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三部
周至柔
开创国军现代化第一人
作为陈诚“土木系”的重要干将，周至柔仕途通达。在中日空战中指挥有方，立下赫赫战功；赴台后仍官居显位，对台湾军队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其侍母甚孝，其母93岁高龄去世，周披麻戴孝，甚为悲哀，颇得世人好评。
小档案
姓名字号：周至柔，字至柔，原名百福
籍贯：浙江临海
生卒年月：1899年11月30日——1986年8月29日，卒年87岁
毕业院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军衔：陆军一级上将
最高军职：空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总长
家庭：
父亲——周滕珊，曾在清政府任小军官，后以开中药铺为生，在周至柔12岁时去世
母亲——侯氏
兄弟姐妹——兄弟三人，姐妹一人，周至柔排行第二
妻子——王青莲，生子周一西
简历
1899年——11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县东藤镇。
1919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
1924年——任黄埔军校上尉教官。
1926年——任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副团长。
1927年——任第二十一师参谋长。
1933年——任第十八军副军长。
1934年——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航空委员会委员。
1936年——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指挥空军对日作战。
1938年——任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负实际责任（校长为蒋介石兼任）。
1940年——任空军参谋学校教育长。
1941年——复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
1943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监察。11月，作为军事顾问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
1945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1946年——任空军司令部第一任空军总司令。同年，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50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兼任空军总司令。
1951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1952年——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团务指导委员。
1953年——任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篮球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4年——任“国防会议”秘书长。
1956年——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中华奥运会”主席。
1957年——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第六任）、台湾省保安司令、台湾省民防司令。
1962年——任行政院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任“总统府”参军长。
1965年——任“全国高尔夫协会”理事长。
1967年——任“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总统府”战略顾问。
1972年——任“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
1976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198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1986年——8月29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台北，终年87岁。
一、半路出家，一步登天
1.贵人相助半路出家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在炸毁柳条湖铁路之后，旋即进攻北大营，包围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并在之后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占领了东三省，速度之快，举国震惊。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开始感到掌握制空力量的重要性。缺少飞机，无法构成立体式作战，战争中必然处于劣势，组建航空部队迫在眉睫。
而周至柔登上军界权力巅峰，便是从创立空军开始的。
当时，对空军如何组建，国民党内部分为“亲意派”和“亲美派”，两派分歧很大。蒋介石的得力干将陈诚因此向蒋介石建议，选派一人出访欧美，考察先进国家的航空事业，然后再作定夺。
蒋介石听后表示赞成，要陈诚推荐一人，陈诚脱口而出道：
“周至柔。”
周至柔的命运自此发生转变。
周至柔出生于浙江临海县东藤镇，父亲周滕珊在他12岁时去世，使他在单亲家庭中过早地经受了人生的磨难，也养成了吃苦耐劳、锐意进取的性格。
周至柔幼年时在家乡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而后升入浙江省第六中学，1919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与浙江老乡陈诚成为同期同学，并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陈诚成为周至柔命运中不可缺少的贵人。
1922年，周至柔自军校毕业，与陈诚一起被分到浙江陆军第二师。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受革命思想熏陶，两人对北洋军阀越来越感到失望。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陈诚首先赴粤，随后召唤周至柔南下广州，周至柔毅然追随，进入黄埔军校，与陈诚一样，成为了上尉教官。
