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影及其他（6）
北平沦陷那一天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下午，风声很紧，我们从西郊搬到西单牌楼左近胡同里朋友的屋子里。朋友全家回南，只住着他的一位同乡和几个仆人。我们进了城，城门就关上了。街上有点儿乱，但是大体上还平静。听说敌人有哀的美敦书给我们北平的当局，限二十八日答复，实在就是叫咱们非投降不可。要不然，二十八日他们便要动手。我们那时虽然还猜不透当局的意思。但是看光景，背城一战是不可免的。
二十八日那一天，在床上便听见隆隆的声音。我们想，大概是轰炸西苑兵营了。赶紧起来，到胡同口买报去。胡同口正冲着西长安街。这儿有西城到东城的电车道，可是这当儿两头都不见电车的影子。只剩两条电车轨在闪闪的发光。街上洋车也少，行人也少。那么长一条街，显得空空的，静静的。胡同口，街两边走道儿上却站着不少闲人，东望望，西望望，都不做声，像等着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间站着一个警察，沉着脸不说话。有一个骑车的警察，扶着车和他咬了几句耳朵，又匆匆上车走了。
报上看出咱们是决定打了。我匆匆拿着报看着回到住的地方。隆隆的声音还在稀疏的响着。午饭匆匆的吃了。门口接二连三的叫“号外！号外！”买进来抢着看，起先说咱们抢回丰台，抢回天津老站了，后来说咱们抢回廊坊了，最后说咱们打进通州了。这一下午，屋里的电话铃也直响。有的朋友报告消息，有的朋友打听消息。报告的消息有的从地方政府里得来，有的从外交界得来，都和“号外”里说的差不多。我们眼睛忙着看号外，耳朵忙着听电话，可是忙得高兴极了。
六点钟的样子，忽然有一架飞机嗡嗡的出现在高空中。大家都到院子里仰起头看，想看看是不是咱们中央的。飞机绕着弯儿，随着弯儿，均匀的撒着一搭一搭的纸片儿，像个长尾巴似的。纸片儿马上散开了，纷纷扬扬的像蝴蝶儿乱飞。我们明白了，这是敌人打得不好，派飞机来撒传单冤人了。仆人们开门出去，在胡同里捡了两张进来，果然是的。满纸荒谬的劝降的话。我们略看一看，便撕掉扔了。
天黑了，白天里稀疏的隆隆的声音却密起来了。这时候屋里的电话铃也响得密起来了。大家在电话里猜着，是敌人在进攻西苑了，是敌人在进攻南苑了。这是炮声，一下一下响的是咱们的，两下两下响的是他们的。可是敌人怎么就能够打到西苑或南苑呢？谁都在闷葫芦里！一会儿警察挨家通知，叫塞严了窗户跟门儿什么的，还得准备些土，拌上尿跟葱，说是夜里敌人的飞机许来放毒气。我们不相信敌人敢在北平城里放毒气。但是仆人们照着警察吩咐的办了。我们焦急的等着电话里的好消息，直到十二点才睡。睡得不坏，模糊的凌乱的做着胜利的梦。
二十九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他说昨儿的好消息也不是全没影儿，可是说得太热闹些。他说我们现在像从天顶上摔下来了，可是别灰心！瞧昨儿个大家那么焦急的盼望胜利的消息，那么热烈的接受胜利的消息，可见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久是咱们的！等着瞧罢，北平是不会平静下去的，总有那么一天，咱们会更热闹一下。那就是咱们得着决定的胜利的日子！这个日子不久就会到来的！我相信我的朋友的话句句都不错！
1939年6月于昆明。
这一天
这一天是我们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从二十六年这一天以来，我们自己，我们的友邦，甚至我们的敌人，开始认识我们新中国的面影。
从前只知道我们是文化的古国，我们自己只能有意无意的夸耀我们的老，世界也只有意无意的夸奖我们的老。同时我们不能不自伤老大，自伤老弱；世界也无视我们这老大的老弱的中国。中国几乎成了一个历史上的或地理上的名词。
从两年前这一天起，我们惊奇我们也能和东亚的强敌抗战，我们也能迅速的现代化，迎头赶上去。世界也刮目相看，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
从两年后的这一天看，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
“双十”是我们新中国孕育的日子，“七七”是我们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1939年7月7日。
《原野》与《黑字二十八》的演出云南国防剧社请曹禺先生来昆明导演《原野》与《黑字二十八》两个戏。两个戏先后在新滇大戏院演出，每晚满座，看这两个戏差不多成为昆明社会的时尚，不去看好像短着什么似的。这因为两个戏曹禺先生都是作者：而曹禺先生的戏，出演的成绩是大家都知道的。再说这回是他自己导演，也给观众很大的盼望。还有，两个戏的演员，很多轮老手，足够引起观众的信心。这两个戏的出演确是昆明一件大事，怕也是中国话剧界一件大事罢。
观众看了这两个戏，可以说是满意。在这种物质条件下能有这样成绩，真是不容易！从演员的选择与分配，对话的节奏，表情的效果，舞台的设计等等，可以看出导演以及各位演员各位职员都已尽了他们最善的努力。这是值得感谢的！有几个在北平住过很久的朋友说起，拿北平出演的话剧来比这一回，这一回确是更进步了。将剧本的难易和演出的难易合着说，他们的话是不错的。但是这一回的排演究竟还嫌匆促一些，对于剧本本身不免还有未能发挥尽致的地方。而剧本本身，特别是《原野》似乎也还有可议之处。观众春秋责备贤者，不满意的地方也不是没有的。
先说《原野》。观众对于第三幕的意见最多。在我自己，看到第二幕开幕时，觉得已经移入戏的氛围里，好像不在戏园子里似的。这种移情作用很有味。但是第三幕开幕以后，我却觉得渐渐失去了那氛围，又回到戏园子的池座来。我们即使不能说第三幕的头三场都是多馀，但至少可以说是太多了一些。太多了，紧张的反而显得松懈了！我也想过，若是能有旋转的舞台，这三场的效果也许好些。但是，有那么多的话，却没多少戏，即使有旋转的舞台，怕也紧张不了多少。
原作者似乎很重视这一幕，从剧本的名称可见。他是要表现一种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要表现在仇虎的恨与爱的冲突里。仇虎因焦阎王的仇恨杀了他的儿子焦大星；焦大星却始终是仇虎的好朋友。仇虎杀了焦大星，占了大星的妻金子，可是他有些悔。他本也想害了焦阎王的孙子，焦大星前妻的孩子，小黑子，可是小黑子让祖母焦大妈当是仇虎，一铁拐杖打死了。这可真惨！这本不关仇虎的事，可是他有些怕，他想着他短不了是起祸的根苗呵。一点儿悔，一点儿怕，加上黑夜，树林子，再加上庙里的鼓声，焦大妈叫小黑子的魂的声音；更多点儿悔，更多点儿怕，是可能的。这时候见一些鬼，也是可能的。可是不必太多，不必太占时候，阎王和牛头马面似乎也都不必。那么着，三场并一场，许不大离了。那么着，仇虎和金子才有戏做，不至于只是重复的单调了。
有人说这一幕诗的成分比戏的成分多；不错，重复的单调正是诗的表现。但这里需要的是戏，不是诗。相信设计人在这一幕的头三场所费的心思比别几幕多得多；这当然应该感谢。不过我们似乎不需要这么多东西。特别是第一二幕那么经济，第三幕来了这么个大尾巴，老觉得不大称似的。在第一二幕里，对话很紧凑，也很波俏；是说话，不是演说，也不是背书。这是活的；第三幕里尤其见好。还有金子那几处快拍子的话，不但能表现泼辣的神气，并且是舞台语言节奏的新试验；中国话剧的演出里，似乎这还是第一次。这试验是成功的；这节奏是可以增加舞台语言的丰富的。
对话的聪明漂亮教观众觉得仇虎和金子都是现代化的人。复仇也许可以算是原始的母题，但仇虎这个角色不够单纯的。有些观众觉得仇虎有时候演得还不够劲儿；这一部分也许由于演员体会得还不到家，一部分也许由于这个角色本身性格的矛盾。（仇虎的服装太像旧戏里的武生，更增加这矛盾的程度）金子也不单纯；她和仇虎一般，热情里藏着一双冷眼。这一双冷眼是现代文明的表现；严格的说，中国像仇虎这样身分的囚犯，金子这样身分的乡下女人，怕还不能有这一双冷眼。演员的困难便在这里。他们不容易体会他们所要担任的角色。这回凤子女士似乎在竭力给金子隐藏那双冷眼，她竭力让金子在观众的眼里变得单纯些。但剧作者铸就的角色，演员所能改的究竟是有限的。
仇虎和金子两个角色，似乎不免有些欧化。别的几个角色却是道地中国的。许多观众都称赞常五；常五真是演得恰到好处，尤其在第一幕里。但平心而论，这个角色究竟容易见好；加上孙毓棠先生是老手，出色还不算难，焦大妈比常五繁重得多，樊筠女士能始终不懈的表现焦大妈的精明与狠毒，让观众恨她怕她，是很难得的。可惜声音还不够苍老，但这没有法子。焦大星性格的懦弱和处境的尴尬使他成为一个难演的角色。李文伟先生在序幕里所表现的左右做人难的情形，幽默而不失真切。但在第二幕里，就觉得不够真切；这幕里的焦大星似乎太懦弱了些。可是在要杀金子的时候，他并没有落到旧戏的程式里去，也就算不错了，白傻子这角色最容易染上文明戏的味儿，但是，没有。这个戏，各位演员都认真的想做到家，想做到恰如其分；没有一个人过分夸张自己的角色。这是话剧，不是文明戏，界划井然。这是一个大进步。
次说《黑字二十八》。这是一个抗战戏，可是标语口号极少；作者是在另出手眼的。这个戏和《原野》不同。《原野》是要表现一个哲学，这个戏却似乎重在表现一个故事；故事里包含着抗战的信仰，却不是哲学。《原野》里的哲学，不论表现了多少，它可是悲剧，觉得沉重些。《黑字二十八》所暗示的是大家都会接受的抗战的信仰，只要标语口号不多，故事便可一新耳目；这是喜剧，觉得轻快些。
《原野》角色少，职务太重；这个戏角色多得多，大家不致像演《原野》那样吃力。角色性格的解释和体会，也简单得多。这回是由全市话剧界联合演出，人才济济，成绩自然不错。在一般的观众，也许觉得这个戏更有意思些；不但是有关抗战，故事也热闹些。可是这个戏角色究竟太多，排演大约不很容易；各位演员驯熟的程度似乎不大一样，在台上的步调也就不很均齐。即如第二幕范乃正对瑞姑那种严厉的神气，乍见演出，简直有点莫名其妙。这里表演上似乎有些脱节。不过就全戏大体论，还不差什么罢了。
第一幕似乎最紧凑，穿插得最波俏。这还是对话的作用。第二幕次之。第三四幕便觉得杂乱些。这个戏注重故事的场面，不注重人物的性格；戏里似乎没有个性，只有类型。最显著的类型是玛王利，这是用来讽刺的。玛王利的对话不缺少幽默，凤子女士很能表现出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杨兴福内心的冲突，曹禺先生真刻画入微；但这角色似乎也还是个类型，邓疯子疯得恰好，不疯的时候可太轻描淡写了。
特别是末了儿抗敌阵亡将士纪念碑前那几句演词，未免太不像真的了。这是用得着口号的时候；一味避免，也是不必的。夏晓仓可算老成；刘瞪眼也活泼泼的。沈树仁是力作，但公园里那许多声“是，大佐”未免过火；也许这是剧本的疏忽罢。
1939年9月10日。
《西南采风录》序
古代有采风的传说。说是每年七八月间，天子派了使者，乘着轻车到各处去采集歌谣。各国也都设着太师的官，专管采集歌谣。目的是在“观风俗，知厚薄”，一面也可以供歌唱。这叫作采风，是一种要政。这传说有好几种变形。有人说是在每年四月开始农作的时候，行人的官摇着木铃子随地聚众采访歌谣。又有人说，男女六十岁以上没有儿子，便叫他们穿上花衣服带着乐器，去采访歌谣。这些都说得很认真，可惜都不是实际的制度，都只是理想。原来汉武帝时确有过采集歌谣的工作，那完全是为了歌唱。一般学者看了这件事，便创造出一个采风的理想，安排在美丽的古代。但后来人很相信这个传说。白居易曾经热烈的希望恢复这个制度，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原是不曾有过的。
民国六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开始征集歌谣。他们行文到各省教育厅，请求帮助。一面提倡私人采集。这成了一种运动。目的确不是政治的，音乐的，而是文艺的，学术的。他们要将歌谣作为新诗的参考，要将歌谣作为民俗研究的一种张本。这其间私人采集的成绩很好。二十年来出了好些歌谣集，是很有意义的“材料的记录”。这些人采集歌谣，大概是请教各人乡里的老人孩子。这中间自然有许多劳苦艰难，但究竟是同乡：方言和习惯都没有多少隔阂的地方，比在外乡总好办得多。这回南开大学的同学山东刘兆吉先生在西南采集歌谣，却是在外乡；这需要更多的毅力。刘先生居然能采到八百多首，他的成绩是值得赞美的。
刘先生是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的一员，他从湖南过贵州到云南三千里路费了三个月。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决定从事采歌谣的工作。一路上他也请教老人和孩子：有时候他请小学教师帮忙，让小朋友们写他们所知道的歌谣。但他是外乡人，请教人的时候，有些懒得告诉他；有些是告诉他了，他却不见得能够听懂每一个字。这些时候，他得小心的，再三的请教。有小学教师帮助，自然方便得多。但有的教师觉得真正的歌谣究竟“不登大雅”；他们便教小朋友们只写些文绉绉的唱歌儿充数。
这是一眼就看得出的，刘先生只得割爱，因为他要的是歌谣。他这样辛辛苦苦的搜索，记录，分辨，又几番的校正，几番的整理，成了这本小书。他这才真是采风呢。他以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他将采集的歌谣分为六类。就中七言四句的“情歌”最多。这就是西南流行的山歌，四百多首里有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好诗。这中间不缺少新鲜的话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读了都可以增扩我们自己。还有“抗战歌谣”和“民怨”两类，虽然没有什么技巧，却可以看出民众的敌忾和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真可以“观风俗”
了。历来各家采集的歌谣，大概都流传已久；新唱出来的时事歌谣，非像刘先生这样亲历民间，是不容易得到的。书中所录，偶有唱本。刘先生所经各地，有些没能采得歌谣，他便酌选唱本，弥补这个缺憾。但是唱本多出于文人之手，不同歌谣的自然，似乎还是分开好些。刘先生采集歌谣，也有些猥亵的：因不适于一般读者，都已删去。总之，这是一本有意义的民俗的记录：刘先生的力量是不会白费的。
1939年4月13日。
清华的民主制度
我们虽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可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精神上的组织，似乎还只是极少数。在这极少数当中，清华大约可以算得上一个。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气；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并不易得的。
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民国十八年。十八年到二十年，这两年多实际上没有校长，但学校一切，如常的进展，于是从民主精神的表现，到民主制度的确立。这中间曾经过一回大风险，居然安稳的度了过去。但这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支持的话。
梅月涵先生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他和清华关系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爱护清华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难得的是他知道怎样爱护清华；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件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听大家的。是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他并不是没有主见的；只看抗战以来，教授会、评议会不得已而暂时停顿的时候，他的种种措施，就可以知道。但教授会和评议会的停顿，究竟是清华民主制度的损失，虽然校务会议还存在着。
