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 《迈尔斯教授讲世界历史:中世纪

第六十九章 《迈尔斯教授讲世界历史:中世纪

第一阶段(1)

黑暗时代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至11世纪第一章日耳曼人大迁徙

15.迁徙时期

上一章结尾已经提及了北方日耳曼民族迁徙运动的开端,这场迁徙被称为“日耳曼人大迁徙”(GreatMigration)或“欧洲民族大迁徙”(WanderingoftheNations)。西部帝国的侵略者兼破坏者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公元376年。当时,日耳曼民族中的一支——哥特人成群结队地跨过多瑙河(Danube)涌入罗马各行省,直至100年后,蛮族(1)首领奥多亚塞(Odoacer)废黜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为止。

那一年正是公元476年,西部帝国的领土几乎全部落入了蛮族之手。即便如此,迁徙却并未终止,在接下来的又一个100年中,日耳曼人继续迁入。来自德意志纵深处的新族群不断涌出,开疆拓土;已在罗马领土上建立的各个部落君主国,其边界则一直此消彼长,或是被新的不稳定政权所取代。

本章将紧接着罗马史继续讲述,从这些蛮族王国的建立,一直概述到8世纪末查理曼(Charlemagne)——即查理大帝建立的帝国,其赋予了西欧社会更为稳固的特性,并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新秩序的建立。

16.东哥特王国(493—553)

奥多亚塞废黜了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Augustulus)后,便马上借机将富有的意大利贵族的财产分给自己的拥护者。可他虚弱的政府只统治了17年,就被东哥特人(Ostrogoths)领袖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灭掉。

东哥特人来自多瑙河下游地区。那时,他们承担着守卫多瑙河边境的任务,名义上是东罗马帝国的盟友,但与其打交道实际上相当麻烦且代价巨大。狄奥多里克经常违背约定,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不得已,只能不断用土地和金钱作为馈赠来换取他的友善。最后,色雷斯(Thrace)和马其顿(Macedonia)的大部分地区在其掳掠之下成为了蛮荒之地;狄奥多里克要求皇帝允许其远征意大利,许诺如果此战告捷,意大利便归入帝国版图。(2)皇帝高兴地许可了这一请求。正如当年阿拉里克(Alaric)带领西哥特人翻过阿尔卑斯山,不仅仅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永久占领意大利一样;整个东哥特民族扶老携幼——超过20万人——向意大利进发。与其说这是一次远征,还不如说是一次迁徙。所以,迁徙的队伍浩浩荡荡,牛羊成群,车马萧萧。据说牛羊车马的数量超过2万,资产可以抵得上一个游牧民族。

漫长而崎岖的征程从他们位于多瑙河的居住地到意大利北部平原,绵延700英里。虽有冬天的暴雪与严寒,以及不友好的格皮德人(Gepidae)和其他部落沿途的阻碍与骚扰,但是天才而勇敢的狄奥多里克用自己的无畏精神激励着部下,用未来唾手可得的丰富战利品鼓舞士气,从而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公元489年的春天,意大利的居民再次震惊于朱利安阿尔卑斯山(JulianAlps)出现了一支哥特军队。

奥多亚塞和他的部下们英勇地保卫国土,但是在抵抗了3年之后,意大利在这场与蛮族之间的战争中节节败退。公元493年,拉韦纳(Ravenna)被攻陷,战争结束。奥多亚塞被俘,在一场宴会上被狄奥多里克以骇人听闻的奸诈方式所杀。据说当这位不幸的人意识到自己已被出卖并成为无助的牺牲品时,曾大声呼喊:“上帝何在?”

狄奥多里克夺取了整个意大利的统治权,并且兑现了他的诺言,将半岛上等土地的三分之一分给了自己的部下。他的统治持续了33年,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稳定繁荣,过上了安敦尼(3)时代(EraoftheAntonines)之后几乎没有过过的幸福生活。国王证明了他的著名宣言:“吾辈之目的,乃治国于主之庇护,子民若未早获恩泽,人皆惜之。”

狄奥多里克的首席大臣兼顾问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是一位生于罗马的政治家兼作家。他不断地努力促成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结成联盟,从而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由东哥特的王室统治下的强大且永久的罗马-哥特国家(Romano-GothicState)。如果取得成功,意大利可能免于几百年抵抗东部皇帝(详见第62条)和德意志皇帝(详见第360条)吞并的苦难,而重整支离破碎的西方社会的将不是法兰克君主,而是东哥特国王。

通过不断地征服与谈判,狄奥多里克最后吞并了西部皇帝统治的最好的几个行省。意大利、西西里(Sicily)、南高卢(SouthernGaul)的一部分及亚得里亚海(Adriatic)的河口与多瑙河的源头之间的国家均臣服于哥特国王。由于狄奥多里克智慧而公正的声誉,所有邻近的日耳曼民族的争端都请其主持公道。然而,狄奥多里克没有坚持一直以来的人道与宽容,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卷入了宗教纷争,此中的残酷与迫害行为使其晚节不保。

两位当时的杰出学者,著名的波伊提乌(Boethius)和狄奥多里克令人尊敬的岳父西玛库斯(Symmachus)都蒙受了不白之冤,因莫须有的、至少未被证实的叛国罪而处死。在被处死之前遭关押的两个月里,波伊提乌写成了《哲学的慰藉》(PhilosophiaeConsolatio/ConsolationofPhilosophy)一书,该书在中世纪时期对特定阶层的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狄奥多里克死于公元526年,据说被悔恨吞噬,尤其是自己不公正地处死了西玛库斯。像许多其他的伟大统治者和领袖一样,他的名声久盛不衰,巨大的陵墓仍屹立于现在的拉韦纳。

狄奥多里克用自己非凡能力建立的王国在其死后只延续了27年,便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将军(详见第62条)所消灭,从蛮族统治下解放了的意大利于公元553年再次回到了帝国的怀抱。

17.西哥特王国(415—711)

奥多亚塞及其部下灭掉西部帝国时,西哥特人已经占据了南高卢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尤里克(Euric,466—483)(4)在西哥特诸王中所享有的杰出声誉,与狄奥多里克在东哥特诸王中所享有的声誉不相上下。他不仅享誉欧洲,威名甚至远播亚洲国家。

狄奥多里克的陵墓

虽然被法兰克国王赶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但西哥特人一直占据着西班牙,直到8世纪初萨拉森人跨过直布罗陀海峡(StraitsofGibraltar,详见第87条),摧毁了罗德里克(Roderic)统治下的王国,使其成为最后一位哥特国王,并于公元711年确立了《古兰经》(Koran)在半岛的权威地位。统治了近300年的西哥特王国就此灭亡。在此期间,西班牙的征服者西哥特人已经同古罗马居民融合,所以今天的西班牙人有着伊比利亚人(Iberian)、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及最后的入侵者非洲摩尔人(AfricanMoor)的混合血统。

18.勃艮第王国(443—534)

5世纪中叶,哥特人的近亲勃艮第人(Burgundians)在罗马人的许可下,永久定居于现称萨伏依(Savoy)的土地上;最后,通过武力征服与和平谈判,占据了现在法兰西共和国的整个东南部地区,以及瑞士西部的大片地区。日耳曼定居者的部分古老领地现在仍然保留,被称为“勃艮第大区”(Burgundy)。勃艮第人的国家刚刚建立,就跟北方的法兰克人发生了冲突,不久便沦为克洛维(Clovis)及其子孙的附属国。

19.汪达尔王国(439—533)

罗马帝国衰亡前的约半个世纪,汪达尔人(Vandals)从其潘诺尼亚(Pannonia)的定居地启程,横穿高卢和西班牙,跨过直布罗陀海峡蜂拥而至,几年内便占领了所有的北非地区,并于公元439年定都迦太基城(Carthage),建立汪达尔王国(KingdomoftheVandals)。

汪达尔人在罗马

汪达尔人比任何其他颠覆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都更具破坏力,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所有语言中肆意破坏和暴力的代名词,所代表的恐怖传遍了地中海国家。其海盗船横扫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ofHercules)与尼罗河之间所有的水域。船上载着战马,每每抵达一处未加防御的海岸,他们便骑上战马,洗劫该国,将战利品装船,在警报响起之前旋即离去。甚至防御良好的城市也难逃“南欧维京人”(VikingsoftheSouth)的魔掌(5)。

汪达尔人的海盗行为也没有因为其洗劫的旅程而感到满足。他们效仿迦太基人的雄心壮志与征服历程,并将迦太基人的古都定为自己王国的首都。除征服了北非所有的地区外,他们还占领了科西嘉岛(Corsica)、撒丁岛(Sardinia)和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Isles)。

并且,他们不满足于用强大的武力削减敌人以达到政治奴役的目的,还要进行精神征服。他们属于基督教的阿里乌斯派(ArianChristians),疯狂地热衷于无情迫害作为亚他那修(Athanasius)追随者的正统派信徒。没有任何事件比这些半基督教徒的汪达尔人对非洲天主教徒的残酷迫害更玷污史册的了。

但是报应也随之而来。汪达尔人刚刚征服了撒丁岛,作战的将领又匆匆被派回非洲驻防。查士丁尼皇帝派大将贝利萨留(Belisarius)将蛮族赶出了非洲,并令其回到天主教会的怀抱。这次征战取得了成功,在被蛮族征服者凌霸了100多年后(详见第61条),迦太基和非洲的富有土地再次回到帝国的怀抱。

当时,许多汪达尔人编入了东部皇帝的军队,而另一些人则从事不同的行业,但其危险的本性留给了世人野蛮的印象。国内其余的汪达尔人逐渐被当地人同化,几代人之后,蛮族入侵者的外表、语言或习俗都无法在非洲海岸居民中找到踪迹:汪达尔人消失了,唯有名字独存。

克洛维

20.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法兰克人(486—752)在罗马帝国衰亡前约200年,法兰克人开始定居于莱茵河(Rhine)以西的地区,他们注定要给高卢起一个新的名字,并确立其在法兰西民族中的核心地位。那时他们仍是异教徒,似乎难以或根本无法企及塔西佗时期日耳曼部落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法兰克人有两个分支或部落群体,分别被称为里普利安人(Ripuarians)和萨利人(Salians)。萨利人是主要的民族,其祖先可以追溯到由勇士们投票选出的最强大的首领墨洛维(Merovech)。这个时期的几个国王中,克洛维凶险残忍、翻覆莫测,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他背信弃义的家族。

罗马帝国灭亡后,克洛维就有了在罗马权力废墟之上建立一个王国的野心。他攻击了驻守高卢的罗马将领西亚格里乌斯(Syagrius),在苏瓦松战役(Soissons,486)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至此,尤利乌斯·恺撒于500多年前在高卢的蛮族部落上建立起来的罗马政权毁于一旦。几年后,克洛维占领了巴黎,这个以古老凯尔特部落的巴黎斯人(Parisii)命名的地方成为了他最喜爱的居住地。

克洛维短时间内就掌控了高卢的大部分地区,而其他日耳曼部落则再次沦为附庸。他的成功为其引来了四方朋友;天主教的主教们全力支持其政权,以期换取克洛维在他们与异教徒敌人的斗争中对他们的支持,克洛维并未令他们失望。

此外,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送给这位法兰克国王紫袍和其他罗马执政官的徽章,为他披上了所有君权的外衣。克洛维接受了这一切,并成为东罗马皇帝名义上的副手或总督,但实际上,他同许多独立的君主一样无拘无束、至高无上。此时,几乎所有西部日耳曼首领均承认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权,蛮族国王得到了皇庭的正式认可;在取悦东罗马皇帝的同时,不但没有令其承担责任或遭到约束,反而强化了其在民众心中的权威,特别是那些前帝国的子民,他们对古罗马依然心存敬意,用几近迷信的目光看待得到皇庭认可的政权。

克洛维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用极残暴的罪行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公元511年离世之后,按照古代日耳曼的继承法,大片领土分给了他的四个儿子。这样分配的自然后果很快显现,王国被不和与战争搞得四分五裂。在克洛维的有力统治之后,又经历了大约一个半世纪的纷争,此时的墨洛温家族(Merovingians)已经变得软弱无能,被称为“懒王”(Do-nothingKings),而其他家族中雄心勃勃的人士通过与皇庭和政府的联系已经变得富有且极具影响力,人们怂恿他们掌权以捍卫帝国的尊严。

此时的法兰克君主政体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即称为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的东部地区和称为纽斯特里亚(Neustria)的西部地区,大致代表着后来的德意志和法兰西。东部鉴于其地理位置,自然比西部日耳曼化得更为彻底;而罗马元素则仍是西部的主流。双方明显势不两立,每个地区的领导者都是被冠以“宫廷总管”(MayorofthePalace)或“宫相”(MajorDomus)的高官。长时间的争斗之后,东部地区的宫相占了上风,废掉了软弱的墨洛温国王,成为法兰克王国的新世系——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令有抱负的奥斯特拉西亚家族获得王室身份,仍需丕平二世(PippinII)、查理·马特(CharlesMartel)和丕平三世(PippinIII)祖孙三代的才华、成就与雄心。尽管公元687年,丕平二世在与纽斯特里亚的泰斯垂战役(Testry)中大获全胜,确保了最后在国内真正行使王权的优势,但墨洛温国王依然是占据王位的影子国王。

