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迈尔斯教授讲世界历史:中世纪史

第七十章 《迈尔斯教授讲世界历史:中世纪史

第一阶段(2)

80.征服波斯(632—641)

当哈立德与其他部落首领一起征战叙利亚的时候,哈里发的另一员大将赛尔德(Sad)受命讨伐波斯。因奢侈而萎靡不振,又因与东罗马帝国的连年战争而国力孱弱,波斯帝国在面对萨拉森人这一股强大而可怕的力量时几乎没有招架之力。几年时间,《古兰经》的权威便在波斯建立起来。

根据阿拉伯的传说,穆罕默德出生当晚,拜火教圣坛上经年不息的圣火突然熄灭,正神奇地预示了伊斯兰教对琐罗亚斯德的拜火教的这场胜利。

81.征服中亚

在欧麦尔继任者们的带领下,阿拉伯人追随亚历山大(Alexander)的脚步,穿过波斯北面耸立的高山,并攻下了奥克苏斯河(Oxus)和贾沙特斯河(Jaxartes)(64)流域地区。在这些地区,中亚的鞑靼民族接触到了伊斯兰教。这些游牧部落在不同的情况下和不同的时期里皈依了伊斯兰教,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当穆罕默德自己同胞的狂热激情褪去,被宗教狂热所赋予的可怕战力失去之时,正是他们的剑擎起并传扬了穆罕默德的教义(详见第十五章)。

82.征服埃及(640)

在攻打波斯尚未取得完全成功之时,欧麦尔委派曾英勇攻占叙利亚城市的首领阿姆鲁(Amru),把先知的信条带往尼罗河谷。

此时的埃及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统治下人口最多、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自公元前30年被罗马人征服后,其后埃及一直在罗马恺撒或君士坦丁堡皇帝的统治之下,并从其取之不尽的粮仓将粮食装上绵延的船队,运往帝国各大城市的市场。现在由希拉克略的驻军防守,并受到享有古老盛名的法老(Pharaohs)和托勒密王朝(Ptolemies)的进一步庇护,其荣耀与力量仍然照耀着这片东部土地。在穆斯林的大军出发之后,欧麦尔却开始了担忧,别让热情冲昏了头脑去攻击如此强大的国家,于是给阿姆鲁派去信使,叮嘱他,如果还未跨过埃及边境,就撤军;如果已入国境,“相信真主及手中的剑”。阿姆鲁收到信的时候还在叙利亚境内,他揣测着这封信的内容,直到穿过埃及边境,才打开读给士兵听。他们发出了同一个声音,安拉注定让他们把先知的信条播种到埃及的各个城堡之中。

自法老时代起一直保卫着这个国家东部边境的古代要塞培琉喜阿姆(Pelusium),在短暂的围困之后被攻陷,整个埃及便暴露在萨拉森人的军队面前了。科普特基督教徒(CopticChristians)是古埃及人的后裔,构成了埃及约9/10的人口,因教会认为他们离经叛道,对其进行迫害;幸运的是,阿拉伯人用大胆的承诺将他们从君士坦丁堡的皇庭离间出来,许诺只要这些科普特基督教徒进贡便允许其保留自己的宗教,他们因此被誉为“拯救者阿拉伯人”。科普特基督教徒很愿意接受这一条件,因为进贡给先知代理人的钱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高于东罗马帝国官员盘剥的钱数。

驻守埃及都城亚历山大的帝国军队抵抗萨拉森人一年多后,弃城而逃。阿姆鲁将这一重大情报禀报给欧麦尔,告知他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AlexandrianLibrary),询问该如何处理此中书籍。据说欧麦尔回答道:“如果这些书与《古兰经》相符,它们便是无用;如果不符,他们便是有害:在哪种情况下,他们都应该被摧毁。”此后,这些书被分到都城的4000个浴室,用了6个月才烧光。(65)亚历山大城的陷落被君士坦丁堡认为几乎是跟首都被攻陷一样的灾难性事件。希拉克略皇帝受这一消息的打击,几天之后便撒手人寰。但君士坦丁堡的皇位继任者仍有足够的精神,促使他们反复努力去收复那失去的都会。帝国军队先后三次将其夺回,但三次都被萨拉森人驱逐,最后撒拉森人摧毁了它的防御工事,以防止罗马人再次将其占领。