梅先生比别人更明白这种情形。在学校迁到昆明第二年，一切渐入常轨的时候，他便和校务会议诸先生决定恢复教授会和评议会。一年来开会虽然还不多，但清华的民主精神已经重新活跃起来了。相信在梅先生领导之下，清华的民主机构，最近的将来就会恢复常态的。
但这个民主的机构，由大家的力量建成，还得大家同心协力来支持；梅先生和校务会议诸先生虽然领导有方，但单靠校长和少数人还是不成。———只要同仁都能像梅先生一样爱护清华，并且知道怎样去爱护，一切顺其自然，不去揠苗助长，清华的民主制度，前途一定是光明灿烂的。
1940年7月19日，平彝大旅社。
外东消夏录
引子
这个题目是仿的高士奇的《江村消夏录》。那部书似乎专谈书画，我却不能有那么雅，这里只想谈一些世俗的事。这回我从昆明到成都来消夏。消夏本来是避暑的意思。若照这个意思，我简直是闹笑话，因为昆明比成都凉快得多，决无从凉处到热处避暑之理。消夏还有一个新意思，就是换换生活，变变样子。这是外国想头，摩登想头，也有一番大道理。但在这战时，谁还该想这个！我们公教人员谁又敢想这个！可是既然来了，不管为了多俗的事，也不妨取个雅名字，马虎点儿，就算他消夏罢。谁又去打破沙缸问到底呢？
但是问到底的人是有的。去年参
加昆明一个夏令营，营地观音山。七月二十三日便散营了。前一两天，有游客问起，我们向他说这是夏令营，就要结束了。他道：“就结束了？夏令完了吗？”这自然是俏皮话。问到底本有两种，一是“耍奸心”，一是死心眼儿。若要耍奸心的话，这儿消夏一词似乎还是站不住。因为动手写的今天是八月二十八日，农历七月初十日，明明已经不是夏天而是秋天。但“录”
虽然在秋天，所“录”不妨在夏天；《消夏录》尽可以只录消夏的事，不一定为了消夏而录。还是马虎点儿算了。
外东一词，指的是东门外，跟外西，外南，外北是姊妹花的词儿。成都住的人都懂，但是外省人却弄不明白。这好像是个翻译的名词，跟远东、近东、中东挨肩膀儿。固然为纪实起见，我也可以用草庐或草堂等词，因为我的确住着草房。可是不免高攀诸葛丞相，杜工部之嫌，我怎么敢那样大胆呢？我家是住在一所尼庵里，叫做“尼庵消夏录”原也未尝不可，但是别人单看题目也许会大吃一惊，我又何必故作惊人之笔呢？因此马马虎虎写下“外东消夏录”这个老老实实的题目。
夜大学
四川大学开办夜校，值得我们注意。我觉得与其匆匆忙忙新办一些大学或独立学院，不重质而重量，还不如让一些有历史的大学办办夜校的好。
眉毛高的人也许觉得夜校总不像一回事似的。但是把毕业年限定得长些，也就差不多。东吴大学夜校的成绩好像并不坏。大学教育固然注重提高，也该努力普及，普及也是大学的职分。现代大学不应该像修道院，得和一般社会打成一片才是道理。况且中国有历史的大学不多，更是义不容辞的得这么办。
现在百业发展，从业员增多，其中尽有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有志进修无门可入的人。这些人往往将有用的精力消磨在无聊的酬应和不正当的娱乐上。有了大学夜校，他们便有机会增进自己的学识技能。这也就可以增进各项事业的效率，并澄清社会的恶浊空气。
普及大学教育，有夜校，也有夜班，都得在大都市里，才能有足够的从业员来应试入学。入夜校可以得到大学毕业的资格或学位，入夜班却只能得到专科的资格或证书。学位的用处久经规定，专科资格或证书，在中国因从未办过大学夜班，还无人考虑它们的用处。现时只能办夜校；要办夜班，得先请政府规定夜班毕业的出身才成。固然有些人为学问而学问，但各项从业员中这种人大概不多，一般还是功名心切。就这一般人论，用功名来鼓励他们向学，也并不错。大学生选系，不想到功名或出路的又有多少呢？这儿我们得把眉毛放低些。
四川大学夜校分中国文学、商学、法律三组。法律组有东吴的成例，商学是当今的显学，都在意中。只有中国文学是冷货，居然三分天下有其一，好像出乎意外。不过虽是夜校，却是大学，若全无本国文化的科目，未免难乎其为大，这一组设置可以说是很得体的。这样分组的大学夜校还是初试，希望主持的人用全力来办，更希望就学的人不要三心两意的闹个半途而废才好。
人和书
“人和书”是个好名字，王楷元先生的小书取了这个名字，见出他的眼光和品味。
人和书，大而言之就是世界。世界上那一桩事离开了人？又那一桩事离得了书？我是说世界是人所知的一切。知者是人，自然离不了人；有知必录，便也离不开书。小而言之，人和书就是历史，人和书造成了历史；再小而言之就是传记，就是王先生这本书叙述和评论的。传记有大幅，有小品，有工笔，有漫画。这本书是小品，是漫画。虽然是大大的圈儿里一个小小的圈儿，可是不含糊是在大圈儿里，所叙的虽小，所见的却大。
这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传记，第三部分也是片段的传记，第二部分评介的著作还是传记。王先生有意“引起读者研读传记的兴趣”，自序里说得明白。撰录近代和现代名人轶事，所谓笔记小说，传统很长。这个传统移植到报纸上，也已多年。可见一般人原是喜欢这种小品的。但是“五四”以来，“现在”遮掩了“过去”，一般青年人减少了历史的兴味，对于这类小品不免冷淡了些。他们可还喜欢简短零星的文坛消息等等，足见到底不能离开人和书。
自序里希望读者“对于伟大人物，由景慕而进于效法，人人以圣贤自许，猛勇精进”。这是一个宏愿。近来在《美国文摘》里见到一文，叙述一位作家叫小亚吉尔的，如何因《褴褛的狄克》一部书而成名，如何专写贫儿努力致富的故事，风行全国，鼓舞人心。他写的是“工作和胜利，上进和前进的故事”，在美国文学中创一新派。他的时代虽然在一九二九以前就过去了，但是许多自己造就的人都还纪念着他的书的深广的影响。可见文学的确有促进人生的力量。王先生的宏愿是可以达成的，有志者大家自勉好了。
成都诗
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说是有些像北平，不错，有些个。既像北平，似乎就不成其为特色了？然而不然，妙处在像而不像。我记得一首小诗，多少能够抓住这一点儿，也就多少能够抓住这座大城。
这是易君左先生的诗，题目好像就是“成都”两个字。诗道：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
住过成都的人该能够领略这首诗的妙处。它抓住了成都的闲味。北平也闲得可以的，但成都的闲是成都的闲，像而不像，非细辨不知。
“绕屋噪栖鸦”，自然是那些“据门撑”着的“古木”上栖鸦在噪着。这正是“入暮”的声音和颜色。但是吵着的东南城有时也许听不见，西北城人少些，尤其住宅区的少城，白昼也静悄悄的，该听得清楚那悲凉的叫唤罢。
成都春天常有毛毛雨，而成都花多，爱花的人家也多，毛毛雨的春天倒正是养花天气。那时节真所谓“天街小雨润如酥”，路相当好，有点泥滑滑，却不至于“行不得也哥哥”。缓缓的走着，呼吸着新鲜而润泽的空气，叫人闲到心里，骨头里。若是在庭园中踱着，时而看见一些落花，静静的飘在微尘里，贴在软地上，那更闲得没有影儿。
成都旧宅于门前常栽得有一株泡洞树或黄桷树，粗而且大，往往叫人只见树，不见屋，更不见门洞儿。说是“撑”，一点儿不冤枉，这些树戆粗偃蹇，老气横秋，北平是见不着的。可是这些树都上了年纪，也只闲闲的“据”着“撑”着而已。
成都收市真早。前几年初到，真搞不惯；晚八点回家，街上铺子便劈劈拍拍一片上门声，暗暗淡淡的，够惨。“早睡早起身体好”，农业社会的习惯，其实也不错。这儿人起的也真早，“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是不折不扣的实录。
北平的春天短而多风尘，人家门前也有树，可是成行的多，独据的少。有茶楼，可是不普及，也不够热闹的。北平的闲又是一副格局，这里无须详论。“楚客”
是易先生自称。他“兴嗟”于成都的“承平风味”。但诗中写出的“承平风味”，其实无伤于抗战；我们该嗟叹的恐怕是别有所在的。我倒是在想，这种“承平风味”战后还能“承”下去不能呢？在工业化的新中国里，成都这座大城该不能老是这么闲着罢。
蛇尾
动手写《引子》的时候，一鼓作气，好像要写成一本书。但是写完了上一段，不觉再三衰竭了。到底已是秋天，无夏可消，也就“录”不下去了。古人说得好，“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只好以此解嘲。这真是蛇尾，虽然并不见虎头。本想写完上段就戛然而止，来个神龙见首不见尾。可是虎头还够不上，还闹什么神龙呢？话说回来，虎头既然够不上，蛇尾也就称不得，老实点，称为蛇足，倒还有个样儿。
1941年。
重庆一瞥
重庆的大，我这两年才知道。从前只知重庆是一个岛，而岛似乎总大不到那儿去的。两年前听得一个朋友谈起，才知道不然。他一向也没有把重庆放在心上。但抗战前二年走进夔门一看，重庆简直跟上海差不多；那时他确实吃了一惊。我去年七月到重庆时，这一惊倒是幸而免了。却是，住了一礼拜，跑的地方不算少，并且带了地图在手里，而离开的时候，重庆在我心上还是一座丈八金身，摸不着头脑。
重庆到底好大，我现在还是说不出。
从前许多人，连一些四川人在内，都说重庆热闹，俗气，我一向信为定论。然而不尽然。热闹，不错，这两年更其是的；俗气，可并不然。我在南岸一座山头上住了几天。朋友家有一个小廊子，和重庆市面对面儿。清早江上雾氵蒙氵蒙的，雾中隐约着重庆市的影子。重庆市南北够狭的，东西却够长的，展开来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轻描的山水画。雾渐渐消了，轮廓渐渐显了，扇上面着了颜色，但也只淡淡儿的，而且阴天晴天差不了多少似的。一般所说的俗陋的洋房，隔了一衣带水却出落得这般素雅，谁知道！再说在市内，傍晚的时候我跟朋友在枣子岚垭，观音岩一带散步，电灯亮了，上上下下，一片一片的是星的海，光的海。一盏灯一个眼睛，传递着密语，像旁边没有一个人。没有人，还那儿来的俗气？
从昆明来，一路上想，重庆经过那么多回轰炸，景象该很惨罢。报上虽不说起，可是想得到的。可是，想不到的！我坐轿子，坐洋车，坐公共汽车，看了不少的街，炸痕是有的，瓦砾场是有的，可是，我不得不吃惊了，整个的重庆市还是堂皇伟丽的！街上还是川流不息的车子和步行人，挤着挨着，一个垂头丧气的也没有。有一早上坐在黄家垭口那家宽敞的豆乳店里，街上开过几辆炮车。店里的人都起身看，沿街也聚着不少的人。这些人的眼里都充满了安慰和希望。只要有安慰和希望，怎么轰炸重庆市的景象也不会惨的，我恍然大悟了。———只看去年秋天那回大轰炸以后，曾几何时，我们的陪都不是又建设起来了吗！
1941年。
文学与新闻
“文学与新闻”这题目可以说就是“文学与报纸”。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分下列三点来叙述：
第一点，我要说的是由白话纯文学到白话杂文学（本来，文学用纯和杂来分类，不大妥当，但我一时找不出另外的适当的名词来代替），换句话说，就是由创作到写作。民国八年以后，一般爱好新文艺的青年顶注意的是创作。在创作当中，顶早而且顶盛行的是诗。大概因为诗是适合于抒情写景，和青年人的气质相投，比较地易写；以及，不管是不是诗，只要有一种分行的形式便可以算数的缘故。后于诗发展的是小说。小说多了起来，诗就渐渐少了下去；抗战以后，诗的创作似乎已远不及小说的蓬勃，在成绩上也是如此。
再次发展的是戏剧，战前原来发展得很慢，战后才突然跃进而且普遍起来。
最后发展的是散文（这里所指的散文是狭义的，就是所谓小品文，并不包括论文）。比起前三者来，散文在抒情写景之外更接近于应用。这特色配合了当时的现实的要求，发展为一种新的文体，或叫做类型，就是所谓杂文。自然，写杂文顶出名的是鲁迅先生，因为他应用这文体在讽刺，暴露，攻击旧势力的弱点方面，是非常地有力量的。由于这种趋势，我们就可以看出纯文学发展向应用文学这一方面来的轨迹，或说是由创作到写作的路线。各位，乍看起来，“创作”和“写作”这两个名词底涵义似乎相同，实际上是大有分别，这，只要我们仔细一想便可以明白。
接着要谈到的是白话文的需要问题：因为当时提倡文学革命，在“射人先射马，擒贼必擒王”的原则下面，就得先改革表达思想的文字，以便完成“借了文学的手段以达到改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的目的。各位都晓得，要改革社会，必先改革思想，要改革思想，又必先要改革传达思想的工具：文字和语言，而文字又是语言的记录，所以，文学革命就要先改革表达思想的文字；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白话文比起文言文来，确实容易懂，容易学习，所以很快地就风靡一时了。
为什么纯文学成为时代的宠儿呢？我想，大概是由于当时从事白话文的青年多喜欢形象化和注意趣味，所以都偏向创作。不过，创作归创作，应用方面的主要的传达思想的工具还是以文言文居多，比如爱好新文艺的青年底家信，往往还是以“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来开头，就是。
不过，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到了现在，当时的青年已经都成为中年了，在社会上也都各自负起了一重责任。他们对白话文的看法和态度，比起前一辈来，宽容了许多。白话文由抒情写景而趋于实际应用，这正是时候，而且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发展。———倘不这样，白话文的出路是不广大的。
第二点，我要谈到白话文的发展方向。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创作的成绩。本来，白话文运动参加的人很多，但成功了而为我们所晓得的，却寥寥无几。可见创作这条路并非是人人都能通得过去的；而且，也可以看到，那些通不过的，在数目上也一定不会很少。由此，我们就可以断言：创作是相当艰难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愉快的。
根据这一点，我愿意诚恳地贡献给有志从事文学的青年一个意见，就是：倘若你发觉到自己对于创作这条路并不大能够行得通的话，很可以走另外一条新兴的，宽广的路———新闻。我们可以把十年前的报纸的文体拿来和现在底比较一下，很容易看到白话文的成分是日渐地加多起来，文言文的成分则日渐地减少下去。现在，不但社评，通讯，特写等都渐改为白话，就是应用文件如：蒋委员长告国民书，政府文告等，也都渐改为白话了。当然，还有些告示，公文，电稿之类没有完全脱离文言；但可断言的是，这些改变，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第三点，我要说的是新闻中的文学。新近我读到一本曹聚仁先生著的书：《大江南北》。前面有一篇《新闻文艺论》，和我今天的所讲很有关系。那文中提到一个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应具备的三种修养：一、新闻眼，二、整理材料，三、艺术笔触。这三点有相互的关联，本应一起谈到的。不过第一点说到从事新闻事业者底眼光，观察能力，敏感……是牵涉到各人的才分，气质上的问题；第二点则说到如何处理材料，又关系到技巧的修养和经验上了；对于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都不及第三点来得密切。所以，今天只就“艺术笔触”这一点来说一说。
在“新闻”这一范畴之内的“艺术笔触”，并包括一般的政治家发表言论的“吐属”，“含蓄”，“风趣”，“幽默”一类新闻材料，通过了新闻眼的摄取、选择、组织、融化，再适当地表现出来的新闻记者的手笔而言。这种通过了艺术的洗炼和照耀的材料，是更能增加新闻本身的力量的。
我把这种材料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辞令
某些政治首脑，为了对于一种新发生的事件的保守机密，同时却又不得不给那些敏锐的“新闻眼””以适当的答复和满足，就往往采取一种“不知道”或“保留”的口气或态度来应付。这种办法，多见于外交家们对外的发言———一种巧妙的措词或辞令。比如下面这些我们由报上所看到的例子：一、比如说“关于某某事件，在继续收到可靠的材料之先，未便奉告。”———这句话，实在只表示：“不知道。”
二、美国务卿赫尔回答某记者关于美远东舰队是否已开抵菲律宾这回事底询问说：“在君询问之前，我尚未知此事。”———是说：“不知道。”
三、威尔基氏对某问题的询问底回答说：“我想不起来曾有人这样说过”———是说：“不知道。”
四、某要人回答某机要问题底询问时说：“此事我在报上看到，方知。”———是说：“不知道。”
五、日本某相答复外界对于某现象底活动的询问说：“报上的舆论已足够表示了。”———是说：“不知道。”
六、罗邱会晤的事，美发言人称：“总统游艇正沿海岸徐徐前进中。”———未说所在地，等于说：“不知道。”
