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影及其他（5）
在外国影响之下，本国的传统被阻遏了，如上文所说；但这传统是不是就中断或永断了呢？现在我们不敢确言。但我们若有自觉的努力，要接续这个传统，其势也甚顺的。这并非空话。前《大公报》上有一位蜂子先生写了好些真正白话的诗，记载被人忘却的农村里小民的生活。那些诗有些像歌谣，又有点像大鼓调，充满了中国的而且乡土的气息。有人嫌它俗，但却不缺少诗味。可惜蜂子先生的作品久不见了，又没个继起的人。这种努力其实是值得的。
五七言古近体诗乃至词曲是不是还有存在的理由呢？换句话，这些诗体能不能表达我们这时代的思想呢？这问题可以引起许多的辩论。胡适之先生一定是否定的；许多人却徘徊着不能就下断语。这不一定由于迷恋骸骨，他们不信这经过多少时代多少作家锤炼过的诗体完全是土冢中枯骨一般。固然照傅孟真先生的文学的有机成长说（去年在清华讲演）一种文体长成以后，便无生气，只馀技巧；技巧越精，领会的越少。但技巧也正是一种趣味；况如宋诗之于唐诗，境界一变，重新，沈曾植比之于外国人开埠头本领（见《石遗室诗话》），可见骸骨运会之谥，也不尽确。“世界革命”诸先生似乎就有开埠头之意。他们虽失败了，但与他们同时的黄遵宪乃至现代的吴芳吉，顾随，徐声越诸先生，向这方面努力的不乏其人，他们都不能说没有相当的成功。他们在旧瓶里装进新酒去。所谓新酒也正是外国玩意儿。
这个努力究竟有没有创造时代的成绩，现在还看不透；但有件事不但可以帮助这种努力，并且可以帮助上述的种种；便是大规模地有系统地试译外国诗。
这是本文最末的一个主张。译专集也成，总集也成，译莎士比亚固好，译Goe?
deuLreaxsury也行。但先译总集或者更方便些。你可以试验种种诗体，旧的新的，因的创的；句法，音节，结构，意境，都给人新鲜的印象。（在外国也许已陈旧了）不懂外国文的人固可有所参考或仿效，懂外国文的人也还可以有所参考或仿效；因为好的翻译是有它独立的生命的。译诗在近代是不断有人在干，苏曼殊便是一个著名的，但规模太小，太零乱，又太少，不能行远持久。要能行远持久，才有作用可见。这是革新我们的诗的一条大路；直接借助于外国文，那一定只有极少数人，而且一定是迂缓的，仿佛羊肠小径一样这还是需要有天才的人；需要精通中外国文，而且愿意贡献大部分甚至全部分生命于这件大业的人。
《文艺心理学》序
八年前我有幸读孟实先生《无言之美》初稿，爱它说理的透彻。那篇讲稿后来印在《民铎》里，好些朋友都说好。现在想不到又有幸读这部《文艺心理学》的原稿，真是缘分。这八年中孟实先生是更广更深了，此稿便是最好的见证；我读完了，自然也感到更大的欣悦。
美学大约还得算是年轻的学问，给一般读者说法的书几乎没有；这可窘住了中国翻译介绍的人。据我所知，我们现有的几部关于艺术或美学的书，大抵以日文书为底本；往往薄得可怜，用语行文又太将就原作，像是西洋人说中国话，总不能够让我们十二分听进去。再则这类书里，只有哲学的话头，很少心理的解释，不用说生理的。像“高头讲章”一般，美学差不多变成丑学了。奇怪的是“美育代宗教说”提倡在十来年前，到如今才有这部头头是道，酉覃酉覃有味的谈美的书。
“美育代宗教说”只是一回讲演；多少年来虽然不时有人提起，但专心致志去提倡的人并没有。本来这时代宗教是在“打倒”之列了，“代替”也许说不上了；不过“美育”总还有它存在的理由。江绍原先生和周岂明先生先后提倡过“生活之艺术”；孟实先生也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他在《谈美》的末章专论此事：他说，“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又说，“艺术的创造之中都必寓有欣赏，生活也是如此”；又说，“生活上的艺术家也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又说，“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无隔阂”。———关于这句抽象的结论，他有透彻的说明，不仅仅搬弄文字。这种艺术的态度便是“美育”的目标所在。
话是远去了，简截不绕弯地说罢。你总该不只一回念过诗，看过书画，听过音乐，看过戏（西洋的也好，中国的也好）；至少你总该不只一回见过“真山真水”，至少你也该见过乡村郊野。你若真不留一点意，也就罢了；若你觉得“美”而在领略之馀还要好奇地念着“这是怎么回事”，我介绍你这部书。人人都应有念诗看书画等等权利与能力，这便是“美育”；事实上不能如此，那当别论。美学是“美育”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者说是拆穿“美”的后台的。有人想，这种寻根究底的追求已入理知境界，不独不能增进“美”的欣赏，怕还要打消情意的力量，使人索然兴尽。所谓“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正可用作此解。但这里是一个争论；世间另有人觉得明白了欣赏和创造的过程可以得着更准确的力量，因为也明白了走向“美”的分歧的路。至于知识的受用，还有它独立的价值，自然不消说的。何况这部《文艺心理学》写来自具一种“美”，不是“高头讲章”，不是教科书，不是咬文嚼字或繁征博引的推理与考据；它步步引你入胜，断不会教你索然释手。
这是一部介绍西洋近代美学的书。作者虽时下断语，大概是比较各家学说的同异短长，加以折衷或引申。他不想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系统，只简截了当地分析重要的纲领，公公道道地指出一些比较平坦的大路。这正是眼前需要的基础工作。我们可以用它作一面镜子，来照自己的面孔，也许会发现新的光彩。书中虽以西方文艺为论据，但作者并未忘记中国；他不断地指点出来，关于中国文艺的新见解是可能的。所以此书并不是专写给念过西洋诗，看过西洋画的人读的。他这书虽然并不忽略重要的哲人的学说，可是以“美感经验”开宗明义，逐步解释种种关联的心理的，以及相伴的生理的作用，自是科学的态度。在这个领域内介绍这个态度的，中国似乎还无先例；一般读者将乐于知道直到他们自己的时代止的对于美的事物的看法。孟实先生的选择是煞费苦心的；他并不将一大堆人名与书名向你头顶上直压下来，教你望而却步或者皱着眉毛走上去，直到掉到梦里而后已。他只举出一些继往开来的学说，为一般读者所必须知道的。所以你念下去时，熟人渐多，作者这样腾出地位给每一家学说足够的说明和例证，你这样也便于捉摸，记忆。
但是这部书并不是材料书，孟实先生是有主张的。他以他所主张的为取舍衡量的标准；折衷和引申都从这里发脚。有他自己在里面，便与教科书或类书不同。他可是并不偏狭，相反的理论在书中有同样充分的地位；这样的比较其实更可阐明他所主张的学说———这便是“形象的直觉”。孟实先生说：“凡美感经验都是形象的直觉。……形象属于物，……直觉属于我，……在美感经验中，我所以接物者是直觉而不是寻常的知觉和抽象的思考；物所以对我者是形象而不是实质成因和效用。”
（第一章）他在这第一章里说明美感的态度与实用的及科学的态度怎样不同，美感与快感怎样不同，美感的态度又与批评的态度怎样不同。末了他说明美感经验与历史的知识的关系；他说作者的史迹就了解说非常重要，而了解与欣赏虽是两件事，却不可缺一。这种持平之论，真是片言居要，足以解释许多对于考据家与心解家的争执。
全书文字像行云流水，自在极了。他像谈话似的，一层层领着你走进高深和复杂里去。他这里给你来一个比喻，那里给你来一段故事，有时正经，有时诙谐；你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不知不觉地“到了家”。他的句子，译名，译文都痛痛快快的，不扭捏一下子，也不尽绕弯儿。这种“能近取譬”、“深入显出”的本领是孟实先生的特长。可是轻易不能做到这地步；他在《谈美》中说写此书时“要先看几十部书才敢下笔写一章”，这是谨严切实的功夫。他却不露一些费力的痕迹，那是功夫到了家。他让你念这部书只觉得他是你自己的朋友，不是长面孔的教师，宽袍大袖的学者，也不是海角天涯的外国人。书里有不少的中国例子，其中有不少有趣的新颖的解释：譬如“文气”、“生气”、“即景生情，因情生景”，岂不都已成了烂熟的套语？但孟实先生说文气是“一种筋肉的技巧”（第八章），生气就是“自由的活动”（第六章），“即景生情，因情生景”的“生”就是“创造”（第三章）。
最有意思的以“意象的旁通”说明吴道子画壁何以得力于斐的舞剑，以“模仿一种特殊的筋肉活动”说明王羲之观鹅掌拨水，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书法（第十三章），又据佛兰斐尔的学说，论王静安先生《人间词话》中所谓“有我之境”
实是无我之境，所谓“无我之境”倒是有我之境（第三章）。（作者注：这一段已移到《诗论》里去了）这些都是入情入理的解释，非一味立异可比。更重要的是从近代艺术反写实主义的立场为中国艺术辩护（第二章）。他是在这里指示一个大问题；近年来国内也渐渐有人论及，此书可助他们张目。东汉时蔡邕得着王充《论衡》，资为谈助；《论衡》自有它的价值，决不仅是谈助。此书性质与《论衡》迥不相类，而兼具两美则同：你想得知识固可读它，你想得一些情趣或谈资也可读它；如入宝山，你决不会空手回去的。
1932年4月，伦敦。
李健吾作《老王和他的同志们》序（节录）
这回战事不是这个那个英雄的勇气与计谋，而是民众的同心协力。一个朋友来信说，“某军成了民众的武力”；我们正应该如此看。若不看清这一层，写出来的东西，高明些只是英雄崇拜，推办些就成歌功颂德了。这时代用不着这些老玩意，时代的精神早变过来了。……战事戏最难写；戏台太小了，战场太大了，取材是难中之难。既不能像旧戏用四个龙套代表八十三万人马，又不能像《欧洲大观》一类电影，用炮火上台；所以只能旁敲侧击。因此，这种戏特别需要技巧。选择情景，安排人物，穿插言语，都要严密，要对岔儿；还得要“重，拙，大”（借用况周颐论词的话）。巧已经不容易；巧而又能“重，拙，大”，就更难了；所以战事戏成功的很少。
1932年。
茅盾的近作
（《三人行》、《路》）
若将茅盾的创作分为三期，这两部中篇小说属于第二期。第一期代表是《蚀》，那著名的三部曲，描写一些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和追求———他们都没有出路。《虹》是过渡的东西，细磨细琢的描写还和《蚀》一样，只是女主人公有了出路，意识形态便显明多了。不过这部书没有写完，而且像是在给一个女人作传，不免有些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色彩。第三期包括他最近的作品，如《林家铺子》（《申报月刊》一）《春蚕》（《现代杂志》二，一）和长篇《子夜》的片断（《文学月报》一与二）。这里写江浙农村的破产，暴露上海金融界的秘幕。前一种不但取材切实，且语简意多，因果历历分明，而又不是说尽。后一种材料也切实，但还只见一鳞一爪，无从评论，这两种作品里用的文字也向着“大众化”走，与以前不同。
《三人行》与《路》写的还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些学生，与《幻灭》的前半和《虹》的取材一样。茅盾君大约对于十六年前后的青年学生的思想行动非常熟悉，所以在他作品里常遇着这些青年人。他在这两部书里都暗示着出路，书名字便可见。虽然像画龙点睛似地，路刚在我们眼前一闪，书就“打住”了，仿佛故意卖关子，但意义是有的。意义简单明了，不像《虹》，读了也许会只看他怎样热热闹闹在写那女主人。据《路》的“校后记”，虽然印行在《三人行》之后，写成却似乎在前；作风也与旧作相近些。《三人行》以三个人代表现代三种青年的型式，虽不是新手法，而在作者却是新用。这样三一三十一，作为一个中篇，自然不能再用细磨细琢的工夫。假如《蚀》与《虹》是大幅的油画，这只是小张的素描罢了。
《路》写的是一幕学校风潮的斗争。事情是反对教务长。学校在武昌；风潮发生正在反共的当儿。那教务长卑劣极了，也阴险极了；一面利诱校内“魔王团”的学生，一面借了反共的名字，捕去那些为首的“秀才派”的学生。他胜利了，可是学生们还是“持久战”。书中主人公叫火薪传，也是“秀才派”。他从怀疑主义转入虚无主义，终于脚踏实地走上了路。主人公的转变写得很自然。恋爱是本书另一大关目。收场几乎全写的这个，似乎有些轻重倒置。出面的女子有三个，写得分明的只有杜若。她是《蚀》里孙舞阳章秋柳一流人，但远不及她们有声有色。这部书里不少热闹场面，可是读的时候老觉得冷清清的。也许是取材太狭了，太单调了；也许是叙述太繁了，太松泛了。结构是不坏的，以火薪传的出路始，以他的出路终；中间穿插照应也颇费了些苦心。书中有一个“雷”，是真能苦干的人，他影响了火薪传。书中写他的周侧面影，闪闪烁烁的，像故意将现实神秘化，反倒觉得不大亲切似的。
《三人行》比《路》写得好，因为比《路》用笔经济些。三人是“许”“云”
“惠”。“许”本是个运命主义者，后来转入侠义主义，成了“中国式的吉诃德”。
他想浪漫地独力去抵抗恶势力，结果牺牲在恶势力底下。“惠”是个虚无主义者。
他“只觉得一切都应当改造，但谁也不能被委托去执行”（一○八面）；他的其实是“等待主义”。他是要自己毒死自己的。只有“云”，那看准了“实际的需要”
的人，他有“确信”，克服着自己，走上了他的路。这书里也有恋爱，可是只有一个女人，一个跟着物质的引诱走的女人。“许”与“惠”都爱她，但是都失败了。
“阔少爷张”和“足球李”是醉生梦死的家伙，仅仅用来做配角而已。还有一个“柯”，是有正确的见解的。书里说“那样的人并不是凤毛麟角，现在到处都有那样的人”（一三六页），这便是写实，与《路》里写“雷”不同了。书中借了“惠”的父亲暗示一般商业的衰颓与苛捐杂税，又借了“云”的父亲暗示一般农村的破产。而以“许”的找出路起手，与无路走的“惠”与在路上的“云”对照着收场，可见作者眼睛看在那里。茅盾君最近在《华汉地泉》的读后感里说：“一部作品在产生时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社会现象的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二）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这两层他自己总算是做到了。这部书虽不及他那三部曲的充实，但作为小品看，确是成功的。
1933年1月23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64期。
刹那
我所谓“刹那”，指“极短的现在”而言。
在这个题目下面，我想略略说明我对于人生的态度。现在人说到人生，总要谈它的意义与价值；我觉得这种“谈”是没有意义与价值的。且看古今多少哲人，他们对于人生，都曾试作解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他们“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但是谁肯真个信从呢？———他们只有自慰自驱吧了！我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横竖是寻不着的；———至少现在的我们是如此———而求生的意志却是人人都有的。既然求生，当然要求好好的生。如何求好好的生，是我们各人“眼前的”最大的问题；而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却反是大而无当的东西，尽可搁在一旁，存而不论。因为要求好好的生，断不能用总解决的办法；若用总解决的办法，便是“好好的”三个字的意义，也尽够你一生的研究了，而“好好的生”终于不能努力去求的！这不是走入牛角湾里去了么？
要求好好的生，须零碎解决，须随时随地去体会我生“相当的”意义与价值；我们所要体会的是刹那间的人生，不是上下古今东西南北的全人生！
着眼于全人生的人，往往忘记了他自己现在的生活。他们或以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于过去；时时回顾着从前的黄金时代，涎垂三尺！而不知他们所回顾的黄金时代，实是传说的黄金时代！———就是真有黄金时代；区区的回顾又岂能将它招回来呢？他们又因为念旧的情怀，往往将自己的过去任情扩大，加以点染，作为回顾的资料，惆怅的因由。这种人将在惆怅，惋惜之中度了一生，永没有满足的现在———一刹那也没有！惆怅惋惜常与徨相伴；他们将徨一生而无一刹那的成功的安息！这是何等的空虚呀。着眼于全人生的，或以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将来；时时等待着将来的奇迹。而将来的奇迹真成了奇迹，永不降临于笼着手，垫着脚，伸着颈，只知道“等待”的人！他们事事都等待“明天”去做，“今天”却专作为等待之用；自然的，到了明天，又须等待明天的明天了。这种人到了死的一日，将还留着许许多多明天“要”做的事———只好来生再做了吧！他们以将来自驱，在徒然的盼望里送了一生，成功的安慰不用说是没有的，于是也没有满足的一刹那！
