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三部
王云五
出版大亨的宦海生涯
王云五学徒出身，却荣登出版业巨子宝座，商务印书馆成为其一生事业的起点。曾挽救商务于危难之间，也因此得到政府赏识，步入宦途，官至行政院副院长。但他的宦海生涯，远远比不上在出版界的精彩。花甲之年，重回出版界，再创辉煌。
小档案
姓名字号：王云五，原名之瑞，号岫庐，笔名出岫、之瑞、龙倦飞、龙一江等
籍贯：广东香山（今中山）
生卒年月：1888年7月9日——1979年8月14日，卒年91岁
学历：自学成才
最高职务：行政院副院长
家世：
远祖——自河南迁到福建，再迁广东香山（今中山）
父亲——王光斌，弃农经商，到上海开设一爿小店
母亲——梁氏，广东香山人
兄姐——有三位兄长，三位姐姐
妻子儿女：
妻子——徐净圃、徐馥圃
儿女——长子王学理、次子王学武、三子王学政、四子王学农、五子王学哲，两个女儿
简历
1888年——7月9日出生于上海租界。
1895年——入私塾。
1902年——到一家五金店当学徒。
1906年——陆续在上海同文馆、益智书室、中国新公学、中国公学等地教授英文。同年，任振群学社社长。
1909年——任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
1911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府秘书。
1913年——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科长，后兼任主任秘书。
1916年——任北洋政府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
1921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1924年——任“东方图书馆”馆长。
1929年——任中华图书协会执行委员、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法制组主任。
1930年——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1932年——任国民政府国难会议会员。
1933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委员会委员。
1936年——任温溪造纸公司董事长。
1938年——任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3年——任中华发明协会理事长。
1946年——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
1947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1948年——任行政院顾问。同年，任财政部部长。
1949年——任华国出版社社长。
1951年——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
1952年——任“中央故宫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理事长。
1954年——任“考试院”副院长。
1958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同年，任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0年——任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同年，任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1963年——任“行政院”代院长、“总统府”资政。
1964年——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1965年——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6年——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
1972年——任云五图书馆基金会董事长。
1979年——8月14日病逝于台北市，享年91岁。
一、自学成才，活跃于教育界
1.短暂的学校生活
王云五，作为近代著名出版家，以及学问家、教育家、演说家、发明家、政治家，任谁都不会想到，他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正如他自己所说：
“可怜得很，我的学校生活，一共不满五年，比诸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的六年还有不足。”
事实上，王云五家中富裕，他之所以接受教育受阻，一方面因为年幼时体弱多病，另一方面则与他的长兄离世有关。
王云五出生于上海租界，其祖上世代务农，直到其父王光斌这代，弃农经商，到上海开设一爿小店，过上富足的生活。
但王云五的童年却是在原籍广东香山，跟随他的长兄王日华度过的。
王云五在家中排行老小，除了日华，还有两位兄长，三位姐姐。
1895年，7岁的王云五随日华等人从家乡迁到上海。那时，日华16岁，聪明好学，用王云五的话说是“读书明理，一切都能通晓”，从日华那里，王云五接受到一些初级教育。
到上海不久，王云五的父亲王光斌便聘请塾师，到家中对王云五进行启蒙教育。但王云五始终认为，家中已有一位很好的教师，其学问比这位启蒙老师或有过之。这位“很好的教师”自然就是指他的长兄日华。因此，王云五仍旧时常向日华讨教问题。
8岁时，王云五开始读《孟子》，一天，他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段话，在日华详细解说下，明白了臣民最为重要，帝王必须爱臣民；若不顾臣民死活，则臣民把帝王视同仇敌，并不为过。
由此，王云五想起去年其表兄陆皓东追随孙中山发动革命，在广州被捕，并因造反被杀害的事，忍不住对日华说：
“那个西太后把臣民当做土芥，臣民为什么不把她视同寇仇？陆表兄的举动只是要杀人民的寇仇，怎算得是造反呢？”
日华听王云五如此说，大吃一惊，立即严厉地制止他：
“不要胡说，这番话绝不能再提起。”
后来，日华将此事告诉了父亲，说：
“四弟读书还不差，只是要堤防他长大后走错路。”
王云五9岁时，日华回乡参加“童子试”，一试而中！
然而，就在王云五为兄长取得这样的成绩感到高兴和自豪时，王家突然接到一封电报，仅有“日华足疾甚危”几个字。王云五和父母一时急得团团转，赶紧去电询问，不料几日后，又接到一电报，上云“日华去世”。
而此时，距离日华通过“童子试”仅仅过了两个月。
王家人悲痛欲绝，但王云五的父亲因生意的原因，不能随意远行，其母是一位旧式妇女，亦不能只身返回家乡，加上日华已经去世，他们认为即使返回也是无济于事。
王家人对日华的死因疑窦重重，由于当时医学水平落后，无法查出日华究竟因什么病突然死亡，王家人又远在上海，更难明真相。只知道日华病重时，故乡有大伯父和外祖母悉心照料，为日华延请最好的医生治疗，却仍未挽救其性命。
于是，王家人将日华之死，归咎于王家风水不好，因为王家十几代没有出过一名秀才，此次破天荒由日华以未及弱冠之年，得此意外之荣，却不足两月，撒手人寰。
从此，王家人认为家运和风水不适于子弟读书上进，于是，王云五的二哥在15岁时改习商业，王云五的学业也变得可有可无，不再受父母重视。
但王云五没有立即中断学业，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他到附近萧老师的私塾读书，塾中有同学约20名。萧老师不像王云五长兄日华那样每章每节都讲解大意，且任由王云五随时提问，有问必答，他的教法呆滞古板，注重背诵，背诵不出，或是背诵错误，就要打手心。
王云五对这样的学习方法毫无兴趣，但又因为怕打手心，不敢不像“鹦鹉那样背诵人言”。虽然在一年零几个月的学习期间，王云五没有被打过一次手心，但他对读书却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的兴趣。
萧老师还特别重视两项作业：一是做对联，二是写楷书和临帖。日华在教王云五时，从不勉强他写楷书和临帖，而是任其自由涂鸦，之后加以指导和矫正。王云五显然喜欢日华的教法，对萧老师的教授，更加失去兴趣。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王云五全家返回香山避居，次年回到上海，王云五又入李先生私塾，到1902年辍学。
就这样，王云五先后接受了不满五年的学校教育，之后便再没有进过任何正式学校，无论旧式私塾，还是新式学堂……
2.夜校的特殊遭遇
王云五在李老师私塾读书时，由于李老师教学方法灵活，重拾对学习的浓厚兴趣。不料，在1902年，也就是王云五14岁时，父亲认为他应该出来做事了，随即把他送到一家五金店当学徒，从此被迫辍学。
此时王云五心中仍在怀念学习生活，当时上海学英文之风正盛，他便白天学徒，晚上到夜校补习英文。
整个学徒期间，王云五在店中经常一卷在手，以致看得入神，怠慢了顾客，引起老板不满。后来，五金店中人员对王云五的一致评价便是：最大的缺点为喜欢读书。
王云五每天最高兴的时间，便是在五金店结束一天的学徒工作，到夜校学习英语。他所在的夜校校长兼唯一教员吴先生，也是香山县人，因此让王云五倍感亲切。该校址在英租界南京路附近一家酒庄的楼上，把接连三幢的房屋拆通了，构成一间很大的讲堂，同时可容纳学生一二百人。
在这些学生中，就程度而言，有从字母开始的初学者，也有学到五六册读本的中等水平的学生；按年龄计，从十三四岁的儿童到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无不有之。
刚入校时，王云五对同学不太熟悉，但由于他勤奋好学，在老师考察功课时总能对答如流，因而一些在授课时没有听懂的同学，便会在下课后主动找王云五，向他请教功课。时间长了，王云五和这些同学熟悉起来，不仅上课时互帮互助，课余时间也会结伴出游。
为了感谢王云五的帮助，他的同学经常请他到夜校附近的点心店吃些小食品。一位年纪近30岁的同学，因经常向王云五请教英文发音，请王云五吃点心的次数最多。
有一天晚上，夜校下课稍早，这位同学带王云五和另一位20岁的同学逛马路，走了一会儿，他忽然对那位同学低声说了几句什么，接着对王云五说：
“走，带你们去一家地道的苏州点心店吃小食。”
“时间已不早，我得回家了。”
王云五见时间已晚，便婉言谢绝。但是两位同学却一左一右，你一句我一句地劝说：
“就快到了，何必过门而不入呢？”
“就是，也不差这点时间。”
王云五感到盛情难却，便任由两位同学“摆布”，在两位同学的带领下，来到一条热闹的里巷，王云五心生疑窦，问道：
“为什么这家点心店设在巷内？”
两位同学赶紧回答说：
“酒香不怕巷子深，人家做的地道苏州点心，远近驰名，不必设在马路上。”