七、罗斯福召见海军舰队司令后回答新闻记者称：“我们在研究地图。”———等于说：“不知道。”
八、外界询及澳洲总理与罗斯福晤谈的内容底范围，澳洲总理答称：“我等所谈广涉到古今未来，而其范围又等于绕地球一周。”———等于说：“不知道。”
九、罗斯福回答某问题时谓：“此事诸君可自行判断。”———等于说：“不知道。”
十、某人要求某政治家发表对另一政治家之言论之观感，答称：“对某君发表之谈话，深感兴趣。”———“兴趣”如何？等于说：“不知道。”
十一、美劝南斯拉夫不加入轴心这回事，希忒拉称：“对此美之门罗主义行使至欧洲之事，颇感兴趣。”———也是说：“不知道。”
十二、小罗斯福来华，新闻记者询其来华印象，他说：“此行印象颇佳。”———也是说：“不知道。”
十三、罗斯福代言人发表总统对希忒拉之讲演之意见，谓：“希氏讲演时，总统适小寐，讲毕始醒，故对此讲演无意见表示。”———还是说：“不知道。”
十四、罗斯福代言人对外发表总统对松冈讲演之意见，谓：“总统无暇阅览松冈氏讲稿，故无意见发表。”———还是说：“不知道。”
第二类：暗示
一、日外相丰田贞次郎此次上台时，发表谈话，谓：“三国同盟时，本人适负责海军，故较熟悉，至于近三月来，对外交情况则较为模糊，此次上台，纯为学习学习……”———暗示对日苏协定有不尊重之意。
二、美国记者某谓：“美政府不欢迎除美以外之任何国家过问新加坡。”———暗示日本不得对新加坡染指。
第三类：描写
一、某记者报道英德争夺克里特岛之战况，描写德伞兵下降时之情形谓：“……自远观之，有如落英缤纷。”———使读者在严肃的紧张中，得到一种调剂的，中和的轻松之感。
二、当罗斯福当选为第三任总统时，记者描述其政敌威尔基氏拍贺电时之态度曰：“是日晨，威氏身披睡衣，慢啜咖啡，拍发对罗总统之贺电。”———由被描述者的闲适之状，我们看到威氏之宽大的政治家的风度及其对罗总统的敬意。
三、伦敦被炸时，某记者记述其情况曰：“彼时，我适卧于地板上写稿，随时有遭到生命危险的可能。”———虽所写为身边琐事，却也可反映出当时伦敦在空袭下的严重情形。
第四类：宣传
一、渝市四月二日被炸时，英大使馆亦遭波及，卡尔大使发言曰：“余愿以中国人之精神，接受此次轰炸。”———此种描述，一方面表示卡尔大使对我国之抗战精神的同情与敬佩，一方面也表示了中英邦交的敦睦。
二、随军记者记载官兵对日机投弹技术之评语谓：“能听到炸弹声已经算是很好的了。”———这种记述，表示敌空军人员因为大量的伤亡，以至把训练尚未完成的飞行人员都调到前线上来应用这一点。
三、英舰遭受四百公尺上空之德机追炸而未被击中，该舰司令曰：“此种技术恶劣之轰炸员，实应使之饱尝铁窗风味！”———此固表示对德空军之藐视，亦足表示出英人之幽默风度。
四、克里特岛被狂炸后，记者描述其情况曰：“多数青年均下海捕死鱼。”———此足以表示该岛居民不畏空袭。
五、希忒拉发表对英德战事的观察，谓：“二者必有一崩溃，但，决非德国！”
这简直是宣传的宣传。
六、希忒拉作豪语曰：“英如在柏林投弹八千公斤、一万公斤；德即马上在伦敦投弹十五万公斤，二十三万公斤……”云云———更是宣传的宣传了。
七、罗斯福发表对苏德战争之观感，谓：“苏抵抗力之强大，即德国军事专家亦为之惊叹。”或问军事专家是否亦包括德之最杰出之专家希忒拉在内，罗氏言：“此问使余之谈话失去意义。”———这段新闻，在宣传的意义上是：“希忒拉不配称为军事专家。”
1941年8月。
钟明《呕心苦唇录》序
和钟明分别好几年了，今年夏天在重庆匆匆一见，谈得很高兴。他的工作很忙，工作的兴致很好。但那一见太匆匆了，没有来得及问他这几年的经过的细节；这些也是我乐意知道的。近来他让他的弟弟钟兴先生送来他七年来所发表的文字，说要出一本书，请我作一篇序，我细读了这些文字，仿佛听他自己告诉我这几年的故事似的，觉得津津有味。这就弥补了我们夏天见面时的缺憾了。
这些文字多半是议论和杂感，也有叙事的，题材虽然都是陈旧的踪迹了，可是读起来并不缺少新鲜的趣味。因为有些题材和我们关系太大，太切，我们不会忘记。而钟明那管笔圆转自如，举重若轻，也教人不会倦。这些文字里有许多处论到抗战前的中日关系，可以见出钟明的热情和苦心；当时读了他的议论一定会抑郁不堪的。可是现在读起来轻松得多了。我们抗战已上了第六年，而且胜利的日子越过越近了。我们毕竟抬起头来了。读钟明的这种文字，真像吃了橄榄在回甜。感慨和安慰交织在我的心里，这一段儿过去真在我眼前活着。
钟明的职务似乎不能离开宣传，可是读他的文字，并不觉得他在宣传。一般的宣传有时不免夸张，有时不免刻厉；这就教人不敢轻易相信，而且时有戒心，不容易跟宣传者打成一片。钟明的文字却只娓娓说来，不装门面，不摆架子，而能引人入胜。他能让读者和他水乳交融———至少在读他的文字时如此。他是一个很好的记者，虽然并未加入记者群。记者的写作，最要紧的是亲切；这正是钟明的长处。
钟明在《呕心苦唇录·自序》里说：“虽皆芜语，悉出至诚”，惟其“悉出至诚”，才能亲切有味。宣传与写作都不能缺少这种至诚的态度。他又在他的《第二集自序》里说：“其中典礼集会之词，标新立异固不可，机械陈腐亦不可，每殚精极思，广事征引，而学识肤浅，语焉不畅。”这也是至诚的态度的表现。钟明的文字读起来像流水一般，其实是经过一番惨淡经营来的。
钟明正在壮年，他的事业和文章都有无限的前途，本书不过发轫罢了，我们对于他的期望是很大的。
1942年，昆明。
三祝报章文学
一祝报章的世界化。现在无线电网繁密而敏捷，世界的每一角落息息相关，真是个“天下一家”。在这种情形下，报章自然该具有世界眼。近来报章已经一般的注重国际新闻，并且多多翻译外国报章文字，引起国人更深切的注意。无论原因如何，这总是健康的倾向。不过这还不够。报章记事和论事，处处得放开眼界，看到世界这一整个儿。固然中国的报章有中国的立场，各地方的报章也有各地方的立场，但不该忘记世界是整个儿的。报章不该再是特权阶级的应声虫，该是民众的喉舌；而世界上民众的意志总是一致的。
二祝报章的学术化。报章负有教育的使命，得开通民智，提高民众的程度。
“五四”运动以来，报章的副刊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很大。这些年刊物多起来了，副刊的作用才不大显著了。近来因为纸张和广告等原因，副刊更在若有若无之间；有些简直回到“五四”以前的作风，只能供茶馀酒后的消遣了。不过报章的学术化并不必需采取副刊的方式；若能在记事和论事时候，随处注意学术，也许比副刊还活泼些。现在有些报章翻译外国时论，不少带学术性的，是可喜的现象。报章的学术化就是要多带学术性，提高读众的趣味，决不是专门化———专门化是不相宜的。
不过对于本国的重要学术消息，有些报章竟阙而不载，似乎是不可原谅的忽略。
三祝报章的白话化。报章要求广大的读众。要接近广大的读众，自然宜用白话，不宜用文言。“五四”运动以后，报章里文言已在逐渐减少，白话增多；而所用的文言也参进了不少的白话成分。并一律加了句读。这是大进步，给予一般读众便利甚多。照这样趋势，报章的完全白话化，原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我们如再加努力，便可以更快些。现在报章还不能完全不用文言，大概有两个原故。一是政府文告有些还是文言。二是白话应用文体还在创造中，不像文言有许多套子可用，用起来省力些。关于第一层，我们觉得政府文告已在逐渐多用白话，希望也有完全采用白话的一天。而且这种文告究竟占篇幅不多。我们最该注意的是第二层。我们希望各位记者先生努力多用白话作稿。开始也许得多费点气力，久了便会习惯自然。这为了广大的读众利益，是值得的。这更可以帮助我们的新文体新国语的完成，在文化上也有很高的价值。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他是该参加创造我们的国语的工作的。
1944年。
新中国在望中
抗战的中国在我们的手里，胜利的中国在我们的面前，新生的中国在我们的望中。
中国要从工业化中新生。我们要自己制造飞机，坦克车，军舰；我们要有自己的天，自己的地，自己的海。我们要有无数的“机器的奴隶”给我们工作；穿的，吃的，住的，代步的，都教它们做出来。我们用机器制造幸福，不靠神圣以及不可知的力量。
中国要从民主化中新生。贤明的领袖应该不坐在民众上头，而站在民众中间；他们和民众面对面，手挽手。他们拉着民众向前走，民众也推着他们向前走。民众叫出自己的声音，他们集中民众的力量。各级政府都建设在民众的声音和力量上，为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而努力。这是民治，民有，民享。
中国要从集纳化中新生。地广民众的中国要统一意志与集中力量，必得靠公众的喉舌，打通层层的壁垒。报纸将和柴米油盐并肩列为人们的“开门”几件事之一。这就是集纳化。报纸要表现时代，批评时代，促进时代；它不但得在四万万人的手里，并且得在四万万人的心里。它会给你知识，给你故事，给你诗，教导你，安慰你，帮助你认识时代，建立自己，建立国家。
是的，在我们面前的是胜利的中国，在我们望中的是新生的中国，可是非得我们再接再厉的硬干，苦干，实干，新中国不会到我们手里！
1944年。
重庆行记
这回暑假到成都看看家里人和一些朋友，路过陪都，停留了四日。每天真是东游西走，几乎车不停轮，脚不停步。重庆真忙，像我这个无事的过客，在那大热天里，也不由自主的好比在旋风里转，可见那忙的程度。这倒是现代生活现代都市该有的快拍子。忙中所见，自然有限，并且模糊而不真切。但是换了地方，换了眼界，自然总觉得新鲜些，这就乘兴记下了一点儿。
飞
我从昆明到重庆是飞的。人们总羡慕海阔天空，以为一片茫茫，无边无界，必然大有可观。因此以为坐海船坐飞机是“不亦快哉！”其实也未必然。晕船晕机之苦且不谈，就是不晕的人或不晕的时候，所见虽大，也未必可观。海洋上见的往往是一片汪洋，水，水，水。当然有浪，但是浪小了无可看，大了无法看———那时得躲进舱里去。船上看浪，远不如岸上，更不如高处。海洋里看浪，也不如江湖里，海洋里只是水，只是浪，显不出那大气力。江湖里有的是遮遮碍碍的，山哪，城哪，什么的，倒容易见出一股劲儿。“江间波浪兼天涌”为的是巫峡勒住了江水；“波撼岳阳城”，得有那岳阳城，并且得在那岳阳城楼上看。
不错，海洋里可以看日出和日落，但是得有运气。日出和日落全靠云霞烘托才有意思。不然，一轮呆呆的日头简直是个大傻瓜！云霞烘托虽也常有，但往往淡淡的，懒懒的，那还是没意思。得浓，得变，一眨眼一个花样，层出不穷，才有看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生只见过两回的落日，都在陆上，不在水里。水里看见的，日出也罢，日落也罢，只是些傻瓜而已。这种奇观若是有意为之，大概白费气力居多。有一次大家在衡山上看日出，起了个大清早等着。出来了，出来了，有些人跳着嚷着。那时一丝云彩没有，日光直射，教人睁不开眼，不知那些人看到了些什么，那么跳跳嚷嚷的。许是在自己催眠吧。自然，海洋上也有美丽的日落和日出，见于记载的也有。但是得有运气，而有运气的并不多。
赞叹海的文学，描摹海的艺术，创作者似乎是在船里的少，在岸上的多。海太大太单调，真正伟大的作家也许可以单刀直入，一般离了岸却掉不出枪花来，像变戏法的离开了道具一样。这些文学和艺术引起未曾航海的人许多幻想，也给予已经航海的人许多失望。天空跟海一样，也大也单调。日月星的，云霞的文学和艺术似乎不少，都是下之视上，说到整个儿天空的却不多。星空，夜空还见点儿，昼空除了“青天”“明蓝的晴天”或“阴沉沉的天”一类词儿之外，好像再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初次坐飞机的人虽无多少文学艺术的背景帮助他的想像，却总还有那“天宽任鸟飞”的想像；加上别人的经验，上之视下，似乎不只是苍苍而已，也有那翻腾的云海，也有那平铺的锦绣。这就够揣摩的。
但是坐过飞机的人觉得也不过如此，云海飘飘拂拂的弥漫了上下四方，的确奇。可是高山上就可以看见；那可以是云海外看云海，似乎比飞机上云海中看云海还清切些。苏东坡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飞机上看云，有时却只像一堆堆破碎的石头，虽也算得天上人间，可是我们还是愿看流云和停云，不愿看那死云，那荒原上的乱石堆。至于锦绣平铺，大概是有的，我却还未眼见。
我只见那“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可怜得像条臭水沟似的。城市像地图模型，房屋像儿童玩具，也多少给人滑稽感。自己倒并不觉得怎样藐小，却只不明白自己是什么玩意儿。假如在海船里有时会觉得自己是傻子，在飞机上有时便会觉得自己是丑角吧。然而飞机快是真的，两点半钟，到重庆了，这倒真是个“不亦快哉！”
热
昆明虽然不见得四时皆春，可的确没有一般所谓夏天。今年直到七月初，晚上我还随时穿上衬绒袍。飞机在空中走，一直不觉得热，下了机过渡到岸上，太阳晒着，也还不觉得怎样热。在昆明听到重庆已经很热。记起两年前端午节在重庆一间屋里坐着，什么也不做，直出汗，那是一个时雨时晴的日子。想着一下机必然汗流浃背，可是过渡花了半点钟，满晒在太阳里，汗珠儿也没有沁出一个。后来知道前两天刚下了雨，天气的确清凉些，而感觉既远不如想像之甚，心里也的确清凉些。
滑竿沿着水边一线的泥路走，似乎随时可以滑下江去，然而毕竟上了坡。有一个坡很长，很宽，铺着大石板。来往的人很多，他们穿着各样的短衣，摇着各样的扇子，真够热闹的。片段的颜色和片段的动作混成一幅斑驳陆离的画面，像出于后期印象派之手。我赏识这幅画，可是好笑那些人，尤其是那些扇子。那些扇子似乎只是无所谓的机械的摇着，好像一些无事忙的人。当时我和那些人隔着一层扇子，和重庆也隔着一层扇子，也许是在滑竿儿上坐着，有人代为出力出汗，会那样心地清凉罢。
第二天上街一走，感觉果然不同，我分到了重庆的热了。扇子也买在手里了。
穿着成套的西服在大太阳里等大汽车，等到了车，在车里挤着，实在受不住，只好脱了上装，折起挂在膀子上。有一两回勉强穿起上装站在车里，头上脸上直流汗，手帕子简直揩抹不及，眉毛上，眼镜架上常有汗偷偷的滴下。这偷偷滴下的汗最教人担心，担心它会滴在面前坐着的太太小姐的衣服上，头脸上，就不是太太小姐，而是绅士先生，也够那个的。再说若碰到那脾气躁的人，更是吃不了兜着走。曾在北平一家戏园里见某甲无意中碰翻了一碗茶，泼些在某乙的竹布长衫上，某甲直说好话，某乙却一声不响的拿起茶壶向某甲身上倒下去。碰到这种人，怕会大闹街车，而且是越闹越热，越热越闹，非到宪兵出面不止。
话虽如此，幸而倒没有出什么岔儿，不过为什么偏要白白的将上装挂在膀子上，甚至还要勉强穿上呢？大概是为的绷一手儿罢。在重庆人看来，这一手其实可笑，他们的夏威夷短裤儿照样绷得起，何必要多出汗呢？这儿重庆人和我到底还隔着一个心眼儿。再就说防空洞罢，重庆的防空洞，真是大大有名，死心眼儿的以为防空洞只能防空，想不到也能防热的。我看沿街的防空洞大半开着，洞口横七竖八的安些床铺、马扎子、椅子、凳子，横七竖八的坐着、躺着各样衣着的男人、女人。在街心里走过，瞧着那懒散的样子，未免有点儿烦气。这自然是死心眼儿，但是多出汗又好烦气，我似乎倒比重庆人更感到重庆的热了。
行
衣食住行，为什么却从行说起呢？我是行客，写的是行记，自然以为行第一。
到了重庆，得办事，得看人，非行不可，若是老在屋里坐着，压根儿我就不会上重庆来了。再说昆明市区小，可以走路；反正住在那儿，这回办不完的事，还可以留着下回办，不妨从从容容的，十分忙或十分懒的时候，才偶尔坐回黄包车、马车或公共汽车。来到重庆可不能这么办，路远、天热、日子少、事情多，只靠两腿怎么也办不了。况这儿的车又相应、又方便，又何乐而不坐坐呢？
前几年到重庆，似乎坐滑竿最多，其次黄包车，其次才是公共汽车。那时重庆的朋友常劝我坐滑竿，因为重庆东到西长，有一圈儿马路；南到北短，中间却隔着无数层坡儿。滑竿可以爬坡，黄包车只能走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至于公共汽车，常常挤得水泄不通，半路要上下，得费出九牛二虎之力，所以那时我总是起点上终点下的多，回数自然就少。坐滑竿上下坡，一是脚朝天，一是头冲地，有些惊人，但不要紧，滑竿夫倒把得稳。从前黄包车下打铜街那个坡，却真有惊人的着儿，车夫身子向后微仰，两手紧压着车把，不拉车而让车子推着走，脚底下不由自主的忽紧忽慢，看去有时好像不点地似的，但是一个不小心，压不住车把，车子会翻过去，那时真的是脚不点地了，这够险的。所以后来黄包车禁止走那条街，滑竿现在也限制了，只准上坡时坐。可是公共汽车却大进步了。
