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影及其他（3）
在中等学校学生生活里，我以为小组织是最有效的组织，是到良善的生活的一条最近的路。他的效力有三层：（一）供给自由运思和练习思想力底机会；（二）供给宣泄感情和培养深厚的同情底机会；（三）供给练习组织能力底机会，并发展民治底精神。先说第一层：现在无论那个中等学校里，不都有一种“谈天”底风气么？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底下午街上去买了果点，邀集些同班或同乡的同学，放言高论，信口开河，有时也很热烈地互辩；这不是学生们所常有，而且以为很快乐的么？在这种集会里，虽然有时多是扯谈，虽然有许多是无结果的议论，但在启发思想底新机这一点上，或也不无有些益处罢！我以为现在中等学校的学生仍可采用这种自由集合底形式，但须装进新的内容；因为“谈天”究竟太浪费时间与精力了。
所谓新的内容，大概不外读书讨论和问题讨论两种，———辩论也便包括在后一种里。集会可以一部书或一个问题为单元；讨论终了，或由原参加者继续换题研究，或改组新会，都可。辩论会也可临时组织，无须永久的机关。这种课外的讨论，由参加者自负完全责任，和在教室听讲不同；可以引起他专一的注意，可以养成他判断底习惯，可以开展他思想底条理。这样，才可成功一个“能”思想的学生！
再说第二层：旧教育只重知识底灌输，不重感情底陶冶：结果一部分学生变了呆钝无活力的人；另一部分，感情不能自抑，便向不正当的方向发泄，如嫖啦，赌啦，都是。新教育知道注重感情底发展了，但也似乎未曾着力做去。我以为宣发感情的最简捷的方法，便是正当的或有益的娱乐。因为我们生活底趣味，全在种种感兴（Inspiration）；感兴底根源便是感情底兴奋。在现在严整的教育制度下，学生生活大概是循例的；循例的生活底结果便是感情底麻痹。感情麻痹了，那里会有多样的感兴，那里会有丰富的生活呢？不甘心麻痹的又“旁逸斜出，舍大道弗由”；矫枉过正，也只是毁坏自己生活底价值罢了！有了正当的娱乐，便能使涩滞倦怠的脑筋，有流动苏甦底机会，感兴自可源源而至；以上两种弊端，当可逐渐减少。但这种娱乐须常常举行，才能有效；这在大组织，颇为不便，小组织行起来，却很容易。每天午饭与夜饭之后，散步底时候，便可由几个人约起来做些简单的游戏；每星期六或星期日下午也是娱乐底好机会，由学生分头自由举行，轻而易举。娱乐底种类，不能遍举；如比球，技击，远足，说笑话，演音乐，展览图画，及其他。小组织底办法还有一层重要的好处，也是关于感情底发展的。这就是，帮助人与人之间的联络。我前面说过，在现在中等学校的大组织的生活里，大部分学生像一盘散沙；一个学生除和很少的几个同乡，同班或同自修室的相熟外，对于其馀的同学，只是一例一例地漠视，几乎和对于路人一样。所以一个学校里虽有一二百人乃至三四百人，但这些人中的任一个，却都感着多少的孤寂！在许多人中感到的孤寂，又常是更为深切的；所以现在的中等学校学生多觉得生活干燥而乏味！在他们之间，有许多无形的障壁将他们彼此隔开，使他们不能以真心相见！这实是将来种种不正当的生活底起源。行了小组织———非固定的小组织，分子常常变动的小组织———以后，虽不见得能全然免去这层弊病，但和大组织相辅而行，我相信至少也可将这弊病减去许多许多。因为小组织供给学生们极多的心理接触底机会；这样，可以促进他们相互间的了解。因了解底缘故，猜疑去了，代以恕谅和关切底心思；彼此渐能投合，于是人间的同情便发展了！这个同情，实是可爱的东西，因为是正当的，人的生活底基础。———这也便是小组织可以宝爱的地方。
再说第三层：要谈到组织底能力，先得明白组织底意义。组织是从事于一个公共目的的，一组分化的活动；这些活动是互相联络，互相依赖的。美国社会学者Hayes说：活动，便包括活动的人，因为这种活动不能离人而有。所谓组织底能力，便是二人以上对于一个公共目的分化而又联络的努力。分化有当有不当，联络有成有不成；目的有达有不达，达了，有圆满与不圆满：这便是组织能力底差异。大组织与小组织，本都可供给练习组织能力底机会；但大组织不能供给普遍于人人、普遍于时时的机会，小组织却能够，所以我主张大组织之外，应有许多小组织。而且在大组织里练习组织底能力比较难得多；因为小组织里事情简单易办，大组织里情形恰相反；又小组织是流动的，多样的，没有大组织底单调，故容易引起人趣味，使人乐于从事，组织能力自然容易发展了。小组织又是民治底一块基石。杜威先生讲《美国民治的发展》，说民治主义有三个理想目的，第三个是博爱，就是“同胞的感情”。他说：“要把个人的眼界推广，使他们能超出一己的私利，同谋公众的乐利”，美国曾试用过五种方法；其中一种，便是“私人自由组织的团体之发达”。
他说：“这些无数的私人集会，乃是民治国家各分子间的一种绝妙粘土”，又说：“这种私人的自由组织，往往是改良社会政治的先锋。”（引语都据《每周评论》译文）我所说的小组织在性质上便相当于所谓“私人自由的组织”，但是范围不同。
他就一国家论，我就一中等学校论。他批评那种组织的话，大致都可移来批评我所说的小组织；就是，从他的话里，也可以看出小组织在中等学校民治的发展里是怎样重要。民治本是一种生活底途径，是生活所依托的一种途径。我们要管理生活，先得管理他所依托的途径；这途径便是“社会的”组织。有了好的组织，才有好的生活。民治也只是一种组织；在这种组织里，人们底种种可能性可以得着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在现在的中等学校里，似乎还不曾有这种组织。现在中等学校所有的只是少数学生肥大的发展和多数学生底萎缩。少数学生底意思，是实行的意思，是全体的意思。多数却抱“自了汉”底态度，不去与闻校事；有时少数太恣肆了，也可引起多数仅有的愤怒。但敢怒而不敢言，敢言而不敢行，敢行而不敢决：结果恣肆的仍然恣肆，愤怒的却渐变为失望与厌倦了。少数终于胜利！近来许多中等学校风潮，往往都由于此。在这种光景下面，多数固然是被压迫了，少数因为权势底过量的发展，至于恣肆，至于作恶，也便压迫了其馀的可能性：所以两者都不能得中正的生活。这样，便没有民治可言了，也便没有良善生活可言了！这种畸形的生活自当改造；要改造他，先当改造他所依托的大组织；所以我主张成立许多小组织，做大组织的底子。以上就小组织底三种效力分论，但分论全为说明便利起见；就实际说，无论那种小组织都具备这三方面的效力，而无一种只具备三者中一方面或两方面的效力———虽然各种小组织所具三方面效力底比例不同。实行一种小组织时，也该三方兼顾，不可顾此失彼；这样，才可得着中和的生活！
小组织如何着手呢？这确是个难答的问题。我以为一面要靠教职员底提示，一面仍要靠学生们底自觉！现在中等学校学生生活里，有许多行为，实已具有小组织底形式；但不是有意的计划底结果，不能自觉地去运用，所以不能得着益处。只要有了自觉，小组织决非难事！为便利起见，可先由同班或同乡的做起，逐渐推广。
有人以为小组织———尤其是这样入手的小组织———容易流于褊狭的自封；小组织发达了，在同组织的学生，固然可以得到多少利益，但各组织间恐将仍留着膜视，各组织间的障壁，恐将比个人间的格外厚些！这样，小组织底结果，还是个分割的局势！即使不是涣散的局势。这说我以为不然：第一，我所说的小组织，大概非固定的多，所以不致有一重重牢不可破的硬性的界限；既无硬性的界限，自不会有怎样坚厚的障壁。第二，我所说的小组织，分子是错综的。错综有两个意思：（一）一个组织底分子，在一个单元完毕后，可以自由增减。（二）一个学生可参加一个以上的组织。因这两层缘故，我相信小组织不致流于褊狭的自封。（三）各小组织都是友会，可以常有一种友谊的联络或比赛；这就能消除许多的隔阂，发展深广的同情。———有了这些后盾，便可无分割之忧！还有（四）有大组织———以小组织为底子的大组织，和空空洞洞的大组织不同———可以有效地运用，也可补小组织之不足，而完成统挚底功。实行小组织的，若注意这四层办法，学校生活自然活泼泼的，所谓“生命无处不在”！
中等学校的朋友们，若要你们良善的生活，请试试我的提议！
1922年5月28日，杭州。
父母的责任
在很古的时候，做父母的对于子女，是不知道有什么责任的。那时的父母以为生育这件事是一种魔术，由于精灵的作用；而不知却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那时实是连“父母”的观念也很模糊的；更不用说什么责任了！（哈蒲浩司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待遇子女的态度和方法，推想起来，不外根据于天然的爱和传统的迷信这两种基础；没有自觉的标准，是可以断言的。后来人知进步，精灵崇拜的思想，慢慢的消除了；一班做父母的便明白子女只是性交的结果，并无神怪可言。但子女对父母的关系如何呢？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如何呢？那些当仁不让的父母便渐渐的有了种种主张了。且只就中国论，从孟子时候直到现在，所谓正统的思想，大概是这样说的：儿子是延续宗祀的，便是儿子为父母，父母的父母，……而生存。父母要教养儿子成人，成为肖子———小之要能挣钱养家，大之要能荣宗耀祖。但在现在，第二个条件似乎更加重要了。另有给儿子娶妻，也是父母重大的责任———不是对于儿子的责任，是对于他们的先人和他们自己的责任；因为娶媳妇的第一目的，便是延续宗祀！至于女儿，大家都不重视，甚至厌恶的也有。卖她为妓，为妾，为婢，寄养她于别人家，作为别人家的女儿；送她到育婴堂里，都是寻常而不要紧的事；至于看她作“赔钱货”，那是更普通了！在这样情势之下，父母对于女儿，几无责任可言！普通只是生了便养着；大了跟着母亲学些针黹，家事，等着嫁人。这些都没有一定的责任，都只由父母“随意为之”。只有嫁人，父母却要负些责任，但也颇轻微的。在这些时候，父母对儿子总算有了显明的责任，对女儿也算有了些责任。但都是从子女出生后起算的。至于出生前的责任，却是没有，大家似乎也不曾想到———向他们说起，只怕还要吃惊哩！在他们模糊的心里，大约只有“生儿子”、“多生儿子”两件，是在子女出生前希望的———却不是责任。虽然那些已过三十岁而没有生儿子的人，便去纳妾，吃补药，千方百计的想生儿子，但究竟也不能算是责任。所以这些做父母的生育子女，只是糊里糊涂给了他们一条生命！因此，无论何人，都有任意生育子女的权利。
近代生物科学及人生科学的发展，使“人的研究”日益精进。“人的责任”的见解，因而起了多少的变化，对于“父母的责任”的见解，更有重大的改正。从生物科学里，我们知道子女非为父母而生存；反之，父母却大部分是为子女而生存！
与其说“延续宗祀”，不如说“延续生命”和“延续生命”的天然的要求相关联的，又有“扩大或发展生命”的要求，这却从前被习俗或礼教埋没了的，于今又抬起头来了。所以，现在的父母不应再将子女硬安在自己的型里，叫他们做“肖子”，应该让他们有充足的力量，去自由发展，成功超越自己的人！至于子与女的应受平等待遇，由性的研究的人生科学所说明，以及现实生活所昭示，更其是显然了。这时的父母负了新科学所指定的责任，便不能像从前的随便。他们得知生育子女一面虽是个人的权利，一面更为重要的，却又是社会的服务，因而对于生育的事，以及相随的教养的事，便当负着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将子女只看作自己的后嗣而教养他们，应该将他们看作社会的后一代而教养他们！这样，女儿随意怎样待遇都可，和为家族与自己的利益而教养儿子的事，都该被抗议了。这种见解成为风气以后，将形成一种新道德：“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圣的义务和权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务社会的机会！”因此，做父母便不是一件轻率的、容易的事；人们在做父母以前，便不得不将自己的能力忖量一番了。———那些没有父母的能力而贸然做了父母，以致生出或养成身体上或心思上不健全的子女的，便将受社会与良心的制裁了。在这样社会里，子女们便都有福了。只是，惭愧说的，现在这种新道德还只是理想的境界！
依我们的标准看，在目下的社会里———特别注重中国的社会里，几乎没有负责任的父母！或者说，父母几乎没有责任！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疯人，白痴都可公然结婚，生育子女！虽然也有人慨叹于他们的子女从他们接受的遗传的缺陷，但却从没有人抗议他们的生育的权利！因之，残疾的、变态的人便无减少的希望了！
穷到衣食不能自用的人，却可生出许多子女；宁可让他们忍冻挨饿，甚至将他们送给人，卖给人，却从不怀疑自己的权利！也没有别人怀疑他们的权利！因之，流离失所的，和无教无养的儿童多了！这便决定了我们后一代的悲惨的命运！这正是一般作父母的不曾负着生育之社会的责任的结果。也便是社会对于生育这件事放任的结果。所以我们以为为了社会，生育是不应该自由的；至少这种自由是应该加以限制的！不独精神，身体上有缺陷的，和无养育子女的经济的能力的应该受限制；便是那些不能教育子女，乃至不能按着子女自己所需要和后一代社会所需要而教育他们的，也当受一种道德的制裁。———教他们自己制裁，自觉的不生育，或节制生育。现在有许多富家和小资产阶级的孩子，或因父母溺爱，或因父母事务忙碌，不能有充分的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致不能养成适应将来的健全的人格；有些还要受些祖传老店“子曰铺”里的印板教育，那就格外不会有新鲜活泼的进取精神了！在子女多的家庭里，父母照料更不能周全，便更易有这些倾向！这种生育的流弊，虽没有前面两种的厉害，但足以为“进步”的重大的阻力，则是同的！并且这种流弊很通行，———试看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家族里的孩子，乃至你自己的孩子之中，有那个真能“自遂其生”的！你将也为他们的———也可说我们的———运命担忧着吧。———所以更值得注意。
现在生活程度渐渐高了，在小资产阶级里，教养一个子女的费用，足以使家庭的安乐缩小，子女的数和安乐的量恰成反比例这件事，是很显然了。那些贫穷的人也觉得子女是一种重大的压迫了。其实这些情形从前也都存在，只没有现在这样叫人感着吧了。在小资产阶级里，新兴的知识阶级最能锐敏的感到这种痛苦。可是大家虽然感着，却又觉得生育的事是“自然”所支配，非人力所能及，便只有让命运去决定了。直到近两年，生物学的知识，尤其是优生学的知识，渐渐普及于一般知识阶级，于是他们知道不健全的生育是人力可以限制的了。去年山顺夫人来华，传播节育的理论与方法，影响特别的大；从此便知道不独不健全的生育可以限制，便是健全的生育，只要当事人不愿意，也可自由限制的了。于是对于子女的事，比较出生后，更其注重出生前了；于是父母在子女的出生前，也有显明的责任了。父母对于生育的事，既有自由权力，则生出不健全的子女，或生出子女而不能教养，便都是他们的过失。他们应该受良心的责备，受社会的非难！而且看“做父母”为重大的社会服务，从社会的立场估计时，父母在子女出生前的责任，似乎比子女出生后的责任反要大哩！以上这些见解，目下虽还不能成为风气，但确已有了肥嫩的萌芽至少在知识阶级里。我希望知识阶级的努力，一面实行示范，一面尽量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宣传，到最僻远的地方里，到最下层的社会里；等到父母们不但“知道”