王云五将信将疑，被带到一家店门口，门前点着一个大玻璃灯，用红漆写着几个字。王云五瞥了一眼，刚看到“书寓”二字，就被两位同学簇拥着进了门，接着又被拥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两个打扮妖娆的女子。
王云五立刻明白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正色道：
“你们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两位同学哈哈大笑起来，其中一位说：
“你是最喜欢读书的，所以我们把你带到这所书寓来，好让你拣心爱的书读一读。”
王云五知道自己上当了，但毕竟和两位同学关系不错，也不好说什么，只好想办法脱身，陪着笑脸说：
“我不是傻子，不过你们不应该骗我啊！”
尽管如此，两位同学并没有马上放王云五回家，而是只顾着和书寓里的两位女子尽情调笑，最后才叫来一些点心，端到王云五面前，请他享用。
吃完点心后，王云五才被“允许”回家。
回到家里已经晚上11点多，这是王云五有生以来独自外出回家最迟的一次。他的父亲晚饭后出外访友早已回来，正在半开的大门间向外张望。母亲平时都是等他下课回家后才上床睡觉，此次他回家晚了两个小时，刚一进门，就看到母亲坐在门内不远，正焦急地等待。
王云五心中有愧，立刻想自首。但他转念一想，若自首，父母很可能终止他的夜校学习，情急之中很快编了一个合理的谎言，对父母说：
“我被巡捕（租界警察）捉到了巡捕房……”
理了理思路，王云五清晰地说道：
“因为放学后走路回家，途中尿急，在马路僻静处小便，想不到后面走来了一个巡捕，把我捉到捕房去。本来罚了一块钱就可以立即放出来，但因捕头没工夫问话，我等候了一小时以上方被讯问，结果因我年少，减半罚了五角钱，还告诫了几句话，然后释放。”
这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王云五的父母没有丝毫怀疑，而且也没有责备王云五“当街小便”，而是生怕王云五受惊，不断地安慰他，一直到深夜12点后，王云五才上床休息。
在床上，王云五翻来覆去，为自己欺骗父母而深深自责，以致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王云五起床后，立即将昨晚的实情和扯谎动机合盘托出，并为自己的谎言向父母道歉。
父母听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十分高兴，称赞儿子诚实、正直，也更加相信儿子不会去冶游，因而原谅了王云五，只劝他以后谨慎交友，并没有终止他的夜校生活。
一场风波，总算得以平息。
3.出任总统府秘书
由于王云五酷爱英语，继夜校后，还曾入美国教会主办的守真书馆学习，16岁时进入一家同文馆修业，次年春兼任该馆的教生（助教）。
17岁时，王云五以按揭方式购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三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把大百科全书通读了一遍。
18岁时，王云五先后在上海同文馆、益智书室、中国新公学、中国公学等地教授英文，兼授数学、史地课，开始步入教育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自海外归来，抵达上海，12月29日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在孙中山离开上海到南京就职时，香山县的旅沪同乡会设宴欢送孙中山。
由于旅沪香山同乡多为商人，作为教员的王云五被推举为宴会主持人，他所致的欢迎词，和对中华民国建国意见的陈说，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赏识。为此，孙中山特约王云五到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任秘书工作。
1912年1月中旬，王云五来到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报到，孙中山亲自接见，并当即下手条，任命王云五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孙中山对王云五说：
“你的工作是在接待处代我接见一切来访的宾客。你能操英语，又擅长国语和广东话、上海话，对此任务最适宜。”
王云五自忖没有学历，和孙中山仅有一面之缘，得其任命，感到诚惶诚恐。
孙中山接着告诉王云五：
“任何要见我的人，除经特约者外，都先由你接见。你认为无须我接见的，请其分别改向总统府中有关单位，或府外有关部会接洽。如认为有需要我接见的，便把要谈的事由与其住址记下来，交给我，我再决定见不见和接见时间。”
王云五明白自己的工作后，便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公职。由于工作原因，王云五每天需要向孙中山报告一次，或用书面，或当面请示，增加了王云五当面承教的机会。
在总统府任秘书不足半月时，王云五突然接到上海家中转来的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亲笔信，邀请他往教育部“相助为理”。
原来，王云五在出任总统府秘书之前，在任教多年中，经常将自己对中国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意见写下，寄给蔡元培，得到蔡元培的赏识。
王云五接信后，心中犹豫了一番，由于他担任教师多年，对教育颇感兴趣，同时对清末教育制度不大满意，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大展宏图，对中国教育发展出一分力，因而虽然感激孙中山的提携，仍决定应蔡元培之邀。
王云五思前想后，不知如何对孙中山开口，最终持蔡元培的亲笔信，面谒孙中山请示。
孙中山听了王云五的报告后，随即说道：
“你多年从事教育，担任教育部的工作实最适宜；但你在总统府任职也很得力。我主张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上午接待处来访的人较多，你还是上半日留在这里，下半日往教育部办事，如此便两不相妨。”
孙中山这一两全其美的办法，令王云五大喜过望，连连道谢。
之后，孙中山又加派一位秘书到接待处任事，上半日协助王云五，下半日代替王云五。王云五在两个职位上，如鱼得水。
4.京城教育部任职
早在孙中山刚刚就职临时大总统时，便通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即清帝退位后，大总统位置一定让给袁世凯。
于是，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后，袁世凯便于2月15日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孙中山则宣布下野。
3月，政府北迁，王云五随蔡元培同往，被任为教育部专门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此间公务之余，王云五开始为《民主日报》撰稿，同时兼任国民大学法科英文教授。
6月，唐绍仪内阁以责任内阁不能行使职权而辞职，陆征祥继而组阁，内阁人选为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刘揆一。
范源濂原是教育部次长，改任总长后，以原秘书长董鸿袆为次长。后来，专门教育司司长林少旭改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由谁继任他的职位，一时备受关注。
林少旭和王云五关系一向不错，离职前，特地对王云五说：
“以你的办事能力和负责精神，是继任司长的不二人选，我会推荐你，放心好了。”
王云五听后十分高兴，以为专门教育司司长已非己莫属。然而，最终任命下达时，却是第二科科长路壬甫升任，令王云五空欢喜一场，一时沮丧不已，后来偶遇林少旭，林少旭告诉他事情始末：
“我荐你继任之初，范总长满口应允，我以为此事已板上钉钉，不想过了几日，范总长突然告诉我，以你的能力升任司长，原极适当，但详加考虑后，认为路科长资历甚深，如果由资历较浅如你者擢升，难免不使路科长失望。范总长考虑到你年事尚轻，来日方长，暂缓升迁当无问题。”
虽明白范源濂的这个决定自有其道理，但王云五年轻气盛，仍对此很不服气。
1913年3月，范源濂辞职，教育总长很快由农林总长陈振先兼署。陈振先曾留学美国，虽是农学专家，对教育也非常感兴趣，心里着实想大干一番。
当时，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当属江浙地区，因此在教育部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以及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属于江浙两省籍。
陈振先是广东人，和王云五是同乡。然而因王云五是生长“外江”的广东人，对同乡人士认识不多，陈振先也没有见过王云五，因此他到部之初，并不知部内还有一位同乡。
陈振先上任后，即发布了一篇文告，嘱咐秘书人员起草。经办的秘书却按照以往的习惯，找到参事、司长商议，并按照其意见，将陈总长的主张进行了重大修正。
陈振先得知后，为自己连一名秘书都指挥不动感到气愤，因而向一位同乡诉苦。这位同乡立即提到了王云五，称其经验丰富，能力卓越，何以不加利用。陈振先这才知道王云五也是广东人，并听从了这位同乡的建议，立即约请王云五详谈。
王云五按照陈振先的吩咐，将他要发布的文告重新起草，写成一两千字，交给陈振先，陈振先看后非常满意，立即表示要王云五兼任主任秘书，王云五欣然接受。
兼任主任秘书后，王云五得以出席部务会议。在他参加的最初几次部务会议中，由于陈振先对各项议案不太了解其经过，便征询王云五的意见。王云五则知无不言，有不了解的便调查档案，或向主管人员详询经过后，再向陈振先提供自认为正确的意见。
然而不久，陈振先还是因人事问题辞掉了教育总长之职，王云五也随之请辞，从此专门任国民大学教授，1914年3月又担任筹办煤油矿事宜处编译股主任。此间，王云五始终勤学不辍，报读了美国“万国函授学校”土木工程全科，同时选读“喇沙尔函授学校”法律专业。
二、进入商务印书馆，成就辉煌业绩
1.出任编译所所长
有人说：“近五十年的中文出版事业，如果把云老的成就剔除，便要黯然失色。”
有人说：“他以出版家的地位，对中国教育、文化、学术的贡献与影响，是世人公认的。”
应该说，王云五一生最大的贡献，便是在文化出版事业上。
王云五担任筹办煤油矿事宜处编译股主任后，于1916年7月，返回上海，出任苏皖赣三省禁烟特派员，任职数月收取贿赂数额不菲，他用此款在上海虹口买了一幢洋房。其间，由于性格耿介认真，难免惹上麻烦，于是决定离开行政，以便有较多的时间充实自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国际问题、国际法，成为研究热门。王云五将目光转向政治、经济与时事方面的研究，同时研读中国史书、西文化学和医学，并开始学习德语和法语。