丕平二世的儿子查理·马特,凭借自己的才华、能力与贡献,将家族的权威提到了新的高度。他的雄心壮志不久便遇到了千载良机。

此时,萨拉森人征服了东部、北非和西班牙,跨越了比利牛斯山,进入了阿基坦(Aquitaine)或称南高卢地区,威胁着要征服全欧洲(详见第六章)。所有人都盯着查理·马特,只有他的强大兵力可以抵御阿拉伯军队的野蛮进攻。

查理·马特调兵遣将,于公元732年在法兰西中部的图尔(Tours)或普瓦捷(Poitiers)大败入侵者,从而使欧洲免受伊斯兰教的束缚。查理一战成名,像他的父亲一样再次获得了声誉与权势,几乎成为法兰克王国实际上的国王了。但真正于公元752年自立为王,建立加洛林王朝的是其子丕平三世(详见第95条)。

至此,对法兰克人的日渐强盛需放下暂且不表,来讲述其他帝国入侵者的命运。

21.伦巴第王国(568—774)

意大利伦巴第王国(KingdomoftheLombards)的建立同东哥特人的迁徙运动颇为相似。伦巴第人(Lombards/Longobardi)得此称呼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长胡须或长战斧(6)。他们来自多瑙河的中游地区,一直为东罗马皇帝所雇佣,进行消灭格皮德人的战斗。其刚烈好战的性格令他们转而去征服意大利;该国刚刚被东罗马皇帝的大将们从东哥特人手中解放出来(详见第16条)。

就如东哥特人近一个世纪之前的那次进军一样,伦巴第人在国王阿尔博因(Alboin)的率领下,翻过阿尔卑斯山,潜入波河(Po)平原,此地因为哥特战争(详见第62条)带来的巨大破坏,导致荒无人烟。经过多年的征战,他们征服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一个持续几近两个世纪的王朝。其无法征服的地区一般都是海岸城市,还有罗马和半岛南部。

在汪达尔人之后,伦巴第人是罗马行省迎来的最野蛮的部落,其征服均伴随着最骇人听闻的屠杀与暴行。阿尔博因和罗莎蒙德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阿尔博因在战场上杀死了敌方的首领格皮德国王,之后便强占了他漂亮的女儿罗莎蒙德(Rosamund)为妻。在庆功宴上,他把年轻王后父亲的头骨做成了酒杯,并强迫她用其饮酒。为了报复这一侮辱,罗莎蒙德策划谋杀了她的丈夫,然后嫁给了凶手。

然而,伦巴第人所信奉的新宗教不知不觉地对其产生了约束,在意大利接触到的文明潜移默化地对其产生了影响,使其任性的性格得以克制,凶悍的行为得以驯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成了高尚道德的代表以及艺术与学识的慷慨赞助人。

进入意大利之时,伦巴第人是基督教阿里乌斯派的信徒;但最终他们皈依了罗马教会的正教。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opeGregoryI)赐予伦巴第国王铁王冠——这顶王冠里熔入了一颗基督受难十字架上的铁钉。

公元774年,伦巴第王国被最著名的法兰克统治者查理大帝所灭。但是,入侵者的血脉已经与前帝国的臣民融合,因此,半岛的一部分至今仍被称为伦巴第。现今偶尔会看到金色头发和白色皮肤的人,他们便是当地居民与日耳曼民族的混血。

伦巴第人征服意大利的重要结果就是瓦解了罗马人建立的政治统一,将帝国分裂成为多个小国家。原因是伦巴第王国极端的封建君主制度使其逐步演变成为许多几乎独立的公国,加之未能成功占领罗马和半岛的海岸地区,进而推动了中世纪时期无法逾越的瓦解进程。半岛则挤满了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和公国,时至今日,才从这一政治混乱中走出来,成为统一的意大利。

22.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不列颠

5世纪时,罗马正在与蛮族殊死搏斗,从不列颠撤回了军团以保护意大利。这样一来,该行省就暴露于皮克特人(Picts)(7)和苏格兰人(Scots)的攻击,以及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海盗的劫掠之下。加勒多尼亚(Caledonia)的皮克特人沿着北部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Wall)掠夺侵扰;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在西岸侵袭;撒克逊人则在东岸劫掠。

在此困境中,据说当地居民呼吁高卢的罗马统治者助其抗敌,这一恳求被称为“布立吞人的哀吟”(GroansoftheBritons)。对当时的境况有如下描述:“蛮族把我们赶入大海;大海又把我们抛回到蛮族的剑上;我们要么死于利刃之下,要么死在波涛之中。”即使发出过这样的恳求也是徒劳,因为当时罗马军团正在与阿拉里克和阿提拉(Attila)的可怕军队作战,着实分身乏术。

布立吞人被逼无奈出了下策。他们决心通过土地与金钱贿赂一部分敌人,化敌为友来对抗其余的敌人。日耳曼海盗被通过上述方法争取过来。两个半传奇色彩的朱特人(Jutish)首领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萨(Horsa),于公元449年首先率军协防。泰晤士(Thames)河口的萨尼特岛(IsleofThanet)用于给友军安营扎寨,就这样,皮克特人很快被赶回了北方的老巢。定居点的名声,丰饶的土壤,怡人的气候,导致许多殖民者的亲族慕名而来,一船一船,接踵而至。新移民是与原殖民者有着极近血缘关系的撒克逊人(Saxon)、盎格鲁人(Angles)和朱特人,他们来自日德兰半岛(Jutland)和易北河(Elbe)及威悉河(Weser)下游的沿线国家。

布立吞人对越来越多的船只和人口开始变得警觉起来,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在自己的国家里给这些凶猛的战士以立足之地,但却为时已晚。此时,他们或者经过深思熟虑有意为之,或是因为新来人员数量众多,以至于无法再兑现曾经许诺的土地和食物,这样一来,新来的人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他们袭击了布立吞人,一场激战之后,他们大获全胜,开始占领不列颠岛。首先,无论对于这一代开始征服不列颠岛的人,还是对于后来的三代人来说,都认为这次征服并不成功。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受到抵抗,100多年过去以后,日耳曼人只占据了现今英格兰的东半部分(8)。没有任何罗马帝国的其他行省对蛮族的侵略进行过如此英勇的抵抗。痛苦的殊死搏斗之后,省内居民要么被消灭,要么沦为农奴,要么被集体赶到西部,直到6世纪末,争斗才逐渐变得不再野蛮无情。几乎每一处罗马文明的迹象都消失殆尽;罗马统治时期引入的基督教几乎被一扫而空,日耳曼人的英格兰再次回到尤利乌斯·恺撒600年前发现岛上部落时的信奉异教的状态。

异教徒祖先们将美丽小岛上信奉基督教的布立吞人驱逐出去,将其赶到威尔士的崇山峻岭之间或是令其涉水逃往其他岛屿,没有什么故事比这更悲惨的了。(9)这一艰苦斗争的时期,正是著名的亚瑟王时期。关于这位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大多都是传说,但这个人可能真实存在,而他的名字代表着一个或多个骁勇善战的凯尔特首领,他们长期奋勇抗击异教徒的入侵。

虽然不列颠的征服者属于三个日耳曼部落,即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但他们在凯尔特人那里都是以撒克逊人的名字进入不列颠的,而他们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新国家的时候又是以盎格鲁之名,这也是英格兰(Angle-land)名字的由来。

到6世纪末,入侵的军队已经在不列颠岛被征服的地区建立了八九个或者更多王国,进入了“七国时代”(Heptarchy)——这样称呼虽然稍显牵强,但已被普遍接受。七国中,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默西亚(Mercia)和韦塞克斯(Wessex)的三个王国较为兴盛,形成了中心,周边的小国都愿意追随其后。200年的时间里,这三个大王国之间冲突不断、争权夺利,这些国家的国王一个接一个地去强迫另一个或两个部分或完全地承认其最高君主地位。最后,韦塞克斯国王埃格伯特(Egbert,802—839)(10)以其雄才大略,使建立国家联盟的想法越来越深入人心;北欧海盗后裔在海岸所带来的恐惧,也使其他王国愿意臣服或成为其附属国,让同盟变成现实。尽管埃格伯特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获得英格兰国王这一头衔,但他才是真正的首位英格兰国王。(11)23.帝国之外的日耳曼部落前面讲述的是西部帝国范围内最重要的日耳曼部落,他们在被自己推翻的文明废墟之上,建立或帮助建立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这些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古罗马帝国的疆域之外,还有一些日耳曼民族的其他部落或氏族,注定要在欧洲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莱茵河东部,居住着近代德意志人的祖先。尽管德意志森林和沼泽上大量的居住者涌入罗马各行省,但德意志在6世纪的时候似乎还和大迁徙开始之前一样拥挤。这些部落在生活方式上仍是野蛮人,大多数人仍信仰异教。

在西北欧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s),即近代丹麦人(Danes)、瑞典人(Swedes)和挪威人(Norwegians)的祖先。他们还没有接触过罗马的文明或宗教。9世纪之前鲜见其身影,直到他们以“北欧人”(Norsemen)即可怕的北欧海盗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详见第八章)。

第二章

蛮族的皈依

24.导言

占领西部帝国的蛮族,其部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皈依基督教。他们将自己的原始信仰改变为新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两个原因:新信仰的卓越与老信仰的散漫。孟德斯鸠(Montesquieu)说:“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绝不会知道如何建造庙宇,那些没有庙宇的人很难忠于自己的信仰。”进入帝国之前,日耳曼人并没有固定的房屋和庙宇。塔西佗注意到,森林和树林是他们唯一的神殿。因为他们容易放弃旧的居住地去寻找新的居住地,所以他们也容易放弃旧的信仰而转信新的信仰。而且,他们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一个民族的宗教没有形成传统,也没有书面文学,很容易弃旧从新,而那些被权威书籍记载的宗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神秘的或者被遗忘的缘起而变得神圣。

此处应该注意到基督教在战胜罗马帝国的颠覆者蛮族时的一些事件与特征——一场和平的胜利比多少场战争的胜利都更值得关注。

25.罗马帝国灭亡前基督教的发展

到4世纪末,基督教已经取得了第一次重大的胜利,在事实上战胜了异教和不可知论的罗马。早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就宣布其为帝国受欢迎的宗教。但是新信仰的传教士热情高涨,怎么能允许自己局限于罗马帝国境内呢?他们是普世王国的使者,不承认任何国家的边界。于是,他们穿越罗马统治的所有疆域,到爱尔兰和苏格兰,到德意志的森林中,到西徐亚(Scythia)的平原上传播新的教义。5世纪初,基督教的帝国已远比恺撒的帝国更为辽阔了。

蛮族进入帝国之前或刚刚进入帝国便皈依基督教的这一情况,使得帝国的臣民免受蛮族异教徒对被征服的敌人施加的极端暴行。阿拉里克未曾染指罗马基督教堂的宝藏,因为他自己也是基督教徒。出于同样的原因,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也对教皇利奥一世(PopeLeotheGreat)的祈求作出让步,放了帝国都城居民一条生路(12)。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的命运尚可,而不列颠则命运多舛,其主要原因至少是因为占领前者的蛮族部落在跨过帝国边境之前就已经皈依基督教,而进入不列颠的撒克逊人还是未驯服的异教徒。

26.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其他部落的皈依在帝国的掌控之外,首个皈依基督教的蛮族是哥特人。这些部落中最早的传教士很可能是他们在多瑙河的袭击中所俘虏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乌尔菲拉(Ulfilas),他将《圣经》(Scriptures)翻译成了哥特语,只是省去了《列王纪》(BooksoftheKings)(13)一书到四书,怕其中关于战争的记叙会点燃这些新皈依者强烈的好战激情。

发生在哥特人身上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了其他参与推翻罗马帝国的蛮族部落身上。罗马帝国灭亡时,哥特人和其他蛮族雇佣军正身处意大利;而横穿帝国的汪达尔人则身处非洲;苏维汇人(Suevi)跨过比利牛斯山进入了西班牙;勃艮第人定居在高卢东南部;所有这些民族都已经成为基督教的皈依者。然而,蛮族中的更大一部分却仍然秉持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于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上所谴责的阿里乌斯派教义;因此,他们被天主教会视为异教徒,都必须改信正教教义,而这几乎逐渐完美地实现了。

其余包括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及德意志的主要部落在内的日尔曼部落均于天主教兴起之时改信该教。

27.法兰克人的皈依

当法兰克人进入帝国之时,就如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刚刚登陆不列颠时一样,都是异教徒。基督教在他们中间发展缓慢,直到他们在一次战争中据说得到基督教徒信奉的上帝的帮助而获得胜利,法兰克国王及其子民便抛弃旧的信仰转而皈依基督教。根据传说,法兰克人在国王克洛维的带领下同阿勒曼尼人(Alemanni)殊死战斗,最后身陷绝境。走投无路之时,克洛维想起他的高贵王后克洛蒂尔德(Clotilda)经常劝其信奉基督教,于是双膝跪地,求告基督教的上帝,并郑重起誓,如若上帝能够让他的军队取得胜利,他就会成为其忠诚的信徒,并用自己手中的剑护卫他的教义。结果,战局很快变得对法兰克人有利,于是克洛维遵守了自己的誓言,与他的3000勇士一同受洗皈依基督教。“哦,斯卡姆布里人,请低首下心,”虔诚的雷米吉乌斯大主教(ArchbishopRemigius)对跪着的克洛维说,“崇拜你所热爱,热爱你所崇拜。”

