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三部
吴铁城
党国“铁老”的荣与辱
吴铁城早年追随孙中山,素有“铁老”之称，投蒋之后当了“中山舰事件”的“替罪羊”，积极参加清党后重获重用，却在蒋介石下野后为李宗仁政府奔走效劳，又为好友说项与蒋顶撞，被斥责后赶出大门。因不堪此“大辱”一命呜呼。
小档案
姓名字号：吴铁城，又名子增
籍贯：江西九江
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
生卒年月：1888年3月9日—1953年11月19日，卒年65岁
毕业院校：九江同文书院
最高职务：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家庭：
父亲——吴玉田，广东香山人，在江西九江经商，充任九江商会协理，在当地颇具影响力
原配夫人——马凤岐，生长子吴幼林，次子吴幼良
如夫人——杨氏，无子女
简历
1888年——3月9日出生于江西九江。
1905年——考入九江同文学院。
1909年——加入同盟会。
1913年——入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
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任大元帅府参军。
1921年——任总统府参军，同年任香山县县长。
1923年——任广东警卫军司令兼广州公安局局长。
1924年——任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兼青年、宣传、工人各部部长。同年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大本营参军长、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5年——任广州卫戍副司令。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七师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
1927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1928年——任第一届立法委员。
1930年——任第二届立法委员。
1931年——任国民政府委员。
1932年——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
1937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同年任广东省保安司令。
1939年——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
1941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1946年——当选“制宪国大”代表。
1947年——任立法院副院长。
1948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
1949年——任“总统府”资政。
1953年——11月19日在台北病逝，享年65岁。
一、投蒋反共，当了一回替罪羊
1.追随孙中山
在风光秀丽的广东香山（今中山市），近代以来名人层出不穷，尤以涌现了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闻名于世，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现代出版家王云五，亦为广东香山人。而国民党元老吴铁城的老家，也在香山。
虽是香山人，但吴铁城出生于江西九江，其父吴玉田在此地经商，且颇具规模。由于香山又称“铁城”，吴玉田思念桑梓，便为儿子取名“吴铁城”。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11月29日，十七个独立省都督府代表聚首南京，召开会议，组建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民国宪法。吴铁城作为江西省都督府代表前往参加会议。
此时的吴铁城只有23岁，是十七省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因而备受瞩目。
12月2日，吴铁城随各省都督代表赴汉口开会，正式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将拥其为总统”。
12月7日，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来到武汉，与革命军商谈大局，史称“南北议和”。就在双方反复磋商时，孙中山先生自海外翩然归来，让南方革命党人为之一振，反对议和的呼声随之高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吴铁城作为江西省都督府代表，有幸得到孙中山的接见，两人相谈甚欢。当孙中山得知吴铁城与自己是同乡时，高兴地说：
“你以一位广东青年而成为江西光复之前驱，一省之代表，实在是太难得了。”
“哪里，我只是为九江光复，尽一份微薄之力。”
吴铁城能够踏上革命道路，不能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林森。
吴铁城于1909年，结识了从上海调往九江关任职的同盟会会员林森，虽然林森比吴铁城年长20岁，但两人性情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遂结为忘年之交。
经林森介绍，吴铁城加入了同盟会，和林森一起创办了“浔阳阅书报社”，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同时，吴铁城利用父亲在当地的地位和影响，联络新军官兵和帮会力量，秘密开展反清活动。
吴铁城曾回忆这段经历称：
“广泛的周旋于一般商绅之间。就是军界方面的人，我也渗入去打交道。当时清军有一标人驻扎在九江（即五十三标），标统是安徽人马毓宝，我父亲和他认识，我也和他厚相交纳……
“九江当时还有许多帮会中人……我很喜欢他们的豪爽气概，各帮的头目，我也结识不少。”
1911年10月初，吴铁城参加九江商会代表团到日本观光，刚来到上海，就听说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随即赶回九江，与林森商定，立即举事，响应武昌起义！
于是，吴铁城积极策动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起义，10月23日，九江光复独立。马毓宝出任九江都督，任命吴铁城为总参谋官，林森为民政局长。
同时，吴铁城和林森还四处奔走，策动清朝海军管带黄忠英起义，11月13日，黄忠英率海筹号军舰和鱼雷艇自武汉沿江东下，驶抵九江，起义归附民军。吴铁城和林森代表九江军政府前往迎接。
九江的光复独立，和清朝海军舰队的起义，壮大了革命力量，推动了沿江各省革命力量的苏醒。
对于吴铁城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胆识、才能和革命经历，孙中山颇为赞赏，便把吴铁城留在身边工作，吴铁城从此追随在孙中山的左右。
为顾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早先达成的默契，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立即通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即清帝退位后，大总统位置一定让给袁世凯。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自此告终。2月15日，袁世凯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8月，已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北上会见袁世凯，携吴铁城同往。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悬赏两万大洋缉拿吴铁城，吴铁城随孙中山出走日本，进入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
2.廖案有嫌疑
1914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加入者需要打手模、向孙中山宣誓绝对服从。当时以黄兴为首的一大批革命党人无法接受此种加入办法，因此拒绝加入。吴铁城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首批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5年8月，吴铁城奉孙中山之命，前往美国檀香山主持党务，同时任华侨《自由新报》总主笔，以笔名“吴舟”撰写大量社论，宣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加挞伐。
对于吴铁城的种种反袁之举，袁世凯早已深恶痛绝，却又无法将他抓捕，便通过外交途径在美国起诉吴铁城“无政府”。吴铁城以英语答辩，最终胜诉，逃过一劫。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广东护法军政府，电召吴铁城回国，任大元帅府参军，专门负责与各方的联络工作。然而因西南军阀专权，孙中山于1918年愤而去职，吴铁城跟随孙中山返回上海。1919年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吴铁城又是率先响应，首批加入国民党。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广东重组军政府，吴铁城再任参军。1921年5月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吴铁城改任总统府参军。
