的阵地，完全恢复1939年11月20日前原有的态势，彻底粉碎了日军第一次进犯粤北的战略企图，赢得了广东军民自抗战以来的第一场大胜利。
此次会战作战时间由1939年11月20日起到1940年1月21日止，历时53天，总共击毙日军军官236人，士兵9800多人：击伤日军军官87人，士兵3700多人；俘虏敌军军官4人，士兵58人；缴获火炮十门，炮弹800多颗，重机枪12挺，轻机枪33挺，步枪330枝，子弹35000多发，夺获日军军马80匹，击伤击毙日马1000多匹，以及缴获其他军用品甚多。
会战结束后，余汉谋随即召集各部队首长，在曲江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检讨此次会战敌我优劣得失，总结经验教训。
第十二集团军遵照上级指示，把此次粤北大捷的战利品展示给民众，并将各次战役战斗经过情形、敌人伤亡人数等制作成图表，公开展览。远近民众纷纷到场参观，此展会大大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增强了抗战到底的信心与决心。
4.抗战中再创佳绩
国军取得粤北第一次大捷后，日军便龟缩广州，并试图扩充外围据点，打算扫荡国军。
经过4个多月的准备，日军于5月又派出十八、二十八、一零四师团共4万精兵，第二次向粤北防线扑来。
5月13日，日军主力及战车数十辆，以飞机大炮为掩护，由神岗进犯从化街口。14日，又进犯从化东北的鸡龙岗。
余汉谋部进行分路反攻，两地失而复得数次。
此时，余汉谋借鉴第一次粤北会战的经验，为了遏制日军钻隙迂回的伎俩，以重兵控制良口以北地区，作为多条战线的纵深阵地；而正面两侧，配置相当兵力，准备腰击敌人；另外以劲旅部队，沿粤汉铁路线，威胁广州日军。
20日，日军攻入良口，22日凭借飞机大炮助战，并施放毒气，进攻国军良口以北的主阵地，余汉谋部奋力抵抗，损失惨重。
24日，余汉谋令所部分别由水头墟、石岭墟向日军侧面攻击，日军仓皇中应战，战斗异常激烈。
31日，增城方面的日军第十八师团的一部分部队，向增城西侧的派潭进攻，遭到余汉谋所部奋力阻击，滞留河大塘、灵山一带，无法前进，良口的日军也被消耗得疲困不堪。
与此同时，花县、增城两方面的日军遭遇余汉谋部阻击，无法协同增城、良口日军作战，增城、良口日军遂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之中。
余汉谋为了彻底歼灭日军，命令部下张贵瑞、黄涛率部分别向米埗、良口、鸡龙岗东西两侧发起攻击，而各县民众同仇敌忾，破坏日方交通，日军进退两难，节节败阵。
6月1日，余汉谋部终于攻克花县。两天后，收复良口。
就在收复良口同日，进攻派潭的日军，也在余汉谋部的阻击下，全线向南溃退，接着又遭余汉谋部分路追踪截击，而疲惫不堪，其后近卫师团一大队退至鸡龙岗，被一八六师部队伏击，首领宫本少佐被当场击毙，其余300多名官兵也被全部歼灭。
此时，日军广播也不断传送日本皇军遇袭惨败的消息，被俘日军官泽大佐在日记上写道：
“全军溃败，自来华作战，从未有过如此之惨败。”
此次战役，从1940年5月13日起至6月12日止，作战整整一个月，日军扩充广州外围的企图又遭失败，不得不龟缩回广州。
余汉谋率第十二集团军，接连取得两次粤北大捷，不但粉碎了日军的进攻，也为他自己恢复了声誉。
第二次粤北会战结束后，原属第四战区管辖的两广地区，被南京政府划分为四、七两个战区，余汉谋被蒋介石提升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驻扎韶关，仍兼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统辖广东全省的军事力量。
四、一代将星，抗战后被释兵权
1.驰援湖南广西
1944年，已走入穷途末路的日军，突然先发制人，在东线战场展开猛烈进攻。
此时，台湾海峡被中国盟国海军控制，日本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已被切断，在中国的长江补给线，也受到中美空军的监视。为了挽救败局，日军决定孤注一掷，投入50余万兵力，做“最后一搏”，开辟一条由中国东北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以维持其本土与南洋各地的联系，同时摧毁美国在华的空军基地。
蒋介石虽然深知对日作战的艰苦，但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日军的“最后一搏”，主要在于打通粤汉、湘桂两线，为其在缅甸、越南、中南半岛，以及南洋海岛上的各处日军，开辟一条溃败后的逃生之路。