第二年，周至柔随陈诚参加两次东征，因作战英勇机智，战役结束后升任虎门要塞司令部参谋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陈诚任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团长，周至柔任副团长。第六十三团在两人的率领下，转战江西、浙江、江苏等地，接连取得大捷，1927年4月，陈诚升任第二十一师师长，周至柔升任第二十一师参谋长。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28岁的周至柔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江上游办事处少将主任，成为同辈中的佼佼者。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时，周至柔正在第三十三旅旅长位上，奉命率部开赴中原大战第一线，先后参加了攻克马牧集、归德、济南、郑州等重要战役，因在大战中表现突出，在战后升任第十八军第十四师副师长，不久升任中将师长。第三十三旅则被蒋介石视为劲旅，
从1931年至1933年，周至柔跟随陈诚的第十八军，参加了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和第四次“围剿”。由于他作战英勇，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嘉奖，于1933年升任第十八军副军长。
第十八军是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也是国民革命军的王牌部队，周至柔一直在其中担任要职，成为陈诚“土木系”的得力干将。但由于第十八军在第四次“围剿”红军中惨遭失败，周至柔被调离。
陈诚自然不会亏待了他的这位得力干将，寻得机会便向蒋介石大力推荐周至柔。
也正是因为陈诚的提携与帮助，对空军一无所知的周至柔，获得出国考察先进航空事业的机会，从此开始了他步入空军的生涯，一生与中国空军结下不解之缘，也为他的辉煌前途奠定了基础。
周至柔此次出国考察，历经一年的时间，他在详尽了解各国航空建设与空军训练的同时，刻苦勤奋地自学英语。
周至柔曾对同僚说：
“若不能说英语．对方就会对我低看三分。”
凭着这种精神和坚强的毅力，周至柔在完成考察任务的同时，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回国后，周至柔向蒋介石呈交考察报告和计划书，蒋介石看后十分满意。1934年5月，周至柔被任命为航空委员会委员，7月，就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
2.“夫人路线”一路畅通
周至柔有一句名言：
“如果我想开饭店，就必须先学做厨子，否则厨子可以骑在我头上，饭店就得关门。”
想要做好中央航空学校校长这一职务，就必须先做一名有过硬飞行技术的飞行员。因此，周至柔苦练飞行技术，多次单独驾机往返南京与上海，以提高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
在提高自己飞行技术的同时，周至柔也将飞行技术放在培养飞行员的首位，并提出“训练重于作战”。此外，他还十分重视飞行员的精神培养，认为“精神的有无、钝锐，实决定最后之成败”，要求飞行员具备“智、仁、勇”三者，强调在飞行员训练中培养攻击精神的重要性，因为“攻击精神是军队的灵魂，是发挥战斗力的基本条件”。
战术上，周至柔主张有创意的战术思想，要善于依据敌强己弱的持点寻找致胜的途径，需多行奇袭，为人之所不敢为，能人之所不能；战术心理上要不畏不惧，勇于牺牲；不畏失败，胜而后己。行动时要有灵敏新锐的头脑，讲究科学的精神与方法，不可古板，不可墨守成规。
周至柔对飞行员纪律要求非常严格，提出“整伤重于训练”的主张。同时，他还对航空学校的制度进行了改革，将航空班纳入校籍，列为第一期，以后随着第二期、第三期的相继毕业，空军终于巍然成军。
尽管周至柔对中央航空学校的规范管理，以及一整套的战略战术、思想体系，在他出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之前，便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但当时空军的主要创办人是毛邦初，中央航空学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副校长便是毛邦初。
由于毛邦初是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堂弟，因此蒋介石对他十分信任，本打算将校长一职交给毛邦初。
但周至柔看准宋美龄对毛邦初的不满意，因而决定走“夫人路线”。周至柔外表敦厚，不善言谈，亦不善逢迎，却外粗内细。
有一次，周至柔陪同蒋介石夫妇检阅空军部队，当蒋介石和宋美龄从空军人员面前走过时，按照以往惯例，空军人员喊道：
“委员长万岁。”
内心细致、敏锐的周至柔，立即感到似乎少了点什么，再抬头看一下宋美龄的脸色，立即明了，马上举起手喊道：
“夫人万岁！”
在周至柔的带领下，空军人员也都跟着喊起：
“夫人万岁！”
这件事，让宋美龄印象深刻，从此对周至柔格外关注和赏识。
有了宋美龄的关照与提携，加上周至柔的才干原本在毛邦初之上，蒋介石最终任命周至柔为中央航空学校校长，马邦初则被派到国外考察，率部分毕业学员赴意大利深造。
1934年5月，航空委员会成立，周至柔被任命为航空委员会委员，并于1936年2月改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实际负责领导全国航空事业。蒋介石亲任委员长，宋美龄任秘书长。
任职中央航空学校和航空委员会之后，周至柔对宋美龄更加敬重，有一次陪同宋美龄到重庆附近一个空军基地参观，其间，宋美龄的鞋带松开了，周至柔一眼看到，立即上前蹲下，帮宋美龄将鞋带系上。宋美龄虽略感尴尬，但对周至柔的这种举动也是十分受用。
周至柔还经常派运输机为宋美龄服务，例如曾专门派运输机到西安，为宋美龄送毛线衣给蒋纬国。
对于蒋介石，周至柔更是恭谨有加，言听计从。在蒋介石夫妇的赏识和陈诚的相助下，周至柔在空军领域如鱼得水，尽情施展才华。
3.中国空军从无到有
周至柔出任航空委员会委员时，在航空委员会注册的各种杂牌飞机共有500架，但实际能供作战使用的仅有91架。一些孙中山时期的飞机已不能飞行；原有的美制霍克式飞机已破烂不堪；新组装的意大利菲亚特式飞机质量极差，有的初次试飞便从空中掉下，被称为“空中活棺材”。
面对基础如此之差的中国空军，仅仅依靠本国的财力、物力、技术、经验和人才是远远不够的。
而就在此时，日军加快侵华步伐，在东北接连制造事端，培植汉奸势力。
周至柔目睹时局，心知日军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只是时间问题，深感未来中日大战中空军负有重大责任，因此竭力加快空军建设步伐。
周至柔一面抓紧训练空军飞行人员和机械技术人员，一面抓紧购置作战飞机。他从美国和意大利订购了一批飞机，令全国各地大量建造军用机场，将从国外秘密购进的大批航弹、航油，分别储备于各机场中。同时，将大批空军地勤人员与空军机械人员，分散安排到各个机场，以备战时之用。