自己背上“有”这些责任，并且“愿意”自己背上“负”这些责任，那时基于优生学和节育论的新道德便成立了。这是我们子孙的福音！
在最近的将来里，我希望社会对于生育的事有两种自觉的制裁：一，道德的制裁；二，法律的制裁。身心有缺陷者，如前举花柳病者等，该用法律去禁止他们生育的权利，便是法律的制裁。这在美国已有八州实行了。但施行这种制裁，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才能有效。一要医术发达，并且能得社会的信赖；二要户籍登记的详确（如遗传性等，都该载入）；三要举行公众卫生的检查；四要有公正有力的政府；五要社会的宽容。这五种在现在的中国，一时都还不能做到，所以法律的制裁便暂难实现；我们只好从各方面努力罢了。但禁止“做父母”的事，虽然还不可能，劝止“做父母”的事，却是随时，随地可以作的。教人知道父母的责任，教人知道现在的做父母应该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就是人们于生育的事，可以自由去取———教人知道不负责及不能负责的父母是怎样不合理，怎样损害社会，怎样可耻！这都是爱作就可以作的。这样给人一种新道德的标准去自己制裁，便是社会的道德的制裁的出发点了。
所以道德的制裁，在现在便可直接去着手建设的。并且在这方面努力的效果，也容易见些。况不适当的生育当中，除那不健全的生育一项，将来可以用法律制裁外，其馀几种似也非法律之力所能及，便非全靠道德去制裁不可。因为，道德的制裁的事，不但容易着手，见效，而且是更为重要；我们的努力自然便该特别注重这一方向了！
不健全的生育，在将来虽可用法律制裁，但法律之力，有时而穷，仍非靠道德辅助不可；况法律的施行，有赖于社会的宽容，而社会宽容的基础，仍必筑于道德之上。所以不健全的生育，也需着道德的制裁；在现在法律的制裁未实现的时候，尤其是这样！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我们希望他们自己觉得身体的缺陷，自己忏悔自己的罪孽；便借着忏悔的力量，决定不将罪孽传及子孙，以加重自己的过恶！这便自己剥夺或停止了自己做父母的权利。但这种自觉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更希望他们的家族，亲友，时时提醒他们，监视他们，使他们警觉！关于疯人、白痴，则简直全无自觉可言；那是只有靠着他们保护人，家族，亲友的处置了。在这种情形里，我们希望这些保护人等能明白生育之社会的责任及他们对于后一代应有的责任，而知所戒惧，断然剥夺或停止那有缺陷的被保护者的做父母的权利！这几类人最好是不结婚或和异性隔离；至少也当用节育的方法使他们不育！至于说到那些穷到连“养育”子女也不能的，我们教他们不滥育，是很容易得他们的同情的。
只需教给他们最简便省钱的节育的方法，并常常向他们恳切的说明和劝导，他们便会渐渐的相信，奉行的。但在这种情形里，教他们相信我们的方法这过程，要比较难些；因为这与他们信自然与命运的思想冲突，又与传统的多子孙的思想冲突———他们将觉得这是一种罪恶，如旧日的打胎一样；并将疑惑这或者是洋人的诡计，要从他们的身体里取出什么的！但是传统的思想，在他们究竟还不是固执的，魔术的怀疑因了宣传方法的巧妙和时日的长久，也可望减缩的；而经济的压迫究竟是眼前不可避免的实际的压迫，他们难以抵抗的！所以只要宣传的得法，他们是容易渐渐的相信，奉行的。只有那些富家———官僚或商人———和有些小资产阶级，这道德的制裁的思想是极难侵入的！他们有相当的经济的能力，有固执的传统的思想，他们是不会也不愿知道生育是该受限制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不适当的生育！他们只在自然的生育子女，以传统的态度与方法待遇他们，结果是将他们装在自己的型里，作自己的牺牲！这样尽量摧残了儿童的个性与精神生命的发展，却反以为尽了父母的责任！这种误解责任较不明责任实在还要坏；因为不明的还容易纳入忠告，而误解的则往往自以为是，拘执不肯更变。这种人实在也不配做父母！因为他们并不能负真正的责任。我们对于这些人，虽觉得很不容易使他们相信我们，但总得尽我们的力量使他们能知道些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的道理，使他们能以儿童为本位，能“理解他们，指导他们，解放他们”；这样改良从前一切不适当的教养方法。并且要使他们能有这样决心：在他们觉得不能负这种适当的教养的责任，或者不愿负这种责任时，更应该断然采取节育的办法，不再因循，致误人误己。这种宣传的事业，自然当由新兴的知识阶级担负；新兴的知识阶级虽可说也属于小资产阶级里，但关于生育这件事，他们特别感到重大的压迫，因有了彻底的了解，觉醒的态度，便与同阶级的其馀部分不同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留着：现存的由各种不适当的生育而来的子女们，他们的父母将怎样为他们负责呢？我以为花柳病者等一类人的子女，只好任凭自然先生去下辣手，只不许谬种再得流传便了。贫家子女父母无力教养的，由社会设法尽量收容他们，如多设贫儿院等。但社会收容之力究竟有限的，大部分只怕还是要任凭自然先生去处置的！这是很悲惨的事，但经济组织一时既还不能改变，又有什么法儿呢？我们只好“尽其在人”罢了。至于那些以长者为本位而教养儿童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改良，前节已说过了。还有新兴的知识阶级里现在有一种不愿生育子女们的倾向；他们对于从前不留意而生育的子女，常觉得冷淡，甚至厌恶，因而不愿为他们尽力。在这里，我要明白指出，生物进化，生命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前一代牺牲于后一代，牺牲是进步的一个阶梯！愿他们———其实我也在内———为了后一代的发展，而牺牲相当的精力于子女的教养；愿他们以极大的忍耐，为子女们将来的生命筑坚实的基础，愿他们牢记自己的幸福，同时也不要忘了子女们的幸福！这是很要些涵养工夫的。总之，父母的责任在使子女们得着好的生活，并且比自己的生活好的生活；一面也使社会上得着些健全的、优良的、适于生存的分子；是不能随意的。
为使社会上适于生存的日多，不适于生存的日少，我们便重估了父母的责任：父母不是无责任的。
父母的责任不应以长者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应以幼者为本位，社会为本位。
我们希望社会上父母都负责任；没有不负责任的父母！
“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圣的义务和权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务社会的机会”，这是生物学、社会学所指给的新道德。
既然父母的责任由不明了到明了是可能的，则由不正确到正确也未必是不可能的；新道德的成立，总在我们的努力，比较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尤其重大的，这是我们对一切幼者的责任！努力努力！
1923年2月3日。
笑的历史
你问我现在为什么不爱笑了，我现在怎样笑得起来呢？
我幼小时候是很会笑的。娘说我很早就会笑了。她说不论有人引逗，无人引逗，我总常要笑的。她只有我一个女儿，很宠爱我，最喜欢看我笑；她说笑像一朵小白花，开在我的脸上；看了真是受用。她甚至只听了我的格格……的笑声，也就受用了。她生性怕雷电。但只要我笑了，她便不怕了。她有时受了爸爸的委屈，气得哭了。我笑了，她却就罢了。她在担心着缺柴米的日子，她真急得要寻死了。但她说看了我的笑，又怎样忍心死呢？那些时我每笑总必前仰后合的，好一会才得止住。娘说我是有福的孩子，便因为我笑得容易而且长久。但是，但是爸爸的意见如何呢？你该要问了。他自然不能和母亲一样，然而无论如何，也有些儿和她同好的。不然，她每回和他拌嘴以后，为什么总叫我去和他说笑，使他消消气呢？还有，小五那日在厨房里花琅琅打碎两只红花碗的时候，她忙忙的叫郭妈妈带我到爸爸面前说笑。她说，“小姐在那里，我就可以不挨骂了。”这又为什么呢？那时我家好像严寒的冬天，我便像一个太阳。所以虽是十分艰窘，大家还能够快快活活的过日子。这样直到十三岁。那年上，娘可怜，死了！郭妈妈却来管家了！我常常想起娘在的时候，暗中难过；便不像往日起劲的笑了。又过了三四年，她们告诉我，姑娘人家要斯文些，笑是没规矩的。小户人家的女儿才到处哈哈哈哈的笑呢！我晓得了这番道理，不由的又要小心，因此忍了许多笑。可是忍不住的时候，究竟有的；那时我便不免前仰后合的大笑一番。她们说这是改不掉的老毛病了！我初到你家，你们不也说我爱笑么？那正是“老毛病”了。
初到你家的时候，满眼都是生人！便是你，也是个生人！我孤鬼似的，只有陪房的小王、老王，是我的人。我时时觉得害怕，怕说错了话，行错了事。他们也再三教我留意。这颗心总是不安的，那里还会像在家时那样笑呢？便是有时和他们两个微笑着，听见人声，也就得马上放下面孔，做出庄重的样子。———因为这原是偷着笑的。那时真是气闷死了。我一个爱说爱笑的人，怎经得住这样拘束呢？更教我要命的，回门那一天，我原想家里去舒散舒散的；那知道他们都将我作客人看待，毫不和我玩笑。我自己到家里，也觉得不好意思似的，没有从前那样自在！———这都因为你的缘故吧？我想你家里既都是些生人，我家里的，也都变了些生人，似乎再没有和我亲热的！———便更觉是孤鬼了！幸而七八天后，你家人渐渐有些熟了，不必仔细提防了，———不然，真要闷死呢！在家天天要笑的，倒也不觉得怎样快乐。可是这七八天里不曾大笑一回，再想从前，便觉得十分有滋味！这以后，我渐渐的忍不住了，我的老毛病发作了，你们便常常听见我的笑了。不上一个月，你家里和孙家、张家，都知道我爱笑了；我竟在笑上出了名了。我自己是不觉得，我真比别人会笑些么？我的笑真和别人不同么？可是你家究竟不是我家，满了月之后，我的笑就有人很不高兴了。第一便是你！那天大家偶然谈起筷子。你问：“在那里买？”我觉得奇怪，故意反问你：“你说在那里买？”你想了想，说：“在南货店里。”大家都笑了，我更大笑不止！你那时大概很难为情，只板着脸咕嘟着嘴不响。
好久，才冷冷的向我说：“笑完了罢？”等到了房里，你却又说：“真的，我劝你少笑些好不好？有什么叫你这样好笑呢？而且笑也何必这样惊天动地呢？”———这些话你总该还记得；我不冤枉你罢？———这是我第一回受人的言语；爸爸和娘一口大气也不曾呵过我的。那时我颇不舒服，但却不愿多说什么；只冷笑了一声，低低的说：“你管我呢？”说完，我就走出去了。那句话却不知你听见了没有？但我到底还是孩子气，过了一两日，又常常的笑了。有一回，却又恼了姨娘；也在大家谈话的时候。她大概疑惑我有心笑她，所以狠狠的瞪了我一眼。其实我的笑是随便不过的，那里会用心呢？我只顾笑得快活，那里知道别人的难为情呢？我在她瞪眼的时候，心里真是悔恨不迭；想起前回因笑恼了你，今天怎么又忍不住了呢！我立时便收了笑容，痴痴的坐着。大家都诧异说：“怎么忽然不响了？”我低头微笑，答不出什么。过了一会，便赸赸的起来走了。走到房里，听见姨娘说：“少奶奶太爱笑，也不大好；教人家说太太没规矩似的！我们要劝劝她才好。”这自然是对婆婆说的！
我听了，更觉不安了！第二天，婆婆到我房里闲谈，渐渐说起我的笑。她说：“也难怪你，你娘死得早，爸爸又不管事，便让你没规没矩的了。但出了门和在家做姑娘时不同，你得学做人，懂得做人的道理，不能再小孩子似的。你在我家，我将你和自己女儿一般看待；所以我特地指点你。———以后要忍住些笑；就是笑，也要文气些，而且还要看人！你说我的话是么？”婆婆那时说得很和气，一点没有严厉的样子；比你那冷言冷语好得多了。我自然是很感激的。我说：“婆婆说的都是好话，我也晓得的。只因为在家笑惯了，所以不容易改。以后自然要留意的。”那几日里，佣人们也常在厨房里议论我的笑；这真教我难为情的！我想笑原来不是一件好东西！———不，不，小孩子的笑是好的，大人的笑是不好的。但你在客厅里和你那些朋友常常哈哈哈哈的笑，他们也不曾议论你！———晓得了！男人笑是不妨的，女人笑是没规矩的。我经过两回劝戒，不能不提防着了，我的笑便渐渐的少了。他们都说我才有些成人气了。但我心里老不明白，女人的笑为什么这样不行呢？
满月后二十天，那是阴历正月十二，你动身到北京上学去了。我送你到门口，但并没有什么难过。你也很平常的，头也不回走了。那天我虽觉有些和往日不同，却也颇轻微的。第二天便照常快活了。那时公公正在榷运局差事上，家里钱是不缺的；大家都欢欢喜喜的过着。婆婆们因为我是新娘，待我还算客气的。虽然也有时劝戒我，有时向我发怒，有时向我冷笑，但总不常有的。我呢，究竟还是孩子，也不长久记着这些事。所以虽没有在家里自在，我也算是无忧无虑的过着了。这些日子，我还是常常要笑的，只不大像从前那样前仰后合，那样长久罢了。他们还是说我爱笑的。但婆婆劝过我两回，我到底不曾都改了；他们见惯不惊，也就只好由我了。所以我的笑说不自由，却也自由的。到暑假时，你回来了，住了五十天。你又走了，这一回的走可不同了。你还记得吧？———那夜里我哭了一点多钟，你后来也陪我哭。我们哭得眼睛都红了；你不是还怕他们笑么？走的时候，我不敢送你，并且也不敢看你；因为怕忍不住眼泪，更要让他们笑了！但是到底忍不住！你才走，我便溜到房里哭了。四弟、五妹都来偷看我，我也顾不得了。自从娘死后，我不曾哭过，因为我是爱笑不爱哭的。在你家里，这要算第一回了。从那日起，我常觉失掉一件什么东西似的，心里老是不安了。我这才尝着别离的滋味了！你们男人家在外面有三朋四友的说笑，又有许多游散的地方，想家的心自然渐渐的会淡下去。我们终日在家里闷着：碰来碰去，是这些人；转来转去，是这些地方！没得打岔儿的，教我怎不想呢？越想便越想了，真真有些痴了。这一来我的笑可不容易了。好笑的事情，都觉淡淡的味儿，仿佛酒里搀了水。———我的笑的兴致也是这样。况且做了一年的媳妇，规矩晓得的多了，渐渐的脱了孩子气了；我也自然的不像从前爱笑了。这些时候笑是很文气了。微笑多了，大笑少了。他们都说老毛病居然改掉了。