11月，孙中山赴广西，准备率师北伐。吴铁城留守广州，并奉孙中山之命，参加香山县长的竞选活动，成为第一位“民选县长”。
在追随孙中山十几年中，吴铁城总能在最紧要关头，坚定不移地支持孙中山、执行孙中山的命令，通过一系列工作，展示了他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才能。
吴铁城深知有枪才有权的道理，通过改革警制，创立警卫军讲武堂来培训人才，使警卫军成为孙中山最可依靠的精锐部队。
在这一期间，吴铁城出任了广州市公安局长、第十七师师长、市国民党党部委员、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等职，指挥或参与指挥将桂系军阀莫荣新赶出广州，镇压桂系军阀陆荣廷，讨伐炮轰总统府的陈炯明、犯粤的邓如琢、在市郊叛变的沈鸿英，平定商团之乱等，为孙中山扫除一个个大小军阀，以及革命大本营得以在广州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吴铁城还是一位理财高手，凭借过人的交际本领，结交三教九流人士，广开财源，不断为革命大本营和黄埔军校筹集军饷和经费，对国民革命作出重要贡献，是孙中山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吴铁城多年来对孙中山忠心耿耿，言听计从，唯一一次提出反对意见，是针对国共合作一事。吴铁城内心极不赞成国共合作，不得已苦谏孙中山，放弃国共合作，因此受到孙中山的批评，内心深感委屈。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吴铁城更觉前途渺茫。之后国民党群龙无首，很快内讧迭起。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廖仲恺负责政府政务。这四人均地位显赫，势力不分上下，乃国民党内“四大巨头”。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何况是四虎。四虎你争我夺，很快发生流血事件。
8月20日上午，廖仲恺携妻子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在党部门前被杀。
光天化日之下，国民党要员遇刺身亡，立刻在党内和社会上掀起惊涛巨浪。
而就在此前，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曾前往广州市公安局，对局长吴铁城说：
“有人要暗杀廖先生，请你注意。”
结果廖仲恺被刺当天，一贯有警察守卫的中央党部，却恰恰没有警卫。让何香凝不得不怀疑吴铁城参与了刺杀廖仲恺一案。
后来在1982年8月，广州举行的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揭幕仪式上，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在讲话中，直接将吴铁城列为刺杀廖仲恺的“元凶”之一。
另有资料显示，吴铁城曾与许崇智、邹鲁、林直勉等人多次在胡汉民家中召开“倒廖会议”，似乎更加印证了吴铁城直接参与了刺杀廖仲恺一案，并在案发当天，特意撤掉中央党部的警卫，为行刺廖仲恺提供便利的猜测。
刺杀廖仲恺的主谋之一、案发后逃之夭夭的朱卓文，多年后曾与《中山日报》编者谈话，称他谋杀廖仲恺等人的计划在执行过程中，被警方侦知，公安局长吴铁城得讯后立即给他来电诘询，反复劝说他要顾全大局，不可轻举妄动，不要做出让吴铁城为难的事情。
若按朱卓文所说，吴铁城在侦知朱卓文企图谋杀国民政府要员后，却不马上采取行动，将朱卓文抓捕，以致惨剧发生，吴铁城身为公安局长，仍要负有责任。
但无论吴铁城身具何种嫌疑，他并没有立即受到查处，更没有被逮捕，反而参与查案办案，正如吴铁城所说：
“关于廖案之搜索，逮捕嫌疑人犯，所有命令，均由我亲手书写。”
3.被囚上横档
廖仲恺被刺后，广东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立即决定，为“廖案”成立“特别委员会”。此时，已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蒋介石地位急剧上升，与汪精卫、许崇智同任“特别委员会”委员，被授予政、军、警全权，追查此案。
由于刺杀廖仲恺的主谋之一胡毅生，乃胡汉民的弟弟，于是，胡汉民被卷入其中。“四巨头”顿时变为“二巨头”，连同新加入的蒋介石，即形成“新三巨头”的格局，接着，汪精卫与蒋介石联合，扳倒许崇智，于是，“新三巨头”只剩下汪精卫和蒋介石。
汪精卫表面上给别人的印象是亲共的，所以反对国共合作的吴铁城自然而然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尤其在“中山舰事件”中，表现出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
1926年3月18日晚，一艘自上海开往广州的商轮遭土匪抢劫，向黄埔军校求救，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矫通知海军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海军局当夜派出二舰前往救援，其中一舰为中山舰。
不料，第二天上午，苏联考察团要参观中山舰。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人李之龙当即请示蒋介石，能否将中山舰调回。
蒋介石并不知道中山舰已开赴黄埔，没有他本人的命令，任何人没有权力调动中山舰。当得知中山舰已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调去黄埔后，心中顿生疑窦。加上当时发生了其他一系列偶然事件，蒋介石误以为这是汪精卫联合苏联顾问季山嘉设计的一场阴谋，准备将他“劫持”到苏联！
于是，蒋介石决定先下手为强，以武力镇压之。
3月20日凌晨，蒋介石下令广州地区部分戒严，派其亲信陈肇英、欧阳格、王柏龄、刘峙、吴铁城等分别行动，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拘禁卫戍广州的第二师共产党代表；下令抓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占领中山舰；同时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收缴其卫队的武器；以“保护”名义将汪精卫住宅包围。
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
吴铁城一向反对国共合作，作为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第六军十七师师长，在“中山舰事件”中，吴铁城积极调兵遣将，部署戒严。然而，吴铁城并不知蒋介石此举的真正原因，更不知因何很快撤销戒严。
事实上，蒋介石在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危险后，不仅旋即下令取消戒严，而且还挑选了自己的几个亲信作“替罪羊”，上演了一出愿打愿挨的“苦肉计”，以给众人一个交代。
选定这几个“替罪羊”，蒋介石颇费了一番心思，其中之一就是吴铁城。
吴铁城仍蒙在鼓里，原以为在此事件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万万没想到会因此招来厄运。
那一天，正好是13号，吴铁城等13人同席就餐。就在吴铁城大快朵颐的时候，蒋介石的命令下达到了吴铁城的餐桌上：
撤掉吴铁城广州市公安局长、第十七师师长职务，押解虎门上横档炮台禁锢。
听完来人的传达，吴铁城呆若木鸡，脑子里仿佛成为一片空白，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直到被押到虎门上横档炮台，吴铁城仍恍若梦中。
也正因在这个倒霉的日子遭遇了这件倒霉的事，此后，每逢13号，吴铁城都尽量避免出门；吃饭若是十三个人，吴铁城一定立即离席。
被囚虎门炮台，吴铁城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后来他在“回忆录”中道出此时心境：
“意乱心烦，环境孤寂，未免揣虑于将来不可知的命运。每晚听着岛外的潮声，和远远听着来往航轮的汽笛声，顿感人生自由之贵……”
渐渐地，吴铁城意识到，廖案发生后蒋介石没有抓捕他、查办他，却在此时将他囚禁，想必是被逼无奈，不得已“挥泪斩马谡”，因而对蒋介石并无怨恨，甚至更加坚定了追随蒋介石的决心。
1926年10月10日，在亲友的奔走营救下，吴铁城获释，并立刻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暂住于孙科家中。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清党，随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吴铁城一贯反共，对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自然拍手叫好，并很快投入到“清党”的行列之中。吴铁城与孙科一直过从甚密，利用与孙科的关系，他千方百计游走劝说，积极促使武汉方面汪精卫、孙科等与南京政权合流。
吴铁城的所作所为，蒋介石自然看在眼里，见吴铁城对自己忠心耿耿，便于6月，任命吴铁城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