这回坐公共汽车最多，滑竿最少。重庆的公用汽车分三类，一是特别快车，只停几个大站，一律廿五元，从那儿坐到那儿都一样，有些人常拣那候车人少的站口上车，兜个圈子回到原处，再向目的地坐；这样还比走路省时省力，比雇车省时省力省钱。二是专车，只来往政府区的上清寺和商业区的都邮街之间，也只停大站，甘五元。三是公共汽车，站口多，这回没有坐，好像一律十五元，这种车比较慢，行客要的是快，所以我没有坐。慢固然因停的多，更因为等的久。重庆汽车，现在很有秩序了，大家自动的排成单行，依次而进，坐位满人，卖票人便宣布还可以挤几个，意思是还可以“站”几个。这时愿意站的可以上前去，不妨越次，但是还得一个跟一个“挤”满了，卖票宣布停止，叫等下次车，便关门吹哨子走了。公共汽车站多价贱，排班老是很长，在腰站上，一次车又往往上不了几个，因此一等就是二三十分钟，行客自然不能那么耐着性儿。
衣
二十七年春初过桂林，看见满街都是穿灰布制服的，长衫极少，女子也只穿灰衣和裙子。那种整齐，利落，朴素的精神，叫人肃然起敬；这是有训练的公众。后来听说外面人去得多了，长衫又多起来了。国民革命以来，中山服渐渐流行，短衣日见其多，抗战后更其盛行。从前看不起军人，看不惯洋人，短衣不愿穿，只有女人才穿两截衣，那有堂堂男子汉去穿两截衣的。可是时世不同了，男子倒以短装为主，女子反而穿一截衣了。桂林长衫增多，增多的大概是些旧长衫，只算是回光返照。可是这两三年各处却有不少的新长衫出现，这是因为公家发的平价布不能做短服，只能做长衫，是个将就局儿。相信战后材料方便，还要回到短装的，这也是一种现代化。
四川民众苦于多年的省内混战，对于兵字深恶痛绝，特别称为“二尺五”和“棒客”，列为一等人。我们向来有“短衣帮”的名目，是泛指，“二尺五”却是特指，可都是看不起短衣。四川似乎特别看重长衫，乡下人赶场或入市，往往头缠白布，脚登草鞋，身上却穿着青布长衫。是粗布，有时很长，又常东补一块，西补一块的，可不含糊是长衫。也许向来是天府之国，衣食足而后知礼义，便特别讲究仪表，至今还留着些流风馀韵罢？然而城市中人却早就在赶时髦改短装了。短装原是洋派，但是不必遗憾，赵武灵王不是改了短装强兵强国吗？短装至少有好些方便的地方：夏天穿个衬衫短裤就可以大模大样的在街上走，长衫就似乎不成。只有广东天热，又不像四川在意小节，短衫裤可以行街。可是所谓短衫裤原是长裤短衫，广东的短衫又很长，所以还行得通，不过好像不及衬衫短裤的派头。
不过衬衫短裤似乎到底是便装，记得北平有个大学开教授会，有一位教授穿衬衫出入，居然就有人提出风纪问题来。三年前的夏季，在重庆我就见到有穿衬衫赴宴的了，这是一位中年的中级公务员，而那宴会是很正式的，座中还有位老年的参政员。可是那晚的确热，主人自己脱了上装，又请客人宽衣，于是短衫和衬衫围着圆桌子，大家也就一样了。西服的客人大概搭着上装来，到门口穿上，到屋里经主人一声“宽衣”，便又脱下，告辞时还是搭着走。其实真是多此一举，那么热还绷个什么呢？不如衬衫入座倒干脆些。可是中装的却得穿着长衫来去，只在室内才能脱下。西服客人累累赘赘带着上装，倒可以陪他们受点儿小罪，叫他们不至于因为这点不平而对于世道人心长吁短叹。
战时一切从简，衬衫赴宴正是“从简”。“从简”提高了便装的地位，于是乎造成了短便装的风气。先有皮茄克，春秋冬三季（在昆明是四季），大街上到处都见，黄的、黑的、拉练的、扣钮的、收底的、不收底边的，花样繁多。穿的人青年中年不分彼此，只除了六十以上的老头儿。从前穿的人多少带些个“洋”关系，现在不然，我曾在昆明乡下见过一个种地的，穿的正是这皮茄克，虽然旧些。不过还是司机穿的最早，这成个司机文化一个重要项目。皮茄克更是那儿都可去，昆明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就穿着一件老皮茄克教书、演讲、赴宴、参加典礼，到重庆开会，差不多是皮茄克为记。这位教授穿皮茄克，似乎在学晏子穿狐裘，三十年就靠那一件衣服，他是不是赶时髦，我不能冤枉人，然而皮茄克上了运是真的。
再就是我要说的这两年至少在重庆风行的夏威夷衬衫，简称夏威夷衫，最简称夏威衣。这种衬衫创自夏威夷，就是檀香山，原是一种土风。夏威夷岛在热带，译名虽从音，似乎也兼义。夏威夷衣自然只宜于热天，只宜于有“夏威”的地方，如中国的重庆等。重庆流行夏威衣却似乎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去年夏天一位朋友从重庆回到昆明，说是曾看见某首长穿着这种衣服在别墅的路上散步，虽然在黄昏时分，我的这位书生朋友总觉得不大像样子。今年我却看见满街都是的，这就是所谓上行下效罢？
夏威衣翻领像西服的上装，对襟面袖，前后等长，不收底边，还开岔儿，比衬衫短些。除了翻领，简直跟中国的短衫或小衫一般无二。但短衫穿不上街，夏威衣即可堂哉皇哉在重庆市中走来走去。那翻领是具体而微的西服，不缺少洋味，至于凉快，也是有的。夏威衣的确比衬衫通风；而看起来飘飘然，心上也爽利。重庆的夏威衣五光十色，好像白绸子黄卡机居多，土布也有，绸的便更见其飘飘然，配长裤的好像比配短裤的多一些。在人行道上有时通过持续来了三五件夏威衣，一阵飘过去似的，倒也别有风味，参差零落就差点劲儿。夏威衣在重庆似乎比皮茄克还普遍些，因为便宜得多，但不知也会像皮茄克那样上品否。到了成都时，宴会上遇见一位上海新来的青年衬衫短裤入门，却不喜欢夏威衣（他说上海也有），说是无礼貌。这可是在成都、重庆人大概不会这样想吧？
1944年9月。
序叶氏兄弟的第二个集子
这是叶氏男女兄弟三人的第二个集子。第一集《花萼》里杂文多，这一集里小说多。但是这些小说似乎还是以纪实为主。这种写实的态度是他们写作的根本态度，也是他们老人家圣陶兄写作的根本态度。圣陶兄自然给了他们很大的影响，可是他们也在反映这个写实的理智的时代。他们相当的客观和冷静，多一半是时代的表现。
圣陶兄是我的老朋友。我佩服他和夫人能够让至善兄弟三人长成在爱的氛围里，却不沉溺在爱的氛围里。他们不但看见自己一家，还看见别的种种人；所以虽然年轻，已经多少认识了社会的大处和人生的深处，而又没有那玩世不恭的满不在乎的习气。言为心声，他们的作品便透露着这些。他们的写实并不是无情的，尽有忧愤蕴藏在那平淡里。不过究竟年轻，笔端虽然时而触着人生的深处，到了一本正经发议论，就好像还欠点儿火候。
至善是学科学的，他的写作细密而明确，可见他的训练的切实。《花萼》中《成都盆地的溪沟》和《脚划船》二篇读起来娓娓有味。本集里《某种人物》和《雅安山水人物》从大自然钻进社会里，见出人格的发展，难得的还是这么细密而明确，《雅安山水人物》里“背子”的描写便是适当的例子。至诚虽是个小弟弟，又是个“书朋友”，他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却乎与大哥异曲同工。《匚乂鱼》和《成都农家的春天》，尤其是后者，真乃头头是道，历历如画。他对于人生的体会也有深到处，如《花萼》里《宣传》篇所暗示的，意味便很长。
但更可注意的也许是他那篇拟索洛延的小说，《看戏》。索洛延本以“孩子话”
著名，还带着几分孩子气的至诚，拟来自然容易像些。可是难在有我，这里有他的父亲和母亲，有中国这个时代，有他自己的健康的顽皮和机智，便不是一步一趋的拟作了。这兄弟三人由杂文向小说进展，倒是一条平整的通达的路。前些年的小品散文偏重抒情和冷讽，跟小说也许隔得远些，现在的杂文偏重在报告和批评，范围宽了，跟小说也就近了。打稳了杂文的底子再来写小说，正是循序渐进的大路。兄弟三人似乎都在向这方面努力，而至美的努力最大。
种种小说虽然巧妙不同，但是铸造性格铸造人物似乎是基本工作，就像学画的必得从木炭画下手。至美已经看到这一着。她写《门房老陈》和《江大娘》，已经能够教他们凸起在纸上。她能够捉摸着他们单纯的特性，重复而有变化的烘托着，教读者爱上这些人物。这些人物的世界好像跟读者隔得那么远，可是又靠得这么近似的。这就是至美的努力了。
我初次看见这兄弟三人的时候，他们还都是些孩子，记得还和他们在圣陶兄的亭子间里合照过一张相来。这张照相该还在那儿箱底下存着罢。现在看见他们长大成人，努力发展，找到了自己的路，难能可贵的是不同而同的路，我真高兴。我是乐于给他们的联珠续集写这篇序的。
1944年9月。
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
茅盾先生开始他的文学业绩的时候，就标举人生的文学与写实的文学。这二十五年来，文坛上经过多少变化、多少花样，但茅盾先生始终不移的坚持他的主张，不，信仰。他看准了这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大路。他介绍，翻译，批评，直到创作，一步步实现他所信的，他的生活也一致的向着这信仰。这样将文学的各方面打成一片，尤其将文学和生活打成一片，是难得的。他的影响是整个的，深透的。
茅盾先生并且要将自己和后进打成一片，他竭力奖掖后进的人。我就是受他奖掖的一个，至今亲切的感到他的影响。我的文学工作是受了他的鼓励而发展的。这二十五年中他一定帮助了许多人成就了他们自己，不过我们未必一一知道罢了。他指出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大路，到了这时代，大家都已看得分明，都会跟着他走。他今年才五十岁，有的是领导的力量；他的影响正在加深和扩大。
茅盾兄文艺工作二十五年纪念暨五十双庆弟朱自清敬祝
卅四年六月
1945年6月。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
致蒋介石、毛泽东电文
重庆国民政府文官处分转蒋介石先生、毛泽东先生大鉴：日本投降，先生等聚首重庆，国人方庆：外患既除，内争可泯；莫不引领企望：商协早得结果，统一早成事实，新中国之建设早获开始。顾谈商已逾月，外间第传关于地区之分辖有异议，军额之分配有争执；而国人所最关切之民主政治之实施及代表此政治之议会之召集，转未闻有何协议。诚所传非虚，则谈商纵有结果，亦只是国共两党一时均势之获得而已。既不能满足全国人民殷殷望治之心，亦不足以克服国家目前所遭遇之困难。奚若等内审舆情，外察大势，以为一党专政固须终止，两党分割亦难为训。敢请先生等立即同意召集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之政治会议，共商如何成立容纳全国各方开明意见之联合政府。再定一联合政府于最短期内举行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定期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根本大法，以产生立宪政府。必如此，一切政治纠纷乃可获致圆满之解决，而还政于民之口号乃不至徒托空言。在立宪政府成立以前，国共两党既为今日中国力量最雄厚之两大政党，先生等又为其领袖，故刷新政治，改正方向，先生等实责无旁贷。当今除旧布新之际，有数事应请特别注意，并立即施行者。十馀年来，我国政权实际上操于介石先生一人之手。介石先生领导抗战，矢志不渝，自为国人所钦敬。惟十馀年来，政治上之种种弱点，如用人之失当，人民利益之被漠视，以及贤者能者之莫能为助，其造因为何？诚宜及时反省。今后我国无论采用何种政制，此一人独揽之风，务须迅予纠正，此其一。十馀年来，由于用人之专重服从，而不问其贤能与否，遂致政治道德日趋败坏，行政效率日趋低落。即自日本投降以来，收复区人事之布置，亦再再使人惊讶失望。今后用人，应重德能，昏庸者、贪婪者、开倒车者均应摒弃，庶我国可不致自绝于近代国家之林，而建国工作乃能收效。此其二。军人干政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皆为祸乱之阶。今后无论在中央或在地方，为旧军人或新军人，隶国民党之军人或隶共产党之军人，皆不应再令主政，此其三。奸逆叛国其罪莫逭，政府纵侧隐为怀，不将大小伪官一一加以惩处；而元凶巨慝及直接通敌之辈，绝不可使逃法外。须知过于姑息，便损纪纲，忠奸不分何以为国，此其四。以上四者，皆属今日当务之急，亦为国家根本之图。先生等领导国内两大政党，倘刷新政治，改变作风之决心一经表明，目前政治上之纷乱局面可立归于澄清，而来日宪政之实施亦可大减其阻力，抑更有进者，民主制度之所以能风靡全世界，而战胜反动集团，消灭法西斯主义者，乃因其能令全国人民之意志为国家之意志，以全国人民之力量为国家之力量。故真正民主国家，其政府对于个人之价值与夫个人之人格与自由，莫不特别重视，对于全体人民之智慧亦莫不衷心信赖。先生等领导大党责逾寻常，务望正心诚意，循宪政之常轨，以运用其党力，诚能以实际之措施，求人民之拥护，借人心之归向作施政之指针，则一切纠纷自然消弭矣，夫导国家于富强康弱之域，其道自重，人民始而树立宪政轨范，心理上之因素尤为首要。奚若等向以教学为业，目击政治纷乱所加于人民之损害，亦既有年，值此治乱间不容发之际，观感所及，不容缄默，率直陈词，尚乞察纳。
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闻一多、钱端升。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
孙敦恒同志在清华大学档案中发现。
我是扬州人
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就是扬州人。有人疑心江苏江都人是错了，特地老远的写信托人来问我。我说两个籍贯都不算错，但是若打官话，我得算浙江绍兴人。浙江绍兴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从进小学就填的这个籍贯；直到现在，在学校里服务快三十年了，还是报的这个籍贯。不过绍兴我只去过两回，每回只住了一天；而我家里除先母外，没一个人会说绍兴话。
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东海就是海州，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我就生在海州。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将我们接到那里。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记得了，只对海州话还有亲热感，因为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两年，是住在万寿宫里。万寿宫的院子很大，很静；门口就是运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儿。邵伯有个铁牛湾，那儿有一条铁牛镇压着。父亲的当差常抱我去看它，骑它，抚摩它。镇里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记了。只记住在镇里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读过书，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玩儿，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园里一根横倒的枯树干上说着话，依依不舍，不想回家。这是我第一个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记得他瘦得很，也许是肺病罢？
六岁那一年父亲将全家搬到扬州。后来又迎养先祖父和先祖母。父亲曾到江西做过几年官，我和二弟也曾去过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扬州住着。我在扬州读初等小学，没毕业；读高等小学，毕了业；读中学，也毕了业。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学里一位黄先生，他已经过世了。还有陈春台先生，他现在是北平著名的数学教师。这两位先生讲解英文真清楚，启发了我学习的兴趣；只恨我始终没有将英文学好，愧对这两位老师。还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过世了，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时候。中学毕业，我是十八岁，那年就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从此就不常在扬州了。