第二年冬天，公公从差事上交卸了，亏空好几百元———是五百元罢？凑巧祖婆婆又死了；真是祸不单行！公公教婆婆和姨娘将金银首饰都拿出来兑钱去。我看她们委委屈屈的将首饰匣交给公公，心里好凄惨的！首饰兑了回来，又当了一件狐皮袍，才凑足了亏空的数目，寄到省里去了。第二天，婆婆便和公公大吵一回。为何起因，我已忘记；———你记得么？———只知道实在是为首饰的缘故罢了。那一次吵得真是利害！我到你家还是第一次看见呢。我觉得害怕，并且觉得这是一个恶兆；因为家里的光景真是大不同了！那回丧事是借的钱办的。在丧事里，我只哭了两回；要真伤心，我才会哭，我不会像她们那样哼哼儿。我的伤心，一半因为祖婆婆待我好，一半也愁着以后家里怎样过日子！我晓得愁，也是从前没有的；年纪大了，到底不同了。丧事过后，家里日用，分文没有；便只得或当或借的支持着。这也像严寒的冬天了。而且你家的人还要呕气。只说婆婆那样嫌着公公，说他只一味浪用，不知攒几个钱儿！又和姨娘吵闹，说她只晓得巴结公公，讨他的好！这样情形，还能和和气气的过日子么？我也常给他们解劝，但毫没有用的。这样过了一年多，我眼看着这乱糟糟的家，一天天的衰败下去，不由得不时时担心。婆婆发脾气的时候，又喜欢东拉西扯的牵连着别人。我更加要留意。你又在北京；连一个诉说的人也没有！我心里怎样不郁郁的呢？我的心本来是最宽的；到你家后便渐渐的窄了；仿佛有一块石头压着似的。你说北京有甜井、苦井，我从前的心是甜的，后来便是苦的。那些日子，真没有什么叫我笑了，我连微笑也少了。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爸和娘娘他们说：“小招真可怜！从前那样爱笑的，现在脸上简直不大看见笑了！”那时我家人待我的情形也渐渐不同了，这叫我最难过的！———谁想自家人也会势利呢？我起初还不觉得；等到他们很冷淡了，我方才明白。你看我这个人糊涂不糊涂？———娘娘他们不用说，便是郭妈妈和小五等人，也有些看不起我似的。只除了爸爸一个人！他们都晓得我们家穷了，所以如此。其实我们穷我们的，与他们何干呢！本来还家去和他们说说笑笑，还可以散散心的。这一来，我还家去做什么呢？这样又过了半年。这一年半里，公公虽曾有过两回短差事，但剩不了钱，也是无用的。好差事又图谋不到！家里便一天亏似一天了！起初人家不知就里，还愿意借钱给我们。后来见公公长久无好差事，家里连利钱也不能够按期付了，大家便都不肯借了；而且都来讨利钱、讨本钱了。他们来的时候，神气了不得！你得先听他讨厌的话，再去用好话敷衍他。敷衍得好的，便怏怏的走了；不好的，便狠狠的发话一场。你那时不在家，我们就成天过这种日子！你想这是人过的日子么？你想我还有一毫快乐的心思么？你想我眼泪直向肚里滚，还有心肠笑么？好容易到了七月里，你毕业了，而且在上海有了事了。那时大家欢喜，我更不用说了，———娘娘他们都说我从此可以出头了！我暗中着实快活了好几日，不由的笑了好几回，———我本想忍住的，但是忍不住，只好让他们去说吧。这样的光景，谁知道后来的情形却全然相反呢？
自从公公那回交卸以后，家里各人的样子，便大不同了。———我刚才不是和你说过么？婆婆已经不像从前客气。她不知听了谁的话，总防着我爬到她头上去。所以常常和我讲究做媳妇的规矩，又一心一意的要向我摆出婆婆的架子。更加家境不好，她成天的没好心思，便要寻是生非的发脾气。碰着谁就是谁。我这下辈人，又是外姓人，自然更倒霉了！她那时常要挑剔我。她虽不明明的骂我，但摆着冷脸子给你看，冷言冷语的讥嘲你，又背地里和佣人们议论你，就尽够你受了！姨娘呢，虽不曾和我怎样，但暗中挑拨着婆婆，也甚是利害！你想，我怎能不郁郁的！———只有公公还好，算不曾变了样子。我刚才不说过那时简直不大会笑么？你想，愁都愁不过来，又怎样会笑呢？况且到了后来，便是要笑也不敢了。记得有一回，不知谁说了什么，引得我开口大笑。这其实是偶然又偶然的事。但婆婆却发话了。她说，“少奶奶真爱笑！家里到这地步，怎么一点不晓得愁呢！怎么还能这样嘻嘻哈哈呢！”她的神气严厉极了，叫我害怕，更叫我难堪！———当着众人面前，受这样的责备，真是我平生第一回！我还有什么脸面呢？我气得发抖，只有回房去暗哭！
你想，从此以后，我还敢笑么？我还去自讨没趣么？况且家里又是这个样子！一直等到你上海有事的时候，我才高兴起来，才又笑了几回。但是后来更不敢笑了！为什么呢？你有了事以后，虽统共只拿了七十块钱一月，他们却指望你很大。他们恨不得你将这七十块钱全给家里！你自然不能够。你虽然曾寄给他们一半的钱，他们那里会满意！况你的寄钱，又没有定期，家里等着用，又是焦急！婆婆便只向我罗唆，说你怎样不懂事，怎样不顾家，怎样只管自己用。她又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他想不问吗，怎能够哩！”她说这些话，虽不曾怪我，但她既不高兴你，自然更不高兴我了！从前她对我虽然也存着心眼儿，但却不恨我，所以还容易相处。
现在她似乎渐渐有些恨我了！这全是因为你！她恨我，更要挑剔我了。我就更难了！家里是这样艰窘，你又终年在外面，婆婆又有心和我作对。这真真逼死我了！
那知后来还要不行！前年暑假你回来了，身边只剩两个角子。婆婆第一个不高兴。
她不是尽着问你钱到那里去了么？你在家三天，她便唠叨了三天。你本来不响的，后来大约忍不住了，也说了几句。她却和你大吵！第二天，你赌气走了。———我何尝不劝你，但怎么劝得住呢？午饭的时候，他们才问起你。我只好直说。婆婆听了，立刻变脸大骂，又硬说是我挑唆你的！她饭不吃了，跳到厨房里向佣人们数说。接着又和左右邻舍说了一回。晚上公公回来，她一五一十告诉他。她说：“这总是少奶奶的鬼！我们家真晦气，媳妇也娶不到一个好的！自从她进门，你就不曾有过好差事，家境是一天坏似一天！现在又给大金出主意，想教他不寄钱回家；又挑唆他和我吵，使你们一家不和，真真八败命！”———她在对面房里，故意的高声说，教我听得清楚。———后来公公接着道：“不寄钱？———哼！他敢！让我写信问他去。我不能给他白养活女人、孩子！———现在才晓得，少奶奶真不是东西！”
……以后声音渐低，我也再不能听下去了！那天我不曾吃饭。我又是害怕，又是寒心！我和他们仿佛是敌国了，但是我只有一个人！知道他们怎样来呢？我在床上哭了半夜，只恨自己命苦！从第二天起，我处处提防着。果然第四天的下午，公公便指着一件不相干的事，向我大发脾气。他骂我：“不要发昏！”这是四年来不曾有过的！他的骂比婆婆那回更是凶恶。但是我，除了忍受，有什么法子呢？我那晚又哭了半夜。现在是哭比笑多了。世间婆婆骂媳妇是常事；公公骂，却是你家特别的！
你看你家的媳妇可是人做的！从那回起，我竟变了罪人！婆婆的明讥暗讽，不用说了。姨娘看见公公不高兴我，本来只是暗中弄松我的，现在却明明的来挑拨我了！
四弟、五妹也常说我的坏话了！婆婆和姨娘向我发话的时候，他们也要帮衬几句了！佣人们也呼唤不灵了！总之，“墙倒众人推”了。那时候，他们的眼睛都看着我，他们的耳朵都听着我，谁都要在我身上找出些错处，嘲弄一番。你想我怎样当得住呢？我的脸色、话语、举动，几乎都不中他们的意，几乎都要受他们的挑剔。———真成了“眼中钉”了！我成日躲在房里，不敢出来。出来时也不敢多说，不敢多动，只如泥塑木雕的一般！这时那里还想到笑？笑早已到爪哇国里去了。连影子也不见了！本来我到家里住住，也可暂避一时。凑巧那年春天，爸爸过生日，郭妈妈要穿红裙，和他大闹。我帮着爸爸，骂了她一顿。她从此恨我切骨！本就不甚看得起我，这一来，索性不理睬我了！我因此就不能常回去了！到这时候，更不愿回去仰面求她，给她嗤笑了！我真是走投无路。要不是为了你和孩子，我早已死了。那时我差不多每夜要哭，仿佛从前要笑一样。思前想后，十分难过，觉得那样的活着，还是死了的好。等到后来你来信答应照常寄钱，这才稍微好些。但也只是“稍微”好些罢了，和从前总不相同了！直到现在，都是如此。
自从大前年生了狗儿，去年又生了玉儿。这两个孩子可也真累坏了我！你看我初到你家时是怎样壮的，现在怎么样了？人也老了，身子瘦得像一只螳螂———尽是皮包着骨头！多劳碌了，就会头晕眼花；那里还像二十几岁的人？这一半也因为心境不好，一半也实在是给孩子们磨折的！我从前身体虽然不好，那里像现在呢？我自己很晓得，我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将来一定活不长的！———你不信么？以后总会看见的。说起来我的命只怕真不好！不然，公公在榷运局老不交卸，家里总可以雇两个奶娘。我又何至吃这样的辛苦呢？呀！领孩子的辛苦，真是你们想不到的！我又比别人格外辛苦，所以更伤人！记得狗儿生的时候，我没有满月，就起来帮他们做事，一面还要领孩子。才生的孩子，最难照管。穿衣服怕折了胳膊，盖被又怕捂死了他。我是第一胎，更得提心吊胆的。那时日里夜里，总是悬悬不安！吃饭是匆匆的，睡觉也只管惊醒！婆婆们虽也欢喜狗儿，但却不大能领他。一天到晚，孩子总是在我手里的多！还得给家里做事，所以便很累了。那时我这个人六神无主，失张失智的。没有从前唧溜，也没有从前勤快了。婆婆常常向我唠叨，说我没规矩，一半也因为此。等到孩子大起来了，哭呀，吵呀，总是有的。你们却又讨厌了，说孩子不乖巧，又说我太宠他了！还要打他。我拦住了，你便向我生气。其实这一点大的孩子，晓得什么？怎忍心怪他、打他！但你在家的时候，既然常为了孩子和我罗唆，婆婆后来和我吵，也常常借了孩子起因。我真气极了，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私生的，怎么你也怪我，他也怪我呢？我真倒霉，一面要代你受气，一面又要代孩子受气！整整三个年头，我不曾吃过一餐好饭，睡过一夜好觉，到底为了什么呢？狗儿的罪，还没有受完，又来了玉儿！你又老是这个光景，不能带我们出去。我今生今世是莫想抬头的了！———唉，我这几年兴致真过完了！我也不爱干净了，我也不想穿戴了，我也不想出去逛了。终日在家里闷着；闷惯了，倒也罢了。我为了两个孩子，时时觉着有千斤的重担子在我身上。又加上你家里人，都将我看作仇人。我仿佛上了手铐脚镣，被囚在一间牢狱里！你想我还能高兴么？我这样冷冰冰的，真还要死哩！你在家时还好，你不在家时，我寂寞透了！只好逗着孩子们笑着玩儿，但心思总是不能舒舒贴贴的。我此刻哭是哭不出，笑可也不会笑了；你教我笑，也笑不来了。而且看见别人笑，听到别人笑，心中说不出的不愿意。便是有时敷衍人，勉强笑笑，也只觉得苦，觉得很费力！我真是有些反常哩！
好人，好人，几时让我再能像“娘在时”那样随随便便、痛痛快快的笑一回呢？
1923年4月28日作完，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6号。
文艺的真实性
我们所要求的文艺，是作者真实的话，但怎样才是真实的话呢？我以为不能笼统的回答；因为文艺的真实性是有种别的，有等级的。
从“再现”的立场说，文艺没有完全真实的，因为感觉与感情都不能久存，而文艺的抒写，又必在感觉消失了，感情冷静着的时候，所以便难把捉了。感觉是极快的，感觉当时，只是感觉，不容作别的事。到了抒写的时候，只能凭着记忆，叙述那早已过去的感觉。感情也是极快的。在它热烈的时候，感者的全人格都没入了，那里有从容抒写之暇？———一有了抒写的动机，感情早已冷却大半，只剩虚虚的轮廓了。所以正经抒写的时候，也只能凭着记忆。从记忆里抄下的感觉与感情，只是生活的意思，而非当时的生活；与当时的感觉感情，自然不能一致的。不能一致，就不是完全真实了———虽然有大部分是真实的。
在大部分真实的文艺里，又可分为数等。自叙传性质的作品，比较的最是真实，是第一等。虽然自古哲人说自知是最难的，虽然现在的心理学家说内省是靠不住的，研究自己的行为和研究别人的行为同其困难，但那是寻根究底的话；在普通的意义上，一个人知道自己，总比知道别人多些，叙述自己的经验，总容易切实而详密些。近代文学里，自叙传性质的作品一日一日的兴盛，主观的倾向一日一日的浓厚；法朗士甚至说，一切文艺都是些自叙传。这些大约就因为力求逼近真实的缘故。作者唯恐说得不能入微，故只拣取自己的经验为题材，读者也觉作者为别人说话，到底隔膜一层，不如说自己的话亲切有味，这可叫做求诚之心，欣赏力发达了，求诚之心也便更觉坚强了。
叙述别人的事不能如叙述自己的事之确实，是显然的，为第二等。所谓叙述别人的事，与第三身的叙述稍有不同。叙别人的事，有时也可用第一身；而用第三身叙自己的事，更是常例。这正和自叙传性质的作品与第一身的叙述不同一样。在叙述别人的事的时候，我们所得而凭借的，只有记忆中的感觉，与当事人自己的话，与别人关于当事人的叙述或解释。———这所谓当事人，自然只是些“榜样”Model。
将这些材料加以整理，仔仔细细下一番推勘的工夫，体贴的工夫，才能写出种种心情和关系；至于显明性格或脚色，更需要塑造的工夫。这些心情，关系和性格，都是推论所得的意思；而推论或体贴与塑造，是以自己为标准的。人性虽有大齐，细端末节，却是千差万殊的，这叫做个性。人生的丰富的趣味，正在这细端末节的千差万殊里。能显明这千差万殊的个性的文艺，才是活泼的，真实的文艺。自叙传性质的作品，确能做到一大部分；叙述别人的事，却就难了。因为我们的叙述，无论如何，是以自己为标准的；离不了自己，那里会有别人呢？以自己为标准所叙别人的心情，关系，性格，至多只能得其轮廓，得其形似而已。自叙凭着记忆，已是间接；这里又加上了推论，便间接而又间接了；愈间接，去当时当事者的生活便愈远了，真实性便愈减少了。但是因为人性究竟是有大齐的，甲所知于别人的固然是浮面的，乙丙丁……所知于别人的也不见得有多大的差异；因此大家相忘于无形，对于“别人”的叙述之真实性的减少，并不觉有空虚之感。我们在文人叙述别人的文字里，往往能觉着真实的别人，而且觉着相当的满足，就为此故。———这实是我们的自骗罢了。
相像的抒写，从“再现”的立场看，只有第三等的真实性。相像的再现力是很微薄的。它只是些凌杂的端绪Fringe，凌杂的影子。它是许多模糊的影子，依着人们随意起的骨架，构成的一团云雾似的东西。和普通所谓实际，相差自然极远极远了。影子已经靠不住了，何况又是模糊的，凌杂的呢？何况又是照着人意重行结构的呢？虽然想像的程度也有不同，但性质总是类似的。无论是想像的实事，无论想像的奇迹，总只是些云雾，不过有浓有淡罢了。无论这些想像是从事实来的，是从别人的文字来的，也正是一样。它们的真实性，总是很薄弱的。我们若要剥头发一样的做去，也还能将这种真实性再分为几等；但这种剖析，极难“铢两悉称”非我的力量所能及。所以只好在此笼统地说，想像的抒写，只有第三等的真实性。
从“再现”的立场所见的文艺的真实性，不是充足的真实性；这令我们不能满意。我们且再从“表现”的立场看。我们说，创作的文艺全是真实的。感觉与感情是创作的材料；而想像却是创作的骨髓。这和前面所说大异了。“创作”的意义决不是再现一种生活于文字里，而是另造一种新的生活。因为说生活的再现，则再现的生活决不能与当时的生活等值，必是低一等或薄一层的。况说生活再现于文字里，将文字与生活分开，则主要的是文字，不是生活；这实是再现生活的“文字”，而非再现的“生活”了。这里文艺之于生活，价值何其小呢？说创作便不如此。我前面解释创作，说是另造新生活；这所谓“另造”，骤然看来，似乎有能造与所造，又有方造与既造。但在当事的创作者，却毫不起这种了别。说能造是作者，所造是表现生活的文字，或文字里表现的生活；说方造是历程，既造是成就：这都是旁观者事后的分析，创作者是不觉得的。这种分析另有它的价值，但决不是创作的价值。创作者的创作，只觉是一段生活，只觉是“生活着”。“我”固然是这段生活的一部，文字也是这段生活的一部；“我”与文字合一，便有了这一段生活。这一段生活继续进行，有它自然的结束；这便是一个历程。在历程当中，生活的激动性很大；剧烈的不安引起创作者不歇的努力。历程终结了，那激动性暂时归于平衡的状态；于是创作者如释了重负，得到一种舒服。但这段生活之价值却不仅在它的结束。创作者并不急急地盼望结束的到临；他在继续的不安中，也欣赏着一步步的成功———一步步实现他的生活。这样，历程中的每一点，都于他有价值了。所以方造与既造的辨别，在他是不必要的；他自然不会感着了。总之，创作只是浑然的一段生活，这其间不容任何的了别的。至于创作的材料则因生活是连续的，而创作也是一段生活，所以仍免不了取给于记忆中所留着的过去生活的影像。但这种影像在创作者的眼中，并不是过去的生活之模糊的副本，而是现在的生活之一部———记忆也是现在的生活；所以是十分真实的。这样，便将记忆的价值增高了。再则，创作既是另造新生活，则运用现有的材料，自然有自由改变之权，不必保持原状；现有的材料，存于记忆中的，对于创作，只是些媒介罢了。这和再现便不同了。创作的主要材料，便是，创作者唯一的向导———这是想像。想像就现有的记忆材料，加以删汰，补充，联络，使新的生活得以完满地实现。所以宽一些说，创作的历程里，实只有想像一件事；其馀感觉，感情等，已都融冶于其中了。想像在创作中第一重要，和在再现中居末位的大不相同。这样，创作中虽含有现在生活的一部，即记忆中过去生活的影像，而它的价值却不在此；它的价值在于向未来的生活开展的力量，即想像的力量。开展就是生活；生活的真实性，是不必怀疑的。所以创作的真实性，也不必怀疑的。所以我说，从表现的立场看，创作的文艺全是真实的。