王云五学习和工作的能力、效率，均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晚年他在回忆这时翻译一篇中美合约的情况时写道：
“我立即开始工作，从当日下午5时起，夜间仅睡2小时，迄次日午后3时，计实际工作22小时，而成稿二万六千字……”
接下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翻译著作开始大受欢迎。1920年，王云五的学生原中国公学学生赵汉卿和朋友在上海合办出版社，请王云五主编一套《公民丛书》，王云五欣然接受，这是他首次接触文化出版事业。
王云五将《公民丛书》分为国际、社会、政治、哲学、科学、经济、教育七类，第一年由群益书社出版了十二种，第二年改为上海公民书局，出版到二十多种。这些书里有四种是由王云五本人翻译的。
就在王云五主编《公民丛书》之时，突然有人推荐他出任中国出版界的龙头老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而推荐王云五之人便是他的学生，原中国新公学学生胡适。胡适是中国新公学优秀毕业生，不久前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归国后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胡适声望日隆。
当时中国社会对西方新思潮的渴求了解，推动了整个出版事业的更新与发展。商务印书馆面对滚滚而来的新思潮，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只懂日语，不懂西文，为了跟上急剧变化的大时代，商务印书馆想要引入新血液，高梦旦决心让贤，经与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商量，决定聘请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
胡适因在北京教书，不想“放弃自己的事”，同时认为“编译所确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机关”，于是力荐老师王云五担任此职。
王云五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未迈出过国门，但他自学成才，在多个学科与领域多有建树，同时是胡适、杨杏佛、朱经农等著名教育家的老师、商务印书馆股东宋耀如在中国公学的同事、孙中山大总统的秘书，所以商务印书馆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王云五对编译工作充满兴趣，如今有一个大规模的出版机构让他发展，自然乐于接受。于是，在胡适的介绍下，王云五和高梦旦进行了一次晤谈，王云五提出：
“希望给我三个月尝试，再行定夺。同时请高先生千万不要客气，届时纵然我愿继续下去，而你们对我不甚满意，尽管明白表示，我定然是知难而退的。”
高梦旦对王云五这种态度十分满意，接受了他的要求。
1921年9月16日，王云五迈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大门。
最初这三个月，王云五没有什么名义，只是每天和高梦旦待在一起。高梦旦把编译所的工作和内容详细告诉王云五，并将他的种种问题拿来和王云五商量。
三个月未到时，王云五便提出了一套改进编译所的建议，送请高梦旦和前任所长、现任商务印书馆监理张菊生考虑是否妥当，同时表示：
“如能在原则上予以支持，董事会也无相反的意见，我当留下任职；如果能留下任职，希望暂定为试办一年，试办期满，彼此都有重行考虑之自由。”
王云五的改进意见，经高梦旦、张菊生详加考虑，并转示若干董事后，均表示接纳，他们诚恳地向王云五表示：
“您接任编译所所长后，我们会大力支持您从事改进。”
于是，1922年，34岁的王云五正式担任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成为他手下的出版部长，从技术方面协助王云五的工作。
2.一年后再创佳绩
王云五出任编译所所长伊始，便显示出不凡的魄力和判断力。
首先，他改组编译所，按照新科学的学科门类分设各部，设九个编辑部、九个编辑委员会，《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八个杂志社，另有一个函授学社和几个事务部门。
同时，王云五极力罗致国内专家学者，分别主持各业务部门。其所引进的人才大多是新近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留美归来的任鸿隽为理化部长、竺可桢为史地部长、周鲠生为法制经济部部长、陶孟和为总编辑部编译、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部长。
从1922年至1924年，编译所人数达266人，创建所以来最高纪录。又聘请了胡适、陶希圣、胡刚复、秉志、杨杏佛等人为馆外特约编辑，使商务馆声名大震，首开全国新风。
其次，王云五开始创编各科丛书，先出版了百科小丛书，其后又出版了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体育、农学、商学、史地等小丛书，为他日编印《万有文库》做准备。
同时，新学制小学教科书也在王云五与朱经农的主持下完成，通行全国。接着，王云五编印参考用的工具书，如《辞源》、《新字典》等，稍后更影印古籍《四部丛刊》等。
再次，王云五将编译所原附设的英文函授科扩充，改称函授学社，以原设的英文为一科，增设算学科与商业专科。
一年后，王云五的改进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绩。到1923年出版的图书，由1922年的289种，增到667种，为历年之冠。内容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文学、艺术、史地等。
商务印书馆对王云五的工作成果非常赞赏，王云五亦愈干愈起劲，因而继续担任编译所所长。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原附设藏书处，命名为涵芬楼，收藏善本及一般参考图书，旁及外文图书达数十万册。王云五早在刚刚接任编译所所长时，便建议公开阅览，提经董事会通过，拨建筑费十万元，经常费及添购图书费每年以五万元为度。
于是，新的馆屋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馆对面开始修建，与涵芬楼相接连，于1924年3月落成，经决议命名为“东方图书馆”，示与西方并驾，发扬我国固有精神。“东方图书馆”的对外开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为中国私立图书馆服务于社会树立了榜样。
但新的难题接踵而来。因为馆中藏书既有新旧，又有中外，目录编制自然不能不别立新规。公开阅览后，检查效率，显得尤为重要。
王云五感到原来应用的部首检字法既费时多而且不易确定，因为《康熙字典》收录汉字4万多，但部首只有214个，平均每部所容字数约200。但实际每部所容字数，最高的高出平均数十倍，最低的则低至平均数十分之一。
举例说明，《康熙字典》中的草部实际所容汉字多达1900多个，而这1900多个字，只能再按笔数区分，其中笔数最多的字有35笔，而最常用的字只有十四五笔，如果将这1900多字再按15个笔数区分，则同部同笔数之字，多至一百三四十个，例如草部的八画便含有205字，下面就无法再区分了。
因此，王云五想要改革旧的部首检字法，并对这项工作产生浓厚兴趣，因而集中精力，加紧研究中外各种图书分类法。
此时，王云五还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兴趣使然，将为中国的汉字检索做出巨大贡献。
3.开创“四百万事业”
王云五针对部首检字的弊处，参考国内外诸家新检字法的创意，认为必须对旧者进行扬弃，新者也要进行取舍。
他整日思考，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天正在吃饭时，突然想到什么，放下筷子，低头思索。家人感到奇怪，正要询问时，王云五突然一拍桌子，大笑起来。家人为王云五此举吓得不轻，以为他精神出了问题。却不想，新的检字法就要诞生了！
王云五首先发明了“号码检字法”，但欣喜若狂之余，越深入研究，越发现“号码检字法”缺点甚多。
王云五没有因此灰心，而是要取其利矫其弊，继续进行更加长期和彻底的研究。
1928年9月，在历经近四年的研究后，王云五终于发明出“四角号码检字法”，彻底解决了部首检字法中的难题，为汉字检索做出了巨大贡献。该法很快被国内外加以采用。
接着，王云五又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撰写并出版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很快推行到全国各地，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当时，有人称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是“四百万事业”。“四”为“四角号码检字法”，而“百”和“万”，则是他主持运作的《百科全书》和《万有文库》的编撰。
中国的学术界和出版界一直希望有自己的百科全书，王云五为迎合这个愿望，决定在三五年内出版一部能为国增光的《百科全书》。但因急于求成，编译仓促，以致文稿质量低劣，后遭遇“一·二八”事变，只好将投资几十万银元的译稿运入租界仓库，最后不了了之。
而《万有文库》，则是王云五很早便有的一个想法。
王云五从20岁左右时，就开始感到图书馆的重要。他在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之后，从编印各种有系统的小丛书入手，再进而与各大学及学术团体订约编印专科丛书，以供应图书馆之用。
“东方图书馆”公开之后，王云五推己及人，想要把整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化身为无量数的小图书馆，散在全国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而且在可能时，还散在许多家庭。换言之，就是协助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甚至各家庭，以极低的代价，创办具体而微小的图书馆，并使这些图书馆的分类索引及其他管理工作极度简单化。
1928年，王云五正式开始筹备，打算要落实这个想法。最初，将该丛书定名为“千种丛书”，即合并一千种各科的丛书，为一部综合的大丛书。后来，王云五又将目标放大，不以千种为限，而是以一万册为最终目标，因而定名为《万有文库》。