周至柔还认识到，从国外购机不是长久之计，因而着手建立中国自己的航空工业，选派优秀学员到意大利学习飞机制造，并与意大利合作，在南昌东郊青云浦机场内建立了—座飞机制造厂。
在周至柔等人的筹划和努力下，中国空军很快初具规模。
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对宋美龄一向惟命是从的周至柔，做出一件违反宋美龄意志的事情，使得两人之间，产生了些许不愉快。
当时，航空委员会以总顾问史卡隆尼为首的意大利顾问，以策划对日战略为理由，向航委会秘书长宋美龄提出要航委会行政方面给他们一系列关于空军军备的资料，包括全国飞机场面积图表，全国飞机数量、性能、种类和装配表，飞行人员姓名、职级的统计表，贮藏弹药器材数字统计等等。
对此，宋美龄曾表示同意，并将此事交给周至柔办理。
周至柔对此十分敏感，不愿将中国全套空军机密档案透露给意大利顾问，但他没有当面反驳宋美龄，而是表面答应将此事交给各处科汇集整理，暗地里用极机密“即刻到”的电报，向在洛阳的蒋介石报告，称这是关系国防的极机密件，不能轻易示人。言外之意，即须回避秘书长宋美龄。
几个小时后，蒋介石发来复电，称：
“婉词延宕可也。”
而宋美龄接受了顾问团的要求，也在询问周至柔，空军军备资料是否已统计好。周至柔按蒋介石的计策，“婉词延宕”，将责任一级级往下推，一直称各处科还没有将意大利顾问团要求提供的资料整理出来。
宋美龄自然明了其中缘由，只好称幕僚无能作罢。
1936年9月，蒋介石50大寿前夕，周至柔等人向军政部长何应钦建议，发动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蒋介石的寿礼，可固国防。何应钦表示赞成。
此后，一场声势浩大的献机祝寿活动在全国展开。
10月31日，为蒋介石举办的祝寿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国民党中央大员、各界代表，以及南京市民、学生等纷纷赶赴现场，祝寿典礼场面宏大，气氛热烈。
各地方各团体举行了献机仪式，这次献机活动，因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各种捐款高达1200多万元，捐款所购飞机均来自美国。
周至柔派飞行员驾驶战斗机举行了飞行表演，在南京上空组成“中正”、“五十”的字形，场面蔚为壮观。还有十几架捐献的飞机飞往溪口上空，盘旋着排成一个“寿”字，反映了中国飞行员的高超技术。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以及后来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周至柔功不可没。
此次捐款购机，在中国空军史中，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大采购，对此后中国空军的建设影响甚大。蒋介石也借此机会加强军备，暗中准备对抗日军侵华战争的升级。
二、战鹰出击，血战长空
1.迎战日机首战告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国军第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对日寇进行了顽强抵抗。日寇惊诧之余，施以缓兵之计，一面提出谈判，一面紧急调兵增援，到27日，增调华北的日军已达16万人18个空军中队，总量已达30万人。7月末，平津相继陷落。
8月初，航空委员会正式成立空军作战前敌总指挥部，周至柔兼任总指挥，毛邦初任副总指挥，石邦藩任参谋长。
8月4日，淞沪会战爆发前夕，周至柔下达战斗动员令，同时命第二大队进驻信阳，警戒中原，相机对上海作战；第三大队进驻句容，警卫首都南京的领空；第五大队进驻江都，负责监视津浦路和上海方面的日军动态；第四大队进驻河南周家口，监视中原日军动态，准备作战；第九大队进驻信阳，相机进驻蚌埠，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第一大队留驻南昌，负责空运支援任务。
就在中国空军紧张进行迎战部署之时，日本海、空军也在台湾等地布置了大量远程轰炸机和战斗机，对中国军队构成严重威胁。
周至柔针对日军准备从海、空对华东地区展开攻势的企图，改变原来的作战部署，将空军力量全部配置在沪、宁、杭地区，以配合陆军防守上海、南京。
周至柔还批准在东海岸的渔山、大陈等地设立六个对空监视电台，要求电台每天准确报告日机来袭时间、架数，为空战提供准确情报和及时发出空袭警报。同时，在一些重要地区设立防空部队，并事先制定空袭发生时军民疏散的详细计划，防患于未然。
8月12日，周至柔令第二大队从信阳调至太湖南岸天目山下的广德机场；第九大队调至蚌埠机场；其他大队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应战。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日寇为了“速战速决”，迅速占领中国，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蒋介石令负责上海防务的张治中，率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三十六师和其他临时划归他指挥的几个师，奋起抗击，并令空军对日军进行轰炸，令海军封锁江阴。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航委会举行紧急作战会议，决定由周至柔总指挥派空军参加淞沪抗战。周至柔立即下令空军第五大队于次日凌晨出动轰炸机群，并挂500磅大炸弹飞往上海，轰炸进入长江口的日军第三舰队；令第二大队出动轰炸机群飞往上海，分别轰炸江上日军舰队与江山码头登陆日军及日军码头、仓库；命令第四大队从周家口机场转至杭州笕桥机场，待机歼敌。
8月14日，长江中下游大雨滂沱，第四大队在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冒雨从周家口飞往杭州笕桥机场，刚着陆便接到日军空袭的紧急警报。
高志航随即率郑少愚、李桂丹两中队共27架飞机紧急升空应战，分途拦截日军战斗机。战斗中，中国空军极力奋战，一举击落六架敌机，以六比零的骄人战绩大获全胜。
中国空军初战告捷，同时未受到任何损失，一时间各地电台、报纸争相报道，胜利捷报迅速传遍全国，各地方百姓大放鞭炮，举国欢庆。
这次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士气，周至柔更是兴奋不已，发表演说，勉励中国空军发扬英勇战斗精神，再接再厉！
许多外国记者对中国空军有如此高超的战斗力表示质疑，周至柔也不多说，亲自将他们带到空战现场查看日机残骸，进行现场采访。外国记者们这才纷纷竖起大拇指，对中国空军表示钦佩和敬仰。
中国空军初战告捷，为了表示嘉勉，在宋美龄的建议下，蒋介石下令将8月14日定为“航空节”，以永久纪念中国空军在首战中的傲人战绩。
2.“四大天王”为国捐躯
吃了败仗的日本空军，恼羞成怒，于8月15日开始对中国机场进行狂轰乱炸，出动60多架飞机分批次对南京、杭州、嘉兴、曹娥等机场，展开大规模轰炸。