至于自叙或叙别人，在创作里似乎不觉有这样分别。因为创作既不分“能”
“所”，当然也不分“人”“我”了。“我”的过去生活的影像与“人”的过去生活的影像，同存于记忆之内，同为创作的材料；价值是相等的。在创作时，只觉由一个中心而扩大，其间更无界划。这个中心或者可说是“我”；但这个“我”实无显明的封域，与平常人所执着的我广狭不同。凭着这个意义的“我”，我们说一切文艺都是自叙传，也未尝不可。而所谓近代自叙传性质的作品增多，或有一大部分指着这一意义的自叙传，也未可知。———我想，至少十九世纪末期及二十世纪的文艺是如此。在创作时，只觉得扩大一件事。扩大的历程是不能预料的；惟其不能预料，才成其为创造，才成其为生活。我们写第一句诗，断不知第二句之为何———谁能知道“满城风雨近重阳”的下一句是什么呢？就是潘大临自己，也必不晓得的。
这时何暇且何能，斤斤斟酌于“人”“我”之间，而细为剖辨呢？只任情而动罢了。事后你说它自叙也好，说它叙别人也好，总无伤于它完全的真实性。胡适的《应该》，俞平伯的《在鹞鹰声里的》，事后看来，都是叙别人的。从“再现”方面看，诚然或有不完全真实的地方。但从“创作”方面看，则浑然一如，有如满月；那有丝毫罅隙，容得不真实的性质溜进去呢？总之，创作实在是另辟一世界，一个不关心的安息的世界。便是血与泪的文学，所辟的也仍是这个世界。（此层不能在此评论）在这个世界里，物我交融，但有窃然的向往，但有沛然的流转；暂脱人寰，遂得安息。至于创作的因缘，则或由事实，或由文字。但一经创作的心的熔铸，就当等量齐观，不宜妄生分别。俗见以为由文字而生之情力弱，由事实而生之情力强，我以为不然。这就因为事实与文字同是人生之故。即如前举俞平伯《在鹞鹰声里的》一诗，就是读了康白情的《天亮了》，触动宿怀，有感而作。那首诗谁能说是弱呢？这可见文字感人之力，又可见文字与事实之易相牵引了。上来所说，都足证创作只是浑然的真实的生活；所以我说，创造的文艺全是真实的。
从“表现”的立场看，没有所谓“再现”；“再现”是不可能的。创作只是一现而已。就是号称如实描写客观事象的作品，也是一现的创作，而不是再现；因所描写的是“描写当时”新生的心境（记忆），而不是“描写以前”旧有的事实。这层意思，前已说明。所以“再现”不是与“创作”相对待的。在“表现”的立场里，和“创作”相对待的，是“模拟”及“撒谎”。模拟是照别人的样子去制作。
“拟古”，“拟陶”，“拟谢”，“拟某某篇”，“效某某体”，“拟陆士衡拟古”，“学韩”，“学欧”，……都是模拟，都是将自己揿在他人的型里。模拟的动机，或由好古，或由趋时，这是一方面；或由钦慕，或由爱好，这是另一方面。钦慕是钦慕其人，爱好是爱好其文。虽然从程度上论，爱好比钦慕较为真实，好古与趋时更是浮泛；但就性质说，总是学人生活，而非自营生活。他们悬了一些标准，或选了一些定型，竭力以求似，竭力以求合。他们的制作，自然不能自由扩展了。撒谎也可叫做“捏造”，指在实事的叙述中间，插入一些不谐和的虚构的叙述；这些叙述与前后情节是不一致的，或者相冲突的。从“再现”的立场说，文艺里有许多可以说是撒谎的；甚至说，文艺都是撒谎的。因为文艺总不能完全与事实相合。在这里，浪漫的作品，大部分可以说完全是谎话了。历史小说，虽大体无背于事实，但在详细的节目上，也是撒谎了。便是写实的作品，谎话诚然是极少极少，但也还免不了的。不过这些谎话全体是很谐和的，成为一个有机体，使人不觉其谎。而作者也并无故意撒谎之心。假使他们说的真是谎话，这个谎话是自由的，无所为的。因此，在“表现”的立场里，我们宁愿承认这些是真实的。然则我们现在所谓“撒谎”
的，是些什么呢？这种撒谎是狭义的，专指在实事的叙述里，不谐和的，故意的撒谎而言。这种撒谎是有所为的；为了求合于某种标准而撒谎。这种标准或者是道德的，或者是文学的。章实斋《文史通义古文十弊》篇里有三个例，可以说明这一种撒谎的意义。我现在抄两个给诸君看：（一）“有名士投其母行述，……叙其母之节孝：则谓乃祖衰年病废，卧床，溲便无时；家无次丁，乃母不避秽亵，躬亲熏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于时蹙然不安，乃母肃然对曰，‘妇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节母既明大义，定知无是言也！此公无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谓得体，而不知适如冰雪肌肤，剜成疮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
（二）“尝见名士为人撰志。其人盖有朋友气谊；志文乃仿韩昌黎之志柳州也。———一步一趋，惟恐其或失也。中间感叹世情反复，已觉无病费呻吟矣；未叙丧费出于贵人，及内亲竭劳其事。询之其家，则贵人赠赙稍厚，非能任丧费也；而内亲则仅一临穴而已，亦并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长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为经理者也。诘其何为失实至此？
则曰，仿韩志终篇有云，……今志欲似之耳。……临文摹古，迁就重轻，又往往似之矣。”
第一例是因求合于某种道德标准（所谓“得体”）而捏造事实，第二例是因求似于韩文而附会事实；虽然作者都系“名士”，撒谎却都现了狐狸尾巴！这两文的漏洞（即冲突之处）及作者的有意撒谎，章实斋都很痛快的揭出来了。看了这种文字，我想谁也要觉着多少不舒服的。这种作者，全然牺牲了自己的自由，以求合于别人的定型。他们的作品虽然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但这种生活是怎样的局促而空虚哟！
上面第一例只是撒谎；第二例是模拟而撒谎，撒谎是模拟的果。为什么只将它作为撒谎的例呢？这里也有缘故。我所谓模拟，只指意境，情调，风格，词句四项而言；模拟而至于模拟实事，我以为便不是模拟了。因为实事不能模拟，只能捏造或附会；模拟事实，实在是不通的话。所以说模拟实事，不如说撒谎。上面第二例，形式虽是模拟而实质却全是撒谎；我说模拟而撒谎，原是兼就形质两方而论。
再明白些说，我所谓模拟有两种：第一种，里面的事实，必是虚构的，且谐和的，以求生出所模拟之作品的意境，情调。第二种，事实是实有的，只仿效别人的风格与字句。至于在应该叙实事的作品里，因为模拟的缘故，故意将原有事实变更或附会，这便不在模拟的范围之内，而变成撒谎了。因为实事是无所谓模拟的。至于不因模拟，而于叙实事的作品里插入一些捏造的事实，那当然更是撒谎，不成问题的。这是模拟与撒谎的分别。一般人说模拟也是撒谎。但我觉得模拟只是自动的“从人”，撒谎却兼且被动的“背己”。因为模拟时多少总有些向往之诚，所以说是自动的；因为向往的结果是“依样葫芦”，而非“任性自表”，所以说是“从人”。
但这种“从人”，不至“背己”。何以故？从人的意境，字句，可以自圆其说，成功独立的一段生活，而无冲突之处。这是无所谓“背己”的；因为虽是学人生活，但究竟是自己的一段完成的生活。———却不是充足的，自由的生活。至于从人的风格，情调，似乎会“背己”了，其实也不然。因为风格与情调本是多方面的，易变化的。况且一切文艺里的情调，风格，总有其大齐的。所以设身处地去体会他人的情调而发抒之，是可能的。并且所模仿的，虽不尽与“我”合，但总是性之所近的。因此，在这种作品里，虽不能自由发抒，但要谐和而无冲突，是甚容易的。至于撒谎，如前第一例，求合于某种道德标准，只是根于一种畏惧，掩饰之心；毫无什么诚意。———连模拟时所具的一种倾慕心，也没有了。因此，便被动的背了自己的心瞎说了。明明记着某人或自己是没有这些事的，但偏偏不顾是非的说有；这如何能谐和呢？这只将矛盾显示于人罢了。第二例自然不同，那是以某一篇文的作法为标准的。在这里，作者虽有向往之诚，可惜取径太笨了，竟至全然牺牲了自己；因为他悍然的违背了他的记忆，关于那个死者的。因此，弄巧成拙，成了不诚的话了。总之，模拟与撒谎，性质上没有多大的不同，只是程度相差却甚远了。我在这里将捏造实事的所谓模拟不算作模拟，而列入撒谎之内，是与普通的见解不同的；但我相信如此较合理些。由以上的看法，我们可以说，在表现的立场里，模拟只有低等的真实性，而撒谎全然没有真实性———撒谎是不真实的，虚伪的。
我们要有真实而自由的生活，要有真实而自由的文艺，须得创作去；只有创作是真实的，不过创作兼包精粗而言，并非凡创作的都是好的。这已涉及另一问题，非本篇所能详了。
附注：本篇内容的完成，颇承俞平伯君的启示，在这里谢谢他。
1923年11月17日。
文艺之力
我们读了《桃花源记》，《红楼梦》，《虬髯客传》，《灰色马》，《现代日本小说集》，《茵梦湖》，《卢森堡之一夜》……觉得新辟了许多世界。有的开着烂漫的花，绵连着芊芊的碧草。在青的山味，白的泉声中，上下啁啾着玲珑的小鸟。太阳微微的笑着；天风不时掠过小鸟的背上。有的展着一片广漠的战场，黑压压的人都冻在冰里，或烧在火里。却有三两个战士，在层冰上，在烈焰中奔驰着。那里也有风，冷到刺骨，热便灼人肌肤。那些战士披着发，红着脸，用了铁石一般的声音叫喊。
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困倦，没有寂寞；只有百度上的热，零度下的冷，只有热和冷！有的是白发的老人和红衣的幼女，乃至少壮的男人，妇人，手牵着手，挽成一个无限大的圈儿，在地上环行。他们都踏着脚，唱着温暖的歌，笑容可掬的向着；太阳在他们头上。有的全是黑暗和阴影，仿佛夜之国一般。大家摸索着，挨挤着，以嫉恨的眼互视着。这些闪闪的眼波，在暗地里仿佛是幕上演着的活动影戏，有十足的机械风。又像舞着的剑锋，说不定会落在谁的颈上或胸前的。这世界如此的深而莫测，真有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有的却又不同。将眼前的世界剥去了一层壳，只留下她的裸体，显示美和丑的曲线。世界在我们前面索索的抖着，便不复初时那样的仪态万方了。有时更像用了X光似的，显示出她的骨骼和筋络等等，我们见其肺肝了，我们看见她的血是怎样流的了。这或者太不留馀地。但我们却能接触着现世界的别面，将一个胰皂泡幻成三个胰皂泡似的，得着新国土了。
另有词句与韵律，虽常被认为末事，却也酝酿着多样的空气，传给我们种种新鲜的印象。这种印象确乎是简单些；而引人入胜，有催眠之功用，正和前节所述关于意境情调的一样———只是程度不同吧了。从前人形容痛快的文句，说是如啖哀家梨，如用并州剪。这可见词句能够引起人的新鲜的筋肉感觉。我们读晋人文章和《世说新语》一类的书遇着许多“隽语”，往往翛然有出尘之感，真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也正是词句的力。又如《红楼梦》中的自然而漂亮的对话，使人觉得轻松，觉得积伶。《点滴》中深曲而活泼的描写，多用拟人的字眼和句子，更易引起人神经的颤动。《诱惑》中的：
忽然全世界似乎打了一个寒噤。
仿佛地正颤动着，正如伊的心脏一般的跳将起来了。
便足显示这种力量。此外“句式”也有些关系。短句使人敛；长句使人宛转；锁句（periodicalsentence）使人精细；散句使人平易；偶句使人凝整，峭拔。说到“句式”，便会联想到韵律，因为这两者是相关甚密的。普通说韵律，但就诗歌而论；我所谓韵律却是广义的，散文里也有的。这韵律其实就是声音的自然的调节，凡是语言文字里都有的。韵律的性质，一部分随着字音的性质而变，大部分随着句的组织而变。字音的性质是很复杂的。我于音韵学没有什么研究，不能详论。约略说来，有刚音，有柔音，有粗涩的音，有甜软的音。清楚而平滑的韵（如“先”韵）可以引起轻快与美妙的感觉；开张而广阔的韵（如“阳”韵）可以引起举与展扩的感觉。浊声（如勹，ㄉ，ㄍ）使人有努力，冲撞，粗暴，艰难，沉重等印象；清声（如夂，云，ㄋ）则显示安易，平滑，流动，稳静，轻妙，温良与娴雅。浊声如重担在肩上；清声如蜜在舌上。这些分别，大概由于发音机关的变化；旧韵书里所谓开齐合撮，阴声，阳声，弇声，侈声，当能说明这种缘故。我却不能做这种工作；我只总说一句，因发音机关的作用不同，引起各种相当而不同的筋肉感觉，于是各字的声音才有不同的力量了。但这种力量也并非一定，因字在句中的位置而有增减。在句子里，因为意思与文法的关系，各字的排列可以有种种的不同。其间轻重疾徐，自然互异。轻而疾则力减，重而徐则力增。这轻重疾徐的调节便是韵律。
调节除字音外，更当注重音“节”与句式；音节的长短，句式的长短，曲直，都是可以决定韵律的。现在只说句式，音节可以类推。短句促而严，如斩钉截铁，如一柄晶莹的匕首。长句舒缓而流利，如风前的马尾，如拂水的垂杨。锁句宛转腾挪，如天矫的游龙，如回环的舞女。散句曼衍而平实，如战场上的散兵线，如依山临水的错落的楼台。偶句停匀而凝炼，如西湖上南北两峰，如处女的双乳。这只论其大凡，不可拘执；但已可见韵律的力量之一斑了。———所论的在诗歌里，尤为显然。
由上所说，可见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都能移人情；两者相依为用，可以引人入胜，引人到“世界外之世界”。在这些境界里，没有种种计较利害的复杂的动机，也没有那个能分别的我。只有浑然的沉思，只有物我一如的情感（fellowfeeling）。
这便是所谓“忘我”。这时虽也有喜，怒，哀，乐，爱，恶，欲等的波动，但是无所附的，无所为的，无所执的。固然不是为“我自己”而喜怒哀乐，也不是为“我的”亲戚朋友而喜怒哀乐，喜怒哀乐只是喜怒哀乐自己，更不能说是为了谁的。
既不能说是为了谁的，当然也分不出是“谁的”了。所以，这种喜怒哀乐是人类所共同的。因为是共同的，无所执的，所以是平静的，中和的。有人说文艺里的情绪不是真的情绪，纵然能逼紧人的喉头，燃烧人的眼睛。我们阅读文艺，只能得着许多鲜活的意象（idea）吧了；这些意象是如此的鲜活，将相联的情绪也微微的带起在读者的心中了。正如我们忆起一个恶梦一样，虽时过境迁，仍不免震悚；但这个震悚的力量究竟是微薄的。所以文艺里的情绪的力量也是微薄的；说它不是真的情绪，便是为此。真的情绪只在真的冲动，真的反应里才有。但我的解说，有些不同。文艺里既然有着情绪，如何又说是不真？至多只能加上“强”，“弱”，“直接”，“间接”等限制词吧了。你能说文艺里情绪是从文字里来的，不是从事实里来的，所以是间接的，微弱的；但你如何能说它不是真的呢？至于我，认表现为生活的一部，文字与事实同是生活的过程；我不承认文艺里的情绪是间接的，因而也不能承认它是微弱的。我宁愿说它是平静的，中和的。这中和与平静正是文艺的效用，文艺的价值。为什么中和而平静呢？我说是无“我执”之故。人生的狂喜与剧哀，都是“我”在那里串戏。利害，得失，聚散……之念，萦于人心，以“我”
