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流血的皇权：楚汉争霸.下册》

醉相

曹参陪着刘肥母子来到齐国。一路上，曹参一直在考虑齐国的治理问题。在韩信手下为相一年多，曹参对齐国并不陌生。一山一水一圣人，代表了这块古老国土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曹参陪着刘肥，沿途先去鲁城拜谒了孔庙、孔林，然后又来到孟子的故乡邹城。在邹城，曹参和刘肥一起登上了峄山。峄山只有一百多丈高，却可以把周围几百里内的平原、丘陵尽收眼底。曹参对刘肥说道：“孔子登此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刘肥一路上听着曹参的介绍，长了不少见识，他深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般的贤相感到欣慰，同时也对治理齐国充满了信心。接着，君臣二人又怀着虔敬的心情游历了泰山。在山半腰，他们见到了秦始皇曾经避雨并封之为五大夫的那棵松树，山顶上有李斯撰写的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石刻碑，以及关于泰山的种种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这些都没有引起刘肥太大的兴趣，倒是山顶上一块能言石引起了他的沉思。传说它最后一次说话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说的是：“太重了。”他对着石头大喊了几声，的确听到那石头发出嗡嗡嘤嘤的回声，很像人的说话声。刘肥笑道：“这哪是说话呀？这不就是回声吗？”

曹参道：“石本不能言，但是秦税民太苦，石头出来说话又有什么奇怪呢？”

齐鲁文化若说只有一圣人，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孔夫子之后，齐国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齐都临淄西门外曾设有稷下学宫，谈说之士会于稷下学宫，前后达一百五十多年。在其鼎盛时期，稷下学士达“数百千人”。曾提出著名的五行学说的邹衍，就曾经在这里讲学。还有荀卿、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这里“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治理这样一个国家，既容易也难。容易是因为这里人才济济，不乏有识之士，经过孔夫子以后儒家学派数百年来的教化，民风质朴，人心向善，只要因势利导，不难迅速繁荣；难的是这样一个礼仪之邦，人们见多识广，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批评、非议，难以真正使民心归顺。

曹参一到临淄，立即召集齐长老、诸生、名士共商大计。请来的各路精英几百人，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今后的治国方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刘肥和曹参一起耐心听了三天，越听，刘肥越觉得糊涂。毕竟是孔夫子的故乡，来者儒生占多数，最后，儒家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理论占了上风。曹参年轻时曾认真研读过儒家的经典，他深知儒学的价值所在，但是儒家学说自孔孟开创至今数百年来，之所以没有被任何一个帝王全面采纳，是因为其有局限性。要治国，单靠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三天的高谈阔论之后，不仅刘肥没了主意，曹参也觉得收获不大。他打听到胶西有位盖公，善治黄老之学，于是不惜重金将其请到临淄。两人谈得十分投机。曹参钻研《老子》已久，能倒背如流，早就想找个人探讨一番，一直没有遇到知音，在洛阳解黄老之学，遭到萧何的嘲弄，心中大为不快，此刻见了盖公，他又把自己的那一套治国理论端了出来，希望能得到盖公的首肯。盖公道：“说得不能算错，然《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能够用言语说出来的道，已经不是道或者已经偏离道了。”

“哦——！”曹参恍然大悟，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张良对他的解道笑而不答，心中感到一阵羞惭，“原来这头一句就没读懂。”

“那倒不打紧，只要用心领悟，自然会离道越来越近。以老朽之体验，道能近之就已经很不易了，常人岂可望得之？”

“盖公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得道者不言，言者未得。”

“此言近乎道。如此则先生可知请我来讲道亦是不道之举。道哪里是讲得的？”

“这样看来我朝中似已有得道之人。”

“谁？”

“张良。此人真乃深不可测。”

“得道之人大有人在，只是你我不识耳。在下请问，朝中好黄老之学的人多吗？”

“似我之辈不少，臣虽愚昧，但亦知道家学术乃治国之要术。然亦有人不以为然，臣的减法理论在朝廷上提出即遭到嘲笑。”

“曹相国又犯了一个错误，道即是道，不是术。大道无形，若使之有形，便成了术，我等凡人之所以求道而不得，即误在这里。”

“哦——！”这再一次的纠正使曹参对这位盖公肃然起敬。

“朝中什么人敢于嘲笑将军呢？皇上？还是什么身居高位之人？”

“既然盖公问到此，我也不必隐瞒，就是我们那位大相国萧何。一个相国，怎么能不问治国之道，整日埋头于具体事务呢？”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他不懂什么加法减法，只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那怎能断定他不问治道，埋头事务呢？依我看来，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已经近乎道了。”