同时，蒋介石明确断定：“敌寇今日的狂妄行动，真是日暮途穷、计无复出的最后一掷。”
但蒋介石却没有料到，日军的“最后一掷”，其规模之大，在侵华战争期间空前绝后。
这年4月18日，日军突破中牟地区守军防线，渡过黄河攻占中牟，然后兵分三路向郑州、密县、尉氏与鄢陵等地大举进犯。
仅仅近40天，日军便以五六万之兵力，在有三四十万守军的河南境内攻城掠地，连占包括郑州、洛阳、许昌等中原重镇在内的城市38座，不仅打通平汉线，而且控制了河南境内陇汉线大部。
就在占领洛阳的当天，日军又以20余万兵力，配备1个骑兵联队、4个独立炮兵联队、1个野战炮兵联队、3个独立工兵联队、两个铁道兵联队、战车第三师团一部，以及汽车3000余辆、飞机6000余架，向第九战区大举进攻，长衡会战爆发。
6月17日，长沙陷落。日军继续进犯衡阳，衡阳告急！
与此同时，余汉谋奉蒋介石之命，急遣六十二、六十五两军倍道驰援。其中六十二军于15日突进六塘东南方。19日，钻隙渗透到衡阳城郊。
然而，由于协同作战的七十九军进展缓慢，较迟渡过蒸水，六十二军遭到腹背受敌，伤亡惨重，雨母山一役中，一五一师少将副师长余子武壮烈殉职。
而衡阳守军，顽强抵抗，以17000余人的兵力，与五个师团的日军进行拼死搏杀，在弹尽粮乏的情况下，苦战48天，致使日军惨遭重创，死伤19000余人。
8月8日，衡阳失陷。日军随即沿着湘桂铁路线西进。
余汉谋调派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率黄涛的六十二军、林伟涛的一五一师、邓泊涵的一五七师、刘绍武的一五九师，入桂救援。
9月初，日军发动了广西战役，先后占领桂林、柳州，于11月24日进入南宁，并派二三千人追赶国军至贵州，一度令贵阳、重庆哗然。
这便是中日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豫湘桂战役。日军虽最终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由于延误了时间，其战略价值已经大大减弱。而后，经过国军大举反攻，大挫日军气势，黔桂战局转为稳定。
2.当了受降主官
1945年，是中国军队扬眉吐气的一年。
这年年初，日军企图打通粤汉铁路南段。当时，日军占领了衡阳、桂林两个据点，还剩下韶关一个据点，于是集结20多万兵力，凭借飞机大炮等优良的武器，对韶关发起猛烈进攻。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余汉谋冷静应对。先是任命张泽深为韶关城防指挥官，部署守城，随即准备将广东省政府东迁。
1月中旬，日军以提三树男的六十八师团，由湖南沿粤汉铁路南犯；以铃水贞次的一零四师团，由广州沿粤汉铁路北犯；以宫泽四郎的四十师团，由湖南道县进发，沿蓝山、乐昌东犯。从三面合围曲州。
1月23日，韶关城防守军与北犯的日军接触，将其阻于河西医院附近。
24日，日军突袭韶关市区南端的飞机场，并进攻火车站和自力山，以及韶关市区北面十里亭的大王岗山，韶关守军以及前来支援的一八七师与之多次短兵相接，展开肉搏，争夺异常激烈。
其中争夺大王岗山的血战进行了整整一昼夜，大王岗山反复被夺，又反复失而复得，敌我伤亡均重，其中一位副团长黄远谋在战斗中奋不顾身，壮烈牺牲。眼见守军力不能支，余汉谋只好决定放弃韶关，下令城防部队开始突围，向始兴、南雄方面集结，阻敌前进。
27日，余汉谋部撤守曲江，将第七战区长官部转迁至龙南，其间不断派出有力部队侧击粤汉铁路交通线。
此后，日军为了防护粤汉铁路南端交通，同时侵占龙南、定南、虔南，于5月间分三路进犯，先后攻占三南（龙南、定南、虔南）以及和平各地。而余汉谋率部紧跟其后，不断将失地收复，致使日军损失惨重。
到了6月中旬，三路日军都遭到大举反攻，狼狈溃退。
夏秋之间，中国军队进入全线反攻，取得节节胜利。
此时，太平洋美军己成功登陆硫磺岛，盟国空军猛炸日本东京各地，日本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领袖在波茨坦发表联合声明，指令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日本举国震惊。
14日，日本政府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