就在十八岁那年冬天，父亲母亲给我在扬州完了婚。内人武钟谦女士是杭州籍，其实也是在扬州长成的。她从不曾去过杭州；后来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后来因为肺病死在扬州，我曾为她写过一篇《给亡妇》。我和她结婚的时候，祖父已死了好几年了。结婚后一年祖母也死了。他们两老都葬在扬州，我家于是有祖茔在扬州了。后来亡妇也葬在这祖茔里。母亲在抗战前两年过去，父亲在胜利前四个月过去，遗憾的是我都不在扬州；他们也葬在那祖茔里。这中间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个女儿！她性情好，爱读书，做事负责任，待朋友最好。已经成人了，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她也葬在祖茔里。我有九个孩子。除第二个女儿外，还有一个男孩不到一岁就死在扬州；其馀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曾在扬州老家住过多少年。这个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但是还留着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里。
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
现在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天然更该算是扬州人了。但是从前一直马马虎虎的骑在墙上，并且自称浙江人的时候还多些，又为了什么呢？这一半因为报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还有些别的道理。这些道理第一桩就是籍贯是无所谓的。那时要做一个世界人，连国籍都觉得狭小，不用说省籍和县籍了。那时在大学里觉得同乡会最没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来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扬州人，自己却因为浙江籍，不去参加江苏或扬州同乡会。
可是虽然是浙江绍兴籍，却又没跟一个道地浙江人来往，因此也就没人拉我去开浙江同乡会，更不用说绍兴同乡会了。这也许是两栖或骑墙的好处罢？然而出了学校以后到底常常会遇到道地绍兴人了。我既然不会说绍兴话，并且除了花雕和兰亭外几乎不知道绍兴的别的情形，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认是假绍兴人。那虽然一半是玩笑，可也有点儿窘的。
还有一桩道理就是我有些讨厌扬州人；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小是眼光如豆，虚是虚张声势，小气无须举例。虚气例如已故的扬州某中央委员，坐包车在街上走，除拉车的外，又跟上四个人在车子边推着跑着。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后来要将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不肯，怕再闹出“闲话扬州”的案子。这当然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骂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扬州的好处，曾经写过一篇《扬州的夏日》，还有在《看花》里也提起扬州福缘庵的桃花。再说现在年纪大些了，觉得小气和虚气都可以算是地方气，绝不止是扬州人如此。从前自己常答应人说自己是绍兴人，一半又因为绍兴人有些戆气，而扬州人似乎太聪明。其实扬州人也未尝没戆气，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会，难道还不够“戆”的！绍兴人固然有戆气，但是也许还有别的气我讨厌的，不过我不深知罢了。这也许是阿Q的想法罢？然而我对于扬州的确渐渐亲热起来了。
扬州真像有些人说的，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不用远说，李斗《扬州画舫录》里的扬州就够羡慕的。可是现在衰落了，经济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没精打采的盐商家就知道。扬州人在上海被称为江北老，这名字总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老在上海是受欺负的，他们于是学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话来冒充上海人。到了这地步他们可竟会忘其所以的欺负起那些新来的江北老了。这就养成了扬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战以来许多扬州人来到西南，大半都自称为上海人，就靠着那一点不三不四的上海话；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也还自称为上海人。其实扬州人在本地也有他们的骄傲的。他们称徐州以北的人为侉子，那些人说的是侉话。他们笑镇江人说话土气，南京人说话大舌头，尽管这两个地方都在江南。英语他们称为蛮话，说这种话的当然是蛮子了。然而这些话只好关着门在家里说，到上海一看，立刻就会矮上半截，缩起舌头不敢啧一声了。扬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个江北老，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但是我却不愿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了。况且上海对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绍兴对我也差不多；因为我知道上海虽然也许比知道绍兴多些，但是绍兴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无干的。然而年纪大起来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个故乡。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诗，说“把故乡掉了”。其实他掉了故乡又找到了一个故乡；他诗文里提到苏州那一股亲热，是可羡慕的，苏州就算是他的故乡了。他在苏州度过他的童年，所以提起来一点一滴都亲亲热热的，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青灯有味是儿时”，其实不止青灯，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这样看，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是故乡，大概差不多罢？这样看，就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何况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
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
1946年。
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
夏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远的理想，可并不是空想，他少年时倾向无政府主义，一度想和几个朋友组织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没有实现。他办教育，也是理想主义的。最足以表现他的是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那时校长是已故的经子渊先生（亨颐）。但是他似乎将学校的事全交给了夏先生。是夏先生约集了一班气味相投的教师，招来了许多外地和本地的学生，创立了这个中学。他给学生一个有诗有画的学术环境，让他们按着个性自由发展。学校成立了两年，我也去教书，刚一到就感到一种平静亲和的氛围气，是别的学校没有的。我读了他们的校刊，觉得特别亲切有味，也跟别的校刊大不同。我教着书，看出学生对文学和艺术的欣赏力和表现力都比别的同级的学校高得多。
但是理想主义的夏先生终于碰着
实际的壁了。他跟他的多年的老朋友校长经先生意见越来越差异，跟他的至亲在学校任主要职务的意见也不投合；他一面在私人关系上还保持着对他们的友谊和亲谊；一面在学校政策上却坚执着他的主张，他的理想，不妥协，不让步。他不用强力，只是不合作；终于他和一些朋友都离开了春晖中学。朋友中匡互生等几位先生便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可是夏先生对办学校从此灰心了。但他对教育事业并不灰心，这是他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又和一些朋友创办开明书店，创办《中学生杂志》，写作他所专长的国文科的指导书籍。《中学生杂志》和他的书的影响，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是始终献身于教育，献身于教育的理想的人。
夏先生是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他跟李叔同先生是多年好友。他原是学工的，他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兴趣，也许多少受了李先生的影响。他跟李先生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事，校长就是经子渊先生。李先生和他都在实践感化教育，的确收了效果；我从受过他们的教的人可以亲切的看出。后来李先生出了家，就是弘一师。夏先生和我说过，那时他也认真的考虑过出家。他虽然到底没有出家，可是受弘一师的感动极大，他简直信仰弘一师。自然他对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仪式上。他是热情的人，他读《爱的教育》，曾经流了好多泪。他翻译这本书，是抱着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动笔的，从这件事上可以见出他将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这也正是他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态度。他爱朋友，爱青年，他关心他们的一切。在春晖中学时，学生给他一个绰号叫做“批评家”，同事也常和他开玩笑，说他有“支配欲”。其实他只是太关心别人了，忍不住参加一些意见罢了。他的态度永远是亲切的，他的说话也永远是亲切的。
夏先生才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
1946年7月12日。
谈闻一多教授生平
在成都召开的追悼李、闻大会上，由我报告闻先生的生平事略。我与闻先生有十多年的交游，对闻先生的学问、为人极为推崇，对闻先生的死甚为愤慨！并曾经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在成都发表。我把闻先生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他在山东大学的时代，这时他的著作如《死水》，在表面上虽是阴暗的，但是里面却孕育着希望。闻先生这一时期是中国优秀的新诗人，他爱国，他肯帮助青年。闻先生第二阶段是从民国二十一年到死前两年，这一阶段里，他伏首研究《楚辞》、《诗经》、《易经》等古书，他好像是脱离了现实，实际上他还是在现实中。他依然肯帮助青年，与青年常在一起生活。第三个阶段是最近两年，闻先生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他没有政治野心，不想升官发财，仅仅为了民主，而遭惨死。暴徒们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没有一个人不愤慨！闻先生的思想转变是因为政治上的黑暗与实际生活的逼迫。他教育青年，又为青年所鼓舞！闻先生一生中，有一个一贯的精神，这就是他的爱国精神。
摘自1946年8月24日《新华日报》第三版。
《语言与文学》发刊的话
这是一种新刊物，但是也有短短的一段历史。就在抗战那一年，这是十年前了，北平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辑了一种刊物，叫做《语言与文学》，谢谢中华书局为我们印行。那时打算作为季刊，但是第一期正在出版，芦沟桥事变就起来了。
这一期似乎流行得还广，我后来在西南几个大都市里都曾见过这本小册子。抗战以后这刊物只好中止，这在我们觉得是很可惜的。
清华中国文学会是师生共同的组织，这刊物是师生共同切磋的地方，也希望是和校外同行互相观摩的地方。我们当时推定闻一多先生担任编辑，他欣然同意，认真的干，那创刊的一期若有可取之处，功绩该是他的。现在我们复员了，他却遭了卑鄙的毒手！他是以身殉了民主，也是以身殉了学术。我们为了纪念他，为了达成他和我们共同的志愿，先在这里办一种《语言与文学》的周刊，延续这一段短短的历史。《新生报》馆给我们这块耕种的园地，我们很感谢。
从前的《语言与文学》以大学生为对象。这里的《语言与文学》，我们打算以大中学生和对中国语言和文学有兴趣的常人为对象。这固然因为日报上的周刊得顾到一般的读者，也因为我们愿意多做一点普及的工作。一国的语言和文学反映着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这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所谓社会的上层机构之一。这又是我们的自我的一部分，简单的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人不能离开语言而生活，而文学是记录生活的语言；说语言和文学是“我们的”，就是说语言和文学是跟我们的生活分不开的。谁都愿意了解自我。按理说，该是谁都对自己的言语和文学发生兴趣，看看民间文艺的流行以及其中接字谐声等等表现，这个理是有的。但是经过了学者和文人的手，语言和文学越来越复杂越精细了，这就跟一般人的生活脱了节。
普及的工作就是要恢复一般人对于语言和文学的兴趣，让他们觉得这是生活的必需，如水与火似的。这工作很艰难，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语言与文学》这名字我们当年译成英文是“语史学和文学”。按创刊那一期的材料看，可以说是“语史学和文学史”。这里的“语言与文学”讨论的大概也不出这个范围，但不以古代为限，而要延展到现代。讨论到古代的时候，也打算着重语言和文学在整个文化里的作用，在时代生活里的作用，而使古代跟现代活泼的连续起来，不那么远迢迢的，冷冰冰的。这是闻一多先生近年治学的态度，我们觉着值得发扬。一方面我们又打算在这里忽略精细的考证而着重解释与批评，这也可以使我们对古代感到亲切些。但是我们最亲切的自然是现代。现代语言和文学的发展、国语和方言、作品和译文等等，我们有机会都愿意讨论。而语文的教学，正是普及的工作，又正是我们的本行，我们自然也愿意参加意见。我们才力薄，人手少，极欢迎各方面的朋友合作；这块小小的园地是公开的。
闻一多先生与新诗
今天是新诗社三周年的纪念日，闻一多先生又是新诗社的导师，所以我选择这个题目来讲。
闻先生是一位爱国诗人，二十年以前，他是“新月派”的诗人，但是在诗的意见上，闻先生并不完全和他们相同。当时徐志摩就不大赞成闻先生的爱国诗，觉得那是太狭义了。可是闻先生仍旧热诚地去创作这方面的新诗。我曾经说过，闻先生是当时新诗作家中唯一的爱国诗人，他活着的时候，对这批评，觉得很正确。
他的诗集《死水》中，有许多是爱国诗。《洗衣歌》是写华侨在美国洗衣并不是下贱的工作，而是要洗去污秽。这对华侨是很好的鼓励。从另一方面说，他很早就是一个写实的诗人，“新月派”为艺术而艺术，但闻先生不是。他虽然也歌颂恋爱，可是并不多。他描写死水的丑恶，使人明白之后，而能取消这丑恶，可见他对现实的关心比别人深。在人道主义的作品上，闻先生写得更为具体，如《荒村》序中，他记载的是对一大群人的苦难的同情，而不是对于一个人。