“虚空的虚空”便是他们的运命了！这两种人的毛病，都在远离了现在———尤其是眼前的一刹那。
着眼于现在的人未尝没有。自古所谓“及时行乐”，正是此种。但重在行乐，容易流于纵欲；结果偏向一端，仍不能得着健全的，谐和的发展———仍不能得着好好的生！况且所谓“及时行乐”，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借此掩盖悲哀，并非真正在行乐。杨恽说，“及时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明明是不得志时的牢骚语。“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明明是哀时事不可为而厌世的话。这都是消极的！消极的行乐，虽属及时，而意别有所寄；所以便不能认真做去，所以便不能体会行乐的一刹那的意义与价值———虽然行乐，不满足还是依然，甚至变本加厉呢！欧洲的颓废派，自荒于酒色，以求得刹那间官能的享乐为满足；在这些时候，他们见着美丽的幻像，认识了自己。他们的官能虽较从前人敏锐多多，但心情与纵欲的及时行乐的人正是大同小异。他们觉到现世的苦痛，已至忍无可忍的时候，才用颓废的方法，以求暂时的遗忘；正如糖面金鸡纳霜丸一般，面子上一点甜，里面却到心都是苦呀！友人某君说，颓废便是慢性的自杀，实能道出这一派的精微处。总之，无论行乐派，颓废派，深浅虽有不同，却都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他们有意的或无意的企图“生之毁灭”。这是求生意志的消极的表现；这种表现当然不能算是好好的生了。他们面前的满足安慰他们的力量，决不抵他们背后的不满足压迫他们的力量；他们终于不能解脱自己，仅足使自己沉沦得更深而已！他们所认识的自己，只是被苦痛压得变形了的，虚空的自己；决不是充实的生命，决不是的！所以他们虽着眼于现在，而实未体会现在一刹那的生活的真味；他们不曾体会着一刹那的意义与价值，仍只是白辜负他们的刹那的现在！
我们目下第一不可离开现在，第二还应执着现在。我们应该深入现在的里面，用两只手揿牢它，愈牢愈好！已往的人生如何的美好，或如何的乏味而可憎；已往的我生如何的可珍惜，或如何的可厌弃，“现在”都可不必去管它，因为过去的已“过去”了。———孔子岂不说：“往者不可谏”么？将来的人生与我生，也应作如是观；无论是有望，是无望，是绝望，都还是未来的事，何必空空的操心呢？要晓得“现在”是最容易明白的；“现在”虽不是最好，却是最可努力的地方，就是我们最能管的地方。因为是最能管的，所以是最可爱的。古尔孟曾以葡萄喻人生：说早晨还酸，傍晚又太熟了，最可口的是正午时摘下的。这正午的一刹那，是最可爱的一刹那，便是现在。事情已过，追想是无用的；事情未来，预想也是无用的；只有在事情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捉它，发展它，改正它，补充它：使它健全，谐和，成为完满的一段落，一历程。历程的满足，给我们相当的欢喜。譬如我来此演讲，在讲的一刹那，我只专心致志的讲；决不想及演讲以前吃饭，看书等事，也不想及演讲以后发表讲稿，毁誉等事。———我说我所爱说的，说一句是一句，都是我心里的话。我说完一句时，心里便轻松了一些，这就是相当的快乐了。这种历程的满足，便是我所谓“我生相当的意义与价值”，便是“我们所能体会的刹那间的人生”。无论您对于全人生有如何的见解，这刹那间的意义与价值总是不可埋没的。
您若说人生如电光泡影，则刹那便是光的一闪，影的一现。这光影虽是暂时的存在，但是有不是无，是实在不是空虚；这一闪一现便是实现，也便是发展———也便是历程的满足。您若说人生是不朽的，刹那的生当然也是不朽的。您若说人生向着死之路，那么，未死前的一刹那总是生，总值得好好的体会一番的；何况未死前还有无量数的刹那呢？您若说人生是无限的，好，刹那也可说是无限的。无论怎样说，刹那总是有的，总是真的；刹那间好好的生总可以体会的。好了，不要思前想后的了，耽误了“现在”，又是后来惋惜的资料，向谁去追索呀？你们“正在”做什么，就尽力做什么吧；最好的是－ing，可宝贵的－ing呀！你们要努力满足“此时此地此我”！———这叫做“三此”，又叫做刹那。
言尽于此，相信我的，不要再想，赶快去做你今晚的事吧；不相信的，也不要再想，赶快去做你今晚的事吧！
1924年6月1日，《春晖》第30期。
赠言
一个大学生的毕业之感是和中小学生不同的。他若不入研究院或留学，这便是学校生活的最后了。他高兴，为的已满足了家庭的愿望而成为堂堂的一个人。但也发愁，为的此后生活要大大地改变了，而且往往是不能预料的改变。在现下的中国尤其如此。一面想到就要走出天真的和平的园地而踏进五花八门的新世界去，也不免有些依恋徨。这种甜里带着苦味，或说苦里带着甜味，大学毕业诸君也许多多少少感染着吧。
然而这种欣慰与感伤都是因袭的，无谓的。“堂堂的一个人”若只知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或只知道自得其乐，那是没多大意义的。至于低徊留连于不能倒流的年光，更是白费工夫。我们要冷静地看清自己前面的路。毕业在大学生是个献身的好机会。他在大学里造成了自己，这时候该活泼泼地跳进社会里去，施展起他的身手。在这国家多难之期，更该沉着地挺身前进，决无躲避徘徊之理。他或做自己职务，或做救国工作，或从小处下手，或从大处着眼，只要卖力气干都好。但单枪匹马也许只能守成；而且旧势力好像大漩涡，一个不小心便会滚下去。真正的力量还得大伙儿。
清华毕业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大伙儿同心协力，也许能开些新风气。有人说清华大学毕业生犯两种毛病：一是率真，二是瞧不起人。率真决不是毛病。所谓世故，实在太繁碎。处处顾忌，只能敷敷衍衍过日子；整日兜圈儿，别想向前走一步。这样最糟蹋人的精力，社会之所以老朽昏庸者以此。现在我们正需要一班率真的青年人，生力军，打开这个僵局。至于瞧不起人，也有几等。年轻人学了些本事，不觉沾沾自喜是一等。看见别人做事不认真，不切实，忍不住现点颜色，说点话，是一等。这些似乎都还情有可原。若单凭了“清华”的名字，那却不行；但相信这是不会有的。
1933年3月。
《伦敦竹枝词》
“春节”时逛厂甸，在书摊上买到《伦敦竹枝词》一小本。署“局中门外汉戏草”，“观自得斋”刻。惭愧自己太陋，简直没遇见过这两个名字，只好待考。诗百首，除首尾两首外，都有注。后有作者识语，署光绪甲申（一八八四）；而书刻于光绪戊子（一八八八）。但有一诗咏维多利亚女王登极五十年纪念，是年应为光绪丁亥（一八八七）；那么便不应作于甲申了。这层也只好待考。
书后有署木羲甫的《跋》云：
……一诗一事，自国政以逮民俗，罔不形诸歌咏。有时杂以英语，“雅鲁”“娶隅”，诙谐入妙。虽持论间涉愤激，然如医院大政，亦未尝没有立法之美，殆所谓憎而知其善者欤？……这几句话说得很公道。“局中门外汉”无论如何是五十年前的人物了，他对于异邦风土的愤激怪诧是不足奇的。如邮筒、电话、电灯、照相，都觉新异，以之入诗，便是一例。所奇的是他的宽容、他的公道。如《咏西画》云：家家都爱挂春宫，道是春宫却不同：只有横陈娇小态，绝无淫亵丑形容。
注云：
凡画美人者，无论着色墨笔，皆寸丝不挂，惟蔽其下体而已，听事书室皆悬之，毫不为怪。
诗的前半似乎有些愤激，但后半的见解就算不错，比现在遗老遗少高明得多。
作者身在伦敦，又懂点英语（由诗中译音之多知之），所以多少能够了解西化。又其诗所记都是亲见亲闻，与尤个《外国竹枝词》等类作品只是纸上谈兵不同，所以真切有味。诗中所说的情形大体上还和现在的伦敦相仿佛；曾到伦敦或将到伦敦的人看这本书一定觉着更好玩儿。
诸诗时杂英语，所译的音，与平常迥乎不同，所以木羲甫《跋》里说他“诙谐入妙”。现在选抄若干首，凡懂点英语的人，看了定会发笑的。但解释译语，只摘录原注，不代注原文，盖所以存幽默也。
风来阵阵乳花香，鸟语高冠时样妆。结伴来游大巴克，见人低唤“克门郎”。原注：巴克，译言花园也。克门郎，译言来同行也。
握手相逢“姑莫林”，喃喃私语怕人听。订期后会郎休误，临别开司剧有声。原注：姑莫林，译言早上好也。开司，译言接吻也。
往来蹀躞捧盘盂，白帽青衣绰约如。一笑低声问佳客，这回生代好同车。原注：生代，译言礼拜日也。
十五盈盈世寡俦，相随握算更持筹。金钱笑把春葱接，赢得一声“坦克尤”。原注：坦克尤，译言谢谢你也。
销魂最是亚魁林，粉黛如梭看不清。一盏槐痕通款曲，低声温磅索黄金。原注：亚魁林，译言水旅园也。槐痕，译言酒也。英人谓一为温。
红草绒冠黑布裙，摆摊终日“戏园”门。自知和气生财道，口口声声“迈大林”，原注：迈大林，译言我的宝贝也。
相约今宵踏月行，抬头克落克分明；一杯浊酒黄昏后，哈甫怕司到乃恩。原注：英人谓钟曰克落克，谓半曰哈甫，谓已过曰怕司，谓九曰乃恩：哈甫怕司乃恩者，九点半钟已过也。
一队儿童拍手嬉，高呼“请请菜尼斯”。童谣自古皆天意，要“请”
天兵靖岛夷。原注：英人呼中国人曰菜尼斯。凡中国人上街，遇群小儿，必皆拍掌高唱曰，“请请菜尼斯”，不知其何谓也。（按：这一首实在太可笑了。“请”是“菜尼斯”的破音，是英国人骂中国人的话。）1933年4月16日。
《三秋草》
这一本波俏的小书，共诗十八首，都是去年八月至十月间所作，多一半登过《新月》。
《新月诗选》里有卞君的诗四首。其中《望》《黄昏》《魔鬼夜歌》，幽玄美丽的境界固然不坏；但像古代的歌声，黄昏的山影，隐隐约约，可望而不可及。《寒夜》便不同，你和我都在里头，一块儿领略那种味道。那味道平常极了，你和我都熟悉，可是抓住了写来的是作者。前三首还免不了多少的铿锵，这一首便是说家常话，一点不装腔作势。
《三秋草》里的诗是《寒夜》那一类。陈梦家君在《新月诗选》序言里说作者的诗“常常在平淡中出奇”，这一集里才真是如此。十八首里爱情诗极小；假如有，《一块破船片》与《白石上》也许是的。爱情诗实在多，太多，看这本书至少可以换换口味。《一块破船片》用笔真像《发影》，旧比喻，新安排，说得少，留得可不少。不哭不喊不唠叨，干脆。《白石上》乏些，不免拖泥带水；但他在跳，这个念头跳到那个念头；或远或近，反正拐弯抹角总带点儿亲。不用平铺直叙，也不用低徊往复，只跳来跳去的；别的诗也往往这样写，如《西长安街》《几个人》。
作者的出奇是跳得远的时候，一般总不会那么跳的。虽是跳得远，这念头和那念头在笔下还都清清楚楚；只有它们间的桥却拆了。这不是含糊，是省笔。《西长安街》还嫌话多些，看《几个人》最后几行：矮叫化子痴看着自己的长影子，
当一个年青人在荒街上沉思：
有些人捧着一碗饭叹气，
有些人半夜里听到人的梦话，
有些人白发上戴一朵红花，
像雪野的边缘上托一轮落日……
不必去找什么线索，每一行是一个境界，诗的境界，这就够了。
因为联想“出奇”，所以比喻也用得别致，《朋友和烟卷》里问“白金龙”“上口像不像回忆”，又说萧声是“轻轻又懒懒的青烟”。这个所谓“感觉的交错”，也是跳得远的好。至于《海愁》的怀乡，不但没有桥，连原来的岸也没有了；只是一个联想。这似乎与象征不一样，因为没有那朦胧的调子。只可惜第三节太华丽，要是像其馀三节一般朴质就好了。书里的比喻不但别致，有时还曲曲折折的，如《白石上》里说那“白石”仿佛“一方素绢”，却用九行诗描写这“一方素绢”；其中有变化，所以不觉唠叨。作者最活泼最贴切的描写是《路过居》，车夫聚会的一家小茶馆。这种却以尽致胜。作者观察世态颇仔细，有时极小的角落里，他也会追寻进去；《工作的笑》里有精微的道理，他用的是现代人尖锐的眼。
1933年5月22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81期。
《新诗歌》旬刊
这个旬刊的目的在提倡一种新的诗歌运动；尤其努力的是诗歌的大众化。《创刊号》有一篇《发刊诗》，里面说，我们要捉住现实，
歌唱新世纪的意识。
又说，
我们要用俗言俚语，
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
但他们并不专用大众文学的旧形式，他们也要创造新的。这个旬刊最近情形不知如何，我只看到第一、第二、第四期，就这三期说，他们利用旧形式要比创造新的，成绩好些。那些用民谣、小调儿歌的形式写出来的东西虽然还不免肤泛，散漫的毛病，但按歌谣（包括俗曲）的标准说，也不比流行的坏。况且总还有调子，要是真歌唱起来，调子是很重要的。这类作品里，觉得第二期里的《新谱小放牛》比较好。那是对山歌。对山歌离不了重叠与连锁两种表现法，结构容易紧密，意思不用很多，作者当然可以取巧些。至于那些用新形式写的，除了分行外，实在便无形式；于是又回到白话诗初期的自由诗派。这些诗里，也许确有“新世纪的意识”，但与所有的新诗一样，都是写给一些受过欧化的教育的人看的，与大众相去万里。
他们提倡朗读；可是这种诗即使怎么会朗读的人，怕也不能教大众听懂。举一个题目罢，“回忆之塔”（见第二期），你说，要费多少气力才能向大众解释清楚？他们谁又耐烦听你！《文学月报》中蓬子君的诗似以乎也是新意识，却写得好，可是说到普及也还是不成。
去年JK君在《文学月报》上提出“大众文艺问题”，引起许多讨论；《北斗》还特地用这个题目征过一回文。那些文里有两个顶重要的意见：一是要文学大众化，先得生活大众化；所谓“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个”。二是在大众中培养作家。
这是根本办法；不然，大众文艺问题，终于是纸上谈兵而已。不过那些还未“化”
或者简直“化”不了的人也当睁眼看看这个时势，不要尽唱爱唱穷，唱卑微，唱老大。这都是自我中心，甚至于自我狂。要知道个人的价值，已一天天在跌下去；刺刺不休，徒讨人厌罢了。再则无论中外，大作品决不是自叙传，至少决不仅仅是自叙传。还有从前人喜欢引用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正是自我狂之一种。
文章的得失，若真是只有“寸心知”，那实在可以不必写。就算这指的是那精致的技巧，但技巧精微至此，也就无甚价值可言。诗的大众化是文学大众化的一个分题，自然也可用同样原则处置。可是诗以述情为主，要用比喻，没有小说戏剧那样明白，又比较简练些，接近大众较难（叙事诗却就不同）。所以大众化起来，怕要多费些事。《新诗歌》中对于这一层似乎还未论到。第二期里有《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一文，论到新诗歌的题材，列举九项，都可采用；此外足以表现时代的材料想来还有。总之，最好撇开个人；但并非不许有个性在文章里。材料的选择，安排与表现，与文章的感染力相关甚大。这多半靠个人的才性与功夫；所谓个性，便指的这些。
《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里也论到新诗歌的形式，他们分列四项，大概不外利用旧的与创造新的。旧的指歌谣的形式。照我的意见，歌谣应包括徒歌与俗曲（小曲，小调，唱本等）；徒歌又分为可歌可诵两类，七言四句的山歌属于前者，长短参差的歌语属于后者。歌谣的组织，有三个重要的成分：一是重叠，二是韵脚，三是整齐。只要有一种便可成歌谣，也有些歌谣三种都有。当然，俗曲还得加上乐调一个成分，极要紧的成分。不过那已在文学以外了。周作人先生想“中国小调的流行，是音乐的而非文学的”，“以音调为重而意义为轻”，所以辞句幼稚粗疏的多。（见《自己的园地诗的效用》篇）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推想。徒歌可诵的一类无一定形式可言。可唱的一类以七言四句一节为主要的形式，有时可重叠到许多节。节不限于四句，但七言总是主要的句法；俗曲中的句法也以七言为主。七言外有时加些衬字，叠字，虚腔，但基本形式总看得出。至于北平的“弦子书”，有时长到十九字一句，也只唱七拍子，与七言同，那却带着乐调的关系了。俗曲中还有一种十字句，分三三四，共三读；大鼓书里有时用它，皮黄里简直以它为主。俗曲的篇法却无定，则因为要跟着乐调走。这些组织与形式，都可试验。但各种形式全带韵脚，韵脚总是重读。虽有无韵句间隔而太少；篇幅短还行，长了就未免单调。
这层多换韵也许可以补救一些。还有一层，韵句多了，令人有头轻脚重之感；这个可不容易补救，只有将篇幅剪裁得短些。实在短不了的，便须用新形式。创造呢，不知如何下手，姑不论；英国诗里的“无韵体”，却似乎可以采用。近年来新诗人试验的外国诗体很多，成绩以徐志摩君为最。他用“无韵体”，结果不算坏。这种体似乎最能传出说话曲折的神气。我们不一定照英国规矩，但每行得有相仿的音数与同数的重音，才能整齐，才能在我们的语言里成功一首歌。至于中国语里有轻音的现象，胡适之先生《谈新诗》里早已说过了。这种歌虽不可唱而可诵。《新诗歌》里主张朗读，这种诗体是最相宜的。
1933年7月1日。
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与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1933年7月。
哀互生