15日，中国政府接到日本宣布投降的电文后，最高统帅部即电南京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示其有六项投降原则，并任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
9月9日，受降典礼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举行，冈村宁次代表日军签字。
陆军总司令部遵照最高统帅的指示，按原战区将全国分为15个受降区，指派就近的最高军事长官分别接受日军投降。
余汉谋被指定为广东省曲江、潮汕及惠阳等地区受降主官，投降的日军部队有104D潮汕支队及130D炮兵一大队与步兵两个半大队。办理受降地点在汕头。余汉谋领命后立即着手准备受降。他先派人前往惠阳，设置前进指挥所，并将备忘录送到日军方面负责人、独立步兵第八旅团长加滕奇少将手中，告知本战区受降接收规定事项。
接着，余汉谋急电海丰县长黄仲文，令他切实负责保护海丰县日军武器弹药仓库，严防奸匪破坏劫掠，听候派员接收。
9月28日，受降典礼在汕头举行，仪式简单严肃。余汉谋以受降主官身份指派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徐景唐为受降官，与之坐于上方。日本投降主官为二十三军军长田中久一，以其军部参谋长高田为代表，签署受降书，并口头陈述，绝对服从命令，遵照规定缴械。
然后，日方投降官及其随员敬礼、退席。我方随即鸣炮、奏国歌，粤省陷入抗战胜利的一派欢腾中。
余汉谋率粤省度过难关，心中自是激动不已，事后，他为抗战胜利总结经验称：
“不屈必胜，能战必存。”
3.沦为光杆司令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余汉谋以为终于可以重返广州了。殊不料，蒋介石在任命他为广东曲江、潮汕及惠阳等地受降主官，接受日本投降的同时，却任命张发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从广西前往广州，接受日军投降，掌管广东军事。
于是，广东全省各地区，全部划入张发奎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辖区。粤军期盼已久的大本营被鹊巢鸠占。
余汉谋所部虽在抗战前，便被蒋介石想方设法削弱、分化、瓦解，余汉谋也已习以为常。但如今不同往日，余汉谋在抗日中立下战功，却遭此对待，自有被“过河拆桥”的感觉，其所部官兵也都非常气愤。
余汉谋无奈之下，只能对部下好言相劝：
“抗战已经胜利，洗雪了我国甲午以来五十多年的奇耻大辱，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此后大家如能团结一致，遵照总理遗训，做个老百姓也是光荣的。”
为了抚慰愤愤不平的官兵，余汉谋把部队的大部分公积金以及可以公开变卖的东西，如运输汽车、剩余战争物资等，统统分给各级军官，以防南京政府一旦解散粤军，这些军官们也可以靠着这些自谋生计。
而事实果然如余汉谋所料，1946年初，蒋介石下令同时撤销了余汉谋的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也自动被解除。
而余汉谋所指挥的第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和闽粤边区部队，一部分被划归张发奎指挥，一部分被蒋介石调到江苏、山东参加国共内战，全部脱离了余汉谋的掌握，余汉谋苦心经营20多年的粤系军队至此被蒋介石彻底拆散。
余汉谋苦笑着摇头叹息：“我已沦为光杆司令了。”
为了安抚余汉谋，蒋介石晋升他为二级陆军上将，又委任他为有名无实的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而这个绥靖公署主任的主要任务，就是看护浙赣铁路，实际等于无事可做。
余汉谋也乐得清闲，认真为蒋介石看护起浙赣铁路。
1948年春季，国民大会召开，余汉谋被委任为陆军总司令。
这个职务乍听之下，非常厉害，实际上有名无实，没有实权。余汉谋既来之则安之，自我安慰道：连何应钦、顾祝同等人也不过是充当高一级的“传声筒”，自己一个被解除兵权的非嫡系将领，出任此等高级职务，应该知足了。
于是，上任后一副清心寡欲的样子，做好本职工作。工作之余，就在家读读报看看书。后来余汉谋回忆这段经历说：
“在这段时间我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什么都不想，也不容我想。”