1929年，《万有文库》开始陆续出版。
第一集1010种共2000册，第二集700种共2000册。二集总共字数，约2亿4千万字，为《四库全书》7亿余字的三分之一多。
在抗战前一年，《万有文库》两集全部出版，第一集售出约8000部，第二集售出约6000部。
最初，《万有文库》销售并不理想，积压了大量资金。后来，王云五活动到教育部，通令全国大中学校和图书馆一律订购，从此扭转局面。国内许多城市和学校，都以《万有文库》第一集成立了小型图书馆，凭借《万有文库》成立的新图书馆，数量达2000以上。
可以说，《万有文库》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业平民化的新纪元，也创造了百年商务的第二轮辉煌。
4.荣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商务印书馆因王云五的改进，面貌一新，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也是如鱼得水。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双赢的局面下，1929年9月，王云五却萌生去意。原因是他承担了并不直接与他有关系的任务。
从1926年开始，上海的劳资纠纷迭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会作为当时企业界中最强有力者之一，自然也少不了纠纷。这些纠纷以印刷所为主，发行所及总务处次之。
在发生工潮时，便由印刷所所长作局部应付，总经理协理与人事科科长作全盘应付，按理说，这项任务是落不到王云五身上的。
但由于当时的总经理是由印刷所所长鲍咸昌兼任，鲍咸昌年事已高，且为人笃实，不善言辞，其他总经理协理也多属于这一类型，因此在处理工潮时显得力不从心。有一次工潮闹大了，王云五不得不挺身而出，王云五口才颇佳，应付措施也得宜，很快平息了这场风波。
从此以后，一遇到劳资纠纷，资方都一致推出王云五出马应付，原本不属于王云五的任务，逐渐变成由王云五负全责。而王云五对这项任务并不喜欢，偶尔负担一下还可以，长此以往，他感到自己无法静心应付出版计划和学术研究。
于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王云五决定脱离商务印书馆，专门从事研究和写作，在经过一系列谈判之后，商务印书馆终于答应“放人”。
适逢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并以王云五的学生杨杏佛为总干事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王云五曾向杨杏佛谈起他要脱离商务印书馆的决心，杨杏佛将此事转告蔡元培，蔡元培立即表示，欢迎王云五加入中央研究院。原本，杨杏佛的意思是由王云五代替他出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但研究所所长难免会有些行政工作，为了让王云五如愿以偿转入纯粹的研究工作，蔡元培决定聘其专任研究员。
王云五十分感激蔡元培的知己爱己，于1929年10月上旬，来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
王云五择定的第一个研究题目，为“犯罪问题”，以若干监狱作个案调查为出发点。然而王云五刚刚过了三四个月的平静生活，突然传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逝世的消息，紧接着，张菊生代表董事会找到王云五，希望他返回商务印书馆，并出任总经理一职。
总经理之职虽然很具诱惑力，但王云五此时正醉心于研究工作，因而，为了为难一下对方，使之知难而退，王云五提出两个要求：
“首先要取消现行的总务处合议制，改由总经理独任制；第二是在我接任总经理后，实时出国考察并研究科学管理，为期半年，然后归国实行负责。”
几天后，张菊生答复王云五，称董事会、总务处完全接受了王云五的条件。于是，王云五出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并在形式上就职后，立即准备出国。
1930年3月7日，王云五在上海登上比亚士总统号，一生中首次迈出国门，兴奋异常。他先后前往日、美、英、法、德、比等国考察管理，其间还游览了瑞士、荷兰及意大利三国，最终于9月9日平安返抵上海。
9月11日，王云五即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出采行科学管理计划，获得一致通过，并于次年1月开始推行。
5.劫难后起死回生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突袭上海闸北，凌晨发动空袭，投下大量炸弹和燃烧弹，商务印书馆位于闸北的总馆总厂连同东方图书馆在炸弹下化为灰烬。商务印书馆就此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
第二天上午，王云五也遭遇了有生以来最难应付局面。他后来曾在《两年的苦斗》一文中详尽道出这天面对的恶劣局面：
“散布在将及百亩地方的工厂和货栈，完全付诸一炬；数百职工都感着失所和失业的痛苦，千数百股东都忧虑着血本的无着；千百万等待着供给的人们，都叹息着丧失了供给之源。
“这时候上海四马路一间事务室内，挤满了无数喧嚷和哀泣的人们，或要求救济，或询问将来办法。但是这种喧嚷和哀泣的声音，总掩不了十里外传来的枪炮声，尤其是炸弹声。
“室内有一个经夜未曾合眼的人，一方面应付这许多人的要求和呼吁，一方面倾听外间的枪炮和炸弹声，又一方面内心正在打算：趁此摆脱一切，以谋一己的安逸和一家的安全呢？或是负起一切责任，不顾艰苦危险，不计成败利钝，和恶劣环境奋斗，以谋打出一条出路呢？
“结果他竟然下了最大的决心。……他明知前途很困难，但是他平昔认为应付困难便是最大的兴趣，解决困难，也就是最优的奖励。”
“他”就是王云五。
1月31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善后办法。
善后的首要条件在财政。此时，在王云五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所存现款可以动用的在200万元以上，比往年任何时候都要多。但是负债方面，除同人存款90万元左右外，进货亟待支付的款项约80万元，定书存款100多万元，其他负债200多万元。若以现有存款抵付债务仅及三分之一。
由于工作场所被破坏殆尽，即便发行所可以营业，存货百分之九十已经毁损，无法长久维持。而除了发行所人员外，在上海工作的其他职工有3000多人，如果留下这3000多人，那么数月内，现款便会用光，不仅无法偿还债务，商务恐怕也会破产。
于是，王云五果断提出：
“如今，唯一办法，就是将在上海一切职工全体解雇。”
董事会顿时一片哗然。王云五高声说：
“若不如此，庞大的财务负担足以把商务压垮，更谈不上复兴。”
一句话，又令董事会安静下来。经商议，董事会表示接受王云五的建议。
于是，王云五宣布上海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研究所、虹口西门两分店一律停业。解雇职工达3700多人。此举，为王云五招来无数辱骂和恐吓。
在实施这些消极措施的同时，王云五制定了积极的复兴计划，决心在本年秋季复业。
秋季，是开学的时候，为了满足全国教科参考图书的需求，王云五以北平、香港两家分厂，集中力量生产，一方面为秋后供应全国各学校，一方面继续供应现在的各分馆所需。
4月中旬开始，王云五积极筹备总馆厂的复业，先将被日军毁坏的还能够修复的机器修好，在租界租赁房屋，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印刷厂，逐渐恢复生产。
8月1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与租界新设工厂同时复业，王云五在发行所悬挂横幅，上有复业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所见之人无不动容。
此后，在王云五的带领下，商务印书馆业务蒸蒸日上，三四年后出书量大大超过以前，最高达到年出版图书2000多种。
王云五在经营商务印书馆取得的佳绩，使他在全国出版界成为“执牛耳”的领军人物，在知识界、工商界声名鹊起，成为名噪一时的“社会贤达”，当选为上海图书馆协会主席、书业同业工会主席、温溪造纸公司董事长和全国教委委员，并兼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效率委委员、工商部工商法规委委员和国难会议会员。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商务转而以香港分厂为生产中心，仍坚持以出版业务为主的方针，王云五亲自驻港督导运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商务又改在重庆设总管理处统辖后方各分厂，以出版一般用书为主，同时以丛书方式出版各种抗战读物。
王云五从192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到1946年辞职从政，除1929年离开了一小段时间，在商务工作近25年。其中主管商务核心部门——编译所7年，领导商务18年，取得辉煌业绩，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1932年商务印书馆遭遇重大劫难后，王云五率领商务复兴再发展，堪称奇迹。
三、政治新贵，官居五院之首
1.变身政治新贵
应该说，商务印书馆由于王云五的大胆改革，和危难中力挽狂澜，成功实现向现代出版企业的转型，并逐步积累起雄厚资本，使中国文化薪火相传。同时，王云五也通过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成就了他对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巨大贡献。
王云五一直想专心做一名学者，但实际上他在做学问上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绩，出版商才是他的本位。然而，学而优则仕，这个中国读书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也深深植入商人出身的王云五的思想中，当有成为政界要人的机会时，他毫不犹豫选择了从政。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国是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向全国表明了抗战的决心。