克洛维受洗

克洛维带领法兰克人皈依基督教这个故事说明,蛮族人极为迷信,他们相信预兆与神灵,尤其是他们觉得如果自己的神并没有帮助自己完成所有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时,他们有权利放弃自己的信仰,转信其他神明,这导致其皈依基督教。悲惨的瘟疫引起的恐惧导致保加利亚人(Bulgarians)皈依基督教来寻求庇护与救赎;同样,勃艮第人在面对强敌时,认为自己的神已被冒犯或无力帮助他们,于是转信基督教。因此,接受新的信仰往往是整个部落或民族的事情,而不是个人问题。

28.法兰克人皈依的重要性

历史学家米尔曼(Milman)说:“法兰克人的皈依对欧洲历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原因是,当几乎所有其他的日耳曼部落都信奉阿里乌斯派教义时,法兰克人接受了正统的天主教信仰。这样一来,他们就得到了同为天主教徒的罗马教会的青睐以及罗马臣民的善意与支持。这令法兰克的统治者们受益匪浅:领土不断扩张,权力稳步增长,直到小小的法兰克公国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帝国,而其有限的王公权力变为几乎统治整个西部帝国的皇帝的权力。

29.奥古斯丁在英格兰传教

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在登陆英格兰后大约一个半世纪才皈依基督教。被打到西面威尔士(Wales)山区的凯尔特人仍然保留着他们在罗马时代所接受的基督教信仰,但不大想帮助这些抢占了他们美好家园的野蛮人获得继承天国遗产的资格。英格兰人的祖先皈依基督教,主要归功于爱尔兰僧侣和罗马主教的传教热情。

公元596年,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派遣奥古斯丁(Augustine)携40名随从到英格兰传教。格里高利因以下事件对那片偏远地区的居民产生了兴趣:在登上教皇宝座的前几年,一天他路过罗马的奴隶市场,注意到一些英格兰俘虏。他们颀长的身材和白皙的外貌唤起了他的好奇之心。询问他们来自哪里,得知是盎格鲁人。“‘正好’,他说,‘既然他们有安琪儿般的面孔,就应成为天堂里天使的共有继承人。’他接着问道:‘来自哪个省?’回答说,那里的人管自己的省叫德伊勒。‘确应叫得一乐’,他说,‘不再愤怒,祈求基督的怜悯。国王是谁?’他们告诉他,国王的名字叫埃拉;他暗指此人之名说道:‘哈利路亚,赞美造物吾主,圣歌一定要飘扬在异土。’”(14)这位虔诚的修道士希望马上亲自作为传教士去这片引起他兴趣的土地上向未开化之人传播教义,但是都城的重任使其未能成行。然而,在被选为教皇之后不久,奴隶市场之事又上心头,于是他向当时提到的盎格鲁派去特使奥古斯丁。

不列颠的部落接待特使的方式较之导致开始向其传教的故事的趣味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肯特王国(Kent)的埃塞尔伯特(Aethelbert)正是岛上几个小王国的霸主。真是无巧不成书,他的王后伯莎(Bertha)是法兰克公主,而法兰克人已经接受了基督教,因此她也是基督教信徒,通过她的影响,埃塞尔伯特公开接见了奥古斯丁一行,倾听了这位僧侣的请求,并折服于他的雄辩之才,同其子民一道皈依了基督教。因此,英格兰人的祖先是在肯特王国的都城坎特伯雷(Canterbury)首次被称为基督徒的,从那天起,该市成为英格兰的宗教中心,而且作为基督教最著名的教堂之一的所在地,声名远扬。

肯特的国王和人民皈依基督教不久,诺森布里亚王国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当基督的使者向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德温(Edwin)提出皈依基督教的请求时,他召集智者开会商讨,并抛出问题:他们自己的古老信仰是否应该更新。这时,一位年长的顾问在大会上起立发言:“国王啊,人的一生就如一只被风暴驱赶的小鸟,逃离黑暗飞入住户敞开之门,门内篝火正盛,得以享受片刻的温暖与光明,旋即再次飞入寒冷与黑暗之中。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无人能知。人生亦是如此。灵魂在其温暖的肉体内只停留片刻,然后很快离去,但对人生的苦乐却也未置一词。如果这些陌生人能解开这一谜团,那就让我们由衷地欢迎他们,并倾听他们带来的音讯吧。”(15)他的话极好地诠释了盎格鲁-撒克逊(16)精神的严肃与认真。

在特使的宣教与智者的深思熟虑之后,该国国王和人民放弃了对沃登(Woden)与托尔(Thor)(17)的崇拜,于公元627年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30.凯尔特教会

在诺森布里亚王国,新信仰的光明前景很快便蒙上了阴影。埃德温国王在同默西亚异教国王的战斗中败下阵来,其王国又重回异教。但是,基督很快战胜了沃登,但这一次不是罗马传教士而是凯尔特传教士的功劳。

这里讲一下凯尔特教会。基督教在被撒克逊人慢慢赶到西边去的罗马凯尔特人那里仍占有一席之地。当时,英格兰正处于被从凯尔特勇士的手中夺走的特殊时期,凯尔特传教士却正在对爱尔兰进行精神征服。与侵略者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一个名叫巴特利西乌斯(Patricius)的热情主教,早年曾被囚禁于爱尔兰,凭借自己的热情漂洋过海,作为基督教的传教士到爱尔兰岛传播教义,后来他以爱尔兰的守护神圣帕特里克(SaintPatrick)为人所熟知。由于他的辛苦努力,到大约5世纪末他去世之时,岛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了基督教徒。

没有任何种族接受过如此热情的福音(Gospel)。爱尔兰教会派出忠诚的传教士到皮克特(Pictish)高地、德意志森林、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Apennines)的荒野。“有一段时间,世界历史的进程似乎要改变了;似乎被罗马人和日耳曼人所征服的古老的凯尔特人反过来对征服者进行了精神征服。似乎是凯尔特基督教,而不是拉丁基督教塑造了西部教会的命运。”(18)在凯尔特传教士建造的修道院(19)中,有一所由爱尔兰修道士圣科伦巴(SaintColumba)于公元563年在皮克特海岸不远处的爱奥那岛(Iona)上修建的最为著名。爱奥那岛成为基督教知识与传教热情的著名中心,在将近两个世纪里,一直发散着光芒,穿透着周遭异教的黑暗,因而,它被称为“圣人滋育地”(NurseryofSaints)和“西部神谕所”(OracleoftheWest)也就非常恰当了。

爱奥那岛上的古迹

31.凯尔特人的诺森布里亚传教之行(635)传教士们带着重新征服诺森布里亚的使命从修道院出发,此次传道受当时流亡于爱奥那岛并在修道院寻求庇护的奥斯瓦尔德国王(KingOswald)的邀请。

国王给了这些修道士诺森布里亚海岸的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岛上修道院的位置,在那里,北海的风浪会时刻提醒他们大西洋海岸那个被风暴侵袭的小岛。被奥斯瓦尔德的热情所感染,修道士们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诺森布里亚很快就迎来了凯尔特教会的圣餐。

32.罗马教会与凯尔特教会分庭抗礼从奥古斯丁登陆不列颠海岸、召集威尔士牧师宣布罗马教会教规的那一刻起,罗马教会和凯尔特教会之间的猜忌便与日俱增,后来逐渐升级成为激烈的对抗与冲突。罗马教会同凯尔特教会之间的关系断绝得太久,致使他们在某些典礼和仪式上都出现了不同,如过复活节的时间和削发的形式。(20)33.惠特比宗教会议(664)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威(Oswy)认为“因为他们都期望同一个天国,所以他们不应该在神圣的宗教仪式上有所不同”。为了解决这一纷争,他召集双方代表在著名的惠特比修道院(MonasteryofWhitby)开会。

双方的贤能之士在国王面前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到底该在哪一天庆祝复活节。辩论热烈,言辞激烈。最后,罗马代表团团长威尔弗里德(Wilfrid)恰好引用耶稣对彼得说的话:“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国王问凯尔特的传教士,这话是否真的是耶稣对门徒讲的,他们表示认可,于是奥斯威说:“他是看门人,……我凡事都要遵守他的旨意,免得我到了天国的门口,却无人来开门。”(21)精明的奥斯威决定将不列颠群岛献给罗马管辖,因为不仅英格兰很快倒向了罗马,而且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教堂与修道院也都适时遵照了罗马的准则和传统。“在主的帮助下”,虔诚的拉丁编年史作家写道,“修道士们依教规庆祝复活节并以正确的方式削发。”

34.罗马的胜利为英格兰带来好运

对英格兰来说,这一争端如此解决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不列颠的皈依最重要的影响之一便是重建了因5世纪的灾难而断绝的与罗马文明之间的联系。正如格林讲到圣奥古斯丁使团时所言:“修道士们吟唱庄严的祷文行进,在某种意义上是听到阿拉里克号角而撤退的罗马军团的回归……实际上,奥古斯丁的登陆恢复了被亨吉斯特登陆所毁掉的统一,新的英格兰被老的国家联合体所接纳。在征服者的刀剑面前逃走的文明、艺术、文学随着基督教的信仰而归来。”

如果是凯尔特一方而不是罗马一方在惠特比取得胜利,那现有的一切优势将不复存在。英格兰将被从欧洲大陆孤立出来,而且也不会作为衰亡帝国的遗产共有继承人享受其留给欧洲人民的美好生活。

罗马一方获胜的第二个价值就是通过宗教统一促进英格兰的政治统一。凯尔特教会与罗马教会形成鲜明对比,在国家的重组方面彻底无能为力,因它无法在几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打民族感情牌。另一方面,罗马教会通过行使中央权力、全国主教会议和一般立法,克服不同王国之间的孤立,并极力帮助他们团结一致,构建共同政治生活的框架。

35.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异教和基督教文学在文学方面,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开始,有两首著名的诗歌,很好地诠释了英格兰祖先的宗教变迁。其一便是《贝奥武夫》(Beowulf),成诗之时英格兰的祖先仍是异教徒,甚至可能还未离开欧洲大陆;另一首诗叫《诗释圣经》(ParaphraseoftheScriptures),是在皈依基督教后不久写成。

《贝奥武夫》是一部史诗,讲述了一位名叫贝奥武夫的斯堪的纳维亚英雄的英勇事迹。当时丹麦出现了一个叫作格伦德尔(Grendel)专吃熟睡之人的北方独眼巨人(Cyclops),赫罗斯加国王(KingHrothgar)及其子民深受其害,贝奥武夫将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诗歌充满异教的本能,忠实地反映了它所诞生时代的艰辛与荒蛮。每一节都展现出对野蛮恐怖与残酷屠戮的蛮爱。诗中写道:那怪物并无耐心,说时迟,那时快,

早已抓起一位沉睡中的战士,

迫不及待,一把撕开

放进血盆大口,将骨锁咬得粉碎,狼吞虎咽,血流如注,刹那间整具尸首已入腹中,

连手带足!

在它吃另一名战士之前,贝奥武夫靠近了怪物。

国王的宫殿震动了,

好一场恐怖的“蜜酒”应酬!

全体城堡主人,丹麦勇士,都战栗了。

大厅在呻吟,守卫在咆哮。

奇迹:这一席酒宴

居然容得下这两位力士,华丽的建筑居然站住了没有崩塌!(22)这是吟游诗人在歌颂萨克森祖先(23)在大宴会厅里开怀畅饮的场景。显然他们是蛮族,粗野凶悍,但精神真诚而勇敢。

与异教徒的英雄史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诗释圣经》,为奥古斯丁英格兰传教之行的首个文学成果。该诗成诗于7世纪的某个时间,表明了祖先作为基督教的皈依者学习并试图欣赏希伯来人的伟大文学作品。根据传说,一位名叫凯德蒙(Caedmon)的盎格鲁修道士,被神奇地赋予了歌唱的天赋,能够富有魔力地欢快歌唱,比如神创造天地、人类的创造和堕落等所有《圣经》故事,在其族内无人能及。

《诗释圣经》令人想起了1000年后弥尔顿所著的《失乐园》(Milton’sParadiseLost),二者在处理这一崇高主题时遵循了同一规则,因此,凯德蒙有时也被称为“撒克逊时期的弥尔顿”。他的诗歌以写本相传,5个世纪以来被英格兰各阶层人士阅读,并被赋予了与《圣经》同等尊贵的地位。因此,这位修道士诗人为基督教在英格兰人祖先的进步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尊者比德(24)所言:他的诗“唤醒了许多人轻视尘世,渴望天堂的意识”。

36.皈依对盎格鲁-撒克逊尚武精神的影响英格兰皈依基督教主要是修道士的努力,之后才引入了修道院模式。修道院和修女院开始大量兴建。特伦奇(Trench)断言:“30多个国王和王后选择退位到修道院静修度过余生。”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日耳曼部落像不列颠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那样,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武力,转而接受基督教,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武力的运用不再受人待见,甚至完全被忽略。

战争年代,一国的独立与生命都取决于它的武力,尚武精神的衰落使得英格兰在未来几个世纪里遭受苦难。丹麦人(或称北欧人)在8、9世纪时带给不列颠的灾难(详见第八章),以及北方民族新鲜血液的注入,最终导致其早期民族活力和尚武精神的复苏。