4.大闹救国日报
就在1948年春季国民大会期间，余汉谋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
当时，余汉谋和薛岳、张发奎等粤籍将领成立竞选小组，为孙科竞选副总统筹集经费、拉选票。孙科的竞选对手主要是桂系首领李宗仁。
然而，经过众人一番努力后，4月19日，竞选副总统当天，各代表入场时，发现座位上摆着一份《救国日报》，头版头条赫然刊印着孙科与如夫人蓝妮的丑闻！余汉谋顿感之前的努力已化为泡影，沮丧不已。
两小时后，竞选结果出炉，得票前三名为李宗仁、孙科、于右任，但因三人均不足法定当选票数，依照选举法规定，三人将在24日进行第二轮选举。
散会后，余汉谋等百余名粤籍代表在休息室召开紧急会议，脾气火爆的薛岳起身愤愤道：
“我们去找《救国日报》主编算账。”
余汉谋心中虽觉不妥，但见张发奎、香翰屏、李扬敬等粤籍将领纷纷附和，觉得自己也没有拒绝之理，于是，就由他们五名国军上将挂帅带头，60多名粤籍代表紧紧跟随，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位于太平路的《救国日报》社，将该报社一楼排字房和门面砸了个稀巴烂。
回到国民大会会议厅，薛岳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要“依法控诉《救国日报》捏造事实”之罪。
第二天，各报头版均以“五国军上将大闹救国报”为头条，惊动了蒋介石。
蒋介石亦反对李宗仁、扶植孙科参加副总统竞选，但对薛岳、余汉谋等人将事情闹大颇为不满，还将“罪魁祸首”薛岳训斥了一番。
4月24日，第二轮副总统竞选投票，李宗仁票数又位居第一。
此时蒋介石见李宗仁胜利在即，也有些着急，于是如法炮制，令陈立夫散播消息，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就要逼宫，或三个月后就要逼迫领袖出国”，同时攻击李宗仁夫人在北平贪污。
在形势对李宗仁不利时，李宗仁以退为进，退出竞选，使国民大会陷入停顿状态，同时桂系在南京郊区的军队也在虎视眈眈，蒋介石棋错一着，不得不对李宗仁让步，请他重新参加竞选。
然而桂系将与蒋介石的谈话付诸报端，并称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想倡导民主作风，反而使李宗仁更获民心，一些原本支持孙科的蒋系“国大”代表，因对陈立夫阻碍自由竞选产生反感，反而站到李宗仁一边。
4月29日，孙科最终败给李宗仁，副总统的桂冠被李宗仁摘走。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也是国民党党内分裂的开始。虽然余汉谋此前支持孙科，但对于李宗仁出任副总统，也乐于接受。因为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余汉谋表面对蒋介石毫无怨言，实际心中记恨不已，因此默默站到了李宗仁一边。
李宗仁上台后，第一件事便是逼蒋介石下野，这点倒与蒋介石当初“造谣”内容一致。李宗仁采取了武力胁迫，由白崇禧在武汉散播言论：
“蒋氏如再坚持不下野，白崇禧的部队将退出武汉，让开长江一线给中共。”
“如以政治方法不能成功，即以军事行动达其目的。”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第三次下野。
下野前，为笼络广东地方要人，蒋介石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为陆军总司令。
但这迟到的安抚已无法打动余汉谋。回到广东，余汉谋便公开站到了李宗仁一边，并公开称：
“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几个月陆总，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
“照我看，只要共军渡过长江，势必马上解体，可以肯定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我这次回来为桑梓服务，希望团结广东军政人员，进而与广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残局，如不可能，只好认输，绝不陈兵边境，作最后挣扎，使广东同胞重受战祸，加重我的罪责。”
五、为避猜疑，隐居郊区北投
1.不起义不抵抗
余汉谋就任广州绥署主任后，同张发奎、薛岳商量，提出了几个能打动、鼓舞广东人心的口号：