为其枢纽。“我”于是纠缠、颠倒，不能已已。这原是生活意志的表现；生活的趣味就在于此。但人既执着了“我”，自然就生出“我爱”，“我慢”，“我见”，“我痴”；情之所发，便有偏畸，不能得其平了。与“我”亲的，哀乐之情独厚；渐疏渐薄，至于没有为止。这是争竞状态中的情绪，力量甚强而范围甚狭。至于文艺里的情绪，则是无利害的，泯人我的；无利害便无争竞，泯人我便无亲疏。因而纯净，平和，普遍，像汪汪千顷，一碧如镜的湖水。湖水的恬静，虽然没有涛澜的汹涌，但又何能说是微薄或不充实呢？我的意思，人在这种境界里，能够免去种种不调和与冲突，使他的心明净无纤尘，以大智慧普照一切；无论悲乐，皆能生趣。———日常生活中的悲哀是受苦，文艺中的悲哀是享乐。愈易使我们流泪的文艺，我们愈愿意去亲近它。有人说文艺的悲哀是“奢华的悲哀”（luxurioussadness）正是这个意思。“奢华的”就是“无计较的享乐”的意思。我曾说这是“忘我”的境界；但从别一面说，也可说是“自我无限的扩大”。我们天天关闭在自己的身分里，如关闭在牢狱里；我们都渴望脱离了自己，如幽囚的人之渴望自由。我们为此而忧愁，扫兴，阴郁。文艺却能解放我们，从层层的束缚里。文艺如一个侠士，半夜里将我们从牢狱里背了出来，飞檐走壁的在大黑暗里行着；又如一个少女，偷偷开了狭的鸟笼，将我们放了出来，任我们向海阔天空中翱翔。我们的“我”，融化于沉思的世界中，如醉如痴的浑不觉了。在这不觉中，却开辟着，创造着新的自由的世界，在广大的同情与纯净的趣味的基础上。前面所说各种境界，便可见一斑了。这种解放与自由只是暂时的，或者竟是顷刻的。但那中和与平静的光景，给我们以安息，给我们以滋养，使我们“焕然一新”；文艺的效用与价值惟其是暂而不常的，所以才有意义呀。普通的娱乐如打球，跳舞等，虽能以游戏的目的代替实利的目的，使人忘却一部分的计较，但决不能使人完全忘却了自我，如文艺一样。故解放与自由实是文艺的特殊的力量。
文艺既然有解放与扩大的力量，它毁灭了“我”界，毁灭了人与人之间重重的障壁。它继续的以“别人”调换我们“自己”，使我们联合起来。现在世界上固然有爱，而疑忌，轻蔑，嫉妒等等或者更多于爱。这决不是可以满足的现象。其原因在于人为一己之私所蔽，有了种种成见与偏见，便不能了解他人，照顾他人了。各人有各人的世界；真的，各人独有一个世界。大世界分割成散沙似的碎片，便不成个气候；灾祸便纷纷而起了。灾祸总要避除。有心人于是着手打倒种种障壁；使人们得以推诚相见，携手同行。他们的能力表现在各种形式里，而文艺亦其一种。文艺在隐隐中实在负着联合人类的使命。从前俄国托尔斯泰论艺术，也说艺术的任务在借着情绪的感染以联合人类而增进人生之幸福。他的全部的见解，我觉得太严了，也可以说太狭了。但在“联合人类”这一层上，我佩服他的说话。他说只有他所谓真正的艺术，才有联合的力量，我却觉得他那斥为虚伪的艺术的，也未尝没有这种力量；这是和他不同的地方。单就文艺而论，自然也事同一例。在文艺里，我们感染着全人类的悲乐，乃至人类以外的悲乐（任举一例，如叶圣陶《小蚬的回家》中所表现的）。这时候人天平等，一视同仁；“我即在人中”，人即在自然中。
“全世界联合了哟！”我们可以这样绝叫了。便是自然派的作品，以描写丑与恶著名，给我们以夜之国的，看了究竟也只会发生联合的要求；所以我们不妨一概论的。这时候，即便是一刹那，爱在我们心中膨胀，如月满时的潮汛一般。爱充塞了我们的心，妖魅魍魉似的疑忌轻蔑等心思，便躲避得无影无踪了。这种联合力。是文艺的力量的又一方面。
有人说文艺并不能使人忘我，它却使人活泼泼的实现自我（self－realization），这就是说，文艺给人以一种新的刺激，足以引起人格的变化。照他们说，文艺能教导人，能鼓舞人；有时更要激动人的感情，引起人的动作。革命的呼声可以唤起睡梦中的人，使他们努力前驱，这是的确的。俄国便是一个好例。而“靡靡之音”使人“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使人“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却也是真的。这因环境的变迁固可影响人的情思及他种行为，情思的变迁也未尝不能影响他种行为及环境；而文艺正是情思变迁的一个重要因子，其得着功利的效果，也是当然的。文艺如何影响人的情思，引起他人格的变化呢？梁任公先生说得最明白，我且引他的话：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人之读一小说也，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断相续：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遂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一特别原质之种子。有此种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触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种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此节措辞虽间有不正确之处，但议论是极透辟的。他虽只就小说立论，但别种文艺也都可作如是观。此节的主旨只是说小说（文艺）能够渐渐的，不知不觉的改变读者的旧习惯，造成新习惯在他们的情思及别种行为里。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所谓“实现自我”，也便是这个意思。近年文坛上“血与泪的文学”，爱与美的文学之争，就是从这个见解而来的。但精细的说，“实现自我”并不是文艺之直接的，即时的效用，文艺之直接的效用，只是解放自我，只是以作品的自我调换了读者的自我；这都是阅读当时顷刻间的事。至于新刺激的给予，新变化的引起，那是片刻间的扩大，自由，安息之结果，是稍后的事了。因为阅读当时没有实际的刺激，便没有实际的冲动与反应，所以也没有实现自我可言。阅读之后，凭着记忆的力量，将当时所感与实际所受对比，才生出振作，颓废等样的新力量。这所谓对比，自然是不自觉的。阅读当时所感，虽同是扩大，自由与安息，但其间的色调却是千差万殊的；所以所实现的自我，也就万有不同。至于实现的效用，也难一概而论。大约一次两次的实现是没有多大影响的；文艺接触得多了，实现的机会频频了，才可以造成新的习惯，新的人格。所以是很慢的。原来自我的解放只是暂时的，而自我的实现又不过是这暂时解放的结果；间接的力量，自然不能十分强盛了。故从自我实现的立场说，文艺的力量的确没有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大。周启明先生说得好：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因此除了真不道德的思想以外（资本主义及名分等）可以放任。（《诗》一卷四号通信）他承认文艺有影响行为的力量，但这个力量是有限度的。这是最公平的话。但无论如何，这种“实现自我”的力量也是文艺的力量的一面，虽然是间接的。它是与解放、联合的力量先后并存的，却不是文艺的唯一的力量。
说文艺的力量不是极大无限的，或许有人不满足。但这绝不足为文艺病。文艺的直接效用虽只是“片刻间”的解放，而这“片刻间”已经多少可以安慰人们忙碌与平凡的生活了。我们如奔驰的马。在接触文艺的时候，暂时松了缰绊，解了鞍辔，让嚼那青青的细草，饮那凛冽的清泉。这短短的舒散之后，我们仍须奔驰向我们的前路。我们固愿长逗留于清泉嫩草之间，但是怎能够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怎能够脱卸呢？我们固然要求无忧无虑的解放，我们也要求继续不断的努力与实现。生活的趣味就在这两者的对比与调和里。在对比的光景下，文艺的解放力因稀有而可贵；它便成了人生的适量的调和剂了。这样说来，我们也可不满足的满足了。至于实现自我，本非文艺的专责，只是馀力而已；其不能十分盛大，也是当然。又文艺的效用是“自然的效用”，非可以人力强求；你若故意费力去找，那是钻入牛角湾里去了。而文艺的享受，也只是自然的。或取或舍，由人自便；它决不含有传统的权威如《圣经》一样，勉强人去亲近它。它的精神如飘忽来往的轻风，如不能捕捉的逃人；在空闲的甜蜜的时候来访问我们的心。它来时我们决不十分明白，而它已去了。我们欢迎它的，它给我们最小到最大的力量，照着我们所能受的。我们若拒绝它或漠然的看待它，它便什么也不丢下。我们有时在伟大的作品之前，完全不能失了自己，或者不能完全失了自己，便是为此了。文艺的精神，文艺的力，是不死的；它变化万端而与人生相应。它本是“人生底”呀。看第一第二两节所写，便可明白了。
以上所说大致依据高斯威赛（Galsworthy）之论艺术（art）；所举原理可以与他种艺术相通。但文艺之力就没有特殊的彩色么？我说有的，在于丰富而明了的意象（idea）。他种艺术都有特别的，复杂的外质，———绘画有形，线，色彩，音乐有声音，节奏———足以掀起深广的情澜在人们心里；而文艺的外质大都只是极简单的无变化的字形，与情潮的涨落无关的。文艺所恃以引起浓厚的情绪的，却全在那些文字里所含的意象与联想（association）（但在诗歌里，还有韵律）。文艺的主力自然仍在情绪，但情绪是伴意象而起的。———在这一点上，我赞成前面所引的Puffer的话了。他种艺术里也有意象，但没有文艺里的多而明白；情绪非由意象所引起，意象便易为情绪所蔽了。他种艺术里的世界虽也有种种分别，但总是浑沌不明晰的；文艺里的世界，则大部分是很精细的。以“忘我”论，他种艺术或者较深广些，“以创造新世界”论，文艺则较精切了；以“解放联合”论，他种艺术的力量或者更强些，“以实现自我”论，文艺又较易见功了。———文艺的实际的影响，我们可以找出历史的例子，他种艺术就不能了。总之，文艺之力与他种艺术异的，不在性质而在程度；这就是浅学的我所能说出的文艺之力的特殊的调子了。
1924年1月28日。
《梅花》的序
平平的生，不如无生。
你看那无知的海潮，
他们至少也要留此痕迹在岸上呢！《一夜》正如海潮留了痕迹在沙滩上，李
无隅君留下这一卷诗在人间，当海潮还是一日两度的来着，李君却一去不复返了！这一卷诗是他二十年来仅剩的痕迹。我们睹物怀人，怎不兴无穷之感呢。李君本是我在杭州第一师范时的学生，去年我来温州教书，他从故乡平阳出来，将他的诗集叫《梅花》的交给我删改。我因事忙，隔了许多日子，还未动手。而他已于八月间得了不知名的急病，于一二日内死在上海！我不能早些将他的诗修改，致他常悬悬于此，而终不得一见，实是我的罪过，虽悔莫追的！现在我已将他的全稿整理一番；共删去二十四首，改了若干处———便是这一卷了。
我删改的时候，总以多存原作为主；因作者已死，无可商量，但凭己见，恐有偏蔽的地方。
李君的身世，我原是不甚详悉的。他死后我才从他的朋友处晓得一些。他家从前还富裕的，后来不知因何中落。故他在外求学，经济总是很窘急的。他又因病及其他的缘故，不能安心在一处读书。我们给他计算，五年之中，共转了五个学校！
他的徨而无所归的光景，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辗转徨中，他却有一种锲而不舍的努力，这就是求爱。他八年前曾爱过一个故乡的女子。因为她家贫，没有成功。这是他所极伤心的。他的求爱，便起于那时，后来他家给他娶了妻；他也爱她，但总不十分满足，所以仍努力的求爱。在徨的几年中，他也曾碰着几个女子，有的和他很好，但因种种缘故，终于也没有结局！有的却拒绝他，将他的事传为笑柄！总而言之，这都是些悲剧，在求爱若渴的他，这都是些致命伤！他于是觉着人生的空虚了。
现在我们可以论李君的诗了。从作品的年月里，我们知道他是1921年1月起才作新诗的。并且他的两年半的诗，大部分是在上海写的。上海本是个“狭的笼”，满装着人生的悲剧；经济的巨钳，“人生的帘幕”，在上海比在别处是分外显明的。
李君恰巧又是那样的窘急，不安定，又怀着一腔如火的热诚，自然十二分容易失望的！他沉沦于烦闷之深渊了。但他还在挣扎着，还在呻吟着；于是有了这些诗。故他的诗多是批评人生的；流连景物之作，极少极少。只在回到故乡，情思略觉宽松的时候，偶有一二篇；但也是融情入景，并非纯摹自然，这可见他的心时时有所系了。他的诗的质地，只是紧张的悲哀；有时搀入一些纤徐，愉悦的空气，却是极稀薄的，他实在被现代缠绕得苦了。
现代呀，我底朋友！
当我澄心静虑的神游于光明之国的时候，你切勿跟着我背后，
而且露出你的脸来！
你不知你的脸是黑灰色的，
你口中所吐出的气，是能变成瘴雾的么？
那像黎明般的希望之光，
恐怕要被你弄成地狱般的黯淡了！
（《现代的脸之二》）
现代虽怎样的缠绕他，他起先何尝甘心屈服呢？他虽然觉着人间有种种隔膜，虽然“走遍天涯地角，找不到一些谅解”，但他总“愿把人生一重重的帘幕揭开，给他们嗅一些爱的空气，尝一些美的滋味”，他明知“时间天天引他到日暮里去，年年引他到死国里去”，但“有爱的网笼住了他”，他便依恋着而不觉了。他勉自慰藉着，“假装着不看见的样子对着人说，世界还灿烂的很呢”，因此他固不愿和这世界撒手，也不愿袖手旁观这“颠颠倒倒的人生，浑浑噩噩的世界”；这便成就了他的“看得破，忍不过”了。就此点而论，他的态度是积极的，那时他对于现状，颇有激烈的抗议，显出勇者的精神，我最爱读他的《革命》，那是一篇力的诗。
他豢养资本家，
来压迫我们的贫乏，
他豢养强暴者，
来征服我们的无力，
他又豢养智慧者，
来玩弄我们的愚拙；
财产，军政，学术———
所有的一切，
无一不是杀天下杀后世的啊！
我们虽贫乏，
但荒田里还有些收获；
我们虽无力，
但还有几颗头颅，万根怒发；
我们虽愚拙，
但破晓的明星还能在眼前照着；
我们还有这许多的所恃，
怎么不起来和他一决？
我们要大布革命的宣言了：
“推倒他底资本家，
推倒他底强暴者，
推倒他底智慧者！”
我们于是给他哀的美敦书道：
“我们来讨你了！
我们来讨你了！”（《革命之二》）他的革命是彻底的；但他对于将来，却没有分明的见解。他希望光明，希望春天，希望赤子之心；这便是他所谓“生命底正路”。虽然这条正路未免太简单些，但都是他如饥似渴的希望。他的这种强硬的抗议，热烈的希望，却又隐隐的奠基于性爱；我们从种种的对比可以推知。那时他的爱似乎已有所寄托，只还有一些些隔膜就是了。他很高兴的说：
使我能够快活地做我底工作的，
都是伊给我安慰啊，
不然，我的心定要脱却禁锢而逃了。
（《安慰》）
她翱翔于太清之上，
可望而不可即，
人间是尘土的家乡，
你不敢要她下降，
因为她的身是洁白的一颗玉。（《她之四》）但他求爱的努力终于成为徒然了！他俩“虽各有幻想的双翼，但怎能飞得出这个现实的牢笼？”他俩“的爱情将永远藏在梦幻的境界里了”。而他“为她心碎，她怎么知道呢？”于是他觉着“住在灰色圈儿内”的他，离爱情实在太远了！到这时候，他不能再承认世界是灿烂的了；他觉得他是“错误”了！