37.德意志的皈依

德意志诸部落的皈依要归功于凯尔特、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克的传教士们,以及查理大帝的武力。德意志的伟大传教士是萨克森人温弗里德(Winfrid),以圣波尼法爵(SaintBoniface)为人们所知,生于约公元688年。在紧张而忙碌的漫长岁月里,他建立学校和修道院,成立教会进行布道与洗礼,最后于公元753年殉道。正如米尔曼所言,萨克森人对英格兰的侵略回流到了欧洲大陆。

圣波尼法爵在德意志森林布道的热情、决心和特点可以从一件小事中见其一斑。当他发现他的追随者们仍不死心于旧有的迷信时,便决心证明他们所信神灵的无力,于是他砍伐了一棵园林中象征雷神(Thunderer)的珍贵大橡树。当地人屏住呼吸看着他对自己神的挑衅,期待着这位鲁莽之士被天庭的闪电一击毙命,但最后当树“扑通”一声倒地时,砍树的人却未受到半点伤害,从此,异教徒们便认可了基督教上帝的优越性。圣波尼法爵用这棵圣树建造了一座大教堂,从那以后,皈依便迅速展开。

萨克森人是未受圣波尼法爵布道影响的重要日耳曼部落之一,显然,该部落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前去征服英格兰。这些凶猛顽固的异教徒最终因查理大帝的重重一击而进入基督教堂(详见第97条)。

德意志部落的皈依使得西欧日耳曼人免受其野蛮同胞的屠戮,并在中欧建立起了强大的屏障,抵御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极大地威胁着德意志东部边境的图兰异教和伊斯兰教的前进浪潮。

38.罗斯的皈依(988)

罗斯人(Russia)(25)的克洛维是弗拉基米尔大公(VladimirtheGreat,卒于1015年),北欧留里克王朝(Rurik)的后裔(详见第111条)。据记载,这位统治者主动投入到基督教的怀抱。他想信奉几种宗教中的一种,便派出使节分别对伊斯兰教、犹太教、罗马基督教和希腊基督教的优点进行考察。使节们报告,他们青睐于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因为圣索菲亚大教堂里超凡脱俗的壮丽仪式,令他们印象异常深刻。

于是弗拉基米尔便将当时人们所信奉的主神的大木神像抛入第聂伯河(Dnieper),自己则与臣民一起受洗为基督教徒。弗拉基米尔的这一行动标志着罗斯基督教化正式开始。

斯拉夫部落信奉君士坦丁堡的宗教而不是罗马的宗教,这对罗斯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阻挡了罗马基督教文明对罗斯的影响,因而使其整体文化远远落后于中世纪时期在罗马教廷(详见第34条)指导下的西欧国家。

其次,罗斯的这一选择使其不再受到西部天主教的支持,因而当其在12世纪遭受蛮族入侵之时并未获得盟友的支持,使国家发展滞后了几代人(详见第373条)。

39.基督教在北方的发展

基督教在北方发展缓慢,但经过9、10和11世纪,教会的传教士们渐渐地说服了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

冰岛(Iceland)引入新宗教的情况比较特殊。公元1000年,一些来自挪威的传教士来到冰岛帮助一个软弱的基督教组织在该地建立基督教。就在此时,岛上的一座火山喷发了;强烈反对新宗教的旧宗教信仰者声称火山喷发表明他们所信之神对试图革新宗教的愤怒。但是这一论点受到了一位老首领的质问:“当我们自己踩到的这些岩浆本身就是炽热的急流之时,又是什么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呢?”

奥丁神的信徒们无言以对。国民大会批准了一项法令,要求所有居民接受洗礼,进而异教徒的神像和庙宇都被捣毁,任何公开崇拜古代神祇的人都受到惩罚。

在几个世纪的异教历史上,斯堪的纳维亚民族对从北部半岛峡湾到南部各个海岸的袭扰从未间断,而皈依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抑制了他们的这种海盗冒险。

到公元1000年,除了西北部波罗的海(Baltic)地区——那里的芬兰人(Finns)和拉普人(Lapps)信奉异教,现今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那里的摩尔人信奉伊斯兰教以外,整个欧洲都皈依了基督教。

40.异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

因此,帝国的征服者在接触基督教后反被征服。但必须承认,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名义上的胜利,而不是实际上的胜利。教会不可能一下子影响这么多突然出现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异教徒。被称为基督徒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蛮族一如从前的粗俗、残忍、顽固、迷信,不大懂得教义,很少表现出他们所信宗教的真正精神。正如教会所言:“此种蛮族皈依的直接影响就是矮化并伤害了基督教;基督教抚育了他们,但却在抚育的过程中受苦受难。”

这种日耳曼蛮族对教会的消极反应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世纪大部分时期里欧洲可悲的道德状况。

41.结语

就日耳曼部落皈依基督教的总体影响而言,有以下几点:首先,罗马的征服者及时皈依基督教(详见第25条),使得古老帝国的文明免于在其手里毁于一旦。按照他们的习俗,蛮族可能会洗劫城池、屠戮百姓,但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基督徒,因此在大教堂或修道院的门口他们会放下屠刀。

其次,蛮族皈依基督教对火热好战的欧洲民族产生了影响,培养出了他们更温和的美德,而且在社会秩序与个人纪律方面建立了权威。

再次,蛮族皈依基督教使其对罗马艺术和文化做好了接受的准备,并且有力地加速了拉丁人和日耳曼人融合为一个民族的进程(详见第四章)。

此外,在四海之内皆兄弟、每个人的心灵都价值无限、上帝眼里人人平等的教义引领下,基督教为新形成的种族建立了新的社会道德,成为奴隶和农奴解放中最强大的潜在力量之一。

最后,所有欧洲民族同信一个宗教把他们团结到一起形成了某种宗教兄弟情谊,尽管在信条和仪式方面有着细微差异,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协同努力,有效抵御了东部庞大伊斯兰势力的西进威胁。中世纪时期,欧洲尤其是西欧人民如果没有被一个共同的信条团结在一起,亚洲的穆斯林很有可能会蔓延到欧洲大陆并使其成为亚洲的延伸。

第三章

隐修制度

42.隐修制度的定义及不同宗教中的禁欲理念在3到6世纪之间,教会逐渐形成了一种隐修制度(Monasticism)(26)。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制度,对中世纪及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因而应该熟悉其精神和宗旨。

“隐修制度”这一术语在广义上,指的是一种以达到提升灵魂为目的的自我否定的苦修和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样的定义表明该制度包含两大类修道者:(1)独居修道士(Hermits/Anchorites)——与世隔绝,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独自生活的修道者;(2)住院修道士(Cenobites/Monks)——形成团体,过群体生活的修道者。

但东、西部之间的隐修制度有所不同。东部的修道者遁世主要是为了通过自我苦行、祈祷和冥想来达到自身的救赎;而西部的修道者虽然拥有同样的动机,但同时还考虑到他们所遁世界的需求,并且通过诸如祈祷、布道和传教等多种渠道,力图挽救他人和促进教会的整体利益。

禁欲的生活观念绝非基督教的独创。婆罗门教(Brahmanism)一直有苦行者和隐士;所有信仰佛教的地方(Buddhisticlands)也满是寺庙和僧侣;在基督时期,叙利亚(Syria)犹太人中的一部分宗教狂热分子艾赛尼派(Essenes)信徒,便过着孤独与清苦的生活。

43.造就基督教隐修制度的信条和环境隐修制度的萌芽由东部传入基督教,作为东部基督教教派的诺斯替(Gnostics)教徒宣扬二元论信条:物质世界是邪恶生物的创造与帝国,与精神世界相对立。这一学说认为拥有七情六欲的肉体是邪恶的,与内在的灵魂相对立,因此,精神必须征服并支配肉体。基督教禁欲主义制度便是由这些东部信条发展而来的。

许多因素导致了这种发展,尤其是标志着罗马帝国文明的社会与道德的堕落,或许古代社会的道德和精神生活从未有过如此低潮。教会也没能逃过道德危机,在某种可悲的程度上已经同世俗世界一样了。

这种情况导致了精神高尚之士的强烈抗议,并在心中渴望更高的理想和更艰苦的宗教生活。这样的人自然热情地接受禁欲生活,因其在各个方面都直接反对社会的主流观念与做法。面对肆无忌惮的放荡,修道士们强调禁欲生活的至高无上;面对贪得无厌,他们宣扬所有尘世的财产都一文不值,放弃这一切才是崇高的美德;相对于那些将身体泡入豪华的浴缸,喷上香水、涂上脂膏来护肤的人,他们不去顾及身体而去追求灵魂的圣洁;相对于富人的暴饮暴食,他们常食粗茶淡饭;相对于华服艳装,他们衣着简朴。禁欲主义理念与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背道而驰,这是反击否认灵魂高于肉体的正统性、玷污美好事物、损毁生命尊严的现行社会制度。

当希腊-罗马世界的道德和社会情况对修道制度有利的时候,一些基督教教义也引经据典助其发展。因此使徒圣保罗(ApostleSaintPaul)说:“没有娶妻子的人,挂念的是主的事;……但娶了妻子的人是为世上的事挂虑。”(27)基督自己也宣称:“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28)而且,他对有钱的年轻人说:“如果你想要完全,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29)这些文字同其他类似的一样,从字面上看,很大程度上认定了遁世、苦行和节欲的禁欲主义理念,认为这才是最完美的生活和最可靠的救赎方式。

44.东部基督教徒的禁欲生活

大约在3世纪初,东部基督教徒对禁欲生活热情高涨,令其广泛传播。德基乌斯迫害(DecianPersecution,249—251)(30)导致数以千计的人奔向沙漠便是出于这一原因。生于约251年的著名埃及禁欲主义者圣安东尼(SaintAntony)率先垂范,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这一不可思议的热情,被称为“隐修之父”(FatheroftheHermits)。著名的亚他那修记述了圣安东尼的传奇一生,他撼动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导致数千人效仿而逃往沙漠遁世。据估计,到4世纪结束前,埃及许多地区的沙漠人口相当于城市的人口。

所有的东部隐士中最著名的便是高柱修士圣西米恩(SaintSimeonStylites,卒于459年),他在一根直径只有三英尺的柱子上生活了36年,并逐渐把柱子的高度提高到50多英尺。他的苦行为自己赢得了“尘世的星辰和世界的奇迹”(theStaroftheEarthandtheWonderoftheWorld)的称号。(31)45.西部的隐修制度4世纪时,禁欲的隐修方式受到了拥有温和气候的东部,特别是埃及的青睐,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修道院模式;也就是说,某位著名隐士吸引了一批门徒,他们的简陋小屋构成了修道院的核心(laura)。

隐修制度在东部建立不久便传入了欧洲,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了所有基督教为主的西部国家。这里的主流生活与隐修模式格格不入,虽然有的欧洲教会也有几位著名隐士,但西部民族的风土人情及对活动的热爱不利于这种形式的迅速发展,可东、西部的修道院仍在不断兴建。选择遁世的人大多是因蛮族入侵带来的混乱与恐怖以及西部帝国的瓦解。这一运动不但影响了男性,而且还吸引了女性,因此拥有修道院类似教义的修女院也数量倍增。

46.圣本笃会规

为了为修道士的隐修与苦行引入某种规则,教规便被制定出来供其遵守。修道士的“三绝誓言”包括绝财(Poverty)、绝色(Chastity)、绝意(Obedience)。圣帕科米乌(SaintPachomius)是4世纪时埃及的苦行者,据称是首个为追随自己的修道士制定规则的人。

但最伟大的修道士教规制定者要属努西亚(Nursia)的圣本笃(SaintBenedict,480—543),著名的卡西诺山修道院(MonasteryofMonteCassino)的创始人,该修道院位于意大利的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其会规对于宗教世界来说就如同《查士丁尼民法大全》(详见第65条)对于欧洲的世俗社会一样举足轻重。会规中的很多规定都是最明智、最实际的,例如,一条将体力劳动作为神圣的义务,而另一条则要求修道士每天花一定的时间读圣贤经典。

接受圣本笃会规的修道士被称为本笃会修士(Benedictines)。这一会规变得极受欢迎,而且非常普遍,以至于据说查理大帝都不得不进行细致的调查,以确定是否有遵守其他会规的修道士。一度有约4万座修道院采用该会规。本笃会中出了24位教皇,主教和圣徒则不计其数。

47.修道制度改革;新修道会

隐修制度作为西方历史上一种积极强大的力量而存在,有着超过1000年的精彩历史。该历史体现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从未停止的修道院改革运动。几乎每一个修道院或修道会都建立在获得财富带来的游手好闲、自我放纵和纪律涣散之上。但在修道院中总有与此背道而驰的“余剩民”(SavingRemnant)(32),正是这些人负起了改革的精神重任,而也正是这些彪炳修道士史册的改革运动造就了众多中世纪时期精神高尚的崇高人物。没有任何其他人类理想比革新堕落的修道会更需要能力、热情和英勇献身精神的了。

在这些最早、最值得注意的改革运动中的一次运动导致了公元910年在勃艮第建立了著名的克吕尼隐修院(MonasteryofCluny),其深远影响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详见第175和183条)。

到了11世纪末,建立了卡尔特会修道院和西多会修道院(CarthusianandCistercianOrders);在13世纪,建立了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FranciscansandDominicans,详见第229条)。