三月里刘薰宇君来信，说互生病了，而且是没有希望的病，医生说只好等日子了。四月底在《时事新报》上见到立达学会的通告，想不到这么快互生就殁了！后来听说他病中的光景，那实在太惨；为他想，早点去，少吃些苦头，也未尝不好的。但丢下立达这个学校，这班朋友，这班学生，他一定不甘心，不瞑目！
互生最叫我们纪念的是他做人的态度。他本来是一副铜筋铁骨，黑皮肤衬着那一套大布之衣，看去像个乡下人。他什么苦都吃得，从不晓得享用，也像乡下人。
他心里那一团火，也像乡下人。那一团火是热，是力，是光。他不爱多说话，但常常微笑；那微笑是自然的，温暖的。在他看，人是可以互相爱着的，除了一些成见已深，不愿打开窗户说亮话的。他对这些人却有些憎恶，不肯假借一点颜色。世界上只有能憎的人才能爱；爱憎没有定见，只是毫无作为的脚色。互生觉得青年成见还少，希望最多；所以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一滴不剩而献给他们，让爱的宗教在他们中间发荣滋长，让他们都走向新世界去。互生不好发议论，只埋着头干干干，是儒家的真正精神。我和他并没有深谈过，但从他的行事看来，相信我是认识他的。
互生办事的专心，少有人及得他。他办立达便饮食坐卧只惦着立达，再不想别的。立达好像他的情人，他的独子。他性情本有些猖介，但为了立达，也常去看一班大人先生，更常去看那些有钱可借的老板之类。他东补西凑地为立达筹款子，还要跑北京，跑南京。有一回他本可以留学去，但丢不下立达，到底没有去。他将生命献给立达，立达也便是他的生命。他办立达这么多年，并没有让多少人知道他个人的名字；他早忘记了自己。现在他那样壮健的身子到底为立达牺牲了。他殉了自己的理想，是有意义的。只是这理想刚在萌芽；我们都该想想，立达怎样才可不死呢？立达不死，互生其实也便不死了。
1933年7月。
《春蚕》
这是茅盾君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共收小说八篇；排列似乎是按性质而不按写作的时日。其中《春蚕》一篇，已经排成电影。本书最大的贡献，在描写乡村生活。
《林家铺子》《春蚕》《秋收》《小巫》四篇都是的。作者在跋里说《林家铺子》是他“描写乡村生活的第一次尝试”。他这种尝试是成功了，只除了《小巫》。《林家铺子》最好；不但在这部书里，在他所有的作品里，也是如此。这篇里写南方乡镇上一家洋广货店的故事。那林老板“是个好人，一点嗜好都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但“一年一年亏空”，挣扎着，挣扎着，到底倒闭了铺子，自己逃走。原来“内地全靠乡庄生意，乡下人太穷，真是没有法子”。这正是“九一八”以后，“一二八”前一些日子，上海的经济非常不景气，内地也被波及。乡下人的收获只够孝敬地主们和高利贷的债主们，没有一点一滴剩的。所以虽在过新年的时候，他们也不能买什么东西。加上捐税重，开销大，同业的倾轧，局长党委的敲诈，凭林老板怎样抠心挖胆，剜肉补疮，到底关门大吉，还连累了一个寡妇和一个老婆子。她们丢了存款，如丢了性命一样。这其间写林老板的挣扎，一层层地展开，一层层地逼紧，极为交互错综；他试验了每一条可能的路，但末了只能走上他万分不愿意的那条路。写他矛盾的心理，要现款，亏本卖，生意好他自然乐意，可是也就越心疼，这是一。一面对付外场，一面不愿让老婆和女儿知道真实情形，这是二。这些都写得无孔不入，教人觉得林老板是这样一个可怜人；更可怜的是，他简真“不知道坑害他到这地步的，究竟是谁”。但作者所着眼的却是事，不是人。
《春蚕》《秋收》同一用意而穿插不同。都写一二八以后南方的农村，都以农人“老通宝”为线索。他生平只崇拜财神菩萨与健康的身子。辛苦了四五十年，好容易挣下了一份家当；又有儿，又有孙。可是近年来不成了，他自己田地没了，反欠人三百元的债务，所以一心一意只盼望恢复他家原来样子，凭着运气与力气。他十分相信这两样东西；情愿借了高利贷的钱来“看蚕”，来灌田。结果茧子出得特别多，米的收成也大好。可是茧厂多数不开门，米价也惨跌下去。有东西卖不出钱。“白辛苦了一阵子，还欠债！”原因自然多得很。一般的不景气，人造丝与洋米的输入，苛捐杂税等等。可是“老通宝”不会想到这些。春蚕后他大病一场，秋收后他死了。他的大儿子“阿四”与儿媳“四大娘”不像他固执，却也没主见，只随着众人脚跟走。他的二儿子“多多头”倒有些见解，知道单靠勤俭工作是不能“翻身”的。但他也不能想得怎样明白，乡村里不外这三种人，第二种最多。新文学里的乡村描写，第一个自然是鲁迅君，其次还有王鲁彦君。有《柚子》《黄金》两书。鲁迅君所描写的是封建的农村，里面都是些“老中国的儿女”。王鲁彦君所描写的，据说是西方物质文明侵入后的农村；但他作品中太多过火的话，大概不是观察，是幻想。茅盾所写的却是快给经济的大轮子碾碎了的农村。这种农村因为靠近交通的中枢不能不受外边的影响；它已成为经济连索中的一个小小圈圈儿了。这种村人的性格也多少改变了些，“多多头”那类人，《呐喊》里就还没有。《呐喊》里的乡村比较单纯，这三篇里的便复杂得多。这三篇写得都细密，《林家铺子》已在上文论及。《春蚕》中“看蚕”的经过情形，说来娓娓入情，而且富于地方色彩，教人一新耳目。篇中又多用陪衬之笔，如《林家铺子》中的林大娘林小姐，《春蚕》中的“荷花”“六宝”两个女人，《秋收》中的“小宝”“黄道士”等。或用以开场，或用以点缀场面，或用以醒脾胃。好处在全文打成一片，不松散，不喧宾夺主。甚至于像《秋收》中“抢米囤”风潮一节，虽然有声有色，却只从侧面写，也并不妨碍全篇的统一。作者颇善用幽默，知道怎样用来调剂严重的形势，而不流于轻薄一路。
书中其余五篇都非成功之作。《小巫》像流水账，题名也太晦。《右第二章》叙两件事，不集中。《喜剧》全靠空想，有些不近情理。《光明到来的时候》满是泛泛的议论。《神的灭亡》太简单，太平静，力量还欠深厚。作者在《跋》里说，他的短篇小说实在有点像缩紧了的中篇———尤其是《林家铺子》。的确，作者的短篇，都嫌规模大，没有那种单纯与紧凑，所谓“最经济的文学手段的”。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也是一样。那本书里只有《创造》与《一个女性》是成功的，别的三篇都不算好。作者在本书的“跋”里又说他是那么写惯了，一时还改不过来；他的短篇失败的多，这大概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吧。他的长篇气魄却大，就现在而论，似乎还没有人赶得上；失于彼者得于此，就他自己说，就读者说，都不坏。因为短篇作家有希望的还有几个，长篇作家现在却只有他一个。但严格地说，他的长篇的力量也还不十分充足。就以近作《子夜》而论，主要的部分写得确是淋漓尽致，陪衬的部分就没能顾到，太嫌轻描淡写了。他现在的笔力写《林家铺子》那样的中篇最合适，最是恢恢有馀，所以这一篇东西写得最好。但相信他的将来是无限的。
1933年7月3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87期。
《谈美》
朱先生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是第十三封信。书前有朱自清先生《序》，介绍本书的重要之处。“开场话”中说明著书旨趣，在研究如何“免俗”；著者坚信，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而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不斤斤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末章专论“人生的艺术化”，说人生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要谐和完整才是艺术的生活，艺术化的人生，严肃与豁达都恰到好处。就广义说，善就是一种美，恶就是一种丑。关于艺术本身，他举出许多流行已久的理论，如美感与快感，考据批评与欣赏，自然美与艺术美，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主观的与客观的等等，根据意大利克罗齐（BenedettoCroce）的学说，详加辨析，力破成见。他主张“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赏”，而“美感起于形相的直觉”。克罗齐的学说在现代欧洲也是显学，虽与国内正在流行的物观的艺术论不合，但相信至少可以帮助培养一般人的欣赏力。朱先生这本书只是采用克罗齐的说法，与生吞活剥的抄袭不同。他加上他的心理学的知识，又加上那些中国例子。他懂得透彻，说得透彻圆满，几乎是自己的创作一般。又那么能近取譬，娓娓不倦，教读者容易消化下去，变成自己的东西。真是介绍外国学说的一个好榜样。关于克罗齐派的主张，林语堂先生译的《新的文评》（北新书局出版）可以参看。
1933年8月7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92期。
《行云流水》
本书系自记游历欧洲（以德国为主）描写风土之作。以苏曼殊有“行云流水一孤僧”之句，故取为书名。全书分五卷。第一卷纪游，最多。第三卷小说次之。
第二卷随笔。第四卷欧游杂咏。第五卷译诗。大部分曾经发表。书中附印各地的风景图片最丰富，有些是作者自己或他的朋友摄影的。《自序》里着重纪游诸作，说是“缀集起来，作为摄影集一样的一种玩好”。又说，“希望读者也不必以批评艺术的眼光来读他，只视为一种印象记，则庶几近之了”。这些话是很率真的。书中散文，似乎都非苦心经营之作，只是兴到笔随，也如行云流水一般；取材不十分严，用笔也不十分密。纪游，小说，随笔都只用一种写法，一口气写下去，颇有些报章气；好处在于自然，无论文言、白话，“笔锋常带情感”。《莱茵纪游》中叙“萝磊莱爱岩”的传说是最好的例子。“纪游”一卷为主；他能写得忠实而亲切，虽然有时嫌简略些。忠实不难，亲切难。作者记异域风土而能充分利用中文写景方法，绝不生砌一语，又时时引中国诗为证，所以我们读时亲切有味。也许外国人看法不同，但并无妨碍，这部书原是中国人给中国人写的。不过诸文中往往有重复的景语，也是一病。读“纪游”卷中第二章以下各文，佐以景图，令人有清新之感。
小说叙作者的恋爱故事，都是亲身经历，所以真切入情；但没有结构，不能集中力量。随笔贵含蓄精警，似非作者所长。
1933年8月7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92期。
《解放者》
这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包括小说八篇，独幕剧一篇；前有作者《自序》。落花生是许地山先生的笔名。他在《自序》里说：“他只用生活经验来做材料”；“只求当时底哀鸣立刻能够得着同情者”，“只希望能为着那环境幽暗者作灯明，为那觉根害病求方药，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但他所用的“生活经验”，有些是奇特的例子，如《东野先生》，有些似乎只是些传闻之类；其中有几处实在太巧。“奇特”
本所以济“平凡”之穷；但是奇特的题材，得慢慢将读者引进去，让他不觉得隔膜才成。“无巧不成书”是旧小说的办法。许先生过去的小说受旧小说的影响颇大，这一集里虽采取了新态度，但不免还留着一些旧痕迹。这几篇小说可分三类：（一）讽刺那些金迷纸醉，作伪心劳的男女；他们自鸣得意，其实是可怜的人。（二）写那些兵乱贫穷所压迫的男女，走上死路。（三）另一类表现两个忠于恋爱的男子；这些也是可怜的人。我们能懂得作者的用意，但不能领会他那感情的力量。
1933年9月4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96期。
《这时代》
这是王先生第二本新诗集。分两辑，据《自序》里说，思路上显有不同。集中的诗，不外人生的苦闷与自然的耽悦两种境界。表现人生的苦闷又走两条路：（一）是哲学味的沉思，如“黑影”的袭来，青春的逝去等，正是一个中年人淡淡的哀愁。他借自然现象为喻，来表现他的情绪，这与他好带一点神秘味耽悦自然有关，都是从现实逃避开去。这正是初期新诗的做派，虽然他有时候比较说得鲜明些，细密些。（二）另一路是同情于被压迫者，但观察与体验似乎不足，未能逼视现实，不免有叫嚣气。如《石堆前的幻梦》，太不重组织，真是拉拉杂杂的乱梦。《铁匠肆中》仍借前喻，较好，第一节云，“一个星，两个星，无数明丽的火星。一锤影，两锤影，无数速重的锤影。来呀，大家齐用力，咱们要使这铁火碰动？”《自序》里说“经过了不少，现实的时代的痛苦”；在这几行里可以看出他在苦痛中的憧憬如何。第二辑中这类诗多些，但第一辑里也有；两辑的不同只是程度之差罢了。
1933年9月4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96期。
关于“新诗歌”的问题（给芙影的信）芙影先生：
《文学》的编辑先生将您的信寄到北平的时候，我想马上写回信，在《文学》第三期里回答您。但是因为要写完一篇稿子，便搁下了，耽误了一个月，真对不起，请原谅罢。
我说《新诗歌》“第二期里的《新谱小放牛》比较好”，正所以表示对于其馀作品的不满意———特别对于“回忆之塔”一类过分欧化的暗喻以及那些不顺口的长句不满意。至于说“又回到白话诗初期的自由诗派”，确是“太把形式看重了”，如您所说。您主张“内容支配形式”，结果会一篇诗一个形式。有些人主张形式与内容是二而一，一而二，诗不该有固定的形式，结果也当相同。我觉得后一说比较圆满些。但如何“运用活的内容随时创造出新形式”呢？是凭各人的才分去乱碰？
还是得懂一点音韵的玩艺儿？您似乎觉得两样可以并行不悖；我也如此想。但实际上如何下手却非下了手无从知道。前文存而不论，现在我还只能存而不论。
您说“南方的黄包车夫小市民能读报纸及连环图画的就比较北方多”，但北方的洋车夫小市民能读小报的似乎也不少。他们却都未见得能读新诗歌。老实说，我们的话全不免是猜想。有一个朋友说，最好能做些实验的工夫，参照定县的办法；看看大众能够懂得，能够欣赏的到底是那些种东西。这么着便有了具体的标准，免得空口说白话。
您提起“中国的环境”给“费解”的新诗歌辩护。但我所不满意的并非侧面的描写和用比喻，而是不扼要，口罗嗦，洋味儿。这与“中国的环境”是无干的。
草草作复，谢谢您的信！
佩弦
附：芙影给编辑的信
编辑先生：
在诗歌被一部分“作家”不承认是文化的单独的一部门的今日（譬如《现代》就不给诗的作者的稿费），朱自清先生的介绍《新诗歌旬刊》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并且又贡献了许多可宝贵的诗歌大众化的意见出来，补足了新诗歌没被提及的问题。
表面看，文学大众化的呼声好像是低落了，这，原因无他，几个讨论的人，死的死了（如易嘉），活的被撵得鸡飞狗上墙，日无栖息之所，不能无因吧？但也不能就此拉倒。
现在要说的是我同朱先生不同的意见，新诗歌的空洞本用不着我替她遮饰，不过，朱先生是搀住“成见”看她的，假如真如朱先生所说“第二期里的《新谱小放牛》比较好”，无疑的，是新诗歌完全失败了，同时是朱先生太把旧形式看重了，我并不否认一切小曲调在封建文化中占着大众化的首位，但时代是一九三三，“以新的内容利用一切旧的形式创造新形式”，不要忘了。朱先生说“于是又回到白话诗初期的自由诗派”，这是朱先生太把形式看重了，我们要内容支配形式，但不要形式支配了内容；如朱先生认为成功的英国“无韵体”试验者徐志摩君的诗，要是剥去他华丽的外衣，那简直成了一副吓人的骷髅了。这并不是过甚其词，如《新月》诸“诗人”的东西，不怕他们怎样的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结果还不是那一套形式与技巧的变幻。再说一遍一切封建的遗产我们都乐得去承受的，但有条件的，批判的，把它当成诗歌大众化的一部门，决不是把它使奉为整个大众化的工具。朱先生说新诗歌上的东西“都是写给一些受过欧化的教育的人看的，与大众相去万里；他们提倡朗读”，“怕也不能教大众听懂”，这是一点也不错，不过朱先生，请你不要忘记在一切发展都不平衡的中国，例如南方的黄包车夫，小市民能读报纸及连环图画的就比较北方多，不见得一定是洋博士才能够读新诗歌。如胡教授的“谈新诗”的遗教，那我们是只好敬谢不敏了。要彻底解答这一问题，那也诚如朱先生所引用的只有作家自己大众化。他们虽不能如朱先生期望之殷，但毕竟他们是一步步向前走着的。
让我再举例来说明吧，如被称为“世界诗人”的培吓尔、白德内衣们几个人的诗就没有固定的形式，他们运用活的内容随时创造出新形式，也并不滞板，比限于“死”形式的诗，坏就是好例。我的意见是在目前只要有新的内容运用灵活的技巧得当的表现出来也就够了。自然这不是永久的，永久性的，也只有在不断的创造中才有可能。