我一时错误了，把满盈盈的爱带给人间，却兑来人间底痛苦，而且还要负着他直到于老死。
……
……
我将拚却我底一身给痛苦压碎了！
我只得伛偻着我底背，踯躅着我底两脚，一步一步地，
把他负着向不可捉摸的“死之宫”里去了。（《错误》）他这时觉得“人间只有乞儿和强盗”；“他们能握得住人间的一切，所以就骄傲非常了”。在这种世界里，虽有花和光，但人们怎能得着呢？他们只能“握着一片墓场底黑暗”！他满腔蕴积着爱与憎，仍和从前一样；但从前的爱与憎使他奋发，现在的却只能使他绝望。他看见了，“人生最后的光明”，“分明是一盏鬼灯！”“现实给人生以安慰的，不过只有个梦罢！”但一般人都“喝了智者的醇酒”，“昏昏大醉了”，那里肯挣破他们的梦呢？他于是急切的，哀矜的问着：“什么时候，他们才会觉醒呢？”他这时真寂寞极了，“只有个灰色的影子是他唯一的伴侣”，他的灵魂耐不住了，便“展开了梦的双翼，开始了他的寻觅”。他徨了几个所在，最后到了一处；“幽玄而沉默，没有半点死底残留和生底记忆”。他如失了自己了；他仿佛说，“他的灵魂将在这儿安居了”，这就是说，他将逃避于空虚了！接着他就死了。
他的死仿佛是诗的完成似的，这也奇了。
我勉力用李君自己的话解释他的诗，我希望我不至于太穿凿了。他的表现自然而率真，故平易近人，虽不见得十分精深，但却有厚大的魄力。它们表现一种爱与生活的纠纷，我想必能引起青年们的同情的。李君留下这样的痕迹，他的死虽是十分可惜，但也不全是徒然了。还有，他自己对于自己的作品，也有些重要的意见，我们也不容忽略。他起初相信“创造的生命是无限的”。去年上半年他寄给我的一封信说：
我总觉得中国人缺少创作的胆量。近几年来从胡适之先生直到汪静之君，我都很佩服。虽不能勉强说他们是成功，但是这种精神———勇气和力量———实在是很可取的！我明知自己底诗未曾成熟，而我却深信这种妄思创造的念头总是对的。……
这种创造的勇气大概与他求爱的努力是相伴而行的，所以觉得是无限的。但“微弱的诗人歌哭声，人们那里听见呢？”他渐渐的因失望而愤愤了。
你看这时候大家正在发痴，作狂，而且有些长醉着，
他们岂能听见我的弱小的呼声呢？
（《觉醒后的悲语》）
那时他已决定，将逃遁于空虚了，他否定一切；便是他以为“无限生命”的文学，他也要否定了。
朋友们！
我到现在才知道了：
“文学真是没用，
除非天天催人去死里？”
文学始终是生底挽歌啊；
但是我们总是天天在这儿苦唱着。
（《觉醒后的悲语》）
他的否定究竟不曾成功，因为他还不免“天天在那儿苦唱着”。他虽倡言“觉醒”，而实在不愿意“觉醒”；我们从这里可以体会他的苦心了！
抄录这一卷诗，给它编了目录，又供给我许多关于李君身世的材料，我感谢林醒民君！他是一个最忠诚的朋友！
1924年2月23日，于温州。
春晖的一月
去年在温州，常常看到本刊，觉得很是欢喜。本刊印刷的形式，也颇别致，更使我有一种美感。今年到宁波时，听许多朋友说，白马湖的风景怎样怎样好，更加向往。虽然于什么艺术都是门外汉，我却怀抱着爱“美”的热诚。三月二日，我到这儿上课来了。在车上看见“春晖中学校”的路牌，白地黑字的，小秋千架似的路牌，我便高兴。出了车站，山光水色，扑面而来，若许我抄前人的话，我真是“应接不暇”了。于是我便开始了春晖的第一日。
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骚音，给我多少轻新的趣味。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桥。桥黑色，由这边慢慢地隆起，到那边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去似乎很长。我最爱桥上的阑干，那变形的??纹的阑干；我在车站门口早就看见了，我爱它的玲珑！桥之所以可爱，或者便因为这阑干哩。我在桥上逗留了好些时。这是一个阴天。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下。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界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
好了，我也该下桥去了；春晖中学校还没有看见呢。弯了两个弯儿，又过了一重桥。当面有山挡住去路；山旁只留着极狭极狭的小径。挨着小径，抹过山角，豁然开朗；春晖的校舍和历落的几处人家，都已在望了。远远看去，房屋的布置颇疏散有致，决无拥挤、局促之感。我缓缓走到校前，白马湖的水也跟我缓缓的流着。
我碰着丐尊先生。他引我过了一座水门汀的桥，便到了校里。校里最多的是湖，三面潺潺的流着；其次是草地，看过去芊芊的一片。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有莫名的喜悦！乡下人初进城，往往有许多的惊异，供给笑话的材料；我这城里人下乡，却也有许多的惊异———我的可笑，或者竟不下于初进城的乡下人。闲言少叙，且说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意；决无笨伯的手泽。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这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晖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我到春晖教书，不觉已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虽然只在春晖登了十五日（我在宁波四中兼课），但觉甚是亲密。因为在这里，真能够无町畦。我看不出什么界线，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备，什么顾忌，我只照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客”，然后才能坦然。对于“生客”的猜疑，本是原始社会的遗形物，其故在于不相知。
这在现社会，也不能免的。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层迭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愿的！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橛的形势，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协治会而没有自治会。感情既无隔阂，事务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须矫情饰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也有太随便的地方，如有几个人上课时喜欢谈闲天，有几个人喜欢吐痰在地板上，但这些总容易矫正的。———春晖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真诚，一致的真诚。
春晖是在极幽静的乡村地方，往往终日看不见一个外人！寂寞是小事；在学生的修养上却有了问题。现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乡村。乡村生活的修养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个问题。此地所说适应，只指两种意思：一是抵抗诱惑，二是应付环境———明白些说，就是应付人，应付物。乡村诱惑少，不能养成定力；在乡村是好人的，将来一入城市做事，或者竟抵挡不住。从前某禅师在山中修道，道行甚高；一旦入闹市，“看见粉白黛绿，心便动了”。这话看来有理，但我以为其实无妨。就一般人而论，抵抗诱惑的力量大抵和性格、年龄、学识、经济力等有“相当”的关系。除经济力与年龄外，性格、学识，都可用教育的力量提高它，这样增加抵抗诱惑的力量。提高的意思，说得明白些，便是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用了这种方法，学生达到高中毕业的年龄，也总该有相当的抵抗力了；入城市生活又何妨？（不及初中毕业时者，因初中毕业，仍须续入高中，不必自己挣扎，故不成问题。）有了这种抵抗力，虽还有经济力可以作祟，但也不能有大效。前面那禅师所以不行，一因他过的是孤独的生活，故反动力甚大，一因他只知克制，不知替代；故外力一强，便“虎兕出于神”了！这岂可与现在这里学生的乡村生活相提并论呢？至于应付环境，我以为应付物是小问题，可以随时指导；而且这与乡村，城市无大关系。我是城市的人，但初到上海，也曾因不会乘电车而跌了一交，跌得皮破血流；这与乡下诸公又差得几何呢？若说应付人，无非是机心！什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便是代表的教训。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这种机心，有无养成的必要，是一个问题。姑不论这个，要养成这种机心，也非到上海这种地方去不成；普通城市正和乡村一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凡以上所说，无非要使大家相信，这里的乡村生活的修养，并不一定不能适应将来城市的生活。况且我们还可以举行旅行，以资调剂呢。况且城市生活的修养，虽自有它的好处；但也有流弊。如诱惑太多，年龄太小或性格未佳的学生，或者转易陷溺———那就不但不能磨炼定力，反早早的将定力丧失了！所以城市生活的修养不一定比乡村生活的修养有效。———只有一层，乡村生活足以减少少年人的进取心，这却是真的！
说到我自己，却甚喜欢乡村的生活，更喜欢这里的乡村的生活。我是在狭的笼的城市里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个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我要以闲适的境界调和它。我爱春晖的闲适！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
我已说了我的“春晖的一月”；我说的都是我要说的话。或者有人说，赞美多而劝勉少，近乎“戏台里喝彩”！假使这句话是真的，我要切实声明：我的多赞美，必是情不自禁之故，我的少劝勉，或是观察时期太短之故。
1924年4月12日夜作，载1924年4月16日《春晖》第27期。
白马读书录
孙亻良工在《文艺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与道尔顿制》里说，“道尔顿制实行后，学生对于各科都是自作笔记或批评，练习杂文学中所含有的文体的机会正多，所以这时的国文科唯有纯文学有永久独立存在的价值。……”我觉此话颇可商量。如孙先生所说，道尔顿制在初级中学里实现以后，学生多有练习实用文的机会，这是真的。但这种练习只是一种“试行错误法”TriasandErrormethod的学习，效力是不易见的。因为除国文外，各科的笔记之类，教者阅时，只能负实质上考察的责任，无暇再顾到文字方面。虽然这样练习，日子久了，或也许有一部分人因了偶然的机缘，能悟出作文的理法；但费了多少力而不能得着效果，或只得着微细的效果，也是可能的。并且后一种的机数或者还要大些。因此，我想练习实用文，仍以在国文科做为宜；在这里可以有自觉的努力，按着明确的步骤去努力，效力自然容易见了。但这并不是说全不需要文艺，我极主张应该养成学生们的欣赏力，因为这是丰富的人生的源泉之一；不过不主张以文艺为国文教材的主体吧了。况且极端喜欢文艺的究竟是少数，若以文艺为国文主体，恐于一般学生的趣味也不相宜。我意仍赞成旧部章的精神，即以使学生能自由了解或领解普通文章和一般文艺，并能自由发表自己的思想与情绪为主，领解一般的文艺，便是所谓“涵养文学的兴趣”。自由发表情绪一层，也只概括的说：“发表”含“叙述”意，不专指描写，但我们自然希望这种叙述多少有几分是文学的。这从另一方面说，也是所谓涵养文学的兴趣。
所以我主张初级中学国文教授，当以练习各体实用文，即练习从各方面发表情思的方法为主，而以涵养文学的兴趣为辅。至于高级中学，那又应当别论。
一九二三年三月记。
前两年曾和江绍原君谈及，哲学上实证主义与理想主义，正如钟摆之往复，迭为兴衰。但每一往复，摆幅必较前增广，这就不是循环了；后读Marvin哲学史，也持此说。今日读该书“论宗教与科学相互之影响”一节（P．57），也有阐明此义的话。他说宗教与科学都代表着人类永远的趣味，所以各为全人生之一部。在理论上，可以有纯宗教或纯科学的社会，但事实上是不会有的。一个社会里宗教太发达了，几乎没有科学立足的馀地了，那时候前者便自然要渐渐衰颓，让后者取而代之。从几千年的历史看来，都是如此的；极端的智慧期之后，常是跟着一个浪漫期的。这大概可说因人性求得其平而然。但这两者就这般永远地互代么？有没有调融的一日呢？那却是难说了。
同年八月记。
Marvin书第六章内，论古代文明———大河时代的文明———的基础不是科学，而是些经验的，实用的知识Jnformatiun。在这里他加了一条注（P．61），大意说，由此可以知道现在我们的一班巧匠，机师，政治家，裁判官，商人，银行老板，军士，医生———他们的技能大部分是由试行错误法而得，由练习的方法而得，并不由于科学；虽然因科学之故而我们许许多多技能才可成立，是确然的事。这些话的意思是说，现在许多的技能因科学而始成立；但一般人却还不能明白科学的用处，不能应用它去经济地得着技能，而仍用那老法子与低等的法子———这是可笑而又可慨的。因此我们对于科学的努力，要格外加劲，方可望有几微之效；实际上的进步，绝不同我们想的那样容易！
同年八月记。
《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
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与胡适之论寄托诗的价值的话，可以互相发明；都很精警，足以解去许多纠纷，开示许多法门。胡先生说：
我以为寄托诗须要真能“言近而旨远”。……我想“言近而旨远”是说：从文字表面上看来，写的是人人可懂的平常实事；若再进一步，却还可寻出一个寄托的深意。……言近则越“浅”“近”越好，旨远则不妨深远。言近，须要不倚赖寄托的远旨也！能独立存在，有文学的价值。（《文存》一集二二页）
同年九月记。
1924年6月1日，《春晖》第30期。
《水上》
《水上》是一册新诗集，我不久才读了的。署名的是“沙刹”；内容是诗文两辑，而诗的一辑更有意思。我现在只论这一辑。
《水上》里的诗有两个特色：它们的题材全是恋爱；它们的背景全是西湖。这是很大胆的办法！一般的说起来，这册诗必很单调，使人厌倦，不能终卷；但实际并不如此———我曾费了半天的工夫，一气将它读完了。可知它必有一种吸引的力量，超乎“单调”以上的。这就是它的作者的纯一的心！