周至柔沉着应战，下令空军奋起还击，第九大队在曹娥上空击落日机4架，第四大队在杭州上空击落日机16架，并协同第三、五大队及航校暂编部队在南京上空击落日机14架。
16日，第四、五、三各大队分别于杭州、句容、嘉兴、南京、扬州上空截击日机，共击落日机8架，击伤数架，号称日军精锐的鹿屋与木更津两海军航空联队几乎全军覆灭。
空战三天，中国空军各大队奋勇作战，战绩辉煌。
17日，中国空军开始变被动于主动，主动派机轰炸上海日军司令部及其虹桥阵地，击落反击日机两架，再一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日，第二大队派出轰炸机7架，在龚颖澄、谢郁青率领下，以第四大队李桂丹率领的6架驱逐机为掩护，袭击日军集结在白龙港的航空母舰，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开创中国空军“自杀攻击”之先河。
到20日，短短一周之内，中国空军击落日军重轰炸机40架，轻轰炸机27架，水上飞机13架，驱逐飞机18架，并炸毁日舰11艘，而中国空军的损失只有7架。
中国的辉煌战绩让日军恼羞成怒，随后出动了更大批量的飞机，开始了更加疯狂的轰炸。
到1937年10月，日军在淞沪战场已投入20万兵力，作战飞机增加至400余架。中国空军在飞机数量上一下子陷入极度的劣势，加上补充困难，在开战初取得的空中优势开始逐步丧失，只能利用夜间或坏天气时对日军发动奇袭，以出奇制胜袭击日军。
经过三个月的激战，到1937年底，中国空军飞机和飞行员损失巨大，由于补充困难，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在此期间，中国空军涌现出战功卓著的“四大天王”：高志航、李桂丹、乐以琴、刘粹刚。
高志航是第一个击落日机，实现了中国空战史上零突破的飞行员；
李桂丹在杭州空战和后来的武汉空战中多次击落敌机，战功显赫；
乐以琴在一次空战中击落日本飞机4架，创造单次击落日机最多的记录；
刘粹刚在“八·一四”空战中，在吴淞口外炸毁日舰一艘，立下首功，在以后的空战中，又先后共击落日机11架，是中国空军中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
然而，到1937年底，“四大天王”中，已有三位先后为国捐躯，他们是：高志航、乐以琴、刘粹刚。而李桂丹，则在1938年的武汉空战中，为保卫中国领空和武汉献出年轻的生命，年仅24岁。
3.武汉空战三创大捷
淞沪抗战失败后，南京岌岌可危。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空军随同迁移。但由于时间紧迫，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暂时迁往武汉，使武汉成为实际上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政府为了尽快结束战争，缓和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先后集结海陆空35万兵力，出动舰艇120余艘、飞机500多架，大举进攻武汉，企图迅速占领中国的心脏武汉，一举消灭中国主力部队，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此间，为恢复空军的战斗力，中国从苏联购进一批飞机，并在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协助下，中国空军再次与日本空军展开殊死搏杀，在武汉创造了“二·一八”、“四·二九”、“五·三一”三次空战大捷。
1938年2月18日，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26架歼击机，从南京、芜湖两地机场直飞武汉，准备对武汉进行轰炸。
周至柔得讯后立即下令驻守汉口的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一飞行队和第二十二飞行队起飞迎战，驻孝感的第二十三飞行队同时起飞。
三支飞行队在武汉上空与38架日机展开激烈的空战，战斗持续约12分钟，中国空军击落日机11架歼击机，两架重型轰炸机。但此次空战，中国空军损失了5架飞机，并有5位勇士血洒长空，其中“四大天王”之一的李桂丹，便是在此次空战中牺牲的。
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即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日军为祝寿同时为“二·一八”空战惨败“报仇雪恨”，出动48架战机分多层编队轰炸武汉三镇。
中苏空军早已严阵以待，共出动64架战机对日机进行伏击，最终击落日机21架，击毙、俘虏日军飞行员50多名。而中国空军付出12架飞机的损失，年轻的飞行员陈怀民在飞机受到损伤后，驾机猛撞敌机，与之同归于尽。
5月31日，日军出动54架战机再一次对武汉发起进攻，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组成强大战斗机群，飞至汉口北方上空截击日机。日机见中国空军来势凶猛，仓皇东逃，中苏战机乘胜追击，紧追不舍，最终击落日机14架。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各损失战机一架。
对于在空战中为国捐躯的空军将士，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战后亲自为他们主持了公祭，蒋介石夫妇在挽联上写道：
武汉踞天下之中，歼敌太空，百万军民仰战绩；
滂沱挥同胞之泪，丧我良土，九霄风雨招英魂。
周至柔等人也送上花圈和挽联，表达了对献身抗战的空军英雄无限崇敬和悼念之情。
而此时，周至柔已不再是航空委员会主任。早在1938年2月，国民政府改组航空委员会，钱大钧在宋美龄的支持下，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改任委员兼主任参事。
周至柔深感这一改任是自己早先得罪宋美龄的结果，但当时武汉空战迫在眉睫，他本人既然没有离开航空委员会，就应该积极配合钱大钧，打好对日空战。
由于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这个小小的挫折不仅没给他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他进一步得到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信任，为以后的复职与升迁奠定了基础。
4.空投“纸弹”震撼东瀛
对于日军无休止地、不间断地派机轰炸武汉地区，周至柔和钱大钧等人为了给日军一些教训，决定派飞机到日本领土上空进行一次有意义的飞行宣传。在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周至柔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
首先，周至柔命人印制传单、小册子达14万份，传单上印着《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外交协会书》等，其中称：