83.哈里发奥斯曼和阿里

欧麦尔在任哈里发的第9年被刺死,奥斯曼(Othman/Osman,644—656)被选为继任者。他立刻投身于将真主使者的信条从麦加带到更广阔的地方去的使命中。但先知的追随者之间已经产生了嫉妒和嫌隙,在艾布·伯克尔和欧麦尔时期打造的活力与团结,以及穆斯林军队的无往不胜,在此时麦加的集会上难觅踪影。很快,有一个强大的派系起来反对奥斯曼,最后,他于统治的第12年在自己的家里被人暗杀,时年82岁。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656—661)——他娶了先知的女儿法蒂玛(Fatima)为妻,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与其说被选举还不如说被宣布为哈里发。

84.倭马亚王朝的建立(661)

几大派系的不和最终导致内战爆发。阿里刚刚上任,穆阿维叶(Moawiyah/Muawiyah)就在大马士革建立了敌对的朝廷,并获得才能与雄心兼具的埃及征服者阿姆鲁的支持,阿里不得不派兵镇压。为了消除不和谐因素,阿里、穆阿维叶和阿姆鲁都设计着暗杀计划,后两者都幸免于刺杀,而阿里却于公元661年成为阴谋的牺牲品。

阿里是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由穆罕默德的亲戚或密友担任的哈里发,他的行为和决定拥有仅次于先知言行的权威。

穆阿维叶此时被认定为哈里发,建立了倭马亚王朝(Ommeiades/Umayyad)(66),定都大马士革。他成功地使哈里发由选举或委派转变成了世袭,而且延续至今,其家族的统治持续了近一个世纪(661—750)。

为了维护其权力,倭马亚家族谋杀了阿里的两个儿子:哈桑(Hassan)和侯赛因(Hosain)。两位年轻人被阿里家族的朋友们认定为殉道者,其不幸与残酷的命运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内部永恒的斗争(详见第78条)。虽然伊斯兰世界的君权和民族都在变化,但这些早期的纠纷一直存续,还把先知的信徒分成两派,彼此抱着不共戴天的仇恨。(67)85.征服北非(643—689)尽管在奥斯曼、阿里和他们的直接继任者统治时期存在着这些不和与分歧,但从埃及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北非地区还是沦为穆斯林的囊中之物。哈里发的大将们在征服这些被反复争夺的海岸之前,仍是被迫进行了很多场激烈的战斗,不仅要与海岸的希腊-罗马基督教徒相抗衡,还要与偶像崇拜的内陆摩尔人进行斗争。此外,整个欧洲已经开始对萨拉森人的威胁性发展感到警觉,并忧虑地看着他们快速向西推进;因此,当时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士兵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哥特战士都跨海驰援,保卫迦太基,并协助阻止这些沙漠狂人的惊人攻势。

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命运已将汉尼拔和奥古斯丁之地赐给了先知的追随者。阿克巴(Akbar)、哈桑(Hassan)及其他穆斯林的英勇首领无数次地转败为胜;勇敢无畏的英雄事迹和宗教狂热的杰出典范表明,阿拉伯人的所有战役都是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甚至在占领迦太基之前的公元689年,尽管阿克巴知道他已经甩开了后面的大队追兵,但还是带领人马沿着海岸向大陆的最西端挺近,之后催马跃入大西洋中,喊道:“真主伟哉!若非此海阻隔,吾定西行至未知之国,扬真主之名,如有不道之民,不信吾主却信他神,定挥剑斩之。”

几年之后,迦太基方落入阿拉伯人之手。罗马人与哥特人守军被驱赶到了船上,城市被烧毁,都城的每一处痕迹都如1000年前无情的罗马人那样仔细地被抹去。此后,除了几间茅舍作为地标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化为灰烬。

躲过了汪达尔人战争并幸免于穆斯林刀剑的海边半罗马化本地人、内陆摩尔人和萨拉森人,逐渐融合成一个单一的种族,信奉征服者的信条,使用征服者的语言;如今很难分清黝黑皮肤的北非阿拉伯摩尔人和褐色皮肤的叙利亚或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了。