二、三赴东北，一张巧嘴行天下
1.促成东北易帜
吴铁城当初能得到孙中山的赏识，除了他具备过人胆识和非常的革命经历外，还因他能言善辩，擅交游，往往折冲樽俎，事半功倍。
追随蒋介石后，吴铁城凭借他追随孙中山时走南闯北建立的关系网，为蒋介石统一全国、平定军阀叛乱，四处奔波游说。三次出使东北，是吴铁城一生中最精彩的杰作，也是他最引为骄傲的历史，正如他的老部下李大超所说：
“铁老三度奉使东北，功在国家。”
吴铁城第一次出使东北是在1928年。
当年，眼看北伐军攻进北京城，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奉系首领张作霖仓皇撤退，返回奉天途中，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伐军随后占领京津，并很快消灭退居滦州的直鲁联军张宗昌部。至此，关内已基本统一，只剩下张学良拥兵数十万驻扎东北。
东北能否易帜归顺，成为国民党能否统一全国的标志。
为此，蒋介石斟酌再三，选定一向机智敏锐、能言善辩的吴铁城和张群，派他们到东北游说张学良归顺。
于是，1928年冬，吴铁城和张群携带巨款，来到奉天省省会沈阳，下榻交通银行。当晚，吴铁城悄悄和张群商议如何面见张学良，张群说：
“我留在这里吸引他们的注意，你悄悄去找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
原来，当地一些“亲日派”分子，为破坏张群、吴铁城的行动，阻止东北易帜，早已将他们监视起来，甚至打算将他们扣留。
吴铁城自然知道他们的处境，他点点头听从了张群建议，立即起身，带领随从人员，乘夜色悄悄离开交通银行，乘车赶往少帅府，直接与张学良面谈。
密谈中，吴铁城对张学良推心置腹，冰释了他的一些疑虑，坚定了他“东北易帜”的决心。
接着，吴铁城又和张学良的代表进行多次谈判，并利用和一些东北军将领的旧交，“感以私谊，晓以大义”，“几以折冲，始排万难，说服了地方当局，达成易帜协议”。
双方商定东北易帜的时间为7月21日。
然而，由于日本人不断对张学良施加压力，加上东北军内部意见分歧，易帜未能如约进行。
为不使张学良为难，早日实行易帜，蒋介石对张学良派驻南京的代表胡若愚表示，东北外交由中央应付，同意东北维持现状，人事概不变动。重大人事，先由张汉卿请委，然后由中央任命。同时，蒋介石答应每月为张学良的东北军调拨军饷1000万元。
于是，12月29日，张学良在做好内部一切准备之后，冲破日本人的阻挠，毅然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从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大业。
吴铁城在“东北易帜”问题上，可谓牛刀小试，出手不凡。
吴铁城第二次出使东北，是在1929年秋。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后，开始实行“革命外交”，一面在报纸上宣称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一面与各国进行谈判，以达到废约或修约的目的。张学良也受到这一浪潮的影响，想要收回中东路管理权。
早在19世纪末，沙俄为侵略中国东北，根据1896年的《中俄密约》，以中国廉价劳动力，在中国的土地上修筑了一条从满洲里经哈尔滨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与沙俄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后又根据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修筑了从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从而形成一条由主线和支线组成的2800余公里的“丁”字形的中东铁路。该铁路成为沙俄对中国东北经济、政治和军事进行侵略的工具。
张学良要收回中东路管理权，却不是以外交谈判的方式。因为此前双方围绕这个问题不知进行了多少次谈判，均无结果，因此张学良索性强力夺取中东路权益，引发了“中东路之战”。
1929年9月，苏联以重兵攻占满洲里，东北军万福麟、胡毓坤、李振生、王树常四个军团，与邹华的炮兵旅，为守卫国土，奋勇杀故，无奈双方军事力量悬殊，东北军伤亡惨重，张学良损兵折将，后悔不迭。
南京国民政府为安慰和鼓励张学良以及东北军民，特派吴铁城赴东北，劳军宣慰。
此时，吴铁城正和林森忙于主持将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由北平奉安南京事宜。接到命令后，吴铁城“冒零下五十度之严寒，秉节出关，驰驱于冰天雪地中，往来于中东路。遍至长春、吉林、哈尔滨、扎兰诺尔、齐齐哈尔、博克图各地”，俨然如钦差大臣，到处发表演说，向东北军民传达南京政府的关怀和鼓励。
在长春火车站，吴铁城留下一句名言：
“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
此次东北之行，不仅显示了中央政府的声威，而且加深了吴铁城和东北人士的往来与情谊，为他第三次出使东北打下了基础。
2.再度游说少帅
1930年5月，阎锡山、冯玉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倒蒋，双方投入兵力上百万，在中原大地拉开战场。张学良在关外的几十万精兵骁将，一旦参战，双方战局会立见分晓。因此，争取张学良成为蒋介石及反蒋派取胜的关键。
早在中原大战尚未开始时，反蒋派便派出大批达官显贵、谋臣说客赶赴沈阳，蒋介石亦重磅出击，派与东北交往轻车熟路的吴铁城，前去游说张学良。
吴铁城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对张学良和东北军政要人死缠烂打，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伐交”。
1930年4月，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召开“追悼抗俄将士大会”，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均派代表前往致祭。身在东北的吴铁城趁此机会给蒋介石发来电报，提议南京政府拨款50万元，褒奖东北边防军在对苏作战中牺牲的将领韩光第、魏长林、张季英等12人，获得蒋介石的批准。吴铁城还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向张学良等人授勋，极力抚慰、拉拢张学良和东北将领。
6月3日是张学良的生日，以往张学良都会举办生日宴会，但如今形势不同，若举办宴会，必然会备受各方瞩目，以致招来非议，因而张学良在“办”与“不办”之间犹豫不决。
吴铁城看出张学良的矛盾心理，及时将此情况汇报蒋介石，并建议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迫其举办生日宴会，以便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向张学良展开新一轮的攻势。
于是，在各方面鼓励和推动乃至“逼迫”下，张学良似乎没有了选择余地，不得不在6月3日举行了生日宴会。也不得不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关怀表示感谢。
张学良在6月14日、l7日两次致电蒋介石的心腹、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称：东北处境困难，内外交迫，冀待相当时机，以求万全之策，请代向蒋主席表示：“决愿为国家、为介公效命。”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派上海市长张群出马，持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及指派张群为张学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宣誓就职的监誓人的派令，前往沈阳。
7月29日，张群抵达沈阳，吴铁城和张学良均前往迎接。自此，在东北“战场”，吴铁城与张群再度合作，共同游说张学良。
出乎吴铁城意料的是，张学良对于南京政府授予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表示不能就任，张群劝他出兵助蒋，张学良也模棱两可。吴铁城随即多次与张学良交谈，使出浑身解数，均无结果，张学良保持中立，不偏不倚，不为所动。
吴铁城感到张学良态度有所后退，寻找原因，打探到张学良刚刚召集东北军政要员开了一次会，商讨时局及对策。会议上形成三种意见：
一为东北军的任务乃绥靖地方，保境安民，主张不与任何方面合作，尤其不应与南京政府合作；
二为赞成与南京方面合作，出兵助蒋；
三为保持中立，暗中静观战局发展。
鉴于意见不统一，张学良无法给张群和吴铁城肯定的回答。
张群此次来沈阳，身份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特使，虽行踪尽力保密，但仍不免被外界察觉。阎锡山、冯玉祥对张群赴东北十分忌惮，为阻止张学良站在南京国民政府一边，旋即派人在东北散播张群要重金收买东北将领的信息。
东北气氛愈趋紧张，情况亦愈趋复杂，使得张学良心情烦躁。为放松心情，免受打扰，张学良决定外出散心。
吴铁城和张群抓住时机，邀请张学良到秦皇岛旅游休闲，趁机商谈要事。并留下同僚在沈阳，游说张学良身边的高级将领。
接下来，在秦皇岛，经吴铁城和张群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的拉拢、劝说，张学良的态度终于出现转变，事情显现出转机。
3.展开银弹攻击
吴铁城一行人抵达秦皇岛后，张学良住在行馆，张群住进海军公所，吴铁城及夫人杨慧珍则住在专车的卧室里。