“尔再不驯，则百万传单一变而为万吨炸药，尔其戒之。”
同时，周至柔决定由驻成都的飞行十四中队队长徐焕升率本中队七人，驾驶两架飞机飞往日本，执行这项危险任务。
周至柔对几名优秀飞行员进行了轰炸模拟训练，钱大钧则找到徐焕升对飞行细节进行讨论，并提议说：
“东海之滨有个宁波机场，稍加修缮，就可以利用。飞机可先夜航飞抵宁波，加足汽油，再挂备用油箱，便足够往返。”
原来，当时中国空军力量薄弱，如果从武汉起飞，飞机的燃料根本不够往返，钱大钧认为宁波机场是最佳中转站。
当一切准备就绪，5月18日，蒋介石、宋美龄特地在武昌官邸接见徐焕升等八位飞行员，蒋介石郑重地说：
“此行任务艰巨，很可能有去无回，我不会命令你们执行这次任务，必须出于自愿，你们可以再考虑一个小时，而后答复我。”
蒋介石话音刚落，八人异口同声道：
“我们自愿执行此次任务！”
随后八人写下了志愿书。
19日下午3时，徐焕升等八人，登上两架“马丁”号飞机，由汉口起飞，下午5时50分抵达宁波机场，按照计划加满油后，准备再次起飞。临行前，徐焕升给军事委员会发来电报，称：
“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暨诸位长官致敬礼，以示接受此项工作之莫大荣幸，并誓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
当夜11时48分，两架飞机继续上路，借着月光，向日本岛飞去。
其间，机上不断与地面电台取得联系，周至柔与钱大钧等人彻夜守在电话机旁，与电台通话，只盼八名飞行员安全归来。
20日凌晨，两架飞机进入日本国土，并躲过探照灯的照射和高射炮的射击，在东京、大阪、长崎等地上空，空投了大量宣传品，还侦查了日本军港和机场状况，最后顺利返航，于当日上午11时抵达汉口。
周至柔、钱大钧等人一夜未眠，第二天随行政院长孔祥熙、各部部长以及新闻记者提前来到机场，等候迎接凯旋而归的勇士。
中国空军飞至日本投掷“纸弹”，安然而归，令日本防空部队措手不及，丢尽脸面，为此，日本朝野恼羞成怒。
此事件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受到国际社会一片赞誉，周至柔也因组织此次飞行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央航校改制为空军军官学校，迁往昆明，蒋介石兼任校长，周至柔调任教育长，实际负责空校的领导工作。
6月12日，武汉会战正式打响，到10月25日武汉失守，空军部队陆续入川。随后，中国空军在保卫华中、华南、大西南的多次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有力的配合了国军正面战场的作战。
1939年初，钱大钧因“私分军费”被撤职查办，周至柔复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对空军进行整训，将空军作战部队编为七个大队，一个独立中队，另有四个苏联志愿大队，共有飞机215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大力支援中国空军，并成立了中美空军混合团，中国空军终于迎来了春天。
作为空军创始人的周至柔，由于指挥空军作战有方，本人又精明能干，精通英语，因而备受蒋介石的赏识。蒋介石在抗战中访问印度，出席开罗会议，都点名要周至柔陪同前往。
在1943年11月举行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宋美龄携周至柔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侍卫长俞济时等14人到会。会议上，周至柔可以直接以英语与外国人交谈，很少用到翻译。
周至柔还得到英国首相丘吉尔赠送的质地优良的中山装，以致于作为随员的他“颇感受之有愧，却之不恭”。
开罗会议不久，周至柔连续获得景星勋章、青天白日勋章，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继而又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三、国共内战，不遗余力
1.内战中失去威力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苏联红军迅速出兵东北，占领东北全境，与此同时，共产党军队正在向东北行进，要与苏军会合。由于中国在经历抗战后无力与苏联抗争，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接受《雅尔塔协定》的不公正条款，与苏联签订了牺牲外蒙古和东北部分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该条约中，苏联公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政府，承诺“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
苏联的这一承诺，总算给蒋介石带来一些补偿。蒋介石相信苏联会信守承诺，相信依靠苏联支持的中共，从此会失去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资本。
因此，蒋介石公开致电，邀请毛泽东赴渝，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蒋介石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让共产党看清国际形势，明白国民党所拥有的绝对优势，知难而退。
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住在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张治中的公馆桂园。
当晚，周至柔等人陪同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宴请毛泽东。
虽然此次宴会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但在不久后的和谈中，国共双方很快产生分歧，并逐渐放弃谈判希望。
9月上旬，共产党军队在山西发起了上党战役。与此同时，国民党加紧调动军队，完成部署，军事进攻一直没有停止。
周至柔也指挥空军，将国民党部队从大西南运往全国各地，与共产党军队争夺地盘。
1946年5月，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司令部，周至柔被任命为第一任空军总司令，毛邦初为副总司令，王叔铭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周至柔率领这支现代化的空军，运用侦查、运输、扫射、轰炸等手段，配合地面部队，与共产党军队展开战斗。