北非所有的国家与对岸的欧洲大陆有着1000多年紧密联系的历史,并曾一度似乎注定要向欧洲大陆人民敞开怀抱、分享自由与进步的历程,但都被这次征服打回到东方的宿命论、专制统治与大萧条之中。从一个欧洲的延伸,再次沦为只为亚洲的延伸。此后,直到19世纪末,他们都默默无闻,即便提及,也只不过是欧洲的基督教国家要惩罚这些堕落的海盗部落,或是海外伟大的共和国政府被阿克巴首领入侵而已。

86.攻击君士坦丁堡

在穆罕默德死后的50年里,其继任者的将军们把先知的信条一侧从小亚细亚传播到赫勒斯滂,另一侧穿过非洲宣扬到直布罗陀海峡。这些地点之间距离非常遥远,沙漠的狂热勇士向狭窄水路对面投去渴望的目光,他们雄健的骏马还未在那片被分割开的大陆上奔驰,那里异教徒的战利品还没有带回到真主使者的脚下。萨拉森人试图从这一个或两个地点入侵欧洲。

第一次尝试是在东部。公元673年,阿拉伯人试图从东罗马皇帝手里夺取君士坦丁堡,以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选择了放弃。公元717—718年,该城再次被强大的萨拉森军队和舰队包围;皇帝利奥三世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及其幸运地拥有最新发明的、被称为“海洋之火”(MarineFire)或“希腊火”(GreekFire)的可燃物,挽救了这座几百年来基督教世界的都城。

萨拉森人在君士坦丁堡前受到的这次阻截,与随后他们的游牧部落在法兰西伟大的图尔战役中受到的那次阻截相比,对欧洲文明的重要性无疑只能屈居第二。

87.征服西班牙(711)

当穆斯林在欧洲东端被击退时,西端的大门却因背叛而被打开(68),他们在西班牙建立了据点。在公元711年的赫雷斯大战(GreatBattleofXeres)中,西哥特的最后一位国王罗德里克(详见第17条)被打败,除了西北部的一些山区外,整个半岛很快就向侵略者屈服了。

罗马军团苦战200年才取得了艰难的胜利,哈里发的将士们却只用了短短的几个月。此役之后,西班牙的绝大多数省份脱离基督教世界800年之久(详见第215条)。

西班牙刚被征服,就有大量的阿拉伯、叙利亚和北非移民拥入,在很短的时间内,塞维利亚(Seville)、科尔多瓦(Cordova)、托雷多(Toledo)和格拉纳达(Granada)省的服饰、举止、语言和宗教就都明显成为阿拉伯式的了。

88.入侵法兰西;图尔战役(732)在征服西班牙四五年之后,萨拉森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挺进高卢的平原。穆斯林军队越过西班牙的高山北进令基督教世界大为警觉,似乎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很快就会占领整个欧洲。正如德雷珀(Draper)所描绘的那样:新月,呈巨大的半圆形跨于非洲北岸和亚洲海湾,一角挂于博斯普鲁斯,一角勾住直布罗陀,似乎很快就会形成一轮满月覆盖整个欧洲。

查理·马特在图尔战役中

穆罕默德去世整整100年后的公元732年,法兰克人在他们伟大的领袖查理的带领下(详见第20条),会同其盟友与穆斯林在高卢中部的图尔平原遭遇,并为基督教的命运与历史的未来进程拼死一战。在危急关头,两军将士所展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和英勇气概令人赞叹不已。穆斯林首领阿卜杜勒·拉赫曼(Abderrahman)在激战中倒下,夜幕见证了穆斯林部落的彻底崩溃;日耳曼人的有力一击给他们造成了巨大损失,当时阵亡的数字令人难以置信,竟高达375000人。总之,这一灾难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萨拉森人失去了进一步征服高卢其他地区的希望,并逐步退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

西欧年轻的基督教文明因而得以绝处逢生,从自匈奴王阿提拉之后再未遇到过的恐怖威胁中解脱出来。

89.阿拔斯王朝的建立(750)