王云五以社会名流和著名文化人的身份，应邀参加了会议，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并在会上表示了对政府的信任和为抗战出力的决心，他说：
“国民今日多数心理，信任政府救亡已有准备，但我们国民如何尽量贡献其力量与后方，尤望指示。”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军虽奋勇抗敌，但由于武器、装备落后，仍然节节败退。商务印书馆各地分馆的财产和房子逐渐被日军占有。
在无法挽回商务印书馆颓势的同时，王云五将目光转向抗战，并转向政坛。
1938年4月，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时，王云五与生活书店的邹韬奋、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商务馆的李圣五—起，作为出版界代表被选为参政员。到1945年，王云五连续被聘为第一至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任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这是王云五正式步入政界的开始，也就是从1938年4月开始，王云五逐渐淡出出版界，移情于政界，为1946年正式加入政府热身。
1942年10月，王云五被选为参政会驻会委员，同时被蒋介石指定为三青团设立委员会委员，并为中训团党政班讲师。1943年1月，王云五又兼任参政会经济策进会滇黔办事处主任，11月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
就在此时，国民参政会和立法院组团赴英国访问，王云五作为团员，觐见了英王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之后拜访了英国首相邱吉尔、外相艾登和上下两院，会见了拉斯基、威尔斯、赫胥黎、张学楼等名流学者。
利用此机会，王云五研究了1938——1943年英国书刊分类统计，了解英战时出版政策与实况，并购买了许多新书包括关于中国方面的图书，可谓满载而归。回国后撰写了《战时英国》和《访英日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4年，王云五又随团赴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印度做游历访问。
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王云五作为9位“社会贤达”代表之一参加会议，4月任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委员。
蒋介石因重视王云五复兴商务印书馆的成绩，希望他担任实际的政务，拟定其出任国府委员，并兼任一个部会的长官。王云五进入政府的机会终于来了。
5月，王云五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从出版大亨摇身一变，成为令人瞩目的政界要人。
王云五以一个自学成才的商界名流跻身政界要人之列，以无党派的在野之身出任经济部长，在政、学、商界引起轰动。国民党中央社报道称：
“此事极为各方注意，盖王氏系无党派之人参加政府出任部长之第一人。……为我国惟一自学成功之事业家。”
2.提出币制改革
王云五出任经济部长时已经58岁。夕阳无限好，毕竟已黄昏，虽然他怀揣强烈的政治抱负，想要为国家为政府做些贡献，但面对日薄西山的国民党政权和根深蒂固的腐败贪污，他的努力只是蚍蜉撼大树。
上任之后，王云五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没有班底。
此时，经济部原任政务次长已改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原任常务次长何某是位经济学专家，也是王云五所熟悉的人物。王云五极力挽留何某，希望他能协助自己，无奈何某去意甚坚，一直不肯到部。
王云五只好物色他人。几天后，终于找到潘序伦出任常务次长。此外，还找到三位高级助理人员，分别是民国初年曾和他在教育部共事的庄某，原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处参事的龙某，以及后来因泄漏机密为世人所熟闻的、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心腹徐百齐。
王云五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官僚资本为主导，而官僚资本便是经济凋敝和腐败的根源，因此试图制定政策改变这种导向，这就极大地触动了四大家族的利益，尤其行政院长宋子文对王云五此举非常不满，处处设置障碍，加上王云五“班底”力量不足，其“经济行政”一直无法开展。
在经济部长任上，王云五并没有做出大的成绩。此间曾三次向宋子文请辞，还曾向蒋介石诉苦。
1947年4月，王云五当选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与另外四名主席团成员提出《国民政府施政方针》十二条，强调实施宪政，推进民主。
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改组，张群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副院长，同时兼任经济预算委委员、赔偿委员会主任委员，其政治生涯又上一层楼。
1948年5月，行政院再度重新组阁，王云五又被任命为“宪法”实行后的第一届行政院财政部长。
此时，王云五可谓受命于危难之中，国民政府因内战开支庞大，入不敷出，巨额财政赤字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全国通货膨胀，导致经济日益恶化。为摆脱困境，国民政府要求“以经济改革”为手段，指令财政部以稳定金融财政为头等任务。
上任伊始，王云五立即着手这项关系到国民党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
王云五在从政之初，得到上海工商界的极大支持，上海工商界期望王云五以来自上海工商界之人，能够对上海工商界给予维护。对此，王云五曾对人讲：
“此时上海工商界对我的期望，将来或不免会失望。”
事实正是如此。王云五在经济部长任内，对纺织业的管制非常严格，引起上海工商界不满。而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是禁舞，第二是救济特捐，更招来上海工商界的怨言。出任财政部长后，王云五又采取了一项令上海工商界痛恨的措施：拟征财产税。
事实上，王云五也是出于顾全大局，为挽救国民党财政危机，不得不提出如此施政方针，第一项即增加税收，拟征财产税便属于其中；另外两项分别是裁并机构和改革币制。
应该说，改革币制是王云五在这一任内实行的最为大胆，同时也是最富争议的一项措施。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统区经济也濒临崩溃，主要标志便是货币迅速贬值，通货膨胀极其严重。在这一背景下，王云五提出的币制改革方案，经行政院长和蒋介石通过，中央银行总裁和三位专家详加研究，众人讨论并修正后，进一步草拟了具体办法。
修正方案有三十二条，按其性质，分别草拟五种办法：
一、金圆券发行办法；
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
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
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
五、金圆券发行监理委员会组织规程。
此后，又经过了一系列的紧张准备，国民政府于8月19日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令民众将金银、外币乃至珠宝首饰交出换成金圆券；并宣布实行“限制物价”政策，强行规定将物价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
在各项公文发布以后，王云五随即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发表谈话。并在8月20日起的一个月内，继续为币制改革的成果而努力。
实际上，币制改革在初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就在那时，王云五离开了，币制改革的结果迅速发生转变。
3.政绩中的败笔
在币制改革开始施行的第四天，也就是8月22日，王云五在财政部处理公务时，接到上海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来电，俞鸿钧的第一句话便是：
“恭喜！恭喜！王部长，你的政策成功了！”
原来，在收兑金银外币的第一日，情形之踊跃，完全超出俞鸿钧的意料，使得俞鸿钧欣喜若狂。
而这种情形，并不止上海一地，在其他各大都市，公私电信，也都有同样的报道。时间上，也绝不是一日，到9月21日王云五离开前，并且继续到9月底收兑金钞的最后一日，踊跃情形有加无减。总共收兑金银外币折合美金一亿五千万以上。
此间，各地物价虽稍有涨落，但大体良好。京沪两地情形最好，基本能维持8月19日的价格。
南京《中央日报》9月24日有社论称：
“这一个月来，虽有少数物品如纸烟之类，跃跃欲试，但日用重要物品如纱布之类，价格低落到8月19日水准以下。平津等地，一般物价在8月19日以后，除洋货外，皆有低落，且有低下三成者。
“西南各省，一个月间，平均涨三四成，成都米价独涨一倍。鄂湘两省，一个月间，平均涨二三成。广州市则由于政府收兑港币及黄金价格，均较8月19日该地区为高，故开始时，物价波动最大，计涨六七成。
“以上全国物价在改币后一个月间的升降大概，当然不能认为绝对满意，但涨落之因素，有的无可避免者，有的人力未尽者。无可避免之部分，即因8月19日前全国物价水准并非一致，尤其是金价外币等。人力未尽之部分，特别是西南各省之镍币，如果当地中央银行分行能就地作较适宜之措置，或可避免多少的波动。假使此项币制改革并未实现，局势当然每况愈下，且愈久愈烈，则此一月之物价波动不知若干倍于其实际演进也。”
就在币制改革取得一定成绩时，王云五于9月21日，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及世界银行第三届联合会，在会上大力宣传中国币制改革方案，希望获得美国贷款。
然而，就在王云五离开之时，国内币制改革的形势发生逆转。
原本收兑金银外币日期，计划到9月30日为止，但行政院临时将收兑金钞期限延长。在美国开会的王云五得此消息，深感惊异，但无力阻止。
而自延长之日，即10月1日起，求兑者急剧减少，四十天的乐观局面，就此改变。