现在的新诗集很多很多，我得寓目的却是甚少。以我所见的而论，它们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浅薄”。印在纸上，好像没有神气，念在嘴边，也像没有斤两；这就是没味。有味的便不同：譬如，有浓浓的颜色，有清清的音响，便是有味了。
味在题材的深处，须细意寻探，才可得着；得着了味，题材的范围与性质却不成问题了。味是什么？粗一点说，便是真的生活，纯化的生活！便是个性，便是自我！
现在一班诗作家，不能体会这一层，只将他们小范围的特殊的生活反复的写个不休，干燥而平板，自然使人觉得十二分的单调！有人说，这是生活的量范围太小之故，我说这是生活的质太疏之故。证据便是《水上》！
《水上》的取材真是最单调了：恋爱与西湖这两项，竟能写成一册诗！但它的每首诗有每首诗的意境，引起相似而微微不同的趣味，使人时时得些新鲜的东西，以防止疲倦的来临。诗不算伟大，但写景写情的活泼天真，音调的谐婉，都显示着一个清新隽逸而富于爱情的“自我”；那春花轻放般的爱情，便是作者的真的生活！
因了题材的单一，不但不使作者的情感陷入单调，且反加增它纯化的程度；我们因此更易接触着他那纯一的心了！若问如何可以把捉这个“自我”，这个“味”（自然不是限于恋爱的），我想还是去向自己的生活上打主意———培养深厚的同情，丰富的生活。
可惜《水上》不在手边，不能引一些来证明以上的话！
1924年10月1月，《春晖》第33期。
教育的信仰
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一般人所想的。一般人以为教育只是技能的事。
有了办事才能，便可以做校长，有了教授才能，便可以做教师；至其为人到底如何，却以为无关得失，可以存而不论。在这种情形之下，做校长的至多是办事严明，会计不乱，再请几位长于讲解的教师；便可邀誉一时了。做教师的呢，只要多少有相当的根柢，加以辩论的口才，也便可邀誉一时了。这还是上等教育人材。等而下之，那些蝇营狗苟，谄媚官绅者流，也未尝不可以做校长！那些凭借官绅势力，不学无术的鄙夫，也未尝不可以做教师！———这班人在五四运动以后，迎受“新潮”，又加添了一副逢迎学生的手段。于是上下其手，倒也可以固位，以达他们“有饭大家吃”的目的！读者或者觉得我说的太过，其实决不会的；就以文明的浙江而论，内地里尽多这种情形呢！
至于教育行政人员，那就连技能和才干都在可有可无之列了。只要有援引的亲朋，应酬的工夫，乃至钻营的伎俩，那就厅长也行，科长也行，科员也行；懂得教育———更不用说有研究了———与否，原是不必论的！至于提倡士气，以身作则，那更非所论于这班征逐酒食的群公了！他们只知道趋炎附势，送旧迎新罢了！如此而言教育，怎样会有进步？
但教育行政人员多少总是官僚；官僚原是又圆滑又懒惰的东西，我们本不能属望太奢的。教育的责任，十有八九究竟是应该由校长教师们担负的。但现在的校长教师们究竟怎样尽他们的责任呢？让我就浙江说罢，让我就浙江的内地说罢。
那校长一职，实在是一个缺！得了这个缺时，亲戚朋友的致贺，饯行，正和送一个新官上任一般。这是我在杭州常常目睹的。一般人看校长确和教师不同。我有一次偶然做了一个中学的教务主任，家里人写信给我说，你升了级了。照这样算来，校长竟比教员升了两级了；无怪乎一般校长都将校长当“三等县知事”做了！
无怪校长公司（是杭州某团体的雅号）诸公千方百计的去谋校长做了！这样的校长，受命之后，先务之急是“串门子”；凡是学校所在地的议员，绅士，在省里的，必得去登门拜访一番，以表示他的敬意；然后才敢上任。上任后第一是安插几个必要的私人和上峰，绅士所荐的人；第二是向什么大学里请一两个毕业生，装装门面，新新耳目；第三是算帐，看看出入如何———一般的校长特别注意这件事！第四才是例行公事，所谓教育了！这是经始的时候如此，至于平常日子，校长除了“教育”以外，也还有他的重大的事，便是应酬官绅和迎送客人！有一个地方的校长，因该地绅士有甲乙两派，互相水火，校长决不能有畸轻畸重之嫌；于是费尽心机，想出一条妙计，每星期请一次客，甲乙派轮流着。这样，两派都不得罪了。这就是他的教育宗旨了！这层办妥贴了，校里的事自然便能为所欲为了！名利双收，全靠这种应酬的本领呢。但五四以后，学生也常会蹈瑕抵隙的和校长捣乱；这也很利害的！校长却也有他的妙法，便是笼络各个首领，优加礼遇，以种种手段诱惑他们，使为己用！也有假手于教师的。各样情形，不实不尽！总之，教育是到“兽之国”
里去了！
至于教师们尽他们责任的方法，第一是在于植党。植了党便可把持，操纵了。
这种教师大约总有靠山———地方势力；凭了靠山，便可援引同类。有了同类，一面便可挟制校长，一面便可招徕学生；而招徕学生，更为他们的切要之图！他们的手段，说来令人惊叹！在招考的时候，他们便多方请托，多取自己同乡（同县），乃至亲戚故旧之子弟，俾将来可以调动裕如。至于平日呢，或诱学生以酒食，或诱学生以金钱，或诱学生以分数，尤其是无微不至！我知道有一个学校的教师，他每星期必请学生吃一次，香烟，瓜子而外，还有一桌一元钱的和菜，这种惠而不费的办法，竟可收着指挥如意的效果呢！可怜一班心胸坦白的青年只因见识短浅，定力缺乏，遂致为人犬马而不自知，真是怅惋了！金钱诱惑，比较少些；因为究竟太显明了，不敢明目张胆的做去。有用此法的，也只借借贷为名。分数的诱惑行之最易，因为这是教师们高下随心的，而且是不必破费一钱的。但太容易了，诱惑的力量反倒少了。———用了这种种手段，教师们植党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他们正如军阀一般，也可拥“学生军”以自卫了！于是威吓校长，排除异己，皆可如意而行；甚至掀起惊人的学潮，给予重大的牺牲于学校与学生！———而他们仍扬扬无恙。他们的教育的全过程，如是如是！
在这种教育现状里，在实施这种教育的学校里，校长与教师间，教职员与学生间，一般的关系又如何呢？这可以一言蔽之，就是“待遇异等”！有操纵的实力的教师与有教授的实力的教师，校长前程有关欲相倚重，自然特别看待；其馀却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了！虽是可有可无，在校长却也不无有用。别人送十二月薪俸，这类人不妨和他们说明，少送一个月或两个月；别人照关约所定数目送薪，这类人有时不妨打个扣头———若反抗时，下学期可以请他走路！这些油，不用说都是校长来揩了；岂不是“有用”么？至于教师与教师之间，当然也无善状可言。他们决不读书，更无研究，课馀之暇，只有嫖嫖，赌赌，吃吃，以遣时日，在内地里，教师们的嫖赌，是没有什么的；他们更可猖狂无忌了。此外还有讨小老婆，也是近来教师们常有的事。再说教师之于学生，往往依年级为宽严，视势力为厚薄。四年级学生，相待最是客气，三年级就差了，二年级一年级更差了！一班之中，会捣乱的，会说话的，常能得教师的青睐，遇事总让他三分！这种种情形，我想可以称为“阶级教育”吧！
以上所述的现象，都因一般教育者将教育看作一种手段，而不看作目的，所以一糟至此！校长教师们既将教育看作权势和金钱的阶梯；学生们自然也将教育看作取得资格的阶梯；于是彼比都披了“教育”的皮，在变自己的戏法！戏法变得无论巧妙与笨拙，教育的价值却已丝毫不存！教育的价值是在培养健全的人格，这已成了老生常谈了。但要认真培养起来，那却谈何容易！第一教育者先须有“培养”的心，坦白的，正直的，温热的，忠于后一代的心！有了“培养”的心，才说得到“培养”的方法。像以上所说的校长教师们，他们口头上虽也有健全的人格，但心里绝没有健全的人格的影子！他们所有的，只是政客的纵横捭阖的心！如何利用别人，如何愚弄别人，是他们根本的态度！他们以教育为手段，同时也以别人为手段。以“人”为手段，实在最可恶！无论当做杀人的长刀，无论当做护身的藤牌，总之只是一件“东西”而已！这样，根本上取消了别人与自己对等的人格！而自己的人格，因此也受了损伤；看别人是东西，他的人格便已不健全了！再进一步说，他自己的人格也只作为权势与金钱的手段罢了！所以就“人格”而论，就“健全的人格”而论，利用者与被利用者，结果是两败俱伤！康德说得好，人总须彼此以“目的”相待，不可相视作“手段”；他希望将来的社会是一个“目的国”。我想至少学校是“目的国”，才有真教育可言！
不足与言教育的，我们内地里有些校长与教师，我们真也不能与言，不必与言了。但前文所谓上等教育人材的，又如何呢？我意现在有许多号称贤明的校长教师，都可列在这一等内。他们心目中的教育，可以三语括之：课功，任法，尚严。
课功是指注重事功而言。如设备求其完善，学业成绩求其优良，毕业生愿升学与能升学（能考入大学专门）的，求其多，体育成绩于求优良之外，更求其能胜人：都是所谓课功。事功昭著于社会，教育者之责便已尽了。因为要课功，便须讲效率，便不得不有种种法则以督促之。法则本身是没有力量的，于是必假之以权威。权威有鞭策之功；于是愈用愈爱用，而法则便成了迷信了！在任权信法的环境中，尚严是当然的。因为尚严，所以要求整齐划一；无论求学行事，无论大小，差不多都有一个定格，让学生们钻了进去。江苏有一个学校，乃至连学生剪发的事都加规定；他们只许剪平顶。不许剪他种样子，以表示朴实的校风。抱以上这三种见解而从事于教育的人，我也遇过几个。他们有热心与毅力，的确将教育看作一件正正经经的事去办，的确将教育看作一种目的。他们的功绩，的确也不错。我们邻省的教育者，有许多是这种人。但我总觉他们太重功利了，教育被压在沉重的功利下面，不免有了偏枯的颜色。我总觉得“为学”与“做人”，应当并重，如人的两足应当一样长一般。现在一般号称贤明的教育者，却因为求功利的缘故，太重视学业这一面了，便忽略了那一面；于是便成了跛的教育了。跛的教育是不能行远的，正如跛的人不能行远一样。功利是好的，但是我们总该还有超乎功利以上的事，这便是要做一个堂堂的人！学生们入学校，一面固是“求学”，一面也是学做人。一般人似未知此义，他们只晓得学生应该“求学”罢了！这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误会，而在教育者，尤其如是。一般教育者都承认学生的知识是不完足的，但很少的人知道学生的品格也是不完足的。（其实“完人”是没有的；所谓“不完足”，指学生尚在“塑造期”Plastic，无一定品格而言；———只是比较的说法。）他们说到学生品性不好的时候，总是特别摇头叹气，仿佛这是不应有的事，而且是无法想的事。其实这与学业上的低能一样，正是教育的题中常有的文章；若低能可以设法辅导，这也可以设法辅导的，何用特别摇头叹气呢？要晓得不完足才需来学，若完足了，又何必来受教育呢？学生们既要学做人，你却单给以知识，变成了“教”而不“育”，这自然觉得偏枯了。为学生个人的与眼前浮面的功利计，这原未尝不可，但为我们后一代的发荣滋长计，这却不行了。机械的得着知识，又机械的运用知识的人，人格上没有深厚的根基，只随着机会和环境的支使的人，他们的人生的理想是很模糊的，他们的努力是盲目的。在人生的进路上，他们只能乱转一回，不能向前进行；发荣滋长，如何说得到呢？“做人”是要逐渐培养的，不是可以按钟点教授的。所谓“不言之教”，“无声之诲”，便是说的这种培养的工夫。要从事于此；教育者先须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他的人生的理想，不用说，也应该超乎功利以上。所谓超乎功利以上，就是说，不但要做一个能干的，有用的人，并且要做一个正直的，坦白的，敢作敢为的人！———教育者有了这样的信仰，有了这样的人格，自然便能够潜移默化，“如时雨化之”了；这其间也并无奥妙，只在日常言动间注意。但这个注意却不容易！比办事严明，讲解详晰要难得许多许多，第一先须有温热的心，能够爱人！须能爱具体的这个那个的人；不是说能爱抽象的“人”。能爱学生，才能真的注意学生，才能得学生的信仰；得了学生的信仰，就是为学生所爱。那时真如父子兄弟一家人，没有说不通的事；感化于是乎可言。但这样的爱是须有大力量，大气度的。正如母亲抚育子女一般，无论怎样琐屑，都要不辞劳苦的去做，无论怎样哭闹，都要能够原谅，这样，才有坚韧的爱；教育者也要能够如此任劳任怨才行！这时教育者与学生共在一个“情之流”中，自然用不着任法与尚严了。法是力量小的人用的；他们不能以全身奉献于教育，所以不能爱———于是乎只能寻着权威，暂资凭借。但权威是冷的，权威所寓的法则也是冷的；它们最容易造成虚伪与呆木的人！操行甲等而常行偷窃的学生，是各校常见的。循规蹈矩，而庸碌无用，但能做好好先生的学生，也是各校常见的。这都是任法尚严的流弊了。更有一件，权威最易造成或增加误会；它不但不能使人相亲相爱，反将使人相忌相恨！我曾见过江苏一个校长，他的热心毅力，我至今仍是佩服。但他任法尚严，却使他的热心毅力一概都埋没了！同事们说他太专，学生们说他太严；没有说他好处的！他于是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后来还起了一次风潮，要驱逐他去职！这就是权威的破坏力！我以为权威绝对用不得；法则若变成自由的契约，依共同的意志而行，那还可存；总之，最要紧的还是人，是人的心！我对于那些号称贤明的教育者所持的功利见解，不以为不好，而以为不够；我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我的意思，再简单的说一说：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
我斥责那班以教育为手段的人！我劝勉那班以教育为功利的人！我愿我们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为信仰的人！
1924年10月16日，《春晖》第34期。
课馀
从前某校的学生曾和我说：“我们的国文先生的学问，我们已给他计算出来了：六本《新潮》，十二本《新青年》！”这自然是夸张而刻毒的话！但这句话却颇能道着近几年来“一般的”趋向。一般的趋向是什么呢？我可总名之曰：“杂志之学！”
在文明先进诸国，杂志里所载的原都是最新的学说而尚未成定论或尚未成系统的；所以杂志之学确乎是大学里很重要的科目。———“杂志之学”的名字，可是我杜撰的。———中国“五四”以来的杂志，虽也有些介绍西洋新学说的，但杂凑材料，东拉西扯的却非常的多！只看近日这些出版品已零落略尽，便可以知它们价值之如何了！这些杂志，那里能成人之学？便是那些纯正的介绍新思想的杂志，也决不能使人成一个学人。因为西洋日本各国研究杂志的人总先有了充实的根柢，正确的判断力，再去从杂志里找补些，自然能消化它们，自然能相得而益彰。中国研究杂志的人，是想做全知全能的上帝！在这个知识饥荒的时代，他们想博览些东鳞西爪的知识，便可以眩示于人，做社会的导师。别人问到那里，他们便答到那里；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好在现在问的人的能力是可以晓得的，他们总不至于露出马脚来的！这种情形，说得恭维一些，可以说和希腊的诡辩时代有一点点儿相像。但虚空与盲从却是别人家所没有的，若以屠格涅夫所说的“虚空的鼓槌子”相比，或者倒切实些。