48.修道士为文明作出的贡献

教会中这一早期修道制度的建立,给正在从旧世界的废墟中重塑自我的新世界带来了巨大利益。修道士,特别是本笃会修士,成了农耕者,将国王和他人赠予的荒野沼泽通过悉心开垦转变成丰饶良田,从而挽救了欧洲一些最荒芜地区的不毛之地。一句话,修道士组成了将文明播向荒野的先锋队。普雷沃-帕拉多尔(Prévost-Paradol)说:“一如既往,罗马殖民者离开首都为了使被征服者臣服,传播伟大共和国的礼与法,因此在这次欧洲的新征服中,修道院组建了有着整齐步伐的基督教军队,或教会传教士,通过清除森林、宣讲福音及文明世界的物质与道德界限,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推进。”(33)修道士也成了传教士,教会对蛮族取得的迅速而显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热情与奉献。诸如圣科伦巴、圣克劳斯(SaintCallus)、圣波尼法爵这样有献身精神的使徒身上承担了许多中世纪时期教会的传奇使命。

修道士也成了教授者,修道院里宁静的空气既培养了虔诚也滋养了学识。在修道士的庇护下建立了学校,这些学校是中世纪早期学习的场所,也是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最佳知识生活的中心。这些修道院学校在社会中占有的地位后来被大学所填补。

修道士也成了抄写员,用极大的艰辛和勤勉收集、誊写古代写本,从而令古典学术与文学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几乎所有现有的希腊和拉丁经典都是通过修道士之手传下来的。

修道士也成了记录者,他们将自己时代的事件写成编年史,能学到中世纪早期的知识均得益于此。(34)因而,修道院中的缮写室或写字间在中世纪社会中的地位相当于近代的大印刷厂。

修道士抄写员

修道士还成为了赈济者,帮助虔诚和富裕之人向贫穷与需助之人分发其捐赠的物品,各处的修道院都向疲惫、虚弱和沮丧之人敞开了他们的好客之门。总之,这些隐居处在中世纪时期成了旅馆、收容所和医院。成为修女的女性身上体现出了助人与慈善的精神,而第一所基督教医院的建立就应归功于“一位名叫法比奥拉(Fabiola)的罗马女士,她于4世纪时为了忏悔而在罗马建立了第一个公立医院,她手里播撒下慈善的种子传遍了整个世界,并将缓解人类最黑暗的痛苦,直到生命的尽头”。(35)而且,秉承禁欲主义的修道士们对纠正那些伤了希腊和罗马民族元气的社会恶习起到了极大作用,并为充满年轻活力的北方民族继承古代遗产保驾护航。无疑是这种对希腊-罗马世界中腐朽社会道德的激烈反抗使得修道院教会为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49.隐修制度的邪恶副产

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不会产生弊端,但必须与其为人类带来的益处分开来看。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要么是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要么是忽视了其原本的精神,要么是歪曲了其固有的原则。

对于隐修制度中几条根本原则和要求所产生的影响与倾向存在广泛分歧,例如有关独身、绝财以及遁世。但这种观点分歧并没有影响到中世纪社会,而曲解修道理念,或者忽略修道士层面的三绝誓言,漠视隐修会规才是真正的诱因。

修道士的绝财誓言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影响他们作为团体或担任圣职而接受社会财富,可随财富而来的通常便是罪恶,包括懒惰,在住所和生活上的奢侈,以及对严厉会规的逃避。

一个更为邪恶的根源便是许多修道士对绝色誓言的公然无视。在某些时候,某些修道院里的状况猥琐龌龊,以至于本应是美好和健康的源泉,却成了堕落与肮脏的溪流。

尽管修道士队伍内部不断地努力改革,但几个世纪后,这些弊端却变本加厉、明目张胆,似乎无可救药,最终,加之一些其他原因,使得许多欧洲国家的修道院体制臭名远扬。反对者们很可能会将修道士从修道院中赶出来,将他们在几个世纪的虔诚、品德和社会秩序的慈善中聚敛的巨额财富还给世俗。

第四章

拉丁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融合

50.导言

了解了希伯来元素,即基督教的思想、信仰和观点如何成为拉丁人和日耳曼人的共同财产之后,还要注意到这两个民族在旧帝国的土地上交融着他们的血液、语言、法令、风俗和习惯,进而形成新的民族、新的语言以及新的制度。

新社会产生于帝国里拉丁化的居民与其蛮族征服者的民族融合,而衍生出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展现着两种元素极为不同的配比,有时是拉丁元素占了上风,而有时是日耳曼元素占了主导。实际上,就像在封建制度(详见第139条)中的情况一样,往往很难判定到底是哪一个促成了另外一个。在许多制度中,人们会发现其成长精神来自古典文化,而其形式则来自蛮族的行为准则和习俗;而在其他的制度中,又能发现其精神来源于日耳曼而形式却是罗马的。

本章只讨论关于民族融合的几件事情、新罗曼诸语的形成以及蛮族法典同罗马法之间的关系,这样就足以展示古老帝国土地上、罗马崩溃的文明废墟里以及北方民族的新贡献中所孕育的结构特征的融合。

51.蛮族与罗马国土

日耳曼人在不同的定居地对待被征服的帝国居民的残酷程度也有所不同,具体情况取决于入侵的部落特征以及入侵环境。通常情况下,家畜、家具、钱财、教堂的珍宝等所有动产会立即成为蛮族的合法战利品,但他们也不会限制被征服地居民的自由,却要求献出原有的部分或全部奴隶作为他们的仆人。然而,如遇消极抵抗或顽强反抗,则整个城市或行省的人有时都会沦为奴隶或被灭口作为惩罚。

如果入侵者计划永久居留的话,他们就按照自己的人口要求占有部分土地。在恺撒大帝时期,日耳曼部落入侵高卢后便要求被征服的凯尔特人献给他们一半的土地;奥多亚塞要求获得意大利1/3的土地(36);东哥特人是要求获得全国2/3的土地;西哥特人则把他们占领的土地全部据为己有;汪达尔人侵吞了北非最多、最好的土地;而撒克逊人剥夺了被征服的不列颠人的一切,事实上迫使他们成为农奴,或把他们完全赶出自己的土地。蛮族留给被征服者部分原有财产,通常是耕地,而他们原本是猎人或牧人,因此会将森林和牧场据为己有。然而,勃艮第人却占据了移居地2/3的耕地,森林和牧场则由其与当地居民共同使用。

52.罗曼民族

在一些地区,因为民族间的激烈对抗,一方被占的受伤感和另一方傲慢的优越感,导致蛮族入侵者和罗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融合。但在大部分地区,蛮族入侵者同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兰西的拉丁语居民很快经由通婚开始了自由的民族融合。

很难统计日耳曼人跟罗马人通婚的比例,当然,不同国家的比例也有所不同。然而,上述国家没有大到足以吸收拉丁化的蛮族人,相反,是蛮族人自己通过改变自身以适应新的环境,从而达到自我融合。因此,约4世纪末,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兰西的一切,包括住宅、城市、服饰、习俗、语言、法律、士兵等,都有罗马帝国的影子。不久,蛮族入侵,巨变发生。有一段时间里举目所及,人们在街道和市场上互相推搡;在剧院和法院互相拥挤;在教堂,帝国的罗马居民和粗鲁的日耳曼征服者接踵而跪。但到9世纪时,这两种元素变得相当融合,又过了一两个世纪,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都消失了,出现的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法兰西人,这些民族被称为罗曼民族(RomanceNations),因为他们本质上是罗马人(Roman)。(37)53.罗曼语族的形成在被罗马征服的5个世纪里,西班牙和高卢的居民忘掉了自己芜杂的方言,开始说蹩脚的拉丁语;当然,这种语言的变化过程极为缓慢。在这个时期的中间,也就是约公元3世纪,对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来说,熟悉拉丁和凯尔特两种语言几乎是必备技能;但到了5世纪,几乎所有人的语言都被拉丁语取代了。

历史又在重演,当年高卢的凯尔特部落和西班牙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粗言土语给罗马人的雅致语言让位,此时日耳曼人的粗蛮语言也让步于罗马人的文雅语言。在进入帝国之后的两三个世纪里,哥特人、伦巴第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使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征服者转而又成为了被征服者。“罗马拉丁化了被她征服的省份,最终又拉丁化了征服她的日耳曼征服者”。

但值得注意的是,罗马的外乡人使用的拉丁语并非首都使用的古典语言。在被粗鲁无知的民族接受之后,拉丁语必然遭受改变和贬抑。正是这种通俗拉丁语,在罗马和日耳曼的混血后代嘴里继续讹传。这些半蛮族在孩童时期和现今的学生一样,都不喜欢拉丁语的词形与词尾变化,因此,冗长烦琐的名词和动词词尾便被虚词和助动词所取代,而为了便于发音,长单词的音节则被砍掉变短。

由于文学和学术的衰落,导致这些变化比以往更快也更为严重;因为没有任何方式比将语言置于文学之中更能令其不朽的了。这可以使经历过如山洪磨圆鹅卵石一样的讹化语言在湍流冲刷之后,依旧岿然不动地保持着文字的原貌。

此外,由于缺乏共同的通俗文学,一个国家发生的变化与另一个国家的变化并不完全一致,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同的方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9世纪左右,拉丁语实际上已经在口头上消失了,而其地位被与古拉丁语或多或少相似的诸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兰西语和普罗旺斯语所取代,因为都是罗马语的衍生,所以统称为罗曼语族(RomanceLanguages)。

54.语言杂乱的影响

此时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西欧从5世纪开始一直到11世纪为何难以拨开黑暗的阴霾。

随着当地居民使用的拉丁语开始变化,书面用语和口头用语出现分化。因此,除了学者之外,没人再能读懂书稿中蕴含的希腊人与罗马人的智慧。这样一来,语言的杂乱助长了时代的混乱与无序,灭掉了最后一束科学与哲理之光,让曾经一度被古典知识文化照亮的黑夜再次陷入了一片苍茫。待到新的语言形成并能够写出自己的文学作品(详见第277条)时,几个世纪已经悄然而去;与此同时,所有的学术也都束于修道院的高阁之上了。

55.蛮族与罗马的学识

蛮族的观念也随着日常用语和书面用语的分开而分开。他们目不识丁却引以为傲,认为识字会损伤大脑的原有活力,使人变得软弱可欺难以成为骁勇的战士。不幸的是,罗马原住民也认同这一观点。治学之人没有回报,成功的学识教授者不再得到社会的赞誉,二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轻蔑与忽视。“几个世纪以来”,哈勒姆(Hallam)说,“用一句话来总结愚昧的程度,无论是什么级别的教友几乎都不知道如何签自己的名字”。罗马帝国灭亡之后500年里最著名的人物,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竟然不会写字(详见第99条)。

56.蛮族法典

在进入罗马帝国之前,日耳曼部落并没有成文法。然而,当他们定居到各个行省之后,便开始效仿罗马人把自己的规章和习俗成文,因此便有了萨利克法典、里普利安法典、勃艮第法典、伦巴第法典及西哥特法典(theSalian,theRipuarian,theBurgundian,theLombard,andtheVisigothiccode)。

在一些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和意大利,这项工作是在神职人员的监督下进行的,因此,在这些国家的日尔曼人法典是罗马法规同蛮族惯例的融合。但总的来说,这些大部分制定于6至9世纪之间的早期编纂法律,并没有因拉丁的影响而进行本质上的修改,但却是当时日耳曼民族的风俗、观念与社交活动的有价值、有意义的记录。

57.蛮族法典的属人特征

其实,蛮族法典在拉丁人和日耳曼人融合为一个民族之前,都一直是属人法而不是属地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居民不受同一法律的制约,而是不同的社会阶层适用不同的法律。例如,拉丁人适用罗马法典中的私人法(38),而日耳曼人适用他们从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直伴随的部落规则和条例。所谓法律的属人性导致了许多奇怪的状况,一位编年史家对此有着生动的描绘:“那五个人会一起坐或一起走,但没有一个人和其他人适用同样的法律,这是很常见的。”

甚至连日耳曼人自己也不知道近代的法律准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作恶者的刑罚不是取决于他的犯罪性质,而是取决于他的或是受害者的阶层。因此,奴隶和农奴会因轻微犯罪而被殴打并处死,而自由民即便犯了谋杀罪也可以通过支付罚金来弥补罪行,罚金的数额则由受害者的阶层决定。在法兰克人中,抚恤金,或在谋杀的赔偿中被称为“买命钱”(Man-money)也因地位而异。如果是国王的封臣,“损害赔偿金”被定为600苏勒德斯(solidus)(39);但如果是普通法兰克人,则只能获赔此额度的1/3。在撒克逊人中,国王大乡绅的一条命值1200先令,而乡下人却只值200先令。(40)低贱阶层的人们在被攻击或被侮辱后的赔偿有时非常的滑稽可笑。因此,你可以看到江湖艺人和玩杂耍的人被侵害后,以攻击他们加害者的影子作为赔偿;受伤的人会雇佣一位保护者——一个估价特别低的人(详见第58条),当侵犯者从擦亮的盾牌上反射出一缕阳光照到他时,即被认定为给予了足够的赔偿。(41)58.神裁法在公共权力足够强大来承担惩治犯罪之前,原始民族中的每个人都是自身遭受不公后的复仇者。然而,这一切逐渐改变,社会承担起了惩恶扬善的责任。此时的日耳曼部落带来了这种转变,这不仅由上述的定罪定罚而证明,而且还有媒介来确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但是,这些机构也暴露出了他们的司法管理是多么原始。最常见的方法被称为神裁法(Ordeals),即问题被提交给神来审判,其中最主要的是火裁法(OrdealbyFire)、水裁法(OrdealbyWater)和决斗断讼法(WagerofBattle)(42)。