“团结大广东！”
“继承粤军第一师精神！”
“四、七、九战区大联合！（抗战时，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分别是这三个战区的司令长官。）”
与此同时，余汉谋还和薛岳一起，大力搜罗广东旧军政人员，扩充实力，同时积极整顿和扩大保安部队，将原来15个保安团扩大为20个团，编成5个师，各师均配备重型大炮、战车，以适应大兵团作战，并把部队调集到广州附近和省内各重要铁路沿线，企图阻止解放军进军广东。
余汉谋将旧部布置在湛江、高要、海南等地，以图万不得已时，能退到湛江，以海南为基地，雷州半岛为外围，喘息待援。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下，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中。华南各地都在积极准备迎接解放，余汉谋旧部罗梓材等人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想利用他们与余汉谋的老交情，发动起义或设法保全广东，以迎接解放。
但余汉谋对起义的事情疑虑重重，他对罗梓材说：
“这是谈何容易的事，即使不顾念自己的历史问题，单那帮特工人员就难以对付，行动上会有许多危险。只有将李振球的六十五军调回广州，有了可靠的兵力之后，在有利的条件下，才能考虑这些问题。”
最后又叹息道：
“到时候我不抵抗，自己走就算了。”
5月，余汉谋凭借保安队雄厚的军事实力，镇压了吴奇伟在粤东的起义，打击了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
10月，解放军大举入粤，并很快兵临广州城下。广东国军无力抵抗，余汉谋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自己是无能为力了，决定放弃广州，他指挥部队从粤北、花县直到广州，一枪不发，节节退却，既不起义，也不抵抗。
此时，余汉谋内心十分矛盾，思想一片混乱，他曾想过挣扎到底，但又深知自己无法对抗解放军；既知大势已去，又不敢弃暗投明，甚至潜意识里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张发奎、薛岳能够挽救败局。
但形势已定，余汉谋无奈下在广州自掏腰包，发放三个月薪水的遣送费，把其绥靖公署的职员分批遣散，令其各自逃走。他自带部分随从于10月13日从虎门坐海轮经湛江逃往海口。
此时的海南岛，俨然成为国民党的反共战略基地和大西南逃台的空中航线中转站，这个一向被南京方面冷落的中国第二大岛顿时热闹起来。
余汉谋到海南后，自动请求取消了自己广东绥靖主任的头衔，表示愿意当薛岳的副手，协助薛岳在海南岛做最后挣扎。
薛岳将从大陆南逃而来的国民党军队和海南的地方部队，统一在防卫总司令部指挥之下，总兵力为10万人左右。之后，薛岳制定了海南防卫作战计划，以现有的防御工事为基础，以进行持久防御为作战计划的指导要领，配以海、空和战车部队，形成一个现代化的作战体系。
对于该作战计划，薛岳特地召开作战会议，亲自进行解释。他站在军事地图前，边用指挥棒指点着边说：
“根据我们的综合分析、判断，共军必然利用夜晚、雾天渡海作战，配合岛内土共，采取外攻内合的攻势，实行中央突破，将我军分割压倒于琼山、文昌、儋县、昌江平原地区而歼灭之。为此，制订此防卫作战计划进行应对。我们将防卫地带组成三道防线：由文昌县的铜鼓岭起，中经抱虎岭、木兰头、七星岭、铺前、塔市、海口市、白莲、花场、天尾、马枭、临高角、新盈、新英、定城等沿海地带为第一道防线；由琼东县在长坡、烟矿、黄竹、定城、新英、瑞溪、金江、红石岭、加莱、那大、白马井等设二道防线；以海口市、白莲、花场、天星、马枭一线为核心防线。”
薛岳认为这三道防御线坚如“铜墙铁壁”，自称为“伯陵防线”。
尽管这么说，余汉谋和薛岳都深知海南守军战斗力低下，不堪一击。
1950年3月5日，解放军发起海南战役，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邓华兵团在琼崖纵队和海南人民的支持下，于4月16日渡过琼州海峡。
正如余汉谋心中所料，海南守军一触即溃。余汉谋、薛岳等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即组织撤退。由于计划周密，解放军又无制空权和制海权，余汉谋的撤退比较成功。
5月1日，“国军”主力全部上船撤往台湾。同日，海南解放。