图尔战役仅仅18年之后,伊斯兰内部发生了哈里发帝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倭马亚王朝被推翻,阿拔斯王朝(Abbassides)建立起来。

倭马亚王朝是在放逐和谋杀阿里之子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为阿里家族的权力掌握在穆斯林的一大派系手中(详见第84条),在波斯信徒众多,也正是这里最终成为了反抗倭马亚王朝的中心。革命者宣布穆罕默德的叔叔阿拔斯的后裔阿卜杜拉(Abdallah)为哈里发。反叛成功了,倭马亚家族被剥夺权力并被屠杀,阿卜杜拉成为阿拔斯王朝的创始人,而阿卜杜拉之名则源自这位新哈里发的祖先。

阿拔斯的宫廷

因大马士革被倭马亚家族的篡权者所玷污,刚刚夺权的阿拔斯家族拒绝定都于此,他们在底格里斯河(Tigris)下游修建了皇室宅邸,并于公元762年在河边建立了著名的城市巴格达(Bagdad),在接下来500年里,这里一直是阿拔斯政权的所在地,直到被北方的鞑靼人破坏为止。

90.哈里发的黄金时代

当巴格达破土动工之时,穆罕默德的继任者很快忘记了麦地那宫廷的简朴,竟像被其征服的柔弱的希腊人和波斯人一样开始生活奢侈、腐化堕落。因此,新的都城如东方梦幻般辉煌地拔地而起。华丽的宫殿、富丽堂皇的清真寺和各种雄伟的公共建筑,讲述了被征服民族的艺术对阿拉伯人的影响。

巴格达哈里发政权的黄金时代从8世纪晚期到9世纪,大致在曼苏尔(Al-Mansnr,754—775)和著名的哈伦·拉希德(Harun-al-Raschid/HarunalRaschid,786—809)统治期间。这一时期,阿拉伯学者孜孜不倦地促进科学、哲学和文学的发展,而哈里发的宫廷在文化和奢华方面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统治者粗鲁、野蛮的宫廷形成了鲜明对比。

91.哈里发帝国的分裂

吉本写道:“在圣迁后的第一个世纪末,哈里发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专制君主。从大马士革宫殿发出的命令,在印度河(Indus),在贾沙特斯河,在塔霍河(Tagus),无不奉命唯谨。”起初,从巴格达发出的政令同样畅行无阻,但在很短时间内,阿拔斯的庞大帝国便因派系斗争,以及为争权夺利而相互对立的野心家们搞得支离破碎,巴格达统治者的权威最后化为乌有。

在倭马亚家族惨遭屠杀的过程中,有两三名成员幸免于难,其中一个叫阿卜杜勒·拉赫曼(Abderrahman)的年轻人逃到了埃及,并从那里沿非洲海岸抵达西班牙,受到了该地穆斯林的热烈欢迎,并于公元755年宣布脱离阿拔斯王朝而建立独立的流亡政权,称科尔多瓦埃米尔(EmirofCordova)(69)。伊斯兰世界因此而被一分为二。

除了倭马亚和阿拔斯两派之外,还有一派,其声势远低于前两者,持续时间也不长。这一派的成员是法蒂玛派系(Fatimites),取自穆罕默德的女儿、阿里的妻子法蒂玛,其后代被认为是先知权威的合法继承者。在北非立足之后,他们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到公元969年,从阿拔斯政权手中夺取了埃及,在尼罗河边建立了开罗城(Cairo),并定都于此。巴勒斯坦、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撒丁岛(Sardinia)和西西里岛后来也成为他们的领地。

因此,此时萨拉森人的帝国被分为三个部分,有三个首都:从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到尼罗河畔的开罗,再到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畔的科尔多瓦,由三位敌对的哈里发发号施令,每个人都被他的追随者尊为先知唯一合法的精神与宗教继承者。然而,所有信徒都对伟大的阿拉伯先知同样敬畏,都对神圣的《古兰经》保持同样的热情,而且祈祷之时都同样面向圣城麦加。