由于时间紧迫，一到达秦皇岛，吴铁城、张群便直入正题，每天前往张学良的行馆，对张学良进行游说，但几日下来，成效甚微。
吴铁城和张群这才意识到欲速则不达，张群经过一番思索，与吴铁城商量说：
“张汉卿一味敷衍，一副模棱两可的样子，看来我们要改变策略，先同他搞好私人关系再谈正事。”
“有道理。可是从哪里打开缺口呢，他有没有什么爱好？”
“有！”张群眼睛一亮，“他喜欢打麻将，听说每天都要玩几圈。”
“好，那我们今晚就找他搓麻去！”
由于张学良当时习惯白天睡觉，所以吴铁城夫妇、张群就晚饭后前去拜访，和张学良拼成一桌，一面玩牌，一面聊天，不时停下来吃些点心，再继续拼杀。
在一片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吴铁城和张群一唱一和，将严肃重大的话题顺口讲出，果然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于是，吴铁城、张群每晚踏进张学良的行馆，次日早上离开，一晚上只打8圈麻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交谈。
在开始的十多天里，张学良虽没有表明态度，但却将阎、冯派人在东北活动的情况转告吴铁城和张群，显然是更倾向于南京国民政府，这让吴铁城、张群看到胜利的希望，于是再接再厉，信心十足。
此间，吴铁城也在为前期“伐交”没能取得实效自我反省，认为主要原因是总在空口说白话，三寸不烂之舌毕竟代替不了实际好处，因而向蒋介石提议：对张学良和东北军政要员施展银弹攻势。
蒋介石批准后，财政部长宋子文立即拨款百万元，给吴铁城、张群等人作为“伐交”经费。
据说，吴铁城曾一掷数万金，一次拨给张学良几十万元巨款。在一次赈灾会上，吴铁城出手阔绰，以4万元买下少帅夫人于凤至所做的一朵纸花，气势震惊全场。
在游说张学良的同时，吴铁城、张群不忘对张学良周围重要人物进行拉拢，以重金收买，甚至参加豪赌，故意输掉几万几十万。
连张学良的副官和马弁都被张群收买过来，给张群、吴铁城进入张学良官邸提供了方便。
据说，张、吴二人此次交际费在百万以上，而阎、冯在东北的代表每月只有5000元的活动经费。
付出总算是得到了收获，张学良很快便表示：
“待中央军拿回济南时，可以考虑出兵。”
吴铁城立即将这个消息电告蒋介石，蒋介石立即令陈诚第十一师等精锐部队，向济南发起进攻，并于8月15日夺回济南。
吴铁城得讯后，立即和张群前去面见张学良，请他兑现诺言，不料张学良躲躲闪闪，竭力转移话题，避免谈及此事。吴铁城咬住这个问题不放，张学良无以推脱，只好说：
“我打算30号回沈阳，我个人的主意已经拿定，只看回沈后，个人意见能否为人接受。”
于是，8月30日，吴铁城和张群追随张学良来到沈阳。而此前吴、张留在沈阳的同僚，对张学良身边高级将领采取的“银弹攻势”已取得良好效果，其中很多人转变态度，表示赞成张学良出兵助蒋。
9月15日，张学良召开东北军政会议，最终决定：
“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
吴铁城从张学良口中得知此次会议的决定后，立即给蒋介石发电，报告张学良的最终决定——“权衡利害，决心出兵助蒋”。
9月18日，在蒋、冯、阎战局已趋明朗的情况下，张学良毅然通电拥蒋，东北军大举入关，并迅速攻占平津等地。冯、阎军队顿时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很快便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
吴铁城的三寸之舌，可抵千军万马，为蒋介石再立奇功。
主沪主粤，是非功过难说清
1.出任上海市长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囚禁了公开抵制他制定约法当总统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引发“胡汉民事件”。不想胡汉民设法与孙科取得联系，促成孙科联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州结成反蒋联盟。
5月28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宁粤分裂。
吴铁城身为粤籍人，又与孙科交情匪浅，自然成为粤方的拉拢对象。但吴铁城不为所动，婉言拒绝孙科的好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粤合流已经是大势所趋，吴铁城立即公开呼吁粤方“俯纳调停”、“共倡和平”、“杯酒言欢”，化干戈为玉帛。10月，吴铁城以宁方代表身份参加与广州政府代表举行的“京粤代表会议”，宁粤分裂局面最终宣告结束。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引发国人不满。12月，上海学生抗日运动风起云涌，亲日派的上海市长张群被迫辞职。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接任上海市市长并兼任淞沪警备司令一职。
吴铁城临危受命，迫切想要做出一番成就，不负蒋介石重托。但此时的上海是全国矛盾集中地，日军在侵占东三省之后，又将屠刀对准上海；而面对南京政府主张的“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政策，国人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亡运动。对此，张群无计可施，吴铁城同样束手无策。
1932年1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以《不幸仅炸副车》为标题，报道了东京楼门外朝鲜志士李泰昌阻击日皇事件，日方怒不可遏，以此为借口要求吴铁城立即封闭《民国日报》，向日方“谢罪”。
18日下午，五个日本和尚游荡到座落在华界江湾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门口，有意寻衅，引起厂里工人的愤怒，双方发生冲突，五个和尚被打成重伤。
21日，日方以此为借口，由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日本青年同志会成员，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捣毁北四川路的中国商店，并杀死一名警员。
此事件激起上海群众的公愤，反日浪潮更加高涨。
岂料，第二天，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反而向吴铁城发出书面抗议，提出四项要求：一、市长向总领事道歉；二、逮捕肇事者；三、赔偿医疗费及抚慰金；四、取缔抗日活动。
27日，日本舰队司令向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四项要求，否则日本海军将采取行动。
吴铁城当月7日刚刚接任上海市长一职，没几天就接到了日本舰队司令的最后通牒，颇感力不从心，立即向南京政府请示。
对于日本侵华行径，南京政府本打算以外交手段解决，寄希望于国联。然而，尽管24个国家投票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表示谴责，但日本人根本不予理睬，蛮横地拒绝了国联的调查，要求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国联的态度随之软化。
至此，以外交手段解决日军入侵，基本宣告失败。但南京政府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命令吴铁城妥协，接受日方四项要求。
接到这一命令，吴铁城颇费踌躇。
上海群众的抗日情绪，正因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汹涌澎湃，上海的群众团体已经组织了抗日救国会，要求政府向日方严重抗议，索取赔偿。在这个时候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无异于将自己置身于抗日群众的对立面，弄不好会被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席卷而去。
南京政府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可怎样才能确保顺利执行不出意外，这时，吴铁城想到一个人——杜月笙。
2.对日委曲求全
杜月笙是近代中国上海滩一个最富传奇性的人物。他与吴铁城同岁，出生于上海县高桥镇，三岁丧母，五岁丧父，15岁单枪匹马闯入上海滩，由一个三餐无继的小混混、小瘪三，摇身一变成为如今威震上海滩的青帮大亨。
吴铁城对杜月笙极为赏识，两人私谊之笃，在上海历任市长中皆为罕见。当时曾有国民党中人对此甚为不解，认为杜月笙为“恶势力”、“白相人”、“旧时代的渣滓”、“新潮流的障碍”；吴铁城堂堂上海市长、淞沪警备司令，不应与杜月笙此类帮会人物过从甚密，吴铁城的回答却意味深长：
“政通首重人和，杜月笙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说他是上海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士，总该不会有人反对了吧。我既奉命担任上海市长，为什么不能跟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士保持友谊呢？”
其实，吴铁城还有没说出的，那就是连孙中山、蒋介石都与帮会中人过从甚密，甚至蒋介石曾经加入帮会，为什么上海市长就不可以如此呢？
早在吴铁城出任上海市长之初，便与杜月笙联手，完成一项大“工程”。
当时杜月笙便找到吴铁城，称法国总领事甘格林狮子大开口，公然索取重贿。