2.晚年远离政治
余汉谋和薛岳虽然丢失海南，但毕竟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蒋介石也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海南难以保住，因而没有责怪余汉谋等人。反而因其撤退计划周密，组织撤退有序，使得国民党军队主力得以全部上船撤往台湾，而对余汉谋等人进行了表彰。
到台湾不久，余汉谋被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并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
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余汉谋从海南带到台湾的“粤军”经过接二连三的整编，早已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混在一起，变得面目全非，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可以说“粤军”已经不存在，余汉谋也已经一无所有了。
国民党改造运动结束后，余汉谋除保留“总统府”战略顾问外，1952年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尽管都是荣誉虚职，并无实际工作可做，但余汉谋仍乐于接受。
此时，大多数大陆时期的高级将领都与余汉谋一样，包括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何应钦等人，也都赋闲在家，与余汉谋同样的粤籍将领薛岳，也被任命为“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所谓战略顾问，不过是荣誉职务而已，并无实质性工作可做。因此，余汉谋不仅没有失落感，反而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欣慰。
为了躲避政坛纷争，增加蒋介石的好感，余汉谋干脆搬到台北的北投郊区居住，过着“种菜未容终老去，赌棋时约故人来”的闲适生活。
余汉谋戎马大半生，战场上挥师千军万马、叱咤风云，可脱下军装却是一位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儒者。他不但熟谙古今兵法，且博览群书，手不释卷，极为推崇孔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论语章句，并对书法情有独钟。
余汉谋从小开始学习书法，数十年来锲而不舍，观摩古今名家精作，穷其奥秘，攫其精华，融汇贯通，最终“有志者事竟成”，他的一手端正遒劲的楷书，可谓造诣颇深。
世人有“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之说，余汉谋的书法端庄秀逸，结构严谨，从未给人有“火气”之感，这与他的为人是非常一致的。曾有人这样评价余汉谋：
“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感到，当你同将军相处之时，你会深刻感受到他有尊长的慈爱，有挚友的热诚，有艺术家的坦荡胸怀。身为跃马操戈的军人，诚属罕见。”
余汉谋为人宽宏大量，待人仁厚，无论部下、同僚，还是乡人、朋友，对此都有深有同感。早在1929年冬第二次粤桂战争时，桂军战败后，余汉谋指挥粤军入桂追击。其间，有次余汉谋来到宾阳附近，驻军在公路上列队欢迎，号兵正吹号为礼，余汉谋便下车答礼。不料，卫队所乘大车忽然从后面驶来，司机刹车不及，车轮从余汉谋的脚面辗过。
这一幕令所有人大惊失色，大家一面围着余汉谋查看伤情，一面请示拘留司机治罪。余汉谋虽伤势很重，但还是制止众人说：“是我不慎之过，算了。”
这件事不仅让司机万分感激，亦让在场将士无不感叹余汉谋的宽容与雅量。余汉谋此次脚部负伤，在广州颐养院医治多年，才恢复正常。
在大陆时期，还曾有一乡人罗某凯觎余汉谋在北岭山的先祖坟地风水，偷偷将自己先人的茔坟侵葬入余汉谋祖坟地界内数尺。
风水宝地对一个家族来说，可以说是命根子。因此余汉谋的亲友发现此事后，均愤愤不平，打算借助余汉谋的势力找罗某兴师问罪。余汉谋得知后，赶忙制止亲友，对他们说：“让他数尺又何妨。”结果避免了一场纠纷，乡人对余汉谋更加佩服与赞赏。