“哦——！”

曹参已经是第三次惊愕了。三“哦”之后，曹参羞愧不已，他本以为自己的道学修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可在这位盖公面前却是捉襟见肘，漏洞百出。细想萧何之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还真未发现哪一点做得不合适；再一想，如果换了自己会怎么样？尽管自己有一套理论，但无论如何也超不过萧何。第二天，他从自己的正房搬出来，让盖公住了进去。

曹参到了齐国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关中来了什么指令就照着发下去执行，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新。他办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大修齐王宫。刘肥已经懂事了，不主张过分奢靡，曹参道：“其他的事情可以省，这上面省不得。齐国广大，宫室太小不足以壮声威，何以震慑天下？”后来，他又到关中去了一趟，发现萧何也在大修宫室，而且想法和他一模一样，于是更加没了顾虑，不仅主张修，而且亲自规划，亲自到现场监工，为这事忙活了整整一年，把相国府的事倒丢在了一边。一位新近提拔的儒生提醒他：“相国要注意大事，这些事尽可以交给别人去办。”

曹参道：“什么是大事？天下初定，修宫室就是大事，你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吗？”

儒生道：“国中大事比这重要的多得是呀。”

“你说说，还有什么比这重要的？”

“首先是农桑，此乃关乎民之生计的大事，相国不可不察。”

曹参问道：“我不到地里去农民下不下田？庄稼长不长？我让老天爷下雨，他下不下？”

儒生无法回答。曹参问道：“其次呢？”

“其次还有，田赋、官制、市场、狱讼……”

儒生一连列举了十多项要务，曹参听得不耐烦了，问道：“不是各有各的主官吗？要他们是干什么的？”

“此言不差，然新立之国，各项法度还都不健全。”

“谁说的？关中相国府三日一函，五日一令，不都是法度吗？还需要另立法度吗？难道你比萧相国还高明？”

儒生遭了曹参一顿抢白，不敢再说什么。后来又不断有人劝诫曹参，都被他顶了回去。之后就没有人敢再说了。但是下面对曹参是一片议论声，尤其是那些儒生，十分担心这样一位无所事事的相国究竟能不能治理好齐国。这些议论渐渐传到了刘肥耳朵里，刘肥也提醒他：“曹相国不可为侄儿操心太多，以免耽误了国事。”

曹参道：“大王放心，国事我都安排好了，误不了的。”

曹参做的另一件最有影响的事是喝酒。如果仅仅是喝酒算不得一件事，但是他喝酒喝出了名，因为喝酒还误了不少事，因此就成了事。曹参酒量极大，不论是白酒、黄酒、米酒、果酒，只要是好酒他都喜欢，不管什么酒，他只要用鼻子一闻，伸出舌头一舔，立刻能说出酒名、产地、度数、原料以及窖藏的年头。他常常提着酒壶到堂上理事，没事就抿两口，老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有人回事就随口应付着，也不知道他听清楚了没有，甚至把好多事情生生地压下耽误了。好不容易等到宫室建好了，众人都以为曹参该好好管管国中大事了，可是曹参照样什么都不管，每天只是和文臣武将们在一起饮酒作乐。

一日，刘肥召集文武官员们议事，一位言官上表弹劾曹参，言辞十分激烈，众文武都知道曹参是大汉朝数一数二的功臣，即使再大的错，恐怕也难以弹劾得动，所以都不敢搭腔。但是言官上表，刘肥不能不说话，让大家议又没人敢议，王廷里一片尴尬。曹参见刘肥有些为难，自己站出来说道：“这位言官所言句句属实，我曹参上任以来理事不多，喝酒不少。然曹某以为，我这个相国是否合格，不是以理事多少，喝酒多少来论的，而应看齐国粮食是否增产，人口是否增加，狱讼是否减少，市场是否繁荣，人民是否安居乐业。果真粮食增产，人口增加，狱事减少，市场繁荣，我多喝几杯酒，少理几件事又何妨？”接着，曹参让管农、商、讼、户各署的官员分别介绍了一年来各方面的情况，果真是粮食大幅度增产，人口迅速增加，狱讼急剧减少，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场的人听了无不感到惊讶，而细细一想，又都样样属实。曹参道：“诸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都是我曹参喝酒的功劳。诸位别以为是我运气好，碰上好年景了。我身为相国，喝酒自然有喝酒的道理。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位言官说我不爱民，老百姓活得好好的，用得着你去爱他吗？你不爱还好，一爱，反倒帮了倒忙。去年有几个村子涝了，有人建议我组织人马去帮助排涝，我一算账，这几个村子排涝得动用上万人，排完了，当年的庄稼也种不上了。可是这一万多人省出来能多种多少粮食？大家每人省出一口来还不够这几个村子吃吗？诸位说，排涝是爱民呢，还是劳民呢？说我喝酒误事，误了哪些事呢？是误了那些本来就不该办的事。让我勤政，我勤什么政？是让我去揠苗助长还是让我往狱里多送些人？”