火裁法是在手里拿着一块烧红的铁,或蒙眼光脚走过一排不规则摆放的热犁头,如果此人安然无恙,则被无罪释放。另一种火裁法是穿过两个紧挨着的火堆,或者走过正在燃烧的木头;因此,有了“tohauloverthecoals”(申诉)这个短语。11世纪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士就用这个方法审判了一名被指控欺诈的神职人员(详见第195条);而且15世纪末意大利著名的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也同意让一位教友走过火焰以解决与改革者之间的争端,正当火裁准备实施的时候,不巧遇到了一场大雨,火被淋灭了,无法进行裁决。

水裁法有两种:热水裁和冷水裁。热水裁中,被告人将其手臂伸入开水中,如果三天后胳膊上无伤,则被认定无罪。说某人“inhotwater”(惹上麻烦),即源于此。冷水裁中,嫌疑犯被扔进小溪或池塘:如果他浮起来,表明有罪;如果他沉下去,表明无罪。当时的人相信,水会拒绝有罪的人,却把无辜的人拥入怀中。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欧洲还有一种惯例,如果怀疑某人是女巫,便会把她扔到池塘里,看她们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便是起源于此。(43)决斗裁,或者决斗断讼法,只是一场司法决斗。这种形式的审判似乎是将私人决斗的权利引入到法理学中形成规则,或者通过法规对野蛮的为己复仇的原始权利进行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帝会进行干预以维护正义的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因而,诉诸天国的判决原则上成了神裁法。

造成这一形式常被启用的原因是一种叫作宣誓免责,或称宣誓断讼法(44)(WagerofLaw)的滥用。就是允许一名被指控有罪的人通过发誓他是无辜的来表明自己无罪,只要他能得到足够数量的亲戚或邻居发誓保证他说的是真话,便可无罪。(45)同意证人人数取决于诉讼的严重程度或宣誓人的阶层。当时这一特权很容易被滥用,而留给受害人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与作伪证者进行神圣的司法决斗来挑战神的裁决。

决斗断讼

这种形式的审判备受青睐,就连法官在某些情况下也诉诸此来维护法院的权威和尊严。对无视传唤的人,法官将以此种形式提出反对:“我派人请你,你却不来;因为你蔑视法律,我只好以决斗解决这个问题。”宗教纠纷有时也会通过这种“好战原则”的方式解决。在11世纪,西班牙的两位骑士因谁的礼拜仪式应被采用而发生争端,结果还是通过决斗的方式确定。

神裁法经常由代理人来做,也就是说,一个人受雇佣或为了友谊而为另一个人而战;因此,有了“togothroughfireandwatertoserveone”(赴汤蹈火)这一表达方式。尤其是在司法决斗中,替代的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因为女性和神职人员一般都禁止出现在竞技场。然而,也有一些情况即使是女性也采用决斗断讼法,在这种情况下,公平起见,男人会被置于一个齐腰深的坑里,左手绑在背后。

这些代理人被称为斗士(champion),像古罗马的角斗士一样,最后成为社会中的一个固定阶层。修道院和特许城镇/自治城镇以固定工资雇佣斗士来为自己可能遭遇的案件辩护。为了使斗士为其所代表的一方尽自己最大努力,规定斗士如果在决斗中败北,就会被绞死或砍去一只手或脚。(46)在神裁法的实施过程中,经常发生欺诈和串谋;对于实施的人来说,想要不伤害那些确定无罪之人并不很难。毫无疑问,他们有时会采用如今骗子或者变戏法的手段或技巧,使自己在火裁法中不受伤,或者在其他神裁法中做一些在无知的人眼中同样神奇的事情。

59.罗马法典的复兴

起初,蛮族法典同罗马法典在这些国家并存,后来罗马法典逐渐被取代,只有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因拉丁人口众多,加之其他原因,蛮族法典逐渐给罗马法典让路。但是不久之后,一层更深的黑暗笼罩了欧洲,蛮族的这些成文法也被废弃。然而,这些早期的精神和法则激发并塑造了新的风俗和惯例,以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也就是说,在中世纪时期的几百年里,日耳曼人的风俗习惯总体上比罗马人的法典更有影响力。

但蛮族准则与习俗较之罗马法系的优越地位注定不会长久,出色的罗马法系注定会显示出其优越性。因此,大约在11世纪末,罗马法典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复兴,又过了一两个世纪,罗马法典几乎成为欧洲所有民族法律体系的基础或强大的修正因素。

所发生的事情可以参考日耳曼语在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命运便可明了。蛮族语言在这些国家维持了两到三个世纪之后,还是为更优秀的拉丁语让路,使其成为了新的罗曼语的基础。所以在法律领域,此时蛮族的准则和习俗尽管仍旧占有一席之地,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无处不在,但最终也同样会让位于更优秀的罗马帝国法律体系。罗马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把法律留给各国。

帝国的法律原理与准则拖延了很长时间才被采纳,但最终却比拉丁语传播得更广、影响更大,从未放弃日耳曼语的德意志,最终也采用了罗马法系,将其作为自己法律体系的法理基础。甚至英格兰,虽然坚持自己的日耳曼习俗和准则,正如其沿用日耳曼语一样,也无法逃脱罗马法律体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教会法院在一定程度上渗透、修订英格兰法律,就像拉丁语通过间接方式,最终修正和丰富了英语语言一样,赋予了它同样的基础和结构。“我们的法律”,培根爵士(LordBacon)说,“就如我们的语言一样,都是混血;语言越丰富,法律就越完善。”

在古典主义复兴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走出蒙昧,加之教皇的坚持反对,各种神裁法都消失了,迅速被更符合推理和民法精神的审判模式所取代。

第五章

东罗马帝国

60.查士丁尼时代(527—565)

罗马帝国灭亡后的50年里,东罗马皇帝拼命地、却时有疑惑地抵御蛮族的洪流,忧惧于降临在西部帝国都城之上的可怕灾难同样会摧毁君士坦丁堡。如果蕴藏着千年希腊-罗马知识与文化的新罗马也会被风暴摧毁,那对文明事业造成的损失将不可估量。

幸运的是,在公元527年,东罗马帝国一位能力非凡的君主即位,而命运赋予他一位具有罕见天才的大将——他注定要跻身于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伟大统帅之列。这位君主的名字叫查士丁尼(Justinian),大将的名字叫贝利萨留(Belisarius)。这个时期便用该君主的名字命名为“查士丁尼时代”。

首先简述一下查士丁尼战争——这场战争中的大部分指挥权都交给了他的著名将军贝利萨留;而其和平之举,要远比他的军队征战更值得赞美和钦佩。

查士丁尼

61.收复非洲(533)

个人抱负与宗教动机共同促使查士丁尼尽力从蛮族手中夺回已被他们占领的西部帝国各行省。如若不能守卫英勇的执政官和历代罗马皇帝所创下的疆土,他觉得毫无颜面、羞愧难当。他渴望恢复古代帝国的荣誉并最大限度地开疆拓土。

除了自负和野心的自然驱使外,还有宗教信仰。占领西部各行省的蛮族大多数是阿里乌斯派信徒(详见第26条),而其教义被正统天主教认定为异教。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些半基督徒皈依的热忱,并对本教派的不足进行积极的改革,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汪达尔人,成为对亚他那修教派(AthanasianCreed)信徒狂暴的迫害者。因而,正统派信徒强烈呼吁虔诚的皇帝将真正的西部天主教会从蛮族异教徒手中拯救出来。

非洲的局势急需查士丁尼介入。当时,一位狂热、偏执的阿里乌斯派信徒盖利默(Gelimer)刚刚篡夺了汪达尔王国的王位,于是查士丁尼派出一位特使规劝篡位者,要求其把王位还给合法的国王。盖利默用该民族特有的傲慢无礼回复皇帝的使者:“盖利默国王希望指出,查士丁尼国王作为一位统治者,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收到这样的回复,查士丁尼决定开战。但对汪达尔人名声的畏惧,导致皇帝的臣民们强烈反对这一长途奔袭的冒险之举。查士丁尼也一度动摇;但是,一位热忱的修道士宣称得到神示,这场战争是上帝的旨意,应该立即开战。这坚定了皇帝的决心。

这次远征交由色雷斯(Thracian)出生的将军指挥,此人正是贝利萨留。皇帝因其忠诚与才华认定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波斯边境上的四年(528—531)战事已经证明他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尽管他只是一位26岁的年轻人。

战事的大致过程已然了解(详见第19条),战后贝利萨留带着许多汪达尔俘虏和大量战利品回到君士坦丁堡,据说其中还有一部分圣物,包括提图斯(Titus)在韦帕芗(Vespasian)统治时期当权时从耶路撒冷神庙(TempleatJerusalem)带走,而后又在公元453年西部帝国瓦解之时被汪达尔首领盖塞里克(Geiseric)夺到迦太基去的七支烛台(Seven-branchedCandlestick)。查士丁尼皇帝唯恐留下这一圣物会给自己的都城带来如罗马和迦太基一样的厄运,于是将其送还耶路撒冷,存于圣墓堂(HolySepulcher)。

62.收复意大利(535—553)

汪达尔人在非洲的势力被摧毁,意大利东哥特王国(详见第16条)的瓦解也紧随其后。公元535年,贝利萨留率军在西西里岛的海岸登陆,许多士兵都是按照征服者的标准应招入伍的汪达尔人,一役便将该岛从哥特人手中攻下。翌年,他越过西西里海峡,开始征服意大利半岛。

接下来最为艰苦卓绝的斗争是贝利萨留率领帝国军队防守罗马。公元537年,少数罗马驻军在此被哥特国王维蒂吉斯(Witiges)指挥的10万蛮族军队包围。

围困持续了整整一年,在此期间,哥特人一次又一次地对城市发动进攻,但都未获成功。估计有5万蛮族士兵倒在了都城的高墙之下,被围困者的损失也不相上下。城中的大部分人口死于饥饿、疾病和各种战事,而城市本身也遭受了无法弥补的破坏。历任恺撒和执政官们所修建的11个水道被蛮族完全破坏——只有3个幸免于难,此后一直荒废。许多建筑遗迹被全部或部分拆毁,其材料用于加固防御工事。庄严的哈德良陵墓(MausoleumofHadrian)成了一座堡垒,众多用于装饰的希腊和罗马艺术杰作被用作投射物掷于敌人头上。(47)贝利萨留围困期间,贝利萨留焦急地屡次派人前往君士坦丁堡请求皇帝的紧急支援。最终,少量援军被派来解围。哥特人看到城池久攻不下,感到无望,匆忙拔寨北撤,贝利萨留紧追不舍,最后把他们困于拉韦纳城内。公元540年,维蒂吉斯被迫投降,被俘虏到君士坦丁堡。

此时,意大利几乎全部被征服,但可能是嫉妒心驱使,皇帝召回了贝利萨留。不久之后,哥特人在一位能力出众的新首领托提拉(Totila;或Baduila,巴杜伊拉)的带领下,于公元546年再次占领了罗马。他们先拆毁了城墙,再把所有人都逐出城外,然后弃城而去。一位编年史家写道:“在40天或更长的时间里,罗马如此荒凉,没有任何生灵,无论是人还是兽。”

贝利萨留再次被派回收复以如此愚蠢的方式丢掉的城池,重修罗马的城墙并再次驻防。但疑心重重的皇帝不给这位将军人力和财力的支持,最后再次将其召回,于公元548年将意大利拱手让给了哥特人。

但教皇和意大利人的恳求最终感动了查士丁尼,他再一次试图将蛮族驱逐出去。这一次,帝国军队的领导权交给了老将纳尔西斯(Narses)——完成任务的过程表明他的军事能力仅次于贝利萨留。他很快占领了罗马,使得这座不幸的城市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第五次易手。公元553年,意大利终于被从蛮族手里夺了回来,再次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哥特民族的残部在承诺永远不再回来后,被允许离开意大利。他们穿过阿尔卑斯山,“消失在北方的黑暗之中”(48)。

贝利萨留从未因其天赋、贡献与忠诚受到帝国统治者的奖赏。查士丁尼显然很妒忌他,以致听信每一句妒忌和怨恨贝利萨留的谗言,最后以未经证实和毫无根据的不忠指控(49),限制了他的自由,并没收了他的财产。然而,不久这位老将便被解除监视;但君主的不公似乎摧毁了老战士的精神,贝利萨留在被释放的几个月后郁郁而终(565)(50),忘恩负义的君主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也随他而去了。

63.建设者查士丁尼

查士丁尼是东部帝国的哈德良。他对建筑的喜好诱使其不仅花费巨资用于装饰都城,还用来修建教堂、医院、水渠,以及在帝国随处可见的纪念物。他最雄心勃勃的建筑事业便是重铸圣索菲亚教堂的辉煌,该教堂由君士坦丁大帝建造,但在他统治早期的一次暴乱中被焚毁。现在,这座建筑的主体依然矗立,但穹顶之上的十字架早已被穆斯林的新月取而代之。看到这座庄严的建筑,每一位参观者的心中都会不由地发出赞叹,这足以让这位帝国建造者引以为傲,据说他曾在献堂礼中大呼:“哦,所罗门,我已经超越了你!”