在闻先生遭杀害的前两年，对诗的看法就已经变了。他对《红烛》非常不满，而且很懊悔，甚至不愿承认是他作的。那是带有唯美派写法的诗。但写《红烛》时，正当“五四”时代，脱离旧礼教束缚，而走向浪漫的发展；《死水》却是写在兵荒马乱时，所以写了丑恶、霉湿、阴暗，因为当时是那样的一个时代。他深切地感到那压迫，他要揭发出来，由那里得到新的生活。这与徐志摩的感觉不一样。
对中国传统的看法，他一向最赞美人民的诗人杜甫。因为杜甫这位作家最关心人民的痛苦，例如当时征兵的痛苦，并能在诗中表现出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千古不朽的名句。这说明了他对人生的热爱和对统治者的反抗。他本想做宰相来拯救人民脱离痛苦，但是没有达到目的。闻先生是最推崇杜甫的，虽然也有人反对杜甫，说他不能超然，可见闻先生与杜甫的这种人生态度是一致的。
律诗从唐兴起，一向无人怀疑它是中国诗中的精萃诗体，可是闻先生开始怀疑了。他认为古诗是接近人民的，而律诗则发展得不健康。在“新月派”时期，他写诗固然也有格律，可是后来改变了，他的新诗多半揭发着丑恶。他在昆明讲诗与舞时说，诗和原始人、小孩、疯人是一样的，是一种力的表现。他最讨厌柔得没劲的诗，也不欢喜“词”中的那种靡靡之音。他说力量的表现是在团体中，原始人举火把歌舞是一种力量。所以他要的是粗线条的诗。他提倡田间的诗，他说那像鼓声一样，不是弦乐，而是刺激的情调。
对诗的批评方面，他说新诗越写越纤细，使人们都不容易懂了，所以，应该作粗线条的诗。不管是诗也好，诉之大众的也好，不叫诗也好，总之，要以新的尺度去创造新诗，并从理论上把它建立起来。
闻先生很喜欢朗诵诗。在昆明西南联大，有一次他朗诵艾青的《大堰河》，这首诗是艾青早年的作品，是怀念一个奶妈的诗，写得并不顶好。可是由于闻先生那适于大庭广众的声调，却把作者原来没能表现出的意思都朗诵出来了。
卅一年，他写了八首诗，是写八位教授的，我见过一首，作风改变得很厉害，是自由的诗体。在他未死前，曾想把《楚辞》中的《九歌》现代化，写成歌舞剧体，把农民耕种的艰难苦痛写出来，预备要在“诗人节”写好。可是，他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就被刺了。（这部遗稿正在运北平途中）他的态度是一贯诉诸大众的，帮助大众进步的。他在“新月派”时代也曾宣言不愿忘记了大众。《静夜》一首诗里，他写出了家庭中的幸福和安适，但他说，他不能受幸福的贿赂，而忘记了苦难的一群。他始终愿意做一个人民的诗人。
“五四”时代的文艺
刚才主席说过，“五四”是“人的发现”，但“五四”同时也是“青年的发现”
与“现代的发现”。在“五四”以前，是老人才有权威，现在却要年青才行，像我这样头发白了的人是不行了，现代的发现则是要把握住现在。“五四”时代的文艺我想分三方面来说。
第一，是从新文体到白话文，新文体是清末时代的新生文体，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和胡适之，主张推翻桐城派和文选派的文体，八股更要推翻，新文体是要应用到报纸上，要使了解的人更多。要通俗化，对象是读书人和受新教育的青年，也就是开通民智。梁启超的文章确曾收到了大的效果，民国以后《新青年》出版，胡适之与陈独秀提倡白话文学，白话的来源，除旧小说之外，我看还有当时的讲演，讲演对语言的帮助很大；再有一种是与传统有关的语录，语录是宋代学家讲授时的笔录。旧小说中的话是像说书人的话，因为来自民间，表现出受压迫的情绪，都带有自嘲的口诀式的，以致乐为目的的滑稽，或说是侍候人的口气。到今天说大鼓的还要说“侍候您一段”，语录便是没有“侍候人的气息”的白话，影响很大。白话文学后来受欧化影响，又生变化，但白话文学确是经过“五四”才广泛展开来的。
第二，谈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五四”在民国八年，新文学运动在民国六年，应从民国六年说起，胡适之写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则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说过他的主张是温和的，如无陈的激烈运动，白话不会开展得这么快。其内容用胡适之自己的话说是“文字解放”“文体解放”，八不主义中有三不是“不要言之无物”，“不做无病呻吟”，“不避俗语俗字”，这是用当时的言语来表达出来的。用今天的话说便是属于人民的，因为有一点须要说明，中国白话由来已久，胡适之在白话文学史中的意见是正确的，唐朝以后士与民之间的对流很大，宋以后，民间的东西如小说戏剧都抬起头来，白话便开始于人民要表现自己的东西。陈独秀的主张，是用国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用写实文学反对古典文学，用社会文学反对山陵文学；国民便是人民，社会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写实文学是用人民的语言，所以总括一句，便是“人民文学”。因为时代的不同，那时候不能说的这么干脆，但也已经很干脆了。
第三要说到鲁迅先生，有了理论，还要有创作，就是“拿出证据来”。他的第一部创作便是《狂人日记》，里面提到礼教与孩子，那时的批评，说它是“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了象征的意义”，“吃人的礼教”。这句话在今天听来平常，当时却如洪水猛兽，说这句话的便是狂人，今天不是狂人也要说这样的话，足见是进步了。礼教怎么吃人的？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强凌弱，大吃小，强者大者便是封建社会里的统治阶级，“士”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并非纯是势利，被吃的人便是村人，就是农民，所以批评《狂人日记》者说“发现了村人的性格”，村人便是封建社会下被压迫被损害的一群。胡适之说过，一个人是爸爸的儿子，爷爷的孙子，又是儿子的爸爸，上下夹攻，没有办法；如果有了七八个孩子，慢说现在，就在“五四”
时候也毫无办法。《狂人日记》里喊出“救救孩子！”并且要打倒孔家店，“孔家店”便是当时给“封建社会”的代名词，鲁迅便是肩起闸门放出孩子去的。他当时虽认为希望不多，但希望总是有的，他就用艺术方法表现了出来，要怎样救救孩子呢？就是说两位先生，一位是德先生，一位是赛先生，到今天也仍然如此，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五四”时代的文艺。
1947年5月4日。
中学生与文艺
一、“中学生往往特别爱好文艺”，我想是因为他们要接触，并在精神上参加，广大的人生———人生的苦乐。他们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感到自己生活圈子的狭小，阅读文艺是扩大这个圈子的一条路。而在学时期大概可以不必自谋衣食，他们也有闲暇去阅读和爱好文艺。
二、“热心阅读”文艺，不见得就理解文艺，诚然。不过这没有什么弊病，并且多阅读也可以增进理解。“动手写”文艺，就是写不好，似乎也没有什么弊病。
只有理解不能透彻，写又写不好，却“立志把文艺作为终身事业”，那确是自误，并且也是社会的损失。但是青年人自知之明不足，择业往往错误，不止在文艺方面如此。这得靠贤明的父母兄姊和师友指点劝告。自己多碰钉子，当然也会觉悟，只是怕到那时已经晚了些。
三、理解文艺得从作品入手。同时也得阅读理论书籍，来帮助理解作品。自己摸索，也可以入门；但是得着理论的帮助可以快些。这种理论书该是鸟瞰的文学概论或文学史论或故事体的文学史或多举例分析的作法和讲解等。
四、文艺增进对于人生的理解，指示人生的道路，教读者渐渐悟得做人的道理。这就是教育上的价值。文艺又是精选的语言，读者可以学习怎样运用语言来表现和批评人生。国文科是语文教学，目的在培养和增进了解、欣赏与表现的能力，文艺是主要的教材。
五、“今日的中学生”该多读现代作品（包括翻译），但是不必限于新写实主义的。古典作品，语体的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也该读。文言以读唐宋以来的作品为主；古书最好翻成语体给他们读。
六、这里只就自己读过、现在想到的近代作品和理论书推荐几种，如下：1．作品
鲁迅自选集《呐喊》。这里是“老中国人的谱”和鲁迅先生反封建的工作。
茅盾自选集《春蚕》。这里是外来的经济压迫下挣扎着的中国，以及现代中国人的种种面影。
冯雪峰：《乡风与市风》，本书阐明历史在战斗中一个意思，精深警辟，但须细心阅读才能理会。
屠格涅夫：《父与子》（巴金译），这可以比较中国的中年代和青年代的生活态度。《罗亭》（陆蠡译），这显示知识分子只能说漂亮话，没有实践的勇气。
2．理论
本间久雄：《文学概论》（章锡琛译），这是鸟瞰的文学概论。书中将文学作为“一个社会的现象”。
托尔斯泰：《艺术论》（耿济之译），托氏主张艺术是传染情感的，要使大多数人民懂。
伊可维支：《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江思译），本书阐明“唯物史观在文学上的应用”。
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梁氏站在古典主义的立场看新文学运动，认为是浪漫的，而且是外国的影响。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本书在创作方面推尊鲁迅先生，在理论方面推尊宋阳先生。
约翰·麦西：《世界文学史话》（胡仲持译），这也是鸟瞰的著作。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本书特别注重平民文学的发展，叙述也明白晓畅。
朱光潜：《谈文学》，书中有可商之处，如《论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一篇。但是大体上可以说是对初学者切实的指导。
夏丏尊、叶绍钧：《文心》，本书流行已久，对于阅读和写作都有切实而详尽的帮助，尤其对于写作。
叶绍钧、朱自清：《精读指导举隅》，这是详细的讲解，注重怎样分析语文的意义。恕我“戏台里喝彩”，推荐了自己的书。
七、阅读作品，不可只注重故事，匆匆读过，应该随时停下来思考研究，并且得用心记住。读时可以随时和读过的理论印证。读文艺理论也该仔细，不可只记住些公式；读时也该随时和读过的作品印证。
八、转移这一类中学生的兴趣，主要的还是先介绍合式的作品给他们阅读。不妨先介绍那些包含着有趣味的故事的，也不妨先让他们消遣的读着，慢慢再认真起来。
九、中学生作文课，该以广义的应用文为主，因为作文课主要是技能的训练，艺术自当居次位。但是学生自己愿意多练习文艺写作，自然也可以在课外练习，并请教师指导。
十、文艺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一部门，并且是主要的一部门，因为文艺是语文教学的主要教材。因为是语文教学的一部门，所以文艺教学应该注重词句段落的组织和安排，意义的分析；单照概括的文艺原理或批评原理来讲论作品的大意，是不够的。文艺教学跟文艺批评不尽同，教学不该放松字句。
十一、中学生办文艺小刊物，练习写作，似乎也是好事。只是不可以耽误别种功课。有人以为还是“多读些书好”，也许因为有些学生只顾写，不读书，也不观察，材料有限，越写越贫乏，写来写去只是那一点儿。这确是一条绝路。但是这是写作的态度不对，办文艺小刊物的并不一定到这地步。
十二、中学生如果只爱文艺，阅读的是它，练习的是它，却又没有敏锐的辨别力，就很容易滥用文艺的笔调。他们不能清楚的辨别文艺和普通文字（就是广义的应用文）的不同，他们只会那一套。因此写起普通文字来，浮文多，要紧话少，而那几句要紧话又说不透彻。这就不能应用。所以我在第九条答案里说“中学生作文课该以广义的应用文为主”。这广义的应用文应该以报章文做标准。讲读的教材里也该多选近乎这种标准的文章。但是这广义的应用文如果能恰到好处的含有些文学趣味，那自然是更有效果的。
1947年5月，《中学生》杂志第187期。
我所见的清华精神
这半年来同事们和同学们常常谈到“清华精神”。自己虽然不是清华人，但是在校服务多年，对这个问题也感到很大的兴趣。有一回和一位同学谈话，曾经假定清华精神是“服务”。后来和钱伟长先生谈起，他似乎觉得清华精神是“独立的、批评的”，例如清华人到一个机关服务，往往喜欢表示自己的意见，不甘心苟同。
我承认钱先生的看法，连带着他的例子，是有理由的。但是关于“服务”，我还请申说一下。
提到“服务”，很容易想到青年会。青年会的服务精神有它的好处和缺点，这里不想讨论。我所假定的清华的服务精神，跟青年会的不同。为清楚起见，我现在想改为“实干”。清华毕业生不论旧制新制，在社会的各部门里做中级干部的最多。
顾一樵先生十多年前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看来大体似乎还是如此。顾先生说这些中级干部平实的工作者，他们的贡献虽然是点滴的，然而总起来看也够重大的。钱先生的看法是指出他们的不重世故。这正是为了重事，要实干，要认真的干。青年人讨厌世故，重实干，虽然程度不同，原是一般的趋向。不过清华跟都市隔得远些，旧制生出洋五年，更跟中国隔得远些，加上清华学生入学时一般年岁也许小些，因此这种现象就特别显著。有些人谈清华精神，强调在学时期的爱清洁守秩序等。乍看这些似乎是小事，可是实在是跟毕业后服务时期的按部就班的实干精神密切的联系着的。
有人也许觉得这种实干的精神固然很好，不过太强调了这种精神，有时会使人只见树而不见林。然而这是春秋责备贤者的话，能够一棵树一棵树的修整着，究竟是对林子有帮助的。
1947年。
文学的严肃性
严肃这个观念在我们现代文学开始发展时是认为很重要的。当时与新文学的创造方面对抗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小说。他们的态度，不论对文学、对人生，都是消遣的。新文学是严肃的。这严肃与消遣的对立中开始了新文学运动，尤其是新文学的创作方面。
本来在传统的文学里，所谓“文”的地位是不很高的。文章，小道也。在宋朝还有人说作文害道。作文对道学有害，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作文至少是小道。这里面的小说，更是小而又小了，在新文学运动开始时，对人生先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对文学，也有一个新的文学观念，这观念包括文学不是专门只为消遣，茶馀酒后的消遣；他们认为文学有重大的使命和意义，这是一层。第二，文学并非小道，有其独立的地位。从前向来是不承认的，就是诗与文在文学中的地位很高，比起道来，仍然很差。五四运动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因为这样一说，文便成为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主要的是道。道把文压下来，所以要反对。但当时新文学运动如何表现这两个观念呢？这还得和鸳鸯蝴蝶派对比着来看。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写的多是恋爱故事，但不是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有时也有为恋爱而恋爱），总带点把恋爱当游戏的态度。看小说的，也是茶馀酒后，躺在床上看看。虽然看到悲哀的时候，也流几滴眼泪，但总不认真似的。他们的文学大部分是文言，就是用白话，也是从旧小说里抄来的，不免油腔滑调。新文学在文字方面的态度很认真。教你不能不认真的看。有的人看惯了旧的，看新的作品觉得太正经，不惯，在内容方面，注重攻击礼教，讽刺社会，发掘中国社会的劣根性而表现出来，在这方面见出认真的态度。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倒合乎中国小说的传统，中国小说本来是着重在“奇”
的。如唐朝的“传奇”，明朝的短篇集叫“拍案惊奇”。奇就是不正经，小说就要为的奇。我们幼时，看小说还叫看闲书，小说自身就以不正经自居。明朝虽有《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名称上似以乎注重社会的作用，但这三种书被选出编成《今古奇观》，足见仍然也是以“奇”为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就在满足好奇的趣味，所以能得到许多读众。新文学却不要奇，奇对生活的关系较少。要正，要正视生活。反礼教，反封建，发掘社会病根，正视社会国家人生，因此他们在写作上是写实的，即如犯人日记，里面虽然是象征意义，但却用写实笔法来写，这种严肃的态度，维持不断。直到后来，社会比较安定些，知识阶级的生活也安定下来，于是严肃的态度改变了，产生言志载道的问题。