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号称法租界“三大亨”，三人联手经营烟、赌两档，因张啸林曾得罪甘格林，因此甘格林一出任法国总领事，便在法租界全面禁烟（鸦片烟）、禁赌。杜月笙只好找甘格林疏通关系，不料甘格林狮子大开口，要求杜月笙每月缴纳各种费用40万，少一点休想开禁。
当时南京政府全面禁毒，名曰“寓禁于征”，实际是把征收鸦片特税作为重要财源。吴铁城听了杜月笙的讲述，便将这一政策讲给杜月笙听。杜月笙顿觉柳暗花明：
“既然这样，不如把土行、烟馆统统搬到华界，一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二来给甘格林一个下马威。”
“好！”吴铁成立刻表示赞成。
于是，几天之后，法租界的土行、烟馆全不见了，土商们纷纷涌向华界，仗着华界房地价格便宜，一家家店铺大事装修，有的爽性制作当时颇为稀罕的霓虹灯来装点门面，“福寿宫”“凌烟阁”之类的招牌，遍布上海南市、闸北的里弄之中。一时间，南市、闸北热闹起来了，白天晚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土商们原先奉献给洋人的“红包”、“俸禄”变成了政府的法定税目，政府获得了数额惊人的财政收入，特别是巨额投资从法租界移到了华界，也带动了这一带的繁荣。
吴铁城刚刚上任就抓了这样一项大“工程”，给财政上带来一笔巨额收入，他怎么能不看重、不倚重杜月笙呢？
因此，在南京政府命令吴铁城全面接受日方四项要求后，吴铁城一通电话打到了杜公馆，对杜月笙严肃地说：
“你听好，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已经开到了黄浦江里，村井约我做最后谈判，为了避免战祸，我们可能会答应日方的要求。”
见杜月笙无语，吴铁城又加上了一句：
“这是南京政府的意思。”
杜月笙积极支持抗战，组织了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等抗日团体，吴铁城给他打电话，便是寻求他的帮助，以便顺利取缔抗日活动。电话那头杜月笙思索一番后说：
“市长的意思是答应制止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
“是的。”吴铁城斩钉截铁道。
“假使市长决意这样做，我只有照办，宣告抗日救国会暂时解散，我想大家多半可以谅解。”
“不，问题不在这里！”吴铁城说，“宣告解散抗日团体不成问题，问题在于怎样制止抗日运动。”
这个问题的难度吴铁城和杜月笙都心知肚明，因为就在此时他们通电话的时候，闸北、虹口两区的上海群众，纷纷携带细软，扶老携幼涌入苏州河南的英租界。这些群众宁可放弃自己的家园，也不给日本人做顺民，就足以说明他们对日本人的仇恨心理。
杜月笙虽颇感为难，但还是说道：
“这件事情，在目前这种局势下能否做到，我想无论哪位都不敢打保票。不过，我会尽力而为。”
吴铁城得到杜月笙的答复，心中有了底，立刻根据南京政府的授意，前往谈判。国民政府的忍让与委曲求全，令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深感意外。吴铁城为取信于日方，甚至当场下令上海市公安局：
“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本诸法治精神，仰该局即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切切此令。”
一小时后，协议达成。下午三点，上海时报“中日交涉解决，战祸可望避免”的号外发出，成千上万逃到租界的难民放心大胆地返回虹口、闸北家中。
战事消弭，吴铁城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日本人是不会信守诺言的，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3.三吴大闹上海滩
1月28日晚，吴铁城一身轻松地从市政府返回海格路望庐私宅，岂料睡到半夜，突然被密集的枪炮声惊醒。吴铁城赶忙披衣下床，走到窗前向外探视，只见天边一片火光，烈焰腾霄，红光映亮了半边天——这便是日本飞机轰炸闸北引起的大火。
日本背信弃义，到底还是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吴铁城气得破口大骂。
当天夜里11点4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分三路，向驻守在闸北的国军十九路军发动突然袭击，展开猛烈进攻。
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为三个大队，共约3000余人，武器精良，配备有轻重机枪、野炮、曲射炮和装甲军队。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以为，如此优势的火力和兵力，再加上日本皇军的赫赫声威，一定可以不战而屈敌兵，如同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兵不血刃，一路畅通。
然而，鲛岛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十九路军虽然只有步枪和手榴弹，但日军的猖狂进攻，激怒了十九路军官兵。他们在蒋光鼐、蔡廷锴“誓死抵抗，寸土必争”的命令下，奋起抵抗，死守阵地不退。
与此同时，吴铁城号召上海广大市民积极行动，有钱的捐钱，有物的捐物，有力的出力。上海市抗日救国会更是积极行动起来，组织民众，担负起后勤重任，积极支援前方抗战。
在中国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国军与日军激战一个多月，取得了辉煌战绩，打得日军三易主帅，仍不能有所推进。
之后战事扩大，日本天皇裕仁下令增兵两个师团，并专门成立了日本派遣军司令部，以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长官。
南京政府虽然先后以第五军和正在江西“围剿”红军的第十八军加入沪战，但由于3月2日日军援兵在太仓浏河登陆，国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放弃江湾、闸北等阵地，退至上海市郊，继续抵抗。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南京政府认为国军武器装备落后，不是日军的对手，加上共产党的后方“骚扰”，仍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力求与日方讲和，先后数次令吴铁城“适可而止”，要吴铁城“力排众议”、“设法转圜停战”，并令他以私人身份与攻沪日军商定和平方案。
遵照南京政府的指示，吴铁城多方拜谒，竭力求和。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协议》承认日军可驻留上海，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设防，并取缔抗日活动等。
《淞沪停战协议》内容一经传出，立时激起上海各界群众的震怒，吴铁城心知上海群众不会轻饶了他，心中压力颇大，在办公室如坐针毡。
果然，没多久，爱国律师吴迈便率领爱国学生、群众500余人直扑上海市政府，声讨吴铁城。
吴迈出生于1885年，江西余江县人，他15岁考中秀才，16岁开始研究各国律法，后在南京、上海等地挂牌做律师。吴迈脾气火爆，曾在法庭上怒打陪审官，还曾特地从上海赶到南京，利用特邀出入证进入国民党中常会扩大会议的会场，怒斥蒋介石，因此得了个“火镖律师”的绰号。
闻听“火镖律师”要来声讨自己，吴铁城心中害怕，忙从后门逃到英租界工商局躲藏。吴迈又率众人追赶而去。在工商局门口，吴迈对阻挡他的红头阿三（印度巡捕）说：
“……日本帝国妄图灭亡中国，正如当年英国欲灭亡印度一样狠毒。今日，上海市民为了抗日救国，向吴市长表达民意，和当年贵国圣雄甘地先生反英复国的义举一样。现在你们替英国效劳，为我国民族败类当保镖，日后你们退役回国，有何面目见圣雄甘地？”
红头阿三听后颇有感触，纷纷撤离，吴铁城只好答应第二天上午在市政府接见吴迈。
翌日上午，在上海市政府，面对吴迈的质问，吴铁城以中央命令难以违抗为由，推卸责任，并说：
“先生何不进京向行政院表达民意，吁请收回成命？那么，不仅协定条款可以从长斟酌，连我也当谢解厄之情，对得起民众了！”
吴迈听后，怒不可遏，斥责道：
“倘若中央命你施美人计，派夫人、令爱前去慰问白川大将，我断言阁下必将犯颜抗争，以全家声。然而，近年来东北姐妹被日军凌辱蹂躏者何计其数？阁下却而无动于衷。两相对比，岂不是重家耻、轻国耻的汉奸行为吗？”
见吴铁城不做反应，吴迈气得浑身发抖，怒吼道：
“汉奸人人皆曰可杀，今天我与你同死报国！”
说着，吴迈抓起室内痰盂便朝吴铁城的头上砸去。吴铁城见状吓了一跳，赶忙躲避，仍被击中左肩，立刻捂着左肩大呼救命。
室外的警察听到呼救声，在警察局长吴芷贤带领下，破门而入。吴迈寡不敌众，被抓进看守所。
但吴迈身后有广大群众支持，第二天，上海各界救国团体联合会便联合上海各大学学生及上海市民，前往市政府示威，上海律师协会也组成“援救吴迈律师团”，状告“二吴”利用职权侵犯人身。
南京政府为平息众怒，只好下令释放吴迈，将上海市警察局长吴芷贤撤职查办。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吴大闹上海滩”。
4.建设大上海计划
淞沪停战后，吴铁城终于可以静下心经营上海，着手进行黄郛任上海市长时制定的“建设大上海计划”。
为此，上海市政府设立上海市中心区建设委员会，划定江湾区翔殷路以北，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及周边土地七千余亩，辟建新市中心区。
建设项目有四大方面：
一、在中心区划地一千亩建设政治区，包括市府大楼、各局办公楼以及运动场、图书馆、博物馆、医院、公园等项目；
二、交通设施，包括铁路和港口；