64.丝绸业的引入

尽管在这一时期有无数的重大事件,但丝绸业被欧洲引进并建立起来,尤为值得关注。

查士丁尼时代以前,西方市场的丝绸均从中国(51)进口——在那里,种桑养蚕从远古时代起一直是国家最重要的产业之一。这种珍贵的材料有时是通过海路,但更多时候是通过亚洲的丝绸之路被运到欧洲。这是一种极为名贵的奢侈品,据说精致面料的价值相当于同等重量的黄金。

中国十分珍视自己的这项产业,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绝不允许蚕种被带出国境。然而百密一疏,还是被两个波斯修道士(52)钻了空子;他们将蚕卵藏在了中空的手杖里,成功地躲过了出境检查,最后安全地将这些“东方战利品”运抵君士坦丁堡。这一战利品远比帝国最成功的将军们征战所获更有价值。蚕卵被安全地孵化出来并迅速繁殖,此后不久,欧洲的丝绸业便成为其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65.查士丁尼法典

查士丁尼的所有事业中,后世受益最大并令其跻身于为数不多的几位致力于为人民谋福祉的杰出国王之列的,便是他编纂出版了“罗马法系的主体”——《查士丁尼民法大全》(CorpusJurisCivilis)。这部作品汇集了古罗马人的全部法律知识,是罗马留给世界最宝贵的遗产。近代欧洲大多数先进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而其他所有的法律体系也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详见第59条)。这部法典的出版,让查士丁尼获得“文明立法者”(theLawgiverofCivilization)的称号。

66.雅典学校的关闭

正是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他下诏关闭了雅典的修辞和哲学学校。此举令人匪夷所思,因为乍看起来这种行为似乎与罗马时代法学的保护者和传播者的形象反差甚大。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在宗教方面的考虑导致其关闭了雅典的学校。查士丁尼认为他们的学说和方法对基督教信仰不善,因为他们把理性放在了信仰之前;出于这一原因,或许再加上政治上的考量,他颁布法令永久关闭雅典学院(AtticAcademy)和吕克昂学园(Lyceum)。

希腊思想史开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七贤”(SevenSages)(53),结束于公元后6世纪的“七流人”(SevenExiles)。这七位师者分别是:第欧根尼(Diogenes)、赫米阿斯(Hermias)、辛普里丘(Simplicius)、攸拉利乌斯(Eulalius)、达马西乌斯(Damascius)、普里西安(Priscian)和伊西多(Isidore)。他们决心到波斯寻求因统治者禁止而无法在自己的国土上享有的思想自由。但在那个遥远的国度,流亡的哲学家们发现生活索然无味,因此,尽管他们已经和伟大的库思老国王(Chosroes)成为了好朋友,但还是很快回到了欧洲,在那里他们缄口生活,在默默无闻中死去,而希腊圣贤作为世界先师1200年的荣耀也随之而去。

67.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祸患

虽然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在很多方面是繁荣昌盛的,但在一段时间内仍然给帝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痛苦。

所有灾难性事件中最严重的要数君士坦丁堡叛乱及其给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卷入骚乱事件的党派或派系脱胎于竞技场的战车赛。这些游戏对都城的百姓产生了奇怪而致命的吸引力,就如古罗马那些品质低劣的民众对角斗场面兴致盎然一样。人们分成两个主要派别:蓝党(Blues)和绿党(Greens)。这些派系把他们的敌对行为带到生活、政治和宗教的所有事务中,最终成为对社会和平与良好秩序的可怕威胁。他们常常在竞技场制造不合宜的纷乱,即使有皇帝在场也不收敛。

公元532年爆发了所谓的“尼卡暴动”(NikaRiot)。在这种情况下,绿党和蓝党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并恶意放火焚烧城市。5天的大火在都城中心肆虐,给新罗马城几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正如尼禄(Nero)统治时期的罗马大火对古罗马城造成的后果一样,宫殿、浴池、教堂、柱廊以及各种各样的建筑物都化为乌有。最后,查士丁尼诱使暴徒们聚集到竞技场,在那里,贝利萨留的士兵发动了攻击,杀掉了35000名暴徒。

暴动加剧了战争、瘟疫和饥荒带来的灾祸。在经历了这些凄惨的灾祸之后,人口的数量明显减少。地球上一些最美丽的地方,在此次人口减少之后,时至今日几乎仍然没有居民。在非洲,同汪达尔人的战争,以及宗教纠纷引发的骚乱,削减了该地区的人口;哥特战争持续了20年之久,使得意大利数百万人口命丧黄泉;波斯战争造成骇人听闻的士兵和城市居民的伤亡;而帝国外部包括图兰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在内的蛮族不断入侵,在帝国几乎每一寸土地上都染上了鲜血。

大自然中的恶劣因素,再加上人类自身的破坏力与恶毒性,似乎要把人类逼入绝境。地震以空前的频率和烈度发生于帝国的各个城市与行省之内,把死亡和悲痛散布到各地。叙利亚海滨城市贝鲁特(Berytus/Beirut)与安条克(Antioch)被摧毁,安条克城中大量的人口因城市的覆没而死亡。

饥荒为可能产生于埃及的可怕瘟疫做好了准备,并于公元542年降临到帝国,直到50年后才完全停止。除了14世纪肆虐欧洲的所谓“黑死病”之外(详见317条),这场瘟疫或许是历史上最为可怕的灾祸了,据说它削减了帝国1/3的人口。

对于帝国臣民,特别是贫穷农民来说,其痛苦和悲惨的最后一个加码,是皇帝过度开支所必须征收的重税。这给帝国造成了极大的损耗。因此,查士丁尼表面辉煌的统治往往被拿来与路易十四(LouisXIV)做对比。

68.希拉克略统治时期(610—641)查士丁尼死后半个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史是无足轻重的。之后就到了希拉克略(Heraclius)统治时期,他的名字与世界历史的多个重大事件相关。

大约此时,波斯国王库思老二世夺取了帝国守护幼发拉底河(Euphratean)边疆的坚固城防,并占领了叙利亚、埃及(Egypt)和小亚细亚(AsiaMinor)。人们熟知的真十字架(TrueCross)被从耶路撒冷的教堂上卸下,作为凯旋的象征运回了波斯(Persia)。阿瓦尔人(Avars)将巴尔干(Balkan)各行省变为废墟,并大兵压境准备洗劫拜占庭,令帝国居民更觉困苦忧伤。

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希拉克略决定放弃君士坦丁堡,逃往迦太基,并将其作为帝国政府的所在地(54)。他装满了宫殿家具的船已经整装待发,这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劝阻了他。他激励沮丧的皇帝永远不要对帝国和教会的未来感到绝望,通过恳求与谆谆教导,引导他放弃那个孤注一掷的决定,且庄严宣誓,绝不会将皇庭从君士坦丁堡移到别处——因为它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建立起来的。

多年来,希拉克略一直与帝国的敌人英勇战斗。他的一次战役理当彪炳辉煌的军事功绩史册:为了迫使给罗马各行省施加痛苦的库思老撤军,希拉克略设计入侵波斯帝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SecondPunicWar)中,罗马将军西庇阿(Scipio)入侵非洲,迫使迦太基人召汉尼拔(Hannibal)从意大利撤军,回防迦太基——为了同样达到围魏救赵的效果,公元623年,希拉克略挑选了5000人组成一支精兵部队,随他一起航行穿过黑海(BlackSea),抵达特拉比松港(Trebizond)。在从亚美尼亚(Armenia)勇猛顽强的山地居民中召募了一支小分队后,他便直插波斯的心脏。沿途攻城略地;为了报复异教徒对基督教堂的侮辱,拜火教的圣坛均被打翻,圣火也被扑灭。作为对亵渎耶路撒冷圣地的报复,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传说中的出生地巴里黑(Thebarmes)也成为一片废墟。

库思老担忧自己的王位不保,从他们胜利夺取的遥远省份紧急召回自己的军队,当他们到达时,对希拉克略英勇的小分队形成了完美包围。但是,此时的波斯军队同1000年前一样不堪一击,难以抵挡骁勇的西方军队,四散奔逃到城墙后面寻求掩护。在围攻并俘虏其中的一支军队后,希拉克略班师回朝。

希拉克略这次大胆的远征,虽然毫无疑问地把帝国从迫在眉睫的瓦解中拯救出来,并激发了举国臣民新的勇气,但绝没有为战争画上了休止符。波斯人立即进行了反击,他们穿插到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围攻君士坦丁堡。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游牧部落联军也加入助攻。但这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终,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被迫放弃包围。

公元627年,在古亚述(Assyrian)帝国首都的废墟上打响了可怕的尼尼微战役(BattleofNineveh),至此,两个敌对帝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最终决出了胜负——波斯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库思老逃进了苏锡安那(Susiana)山区,很快就遭遇了几乎所有不幸的东方君主都要遭遇的命运。他的一个儿子发动了叛乱,处死了18位可能会与其争夺王位的兄弟,并把年迈的库思老投入大牢。几天之后,悲伤或暴力结束了他的生命。随他而去的,还有波斯第二帝国(SecondPersianEmpire)的荣耀。

公元628年,新国王卡瓦德(Siroes/Kavadh)同希拉克略谈判达成和平协议,放弃其父征服的所有土地,释放落入波斯人手中的战俘,并送还被库思老掳走的“真十字架”。该条约的条款维持了两个敌对国家的原有边界。希拉克略以其雄才大略、过人胆识、坚决果断将帝国及教会从土崩瓦解的边缘挽救回来,在君士坦丁堡获得“新西庇阿”的美誉。

69.逼近的风暴

两强专注厮杀,未曾想是鹬蚌相争,一场风暴正从阿拉伯沙漠席卷而来,过后注定风卷残云,二者无一幸免。

尼尼微战役后数年间,萨拉森人开始了他们令人惊奇的征服生涯,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改变了整个东方的面貌,并将新信仰的标志新月,立在了波斯的圣坛和帝国的教堂之上。伟大的库思老死后仅仅几年,阿拉伯征服者便推翻了波斯国王的统治;希拉克略也目睹了残酷的命运变迁——他从拜火教手中夺回的省份却落入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之手。

但就罗马帝国而言,此乃因祸得福之事。表面看是损失,但实际上巩固了帝国的统治。萨拉森人的征服切除了帝国中希腊元素最少的行省,这样一来,让皇帝统治下的人口更加的同质化、更彻底的希腊化。罗马元素消失了,尽管政府仍然保留着世界征服者的帝国形象,但君士坦丁堡宫廷在语言、精神和生活方式上都更为希腊化。因此,与其继续称之为罗马帝国,许多作家从此之后称其为希腊帝国或拜占庭帝国(GreekorByzantineEmpire)。

70.东罗马帝国对欧洲文明的贡献

(55)

东罗马帝国为欧洲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第一,作为军事前哨,为欧洲文明在东部前线抵御了千年的亚洲野蛮入侵。历史学家伯利(Bury)希望人们把希拉克略、利奥三世(LeotheIsaurian)以及其他的皇帝和勇士都看作“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和西庇阿的继任者”。

第二,作为守护者,几百年来守护着古代文明的瑰宝,并成为新兴西部国家的法律、行政、文学、绘画、建筑和工艺的先师。(56)第三,作为看管者,保持了帝国思想和原则的生命力,并在查理大帝时代把这一富有成果的思想和已经成型的原则还给了西部。没有东罗马帝国,绝不会有西部的罗马-德意志帝国(详见第98条)。

第四,作为传授者,教授了东欧斯拉夫民族宗教和文明。俄罗斯得以成为当今文明世界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得益于新罗马的熏陶。

第六章

穆罕默德与萨拉森人

71.阿拉伯人的起源及特征

此时,要在历史上扮演惊人角色的是阿拉伯人,他们是继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Phoenicians)之后最重要的闪米特人(Semiticrace)。传说他们是亚伯拉罕(Abraham)之子以实玛利(Ishmael)的后裔。“萨拉森人”这一名字的起源存疑,但似乎来自两个阿拉伯语单词,意思是“沙漠之子”。他们分为明显的两类:城市居民和帐篷居民,后者又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专有名称“贝都因人”(Bedawin)(57)。这些游牧的阿拉伯人约占其人口的1/5,《圣经》中对他们的起源有着很好的描述,夏甲(Hagar)安慰她的儿子保证他将来会成为大国之父时说:“他将来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们最珍视的美德是好客、慷慨及对亲属的忠诚。

尽管阿拉伯半岛的部分地区已多次被不同的侵略者征服过,但因有难以逾越的沙漠为屏障,阿拉伯人作为一个民族从未向任何一个外来的征服者低头。

72.穆罕默德之前阿拉伯半岛的宗教状况在穆罕默德的改革之前,阿拉伯人的宗教是一种物神崇拜与偶像崇拜的混合体。至少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神的合一性,或确切地说是,至高神的观念相对模糊。圣城麦加(Mecca)是所有阿拉伯部落的宗教生活中心,有古老的、最受敬畏的、(内外)供有三四百尊偶像的天房克尔白(Kaaba)(58)。此处还保存着一块据说是天使送给亚伯拉罕的神圣黑石。即使阿拉伯半岛最偏远的地区,也要到麦加天房朝圣。