6月，国民党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刘峙集中30万兵力，以宣化店为目标，分进合击。周至柔为配合刘峙所部，派出主力飞行大队向中原解放区进行侦查和轰炸。还命令空军携带大量传单向地面散发，传单称“愿意终止战争生活另谋其他工作者，将给予优厚的政治待遇”等等。
但已处于国民党军队包围圈中的解放军却不为所动。
除少部分留下坚守外，皮定钧率领一部向东突围，而主力部队则分南北两支向西突围。经过浴血奋战，最后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8月，周至柔又派出8架飞机轰炸延安，同时配合地面部队向苏皖解放区发动进攻；9月，配合地面部队进攻淮阴、巨野、宁城等地。
国民党全面进攻失败后，从1947年3月起，蒋介石被迫转入重点进攻，将重点置于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
周至柔奉命指挥空军开往山东战场和陕北战场，配合地面部队对解放区展开进攻。
其中，为配合胡宗南23万大军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周至柔派出飞机100多架。
3月19日，胡宗南部一路畅通进入延安城，然而占领的却是一座空城，中共中央早已主动撤出延安。胡宗南组织作战参谋捏造战绩，上报国防部，国民政府收到“捷报”后，立即回电祝贺，并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一枚，同时为周至柔颁发了二等宝鼎勋章。不久，周至柔又获得一枚一等宝鼎勋章。
然而国共内战，却没有朝着周至柔希望的方向发展。
2.截击轰炸“重庆号”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共产党发起三大战役，同国民党展开战略大决战。周至柔指挥空军，紧密配合地面部队，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消灭。
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轻巡洋舰“重庆号”宣布起义，引来南京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上上下下一片震惊。因为“重庆号”是英国赠送给国民党海军的舰艇，意义非同一般，该舰起义的影响更是非同一般。
蒋介石为此命令周至柔，不惜一切代价，炸沉“重庆号”。
周至柔领命后，立即派机侦查“重庆号”行踪。3月3日在烟台附近发现“重庆号”的踪影后，周至柔立即调上海基地四架B-24式飞机前往烟台实施轰炸。然而初战之后，“重庆号”趁黑夜迅速转移，很快脱离国民党空军的掌控。
一直到3月中旬，国民党空军才在葫芦岛寻得“重庆号”的踪影。
3月18日，周至柔再次派四架飞机前往轰炸“重庆号”。“重庆号”海军将士奋力抵抗，加上解放军两个高射炮连紧密配合，从早上一直激战到下午四时，国民党空军只将“重庆号”炸开两个洞。
19日上午8时，周至柔派出七架轰炸机，加大火力对“重庆号”施行轰炸。激战一天，又将“重庆号”右舷炸开一个大洞。
当晚，根据上级指示，为避免更大损失，拆除“重庆号”部分设备后，全体人员撤离，主动沉舰。国民党空军终于得以完成了这次任务。率部执行炸毁任务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陈嘉尚等人因此受到国民政府嘉奖，周至柔也得到蒋介石的表彰。
尽管周至柔不遗余力地对付共产党军队，为鼓舞士气，亲自到空军基地，与飞行员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但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败势却无法扭转，无论周至柔怎样做，依旧无法阻止空军将领驾机投诚。
在国共内战三年多的时间里，总共有4000多名国民党空军将士起义，其中有50多名飞行员驾驶22架各型飞机飞向解放区。
南京解放前夕，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周至柔竭力组织飞机将国民党在大陆的黄金、美钞及各种战略物资抢运至台湾，同时，他向蒋介石提出保持空军实力的方案，即提前将空军转移到台湾，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于是，周至柔暗中派人赴台湾布置基地，先修建台湾机场，同时安排好空军将士及家眷住所，接着将空军器材全部运往台湾，并将没有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及其眷属先行迁至台湾。
1949年4月，随着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周至柔已为空军做好退台准备。不久，周至柔奉命离开大陆，飞往台湾。赴台后不忘使命，一面指挥空军掩护其他部队以及“国民政府”撤退，一面对大陆沿海地区的解放军施行轰炸。
四、败退台湾，恩宠不减
1.开创“国军”现代化
周至柔到台湾后，仍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倚重，长期历任要职。
1950年3月，周至柔升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仍兼“空军总司令”，并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1951年6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后，周至柔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配合蒋介石的国民党改造运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军中陋习。
首先建立军中人事制度，规划干部训练计划，核实发饷制度，将军饷直接发放到士兵手中，杜绝了长期以来的“吃空缺”和虚报、冒领饷银装备的弊病。
同时集中精力整军、建军、精练三军，将三军84万人核实为577000余人，并以60万人为目标给予冻结，在缓解军费压力的基础上，改善官兵生活，使士兵安心服役。
提出“三军一家如兄弟，三军一体如手足”的口号，以团结全军、鼓舞士气。
号召士兵“助民爱民”，要求军队“自己割草伐竹盖草房为营，种菜养鸡鸭为食，并助民整理村路，修建道路、堤坊、桥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去台军队和当地人民的矛盾。
由于国民党赴台初期，经济上百业凋敝，入不敷出，为减轻台湾当局财政负担，周至柔将台湾当局分给空军的大量黄金全部献出，得到台湾各界一致赞赏。
除此之外，为了消除国民党军队中长期存在的派系观念和山头主义作风，周至柔订立了各级将领任期制度，实行“限期主管官任期制度”，规定主管官只可连任一次。为以身作则，开风气之先，周至柔在1952年率先辞去“空军总司令”兼职，并在1956年6月“参谋总长”连任期满后，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呈。
蒋介石惜才，特地指示特批周至柔再连任一届。周至柔则表示：