三、在中心区的外围规划工业区和住宅区；
四、道路系统。第一批以市府大楼为中心，东、南两块呈棋盘形，北、西两块呈蛛网形。第二批，修筑中山北路、中山西路通往南市；修筑其美路、黄兴路通往租界。第三批道路二十三条，通往浦东和江桥等地。
在吴铁城的努力经营下，该“计划”先后实施六年，后因全面抗战爆发，“计划”未能全部完成，但仍为上海市政建设带来长足发展。
尤其是上海市体育场值得一提。上海市体育场是一座在当时具有国际标准的建筑物，占地三百亩，由田径运动场、游泳池、体育馆三大建筑组成，田径运动场可容纳观众六万，游泳池和体育馆可容纳观众各五千人，1935年交付使用。
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便于双十节在此举行，全国各省市人民甚至海外华侨，都踊跃参与进来。大会期间，上海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吴铁城主政上海期间，适逢蒋介石五十大寿。1936年9月，蒋介石五十大寿前夕，陈果夫向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及吴铁城等人建议：
“委座生日，最好发动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
何应钦、吴铁城均表示赞成。
此后，一场声势浩大的献机祝寿活动在全国展开。
10月31日，为蒋介石举办的祝寿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国民党中央大员、各界代表，以及南京市民、学生等纷纷赶赴现场，祝寿典礼场面宏大，气氛热烈。
各地方各团体举行了献机仪式，空军举行了飞行表演，十几架捐献的飞机飞往溪口上空，盘旋着排成一个“寿”字，场面蔚为壮观。
这次献机活动，因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各种捐款高达1200多万元，捐款所购飞机均来自美国。上海市在吴铁城的号召下，募集了一百多万元，购得战斗机十八架，编为一队，定名为“中正队”，每架飞机命名均以“沪”字开头。
此次捐款购机，在中国空军史中，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大采购，对此后中国空军的建设影响甚大。蒋介石也借此机会加强军备，暗中准备对抗日军侵华战争的升级。
吴铁城还在上海市长任内将反共进行到底，根据南京政府的反共政策，严密防范和镇压革命活动。据统计，吴铁城主政上海期间，上海市警察局共经办了1640起迫害共产党人的案件，逮捕了五千多名共产党员。
5.主粤“吴铁失城”
自从宁粤分裂后，广东政局一直不稳，1936年6月，广东又发生陈济棠反蒋事变，很快被南京政府镇压。为了更好地控制广东地区，蒋介石调吴铁城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从1937年3月开始，吴铁城在粤主政两年，其间除了激励军民支援抗战外，还完成了冬耕督导工作，解决了广东的粮荒问题。但这些功绩，因为1938年10月广州的迅速陷落，而被一笔抹杀。
当时，指挥粤省军事的是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
早在1938年4月，粤省便得到消息，称日军在台湾集结海陆空7万余人，准备对广东大举进犯。
于是，余汉谋全力以赴地布置防御，吴铁城则配合余汉谋的军事防御，成立了国防工程委员会、抗战动员委员会，在各地建造工事，发放国防公债，一派准备抗战的景象。
但不久又有情报说，日军改变战略，已将主力师团调往长江地区作战。
粤省军政当局为此大松了一口气，应战警报解除，各界开始歌舞升平，各级军官将领纷纷擅离防地到广州、香港等地游玩。
然而就在吴铁城等人认为危机解除之时，日军突然来袭。
那是10月11日晚，大亚湾海面上突然出现日军舰艇，位于最前线的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首先发现敌情，立刻惊慌失措地向上级报告，同时打电话到广州和香港，请各电影院放映字幕，通知所属军官赶快返回驻地。
与此同时，日军以军舰及飞机作掩护，分别向广东的大鹏、澳头、平海、东涌、小龟各地猛攻。当时驻防在该处的部队，仅有一五一师的一个旅，尽管他们坚守阵地，与敌激战通宵，但到12日凌晨，日军在强大海、空炮火掩护下，仍有一个师团的兵力在大亚湾附近的下涌、盐灶等处强行登陆；日军另一师团也在大亚湾东岸玻璃厂同时登陆。
成功登陆的日军立即向广州方向进攻，惠阳、淡水、惠州先后失守。到20日，日军已沿广增公路推进，直逼广州。
余汉谋认为歼灭正面敌人的时机已过，打算放弃广州，掩护广州市民撤退，但蒋介石不予批准。于是，余汉谋为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将部队撤至粤北粤汉路横石两侧，布防在清远、横石、新丰一线。
吴铁城和广州市长曾养甫也急匆匆随余汉谋转移，广州军政两界群龙无首，广大群众以及许多学校机关的撤退工作无人组织，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21日，日军兵不血刃进入广州城内。与此同时，日军另一支部队由淡水截断广龙路，越过石龙，进攻宝安，直插虎门要塞的后背，虎门重地也在23日失守。
此后，吴铁城对日军狂轰乱炸的南北交通动脉粤汉、广九铁路非常重视，派军民力加防备，随断随修，但无法弥补广州迅速陷落给他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时人皆讥讽当局道：
“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粤语甫谱同音）
1939年春，吴铁城黯然离开广东，被调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随后奉蒋介石之命，任出访南洋的宣慰专使，代表南京政府赴南洋各地联络和争取华侨捐款资助抗战。
吴铁城出色的演讲才能，也在此时展现的淋漓尽致，他经香港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历时五个月，走遍东南亚各国，踏遍150多个城市，发表300多次演讲，宣传抗战，竭尽所能地发动和争取广大爱国华侨资助抗战。而他所到之处，听过他演讲的华侨们均群情激奋，陈嘉庚等大批爱国华侨慷慨解囊，向祖国捐献飞机、大炮、巨款，全力支援祖国对抗日本侵略者。
吴铁城1941年春回国后，立即在重庆创立南洋华侨协会、民国国民外交协会，被分别推选为两个协会的理事长，而成立这两个协会的目的，在于长期争取华侨支援。
5月，吴铁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协助陈氏兄弟主持国民党中央党务。此时正值抗日最艰难时刻，但国民党内各派系争斗不断，蒋介石这项任命的目的，便是想发挥吴铁城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的特长，平衡陈氏兄弟和朱家骅等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关系，稳定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秩序，以最佳状态，对抗侵华日军。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吴铁城的信任和倚重。
1944年4月，已走入穷途末路的日军，竟然先发制人，在东线战场展开猛烈进攻。当时，蒋介石明确断定：
“敌寇今日的狂妄行动，真是日暮途穷、计无复出的最后一掷。”
但蒋介石却没有料到，日军的“最后一掷”，其规模之大，在侵华战争期间空前绝后。仅仅近40天后，日军便连占包括郑州、洛阳、许昌等中原重镇在内的城市38座，不仅打通平汉线，而且控制了河南境内陇汉线大部。
6、7月间，长沙、衡阳先后陷落。
9月初，日军又发动了广西战役，先后占领桂林、柳州，于11月24日进入南宁，并派二三千人追赶国军至贵州，令贵阳、重庆哗然。
在国民党西南战场陷入最艰苦的作战阶段时，蒋介石发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励知识青年从军。
吴铁城再一次发挥他的演讲天赋，四处发表演说，动员青年从军抗战，在全国掀起一阵投笔从戎的高潮，其所到之处，听者大都泪流满面。
在吴铁城感人肺腑、激励人心的演讲中，报名从军的青年达12万多人，超过了原来的计划。这批入伍青年被定名为“青年军”，随即投入抗战之中。
四、败逃台湾，倚老卖老遭羞辱
1.力劝总裁出国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成为国民党政坛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有“全党的幕僚长”之称，专门负责对国民党内各派系纷争进行调停。
1946年1月10日，根据国共“双十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均有参加，吴铁城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身份当选为国民党代表，出席会议，对中共代表提出的建议多有反对。
在审议宪法草案时，中共代表对“国民大会”的职权问题提出异议，与国民党代表发生争执，这时，吴铁城想出一个折衷方案，使得国共双方达成协议。
而这一方案，被负责起草宪法草案的张君劢写入《宪法原则》第二十七条，称为“吴铁城条文”。以个人之名命名一条法案，在近代中国实为第一次，吴铁城因此声名远扬。
这次会议，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并于13日午夜正式生效。
借着停战之机，蒋介石加紧向东北调运军队停战有效期刚过，国共两党的军队，就在中原地区爆发了武装冲突，长达三年的内战由此开始。