新文学初期反对载道，这时候便有人提倡言志。所谓言志，实在是玩世不恭，追求趣味。趣味只是个人的好恶，这也是环境的反映，当时政治上还是混乱，这种态度是躲避。他们喝酒，喝茶，谈窄而又窄的身边琐事。当时许多人如此，连我也在内，但这种情形经过的时间很短，从言志转到了幽默。好像说酒要一口一口的喝，还不成，一直要幽默到没有意义，为幽默而幽默，一面要说话，一面却要没有意义，这也是一种极端。生活的道路，越走越窄，一切都没有意义，变成耍贫嘴，说俏皮话，这明明白白回到了消遣。
人生原是两方面的，时代的压迫稍松，便走到这一边来。但中国的情形不允许许多人消遣。结果，消遣的时间很短，又回过头来，大家认为这种态度要不得。于是更明白的提出严肃的口号，鲁迅先生介绍了一句话：“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这两者相对比严肃和消遣相对更尖锐，这表示时代要求严肃更迫切了。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创造社的浪漫和伤感成为一时的风气，那是那个时代个人求解放的普遍趋势。个人生活中灵肉的冲突是生死问题，是严肃的问题，民国十四年五卅以后，反封建、反帝更是迫切。大家常提起鲁迅先生介绍的那句话。并且从工作扩大到行动。于是文学运动又回到严肃。
现在更是严肃的时期。新文学开始时反对文以载道，但反对的是载封建的道。
到现在快三十年了，看看大部分作品其实还是在载道，只是载的是新的道罢了。三十年间虽有许多变迁，文学大部分时间是工具，努力达成它的使命和责任，和社会的别的方面是联系着的。
在清华大学文艺晚会上讲演，见1947年5月19日《文汇报》。
文艺节纪念
“五四”文艺运动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展开了全面的新文化运动。这时期的文艺运动是在领导的地位。
这文艺运动攻击“吃人的礼教”，从家族的束缚下解放了个人，解放了自我。
这文艺运动打倒了权威的老年代，建立起独立的中心的青年代。
这文艺运动清算了过去，把握着现在，认清了现在，认清了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代。
觉醒的个人，认清了自我———这些知识分子于是开始的“向民间去”。
1947年5月20日。
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一
广义的散文，对韵文而言。狭义的散文似乎指带有文艺性的散文而言，那么，小说、小品文、杂文都是的。最狭义的散文是文艺的一部门，跟诗歌、小说、戏剧、文学批评并立着。小品文和杂文似乎都该包括在这一意义的散文里。有人以为这一意义的散文只指小品文而言，杂文是独立的，是在文艺之外的。我却觉得杂文是小品文的转变，无论是讽刺是批评，总带有文艺性，应该算是散文的一种而放在文艺部门里。
二
文艺性的散文也跟论文一样靠见解，靠理论，但是论域得缩小，论点得集中，学识固然不可少，经验似乎更不可少。
三
意境似乎就是形象化，用具体的暗示抽象的。意境的产生靠观察和想像。
四
问：您的《背影》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怎样发现题材？怎样产生那意境？怎样写成的？
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是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是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
五
写作似乎可以说有灵感，但我不愿意用“灵感”这个译名，而愿意用“感兴”
这个译名。感兴只是心头一动。这心头一动是由经验的综合来的，有时不自觉，有时自觉。譬如要给某刊物做一篇文，去想题目；想到了适当的题目，也是心头一动，这就是自觉的。总之感兴不必一定要等它来，我们也可去找它；感兴似乎并不神秘的。
六
困苦的生活中吃饭第一，说不到写作。古人说“穷而后工”，那“穷”只是不“达”，就是做不到大官，并不是穷得没饭吃。不做大官，有了闲暇，写作起来可以专心致志，自然就容易“工”了。
七
多诵读才知道怎样润饰字句。朗诵和默读都得练习。朗诵似乎更得加以注意，因为通常都不去练习朗诵。活的语言的获得在多听人家说的话，细细研究，体味并且记住。
八
初学写作，似乎该从广义的散文下手。先把话写清楚了，写通顺了，再注重表情，注重文艺性的发展。这样基础稳固些。否则容易浮滑，不切实。
1947年7月1日。
《闻一多全集》编辑记和拟目
闻先生的稿子去年从昆明运来，是十一月到齐的。当时梅校长聘请了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六先生，连我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指定我做召集人。家属主张编全集，我们接受了。我拟了一个目，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给大家看了。委员会的意思，这个全集交给家属去印，委员会不必列名；委员会的工作先集中在整编那几种未完成的巨著上。于是决定请许维遹先生负责《周易》和《诗经》，浦江清先生负责《庄子》和《楚辞》，陈梦家先生负责文字学和古史，余冠英先生负责乐府和唐诗，而我负总责任。但是这几种稿子整编完毕，大概得两三年。我得赶着先将《全集》编出来。
《全集》拟目请吴晗先生交给天津《大公报》、上海《文汇报》发表。这里收的著作并不全是完整的，但是大体上可以算是完整的了。有些文篇是我们手里没有的，我们盼望读者抄给我们，或者告诉我们那里去抄。至于没有列入的文篇，我们或者忘了，或者不知道，也盼读者告知。结果虽然得到的来信不算多，可是加入的文篇不算少，这是我们很感谢的。一方面我们托了同事何善周先生，他是闻先生的学生，他专管找人抄稿。我们大家都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够太快；我们只能做到在闻先生被难的周年祭以前，将《全集》抄好交给家属去印。抄写也承各位抄写人帮忙，因为我们钱少，报酬少。《全集》约一百万字，抄写费前后花了靠近一百五十万元。最初请清华大学津贴一些，后来请家属支付一半，用遗稿稿费支付一半；这稿费也算是家属的钱。
《全集》已经由家属和开明书店订了合同，由他们印。惭愧的是我这负责编辑的人，因为时间究竟迫促，不能处处细心照顾。抄写的人很多，或用毛笔，或用钢笔，有工楷，也有带草的。格式各照原稿，也不一律。闻先生虽然用心抄他的稿子，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四十八岁就要编《全集》，格式不一律，也是当然。抄来的稿子，承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各位同人好几次帮忙分别校正，这是很感谢的！
拟目分为八类，是我的私见，但是“神话与诗”和“诗与批评”两个类目都是闻先生用过的讲演题目，“唐诗杂论”也是他原定的书名。文稿的排列按性质不按年代，也是我的私见。这些都是可以改动的。拟目里有郭沫若先生序，是吴晗先生和郭先生约定的；还有年谱，同事季镇淮先生，也是闻先生的学生，正在编辑中。似乎缺少一篇传，但是我们找不到作传的人。听说史靖先生的《闻一多的道路》就是一本传，那么，也就好了。不过史靖先生不知叙到了闻先生的童年没有。
去年在成都李、闻追悼会里见到闻先生的小传，说到他的幼年生活，我猜是马哲民先生写的，马先生跟闻先生小时是同学，可惜当时没有问一下。《全集》付印的时候，还想加上闻先生的照像，一些手稿和刻印，这样可以让读者更亲切的如见其人。
拟目（略）
《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清华周刊》社编，1947年7月20日出版。
大学的路
暑假了，许多中学毕业生投考大学，其中百分之十到二十将会取入大学。现在大学只能容纳这么多的新生，不能不有所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知识与能力。选中的是有福的，他们能够继续的增广知识，加强能力，有希望成为一些领导的人才。但是大学仔细的选择他们，他们也得仔细的选择大学的路。大学的路不止一条，通到各处，可是归到一处。这同归的一处就是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进步是综合的，得大家从各方面努力，这就是通到各处。大学训练分工，可是归于合作。
大学分为不同的院系，就是通到各处的路。新生选择院系，有些是照着家庭的希望，但是大多数似乎是照着自己的兴趣。兴趣并不一定代表才力，往往选了院系学了一年两年，才发现自己让那靠不住的兴趣骗了，走了错路，也走了冤枉路。家庭的希望往往寄托在个人的出路上，学生自己也有许多着眼在出路上。这虽然不免自私，但是未尝没有道理。不过才力相宜方能有出路，不相宜不会有出路。看来是好出路的，未必人人都走得通；走不通就成了死路。大学生择业，从报考的时候就得仔细考虑，最好多商量，和父母商量，和师友商量。进了大学，特别是第一年终了的时候，更得多商量。各项成绩当然是重要的标准；别唱高调，说分数不能代表你，分数是足以指示一般人的才力的，除了少数的奇才异能而外。
多少年来大学生差不多都乐意专业化，越早越好。专业化是一条窄路。大学虽分院系，但是教育学生却该注重通识；有了足够的通识再去专业化，那种专业化才是健全的。不然只能成就技术人才，不能成就领导人才；甚至于欲速不达，只剩了个半瓶醋。现在大学的公共必修学程，用意正在培养学生的通识，让他们能有比较远大的眼光，并且能看清楚自己的地位和任务。学生好像都不大乐意这些学程，但是相信让他们勉强学习，多少还是有益的。还有，大学二三四年级学生修习本系的必修选修课程之外，最好能够选习一些别系的课，不但可以调剂学习的兴趣，也是培养通识一个重要的过程。从前有些大学有主系副系的办法，其实很好，现时似乎很难施行了，是很可惜的。现时大学各系的必修课程往往太多，使学生来不及选别系的课，也正是太重专业的毛病。我想教授们还是应该鼓励学生指示学生尽可能选些别系的课。这个我知道学生倒是乐意的。
现在的大学生特别注意现实的政治，也可以说是通识的一方面的表现，并且也可以增加某些知识和能力。这是他们在教育人民。但是他们在这青年时代，更重要的自然还是受教育，受教育是他们的本位。不忘记自己的本位，才不至于离开大学的路，才不至于使大学离开它自己的路。
1947年。
论学术的空气
现在还常有人说北方的学术空气浓厚，或者说他喜欢北方的学术的空气。这是继续战前的传统的看法，也牵涉到所谓“京派”和“海派”的分别。战前所谓“京派”大概可以说是抱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所谓“海派”大概不免多少为名为利而撰作。但是这也只是一个“大概”的分别，如果说到各个人，却尽有例外。
一方面就在战前，中央研究院南迁了，北平的旧书铺在南京上海开分店了，学术的空气已经在流动之中。战时大家到了西南，抗战的空气笼罩了学术的空气，然而四川的重庆、李庄和成都，以及桂林和昆明，以及上海，都还能够多少继续着学术的工作。到了战后这两年，起先是忙于复员，接着是逼于战乱，学术的工作倒像是停顿起来。北平各大学去年复员以后，其中有些人在各报上办了不少的学术性的副刊，大概是文史方面的；乍看比战前的学术空气似乎还浓厚些，其实不然。这些副刊里的论文其实应该发表在学报上，因为没有钱出学报，才只好委屈在副刊上，撑撑场面，爱读和能读的人恐怕只是那么些个。这些论文都不免“历史癖与考据癖”，是所谓“京派”的本来面目。这种面目却也出现在南方一些报纸的副刊上。一方面所谓“海派”却扩大了、变质了，趋向为人生而学术，为人民而学术。在青年人的眼中，新的“海派”似乎超过了老的“京派”。但是无论南北，不管“京”“海”，在这漫天战火之下，总有一天会“火烧眉毛，且顾眼前”，将学术丢在脑后的罢？
而这个似乎已经是现在一般青年学生的态度。青年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这种态度，我们不能无视，我们得看看学术的前路。
战前的十年来，我们的学术确在长足的进步。中央研究院和一些大学的研究院的工作都渐渐有了分量。于是没有研究院的大学都纷纷设立研究院，一些独立的研究机构也或多或少的在外国人资助之下办起来了。于是研究的风气盛极一时，学术空气浓厚到无视大学本科教学。笔者曾亲耳听见一位新从外国回来在大学里任教的教授说：“我们要集中研究的工作，教书不妨马虎些。”社会贤达在提倡书院制，因为书院里可以自由研究，不必论钟点、算学分。大学生也异口同声要在毕业后进研究院继续读书。那时候教授隐然分为两等，研究教授第一等，大学教授第二等。知识或学术的估价算是到了最高峰。这也未尝不是好现象，结果无论在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方面都有了新发展。然而理论上似乎总欠健全些。研究得有基础，大学里的训练不切实，研究的风气是不会持久的。再说现代一般的大学教育是大量的教育，要培植各方面的领导人才，不应该也不可能专门培养学者或专家。在仿效美国学制的中国，没有多少专科学校，一般人也不看重专科学校，大学的政策更不该偏到一边儿去。事实上大学毕业生虽然热心进研究院，等到考进了研究院，热心研究的却并不多。他们往往一面注了册，一面就去就业。有些长期不到校，“研究生”只剩了一个幌子。这样半途而废或从未上路的很多，能够在研究院毕业的却很少。北方如此，南方更如此。至于具体的书院制，我们这个工业化的动的现代不需要，也未必能容纳。现代的研究，就是在人文科学方面，也得有个广大而结实的基础，书院是不能负担这个任务的。尤其是就业，青年人在书院里修业告一段落之后，单就资历而论，自然赶不上大学，不用说研究院，在训练方面，一般的说，恐怕也是如此。在这种不上不下的尴尬的局面里，找出路一定很难。我们看了过去的和现存的几所仅有的书院的情形，就可明白。
战前的过分浓厚的学术的空气使有些人担忧。他们觉得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走上“缓慢而费力”的“窄而深”的路，固然可喜，可是忽略了“全体大用”，也不是正办，特别是人文科学。因此有的人主张大学应该造就的是通才，不是专家，有的人主张知识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做人。这些主张渐渐的采用到大学的课程和制度之中，然而这时候的青年学生并不注重这些，他们要的是专业的知识，这种知识可以使他们便于就业，或者早些成为专家。便于就业就是急于应用，这显示了一个新方向；外患日深，生活逼得人更紧，研究的憧憬黯淡起来了。于是乎来了抗战。
差不多所有的大学和研究机关都迁到了西南，生活的艰难和设备的贫乏使得研究的工作几乎不可能，特别是自然科学。然而大家还多多少少在挣扎着。可是这真到了急于应用的时代，教育部制定了提倡理工的政策，大学生集中在经济学系和工学院，特别是工学院，人数似乎一年比一年多。一方面又有了许多的训练班和专修科出现。这种普遍的注重应用，更冷落了研究工作，稀薄了学术空气。一方面在美国也有人在控诉那学术至上的态度。拜喀尔的“美国教师”一书中有一章“象牙实验室”，批评自然科学研究者只知研究不知其他，颇为恳切。“象牙实验室”是套的“象牙之塔”那个词，指摘人们的逃避现实生活的态度。这是在重行估定知识或学术的价值。这种估价得参照理论与应用，现实与历史，政治与教育等等错综的关系来决定。美国也有人如布里治曼相信该由知识阶级来计划领导这世界。但是那需要什么知识呢？知识阶级是不是有这个力量呢？问题真太多了！
胜利来了，不幸的我们是“惨胜”。一切都“惨”，研究工作不能例外。生活更是越来越艰难，大家仍然只能嚷着调整待遇，不能专心工作。少数的大学和研究机关，设备也许比抗战中好些，但是单单设备好些不成。何况还是设备贫乏的居多数！学生有公费，固然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在这动乱的局面里，还是不能安心读书。他们可要领导起人民来创造一个新中国！这和布里治曼说的领导并不相同。