正因为余汉谋随和、宽容，宅心仁厚，余汉谋的晚年，便常有乡人、属下、旧日朋友往来。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梁寒操是余汉谋的小学同学，在余汉谋搬到台北北投郊区以后，梁寒操也搬到北投居住，与余汉谋比邻而居，从此两个怅怀故乡的老人朝夕过从，聊慰寂寞。1975年，梁寒操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余汉谋十分难过，为此伤心了很久。
余汉谋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运动。早在大陆时期，他便经常教诲下属要持之以恒地锻炼，不做弱者，争做强者。他本人也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因此晚年仍保持神采奕奕，到了耄耋之年，仍然耳聪目明。
余汉谋主要的体育运动便是登山，他认为这项运动既可锻炼身体，又能锤炼人的意志，把它隐喻为攀登高峰，不断向前，激励奋发上进的意思。
经常与余汉谋一起登山的，除了知已好友，还有夫人同行。每次登山，余汉谋都将它看作是一次任务，而且必须完成这项任务。当他站到山顶上时，这项任务便完成了，他便会心情愉悦地感受“会当凌绝项，一览众山小”绝妙佳境，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3.一切听之天命
余汉谋有一妻二妾，夫人上官德贤是他的保定军校同学兼密友上官云相的胞妹。娶妻之后，又先后纳如夫人吴桂琼、林秀珍。其子女四人均学有所成，长子余国栋，次子余国梁，长女余肇文，次女余穗文，四人皆先后赴美国攻读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由于子女大多时候不在身边，余汉谋纵然再乐观，长期无所事事，也难免精神空虚，感到无所寄托。这时，余汉谋的妻兄上官云相便建议他加入佛教。
上官云相在台湾的命运和余汉谋相似，赴台后也是赋闲在家，终日无所事事，于是笃信佛教，自称“古穆和尚”。见到余汉谋因空虚而沮丧，便以佛教中的“四大皆空”来开导安慰余汉谋。
尽管受到上官云相的影响，但余汉谋没有信佛，而是与夫人上官德贤一起皈依了基督，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企求上帝赦免他以往犯下的罪孽。
皈依基督后，余汉谋每天有了固定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到教堂中去唱圣歌、做祷告，他像当军人时一样严格遵守时间，风雨无阻。
1975年，蒋介石去世，余汉谋十分难过。1980年4月4日，台湾当局为纪念蒋介石去世五周年，在台北举行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余汉谋作为军界元老被邀请出席。
当时虽是春天，但烈日当空，炎热如盛夏，会场上也没有遮蔽阳光的帐篷，余汉谋以84岁高龄，全身戎装，不肯用手仗，一直坚持至礼毕，冒着汗正襟危坐了两个多小时。
集会结束后，余汉谋又进入纪念堂向蒋介石的铜像行礼，这时他已经感到体力不支，但还是勉强硬撑着参加完所有仪式。
回到家后，余汉谋感到胸部不适，次日便被家人送进荣民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患了肺癌，随即转入三军医院作长期治疗。
从此，余汉谋再也没离开过医院病床，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病情时好时坏，虽身心受到痛苦煎熬，但每次有人来访，余汉谋都笑容满面，与客人聊天。无论谈到世界前途或他久治不愈的痼疾，他都乐观向上，从无悲观情绪，更无厌烦疲惫的样子。
余汉谋的亲友曾形容他住院时的情形说：
“他有时因咳嗽不己，睡眠不佳而感沉闷，有时神采焕发，谈笑风生，如无病者一样。他想得开，看得透，从不讳疾忌医，自谓革命军人以身许国，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一切听之天命。”
余汉谋去世前不久，其姻亲赖景瑚夫妇到医院看望他。当时，余汉谋已经非常消瘦，但仍满面笑容，与赖氏夫妇闲话家常，还指着茶几上放置的赖景瑚新作《烟云思往录》，兴致勃然地对赖景瑚说：
“病中有此作伴，我很愉快，它使我有读书之乐而无孤寂之感。”
余汉谋一向喜欢读赖景瑚的文章，被赖景瑚视为“知音”。赖景瑚曾评价余汉谋说：