10月10日，得知币改成绩突变焦急不已的王云五，匆匆返国，于10月11日上午与财政部来沪同人晤谈，中午与中央银行总裁招待俞鸿钧长谈，下午乘火车返京，12日早上与行政院长翁文灏长谈，下午到晚上，将赴美期间国内剪报和其他报告资料详细阅读后，王云五找到了币制改革成绩突变的症结。
王云五发现，此次物价波动与抢购物资并行，而抢购之风源于上海，开端者为10月4日对南京路四大公司的抢购，而其他地区，在这天及以前均未发送抢购的迹象。
因此，王云五推断，此次抢购风潮，至少在上海方面，是有组织的举动。
上海方面，市长吴国桢最初便不赞成币制改革，他认为币制改革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准备很难成功，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而且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因而再三劝阻蒋介石。
于是，蒋介石直接派其子蒋经国前往上海“督导”经济管制政策的实施。8月20日蒋经国抵沪后，立即组建“戡乱建国大队”，进行“打虎”运动，宣布“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
蒋经国的“打虎”开始，下令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其中包括申新纺织总公司总经理、政府“国大”代表荣鸿元、上海纸业公会理事长詹锡霖、上海永泰和烟行经理黄以职、上海吴锡记棉布号经理吴锡麟、上海黑市金钞掮客韦伯祥、股票商林乐畊，还有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三儿子骏发公司经理杜维屏等。
应该说，蒋经国在上海严厉“打虎”，对稳定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却激得老板们趁机关门，工厂、商店纷纷停业，加上吴国桢及上海市政府不予合作甚至扯后腿，导致上海有市无货，物价开始飞涨。
而蒋经国的“打虎”，也遇到了强硬对手——扬子公司老板孔令侃。孔令侃是孔祥熙的长子，孔祥熙乃宋美龄的姐夫。在宋美龄亲自出面调停下，蒋经国“打虎”失败。
上海的币制改革也迅速步入失败。
王云五虽然提出两种救济办法，希望挽回败势，但是他提出的办法迟迟不被通过执行，蒋介石正在内战前线焦头烂额，无暇顾及。随着金圆券日益贬值，物价不断上涨，若干地方发生抢购粮食风潮。11月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取消限价，币制改革基本宣告失败。
与此同时，王云五引咎辞职。
4.赴台后重操旧业
王云五辞职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也行将崩溃。于是，1949年元月，王云五举家迁往香港。
此间，伦敦大学西门教授和剑桥大学夏伦教授先后邀请王云五赴英讲学，并转来剑桥副校长签发的聘函，聘他为汉学持别讲师，暂定一个学期。紧接着，“参政会”副秘书长也自台湾发函，力邀王云五赴台。
王云五考虑到自己没有正规学历，在英、美等国作讲座尚可应付，正式任教怕是难以持久，因此不考虑出国，决定从港、台两地选一处定居。但在心目中，他自然倾向于定居台湾。为稳妥起见，遂以探望大儿子为名，于4月飞赴台湾，暗中考察台湾是否有他落脚的地方。
到台湾的第三天，在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长王世杰联系下，王云五赴阳明山拜见蒋介石，蒋介石诚恳地对他说：
“希望你能够来台湾，帮助发展台湾的文化出版事业，政府可以资助你创办出版社。”
于是，王云五返回香港后，便开始在港台两地筹办华国出版社，先后投入新台币20万元，其中15万元是蒋介石批准拨付的，另外5万则是王云五和亲友出资。
华国出版社在台北登记，在香港印刷，打算港台两地同时发行。
12月25日，华国出版社在港、台两地同时开业，王云五任社长。这一期间，他主要居住在香港。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正大位”后，开始催促王云五赴台。王云五料理好香港方面的一切，于1951年1月3日，正式飞往台北，后半生便定居于此。
王云五来到台湾，即被聘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当年5月又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月薪1000元新台币，相当于一个特任官的经济待遇。12月被聘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政制小组”第一小组召集人。另三个小组召集人分别为张群、邱毅吾、张厉生。
王云五身兼多个名誉职务，却没有担任实职，虽在意料之中，仍不免怅然若失。
好在台湾当局对王云五十分照顾，这年4月他的女儿在美国住院动手术，王云五无力支付手术费用，便函告台湾当局，“行政院”院长陈诚立即特批1000美元资助王云五。
在到台湾的最初几年，王云五将精力主要放在写作、演讲中，偶尔也参政议政，但因在大陆时期政绩不佳，尤其在财政部长任上主持币制改革的失败，使他即便参政也有所顾忌，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热情。
而王云五这一段时期的写作以撰写文章为主，内容涉及政治、管理、教育、为人等各个方面，分别发表于台、港杂志；还编写了《中国史地词典》、《英文成语新词典》，以及大量译著作品。其中历时三年完成《美国全史》这一部长达130多万字的译著，并以龙倦飞为笔名，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四、花甲之年，再掌商务印书馆
1.70高龄再任“部长”
王云五一直有从政情节，尽管在大陆的政绩不佳使他不敢奢望赴台后能够重返政坛，但在晚年，他却台湾政界又风光了一回。
1954年2月，王云五出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在3月举行的“总统”竞选中，被题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王云五心中了然，“副总统”早就内定陈诚，他被提名只是做个陪衬，走个形式，帮助蒋介石粉饰民主。但王云五仍然非常欢喜，因为这也是对他身份地位的肯定，对于蒋介石没有忘记自己在大陆时期的尽力辅佐，王云五心怀感激。
1954年8月，王云五出任“考试院”副院长，协助“院长”莫惠德工作，能够重返政坛，担任实际职务，超出王云五的意料。
10月，王云五又被聘为“革命实践研究委员会科学管理专题研究委员”。王云五对这项工作十分感兴趣，因此特别重视，积极组织该组座谈会，先后与各行政机关长官、公营和私营企业负责人商讨有关问题，听取多方意见，为政府各部门提高行政效率积极提出可供采纳的改革方案。
次年7月，王云五以“科学管理专题研究组”召集人的名义，向蒋介石提出改进行政效率研究报告，详细汇报调研过程、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建议参考美国胡佛研究委员会的经验，实施行政改革。
蒋介石非常重视王云五的调研结果和建议。1957年1月，在蒋介石的指示下，“行政院及所属机关组织研讨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职责就是，对王云五的报告及调查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提出有效的改革建议。
半年后，蒋介石再次把行政改革调研事宜交给王云五负责。
同年9月，王云五任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十二届主任委员，前往美国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十二届常会，此行也兼做台湾行政改革的参考。
1958年1月，王云五返回台湾，继续上年行政改革调研事宜，3月6日，“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着手设计改革方案，王云五任主任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协助“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进行行政改革。
以70岁高龄再度荣登“行政院”副院长宝座，王云五心中澎湃不已，同在大陆时期一样，王云五兢兢业业，全力主持行政改革方案，希望能够有所作为。
在主持“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半年中，王云五便提出88项提案，每一项提案都附有较为具体的建议措施，议案涉及官场腐败、军费浩繁、金融混乱、人权受压等敏感问题。
正因为王云五涉及的都是敏感问题，蒋介石经过多方考虑，暂时放弃改革，直到三年后，“行政院”才正式成立了“行政改革建议案检讨小组”，并于1962年11月恢复改革工作。
“检讨小组”工作了将近一年，在所有议案中，全部实施者有15案，实施大部分内容者31案，实施半数内容者8案，实施少部分内容者12案，“实施有期”者9案，未实施者13案，就此，前后历时9年的行政改革宣告结束。
王云五忙碌数年，取得的成绩甚微，颇有壮志难酬之感。但此时他对政治已感到厌倦，加上年纪已大，便萌生退意，于是申请辞职。
1963年6月26日，“行政院长”陈诚因健康原因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而此时，王云五的辞职书已递交三天。陈诚为了自己能顺利辞职，将王云五的辞职书扣下。蒋介石为了挽留陈诚，只给陈诚一个月假期调养身体，命王云五代理院长职务。
王云五本想辞职，不想肩上反而多了一项重任，哭笑不得。
10月23日，王云五第二次申请辞职，仍没有得到批准。但由于陈诚坚辞“行政院长”，王云五的辞职这才见到希望。
因为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不便出任“行政院长”出面组阁，而其他任何人组阁，在资望上均不便令王云五屈任副职。因此，在批准陈诚辞职的情况下，蒋介石也只好批准了王云五的辞职。
之后，王云五改任“行政院”资政，但很少参加有关的咨询会议，还借口身体不好，辞去了身兼的各种虚职。
良朋满座终须散，
笙歌永昼夜难连，
此时挂冠恰到好，
再留不值半文钱。
这是王云五在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之前所作的一首诗，他终以75岁高龄，潇洒地告别了政坛。
2.“博士之父”终圆博士梦
王云五在晚年对政治感到厌倦，与曾创办的《自由人》和雷震案不无关系。
王云五在50年代参政时，参加了一些政治性和纯文化学术性质的社会活动。其中“自由人”的活动，最受王云五重视，因此是耗费他精力和时间最多的一项活动。