1947年年底，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时，吴铁城当选为“立法委员”，当时很多人呼吁由吴铁城出任立法院长。
11月26日，孙科奉蒋介石旨意出面组阁，凭借和吴铁城的关系，孙科决定让吴铁城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
但立法委员们坚持要吴铁城出任立法院长，甚至有人殷切劝驾，声泪俱下。吴铁城陷入两头为难的境地。
而孙科则向蒋介石明确表示：
“非铁老出山，否则即不从命。”
蒋介石为了让孙科出面组阁，只好答应他，并亲自找吴铁城谈话，劝他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
吴铁城斟酌再三，最终选择“背弃”立法委员，接受孙科的任命，一方面是因为他和孙科渊源颇深，心甘情愿协助孙科；另一方面，他认为国民党最终会打败共产党，希望自己能够扭转大局，促成这一胜利，以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然而，吴铁城走马上任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因与共产党作战的连连失利，美国的抛弃，内部的分裂，最终被桂系逼迫得宣布下野，由桂系首领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但国民党军政大权仍掌握在蒋介石手中，李宗仁根本指挥不动蒋介石一手提拔的军政要员，且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
此时，孙科内阁也仍然听命于蒋介石的指挥，吴铁城却颇不以为然，因为他与蒋介石出现了意见上的分歧，赞成桂系提出的与共产党“划江而治”，为此，吴铁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一次会谈，寻求支援。
司徒雷登对吴铁城说：
“美国国会对中国政府内部不团结表示忧虑，如果蒋先生不出国，南京无从集中权力，因而和谈也就没有希望。”
吴铁城十分赞成司徒雷登的观点，认为只有蒋介石出国，权力才能集中于李宗仁和孙科的内阁手中。
于是，吴铁城竟然请曾当过蒋介石机要秘书的李惟果，亲赴蒋介石的老家溪口，将司徒雷的意见转达，并说：
“请总裁以大局为重，尽快出国。”
蒋介石听说吴铁城的态度后，大为光火，大骂吴铁城忘恩负义，不久便逼迫孙科内阁辞职。同时，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撤销了吴铁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一职。
而吴铁城所支持的“划江而治”的要求，也被共产党拒绝。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一路势如破竹，23日占领南京。被迫迁到广州的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支持、李宗仁的策划下，企图摆脱蒋介石的控制。而蒋介石也无意帮李宗仁守卫广东，下令胡宗南、宋希濂大军转入四川，指挥从上海、青岛等地撤出来的军队往沿海一些岛屿驻防，以致于保卫广东只有白崇禧的三个军。
吴铁城对此非常气愤，指责国防部根本没有保卫广东的决心，他咄咄逼人地质问：
“汤恩伯的部队撤出上海后为什么不去广东而去福建？刘安祺的部队从青岛撤出后为什么不调到粤北而去了海南岛？从军力部署来看，国防部只准备守一些沿海岛屿，根本没有制定保卫华南的军事计划，简直是本末倒置。”
吴铁城逼问国防部，如此部署兵力究竟是谁的主意，最后参谋总长顾祝同告诉他：
“所有部队调动和兵力部署及有关构筑防御工事问题，都是由总裁亲自决定的。”
吴铁城这才无话可说。
2.为李宗仁奔走
就在国民党已做好退台准备时，吴铁城的老部下、新闻局局长汪公纪从巴黎归来。
汪公纪与吴铁城的许多政见趋于一致，因而见到汪公纪，吴铁城感到格外高兴，当即便和他探讨挽救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良策。
汪公纪认为吴铁城应充分利用他在华侨当中的影响，他对吴铁城说：
“倘若能亲自出马激起海外侨胞的向心力，登高一呼，必然能产生奇异效果。铁老有些老关系和老交情，写了十几年圣诞卡的朋友，现在也该认真地做一些正经事了。”
自从1939年，吴铁城以“宣慰专使”身份出访南洋归来，便在重庆成立了南洋华侨协会和民国国民外交协会，多年来一直与海外华侨和外籍友人保持联络，仅每年寄出的圣诞卡片就有数百张，都是由汪公纪经手办理的。
此前，吴铁城并没有想到利用这个资源，如今经汪公纪提议，觉得是个好主意，可以一试，于是决定“出去走走”，并写信呈报蒋介石。
得到蒋介石批准后，吴铁城于1949年8月，在汪公纪的陪同下，先后出访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尼、香港。其中日本之行尤为重要。
当时美国已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对蒋介石政权的失望、不满以及“弃蒋”的态度十分明显。但吴铁城清楚美国不可能真正支持共产党，因此仍然寄希望于美援，尤其是对李宗仁广州政府的援助和支持。
此时，蒋介石已飞往台湾，因此吴铁城在赴日之前，专程飞台请示蒋介石。返回时，国民党大小官员纷纷到台湾松山机场送行，面对前来送行的黑压压的人群，吴铁城突然感到心中压力颇大，因为面前的众人都渴望他此行能够有所收获，甚至是扭转局面。
来送行的桂永清还递给吴铁城一本杂志，吴铁城接过后低头一看，上面有赫然印着三个大字：“新希望”。
登机后，吴铁城对汪公纪叹了口气说：
“我们的任务是真大了！”
吴铁城此次出访日本，以“中华民国政务委员”和“内阁阁僚”的身份，虽然属于非正式访问，仍然引起美国的不满和冷遇。
在吴铁城乘坐的飞机即将降落在日本国土上时，美国国务院华盛顿急电坐镇日本的麦克阿瑟总部，不能以任何形式接待吴铁城一行。
当时麦克阿瑟已特派高级官员前往机场迎接，接此命令后只好让前去迎候的人悄悄撤离机场。
于是，吴铁城下机时，仅看到国民党军事代表团团长朱占亮等候迎接。吴铁城奇怪地问：
“麦克阿瑟怎么没来？”不等朱占亮回答，吴铁城就继续说道，“麦克阿瑟和我是故交，他一定不会不见我。”
果不其然，不久，麦克阿瑟便提出约见吴铁城，虽然前来联络的工作人员特地嘱咐吴铁城“不谈政治”，但这并不影响两个老友重逢的亲热感，两人会面时说说笑笑，气氛融洽至极，可谓无话不谈。
接下来一周里，吴铁城和麦克阿瑟又有两次会面，其中一次两人共进午餐。用餐时，麦克阿瑟松了口，对吴铁城说：
“美国政府已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对李宗仁仍寄予希望。”
顿了一下，麦克阿瑟又对吴铁城承诺道：
“希望你们能够支持到圣诞节，那时我必将挺身来救助你们。”
虽然麦克阿瑟是真心想要助吴铁城一臂之力，但他本人的力量十分有限，他所指挥的驻日美军只有四个师。
但吴铁城因为他的承诺，欣喜若狂，回到广州后便召开会议，当众宣布麦克阿瑟对他的承诺，全场军政要员，无不激动地起立鼓掌，会场里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然而，国民党军队最终没有支持到圣诞节。
3.无冕“巡回大使”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吴铁城逃到香港，然后经香港逃往台湾归队。
蒋介石虽对吴铁城此前不遗余力为李宗仁政府奔走心怀不满，但并没有追究此事，甚至对吴铁城借财政税收等问题，猛烈攻击蒋介石支持的阎锡山内阁，并严词批评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也不置一词。
在蒋介石看来，吴铁城能够逃到台湾，说明他对国民党仍是一片忠心。
1950年3月，蒋介石复任“总统”，随后在人事上做了重大调整，将大陆时期的许多军政大员打入“冷宫”，一为改造国民党，大量启用新人；二为其子蒋经国顺利接班铺路。
而吴铁城也毫无例外地被任命为“总统府资政”这一闲职。
尽管吴铁城只有一个名誉虚职，但是由于他的华侨背景，蒋介石对他仍十分重视。不久，便指派吴铁城出访印尼。
当时英国、荷兰等国家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荷属殖民地的印尼，对吴铁城一行人的到来自然不会欢迎，此次出访令吴铁城非常失望，颜面尽失。
而接下来的1950年出访韩国，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这都源于吴铁城与韩国独立运动的渊源。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吴铁城便结识了韩国志士申圭植，并协助申圭植组建了新亚同盟会。后来韩国爆发“三一独立运动”，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建立，吴铁城一直与之保持联络。
1932年，韩国志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当时吴铁城正在上海市长任上，他不畏日本人的恐吓、阻挠，竭尽全力保护与此案相关的韩国朋友，也使韩国反日运动能够继续进行。
全面抗战爆发后，吴铁城出任广东省主席，韩国临时政府经武汉、长沙迁至广州，继续在吴铁城的庇护下进行活动。广州沦陷前夕，韩国临时政府工作人员在吴铁城的帮助下，及时乘坐火车逃离广州，生命安全得到保障。
战后，吴铁城又代表官方安排韩国临时政府工作人员回国，协助韩国驻华代表团在中国的一切活动。曾有韩国友人回忆说：
“凡我韩临时政府有求于中国政府当局者，事无巨细，统由铁公（吴铁城）协助，铁公之与我韩临时政府，虽无顾问之名，而有顾问之实也。”
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之子金信曾在《怀念韩国之友——吴铁城先生》一文中称：