顺便说一下：蓬子君的诗有几首是好的，如《血腥的风》等，但他在《文学月报》发表的东西显然的是失败了的，没材料，干叫，弄手法。森堡君在新诗人中比较说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朱先生嫌他们的作品费解，中国的环境朱先生大概是知道的吧？人民没保障，文人是连猪狗都不如！一针见血的作品可以说就没有发表的可能。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因为不便写字，写来又没头绪，还得请编辑先生和朱先生原谅。
敬祝
撰安！
芙影上
1933年10月1日《文学》1卷4号。
论青年读书风气
《大公报》图书副刊的编者在“卷头语”里慨叹近二十几年来中国书籍出版之少。这是不错的。但他只就量说，没说到质上去。一般人所感到的怕倒是近些年来书籍出版之滥；有鉴别力的自然知所去取，苦的是寻常的大学生中学生，他们往往是并蓄兼收的。文史方面的书似乎更滥些；一个人只要能读一点古文，能读一点外国文（英文或日文），能写一点白话文，几乎就有资格写这一类书，而且很快的写成。这样写成的书当然不能太长，太详尽，所以左一本右一本总是这些“概论”
“大纲”“小史”，看起来倒也热热闹闹的。
供给由于需要；这个需要大约起于五四运动之后。那时青年开始发现自我，急求扩而充之，野心不小。他们求知识像狂病；无论介绍西洋文学哲学的历史及理论，或者整理国故，都是新文化，都不迟疑地一口吞下去。他们起初拚命读杂志，后来觉得杂志太零碎，要求系统的东西；“概论”等等便渐渐地应运而生。杨荫深先生《编辑〈中国文学大纲〉的意义》（见《先秦文学大纲》）里说得最明白：在这样浩繁的文学书籍之中，试问我们是不是全部都去研究它，如果我们是个欢喜研究中国文学的话。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从时间上，与经济上，我们都不可能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说来，我们终究非把它全部研究一下不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满我们的欲望。于是其中便有聪明人出来了，他们用了简要的方法，把全部的中国文学做了一个简要的叙述，这通常便是所谓“文学史”。（杨先生说这种文学史往往是“点鬼簿”，他自己的书要“把中国文学稍详细的叙述，而成有一个系统与一个次序”。）青年系统的趣味与有限的经济时间使他们只愿意只能够读这类“架子书”。说是架子书，因为这种书至多只是搭着的一副空架子，而且十有九是歪曲的架子。青年有了这副架子，除知识欲满足以外，还可以靠在这架子上作文，演说，教书。这便成了求学谋生的一条捷径。有人说从前读书人只知道一本一本念古书，常苦于没有系统；现在的青年系统却又太多，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系统上，系统以外便没有别的。但这些架子是不能支持长久的；没有东西填进去，晃晃荡荡的，总有一天会倒下来。
从前人著述，非常谨慎。有许多大学者终生不敢著书，只写点札记就算了。印书不易，版权也不能卖钱。自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他们学问的良心关系最大。他们穷年累月孜孜兀兀地干下去，知道的越多，胆子便越小，决不愿拾人牙慧，决不愿蹈空立说。他们也许有矫枉过正的地方，但这种认真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我们印书方便了，版权也能卖钱了，出书不能像旧时代那样谨严，怕倒是势所必至；但像近些年来这样滥，总不是正当的发展。早先坊间也有“大全”“指南”一类书，印行全为赚钱；但通常不将这些书看作正经玩意儿，所以流弊还少，现在的“概论”“大纲”“小史”等等，却被青年当作学问的宝库，以为有了这些就可以上下古今，毫无窒碍。这个流弊就大了，他们将永不知道学问为何物。曾听见某先生说，一个学生学了“哲学概论”，一定学不好哲学。他指的还是大学里一年的课程；至于坊间的薄薄的哲学概论书，自然更不在话下。平心而论，就一般人看，学一个概论的课程，未尝无益；就是读一本像样的概论书，也有些好处。但现在坊间却未必有这种像样的东西。
说“概论”“大纲”“小史”，取其便于标举；有些虽用这类名字却不是这类书，也有些确不用这类名字而却是这类书———如某某研究，某某小丛书之类。这种书大概篇幅少，取其价廉，容易看毕；可是系统全，各方面都说到一点儿，看完了仿佛什么都知道。编这种书只消抄录与排比两种工夫，所以略有文字训练的人都能动手。抄录与排比也有几等几样，这里所要的是最简便最快当的办法。譬如编全唐诗研究罢，不必去看全唐诗，更不必看全唐文，唐代其他著述，以及唐以前的诗，只要找几本中国文学史，加上几种有评注的选本，抄抄编编，改头换面，好歹成一个系统（其实只是条理）就行了。若要表现时代精神，还可以随便检几句流行的评论插进去。这种转了好几道手的玩意，好像搀了好几道水的酒，淡而无味，自不用说；最坏的是让读者既得不着实在的东西，又失去了接近原著的机会，还养成求近功抄小路的脾气。再加上编者照例的匆忙，事实，年代，书名，篇名，句读，字，免不了这儿颠倒那儿错，那是更误人了。其实“概论”“大纲”“小史”也可以做得好。一是自己有心得，有主张，在大著作之前或之后，写出来的小书；二是融会贯通，博观约取的著作；虽无创见，却能要言不繁，节省一般读者的精力。这两种可都得让学有专长的人做去，而且并非仓卒可成。
1934年1月29日。
论说话的多少
圣经贤传都教我们少说话，怕的是惹祸，你记得金人铭开头就是“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岂不森森然有点可怕的样子。再说，多言即使不惹祸，也不过颠倒是非，决非好事。所以孔子称“仁者其言也讱”，又说“恶夫佞者”。苏秦张仪之流以及后世小说里所谓“掉三寸不烂之舌”的辩士，在正统派看来，也许比佞者更下一等。所以“沉默寡言”“寡言笑”，简直就成了我们的美德。
圣贤的话自然有道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假如你身居高位，一个字一句话都可影响大局，那自然以少说话，多点头为是。可是反过来，你如去见身居高位的人，那可就没有准儿。前几年南京有一位著名会说话的和一位著名不说话的都做了不小的官。许多人踌躇起来，还是说话好呢？还是不说话好呢？这是要看情形的：有些人喜欢说话的人，有些人不。有些事必得会说话的人去干，譬如宣传员；有些事必得少说话的人去干，譬如机要秘书。
至于我们这些平人，在访问，见客，聚会的时候，若只是死心眼儿，一个劲儿少说话，虽合于圣贤之道，却未见得就顺非圣贤人的眼。要是熟人，处得久了，彼此心照，倒也可以原谅的；要是生人或半生半熟的人，那就有种种看法。他也许觉得你神秘，仿佛天上眨眼的星星；也许觉得你老实，所谓“仁者其言也讱”；也许觉得你懒，不愿意卖力气；也许觉得你利害，专等着别人的话（我们家乡称这种人为“等口”）；也许觉得你冷淡，不容易亲近；也许觉得你骄傲，看不起他，甚至讨厌他。这自然也看你和他的关系，以及你的相貌神气而定，不全在少说话；不过少说话是个大原因。这么着，他对你当然敬而远之，或不敬而远之。若是你真如他所想，那倒是“求仁得仁”；若是不然，就未免有点冤哉枉也。民国十六年的时候，北平有人到汉口去回来，一个同事问他汉口怎么样。他说，“很好哇，没有什么。”
话是完了，那位同事只好点点头走开。他满想知道一点汉口的实在情形，但是什么也没有得着；失望之馀，很觉得人家是瞧不起他哪。但是女人少说话，却当别论；因为一般女人总比男人害臊，一害臊自然说不出什么了。再说，传统的压迫也太利害；你想男人好说话，还不算好男人，女人好说话还了得！（王熙凤算是会说话的，可是在《红楼梦》里，她并不算是个好女人）可是———现在若有会说话的女人，特别是压倒男人的会说话的女人，恭维的人就一定多；因为西方动的文明已经取东方静的文明而代之，“沉默寡言”虽有时还用得着，但是究竟不如“议论风生”的难能可贵了。
说起“议论风生”，在传统里原来也是褒辞。不过只是美才，而不是美德；若是以德论，这个怕也不足重轻罢。现在人也还是看作美才，只不过看得重些罢了。
“议论风生”并不只是口才好；得有材料，有见识，有机智才成———口才不过机智，那是不够的。这个并不容易办到；我们平人所能做的只是在普通情形之下，多说几句话，不要太冷落场面就是。———许多人喝下酒时生气时爱说话，但那是往往多谬误的。说话也有两路，一是游击式，一是包围式。有一回去看新从欧洲归国的两位先生，他们都说了许多话。甲先生从客人的话里选择题目，每个题目说不上几句话就牵引到别的上去。当时觉得也还有趣，过后却什么也想不出。乙先生也从客人的话里选题目，可是他却粘在一个题目上，只叙说在欧洲的情形。他并不用什么机智，可是说得很切实，让客人觉着有所得而去。他的殷勤，客人在口头在心上，都表示着谢意。
普通说话大概都用游击式；包围式组织最难，多人不能够，也不愿意去尝试。
再说游击式可发可收，爱听就多说些，不爱听就少说些；我们这些人许犯贫嘴到底还不至于的。要说像“哑妻”那样，不过是法朗士的牢骚，事实上大致不会有。倒是有像老太太的，一句话重三倒四地说，也不管人家耳朵里长茧不长。这一层最难，你得记住那些话在那些人面前说过，才不至于说重了。有时候最难为情的是，你刚开头儿，人家就客客气气地问，“啊，后来是不是怎样怎样的？”包围式可麻烦得多。最麻烦的是人多的时候，说得半半拉拉的，大家或者交头接耳说他们自己的私话，或者打盹儿，或者东看看西看看，轻轻敲着指头想别的，或者勉强打起精神对付着你。这时候你一个人霸占着全场，说下去太无聊，不说呢，又收不住，真是骑虎之势。大概这种说话，人越多，时候越不宜长；各人的趣味不同，决不能老听你的———换题目另说倒成。说得也不宜太慢，太慢了怎么也显得长。曾经听过两位著名会说话的人说故事，大约因为唤起注意的缘故罢，加了好些个助词，慢慢地叙过去，足有十多分钟，算是完了；大家虽不至疲倦，却已暗中着急。声音也不宜太平，太平了就单调；但又丝毫不能做作。这种说话只宜叙说或申说，不能掺一些教导气或劝导气。长于演说的人往往免不了这两种气味。有个朋友说某先生口才太好，教人有戒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包围式说话要靠天才，我们平人只能学学游击式，至多规模较大而已。———我们在普通情形之下，只不要像林之孝家两口子“一锥子扎不出话来”，也就行了。
1934年8月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91期。
内地描写
———读舒新城先生《故乡》的感想前些日子读了舒新城先生的《故乡》，知道了内地的许多情形，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这些人对于现代的中国知道的实在太少；自己住在大都市里，处处用大都市的眼光看，好像高远得很，有许多地方却不切实际。我们所看到的往往老是一个角落；凭你怎么大的都市，就说北平、上海吧，在整个中国里，也只算一个角落罢了。北平、上海有它们可爱可恨之点；但内地许多城乡市镇，也有它们的可爱可恨之点，为北平、上海所没有的。内地是真正的中国老牌，懂得内地生活，才懂得“老中国的儿女”；若用北平、上海等处来概括一切，那只是抹杀一切罢了。
现在研究内地情形
的渐渐多了，这是好现
象。新文学里的内地描
写，从鲁迅先生创始，
小说中以内地为背景的
不少；近年来茅盾先生
《春蚕》等篇是大家都
知道的。散文里向这方
面取材的，却似乎还不
多；除了游记的一部
分。过去的散文大抵以
写个人的好恶为主，而
以都市或学校为背景；
一般所谓“身边琐事”
的便是。老这样写下
去，笔也许太腻，路也
许太窄；内地描写却似
乎正可以济其穷。
游记里的描写常嫌
简略，而走马看花，说
出来也不甚贴切。报纸
上倒不时有内地情形的
记载，简略是不用说，
而板板地没生气，当然
不能动人。现在所需要
的是仔细的观察，翔实
的描写。一种风俗，一种人情，一处风景，只要看出它们的特异之处，有选择地、有条理地写出来，定可给读者一种新知识，新情趣———或者说，新了解，新态度。
这种了解与态度，在实际上即使一时还不能发生影响，但是做了中国人，多了解中国一些，总不坏的。
这种内地描写，那样人动手好呢？生长在本地的人，情形最熟悉；可是眼界小，缺乏参考比较的资料，怕说不出什么来。他们只生活在一种环境里，没有别种亲切的体验；如鱼相忘于江湖，虽有苦乐，却觉得都是自然的，不生什么疑问。旅行人呢，又苦于情形太不熟悉，居留期也多不长；他们所得的，常是片段的浮浅的经验，说出来没有多少分量。最好是生长在本地而又在外边来去的人；其次是长时期旅居的人。但是还得有眼有笔；有眼才能看得透，有笔才能写得动人。近来《独立评论》上也常见记载内地疾苦的通信，比一般报纸上的要翔实些；可是只是散漫的报告。假如能够再加组织，再加发展，便更可引人注意，而成为文学作品了。
所以最适宜于动手的，是寒暑假回家的大学生高中学生。其次是假期旅行的知识分子，———近几年假期旅行之风渐盛，大学教授更多。这原是外国脾气，为的是变换变换环境，本意在个人的愉快。但是在现在情形之下，似乎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到内地看看，作一举两得之计。倘若像现在的样子，都跑到青岛，庐山，南京，上海去，那么，酒食征逐之外，似乎好处很少。至于内地旅行不便，也是实情；但是交通渐渐改善，先拣火车通的地方去也未尝不可。
话说回来，这种描写用不着欧化的文字。内地生活，欧化的成分极少，用本国的文调尽可表现。像《故乡》写得就很显豁，很活泼。这本书原来是写给一个朋友的许多信集成的，像寻常谈话一般，读了亲切有味。这种谈话风的文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只要下笔的时候，心里想着是在写信就行，并用不到如何训练的。至于搀进些报章气味在这种文字里，原也无妨，不过怕读者觉得不大真切。总之，也不必太严格讲求技巧；因为那么着，动手的人就少了。
1934年10月13日。
“欢喜老墓碑”
欢喜老者，莫知其所从来，或云蓟州人。姓贾氏。山居岩处，人至其前，无贵贱老幼，恒嘻嘻说欢喜语不绝口，人人称为“欢喜老”，故名字莫得而知焉。居常好唱太平歌，歌多鄙俚；或涉儒墨，或涉黄老，语无伦次。人问之，益入于无稽，而莫知其所指。然味其辞，皆与父言慈，与子言孝，劝人安分为善以寻欢乐。故王公大人亦爱而近之。示之书，曰不识字；不知果识与否也。素性淡泊，与之鲜衣美食，亦不甚却，余则以周贫乏。得果饵，间袖以啖小儿。所至村童牧竖皆相随歌舞以为乐，遇大寒大暑，不火不扇。拂逆窘穷，喜笑如常。盖尘世间之荣枯得丧，了不足以犯其灵台者，数十年如一日也。于康熙六十年岁次辛丑七月二十三日，无疾而终，寿九十有四岁。此老也，殆得春气之多者欤？或曰，人禀五行之气而生，不可偏胜；太喜毗于阳，有道者不若是。余曰，不然。庄子云，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尤患，其中开口而笑者，四五日而已。而此老独能无日不笑。余又闻之抱朴子云，人主有道，国有善政，则四七从度，五星不逆，霜不秋繁，雪不冬泄，喜瑞并臻，灾厉寝灭。此则天喜。今此老生天喜之世，继“歌衢”
“击壤”之流，斯陶斯咏于化日之下者，将及百年，非有道者而能若是乎！今葬于树村大佛寺之后，建塔其上。恐其日久而渐泯也，乃刻石而揭之原。六十一年壬寅四月初二日，善庆主人记。
右录碑文讫。
树村在北平北郊；从清华园后门去，约六七里。朋友里第一个发现这地方的是叶公超先生，是三年前的事了。他最爱出去走；清华园东沿溪一条小道，我们常常去散步的，也是他的发现。有一回他告诉我们说，有这么一个树村；村里一块“欢喜老墓碑”很好。他说欢喜老是清初人，也许是个明朝遗老的儿子。他又说那是个回教的村子；孩子们比较干净。
当时也想去看看那块碑，但我是懒走路的人，想想就算了。直到去年夏末秋初，一个朋友为了一个什么人苦闷得走投无路；我们夫妇想起树村，便约他去走走，解闷儿。那是下午。出了清华园后门，便是乡下；我们沿着土路向西北角迤逦而行，问了好几回人，过了好几回桥，才进了一个村口。路又阔又直又长，气象颇好；以为定是所谓树村，就是那有“欢喜老墓碑”的了。那知这是正白旗，还得往西去。
走进树村，穿出一条窄窄的胡同，便到了正街上。准对胡同口是一个小摊儿，卖的也就是花生，烟卷之类，那摆摊儿的却胖得像一尊弥勒佛，一条腿瘸得利害，立起来就非靠杖不可。我们买了几个铜子花生剥着，一面问胖子“欢喜老墓碑”在那儿。他说从没听见过这个碑。摊子原摆在一家油盐店门外，他便掉头问里面柜上的人；柜上的人也不知道。他教我们到村子那一头看看；那头有个庙。
街上倒也有五六家铺子，不知是不是下午的缘故，门前冷清清的。孩子不少，可是也不见得干净；前两年许好些。庙里设着私塾，一个戴老光眼镜的老先生正忙着听孩子们背书。孩子们将书放在先生桌角上，背过身去，摇摆着，嚷着；我想到三十年前自己的影子。庙里还是没有碑，我们已经打算回头走。只我偏不甘心，试向一个老和尚问了一句。他不说有，也不说没有，却教我们跟他走。原来碑就在庙后面田里。他问，是不是？一看，可不正是“欢喜老墓碑”！