“我自己就是提案立法之人，应带头守法，否则无法服众。”
坚决拒绝接受三次连任。周至柔的以身作则，在台湾一时间传为美谈。
周至柔在台湾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对台湾军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人评论他是“开创国军现代化第一人”，加上周至柔以身作则，越发得到蒋介石的重用。1954年7月，周至柔曾奉蒋介石之命筹组“国防会议”，并担任秘书长，副秘书长为蒋经国。
早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台湾的战略地位凸显，美国再度“扶蒋”，蒋介石终于解除了被解放军消灭的顾虑，开始专心致志建设台湾，同时也开始逐步实施“父业子承、培植蒋经国接班”的计划。
蒋介石给蒋经国安排的第一个职务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二级上将。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目的是为蒋经国抓军权做准备。
但蒋经国涉足军界时间较晚，不仅资历浅，且素无军功，突然陡升高官，自然会令一些人不服气，刚刚升任“国防部”参谋总长的周至柔，便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周至柔刚刚晋升为一级上将参谋总长，亲朋好友纷纷前往道喜，周至柔却沮丧不已，发牢骚说：
“现在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的。”
蒋经国听闻此话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十分惭愧，因此在“国防部”政治部主任任期内，他从不在公共场合穿上将军服。这一点倒让周至柔刮目相看。
随着蒋经国几年来的暗暗努力，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位也逐渐稳固。周至柔明白，自己无力与之抗衡，因而索性顺从地为蒋经国“接班”保驾护航，对蒋经国大力提携，为他掌握军界提供种种便利条件。这一点，让蒋氏父子十分满意，这也是周至柔在台湾长盛不衰的秘诀所在。
2.引导台省工业化
在周至柔卸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前夕，也就是1956年4月，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将领赴美参观考察军事设施，蒋介石任命周至柔组织“星云考察团”，赴美访问。
“星云考察团”成员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其中有25位上将及中将，号称“一百将星”。当年战功赫赫的大将，如今都归于周至柔的带领下，可见周至柔在台湾军界地位之隆。
考察团赴美，途径日本，特地在日本停留一周参观旅游。当地“使领人员”打算安排考察团游览东京及附近历史名胜地区十多处，周至柔却不以为意地说：
“日本文化由中国而来，有什么好看的，再说看那些古董实在没有意义。”
见“使领人员”不明所以，周至柔继续说：
“听说日本战后一切新设施包括娱乐事业，都向美国仿效，甚至较美国更为出色，要看这些新玩意儿。”
“使领人员”恍然大悟，立即改变参观项目。在“使领人员”的带领下，周至柔等人参观了日本有名的宝琢少女歌舞剧，大水族动物游戏馆，大的百货公司，大的超级市场，大型电子公司。参观后，一行人感到眼界大开。
由此可以看出，周至柔颇具备现代化头脑，此前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现代化改革，也是出自这种思想。
自美国归来，周至柔卸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不久后，蒋介石对他便有新的任命。1957年8月，国民党“八大”会议召开前，蒋介石对台湾党、政、军人事做了大调整，命周至柔接替严家淦任台湾省主席。
周至柔长期出任军职，对地方事务不太熟悉，这个全新的任命，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和考验。
周至柔一上任，便指出建设台湾的方向——首先必须由农业时代迈向工业时代。
周至柔查阅了大量省政资料，发现民国四十六年本省农民的平均耕地只有民国二十八年的一半。人口在增多，土地并没有增多，因此人民的生活不仅不能提高，反而会日益下降。为此，周至柔提出解决之方：
先实行耕者有其田。然后由政府投资，改良品种，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改良农舍建筑，耕地重新分配。建设白河水库、曾文水库、龙水水库与嘉南大圳的整治等工程，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后，周至柔再将多余的劳动力引进工厂。
经过他的推算估计，种一公顷的田，能够养活8个人。用一公顷的土地开办工厂，则能养活180个人，甚至更多。所以周至柔特别强调工业富省的方针远景，从事工业的人多了，务农的人就能得到更多的耕地。其施政重心开始由农业向工业转型。
由于此前日本、美国之行给周至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深感交通是发展工业的脉络，因此在任期内完成了多项大型公共建设，如兴建连结台北和吉隆的重要交通要道“麦克阿瑟”高速公路（该公路成为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这些交通设施的完成，极大地带动了各地方的繁荣。
周至柔在省民的社会福利问题上也做出了功绩，尤其是在1959年台湾因台风造成的特大水灾中，周至柔亲临第一线，白天到处勘察灾情，晚上则指挥抢险抢修救灾事宜，据其秘书李蔚荣说，周至柔在此期间曾有连续72小时不眠不休的纪录。
当时省政府的财政依然匮乏，天灾过后，面对救灾重建的庞大经费，实在是捉襟见肘。这时，周至柔便利用自己曾任参谋总长，在军中的声望，协调“国防部”发动军工协助灾后重建工作。
重建工作历时一年，一年后，受灾地区不仅恢复了原貌，而且新建的桥梁堤防均加宽加高。公路拓宽了，农舍翻新了，工程质量有所提高，台湾的基本建设在重建中得到进一步提高，这与周至柔的领导运筹是分不开的。
周至柔任台湾省主席的五年时间里，台湾的社会经济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1962年11月，周至柔从省主席职位上卸任，后又出任“总统府”参军长。这个工作相对以往轻松了许多。于是，周至柔开始有了从事自己爱好的时间。
3.工作至生命最后
周至柔一生爱好体育活动，不管工作多忙碌，也会抽空打打高尔夫球。
周至柔的球艺精湛，有“中国高尔夫球之父”之称，因此很多人来向他讨教球艺，不论来者地位和球艺如何，他都会热心并认真地教授，而他的很多学生后来成为了职业高尔夫球员。
周至柔不仅自己爱好体育活动，还提倡他人多参加体育活动，锻炼身体。他曾经提出在三军中建立球场，并且聘请江良规博士为军中“大鹏”篮球队教练。在周至柔的悉心培育下，该球队在赴菲律宾参加的一场比赛中，一举夺魁。