92.阿拉伯人的宗教和语言传播

就像罗马人罗马化了他们所征服的民族一样,萨拉森人也萨拉森化了他们统治领域内的居民。阿拉伯征服者的风俗、语言及宗教传播到了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北非、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巴比伦尼亚(Babylonia)、波斯、印度北部和中亚,或多或少地完美排挤了当地的习俗、语言和信仰。(70)在阿拉伯半岛,除了信奉《古兰经》之外,容不下任何其他宗教,然而在半岛以外的所有国家都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偶像崇拜已被“根除”,异教徒必须通过支付适当的贡赋才可以换取这一自由。因此,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里,基督教徒、犹太教徒、拜火教徒都被赋予了信奉自己祖先的信仰的特权。在某些情况下,部分基督教堂被作为合法战利品而被掠夺,改建为清真寺。

尽管对这些信仰给予了宽容,但在哈里发统治下的所有地区,除犹太教之外,基督教和拜火教逐渐消亡。(71)非洲的基督教会出现过居普良(Cyprian)和奥古斯丁这样的殉道者,在被萨拉森人征服前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是最具财富、学识和信徒的宗教,却逐渐消失了,此后直到13世纪初,非洲北部海岸几乎连座教堂的影子都找不到。

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塞维利亚、瓦伦西亚(Valencia)和格拉纳达等省份,伊斯兰教成为主要的信仰。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基督教各派教堂只能勉强维持。在波斯,拜火教的火焰,在经过几百年的式微后,除了亚兹德(Yezd)还有一小批古老信仰的追随者在供奉圣火(最终熄灭了)外,伊斯兰教成为琐罗亚斯德的古老故土的普遍信仰。(72)在印度北部,伊斯兰教取得了牢固的据点,尽管在该地从未成为主流宗教,但却一直保留到现在;而在奥克苏斯河和贾沙特斯河流域的鞑靼部落,先知的信条实际上已经排挤了古代所有其他形式的偶像崇拜。

93.阿拉伯的伊斯兰文明(73)

萨拉森人和日耳曼人是古代的共有继承人。日耳曼人接受并向后世传递了特别是希伯来和希腊-罗马文化中的文学、哲学和法律的宝藏,而阿拉伯人则专注于古代文明的科学累积,(74)并把它们传给基督教的欧洲。在他们占领的几个国家里,尤其在巴比伦尼亚和西班牙,他们补充和丰富的文明元素,发展成为一种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文明。

在宫廷布局、军队组织及政府管理方面,阿拉伯人模仿波斯人或拜占庭希腊人。他们的政府是君主专制制度,一直以来都是东方民族最喜欢的政府形式。既然在穆斯林国家,世俗和精神的权力都集于一人,那么,哈里发就是国家的宗教领袖、法官和统治者。哈里发之下最重要的官员是维齐尔(Vizier),相当于首相,当哈里发碰巧弱势或无能,他则成为真正的政府首脑和权力来源。

穆斯林法律体系的基础是阿拉伯思想最独特的产物,其建立的基础是《古兰经》。这是继罗马法典之后,可能是所有种族或文明所构建的最有影响力并最为广泛遵守的法律体系。由于该体系既涉及宗教事务,又涉及民事,因此在某些方面像其大量借用的《摩西法典》(MosaicCode),包罗从祈祷和朝圣到契约与继承的各种对象及关系。

在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人所统治的国家中,自古以来都有主要工艺留传后人。哈里发广阔帝国的建立加速了这一产业生活,而所有这些艺术都达到了完美的境界,直到近现代伟大工业发明和进步的出现,其技艺才被超越。

商业和贸易也产生了新的活力与价值。在巴比伦尼亚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人成为古代迦勒底人(Chaldaeans)和腓尼基人的后继者,重建了早期滋养巴比伦(Babylon)、提尔(Tyre)和西顿(Sidon/Saida)的商业活动。正如在荷马的《奥德赛》(OdysseyofHomer)中反映出了早期希腊人的商业活动和海上冒险贸易航行,所以《水手辛巴达》(SindbadtheSailor)的神奇故事,也同样反映了阿拉伯水手的航行与冒险。

阿拉伯伊斯兰的前几个世纪里,伟大知识活动的特点是源于,至少部分源于研究《古兰经》,就像基督教的西方在中世纪时期的知识生命,最初是从研究《圣经》起步一样。因此,语法、修辞、词汇、神学和法律体系的科学都在圣典的研究与解读过程中得到成长。