那似乎是专家独占的领导，这些青年人却是自己作为一般人民领导着。应该注意的是他们对于知识或学术的态度。他们要的是什么知识呢？他们喜欢不喜欢学术空气呢？如上文提到的，他们大概不喜欢学术的空气；他们要的是行动的知识，而大学教育里却没有。他们热心于救国，觉得大学里给的知识远水不救近火，似乎大部分没用；可是他们是大学生，不学这些又学什么呢？他们就生活在这矛盾里。一方面战争老没个完，他们照着规定的学了，却比抗战前抗战中更看不到出路。这又是一个矛盾。十来年前上海早就有几位提出“学问无用论”，现在的大学生大概多多少少是觉得“学问无用”的。我知道有些高材的大学生最近或者放弃了学术投身到政治的潮流中去，或者徨不安，面对着现实的政治，不忍心钻到象牙塔或是象牙实验室中去。这真是我们学术的损失，然而实逼此，他们的心情是可以谅解的。
有些人说过这时代是第二回的战国时代。战国虽然是动乱时代，然而经济发展，有欣欣向荣之势，所以百家争鸣，学术极盛。照现时这“惨胜”的局面看，我们却想到了三国时代。《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鱼豢的《魏略》这么说：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请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章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回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嗟夫！学术沉陨，乃至于是！
这些情形有些也描写了我们的时代，然而不尽同。我们并不至于“人怀苟且”，“竞逐”“浮虚”；那时学术的中心在一些家族，太学这是个避役所，我们的学术中心还在大学，这些社会化的大学还在起着领导作用。即使不幸动乱变成了混乱，大学暂时解体，但是相信和平一恢复，就会快快复员的。因为什么样的局面都需要大量的领导人的，训练班和专修科是不能供给这种领导人才的。像鱼氏描写的“学术沉陨”，我们相信不会到那地步。但是大学也得明白在这时代的地位和任务，不能一味的襞积细微，要能够“统其大义”，也就是“全体大用”。人们不该还是躲在象牙塔或象牙实验室里，得正视现实的人生，在自己的岗位上促进新的发展，而这也才是做。这种新的学术空气虽然一时不能浓厚起来，却是流通的、澄清的，不至于使我们窒息而死于抱残守阙里。
1947年8月30日。
《闻一多全集》编后记
我敬佩闻一多先生的学问，也爱好他的手稿。从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听说黄季刚先生拜了刘申叔先生的门，因此得到了刘先生的手稿。这是很可羡慕的。但是又听说刘先生的手稿，字迹非常难辨认。本来他老先生的字写得够糟的，加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添注涂改，一塌糊涂，势所必然。这可教人头痛。闻先生的稿子却总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工楷，差不多一笔不苟，无论整篇整段，或一句两句。不说别的，看了先就悦目。他常说抄稿子同时也练了字，他的字有些进步，就靠了抄稿子。
再说，别人总将自己的稿子当作宝贝，轻易不肯给人看，更不用说借给人。闻先生却满不在乎，谁认识他就可以看他的稿子。有一回，西南联大他的班上有一个学生借他的《诗经长编》手稿四大本。他并不知道这学生的姓名，但是借给了他。
接着放了寒假，稿子一直没有消息。后来开学了，那学生才还给他，说是带回外县去抄了。他后来谈起这件事，只说稿子没有消息的时候，他很担心，却没有一句话怪那学生。
三十年我和闻先生全家，还有几位同事，都住在昆明龙泉镇司家营的清华文科研究所里，一住两年多。我老是说要细读他的全部手稿，他自然答应。可是我老以为这些稿子就在眼前，就在手边，什么时候读都成；不想就这样一直耽搁到我们分别搬回昆明市，到底没有好好的读下去。后来他参加民主运动，事情忙了，家里成天有客，我也不好去借稿子麻烦他。去年春间有一天，因为文学史上一个问题要参考他的稿子，一清早去看他。那知他已经出去开会去了。我得了闻太太的允许，翻看他的稿子；越看越有意思，不知不觉间将他的大部分的手稿都翻了。闻太太去做她的事，由我一个人在屋里翻了两点多钟。闻先生还没有回，我满意的向闻太太告辞。
想不到隔了不到半年，我竟自来编辑他的遗稿了！他去年七月还不满四十八岁，精力又饱满，在那一方面都是无可限量的，然而竟自遭了最卑鄙的毒手！这损失是没法计算的！他在《诗经》和《楚辞》上用功最久，差不多有了二十年。在文科研究所住着的第二年，他重新开始研究《庄子》，说打算用五年工夫在这部书上。古文字的研究可以说是和《诗经》《楚辞》同时开始的。他研究古文字，常像来不及似的；说甲骨文金文的材料究竟不太多，一松劲儿就会落在人家后边了。他研究《周易》，是二十六年在南岳开始；住到昆明司家营以后，转到伏羲的神话上。
记得那时汤用彤先生也住在司家营，常来和他讨论《周易》里的问题，等到他专研究伏羲了，才中止了他们的讨论。他研究乐府诗，似乎是到昆明后开始。不论开始的早晚，他都有了成绩，而且可以说都有了贡献。
闻先生是个集中的人，他的专心致志，很少人赶得上。研究学术如此，领导行动也如此。他在云南蒙自的时候，住在歌胪士洋行的楼上，终日在做研究工作，一刻不放松，除上课外，绝少下楼。当时有几位同事送他一个别号，叫做“何妨一下楼斋主人”，能这么集中，才能成就这么多。半年来我读他的稿子，觉得见解固然精，方面也真广，不折不扣超人一等！对着这作得好抄得好的一堆堆手稿，真有些不敢下手。可惜的是从昆明运来的他的第一批稿子，因为箱子进了水，有些霉得揭不开；我们赶紧请专门的人来揭，有的揭破了些，有些幸而不破，也斑斑点点的。
幸而重要的稿子都还完整，就是那有点儿破损的，也还不致妨碍我们的编辑工作。
稿子陆续到齐。去年十一月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聘请了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六位先生，连我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指定我作召集人。家属主张编全集，我们接受了。我拟了一个目，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给大家看了。委员会的意思，这个全集交给家属去印，委员会不必列名；委员会的工作先集中在整编那几种未完成的巨著上。于是决定请许维遹先生负责《周易》和《诗经》，浦江清先生负责《庄子》和《楚辞》，陈梦家先生负责文字学和古史，余冠英先生负责乐府和唐诗，而我负总责任。但是这几种稿子整编完毕，大概得两三年。我得赶着先将全集编出来。
全集拟目请吴晗先生交给天津《大公报》、上海《文汇报》发表。这里收的著作并不全是完整的，但是大体上都可以算是完整的了。这里有些文篇是我们手里没有的，我们盼望读者抄给我们，或者告诉我们那里去抄。至于没有列入的文篇，我们或者忘了，或者不知道，也盼望读者告知。结果得到的来信虽然不算多，可是加进的文篇不算少，这是我们很感谢的。一方面我们托了同事何善周先生，也是闻先生的学生，他专管找人抄稿。我们大家都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够太快；我们只能做到在闻先生被难的周年祭以前，将《全集》抄好交给家属去印。抄写也承各位抄写人帮忙，因为我们钱少，报酬少。全集约一百万字，抄写费前后花了靠近一百五十万元。最初请清华大学津贴一些，后来请家属支付一半，用遗稿稿费支付一半；这稿费也算是家属的钱。
《全集》已经由家属和开明书店订了合同，由他们印。惭愧的是我这负责编辑的人，因为时期究竟迫促，不能处处细心照顾。抄写的人很多，或用毛笔，或用钢笔，有工楷，也有带草的。格式各照原稿，也不一律。闻先生虽然用心抄他的稿子，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四十八岁就要编《全集》，格式不一律，也是当然。抄来的稿子，承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各位同人好几次帮忙分别校正，这是很感谢的！
拟目分为八类，是我的私见，但是“神话与诗”和“诗与批评”两个类目都是闻先生用过的演讲题，“唐诗杂论”也是他原定的书名。文稿的排列按性质不按年代，也是我的私见。这些都是可以改动的。拟目里有郭沫若先生序，是吴晗先生和郭先生约定的；还有年谱，同事季镇淮先生编的，季先生也是闻先生的学生。
还想转载《联大八年》里那篇《闻一多先生事略》。还有史靖先生的《闻一多的道路》一书，已经单行了。去年在成都李、闻追悼会里也见到一篇小传，叙到闻先生的童年，似乎是比别处详细些。我猜是马哲民先生写的，马先生跟闻先生小时是同学，那天也在场，可惜当时没有机会和他谈一下。全集付印的时候，还想加上闻先生照像，一些手稿和刻印，这样可以让读者更亲切的如见其人。
1947年。
今天的诗
———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多少年来大家常在讨论诗的道路，甚至于出路。讨论出路，多少是在担心诗没有出路，其实诗何至于没有出路呢？抗战以后，诗又像五四时代流行起来了，出路似乎可以不必担心了，但是什么道路呢？什么方向呢？大家却还看不准。抗战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更其动乱的时代。这时代需要诗，更其需要朗诵诗。三年了，生活越来越尖锐化，诗也越来越尖锐化。不论你伤脑筋与否，你可以看出今天的诗是以朗诵诗为主调的，作者主要的是青年代。所谓以朗诵诗为主调，不是说只有朗诵诗，或诗都能朗诵，我们不希望诗的道路那么窄。这只是说朗诵以外的诗，除掉不为了朗诵，不适于朗诵之外，态度和朗诵诗是一致的，这却也不是说这些诗都是从朗诵诗蜕变的，它们和朗诵诗起先平行发展，后来就归到一条路上来了，因为大家的生活渐渐归到一条路上来了。
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论到“新诗的前途”，说“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现在的朗诵诗有时候需要化装，确乎是戏剧化。这种大概是讽刺诗，摹仿口气也就需要摹仿神气，所以宜于化装。但是更多的朗诵诗是在要求行动，指导行动，那就需要散文化，杂文化，说话化，也就不像传统的诗。根本的不同在于传统诗的中心是“我”，朗诵诗没有“我”，有“我们”，没有中心，有集团。这是诗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革命的诗。本集的作者何达同学指出今天青年代的诗都在发展这个“我们”而扬弃那个“我”，不管朗诵不朗诵。他的话大概是不错的。这也可以说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路。田间先生最先走上这条路。后来像绿原先生《童话》里《这一次》一首里：我们召唤
…………
我们将有
一次像潮水的集合
像鲁藜先生《醒来的时候》里《青春曲》一首里：春天呀，
你烧灼着太行山，
你烧灼着我们青春的胸部呀！
也都表示着这种进展。
近来青勃先生《号角在哭泣》里有一首《叩》，第二段是：人民越来越多
紧闭的门外
人民的愤怒
一秒钟比一秒钟高扬
人民的力量
一秒钟比一秒钟壮大
等他们
在门外爆炸
一片宫殿便会变成旷场
作者是在这“人民”之中的，“人民”其实就等于“我们”了。传统诗有“我”，所以强调孤立的个性，强调独特的生活，所以有了贵族性的诗人。青年代却要扬弃这种诗人。何达在《我们不是“诗人”》里说：“诗人”们啊
你们的灵魂发酸了
你们玩弄着自己的思想
别人玩弄着你们的语言
闲着两只手
什么也不做
———滚你们的蛋吧！
诗人做了诗人，就有一个诗人的圈子将他圈在里头。不论他歌唱的是打倒礼教，人道主义，爱和死，享乐和敏感，或是折磨和信仰，却总是划在一道圈子里，躲在一个角落里，不能打开了自己，不能像何达说的“火一样地公开了自己”
（《无题》）。这种诗人的感兴和主题往往是从读书甚至于读诗来的。读书或读诗固然也是生活，但是和衣、食、住的现实生活究竟隔了一层。目下大家得在现实生活里挣扎和战斗。所以何达说：
我们的诗
只是铁匠的
“榔头”
木匠的
“锯”
农人的
“锄头”
士兵的
“枪”（《我们不是“诗人”》）这样抹掉了“诗人”的圈子，走到人民的队伍里，用诗做工具和武器去参加那集体的生活的斗争，是现在的青年代。
“我们”替代了“我”，“我们”的语言也替代了“我”的语言。传统的诗人要创造自己的语言，用奇幻的联想创造比喻或形象，用复杂而曲折的组织传达情意，结果是了解和欣赏诗的越来越少。所以现在的诗的语言第一是要回到朴素，回到自然。这却并不是回到传统的民间形式，那往往是落后的贫乏而浮夸的语言。这只是回到自己口头的语言，自己的集团里的说话。有时候从生活的接触里学习了熟悉了别的集团的说话，也在适当的机会里使用着。总而言之，诗是一种说话，照着嘴里说得出的，至少说起来不太别扭的写出来，大概没有错儿。新鲜的形象还是要的，经济的组织也还是要的，不然就容易成为庸俗的散漫的东西。但是要以自己的说话做标准，要念起来不老是结结巴巴的，至少还要自己的集团里的人听起来一听就懂。换句话说，诗的语言总要念得上口才成。许多青年人的诗已经向着这个方向走。这就是朴素和自然。但是诗既然分了行，到底是诗，自然尽管自然，匀称还是要匀称的，不过不可机械化就是了。自然和朴素使得诗行简短，容易集中些，容易完整些。民间形式里的重叠，若是活泼的变化的应用，也有同样的效果。何达有一首《我们的话》，是简短而“干脆”的话，同时是简短而“干脆”的形象化的诗。
我们要说一种话
干脆得
像机关枪在打靶
一个字一个字
就是那一颗颗
火红的曳光弹
瞄得好准
今天的诗既然以朗诵诗为主调，歌唱的主题自然是差不多的。朗诵诗的主题可以说有讽刺、控诉和行动三个，而强调的是第一个第三个。其他的诗却似乎在强调着第一个第二个。这也是很自然的。朗诵诗诉诸群众，控诉和行动是一拍就合的。
其他的诗不能如此，所以就偏向前两个主题上去了。讽刺诗容易夸张而不真切，无论朗诵或默读，往往会弄到只博得人们的一笑，不给留下回味。要能够恰如其分的严肃就好。控诉诗现在似乎集中在农民或农村的纪实———这种苦难和迫害的纪实，实在是些控诉的言词，控诉那帮制造苦难和施行迫害的人，提醒大家对于他们的憎恨。给都市的被压迫者控诉的诗却还不多。本集里的《兵士们的家信》、《黄包车夫》、《一个少女的经历》提供了一些例子。闻一多先生要让诗“多像点小说戏剧”，这种纪实的控诉的诗，不正有点像小说么？他的预言是不错的。
行动诗在一两年来大学生的各种诗刊里常见，大概都是为了朗诵做的。朗诵诗的作用在讽刺或说教，说服或打气，它诉诸听觉，不容人们停下来多想，所以不宜于多用形象，碎用形象，也不宜于比较平静的纪实。同样的理由，它要求说尽，要求沉着痛快。可是，假如讽刺流于谩骂，夸张到了过火，一发无馀，留给听众做的工作就未免太少，也许倒会引起懒惰和疲倦来的。朗诵诗以外其他的诗，那些形象诗和纪实诗是供人默读的，主要的还得诉诸视觉，它们得有新鲜的形象，比朗诵诗更经济的组织，来暗示，让读者有机会来运用想像力。本集里的《我们开会》一首行动诗，朗诵起来效果大概不大，因为不够动的，不够劲的，可是不失为一首好的形象诗，因为表现出来“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开会
我们的视线
像车辐
集中在一个轴心
我们开会
我们的背
都向外
砌成一座堡垒
我们开会
我们的灵魂
紧紧地
拧成一根巨绳
面对着
共同的命运
我们开着会
就变成一个巨人
“团结就是力量”。何达在《我们不是“诗人”》的结尾说：我们
要求着
“工作”
热爱着
“工作”
需要诗
我们才写诗
需要生命
就交出
我们的生命
“工作”就是团结，为了团结“交出”“生命”，青年代是有着这样自负的。青勃先生说：
要死
死在敌人的枪弹下
把胸膛给兄弟们作桥板（《生死篇》）鲁藜先生也说：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泥土》，《泥土》第一辑）本集里的《无题》也许可以综合的说明今天的诗：对于这个时代
我
是一个“人证”
我的诗
是“物证”
这个“我”只是“我们”的代言人。的确，诗是跟着时代，又领着时代的。
1947年。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