碑身约高四五尺，座子约高三尺。额上雕着二龙戏珠，嵌着一个“寿”字，雕工粗糙得很。字近乎赵体，刻得很浅很随便。碑文有公安派气息；欢喜老是个游戏人间的人，他的墓碑也是游戏三昧———所谓文如其人，大约可以这么解吧。那时许多孩子围着；我们看碑，他们看我们。将花生送给他们吃，有的接，有的不接；一个十四五岁小姑娘还红了脸，我们那朋友说，她知道害羞呢。
今年夏末，教大儿和一个仆人同去抄那碑文。回来告诉，碑已经斜了；孩子们都问他们从那儿来，是谁让来的；说有一回这块碑几乎让人偷走了。———因为抄本有几个字不清楚，我们又自己去校了一回。碑果然斜了，但我疑心是土松了的缘故，未必真有这样雅贼。往回走时，天已薄暮，在村口却遇见一个疯子；问讯了几句，便东说西说，眼泪直流，又将我们认作他的亲人。他心里的委屈大概很多；但是村里女人孩子都在笑他，他们在区里叫出巡警来将他轰走了。
此碑未见著录；善庆主人也不知是谁。
1934年10月记，载1935年12月1日《宇宙风》半月刊第6期。
文言白话杂论
有一两位朋友谈起现在读文言的人要比读白话的多。他们的估计是这样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小市民，都能读白话和文言，虽然他们所能读的白话和文言，性质程度未必一样。而在实际生活里，他们是两种文体都得读的。另有一班老先生，却只读文言，不需，不愿或竟不能读白话。这么看，读文言的人岂不就多了？
又有朋友说，现在的白话是美术文，文言却是应用文，正如从前古文是应用文，骈文是美术文一般。———这几位朋友却都是写白话的。这原是些旧话；近来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教我想起了这些。我觉得这两说都还有可商之处。主张第一说的，似乎没有将那数目不小的，只能读白话的小学生估计进去。这个数目怕比那班老先生多；况且老先生一天比一天少，小学生却日出不穷。就凭这一点说，白话的势力一定会将文言压下去。自然，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若真个成功，就不一定能这么说；不过那么一来，中小学生可太苦了，浪费了许多精力在本可不学的东西上。这层别人已经说得很多，兹不论。
至于文言文是应用文，也是这回文言运动的二大理由之一。———另一个理由是经书为做人根本，不可不读；这一层论者也很多，不赘。———许多人看重这件事，因为是实在情形。不过现在社会上应用的文言，如书札，电报，法令，宣言，报纸等，却并不是所谓古文；念了《论语》《孟子》固然未必写得合式，就念了韩愈、柳宗元、曾国藩（不指他的家书）、张裕钊，也还未必写得好。这种东西贵在当行；只要懂得虚字用法，多看多练就成，用不着“取法乎上”。不过小学初中的学生也不必着忙；高中或职业学校可在国文科里带着讲讲练练，练比讲还要紧。
白话文是否只是美术文呢？林语堂先生（他并不是中小学文言运动中人）在《论语录体之用》（《论语》二十六期）里说：文言不合写小说，实有此事。然在说理，论辩，作书信，开字条，语录体皆胜于白话。
似乎也只以白话为美术文。但是作书信，开字条，与普通文言也不同，已见上节。语录体自成一格，原是由文言到白话的过渡。白话既已流行，似乎该用不着它了；而林先生却主张再往回走，似乎可以不必。现在且说作书信，写字条，林先生以为：
一人修书，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谢你”“非常惭愧”，便是噜哩噜嗦，文章不经济。
这里有两点可以注意：一则林先生是直翻文言，看来自然觉得可笑而不经济。
但事实上怕很少那样说的。“示悉”在白话信里，也可当作成语用；要不然，说“来信悉”“来信收到”都成。“至感”可说“感谢”“多谢”。“歉甚”可当成语，换说“对不起”也未尝不可。新文学运动初期，林先生所说那种浮夸的句子或许有人用；那时还有“亲爱的某先生”“你的朋友”等等格式，是从外国文翻来的。但现在却少了。现在朋友写信，无论白话文言，上下的称呼如“某某先生”“弟某某”等，虽还不脱从前的格式，可简单利落多了。信里的套话也少了。这不是文言白话的分别，而是噜嗦与经济的分别。现在可以说第二点了。经济不经济其实应该分文体论，不该只看字数多少。一种文体有一种经济的标准；文言的字句组织和白话不同，论繁简当以各自的组织为依据。若将一句文言，硬翻成白话，那当然是噜嗦，不过这种硬翻成的白话并不是真白话。至于成语，更不能也不必翻。其实就白话说也一样，如“揩油”、“敲竹杠”，便没有适当文言可翻；若写文言信，也只好说，“大揩其油”，“此系敲竹杠性质”。书信文条的经济标准又与文言白话不一样。
文言书信体因为年代久了，所以有一定的格调，看起容易顺眼；白话书信应用的时间长起来，也会有一定的格调的。
至于说理，论辩，古文实不相宜，曾国藩就说过这样话。（《与吴南屏书》）语录体比古文得用些，但还不及白话复杂细密。林先生似乎只承认白话表情表得妙，而不承认白话达意达得好；其实白话之所以盛行，正因为达意达得好。新文学运动起来，大半靠《新青年》里那些白话论文（文言的很少），那些达意的文字；新文化运动更靠着达意的文字。这是白话宜于说理论辩的实据。
从梁任公先生以来，文言早已渐渐改了样子。他那时是不求汉魏的凝炼，不守桐城的义法，名词杂，篇幅长。但还用典故，还搬弄虚字。近来的文言却连典故也少用了，虚字也少用了，只朴质地说理纪事。这么着文言白话的分别其实就很少。
请看下一节文言：
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为沟通中西文化起见，特（地）举行世界图书馆展览会。在沪举行，成绩甚佳（很好）。现（在）应华北各方请求，由今日起至七日止在北平图书馆展览一周（星期），每日展览时间自晨（早）九时起，至下午五时止。（十一月一日《大公报》）若将括弧里的字分别加入，换入，岂不就是现行的白话？请再看一节白话：文官制度譬如吾人的（之）生理机构，不待大脑发有意识的命令，即可依照常理进行呼吸，消化，走动等本能的或习惯的功用。所以我们（吾人）甚至不妨说（谓）事务官比政务官还（删去此字）更重要。（同前）若照括弧改一下，岂不就是现行的文言？自然，现行的文言白话并不全如此相近，但在应用文方面，二者相差的确不怎样远；所举二例，只从同日同报上随手检出，可见同类的例甚易见，并非巧合。这可以说是文言的白话化。文言白话相差既这样少，将来识字的人多了，能读白话的人多了，报纸和别的应用文自然渐渐改成白话。那时文言只供少数人用；若干年之后，便会变成真正的“死文字”，像周诰殷盘，只能学者去研究了。再说，现在对于文言里的成语往往滥用，又多忽略文法，如王了一先生《今日的白话文言之争》（《独立评论》一一二号）里所举的有趣的例子（如“难保不无障碍”等，因为老句法太短，不易引入注意，所以才用续凫胫的办法；这其实也是文言的白话化）。这可见一般人已经没有耐心去研究那难学的文言了。拥护文言的人也许叹息文言的退化，但这是免不了的；人事日繁，难学的文言，总有一天会崩坏，让白话取而代之。
白话照现行的样子，也还不能做应用的利器，因为欧化过甚。近年来大家渐渐觉悟，反对欧化，议论纷纷。所谓欧化，最重要的是连串的形容词副词，被动句法，还有复牒形容句（日本句谓“如何如何的我”之类归入此种）等。姑借用林先生《怎样洗炼白话入文》（《人间世》十三期）中的所举的例子：女人最可畏的物质贪欲和虚荣心她渐渐的都被培植养成。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可以看出欧化的流弊所极。以后应用的白话该是国语，而且要以最近于口语为标准；那些太曲太长的句子，教人永远念不顺口的，都用不着。至于大众语，在形式上，这样限制也就够了。这种白话，只要能识字，想来总容易懂的；文字与语言无论如何不能完全一致（如助词，差异就很多）。识字的从识字的过程里学习了种种方便，可以懂得那虽不完全与语言一致的文字。若不识字，那就困难，大概只有用罗马字拼方音教给他们，像内地许多教会曾经办过的；再有，就是用方音念给他们听。
1934年11月12日。
买书
买书也是我的嗜好，和抽烟一样。但这两件事我其实都不在行，尤其是买书。
在北平这地方，像我那样买，像我买的那些书，说出来真寒尘死人；不过本文所要说的既非诀窍，也算不得经验，只是些小小的故事，想来也无妨的。
在家乡中学时候，家里每月给零用一元。大部分都报效了一家广益书局，取回些杂志及新书。那老板姓张，有点儿抽肩膀，老是捧着水烟袋；可是人好，我们不觉得他有市侩气。他肯给我们这班孩子记账。每到节下，我总欠他一元多钱。他催得并不怎么紧；向家里商量商量，先还个一元也就成了。那时候最爱读的一本《佛学易解》（贾丰臻著，中华书局印行）就是从张手里买的。那时候不买旧书，因为家里有。只有一回，不知那儿检来《文心雕龙》的名字，急着想看，便去旧书铺访求：有一家拿出一部广州套版的，要一元钱，买不起；后来另买到一部，书品也还好，纸墨差些，却只花了小洋三角。这部书还在，两三年前给换上了磁青纸的皮儿，却显得配不上。
到北平来上学入了哲学系，还是喜欢找佛学书看。那时候佛经流通处在西城卧佛寺街鹫峰寺。在街口下了车，一直走，快到城根儿了，才看见那个寺。那是个阴沉沉的秋天下午，街上只有我一个人。到寺里买了《因明入正理论疏》、《百法明门论疏》、《翻译名义集》等。这股傻劲儿回味起来颇有意思；正像那回从天坛出来，挨着城根，独自个儿，探险似以地穿过许多没人走的碱地去访陶然亭一样。在毕业的那年，到琉璃厂华洋书庄去，看见新版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才十四元。可是十四元并不容易找。想来想去，只好硬了心肠将结婚时候父亲给做的一件紫毛（猫皮）水獭领大氅亲手拿着，走到后门一家当铺里去，说当十四元钱。柜上人似乎没有什么留难就答应了。这件大氅是布面子，土式样，领子小而毛杂———原是用了两副“马蹄袖”拼凑起来的。父亲给做这件衣服，可很费了点张罗。拿去当的时候，也踌躇了一下，却终于舍不得那本字典。想着将来准赎出来就是了。想不到竟不能赎出来，这是直到现在翻那本字典时常引为遗憾的。
重来北平之后，有一年忽然想搜集一些杜诗。一家小书铺叫文雅堂的给找了不少，都不算贵；那伙计是个麻子，一脸笑，是铺子里少掌柜的。铺子靠他父亲支持，并没有什么好书；去年他父亲死了，他本人不大内行，让伙计吃了，现在长远不来了，他不知怎么样。说起杜诗，有一回，一家书铺送来高丽本《杜律分韵》，两本书，索价三百元。书极不相干而索价如此之高，荒谬之至，况且书面上原购者明明写着“以银二两得之”。第二天另一家送来一样的书，只要二元钱，我立刻买下。北平的书价，离奇有如此者。
旧历正月里厂甸的书摊值得看；有些人天天巡礼去。我住的远，每年只去一个下午———上午摊儿少。土地祠内外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地来往。也买过些零碎东西；其中有一本是《伦敦竹枝词》，花了三毛钱。买来以后，恰好《论语》要稿子，选抄了些寄去，加上一点说明，居然得着五元稿费。这是仅有的一次，买的书赚了钱。
在伦敦的时候，从寓所出来，走过近旁小街。有一家小书店门口摆着一架旧书。上前去徘徊了一下，看见一本《牛津书话选》（TheBookLovers’Anthology），烫花布面，装订不马虎，四百多面，本子也不小，准有七八成新，才一先令六便士，那时合中国一元三毛钱，比东安市场旧洋书还贱些。这选本节录许多名家诗文，说到书的各方面的；性质有点像叶德辉氏《书林清话》，但不像《清话》有系统；他们旨趣原是两样的。因为买这本书，结识了那掌柜的；他以后给我找了不少便宜的旧书。有一种书，他找不到旧的，便和我说，他们批购新书按七五扣，他愿意少赚一扣，按九扣卖给我。我没有要他这么办，但是很感谢他的好意。
1935年1月10日。
论别字
前年作过一篇文，说到高中毕业生写的别字之多。这一年多又看了多少高中毕业生、大学一年生的国文卷子及作文本子，还是觉得如此。前年十月十一月《申报·自由谈》里《论语》里有过一回别字的讨论，有人说青年人写别字，读别字应当宽恕，有人却主张提倡———因为汉字实在太难，这么着可以给简笔字之类开一条门路。去年《太白》创刊号里也有胡愈之先生《怎样打倒方块字？》一文，提倡写别字，词类连书，准备拉丁化。那是更进一步了。
别字的界说并不容易定；说是以约定俗成为标准，就是以通用为标准，固然不错，可是通用的标准也很难严格说明。譬如“无”字固然通用，“无”字也不僻；“考”字固然通用，“ㄎ攵”字也不僻。我们可以说“ㄎ攵”字用得少些；但“无”字情形就不同，普通读书人多用“无”字，而俗刻书里却多用“无”字。从前说“约定俗成”，大概只以普通读书人为限，俗刻书是不算的。按这个标准，“无”
“ㄎ攵”两字算是“古字”，而非通用字。———“古字”的名字有语病，实在就是“现在罕用字”的意思。所以旧时写别字固然为人所笑，为功令所斥，写“古字”
也算是好奇之过，不讨好。至于读别字，说来也够复杂的。书音和语音不同，如“车水马龙”与“来辆车”的两个“车”字；方音有时不同，如“覃振”的“覃”，北平人读“谈”，湘西人读“琴”；字调（四声）的变化无方，更不用说了。
但向来说读别字，只按普通读书人的书音为标准，那却简单得多。还有本来是别字或别音，因为一般人士都当作正字正音用，似乎有渐渐变成正字正音的样子，原有的正字正音倒反要成为“古字”“古音”了。如“竭力”现在通写作“极力”，“滑稽”（骨稽）现在通读作“华稽”都是显例。这算是新的“约定俗成”，我们无须也怕不能深闭固拒。
新教育施行以来，直到近年，写“古字”的差不多很少了，写别字、读别字的却增多。这自然因为学习识字写字的时间减少之故；有人说汉字繁难也是主因，不然别国文字教育，时间也差不多，怎么会成功呢？这样说的人一定忘记了西洋文字教育里拼法错误一个大问题；那其实就是中国的写别字，他们也是至今还未解决的。读别字的问题，在西洋也许少些，但如伦敦俗音，不读h的声音（如Hill读为Ill）之类，也颇为受教育的人所诟病。再说汉字虽然繁复，可是据周先庚先生研究，也有它们的完形性，易于辨识，或为拼音文字所不及。（详见周先生《美人判断汉字位置之分析》，《中国测验学会研究报告》之八）周先生的意思，汉字教学方法若改良，学起来也未必特别难。这个意思虽还是个假设，要等逐步实验才可下断语，可是说汉字繁难是别字的主因，却暂难相信了。
关于教学法改良，在前年那文中已说到应注重训练一层，特别在小学与初中里。具体的办法，该等专家去研究；但默写与字表考试似乎都可施行。字表可分年级制定，与教材连络，这个自然也得靠专家。数笔顺在小学里也是基本；但像前几年所见那样，教小学生们戟指书空，似乎不如让他们用笔写在练习簿上。———不知这句话外行否？关于写字，大约也需要心理技术，听说定县现在有人正在研究。除了教学法之外，简体字的施行，也可使汉字更容易写，即使不更容易识。有人怕简体字施行以后，一面要识简体字，一面还要识寻常汉字，如既要识“变”字，又要识“变”字，岂不更难。但主张简体字的人觉得如定好了一套简体字，由教育部公布，像公布注音符号一样，简体字便很易通行，不久当能取寻常汉字而代之。杂志报纸不用说，便是古书，如有必要，也可用简体字翻印。（也有主张简体繁体并用的，过渡时期事实上当不免如此。但不必主张，我们盼望那些繁体将来都变成“古字”）我们得注意，现在《论语》《人间世》已搀用简体字，《太白》等四种杂志也将搀用，更重要的，教育部已请钱玄同先生编制简体字表，不久就可公布：这个运动已经离开了纯粹讨论的时期了。简体字通行，教学法改良，文字教育易于进步，别字必然减少。至于胡愈之先生的提议，我不以为然。一则拼音文字在中国施行的可能性太小，此层多有论者。二则胡先生故意满纸别字，虽和方块字开了大玩笑，却让读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猜那样满纸写别字，也必定比平常作文多费一两倍工夫。他的提议大概不会有实际影响。
至于现在人写别字读别字，应加宽恕，不必嘲笑，那是不错的。但该分别而论。在学校里的学生还该由教师随时矫正；不过标准可以放宽些，写的方面，可以准写简体字；读的方面，方音和国音可以准其并用。固然，因为上下文关系，写别字读别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妨害，但是不写别字不读别字，像穿干净衣服一样，岂不更好。爱好之心，人皆有之，我想没有人是爱写别字、爱读别字的，只是不由自主罢了。至于社会一般人，有机会也可给他们矫正，多一半却只能听其自然。
1935年2月24日。
松堂游记
去年夏天，我们和S君夫妇在松堂住了三日。难得这三日的闲，我们约好了什么事不管，只玩儿，也带了两本书，却只是预备闲得真没办法时消消遣的。
出发的前夜，忽然雷雨大作。枕上颇为怅怅，难道天公这么不做美吗！第二天清早，一看却是个大晴天。上了车，一路树木带着宿雨，绿得发亮，地下只有一些水塘，没有一点尘土，行人也不多。又静，又干净。
想着到还早呢，过了红山头不远，车却停下了。两扇大红门紧闭着，门额是国立清华大学西山牧场。拍了一会门，没人出来，我们正在没奈何，一个过路的孩子说这门上了锁，得走旁门。旁门上挂着牌子，“内有恶犬”。小时候最怕狗，有点趑趄。门里有人出来，保护着进去，一面吆喝着汪汪的群犬，一面只是说，“不碍不碍”。