《自由人》是1949年王云五在香港时参与创办的刊物，并出任《自由人》社董事长。1952年3月15日，王云五在台湾主持了“自由人”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了《自由人》刊物的立论态度：“除积极的主张民主自由，消极的反共抗俄外，并须维护现行宪法倡导议会政治”，“凡外界对台湾有恶意攻击影响国本时，应予驳斥”，并加强刊物的新闻性和趣味性，以扩大销路。
1955年3月，《自由人》在香港披露扬子公司在上海时期的贪污案，大肆批评了孔祥熙，给国民党带来负面影响，台湾当局立即下令给予《自由人》停刊处罚。王云五奉命通知《自由人》在港负责人左舜生，将《自由人》停刊。不料左舜生严词拒绝，表示不会停刊。
从此，香港“自由人”自行其事，不再受王云五左右，直到1959年9月13日才宣布停刊。
就在此时，台湾“自由人”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分为亲台湾当局派和反对台湾专制统治派，反对派与台湾当局的关系自然紧张起来。
反对派的代表人物雷震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该刊创办于1949年11月，经常对台湾政坛黑幕及腐败现象予以揭露并大肆批评，被台湾当局视为眼中钉。到1959年春，台湾当局已忍无可忍，开始找机会惩治雷震。
1960年4月，台湾“警备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为名，将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等人逮捕。
王云五得讯后四处奔走，想救出雷震等人。他仔细研究案情，认为军事机关无权审判雷震等人，应将此案移交普通法院审判，于是致函“行政院”院长陈诚和“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大量引述法律条文，力主将雷震案移归普通法院审理。
之所以要移归普通法院，是因为普通法庭审判过程无法保密，判决结果不易被台湾当局左右。但陈诚没有回复王云五的信函，张群则回复称“原则甚赞成，尚有某一问题待解决”，实际是持不赞成态度。
10月8日，雷震案经军事法庭审判，以不告发“匪谍”、作“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罪名，判处雷震10年徒刑，同案人刘子英被判刑12年，马之骕被判刑5年。
王云五因力护雷震，引来蒋介石的猜忌。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王云五在政治上的工作难以展开，逐渐对政坛心灰意冷。
与此相反的是，在教育界，王云五如鱼得水。
王云五在台湾是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并是当时指导博士生最多的导师。台湾设置博士学位之议，便是王云五率先提出，他也因此享有“博士之父”的称号。
早在1955年3月，王云五便应政治大学的邀请，任该校政治研究所兼职教授。他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一职之后，便出任了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专职教授，开始在教学上投入更多精力。直到1969年6月请辞，他在政大任专、兼职教授长达14年之久，培养了众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此间，王云五曾在硕士班开设了两门课：现代公务管理和现代行政问题研究；在博士班开设了一门课：中国历代政治典籍研究。凭借着对政治学和行政学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到的研究，他的授课内容充实而生动，是其他导师无法比拟的，也颇受学生推崇。
对此，王云五甚为自豪，在一次宴会上，他借着几分醉意说：
“人家说我没上过学堂，没读过书，没有学问。”
然后摸摸肚子，接着说：
“其实我的肚子里至少装了几十个洋博士和土博士。”
在说这番话时，王云五除了自豪，心中也有几分酸楚，因为时常有人提到王云五没上过正规学堂，没有任何学历和文凭。其实，这些话并非要贬低王云五，而是将他的自学成才视为楷模。王云五虽然心里明白，但没有学历和文凭，仍让他此生抱憾。
王云五没有想到的是，在1969年，他的这个遗憾终于得到补偿。
这年9月，韩国建国大学决定授予王云五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王云五接到通知信函后，喜出望外，于10月15日抵达韩国，16日接受建国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10月17日，王云五又荣获庆熙大学颁赠的大学章，成为第一位获韩国大学颁赠大学章的华人。
一回到台湾，王云五便将朋友和记者请到家中，穿着博士服，红光满面地对众人说：
“这袭博士服价值一百美金，本来是要我出钱做的，但是建大很客气，一定要定制服给我。他们曾来信要尺寸，我很惭愧地告诉他们，身高只有一百五十公分。”
王云五顿了一下，指着自己的博士服说：
“袍子很合身，不是吗？但是帽子太小，他们没有想到这么矮个子的人，有这么大的头。”
说罢，众人哈哈大笑，王云五眼中则闪烁着喜悦、满足的泪光。
3.又一次救援“商务”
很多人说王云五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出版商，尽管他一度选择从政，热衷政坛，却壮志难酬，而一旦回到出版界，再度连创佳绩。
1964年7月，王云五告别政坛后，台湾商务印书馆力邀他出任董事长之职。王云五在告别商务18年后，终于返回这个阔别已久的舞台。
台湾商务印书馆原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分馆，于1948年1月5日正式成立。在商务印书馆海内外30多家分馆中，台湾分馆资历最浅，规模最小，全馆同人仅十多人。
1950年11月1日，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改为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从经销总馆图书的分馆摇身一变成为出版机构，从此开始独立经营，一面出版新书，一面重版总馆出版过的书刊。
但因书种难求、市场有限等诸多原因，从1950年到196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每年出版的新书与重版书不过几十种，营业所得不够维持日常开支。此时，台湾商务印书馆正处于经济极度困难时期。
王云五刚上任的一个星期里，先同馆中每一人谈话，熟悉每个人的技能和工作，接着查询现金账款，以及经常开支和收入，发现不仅现金短缺，且已向银行透支相当数目，同时还收取了同人和外人大量存款，仅要支付的利息便是一笔庞大开支。
王云五认为挽救商务之办法，只有节流与开源。他毅然将工作人员薪水核减，并称：
“此时不节流，即无以开源，如不能开源，公司将陷于不可收拾之地步。如能暂时忍痛稍减待遇，从事节流，而藉节流，以从事于出版可销之书籍，敢信营业前途定有起色。”
工作人员都了解王云五在大陆时将商务印书馆起死回生的奇迹，因此对他非常信赖，齐心协力，节流开源。
这年12月，王云五在对台湾省图书馆年会讲演中，宣布重主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政策：
“以最初二年尽量整理重印商务原在内地出版之有用图书，自第三年起，开始印行新著译之图书。前者为应急，后者则须审慎也。”
王云五在零星选择重印，增进营业应急的同时，对过去曾经畅销一时而今仍属有用的大部头丛书进行研究。他看到，过去主编的《万有文库》在台湾奇缺，于是从一、二两集4000册图书中，删除内容陈旧或不合时宜者，精选其中1200册，编为《万有文库荟要》出版。
该书因包含各种门类，宛如一个小图书馆，一经推出，受到台湾各界欢迎。继《万有文库荟要》之后，王云五又编印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丛书集成简编》、《汉译世界名著甲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书。台湾对之前内地图书流传甚少，王云五推出的这些图书适时补充了台湾对文化资源的需求，因而大都很畅销。
其中《四部丛刊初编缩本》最初共印刷400部，不到半年全部告罄，登记请求加印者近百人。
在编印旧版书一年多后，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经济状况得到好转，王云五便决定提前施行他的第二步计划，开始筹划新的出版物。
4.另一个辉煌时期
王云五不愧是出版界高手，在他的带领下，台湾商务印书馆效益越来越好，不到五年即扭亏为盈。仅1965年营业总额，便是王云五刚入商务的1964年的4倍半以上。
王云五除了节流和开源，还采取了一些手段维护商务利益。例如登报警告他人不得随意侵犯著作权和版权，为此还与人打了几场官司，都以王云五胜诉而告终。
1966年初，王云五提前编印新书。除《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等工具书外，王云五策划编印的新书以丛书为最多，著名的丛书有《人人文库》、《各科研究小丛书》、《古籍今注今译》、《新科学文库》等。
这些新书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新编著的，称为《各科研究小丛书》，于1966年1月开始约人编著；二是新旧参错的，称为《人人文库》，于该年7月开始发行。
王云五要求《人人文库》内容深入浅出，因此大多约请专家执笔。
该文库从1966年7月1日发行后，每月都会有20册新书问世，其中新稿占5册，重印稿占15册。到1967年5月，出版约250册。
《人人文库》一共出版了24年，一直到1990年6月结束，种类超过两千，册数多达2440余，颇得读者喜爱，在当时影响甚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文库对促进学术、普及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王云五十分推崇国学，早年在大陆商务印书馆时期就创编了《学生国学丛书》，将中国古籍，每本选其精要，详加阐释。后来王云五意识到，这种整理方式虽然有助于学生快速增加课外阅读，但没有对整本书做出分析，因而甚感遗憾。
如今，他在台湾得到弥补《学生国学丛书》遗憾的机会，主持出版了对全书都加以整理的《资治通鉴今注》。《古籍今注今译》则是在《资治通鉴今注》成功出版发行后，于1967年秋编纂的，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对于国学的阅读与研究。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近16年，收获了他一生出版事业中另一个辉煌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他个人论著的高峰期。