尽管一种低下的多神教在阿拉伯部落盛行,但仍有很多其他信仰的追随者;比起几乎所有的其他国家,此时的阿拉伯半岛无疑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度。因此,各国的宗教流亡者都逃到此地避难,发现这里正是他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宽容之地,他们可以在半岛的不同地区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教义。波斯的拜火教圣坛、犹太教会堂和基督教教堂比肩而立。被罗马迫害并赶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很多地区数量庞大;从他们那里,阿拉伯的教师们熟悉了一神论的教义;从定居在他们之中的众多的基督皈依者中,他们也学到了基督教教义。因叙利亚沙漠中基督教隐士过着异常简朴的生活,这令他们对这一信仰极为关注。鉴于穆罕默德给予人民的宗教形式已存在诸多先例,对于一些学者,如伊曼纽尔·多伊奇(EmanuelDeutsch)来说,其教义基本上是“适用于阿拉伯的犹太教”,而其他人则认为这是基督教的异端或改良形式。

此时的阿拉伯半岛发生了很多次宗教骚乱。就像基督出现时的朱迪亚一样,这片南方的土地现在亦是如此。这里有很多神的追寻者,他们已经不满于旧有的偶像崇拜,转而准备信奉一个更纯洁、更高尚的信仰。(59)这就是7世纪初阿拉伯部落的宗教状况。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先知应运而生,在其教义的感召之下,所有偶像崇拜者都遵从了一个简单的信条,并被狂热的激情所点燃,令他们从大漠深处开启了征程,直至占领了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绝大部分土地,并给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带来了新的宗教。

73.穆罕默德

阿拉伯人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在约公元570年出生于圣城麦加。他出身于著名的古莱什(Koreish)部落——克尔白圣地的守护者。据说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在其叔叔的陪同下,到大马士革(Damascus)的集市和其他叙利亚城镇参观,因此年纪轻轻便了解了外面的世界。然而不管是否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早年他是一个牧羊人与羊群的守夜人,因为在他之前,伟大的宗教先师摩西(Moses)和大卫(David)都是如此。后来他又成了商人和赶驼人,受一位名叫赫蒂彻(Cadijah)的寡妇之托帮其管理资产。穆罕默德诚实、文雅、英俊、精明,赢得了赫蒂彻的尊重与芳心,于是她嫁给了他。

麦加

穆罕默德(的心灵)早就深深地被曾经吸引宗教人士敛心默祷的那些主题所打动。当专门用于谦卑与祈祷的斋戒月(Ramadan)到来之时,他习惯于远离家人和世界,来到距麦加几英里的希拉山(MountHira)山洞中,长时间地钻研宗教、苦思冥想。

联系到穆罕默德对这一独居之处的造访,便能发现他生平的秘密。他宣称在那里受到了神示——后来在别处也曾有过,天使吉卜利勒(Gabriel)出现在他面前并给了他启示,命令其转达给自己的同胞们。他要传布的新信仰的本源便是:“安拉(Allah)之外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穆罕默德将这次显圣讲给妻子听,她并不怀疑天使来访的真实性,却不知道是善良的天使还是邪恶的天使。最后,她确信这些来访源自一位善良的天使,认可了丈夫的神圣使命,并成为他的第一个皈依者。

很长一段时间,穆罕默德努力通过劝导来获得追随者;然而他到处被怀疑,3年后只有区区40个门徒;但他在亲戚中获得了两位坚定的朋友:艾布·伯克尔(AbuBekr)和阿里(Ali)。不久,他又获得了第三位,欧麦尔(Omar)。这三位注定成为新信仰的杰出斗士。

74.逃亡麦地那(622)

最后,古莱什部落中强大的一方被穆罕默德的布道所激怒,他们担心作为克尔白部落偶像的守护者,允许自己的成员公开地宣扬这样的异端邪说将损害本部落在其他部落眼中的形象,因此开始迫害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

公元615年,这些迫害导致许多新的皈依者逃往信奉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王国(Abyssinia),然而,穆罕默德仍留在麦加。此时,有人阴谋取他的性命,于是,他决心逃往邻近的城市麦地那(Medina)(60)。他躲过了暗杀,在试图逃脱时,忠实的阿里穿上了他的袍子,坐在他的卧榻上,而艾布·伯克尔则引领先知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到离麦加不远的一个山洞里;穆罕默德从这个临时的藏身之处继续逃往麦地那。

圣迁(Hegira),顾名思义为“逃亡”(flight),发生在公元622年。穆斯林认为这一事件在其宗教历史上极为重要,因而把这一年作为新伊斯兰历的元年。

75.穆罕默德在麦地那

此时的麦地那仅仅是沙漠绿洲上的一个氏族村落群。激烈的争斗将宗族割裂,大众处于真正的阿拉伯混乱之中。穆罕默德立即承担起了仲裁人与立法者的职责,制定了一套非凡的纲领或章程,将敌对的氏族团结成一个小的共同体,即阿拉伯帝国的核心。他的政府像古以色列(Israel)一样,是政教合一体制。此时的穆罕默德,不像在麦加的时候,只是一位先知,他现在也是立法者、法官和国王。只有考虑到他地位的变化,才能理解他在麦地那的善行,从而对其作出公正的评价。

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继续把神示告知众人。《古兰经》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麦地那完成的,但不包括最崇高的宗教情感的那部分。作为祈祷和集会场所,他主持兴建了一个小而简陋的清真寺,向人们布道并带领大家祈祷。他对祈祷做了重大的革新。起初,信徒中有一大批在麦地那郊区居住,他要求信徒们祈祷时要像犹太人一样面向耶路撒冷,并承认他是真正的先知,然而徒劳无功。于是,他与这些人决裂,并命其门徒祈祷时面向麦加。这意味着融合犹太教(Judaism)和伊斯兰教(Islam)的尝试失败了,而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独特的宗教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作为立法者和法官,穆罕默德判定了各种民事和宗教案件,所做的判决以及这些判例为当今穆斯林世界法律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为首领或国王,穆罕默德和他的榜样大卫王一样,策划并领导边境突袭与军事行动。在圣迁一年后,他派出远征军拦截古莱什人的商队作为战利品;这完全符合阿拉伯的规则和习俗,因为古莱什人从麦加驱逐了穆罕默德,并试图杀死他,他们之间便形成了敌对关系。这一行为很快导致麦加人和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之间的一场激战,即公元624年的白德尔之战(BattleofBedr),结果穆斯林大获全胜。这是伊斯兰教圣战的开端。(61)作为新兴国家的守护者,穆罕默德将扰乱和平与安全之人要么驱逐出境,要么就地处决。这些公私敌人中,最主要的是犹太人,因他们对新宗教的持续敌视,穆罕默德把三个犹太部族中的两个驱逐出境;把另外一个关键时刻背叛的部族诛灭全族,斩首了八百男丁,并将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

在圣迁的第10年,麦加违反了与麦地那之间的停战协议,穆罕默德带领10000名由贝都因人组成的军队向麦加进军,几乎未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这座城市。先知宽宏大度地对待先前迫害他的人,只有极少数人被放逐。麦加的所有偶像都被捣毁。进入克尔白,穆罕默德大呼:“真理来临了,虚妄消失了。”然后命令砍倒那里所有的偶像。

占领麦加是伊斯兰教事业的重要里程碑。阿拉伯部落现在几乎一致地把穆罕默德当作真正的先知。攻克麦加一年后,许多归信的使团前来朝觐,这就是所谓的“归信年”(YearofDeputations)。一度被拒绝的先知成为了无数阿拉伯部落的精神与军事领袖,他对宗教的强烈热情已经凝结成强大的同胞和民族之情。

没有任何事情比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民族中的速胜和这一伟大信仰的力量所带来的变化更为神奇的了。(62)在穆斯林帝国的建立过程中,穆罕默德无疑有许多残酷与不义的行为;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其帝国的建立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建立都少有残酷与不义,从以色列王国到英属印度,都无一能及。

76.穆罕默德派往希拉克略和库思老的使者甚至在阿拉伯半岛完全皈依穆罕默德的教义前,他就怀抱普世帝国的愿望。

圣迁后不久,他便向东罗马帝国皇帝希拉克略、波斯帝国皇帝库思老二世以及其他国家的统治者派出使者,要求他们拥护其作为唯一神之使徒(ApostleoftheOnlyGod)。希拉克略以及埃及和阿比西尼亚的统治者都给大使回复了客套话;但库思老二世撕碎了先知的信。当穆罕默德听说这一行为的时候,据说他大声预言:“那么,神会将库思老的帝国也撕成碎片。”

77.先知去世

穆罕默德的有生之年,足以令其将阿拉伯部落送上征服外域的非凡征程。因希拉克略侮辱了他的一位使者,于是穆罕默德对其宣战,并夺取了该国的几个边境城市,这些是先知一生中仅有的半岛以外的征服。

在逃亡麦地那10年后,穆罕默德到麦加进行了辞别朝觐。他在那里对4万朝圣者发表讲话,用这些话结束了他认为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主啊,我已经传达了您的启示,完成了我的使命。”他于几个月后去世,死后葬于麦地那,他的墓冢是当今穆斯林世界最为神圣的朝圣地。

78.穆罕默德的第一位继任者:艾布·伯克尔(632—634)穆罕默德死后,立刻引发了继任者之争;因为先知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指定继任者。虽然许多人认为应该由先知的堂弟兼女婿,也是其最早、最忠诚的同伴之一的阿里继位,然而,先知的岳父艾布·伯克尔最后被推上大位,称为“哈里发”(Caliph),意为“先知的继任者”。继任者的问题注定将伊斯兰世界分成两派(详见第84条),彼此展开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艾布·伯克尔掌权的前半期,他忙于镇压半岛不同地区的反叛,因穆罕默德的离世,许多部落拒绝先知赋予他们的繁规冗节,并拒绝按要求纳贡。此外,还有一些骗子出现并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先知,其中最著名的是穆赛利迈(Moseilama/Musaylimah),他成功地吸引了一大批危险的信众。但是艾布·伯克尔的大将哈立德(Khalid)打败了这位自封的伪先知,并斩杀了上千的信徒。由于平息叛乱部落的快速有力,哈立德获得了“安拉之剑”(SwordofGod)的绰号。

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叛教者和伪先知均被以此方式解决之后,艾布·伯克尔便可向其追随者自由地践行先知最后的训谕——指示他们用剑传播他的教义,直到所有的人都信奉伊斯兰教,或向穆斯林支付贡赋。

79.征服叙利亚与巴勒斯坦(634—637)艾布·伯克尔决意翦除的第一个国家是叙利亚。他呼吁阿拉伯半岛的所有信徒都应以极大的喜悦和热情响应这一号召。武士们从每一个角落蜂拥至麦地那,直到城市周围的沙漠几乎被黑色的帐篷所覆盖,挤满了武士、战马和骆驼。在祈求真主保佑大军之后,艾布·伯克尔派遣他们去完成这一神圣使命。

哈里发的勇士们在与叙利亚的第一次交战中取得了胜利,并将大量战利品作为首批圣战成果运回麦地那。眼红于战利品,沙漠漫游者的掠夺本能被激发出来,很快,大批援军从阿拉伯半岛各地涌向叙利亚。

希拉克略皇帝同狂热的沙漠武士英勇作战来保卫圣地,但一切都是徒劳,他的军队被粉碎了。眼看拯救耶路撒冷无望,他便将从波斯人手里夺回来的“真十字架”(详见第68条)运回了君士坦丁堡。当他眼看这片为之而奉献的土地不得已拱手让与自己信仰的敌人时,他转身说出:“永别了,叙利亚!”

大马士革(叙利亚都城)很快就落入了阿拉伯人手里(634)。该城被占领的同一天,艾布·伯克尔离开了人世。临终之时,他任命欧麦尔为继任者。据说欧麦尔被告知艾布·伯克尔的意图时,曾劝其另寻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并不需要这一职位。“但这个职位需要你”,艾布·伯克尔回答。这样,欧麦尔成了先知的第二位继任者。

哈里发的更迭并未中断军队在叙利亚的行动。在短暂的围攻之后,耶路撒冷便向穆斯林投降(637)。欧麦尔亲自前往耶路撒冷接受城市的钥匙,并协商投降条款。因为哈里发强加给被征服的基督教徒的条款都大同小异,因此一次详解之后便不再赘述。这些条款包括基督教徒不允许再兴建任何新的教堂;基督教徒的修道院应该一直向穆斯林的旅客开放,修道士要招待客人三日;基督教徒在穆斯林面前应该始终站立;基督教徒不应该和穆斯林穿同样的凉鞋或头巾;不应该使用马鞍;不应该在他们的碑铭中使用阿拉伯语;不应该显露出十字架;而且不应该敲响教堂的钟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限制。

耶路撒冷沦陷以后,安条克和阿勒颇(Aleppo)等城市很快落入萨拉森人的手中,至此,先知征服叙利亚的命令已经完成。接下来的几年里,阿拉伯人占领了大部分小亚细亚,最后在黑海和赫勒斯滂(Hellespont)(63)的岸边安营扎寨。他们从叙利亚港口登船后,在爱琴海(Aegean)的希腊城市上岸。一次突袭中,他们发现了倒地的罗得岛太阳神铜像(ColossusofRhodes),据说以好价钱卖给了一位废品商。从这时起到19世纪初,穆斯林的海盗船对一座又一座地中海沿岸基督教城市的侵扰几乎从未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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