过了两道小门，真是豁然开朗，别有天地。一眼先是亭亭直上，又刚健又婀娜的白皮松。白皮松不算奇，多得好，你挤着我我挤着你也不算奇，疏得好，要像住宅的院子里，四角上各来上一棵，疏不是？谁爱看？这儿就是院子大得好，就是四方八面都来得好。中间便是松堂，原是一座石亭子改造的，这座亭子高大轩敞，对得起那四围的松树，大理石柱，大理石栏杆，都还好好的，白，滑，冷。白皮松没有多少影子，堂中明窗净几，坐下来清清楚楚觉得自己真太小，在这样高的屋顶下。树影子少，可不热，廊下端详那些松树灵秀的姿态，洁白的皮肤，隐隐的一丝儿凉意便袭上心头。
堂后一座假山，石头并不好，堆叠得还不算傻瓜。里头藏着个小洞，有神龛，石桌，石凳之类。可是外边看，不仔细看不出。得费点心去发现。假山上满可以爬过去，不顶容易，也不顶难。后山有座无梁殿，红墙，各色琉璃砖瓦，屋脊上三个瓶子，太阳里古艳照人。殿在半山，岿然独立，有俯视八极气象。天坛的无梁殿太小，南京灵谷寺的太黯淡，又都在平地上。山上还残留着些旧碉堡，是乾隆打金川时在西山练健锐云梯营用的，在阴雨天或斜阳中看最有味。又有座白玉石牌坊，和碧云寺塔院前那一座一般，不知怎样，前年春天倒下了，看着怪不好过的。
可惜我们来的还不是时候，晚饭后在廊下黑暗里等月亮，月亮老不上，我们什么都谈，又赌背诗词，有时也沉默一会儿。黑暗也有黑暗的好处，松树的长影子阴森森的有点像鬼物拿土。但是这么看的话，松堂的院子还差得远，白皮松也太秀气，我想起郭沫若君《夜步十里松原》那首诗，那才够阴森森的味儿———而且得独自一个人。好了，月亮上来了，却又让云遮去了一半，老远的躲在树缝里，像个乡下姑娘，羞答答的。从前人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真有点儿！
云越来越厚，由他罢，懒得去管了。可是想，若是一个秋夜，刮点西风也好。虽不是真松树，但那奔腾澎湃的“涛”声也该得听吧。
西风自然是不会来的。临睡时，我们在堂中点上了两三支洋蜡。怯怯的焰子让大屋顶压着，喘不出气来。我们隔着烛光彼此相看，也像蒙着一层烟雾。外面是连天漫地一片黑，海似的。只有远近几声犬吠，教我们知道还在人间世里。
1935年5月15日。
什么是散文？
散文的意思不止一个。对骈文说，是不用对偶的单笔，所谓散行的文字。唐以来的“古文”便是这东西。这是文言里的分别，我们现在不大用得着。对韵文说，散文无韵；这里所谓散文，比前一文所包广大。虽也是文言里旧有的分别，但白话文里也可采用。这都是从形式上分别。还有与诗相对的散文，不拘文言白话，与其说是形式不一样，不如说是内容不一样。内容的分别，很难说得恰到好处；因为实在太复杂，凭你怎么说，总难免顾此失彼，不实不尽。这中间又有两边儿跨着的，如所谓散文诗，诗的散文；于是更难划清界限了，越是缠夹，用得越广，从诗与散文派生“诗的”“散文的”两个形容词，几乎可用于一切事上，不限于文字。———茅盾先生有一个短篇小说，题作“诗与散文”，是一个有趣的例子。
按诗与散文的分法，新文学里的小说、戏剧（除掉少数诗剧和少数剧中的韵文外）、“散文”，都是散文。———论文，宣言等不用说也是散文，但是通常不算在文学之内———这里得说明那引号里的散文。那是与诗，小说，戏剧并举，而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的东西，或称白话散文，或称抒情文，或称小品文。这散文所包甚狭，从“抒情文”，“小品文”两个名称就可知道。小品文对大品而言，只是短小之文；但现在却兼包“身边琐事”或“家常体”等意味，所以有“小摆设”之目。
近年来这种文体一时风行；我们普通说散文，其实只指的这个。这种散文的趋向，据我看，一是幽默，一是游记、自传、读书记。若只走向幽默去，散文的路确乎更狭更小，未免单调；幸而有第二条路，就比只写身边琐事的时期已展开了一两步。
大体上说，到底是前进的。有人主张用小品文写大众生活，自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意思，但盼望做出些实例来。
读书记需要博学，现在几乎还只有周启明先生一个人动手。游记、传记两方面都似乎有很宽的地步可以发展。我以为不妨打破小品，多来点儿大的。长篇的游记与自传都已有人在动手，但盼望人手多些，就可热闹起来了。传记也不一定限于自传，可以新作近世人物的传，可以重写古人的传；游记也不一定限于耳闻目睹，掺入些历史的追想，也许别有风味。这个先得多读书，搜集材料，自然费功夫些，但是值得做的。不愿意这么办，只靠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判断力，也可写出精彩的东西；但生活的方面得广大，生活的态度得认真。———不独写游记、传记如此，写小说、戏剧也得如此（写历史小说、历史戏剧，却又得多读书了）。生活是一部大书，读得太少，观察力和判断力还是很贫乏的。日前在天津看见张彭春先生，他说现在的文学有一条新路可以走。就是让写作者到内地或新建设区去，凭着他们的训练（知识与技巧）将所观察的写成报告文学。这不是报纸上简陋的地方通信，也不是观察员冗杂的呈报书，而应当是文学作品。他说大学生、高中学生都可利用假期试试这个新设计。我在《太白》里有《内地描写》一文，也有相似的说话，这确是我们散文的一个新路。此外，以人生为题的精悍透彻的———抒情的论文，像西塞罗《说老》之类，也可发展；但那又得多读书或多阅世，怕不是一时能见成绩的。
1935年7月。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一
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鸽子》。这时是七年正月。他的《尝试集》，我们第一部新诗集，出版是在九年三月。
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试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
不过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梁实秋氏说外国的影响是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他指出美国印象主义者六戒条里也有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新式标点和诗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国；而外国文学的翻译，更是明证。胡氏自己说《关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而这首诗却是译的，正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新诗运动从诗体解放下手；胡氏以为诗体解放了，“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这四项其实只是泛论。他具体的主张见于《谈新诗》。消极的不作无病之呻吟，积极的以乐观主义入诗。他提倡说理的诗。音节，他说全靠：一、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平仄是不重要的。用韵，他说有三种自由：一、用现代的韵，二、平仄互押，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方法，他说须要用具体的做法。这些主张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作他们的诗。《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
那正是“五四”之后，刚在开始一个解放的时代。《谈新诗》切实指出解放后的路子，彷徨着的自然都走上去。乐观主义，旧诗中极罕见；胡氏也许受了外来影响，但总算是新境界；同调的却只有康白情氏一人。说理的诗可成了风气，那原也是外国影响。直到民十五止，这个风气才渐渐的衰下去；但在徐志摩氏的诗里，还可寻着多少遗迹。“说理”是这时期诗的一大特色。照周启明氏看法，这是古典主义的影响，却太晶莹透澈了，缺少了一种馀香与回味。
民七以来，周氏提倡人道主义的文学；所谓人道主义，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而言。这也是时代的声音，至今还为新诗特色之一。胡适之氏《人力车夫》、《你莫忘记》也正是这种思想，不过未加提倡罢了。———胡氏后来却提倡“诗的经验主义”，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作诗的态度。那便是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想像，中国诗的传统原本如此。因此有人称这时期的诗为自然主义。这时期写景诗特别发达，也是这个缘故。写景诗却是新进步；胡氏《谈新诗》里的例可见。
自然音节和诗可无韵的说法，似乎也是外国“自由诗”的影响。但给诗找一种新语言，决非容易，况且旧势力也太大。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丢掉旧诗词的调子；但是有死用活用之别。胡氏好容易造成自己的调子；变化可太少。康白情氏解放算彻底的，他能找出我们语言的一些好音节，《送客黄浦》便是；但集中名为诗而实是散文的却多。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走欧化一路的后来越过越多。———这说的欧化，是在文法上。
“具体的做法”不过用比喻说理，可还是缺少馀香与回味的多，能够浑融些或精悍些的便好。像周启明氏的《小河》长诗，便融景入情，融情入理。至于有意的讲究用比喻，怕要到李金发氏的时候。
这时期作诗最重自由。梁实秋氏主张有些字不能入诗，周启明氏不以为然，引起一场有趣的争辩。但商务印书馆主人却非将《将来之花园》中“小便”删去不可。另一个理想是平民化，当时只俞平伯氏坚持，他“要恢复诗的共和国”；康白情氏和周启明氏都说诗是贵族的。诗到底怕是贵族的。
这时期康白情氏以写景胜，梁实秋氏称为“设色的妙手”；写情如《窗外》拟人法的细腻，《一封没写完的信》那样质朴自然，也都是新的。又《鸭绿江以东》、《别少年中国》，悲歌慷慨，令人奋兴。———只可惜有些诗作的太自由些。俞平伯氏能融旧诗的音节入白话，如《凄然》；又能利用旧诗里的情境表现新意，如《小劫》；写景也以清新著，如《孤山听雨》。《呓语》中有说理浑融之作；《乐谱中之一行》颇作超脱想。《忆》是有趣的尝试，童心的探求，时而一中，教人欢喜赞叹。
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这时期新诗做到了“告白”的一步。
《尝试集》的《应该》最有影响，可是一半的趣味怕在文字的缴绕上。康白情氏《窗外》却好。但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氏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
周启明氏民十翻译了日本的短歌和俳句。说这种体裁适于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是真实简炼的诗。到处作者甚众。但只剩了短小的形式：不能把捉那刹那的感觉，也不讲字句的经济，只图容易，失了那曲包的馀味。周氏自己的翻译，实在是创作；别的只能举《论小诗》里两三个例，和何植三氏《农家的草紫》一小部分。也在那一年，冰心女士发表了《繁星》，第二年又出了《春水》，她自己说是读泰戈尔而有作；一半也是衔接着那以诗说理的风气。民十二宗白华氏的《流云》小诗也是如此。这是所谓哲理诗，小诗的又一派。两派也都是外国影响，不过来自东方罢了。《流云》出后，小诗渐渐完事，新诗跟着也中衰。
白采的《羸疾者的爱》一首长诗，是这一路诗的押阵大将。他不靠复沓来维持它的结构，却用了一个故事的形式。是取巧的地方，也是聪明的地方。虽然没有持续的想像，虽然没有奇丽的比喻，但那质朴，那单纯，教它有力量。只可惜他那“优生”的理在诗里出现，还嫌太早，一般社会总看得淡淡的远远的，与自己水米无干似的。他读了尼采的翻译，多少受了他一点影响。
和小诗运动差不多同时，一支异军突起于日本留学界中，这便是郭沫若氏。他主张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
他说：
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
“诗是写出来的”一句话，后来让许多人误解了，生出许多恶果来；但于郭氏是无损的。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有人说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是创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诗正是一个代表。
二
十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诗镌》出世。这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诸氏主办的。他们要“创格”，要发见“新格式与新音节”。
闻一多氏的理论最为详明，他主张“节的匀称”，“句的均齐”，主张“音尺”，重音，韵脚。他说诗该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音乐的美指音节，绘画的美指词藻，建筑的美指章句。他们真研究，真实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方块诗”“豆腐干块”等等名字，可看出这时期的风气。
新诗形式运动的观念，刘半农氏早就有。他那时主张：一、“破坏旧韵，重造新韵”；二、“增多诗体”。“增多诗体”又分自造、输入他种诗体、有韵诗外别增无韵诗三项，后来的局势恰如他所想。“重造新韵”主张以北平音为标准，由长于北平语者造一新谱。后来也有赵元任氏作了《国音新诗韵》。出版时是十二年十一月，正赶上新诗就要中衰的时候，又书中举例，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幽默，所以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分韵颇妥帖，论轻音字也好，应用起来倒很方便的。
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是陆志韦氏。他的《渡河》问世在十二年七月。他相信长短句是最能表情的做诗的利器；他主张舍平仄而取抑扬，主张“有节奏的自由诗”和“无韵体”。那时《国音新诗韵》还没出，他根据王璞氏的《京音字汇》，将北平音并为二十三韵。这种努力其实值得钦敬，他的诗也别有一种清淡风味；但也许时候不好吧，却被人忽略过去。
《诗镌》里闻一多氏影响最大。徐志摩氏虽在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却只顾了自家，没有想到用理论来领导别人。闻氏才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徐氏说他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响。《死水》前还有《红烛》，讲究用比喻，又喜欢用别的新诗人用不到的中国典故，最为繁丽，真教人有艺术至上之感。《死水》转向幽玄，更为严谨；他作诗有点像李贺的雕锼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但他的诗不失其为情诗。另一面他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
但作为诗人论，徐氏更为世所知。他没有闻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尝试的体制最多，也译诗；最讲究用比喻———他让你觉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泼的，鲜明的。陈西滢氏评他的诗，所谓不是平常的欧化，按说就是这个。又说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铙钹，很少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那正是他老在跳着溅着的缘故。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像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但这完全是新东西，历史的根基太浅，成就自然不大———一般读者看起来也不容易顺眼。闻氏作情诗，态度也相同；他们都深受英国影响，不但在试验英国诗体，艺术上也大半模仿近代英国诗。梁实秋氏说他们要试验的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装进外国式的诗意。这也许不是他们的本心，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这种情形直到现在，似乎还免不了。他也写人道主义的诗。