他们的看书，也是很妙的。他们既要涉猎群言，自然便不屑专读一书。但束书不读，又难乎其为八面锋论师！于是想得一个简便的法子：将一本书翻开，先读序文，次读目录，再次读绪论，再次读结论；于是乎功成圆满，可以嚣嚣于人了。他可以演讲这本书的要旨；他可以教授这本书的要旨；他可以演绎这本书的要旨，成为论文，成为书籍。一举而百利备焉；天下有这等容易事，谁不乐为呢？这种情形，我无以名之，名之曰目录之学（不是旧日的目录之学），首尾之学！这种人不用说，也是“空虚的鼓槌子”了！
但我们也不必摇头叹气，这是过渡时代所不可免的现象！一两年来，已有人渐渐觉悟，改了方向了；近来学术界的沉寂，或即以此。我在此将这些情形拈示出来，只是警告我们自己以及后来者不要再蹈这种覆辙，在黑暗里混战。曙光已来了，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路，我说是“窄而深的研究”，待我下次再论。
旧日看Marvin哲学史。第七章里论希腊文化衰颓，归因于政治的和经济的纠纷。因此各城市国家始失掉它们的独立而先后作马其顿，罗马的附庸。因此一班学者都穷无所归，在地中海沿岸作教师口。他说作了教师以后，知识即无进步。这是古今的通例；于是乎希腊的文化便上了衰颓之路了。他的意思大约是，以教师为职业，将知识零碎切了出卖，便“无视”了知识的价值而失了研究知识的严肃了；于是只能成功一个空虚的人！我读到他论教师知识不能进步等语，深为自己致慨；运命已决定我，我也只有空虚的努力吧了！
1924年11月1日，《春晖》第35期。
团体生活
有人说，中国社会只是一盘散沙；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只可称为“群众”罢了。因为有能力，有生机的社会，总要有细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而中国社会很少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所以社会的效率便不能增进；而个人的效率也因之减少了。你看，我们的社会里所有的事，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照例而行，新事业的创发，何其少呢？就使有人开了一个新的端倪，不是旋被摧残，就是横遭搁置，成功的又何其凤毛麟角呢？这可以深思其故了。
有心人“叔
心焉忧之”，于是在教育上提倡“群育”，想从根本上设法，培养我们后一代人的团体生活的习惯和能力；俾将来的社会有充实的基础和健全的发展。
这是近几年来的事；我佩服他们能见其大。但实施群育，却不容易！中国家庭的势力太大；在普通的人，家庭便是一切，便是全世界。在一般青年，家庭也有笼罩他们的力量；他们大部分的性习都在家庭里养成，他们在家庭里最长久，所见所闻，自以家庭里为较亲切，而对于家庭以外，就不免疏隔了！疏隔就不关心了！这种青年，群觉是有的，但太狭了，太束缚定了，不能遂其自然的发展。现在要转移他们已成的性习，使他们注意于大群的生活，这自然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还有，我前面提起过，我们的社会太散漫了，太没有活力了，也不能示范于青年人，使他们有所观感；那么，我们现在施行群育，是要无中生有的创作起来的，这自然要很大的力量了！群育本来是不容易的，在现在的中国，尤其是难上加难！
群性原是一种本能，人人都具有；群觉却因人而异，有广狭深浅之分。群育的目的，便是要培养一种深而广的群觉，替代那浅而狭的。在提倡群育之前，一般学校里的德育往往偏重个体的修养，对于群体，只消极的求大家能守那静的秩序而已；群体的机能的发展，是不曾顾着的。那时学校的办事人，百凡以“只求无事”
为主，学生的动，他们是最怕的；他们以为一动就不稳了。他们不重群体发展的结果，是很明白的；个体也得不着正当的发展，所保存的，只是一些德育之形式而已。须知群体没有好好的发展，无论如何美丽的信条或严厉的教训，对于个体，都不能发生多大效力的！而且学校原来就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并非如一般人所想，只是具体而微的群体，只是预备的社会！惟其学校就是社会，所以群育是一日不可无的，而非专为“将来”应用计；惟其学校就是社会，所以群育须在群的生活里直接体验，而非纸上谈兵，可以了事。但我们虽大吹大擂的抬出群育的名字，群育却实在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群育的意义，只是要叫大家知道并且觉得两件事：一，在社会中做事的方法，必如何才最有效率？二，在社会中对人的态度，必如何才最能相安？只是要叫大家知道并且觉得：做事的第一要义，须忠实而有条理；做人的第一要义，须诚恳而富同情。有了这两个信条，才能有细密的组织和健全的活动力，才能有非群众的社会，才能有充实的，进步的团体生活。
我现在所要论的，是中等学校的群育，是中等学校的团体生活，我说的是中等学“校”的生活，并非只是中等学“生”的生活。这里我有一个意思：我很怀疑，一个学校应该是一个团体，而现在的学校却总是“一而二”，教职员与学生俨然为对峙的两个部分！因此造成了许多隔膜，误会，是不用说的！在中等学校，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形。我以为这是群育上一个根本的症结；不除了它，群育是无从讲起，行起的！因为教职员本居于指导的地位，现在却和学生分了家，还有什么指导可言？就是要去指导，自己在学生外面，不明学生生活的真相，又何从措手呢？又何能得着实效，帮助学生生活的进展呢？所以我说中等学“校”的生活，就是说师生通力合作，打成一片的生活。这实是群育的第一义。现在谈教育的，只知所教育的是学生，自己是施教育的人———自己是无须受教育的了。其实这是错的：世界上何尝有完人？自己教育是要终身以之的；随时改善自己，随地改善自己，这都是教育了。至于“教育者”，自己受教育的机会更加多些；古语所谓“教学相长”，便是这种意思。谈到群育，也正须如此。现在中等学校的教职员，据我所知，也正和学生一样，并没有深而广的群觉，并没有坚强的团体生活的习惯和能力。他们自己先是一盘散沙，如何能粘合学生，呵成一气呢？我是不赞成教职员与学生分家的；但我却相信，必须教职员先自能团结，然后才能使学生们与他们团结的。关于这一点，我想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我只有两个希望：一，中学校聘请教职员，应该慎重，应该特别着眼于“志同道合”———“对于教育有信仰”———这一点上。二，我们教职员应该看了学校里散漫的情形而自觉，尤其应该看了学生散漫的情形而自觉；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培养自己的团体生活的习惯和能力，自己联合起来，再去与学生联合起来；这样，学校便成了有生机的一个团体了。这第二个希望是尤其重要的！
中等学校学生的团体生活怎样呢？我且分层来说。说学生们完全没有团体生活，自然是不对的。他们上课，吃饭……都是在团体生活的形式内的。便除了这些形式，他们也还有许多团体生活，只是效率极小罢了。第一，他们有自然的群，或因乡谊而结合，或因友谊而结合，往往是颇强固的；而前者为尤多。但这种群不是有意的结合，只是自然的安排，所以是不自觉的。这种群没有一定的计划和目标，也没有显明的效率。所做的事，大抵是谈天，散步，聚食，游戏，以及通通有无之类，如是而已；至于研究学问，办理事务，是绝无仅有的！而这种群又带有排斥性，只少数人各自结合，对于此外的人，一例漠视或歧视；本省省立各校常常闹什么县界，有时连教职员也牵缠在内，波谲云诡，绵绵无已，甚至酿成风潮，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因友谊而结合的自然群，影响却没有如此之大；但以亲疏不同，也容易与其外的人误会，妒争，甚至各分门户，以私情妨害公谊。所以这种群在群育上积极的价值很少，消极的害处倒很多。遏抑自然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只当因势利导，使成为自觉的，有计划的，并当扩充范围，使不以私情的联络为限———如研究学问，可以多少减除些我见；办理公共事务亦然———这样，慢慢可以去掉狭隘偏私之见，使之纯化。
第二，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一种大规模的组织，便是学生自治会。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才有的。这自然是一个好气象，学生知道自己的责任了，能为自己努力了！但据我所知，自治会成绩好的却极少！“五四”的时候，学生团结起来，参预政治及一般社会的事，收获了很优的结果；但“五四”以后，他们回过头来，参预自己的事，却反觉艰难了。干事的操纵，权限的滥用———有些自治会并不重自治，却重在治人，治学校办事人———是常有的事，而纷争，怠惰之习的养成，更比比皆是。大抵有能力的学生便从事于妒争与握权，没有能力的学生便滋长他们的惰性；两者皆借自治会之名而行，结果却同床而异梦，仍然是散沙的局面！为什么“五四”之时如彼，“五四”之后却又如此呢？我想“五四”运动是全国合力以行的，风声所播，莫有二言，所以成事较易。其所以能至此，则又因目标甚大，又是破题儿第一遭，群众感情，一时奋兴，如火之燎原，不可复遏，于是任情而行，不计利害。所以严格的说，这次运动实多含群众性，而非全是有计划的。自治会便不同了，范围只有一校，目标又小，却又不是暂时的事；得有详密的永久的计划才行，得有长期的忍耐与努力才行。而一班中等学校学生，从未受过团体生活的训练，骤然与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制度与运动不同———交手，自然不能措置裕如，而呈“尾大不掉”之状了。他们何尝没有详明的计划？但大部分是些不能兑现的计划！他们没有普遍的不断的努力！总之，他们并不觉得自治会“真”是他们自己的，“真”是他们自己所必需的！这并不是自治会制度的不好；这是他们不会运用！
我以为这种大规模的团体生活，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总须以自由组织的小团体为基础，才能有效。这层容后面再论。
在自治会之前，还有一种校友会制度，总算是师生合作的。但连已去职的教职员和已毕业的学生包括在内，规模是更大了！这些已离校的人，是分明不能负责的；在校的人受了这个暗示，也不免减轻了责任心。师生合作原是很好的事；但因彼此不愿负责，所以也是徒存形式，并无实际。总之，在现在的中等学校里，校友会的目标实在觉得太大了，又太空了，便是在校的人也以为这不过是照例应有的东西，责任是很远的，可有可无的，比自治会又隔一层，决不曾有人觉着它是自己的东西！自治会没有小团体作基础，尚且不能应用，校友会更不用说了。但并非这制度的不好，也是显然的。
在自治会之后，有我们校里的协治会的制度。“协治”的意思，就是师生通力合作，打成一片的意思。这没有自治会的偏枯，没有校友会的空廓，自然是较好的办法。但行了好久，虽有些成绩，总是很少。最苦的是学生对于这个会，也是没有爱！他们并不曾觉着自己的责任，并不曾觉着这个会是自己的；和别校学生对于自治会或校友会一样！凡做一事，总须教师们督着；没有人督着，就没有人管了！这样，教师们负的责任未免太重，而且趣味也要减少；实不合于协治的本旨。这种情形的原因，最重要的我想还是不曾有小团体的训练的缘故。
第三，我且来谈谈自由组织的小团体。杜威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曾说及发展民治的方法，内中有一条是“私人自由组织的团体之发达”。他说：美国民族有一种特别性质，就是私人结会的众多。从小孩子到老年人，从小学到大学，从极琐屑的宗旨到极重大的主张，从“旧邮票收集会”到“国际联盟会”：———没有没有会的。这些无数的结会，乃是民治国家各分子之间的一种绝妙粘土。这种私人自由结会的团体，有两层大功用：（1）养成国民组织能力……（2）这种私人的自由组织往往是改良社会政治先锋。……
杜威说的是民治的国家；但我想同样的原则可以应用到中等学校的生活。在现在中等学校里实施群育，要有良好的团体生活，第一要能够“细大不捐”。从前的教育者能见其大，而未能见其细，所以不能得着健全的团体的发展。我们现在当使学校里有许多许多教师组织的，学生组织的，教师学生共同组织的，自由的小团体，为大团体的基础，为团体生活的基础。这种小团体不必有什么伟大的目的，只须是一种共同的生活，便可为组织的核心。而且这种小团体，也不必一定很长久的，须看所持目的的性质如何；非协治会等大团体有永久的性质可比。现在学校里组织团体，大概总将“研究学术，联络感情”标为宗旨。这八个字真成了老生常谈了，真成了口头禅了！但真正能够做到这两项中的一项的，有多少呢？十分之八九，只是拿来装装门面吧了！我的意思，研究学术，固然是很好，但组织团体，却不一定是为了研究学术；非研究学术不能组织团体，实在是谬误的信条；结果每个团体都名为研究学术，每个团体实在都不研究学术，这又何苦来呢？还有，学术的范围是极广泛的，笼笼统统的说研究，究竟从何处下手，又怎样下手呢？下手的方法不曾晓得，还能研究什么？至于联络感情一句话，因无具体的目的可以从事，因无具体的事可做，大家接触的机会极少———除了开什么讨论章程会时嚣嚣一番，开什么照例的常会时默默一番之外，大家是没有彼此剖示心怀，解说性格的机会的！———所以也是只说而不行的。这样的团体自然难有效率了！我说的小团体，都要以具体的事为目的，而不以学术为限。我们可以共同去远足；我们可以共同去聚餐；我们可以共同练习英语；我们可以共同练习音乐；我们可以共同去写生；我们可以共同去演戏；我们可以共同去买书，大家各买不同的书，共同观看；我们可以共同去读书，大家同读一部书。或各读一部书，共同讨论或交互报告；……诸如此类，多多益善！这种团体以“事”为主，不以“人”为主，所以可久可暂，可合可分；凡事大家商量，不必有什么规则，章程。譬如远足，聚餐等事，原是一时的，不必说了；就是练习英语，共同读书，也可一单元一单元的做去。一单元完了，可以另行组织或解散。如共读一本书，读毕之后，再读他书亦可，另做别事亦可；彼此分开，另组新团体亦可。只是在一单元完毕之前，却不能自由分散。我想这一点限制总要有的；若说连这一点忍耐都没有，我想是不至于的。况且还有教师的劝导和同学的怂恿呢。说到教师的劝导，这是最要紧的。这种劝导应该就是参预，并非从外遥控。组织团体究竟比散漫的生活要麻烦些，若无教师的诱掖，学生自己也许很懒得去做的。教师应该常常造出机会来，造出困难来，使学生觉着有组织团体之必要与可能。这时教师即参加在内，共同进行，随时指示适当的方法。平常学生团体容易有界域，而以乡谊友谊自封；教师应该使平常不多接触的人，有合作的机会，使他们彼此认识，彼此了解，不致永为路人。这种小团体并不要固定，变化愈多愈好。这种小团体也有三层好处：（1）养成学生组织能力于不知不觉之中———从极简单切近处下手。（2）养成运用大规模组织之能力。（3）有紧要的事临时发生，可从容应付，不至张皇失措。———关于这种小组织，本校前曾有过“黄昏音乐会”，成绩是很好的；正是一个有力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