说到这里，众人忍不住笑开了，曹参也笑着说道：“所以，我奉劝诸位今后少管点儿事，多喝点儿酒。不该管的事不要管，不要无事扰民。当然，喝酒要掏自己的俸禄，不能喝官家的，更不能喝百姓的。诸位的酒量增大了，齐国的粮食、人口也就随之增加了，诸位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是！”众人对曹参的一番宏论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再也没有人私下议论了。

关于曹参不理政的议论也传到了关中，刘邦对此十分担心，让御史大夫周昌亲自带人到齐国来了解情况。周昌先在临淄做了一些调查，然后又要下到郡县去了解，曹参害怕这一行人吃住游览，再加上送礼等给下面造成负担，于是千方百计制造障碍，不想让他们下去，今天说下雨，明天说路断了，后天又说某某郡守不在，每天拉住周昌，把他灌得醉醺醺的，周昌在朝中还有许多事要办，耽搁不起，拖了几天实在拖不住，只好带着他的人马回关中去了。周昌经过初步了解，本来对曹参印象还不错，可是曹参挡着不让他下去，引起了他的疑心。回到关中，他将曹参不理政事却又政绩斐然的情况以及曹参挡着不让他下去调查的事一一报告了刘邦，刘邦听了，觉得非常奇怪：“真是个怪鸟，不理政事为何又能政绩斐然？”他让人把萧何叫了来，问了问齐国纳粮纳税的情况，按人口比例算下来，齐国在各诸侯国中情况是最好的。刘邦问萧何：“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整天喝酒，不问政事，可是政绩怎么会这么好？是不是碰运气？”

“非也，曹相国历来崇尚黄老之学，他这是无为而治。”

“他娘的，他这个相国当得倒轻松，整天喝酒就把国治了。我看你一天忙得团团转，难道还不如他？”

周昌在一旁说道：“大，大小不同也。”

萧何道：“也不是，性情使然。臣办事拘谨，举轻若重，曹相国比臣洒脱，能举重若轻。”

刘邦和周昌对望了一眼，他们都知道萧何与曹参不和，但是萧何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让他们感到钦佩。

曹参也并不是什么事都不管，有几件事他很重视：首先是狱讼。曹参在沛县时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治狱理论，即：重教轻罚，惩前毖后，宁宽勿严，给犯人重新做人的机会。按照他这套理论执行了一年，齐国的狱讼大大地减少了。不少过去的监狱已经空了，改成了盐铁作坊。其次是市场。自古以来各国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被看成贱人、奸人，秦朝歧视商人的现象更为严重，商人的社会地位仅次于罪犯。曹参却看到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在齐国，不仅给了商人和普通百姓以平等的社会地位，而且积极为商贾经商创造条件，在城乡开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市场，很快使齐国的商业繁荣起来。在用人上，曹参也有他独到的眼光，他重用的人都是些看起来有点儿木讷、诎于文辞的忠厚长者，对于那些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则坚决排斥。官吏的任用，不仅是办事能力和效率的问题，用什么样的人，直接关系到民风和吏治的好坏。曹参的用人，使齐国淳朴的民风得以发扬。

几年之后，从长安到齐国乡下，人们对曹参无不交口称赞，开始戏称他为酒相、醉相，后来曹参的威望越来越高，没有人再敢戏谑，于是大称贤相。

这一日，曹参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里，看见盖公正在收拾行李，问道：“盖公这是做什么？要离我而去？是不是看我整日喝酒，太不争气？”

“相国这是哪里的话，相国将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老朽待在这里已经多余啦。”

“盖公莫不是挖苦我？”

“不敢不敢，老夫是发自内心地为相国感到高兴。”

“可是我还有一事没有请教。”

“是何事？恐怕相国早已成竹在胸了吧？”

“臣有一事一直憋在心中不快。说来惭愧，臣与萧相国本是莫逆之交，萧相国待我如兄弟，我视其为兄长，可是后来有了隔阂，说来是为了些小事，可是又解释不清楚，不知该如何处置？”

“真是当事者迷，既然是些小事，又何必挂在心上？解释不清楚就不必解释。这事有何难？还是那四个字……”

“顺其自然。”两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