留法的李金发氏又是一支异军；他民九就作诗，但《微雨》出版已经是十四年十一月。“导言”里说不顾全诗的体裁，“苟能表现一切”；他要表现的是“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讲究用比喻，有“诗怪”之称；但不将那些比喻放在明白的间架里。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这就是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个人介绍它到中国诗里。许多人抱怨看不懂，许多人却在模仿着。他的诗不缺乏想像力，但不知是创造新语言的心太切，还是母舌太生疏，句法过分欧化，教人像读着翻译；又夹杂着些文言里的叹词语助词，更加不像———虽然也可以说是自由诗体制。
他也译了许多诗。
后期创造社三个诗人，也是倾向于法国象征派的。但王独清氏所作，还是拜伦式的雨果式的为多；就是他自认为仿象征派的诗，也似乎豪胜于幽，显胜于晦。穆木天氏托情于幽微远渺之中，音节也颇求整齐，却不致力于表现色彩感。冯乃超氏利用铿锵的音节，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咏的是颓废、阴影、梦幻、仙乡。他诗中的色彩感是丰富的。
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征派。他译过这一派的诗。他也注重整齐的音节，但不是铿锵的而是轻清的；也找一点朦胧的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也有颜色，但不像冯乃超氏那样浓。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处。姚蓬子氏也属于这一派；他却用自由诗体制。在感觉的敏锐和情调的朦胧上，他有时超过别的几个人。———从李金发氏到此，写的多一半是情诗。他们和《诗镌》诸作者相同的是，都讲究用比喻，几乎当作诗的艺术的全部；不同的是，不再歌咏人道主义了。
若要强立名目，这十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
1935年8月11日，写毕于北平清华园。
附：编选凡例
一、本集所收，以抒情诗为主，也选叙事诗；拟作的歌谣不录。
二、新诗别集很多，搜集完全，颇为困难。本集所收三十三家，五十一种（目另见，其中五种，诗文兼载），只是就所能见到的凭主观去取。这其间自然免不了偏见，但总盼望取的是那些影响较广或情景较新的。其中也有两家，是先在《诗》和《晨报诗镌》选了他们的诗，再去翻集子的。
三、所收别集，以其中的诗作于民国十七年以前的为准，不以集子出版的时日为准。集子里若有十六年以后作品，不录。如集中的诗全没有年月，而从序文或其他方面可以确知其作于十七年以前的，也加选录。像《集外集》今年出，但那些诗中最早的，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是七年五月。又《我的记忆》十八年出，但照杜衡氏《望舒草序》，这里面的诗有民国十一年作的；而《我的记忆》一首作于十六年，足见其前各诗都是可选的。又初版《志摩的诗》，从《现代评论》广告知道出版在十四年九月。又《银铃》，十八年出，序中有“沉默已三年了”的话，因而推知那些诗作于十五六年的时候。又《死水》，十七年出，照常理说，里面当然是十七年以前之作。又《花一般的罪恶》，十七年五月出，其中既收《天堂与五月》（十六年）的作品，而最后《花一般的罪恶》一首见于十七年一月五日出的《一般》（四卷一号）上，当然也是十六年作的。
四、新诗总集收《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湖畔》、《雪朝》、《春的歌集》、《星海》六种。《湖畔》以下三种是合集，非选本；《星海》兼载各种文字。
五、期刊繁多，搜集更不易，只收《诗》和《晨报诗镌》。又因田汉氏《江户之春》不可得，《少年中国》曾选集中的诗，故录二期。
六、作家以诗的时日为序。别集以第一集中所记最早的时日为准。不记时日的，以作序时日为准。没有序或有序而无时日的，设法查考；无从查考的，以集子出版时日为准。总集如《年选》、《诗选》、《星海》，选出的作家有集子的以集子为准；但所录的诗若在前，当以诗为准。没有集子而诗后记时日的，以所记为准；不记的以总集出版时日为准。又，从《湖畔》、《雪朝》、《春的歌集》选出的作家，有集的用上例，无集的用别集例。《诗》和《晨报诗镌》，用《年选》、《诗选》例。———田汉氏所作，以《江户之春》出版年（民国十一年）为准。
七、作家序列，照上条，在同年同月内，以有日数的居前；在同年内，以有月份的居前。诗的序列，照原集或原刊物。
八、诗话以引述为主；但所引述的大致是编者所能相信的，刊于导言之后。
附言编选时承周启明先生惠借诗集多种，又承汪静之先生寄来《湖畔》和《春的歌集》，赵家璧先生寄来《玄庐文存》和《分类白话诗选》，谨此致谢！
选诗杂记
民国十年和叶圣陶同在杭州教书。有一晚，谈起新诗之盛，觉得该有人出来选汰一下，印一本诗选，作一般年轻创作家的榜样。我们理想的人，是周启明先生。
那时新诗已有两种选本，一是《新诗选》，一是《分类白话诗选》（一名《新诗五百首》），但我们都不知道。这回选诗，承赵家璧先生觅寄，方才得见。这两种选本，大约只是杂凑而成，说不上“选”字；难怪当时没人提及。十一年八月，北社的《新诗年选》出版，就像样得多了。书中专选民八的诗；每篇注明出处，并时有评语按语。按语只署“编者”，评语却有粟如、溟冷、愚庵三个名字。据胡适之先生评《草儿》文，愚庵当是康白情先生（文中引康先生评他的诗“自具一种有以异乎人的美”，即《年选》里愚庵评语）。
《年选》后有《一九一九年诗坛略纪》，署名“编者”，其中有云：戊戌以来，文学革命的呼声渐起。至胡适登高一呼，四远响应，而新诗在文学上的正统以立。所谓识时务者俊杰，可不是么？
又云：
最初自誓要作白话诗的是胡适，在一九一六年，当时还不成什么体裁。第一首散文诗而具备新诗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在一九一七年。继而周作人随刘复作散文诗之后而作《小河》，新诗乃正式成立。最初登载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继之。及到五四运动以后，新诗便风行于海内外的报章杂志了。
所记尚翔实。《月夜》见《新青年》四卷一号，诗云：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愚庵评“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但是我吟味不出。第三行也许说自己的渺小，第四行就不明白。若说的是遗世独立之概，未免不充分———况且只有四行诗，要表现两个主要意思也难。因此这回没有选这首诗。———《年选》所录，在当时算谨严的：他们有时还删节原作。
《年选》以后的新诗选本，还有《时代新声》，那是在民十七了。编者卢冀野先生论新诗的普遍缺点有六：一，不讲求音节，二，无章法，三，不选择字句，四，格式单调，五，材料枯窘，六，修辞掺杂。又说他所谓“新声”的标准云：求其成诵，求其动人，有情感，有想像，有美之形式，蜕化诗之沉着处，词之空灵处，曲之委婉处，以至歌谣鼓词弹词，有可取处，无不采其精华。
这可算得旧诗为体，新诗为用了。这时候新诗已冷落下来，以后便没有选本了；圣陶和我理想的周启明先生也终于不曾动手。
这回《新文学大系》的诗选，会轮到我，实在出乎意外。从前虽然也写过一些诗，民十五《诗镌》出来后，早就洗了手了。郑振铎兄大约因为我曾教过文学研究的功课吧，却让赵家璧先生非将这件事放在我手里不可；甚至说找个人多多帮些忙也成。我想帮忙更是缠夹，还是硬着头皮自己动起手来试试看。本来想春假里弄出些眉目的，可是春假真是一眨眼就过去了；直挨到暑假，两只手又来了个“化学烧”，动不得，耽误了十多天。真正起手在七月半；八月十三日全稿成，经过约一个月。
《大系》样本里需要一点编选感想，又要像片。时间很匆促，便草草将“感想”写出，却未誊清；想着只是排印罢了，想不到会作锌版的。不用说，我的手稿最糟，添注涂改，样样有。像片没有最近单照的，起初未寄；后来也终于寄了，民国十九年的。像片里那条领带早已破了，眼镜也已换了三年整了。“感想”里先说早期新诗理胜于情的多，形式是自由的，所谓“自然的音节”。次说：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大半由于历史的兴趣：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
只是“历史的兴趣”而已，说不上什么榜样了。复次说：为了表现时代起见，我们只能选录那些多多少少有点儿新东西的诗。
“新东西”，新材料也是的，新看法也是的，新说法也是的；总之，是旧诗里没有的，至少不大有的。动手的时候并不忘记自己说过的话；假如不曾作到相当地步，那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的。———最先也是最后的鼓励，是四月间南方来的一封信。那信是一位写过诗的人写的。他送诗集给我，和我商量选录的事；他似乎很看重选诗的工作，这是可感谢的。
原先拟的规模大得多。想着有集子的都得看；期刊中《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周报月刊》、《诗》、《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也都想看。那时生怕最早的《晨报副刊》得不着，我爱那上面圣陶北行时念家的两首小诗亲切有味。圣陶本来有这副刊，在上海时让我弄散失了；虽是十五年前的事，想起来还怪可惜的。《觉悟》在北平也很难得，自己倒有一份，却尘封在白马湖一间屋顶上。很想借此南行，将那一箱破书取回来；但路费太大，又不能教出版家认账，只算胡思乱想罢了。《每周评论》我原也有，不知那一年给谁借走了，一直没回来。暑中去看周启明先生，他却有一份全的；他说适之先生也有一份。第三份大约就找不出了。我的《星期评论》也在南方，但前年在冷摊上买着了半份，还可对付着。
清华大学图书馆收的新诗集真不少，我全借了出来。又查《开明》上载过的诗蠹所作新诗集目录和别人所补的，加上开明版《全国出版物总目录》里所载的；凡清华未收各集，都想买来看看。但是看见周启明先生的时候，他说他选散文，不能遍读各刊物；他想那么办非得一年，至少一年。那天周先生借给我许多新诗集；又答允借《每周评论》、《晨报副刊》，———自己拿不了，说定派人去取。但是回来一核计，照我原拟的规模，至少也得三五个月，那显然不成。况且诗集怕也搜不齐；《觉悟》虽由赵家璧先生代借了一些，但太少。———赵先生寄的《玄庐文存》、《新诗选》、《分类白话诗选》，却是我未见过的书。《新诗选》我没有用，别的都用了。
有了《新诗年选》和《分类白话诗选》，《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国》里没有集子的作者，如沈尹默先生等，便不致遗漏了；像《三弦》等诗，是不该遗漏的。凭着这两本书和我那“新文学纲要”的破讲义，我变更了计划。
我决定用我那破讲义作底子，扩大范围，凭主观选出若干集子来看，期刊却只用《诗》月刊和《晨报诗镌》。这么着大刀阔斧一来，《诗集》才选成了；要不然的话，咳，等着瞧吧！就这么着，那一两本手边没有的新诗集，买起来也够别扭的。譬如于赓虞先生的《骷髅上的蔷薇》，我托了两家书店，自己也走了几处；好容易一家书店才在景山书社找着了，据说只有这一本了。所好者新书店不敲竹杠，虽然孤本，还只卖原价，两毛来钱———大约按新书说，这种孤本，不打折扣卖出，就算赚了吧，最奇怪的，新月版《志摩的诗》也买不着！但更奇怪的，我教新文学研究，怎么会连这本书也没有呢？其实我有；现代评论社版我也有，可是借的别人的，长久不还，便归自己了。这两本书却让一个人先后借去；后来问起他，直摇头笑着说“没借”。他书是丢了，事情是忘了，只有摇头和笑是确实的。按现代版那本说，算是“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按新月版那本说，只好算是“人弓人得”了。
但是我要用是真的，还亏闻一多兄在他的“书桌”上找到了一本；我原想看看它与现代版的文字异同。但一看，一样，满一样；自己笑自己，真是白费事。还有邵洵美先生的《天堂与五月》，到底没有找着。赵家璧先生来信说上海也没有。清华有，丢了。我托李健吾先生问过沈从文先生，同时自己写信去；他写过“我们怎样去读新诗”，该有这本书，我想———有是有的，可是，早让谁拿走了。所好的《花一般的罪恶》里还存着《天堂与五月》的诗。这样选出了三十一家，五十种集子（也有看而未选的）；连两种期刊里所录的，共五十九家，诗四百○八首。
这两种期刊里，《晨报诗镌》人人知道，不用说；《诗》月刊怕早被人忘了。
这是刘延陵、俞平伯、圣陶和我几个人办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帮助，中华书局给我们印行。那时大约也销到一千外。刘梦苇和冯文炳（废名）二位先生都投过稿。几个人里最热心的是延陵，他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这刊物原用“中国新诗社”名义，时在民国十一年，后来改为“文学研究会刊物之一”，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刊物办到七期为止；结束的情形却记不甚清了。从周启明先生《论小诗》一文，和这刊物里，我注意了何植三先生。他《农家的草紫》中的小诗，别有风味，我说是小诗里我最爱的。
这回选诗，采取编年办法，详细条例另见。略感困难的是各家集中不但不一定编年排列，并且有全不记年月的。这里颇用了些工夫作小小的考证；也许小题大做，我却只是行其心之所安吧了。《大系》各集例有导言，我先写的是诗话。为的是自己对于诗学判断力还不足，多引些别人，也许妥当些。写导言的时候，怕空话多，不敢放手，只写了五千来字就打住，但要说的已尽于此，并无遗憾。这其间参考了些旧材料；其中也有自己《论新诗》一文，看看辞繁意少，真有悔其少作之意。也有“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那么厚一本书，我却用不上只字。倒是Poetry杂志中Acton论中国现代诗文中有些评徐志摩先生的话很好。说也凑巧，林庚先生将那本杂志送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借给我，就用上了。———这回所选的诗，也有作家已经删去的。如适之先生的《一念》，虽然浅显，却清新可爱，旧诗里没这种，他虽删，我却选了。
1935年9月8日。
北平消息
记者先生：
（前略）近来的北平，先生是知道的，北平秋天本来最有意思，今年却乌烟瘴气。乌烟瘴气还不如风声鹤唳的好；今年和前年五月那一回简直不同，固然可以说一般人“见惯不惊”，但怕的还是“心死”吧。这回知识分子最为苦闷。他们眼看着这座中国文化的重镇，就要沉沦下去，却没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他们更气愤的，满城都让些魑魅魍魉白昼捣鬼，几乎不存一分人气。他们愿意玉碎，不愿意瓦全。但书呆子的话，怕只有书呆子来理会吧。
噜噜口苏口苏，不觉写了许多。
朱自清十二月六日寄自北平1935年12月14日，上海《立报·言林副刊》。
初到清华记
从前在北平读书的时候，老在城圈儿里呆着。四年中虽也游过三五回西山，却从没来过清华；说起清华，只觉得很远很远而已。那时也不认识清华人，有一回北大和清华学生在青年会举行英语辩论，我也去听。清华的英语确是流利得多，他们胜了。那回的题目和内容，已忘记干净；只记得复辩时，清华那位领袖很神气，引着孔子的什么话。北大答辩时，开头就用了furiously一个字叙述这位领袖的态度。
这个字也许太过，但也道着一点儿。那天清华学生是坐大汽车进城的，车便停在青年会前头；那时大汽车还很少。那是冬末春初，天很冷。一位清华学生在屋里只穿单大褂，将出门却套上厚厚的皮大氅。这种“行”和“衣”的路数，在当时却透着一股标劲儿。
初来清华，在十四年夏天。刚从南方来北平，住在朝阳门边一个朋友家。那时教务长是张仲述先生，我们没见面。我写信给他，约定第三天上午去看他。写信时也和那位朋友商量过，十点赶得到清华么，从朝阳门那儿？他那时已经来过一次，但似乎只记得“长林碧草”，———他写到南方给我的信这么说———说不出路上究竟要多少时候。他劝我八点动身，雇洋车直到西直门换车，免得老等电车，又换来换去的，耽误事。那时西直门到清华只有洋车直达；后来知道也可以搭香山汽车到海甸再乘洋车，但那是后来的事了。