“他平日态度谦和，语言谨慎，和他初次见面的，总认为他是洵洵儒者，简直看不出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百战英雄。”
此时，余汉谋感到自己大限将至，对大陆老家的思念更甚以往。就在这时，余汉谋在香港的姐姐余淑贤提出，要返回大陆定居。余汉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当即表示：
“落叶归根是对的，我支持这一行动，一切困难可以帮助解决。”
余汉谋忍着癌症带来的痛苦，为余淑贤回大陆定居作了周密安排，并派他的第三夫人林秀珍从台湾赶赴香港，帮助姐姐办理相关事宜。在三夫人临行前，他将为姐姐准备的生活费用请三夫人代转，并嘱咐说：
“姐姐曾遭遇车祸，行走困难，你去香港后，要为她购买轮椅及回国后所需的一切生活用品，然后把这笔预备金交给她，作为她回大陆定居后的一切生活开支。”
那时，余淑贤已经98岁高龄，如果没有余汉谋的支持，她回归故里的愿望定然无法实现。
1981年底，余淑贤由香港顺利返回广州定居。余淑贤抵穗后，民革广州市委领导同志登门慰问，并协助解决房屋问题和办理有关定居手续。当她搬进广州市东山百子横路的旧居时，十分动情地表示：
“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照顾关怀！”
然而，余汉谋没有等到姐姐回归故里这一天。
1981年12月27日，余汉谋终因癌细胞扩散，病入膏肓，带着对故乡的思念，安祥地、毫无痛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5岁。
历史评说
在粤军将领中，余汉谋以文韬武略而著称，不失为南海名将，并一度成为南京政府重臣，一领粤军之风骚。
余汉谋早年的功绩之一，便是对共产党人的保护。北伐期间余汉谋所部留守广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广州随之发生了“四·一五”政变，当时余汉谋率部驻防高要，接到广东当局发来的“清党”密电后，他见电报中所列黑名单中的人物，有一些曾协助过当局工作，在设法通知这些人后才展开搜捕。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时，余汉谋奉命出兵入赣，表面上执行蒋介石的“剿共”命令，实际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策略应付蒋介石，可以看出他对共产党的态度。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余汉谋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倒陈投蒋，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内战。但抗战初期，余汉谋放松了防范，使广州轻易落入日寇之手，余汉谋因此备受谴责。以后余汉谋两战粤北取得大捷，粉碎了日军的进攻，也为他自己恢复了声誉。此间，余汉谋部还前后参加了江苏、河南、江西、湖南、广西等各省的抗战，有力地支援了各省友军作战。应该说，抗战八年，余汉谋功不可没。
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排斥异己，余汉谋被解除兵权，一直居于闲职，直到蒋介下野才被任命广东绥靖主任，得以重返广东。但当解放军兵临广州城下时，尽管余汉谋不愿向解放军投诚，但也未予抵抗，使广东同胞免受战祸。
值得肯定的是，余汉谋对部下宅心仁厚，抗战胜利后曾把部队的大部分公积金以及可以公开变卖的东西分给各级军官，以防粤军一旦被解散，这些军官不至于一时生活无着。国民党败势已定时，他又自掏腰包发放三个月薪水的遣送费，把其绥靖公署的职员分批遣散，令其各自逃走。余汉谋在社会公益事业上，也尽显菩萨心肠。当年驻军赣南时，但凡兴学、筑路、修水利、建医院皆悉力协助；同时他崇尚科学，兴办教育，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到台湾后，余汉谋为避猜疑隐居郊区，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亦可谓明智之选。
纵观余汉谋一生，“谋国之忠，料敌之明，器度之恢弘，临战之谋定，与人有让而不争”，尽显一代儒将之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