王云五此间出版个人著作20多种，其中百万字以上的巨著有5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史》两部学术巨著，每本都达200多万字。
王云五出版的较为重要的专著有《岫庐八十自述》（1967年）、《岫庐最后十年自述》（1977年）两部自撰传记，涉及学术、文化、教育、出版以及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从侧面反映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各个层次。
《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1973年），则是一部较为完整的馆史资料，对后人研究近现代中国出版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外，王云五还发表了近百篇文章。
王云五时常被人拿来与张菊生比较，两人同为大出版家，都主持过大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取得佳绩，但两人从事文化出版业的倾向大相径庭。
张菊生是个纯粹的夫子，从事出版只关注一个“学”字；王云五则着眼于一个“商”字，正因如此，王云五被称为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这也是出版商和学者的区别。
王云五对此也非常自负。曾有人说：“出版家要了解市场的需要。”
王云五则称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称：“头等出版家，是创造市场；次等出版家才迎合市场。”
王云五对出版家有一番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
“出版事业犹如开饭馆，要饭馆出名，必须要有名厨，厨子比老板还重要。他要拥有支配全饭馆饮食的全权，才能端出来精彩的菜肴，以飨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读书人，书读得博不—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
这也王云五从事文化出版事业的经验之谈。
5.幸福晚年意外离世
王云五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家庭，其与众不同之处不仅因为他拥有两位妻子，更因为他的这两位妻子是孪生姐妹——徐净圃和徐馥圃。
徐净圃和徐馥圃一直以来相处和睦，王云五坐享齐人之福。两位妻子为他生下七子二女九个儿女，都能够视如己出。
王云五九位子女中除一女早逝，其余均为国际闻名的学者、专家。王云五自学成才，晚年才获博士学位，其儿女却大都是博士。
长子王学理是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博士；次子王学武为工程学博士；三子王学政在美国从商；四子王学农是牙医博士定居香港；五子王学哲是法理学博士；六子王学艺是神经外科博士；七子王学善是医学博士。大女儿王学文早逝；二女儿也是医学博士。
其中五子王学哲，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和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后赴美国任中国驻美使馆商务参事，1950年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理学博士。
在王云五去世后，王学哲子承父业，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同时兼任美国“王云五基金会”董事长、台湾“王云五基金会”董事长、台北市“云五图书馆基金会”董事长。王学哲与父亲一样，是一名学者，在学术界颇有成就，编译有《现代汉英词典》、《英国人的生活与思想》等；也是一名卓越的出版商，通晓经营管理。
王学哲秉承先父遗志，成为为台湾文化公益事业奉献较大的一位商界学者。
王云五的孙子和外孙多达40余人，多旅居国外。
王云五一生俭朴，1950年赴台后，一直住在一幢木造平房里。
他的日常饮食只有粗茶淡饭，没有山珍海味，从不铺张奢侈。衣着则以棉布为主，他的标志性服装便是：一件长袍，一双布鞋。
王云五健康高寿，九旬后，身体依然健康，而且牙齿好，胃口好，消化力强。在他人眼中，王云五绝对不是90岁高龄的老人，他的精神如20年前一样，而且头脑清醒，分析能力更胜以往。
谈起王云五的养生经，主要有两点：
一是“勤用脑多走路”。王云五一生勤于思考，这个习惯使他的思想充满创造力，也使他的事业取得非凡成就。王云五的起居习惯是早睡早起，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写作，每写作五十分钟，就要绕着书房走10分钟，他曾说：
“不出门走十里，走出了健康与智慧。”
王云五养生经另一点便是接近大自然。王云五曾说：
“自然界三宝：阳光、空气、水，多吸收这三宝，便能增进身体的能量与健康。”
王云五的“饮光”锻炼术一直以来都在国民党元老之间流行，甚至传到了国外。
据说，已故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生前曾接受了一位来自“东方国家”的保健师的劝告，在克里米亚疗养地试用王云五的“饮光”锻炼术。勃列日涅夫的秘书曾回忆这段经历称：
“增加了这个神秘的内容后，我们惊异地发现他（勃列日涅夫）变得步履轻快，因吸烟而困扰着他的肺气肿也消失了。可惜他不是个善于持之以恒的人……”
言外之意，假如他坚持“饮光”锻炼术，或许苏联的历史会是另一种样子。
王云五在1974年86岁时，开始为自己的后事做打算，准备找一块风水宝地，供他去世后永久安居，并很快看中一个地方。
这年9月24日，王云五在阮毅成、孙亚夫的陪同下，来到台北县树林镇附近的净律寺，主持新建大雄宝殿破土典礼，并施金两万元，又于该寺书房内当众题赠“闳扬佛典”匾额。
第二天，净律寺广元法师便来到王云五的寓所拜谢，王云五当即对他说：
“我很喜欢你山寺风水的清秀，不知你公墓内尚有多余的地没有？我想留块地，听说阳明山公墓都葬满了。”
广元法师立即点头答应，并表示亲自为他物色一块风水宝地。
回到寺院后，广元法师便邀请地理名师杨炳辉，慎重地选定了山头（青龙回头饮水势），写好奉献书，给王云五送去，并由杨炳辉当面向王云五报告山形地势情况。
选好墓地后，王云五再无心事，安详度过余生。
1979午7月6日，91岁的王云五因感冒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开始只是轻微咳嗽，住院后开始发烧，及时服药后，病情立刻好转，因而王云五没有将这小小感冒放在心上，加上他身体一向健康，退烧后没几天便出院了。
回到家中，王云五依旧每日凌晨三点起床写作，当时他在为商务老前辈张菊生的《涉园序跋集录》写跋文，不想8月4日又患肺炎，只得再次入院。
王云五此时还没有料到此次肺炎之凶猛，入院前对朋友说：
“约需住院一星期。”
然而，一个星期后，王云五没能出院。又过两日，即8月14日，他与世长辞，享年91岁。
据说，王云五去世时，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风云变色……
王云五生前曾说：
“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壮游。”
他91年的壮游，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数足印……
历史评说
王云五是一代出版家、学问家、教育家、演说家、发明家、政治家，他出身学徒，自学成才，对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商务印书馆是王云五一生事业的起点，在其担任编译所所长时，大刀阔斧整顿、调整和扩大编译所机构，并创编各科丛书，使得商务馆名声大震。在这一时期，王云五在学术、出版界创下了不凡业绩，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彻底解决了汉字检索中的一大难题，为汉字检索做出了巨大贡献；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撰写并出版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很快推行到全国各地，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将涵芳楼正式以“东方图书馆”的名称对外开放，为中国私立图书馆服务于大众树立了榜样；王云五编撰的《万有文库》开创了中国图书出版业平民化的新纪元，也创造了百年商务的第二轮辉煌。
“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的基业付之一炬，在遭遇如此劫难后，仍能在王云五的领导下起死回生，堪称奇迹。
如果说王云五前半生以学术、出版为主，参政为辅，更多的是一学者文人形象，那么，步入四十年代后，他则是以做官为主，出版、学术为辅，更多的是官宦形象了。
王云五参政，始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国是会议。而他能够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得以步入仕途，则是因为蒋介石看重他在主持商务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但王云五在宦海沉浮20年之久，却找不到在出版界的如鱼得水，呼风唤雨。
年近八旬时，王云五终于慨叹“此日挂冠恰到好，再留不值半文钱”，再次回到他所热爱的出版、学术界。此后，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近16年，创造了他一生中出版事业的另一个辉煌时期，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
可以说，王云五步入政坛并非明智选择，如果他一直留在文化出版界，其贡献将远远超过现在。他的入宦，是中国文化出版界和教育界的一大损失。
王云五在他《八十自述》的“结语”中说，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然后是教育；而其他社会活动，“公务政务殆如客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