此外，周至柔还涉足围棋界，对围棋“神童”林海峰非常关心，悉心地加以培植，为其日后成为世界著名棋手提供了有利条件。
基于周至柔爱好体育并对体育界有所贡献，1956年10月，周至柔被推举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兼台湾“中华奥委会”主席。
卸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后，周至柔专注于体育爱好，过了五年多的悠闲生活。
1967年，台湾当局通过“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政府增设“国家安全会议”，安全会议下设“国家建设设计委员会”，周至柔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兼“总统府战略顾问”。
在这一期间，周至柔组织人员大量搜集翻译西方国家建设的先进资料，编成重达数公斤的《世界大势要览》，每年出版一次，分赠台湾政要及社会知名人士参阅。
周至柔还根据这些资料，制定各种建设设计方案，送到“行政院”作为参考，台湾后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周至柔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后来，“国家建设设计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周至柔仍任主任。
1969年4月，周至柔当选为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7月又被任命为“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选举总事务所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
1973年，周至柔主动请求辞去中常委一职，称：
“我现在要专心‘国家’建设设计，对‘国家’全盘，‘党国’大计未曾综合了解，故很少在常委会上发言，何必虚占一职。现在要提拔青年才俊，我要让后辈年轻人有上进机会。”
同年11月，周至柔正式辞去中常委一职。
1976年11月和1981年4月，周至柔连续两次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周至柔在工作之余，喜欢看一些中外新书、新刊物，但从不读古书，他对周围人说：
“我们是从古时过来的人，应知道现在的一切变化与进化。”
周至柔的孝母在国民党内是出了名的，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周至柔于1950年将母亲接到台湾，悉心照料。不管工作多忙，每天必定到母亲房中问候。母亲的饮食，都是周至柔根据其病情，亲自设定。
每年的春节，是周至柔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他可以得到母亲20块钱的压岁钱，周至柔每次都开心地拿着红包走亲访友，逢人便说：
“看，这是母亲给的压岁钱！”
在周至柔身边，周母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直至93岁病逝于台北。在台北极乐殡仪馆举行的葬礼上，周至柔披麻戴孝，膝行祭拜，泣不成声。
母亲去世后，周至柔和夫人王青莲、儿子周一西、儿媳汪丽玲、孙女周婉青，全家人在台北过着简单朴素而快乐的生活。
周一西是台湾当时的青年才俊，与连振东之子连战、蒋经国之子蒋孝武、陈诚之子陈履安，被誉为台湾“四大公子”。
1980年，周至柔突然中风，造成左半边身体行动不便。但81岁高龄的他，仍坚持每天坐着轮椅上班，同时早上9点准时到达，12点返回寓所。
虽然只是工作半天，但对于年过古稀，且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已是非常难做到的事情。
对于自己的病情，周至柔十分乐观，他经常说：
“人生健康，系天命安排。”
周至柔每周定期到医院接受治疗，可病情总没有什么好转，这时他又会说：
“没有退步就是进步。”
由于生病，周至柔食欲不佳，但他坚持每餐吃一小碗饭，他每天的服装也坚持打理得整齐精神，没有一点年迈的感觉。
1986年8月29日，周至柔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享年87岁。
就在他病逝的前几天，在“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的大楼里，人们还能看到他按时上班，忙碌办公的身影……
历史评说
作为陈诚“土木系”的重要干将，周至柔早在北伐和中原大战期间便屡立战功，得到蒋介石的重视。而周至柔得以登上军界权力巅峰则是从创立空军开始的。
在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期间，他重视训练飞行员的攻击精神，战术上主张有创意的战术思想，行动上讲究科学的精神与方法，还对航空学校的制度进行了改革，为中国空军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战爆发后，周至柔率领空军屡建奇功。从“八·一四”空战中以六比零的骄人战绩大获全胜首创空战记录，到“二·一八”、“四·二九”、“五·三一”空战大捷，周至柔在指挥中国空军抗日救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斗中，始终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不仅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对日抗战的士气，更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为中国空军史掀开了绚烂的第一页。
但在内战中，周至柔率领空军，运用侦查、运输、扫射、轰炸等手段，积极配合地面部队，攻打共产党的军队，使他最终沦为“战犯”。
赴台后，周至柔在任“参谋总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去台军队和当地人民的矛盾，对台湾军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人称之为“开创国军现代化第一人”。出任台湾省主席5年的时间里，力促台湾由农业时代迈向工业时代，全面加强台湾的经济建设，使台湾的社会经济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
周至柔能够长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倚重，除了他个人的才干之外，还有一点便是对蒋经国的尽力扶持，自觉地担当了对蒋经国接班保驾护航的重任。
终其一生，周至柔抗日、反共，拥蒋、忠蒋，为中国空军和台湾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