第三天到了，不知是起得晚了些还是别的，跨出朋友家，已经九点挂零。心里不免有点儿急，车夫走的也特别慢似的。到西直门换了车。据车夫说本有条小路，雨后积水，不通了；那只得由正道了。刚出城一段儿还认识，因为也是去万牲园的路；以后就茫然。到黄庄的时候，瞧着些屋子，以为一定是海甸了；心里想清华也就快到了吧，自己安慰着。快到真的海甸时，问车夫，“到了吧？”“没哪。这是海———甸。”这一下更茫然了。海甸这么难到，清华要何年何月呢？而车夫说饿了，非得买点儿吃的。吃吧，反正豁出去了。这一吃又是十来分钟。说还有三里多路呢。那时没有燕京大学，路上没什么看的，只有远处淡淡的西山———那天没有太阳———略略可解闷儿。好容易过了红桥，喇嘛庙，渐渐看见两行高柳，像穹门一般。
十刹海的垂杨虽好，但没有这么多这么深，那时路上只有我一辆车，大有长驱直入的神气。柳树前一面牌子，写着“入校车马缓行”；这才真到了，心里想，可是大门还够远的，不用说西院门又骗了我一次，又是六七分钟，才真真到了。坐在张先生客厅里一看钟，十二点还欠十五分。
张先生住在乙所，得走过那“长林碧草”，那浓绿真可醉人。张先生客厅里挂着一副有正书局印的邓完白隶书长联。我有一个会写字的同学，他喜欢邓完白，他也有这一副对联；所以我这时如见故人一般。张先生出来了。他比我高得多，脸也比我长得多，一眼看出是个顶能干的人。我向他道歉来得太晚，他也向我道歉，说刚好有个约会，不能留我吃饭。谈了不大工夫，十二点过了，我告辞。到门口，原车还在，坐着回北平吃饭去。过了一两天，我就搬行李来了。这回却坐了火车，是从环城铁路朝阳门站上车的。
以后城内城外来往的多了，得着一个诀窍；就是在西直门一上洋车，且别想“到”清华，不想着不想着也就到了。———香山汽车也搭过一两次，可真够瞧的，两条腿有时候简直无放处，恨不得不是自己的。有一回，在海甸下了汽车，在现在“西园”后面那个小饭馆里，拣了临街一张四方桌，坐在长凳上，要一碟苜蓿肉，两张家常饼，二两白玫瑰，吃着喝着，也怪有意思；而且还在那桌上写了《我的南方》一首歪诗。那时海甸到清华一路常有穷女人或孩子跟着车要钱。他们除“您修好”等等常用语句外，有时会说“您将来做校长”，这是别处听不见的。
1936年3月。
清华的一日
早晨上两课。第一课国文，讲《史通·叙事篇》。篇中力说叙事应该省句省字，但本文铺张排比的地方就不少。这是被当时骈体所限，不能冲出网罗的缘故。骈文宜于表情，记事说理，都不能精确。
第三课宋诗，讲王介甫《明妃曲》。宋人攻击王介甫，说他将明妃写成一个不忠君不爱国的人；其实是断章取义，故入人罪，细读全诗，王介甫所写的明妃还是那不忘汉的老明妃，不过加了些配角，说了些汉恩浅的话，以资映衬，以资翻新出奇而已。
本日星期三，十一时至十二时是看书样子的时候。浦江清、余冠英二先生分看五家的样子。样子不多，不到十二时就完了。在书单上签字的时候，见不拟购买的书名里有《白石山翁印存》和《印匄（寿石工先生）印存》。这两位是故都刻印的名手，时间又还早，便翻阅了一回。寿氏不废规矩，风华中却见工力，甲骨钟鼎小篆各体都有，所收以诗词句的印为多。齐氏朴拙苍老，独创一格，有时却不免粗野。所收以人名印为多；周作人、罗家伦、徐悲鸿的都在这里。
齐氏的脾气据说颇有点古怪。他家里润格单上印着许多话，教人不可和他讲价，若他老年人生气。这《印存》里有“见贤思齐”一印，边款云：旧京刊印者无多人，有一二少年皆受业于余，学成自夸师古，背其恩本。君子耻之，人格低矣。中年人于非厂，刻石真工，亦余门客。独仲子先生之刻，古工秀劲，殊能绝伦；其人品亦驾人上，余所佩仰，为刊此石。因先生有感人类之高下，偶尔记于先生之印侧，可笑也。
可以见此老之火气。又“不知有汉”一印，边款云：余之刊印不能工，但脱离汉人窠臼而已。同侣多不称许。独松厂老人尝谓曰：“西施善颦，未闻东施见妒。”仲子先生刊印，古劲秀雅，高出一时，既倩余刊“见贤思齐”印，又倩刊此。欧阳永叔所谓有知己之恩，为余言也。
可以见此老之独创和自诩。
午后读王介甫诗。四时开评议会，通过清寒公费生章程的修正条文。晚读日本历史教科书。
1936年11月11日。
绥行纪略
十八日奉教职员公会会长冯芝生先生之命，携带同仁捐款二千元，前往绥远及平地泉慰劳前方抗战将士。晚六时许，在清华园站上车，偕行者有学生自治会代表王达仁先生，燕大中国教职员会代表梅贻宝先生，学生会代表朱焘谱先生，新闻学系同学王若兰女士。三等车有卧铺，有暖气，褥子及枕头均洁白；惟室中未免太暖耳。十九日早过平地泉，有受伤官长一人，用绷架抬上火车。车门嫌窄，抬入极为不易。后知此受伤之人乃三十五军二一八旅参谋席卓先生，系在红格尔图被飞机掷弹炸伤胸部，用载重汽车送至平地泉，再由火车送绥。席先生经百馀里之颠簸，上火车时绷架又再三转侧，当时情形极为痛苦，但不能言。抵绥后即送往教会所办之公医院，经打三针，惟失血过多，势甚危险。记此以见前方医药及救护之缺乏也。
车离平地泉，遇合众社访员瑞典苏德邦先生，谈话甚多。证以后来所闻，其语亦不尽确。但谓十八晚曾晤傅主席，傅主席有决心与自信，又谓绥远人心极安定，则皆实情也。又谓北平英文《时事日报》曾传卓资山美教士夫妇被掳，绝无其事。
彼昨犹晤该教士。惟该教士因报载被掳消息，反觉疑惧。苏谒傅主席时曾谈及此事，傅主席谓绥境治安毫无问题。时苏又云，车过卓资山，该教士或在站台上，当即以此告之。惟彼谈话兴致过浓，言下探首窗外，则卓资山站已过矣。
十二时许抵绥，将行李送至绥新旅舍，即至饭馆用午饭，并邀归绥中学霍世休校长至饭馆谈话。霍先生系本校研究院毕业同学。霍先生来时，梅先生即托其代约新闻记者及各校校长，于晚八时至旅社茶会。霍先生即作午饭东道主。午后三时至省政府。事先梅先生有一电来。至是省府派王斌先生招待，晤曾厚载秘书长。曾秘书长见告，红格尔图于王道一乱后，即筑有土圩一道。此次匪军三千压境，我方惟骑兵两连约二百人驻守。另有保卫队十人。此十人皆系退伍兵士，用以联合并指导已受训练之壮丁，俾资保卫乡土。匪军飞机坦克车应有尽有。我方只由骑兵及保卫队壮丁等各任土圩两面防守之责。历一日一夜，屹然不动，死伤甚少。其后援军始至。骑兵作用原在攻，而竟能坚守若此，可见士气之旺也。
曾秘书长谈至是，因纵论绥省壮丁训练情形。谓第一期时人民多观望不前；第一期毕业，傅主席特召集诸壮丁父老来省参观。诸父老见其子弟所受待遇甚佳，诸壮丁见其父老，亦均欣然述其所受教益；其原有嗜好者，至是且已戒除。父老皆欢忄卞。故第二期时，壮丁莫不踊跃入省受训。此项壮丁，名为防共自卫团，不曰“抗敌”者，避敌注意也。曾秘书长又谈乡村建设委员会训练向导员情形。谓此种向导员皆曾受高小教育之青年。受训既毕，即分往各本乡服务。一面辅助乡长办理本乡事务，一面联合壮丁，一面兼任小学校长。过去乡村保卫团多由乡长主持，费多而效少；今行向导员制，方能实收民众组织之利，且上下感情亦不致扌干格不通也。
嗣复论及此次抗战。谓半年来绥境所作防御工事甚多。有时日夜工作。如碉堡等，皆以铁筋洋灰为之，并均自以小炮试验，确系坚固。若仅匪军来扰，可保万无一失。至前线兵士，皮大衣大致已备，但天气如再寒冷，鞋袜耳套手套等，恐甚为需要。绥地买不出许多，且制作工人太少；此事颇盼平津及他处同胞帮忙。又谓绥地民众极能与政府合作，即如近日为前方制烧饼，全城饼师，皆加紧工作，且互相谓曰：“这是给我们弟兄们吃的，得烤熟些。”据吾人观察，绥省军政民三方面确能打成一片，通力合作，不仅一时一事为然。
曾秘书长又谈及半年来察北民众因不堪匪伪压迫，携带老小及动产来绥东者甚众。又谓近来接各处慰劳信件款项等，平均每日二十份，极为感念。末谓十八日红格尔图击伤匪方飞机一架，机尾有特种标志，惜被其逃去云。
自省府归后，有英记者布朗来访。其人代表英国《新闻时事报》北美通讯社及瑞典通讯社。自云甫自日本来。梅先生即告以国人决心，绥远不能再让，任何牺牲亦所不辞云云。晚六时，教育厅厅长阎伟先生招宴，宴毕回旅舍开茶会，到新闻记者及各校长约二十人。梅先生述两校代表来绥之使命有三：一、对抗战诸将士表示敬佩，并表示绥远乃全国人之绥远，二、视察绥远实况，以便告知平津同胞；三、调查前方所最需要之物品，俾后援知所措手。各代表亦详述两校募捐停火绝食等事。新闻记者有答辞，并报告前方情况。归绥中学霍校长亦有答辞，谓绥教育界已具决心，愿与土地共存亡；教育界深知绥远为国家命脉，决不能让寸土尺地。又谓学生将组织自卫团，在后方服务。
二十日晨，清至归绥中学演讲，请学生切实受军事训练并养成组织力。讲毕，与梅先生等同至防共自卫团常备队。民政厅厅长袁庆曾主任及李大超副主任即召集该队三千六百馀人列队请各代表演讲。各队员皆年轻力壮，满面红光；朴质之中，透出忠悫。听讲约一小时，始终整齐严肃，毫不懈怠。袁主任见告，第一期壮丁大都是高小毕业生；此系第二期，真正老百姓。李副主任见告，训练程序，学科方面共分四段：首教新生活，次教社会常识，次教帝国主义压迫史，次教民族奋斗史。
术科则注重游击战术。队中政训员则由乡建会训练；分发各乡即为向导员。
午省政府招宴。当将顾一樵先生嘱携来之防毒面具样品一件交专司此类事之杨处长。据云，前曾电燕大寄来一具，适亦于是曰寄到。宴毕，参观乡建会，即训练向导员之处。惟该会因向导员已足用，顷已暂停训练矣。时闻傅主席已回省，即往晋谒。傅主席略述战况，谓王英部已消灭，匪等此次企图完全失败；此后或有短期间之平静，但再来时力量必更加厚。清及王达仁先生即将捐款汇票呈上；梅先生等亦言正在募捐中。傅主席表示谢意，并希望吾人从科学方面帮忙，如防毒设备等。
晚应各厅长各官长宴，宴毕，即上车至平地泉。省府派王先生陪同前往。夜一时馀抵站，暗中摸索，投宿县政府。二十一晨，二一八旅部得省政府电，派陈世杰参谋偕同樊涤清军法官来接洽；《大公报》绥远特派员范希天先生（长江）及绥远第二师范郭吉庵校长亦同至。郭校长约早饭。平地泉本只有二三人家，铁路通后，始渐有粮店；但出门一望，平沙莽莽，犹是十足边塞风味也。席间谈及此次战事，知我方以攻为守；十六七两日，夜间以汽车运步兵三团，又有骑兵三团，约共二万馀人一同开往前方。十九日晨二时施行总攻击。匪军约二万人，皆乌合之众，不能力战。经我军驱逐退去，死伤甚众；后发见死者中有伪团长二人。时我方战壕中军士皆出壕大呼“中华民国万岁”。骑兵出发时，范希天先生曾亲见，兵士皆着皮帽，有尾，高踞马上，行色甚壮。此次战役，我方伤兵共一百十馀人，重伤者分送绥远及大同后方医院，轻伤者留本地野战病院疗养，但医药与救护均极缺乏。此不独有关人道，且受伤者比较多，医药设备太差，治疗不易，战斗力之损失亦甚大也。至兴和方面，非匪主力所在。我方有六十八师部队驻守，匪屡有小股来犯，皆被击退云。
早饭后，至第二师范，适平地泉各界自卫会在此开会，遇留守司令苏开元团长。苏东北人，爱国心极热烈，虽匆匆一谈，印象颇深。论及学生救国会事，谓可加入自卫会共同工作；如有与他处学生救国会联系之处，亦可单独办理，俾仍不失其独立性。此意见甚为切实。是日师范学生亦绝食一日，并议决下周停火一周；平地泉停火，又非北平可比，而仍毅然仿行，甚为可佩。十二时学生救国会开会，余等亦参加，各有简短之演辞。旋至野战病院慰问伤兵。伤兵约八九人，共住一室，两校代表合赠五元，作购买食物之用。又有官长二人，另居一室，代表等亦加慰问。诸人均非重伤，有已将就痊者。出病院，即乘赵承绶骑兵司令派来之汽车前往城外晋谒。赵司令谈话坦白，无城府；派赵参谋伴同往观防御工事，规模甚大。观毕，入城应旅部宴会。董旅长在前方，即由陈参谋代表。席间遇蒙藏委员会调查员陈佑城先生，据云在西北工作已年馀，觉蒙古问题甚大；惜将上车，不及详谈。下午五时许登车，送行者甚众。二十二日晨六时馀返校。此行计在绥留一日半，在平地泉留一日，多承傅主席及各军政长官与地方人士予以种种调查及视察之便利，并承厚待，极为感谢也。
载1936年11月26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792号。
蒙自杂记
我在蒙自住过五个月，我的家也在那里住过两个月。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地方，特别是在人事繁忙的时候。
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看惯了大城的人，见了蒙自的城圈儿会觉得像玩具似的，正像坐惯了普通火车的人，乍踏上个碧石小火车，会觉得像玩具似的一样。但是住下来，就渐渐觉得有意思。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不消几趟就走熟了。书店，文具店，点心店，电筒店，差不多闭了眼可以找到门儿。城外的名胜去处，南湖，湖里的崧岛，军山，三山公园，一下午便可走遍，怪省力的。不论城里城外，在路上走，有时候会看不见一个人。整个儿天地仿佛是自己的；自我扩展到无穷远，无穷大。这教我想起了台州和白马湖，在那两处住的时候，也有这种静味。
大街上有一家卖糖粥的，带着卖煎粑粑。桌子凳子乃至碗匙等都很干净，又便宜，我们联大师生照顾的特别多。掌柜是个四川人，姓雷，白发苍苍的。他脸上常挂着微笑，却并不是巴结顾客的样儿。他爱点古玩什么的，每张桌子上，竹器磁器占着一半儿；糖粥和粑粑便摆在这些桌子上吃。他家里还藏着些“精品”，高兴的时候，会特地去拿来请顾客赏玩一番。老头儿有个老伴儿，带一个伙计，就这么活着，倒也自得其乐。我们管这个铺子叫“雷稀饭”，管那掌柜的也叫这名儿；他的人缘儿是很好的。
城里最可注意的是人家的门对儿。这里许多门对儿都切合着人家的姓。别地方固然也有这么办的，但没有这里的多。散步的时候边看边猜，倒很有意思。但是最多的是抗战的门对儿。昆明也有，不过按比例说，怕不及蒙自的多；多了，就造成一种氛围气，叫在街上走的人不忘记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这似乎也算利用旧形式宣传抗战建国，是值得鼓励的。眼前旧历年就到了，这种抗战春联，大可提倡一下。
蒙自的正式宣传工作，除党部的标语外，教育局的努力，也值得记载。他们将一座旧戏台改为演讲台，又每天张贴油印的广播消息。这都是有益民众的。他们的经费不多，能够逐步做去，是很有希望的。他们又帮忙北大的学生办了一所民众夜校。报名的非常踊跃，但因为教师和座位的关系，只收了二百人。夜校办了两三个月，学生颇认真，成绩相当可观。那时蒙自的联大要搬到昆明来，便只得停了。教育局长向我表示很可惜；看他的态度，他说的是真心话。蒙自的民众相当的乐意接受宣传。联大的学生曾经来过一次灭蝇运动。四五月间蒙自苍蝇真多。有一位朋友在街上笑了一下，一张口便飞进一个去。灭蝇运动之后，街上许多食物铺子，备了冷布罩子，虽然简陋，不能不说是进步。铺子的人常和我们说，“这是你们来了之后才有的呀”。可见他们是很虚心的。
蒙自有个火把节，四乡是在阴历六月二十四晚上，城里是二十五晚上。那晚上城里人家都在门口烧着芦秆或树枝，一处处一堆堆熊熊的火光，围着些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孩子们手里更提着烂布浸油的火球儿晃来晃去的，跳着叫着，冷静的城顿然热闹起来。这火是光，是热，是力量，是青年。四乡地方空阔，都用一棵棵小树烧；想像着一片茫茫的大黑暗里涌起一团团的热火，光景够雄伟的。四乡那些夷人，该更享受这个节，他们该更热烈的跳着叫着罢。这也许是个祓除节，但暗示着生活力的伟大，是个有意义的风俗；在这抗战时期，需要鼓舞精神的时期，它的意义更是深厚。
南湖在冬春两季水很少，有一半简直干得不剩一点二滴儿。但到了夏季，涨得溶溶滟滟的，真是返老还童一般。湖堤上种了成行的由加利树；高而直的干子，不差什么也有“参天”之势，细而长的叶子，像惯于拂水的垂杨，我一站到堤上禁不住想到北平的十刹海。再加上崧岛那一带田田的荷叶，亭亭的荷花，更像十刹海了。崧岛是个好地方，但我看还不如三山公园曲折幽静。这里只有三个小土堆儿，几个朴素小亭儿。可是回旋起伏，树木掩映，这儿那儿更点缀着一些石桌石墩之类；看上去也罢，走起来也罢，都让人有点馀味可以咀嚼似的。这不能不感谢那位李崧军长。南湖上的路都是他的军士筑的，崧岛和军山也是他重新修整的；而这个小小的公园，更见出他的匠心。这一带他写的匾额很多。他自然不是书家，不过笔势瘦硬，颇有些英气。
联大租借了海关和东方汇理银行旧址，是蒙自最好的地方。海关里高大的由加利树，和一片软软的绿草是主要的调子，进了门不但心胸一宽，而且周身觉得润润的。树头上好些白鹭，和北平太庙里的“灰鹤”是一类，北方叫做“老等”。那洁白的羽毛，那伶俐的姿态，耐人看，一清早看尤好。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条灌木林的甬道，夜里月光从叶缝里筛下来，该是顶有趣的。另一个角落长着些芒果树和木瓜树，可惜太阳力量不够，果实结得不肥，但沾着点热带味，也叫人高兴。银行里花多，遍地的颜色，随时都有，不寂寞。最艳丽的要数叶子花。花是浊浓的紫，脉络分明活像叶，一丛丛的，一片片的，真是“浓得化不开”。花开的时候真久。我们四月里去，它就开了，八月里走，它还没谢呢。
1939年4月30日，《新云南》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