“从国家关系上说，他是我们韩国人最敬仰的人物之一，是我们在患难中的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声名和德意永远留在我们韩国人的心底里”。
正因如此，1948年8月大韩民国政府成立时，吴铁城被国民政府指派为特使，赴汉城参加庆典，在汉城受到韩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而此次吴铁城访韩，也受到了韩国总统李承晚及韩国朝野人士隆重欢迎。吴铁城曾支持过的那些韩国朋友们全部到机场迎接，场面之宏大令吴铁城受宠若惊。
访韩期间，吴铁城恢复了中韩文化协会，以文化运动为名来加强台湾当局与韩国的反共纽带。
接着，吴铁城又于5月访问了菲律宾，这也是一次愉快的访问。吴铁城不仅受到华侨侨领们的热烈欢迎，而且得到菲律宾总统的盛情款待。吴铁城借各种机会，不停地发表反共演讲。并召集国民党在东南亚各地的负责人，举行会议，商讨反共策略。
吴铁城在菲律宾期间，有许多华侨慕名前来，向他求字，对此，吴铁城欣喜若狂，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书写。随从们很奇怪吴铁城为什么对别人求字如此上心，其中一名随从也向吴铁城求墨宝，吴铁城这才一语道出天机：
“我的字，怎么要得，我现在是在画符。拿了我的符，便永远是国民党，是反共最坚强的尖兵。”
此间，吴铁城还再次出访日本，与麦克阿瑟多有接触往来。
到1952年，在吴铁城的努力下，“台湾国民外交协会”和“华侨协会总会”两个反共的民间团体先后得以恢复，企图博得世界“爱好民主自由国家”的援助，以加强“海外两千多万华侨的向心力”；并再组“中菲”、“中泰”等协会，以加强台湾同这些国家的联络。
此时，吴铁城已64岁高龄，仍一副“宝刀不老”的架势，四处游说，大张旗鼓地做反共宣传，他在台湾的寓所俨然成为“海外各界人士的联络中心”。
由于吴铁城周游东亚、东南亚等国游说反共，因而国际间盛传“亚洲反共联盟”成立，吴铁城被尊称为“巡回大使”。
4.遭受意外打击
逃台后的吴铁城，虽仅得一闲职，但因出访各国，宣传反共，受众人追捧，因而有些飘飘然起来，自以为进入了人生的峰巅期。尤其和大多数大陆时高官靠边站的处境相对比，吴铁城为自己能以“一技之长”而活跃于台湾政坛，十分满足和骄傲。
在这种情况下，吴铁城的一个缺少自知之明的举动，为他带来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将他的生命定格在了65岁。
事发于1953年。
5月，政学系人物、台湾省长吴国桢在与蒋氏父子的争斗中败下阵来，离开台岛，出走美国。而“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赴台后一直步步高升，有些忘乎所以，竟然借着“反共”之名，批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以“救国”为名，批评蒋经国等实力派抢权过猛，从而得罪了蒋氏父子。
11月18日，为收容顾孟余、张君劢等人到台湾等问题，王世杰再次出言顶撞蒋介石，恰在此时发生了陈纳德民航队经济案，王世杰有贪污之嫌，蒋介石便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之名，将王世杰撤职。
吴铁城与王世杰私交甚好。在得知王世杰被撤职后，吴铁城自恃“反共”劳苦功高，是蒋氏父子“反共”不可缺少的帮手，竟然跑进“总统府”替王世杰求情。
其实，吴铁城过分高估了自己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尽管大陆时期吴铁城也曾被重用，出任过上海市长、广州省主席等要职，但他在蒋介石下野后的“落井下石”，转而支持李宗仁，并为李宗仁政府四处奔走的行为，令蒋介石耿耿于怀。
赴台后，吴铁城倚老卖老，行为举止间大摆“铁老”的派头，也让蒋介石心怀不满，只不过一直隐忍未作计较。
如今，吴铁城跑来为反对蒋氏父子的王世杰求情，触动了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蒋介石顿时板起脸来。
但吴铁城却没有注意到蒋介石脸色的变化，仍然自顾自地说下去，倚仗自己“周游列国”积极反共，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而“华侨方面事务”又非他不能所为，因此一时心高气盛，为王世杰说情之中，竟当面顶撞蒋介石，甚至出言指责。
尽管吴铁城是国民党元老，也曾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蒋介石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忍让，但眼下，面对他的指责与顶撞，联想他以往支持李宗仁、加速国民党败亡的种种，蒋介石已忍无可忍，怒不可遏，指着吴铁城怒斥：
“你给我闭嘴！党国就是败在你们这些人手里的！”
说着，蒋介石拿起一个茶杯狠狠地摔在地上。杯子正好摔碎在吴铁城面前，只听“啪”的一声脆响，吴铁城蓦然一惊，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未等他做出任何反应，蒋介石已指着门口痛斥道：
“你给我出去！滚！”
吴铁城脑子里一片空白，跌跌撞撞地离开了“总统府”。
被赶出“总统府”后，吴铁城一时缓不过神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替王世杰求情会落得这般下场，蒋介石不但不给他面子，反而对他痛加斥责，甚至将他赶出“总统府”！
一向心高气傲、已过花甲之年的吴铁城，受此“大辱”，感到颜面尽失；同时他认为自己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今后在台湾将难以立足。这样想着，便觉得活着已无意义，情绪一直难以平复，常常夜不能寐。
吴铁城原本患有高血压病，并常常失眠，平时每晚要吃一粒安眠药方能入睡。自从被赶出“总统府”后，由于怀着对蒋介石的一腔怨气，常常连吃两片仍睡不着。
1953年11月18日夜，心烦气躁的吴铁城连服三粒安眠药，这才倒床入睡，不想竟长眠不起。
次日清晨，家人发现吴铁城安静地躺在床上，竟已驾鹤西去，享年65岁。
吴铁城突然离世，令所有人深感意外。当时吴铁城身边只有他的第二位妻子杨氏。
吴铁城的原配夫人马凤岐是广东省顺德人。吴铁城22岁时，由父母做主娶马凤岐为妻。吴铁城的父亲很赞成这段姻缘，曾说：
“女方圆圆的脸，有福气，将来会旺夫益子，是一个奶奶相，并且生辰八字也匹配。”
果不其然，吴铁城与马凤岐结婚后，生有两个儿子，吴铁城的仕途，也如日中天。
由于马凤岐需在家操持一切，既要侍奉公婆，还有抚育幼子，不能陪伴吴铁城左右。吴铁城一个人在外做官，身边无人照料，倍感孤单，便又纳了如夫人杨氏，陪在身边。
杨氏没有生育，吴铁城一生只有马凤岐为他生下的两个儿子。
长子吴幼林，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宾夕法尼亚大学银行财政学硕士学位。早年从事外事活动，曾出任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领事，1945年在旧金山会议（联合国成立前的筹备会议）上，担任中国代表团三人筹备委员之一；后来从事金融保险事业，任“中央信托局”副局长，在国际银行保险事业中颇具名气，曾担任亚洲保险集团董事长。
次子吴幼良从上海圣约翰大学电机工程专业毕业后赴美国定居，成为一名工程师。
吴铁城去世后，国民党元老陈群对他一生进行了简单而客观的评价：“惟对于革命的主义和行动，绝不放松。”
历史评说
吴铁城素有“铁老”之称，这一尊称显示了他在国民党内无可替代的元老地位。
在追随孙中山的十几年中，吴铁城总能在最紧要关头，坚定不移地支持孙中山、执行孙中山的命令。他深知有枪才有权的道理，通过改革警制，创立警卫军讲武堂来培训人才，使警卫军成为孙中山最可依靠的精锐部队。
在这一期间，吴铁城指挥或参与指挥了一系列保卫革命大本营的战争，包括将桂系军阀莫荣新赶出广州，镇压桂系军阀陆荣廷，讨伐炮轰总统府的陈炯明、犯粤的邓如琢、在市郊叛变的沈鸿英，平定商团之乱等，为扫除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军阀，立下了汗马功劳。
吴铁城还是一位理财高手，凭借过人的交际本领，结交三教九流人士，广开财源，不断为革命大本营和黄埔军校筹集军饷和经费，是孙中山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孙中山逝世后，吴铁城投靠了蒋介石。虽在“中山舰事件”后，当了一回“替罪羊”，但因体谅蒋介石的苦衷，对蒋介石不仅毫无怨恨，反而更加坚定了追随决心。也正因如此，吴铁城一直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倚重。
主沪期间，吴铁城制定的“建设大上海计划”，虽因全面抗战爆发，未能全部完成，但仍为上海市政建设带来长足发展。“一·二八”事变后，他积极组织市民捐款捐物，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后来被迫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议》，尽管是奉命行事，吴铁城个人的态度却已了然。
主粤两年，吴铁城除了激励军民支援抗战外，完成了冬耕督导工作，解决了广东的粮荒，并为抗战积极筹饷，抢修公路等，应该说不无功绩。但由于在日军登陆广东大亚湾后，与主持军务的余汉谋、广州市长曾养甫等人弃城而逃，使之名声扫地。
应该肯定的是，吴铁城在任海外部长期间，赴南洋各地联络和争取华侨捐款资助抗战。在他的努力下，爱国华侨们慷慨解囊，向祖国捐献飞机、大炮、巨款，全力支援祖国打击日本侵略者。
终其一生，吴铁城有国士之才，为民族进步作过许多有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