除了这些研究之外,历史和传记作品自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为了真实保存穆罕默德的言行,为了将精彩的征服故事和阿拉伯帝国缔造者们的丰功伟绩流传后人,传记和历史的写作受到启发和鼓励。在这两个领域,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前几个世纪产生了许多显赫的名字。

阿拉伯人写的传奇和诗歌这两种较为大众的文学形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传奇方面,他们继承了波斯说书人的遗产。《天方夜谭》(TheArabianNightsEntertainments)的独特的故事,除了处于东方文化高峰时期的巴格达皇宫里阿拉伯生活和习俗的解说之外,也为世界文学增添了不朽的作品。阿拉伯人的诗是完全原创的,是阿拉伯天赋和气质的自然表达与美丽呈现。

阿拉伯学者也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对地理的关注则是因为开疆拓土和扩大贸易。他们从希腊人和印度人那里获得了天文学、几何、算术、代数、医学、植物学和其他科学的启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欧几里得(Euclid)和盖伦(Galen)的科学著作,以及印度教关于天文学和代数的论述,分别从希腊文和梵文翻译成阿拉伯语,进而形成了阿拉伯研究和调查的基础。几乎所有他们所能触及的科学都被其加以改进和充实,然后再传播给欧洲学者。(75)他们首次把医药变成了真正的科学。从他们那里得知其设计了阿拉伯记数法或十进制记数法(76),并将这一所有科学研究都不可或缺的数学计算工具传到欧洲。在化学方面,他们从未超越炼金术,但在炼金术士的实验中,他们发现了几种化学元素的存在和性质,为现代化学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天文知识表现在其成功地测量了地球的大圆航线(ADegreeofAGreatCircleoftheEarth),计算了黄赤交角(ObliquityoftheEcliptic)和岁差(PrecessionoftheEquinoxes)。(77)所有这些文学和科学活动都能在学校、大学和图书馆的建立中很自然地找出其印迹。在欧洲可以炫耀教堂学校或修道院学校的几个世纪前,阿拉伯帝国所有的大城市,如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伟大的大学就吸引了大批热心的年轻穆斯林并营造出了学识与教养的氛围。从阿拉伯伊斯兰的伟大时代延续至今的开罗的著名大学,现今有数千名学生在校学习。

建造清真寺和其他公共建筑的阿拉伯建筑师发明了一种有着独特风格的新建筑形式,其中的一个最美丽的样本便是保存在格拉纳达的摩尔王宫(PalaceoftheMoorishKings)(78),这一风格给现代建设者提供了一些最佳范例和成果最为丰硕的艺术思想。

第七章

查理大帝与西部帝国复兴

94.概述

前面章节追溯了萨拉森人的权力兴衰,看到东闪米特人被宗教狂热奇迹般地唤起巨大能量的时刻,然后又迅速地陷入了无所作为与虚弱的状态,辜负了先前所有的期许。大道不从麦加传出,是显而易见的。闪米特人不再引领世界文明。

但再次回到西方,日耳曼蛮族身上也展现出了这种青春活力的迹象,让人立即相信他们才是未来时代和世界的主宰。在同盟者的帮助下,法兰克人于图尔战役中挡住了萨拉森人的进攻,让欧洲免于《古兰经》(详见第88条)的统治。其中有一个人,是东哥特的狄奥多里克之后,首次努力尝试恢复社会的和平与秩序,并重建文明,他就是法兰克国王查理曼,或称查理大帝。他的堂堂身影出现在此时的所有历史事件当中;实际上,是他制造了这些事件,使其所处的时代成为了世界史的新纪元。

这个时代的故事为许多后来的西欧历史提供了答案。仅仅列举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来说明这个时期的重要意义与萌芽特征。比如,墨洛温王朝国王的宫相如何成为了法兰克实际上的国王;教皇如何通过法兰克国王的帮助,奠定了自己的权力基础;查理大帝如何成为复兴的西部帝国君主,并在其统治时期内奠定了近代文明的基础。

正是法兰克国王与天主教会早期幸运的联盟,为他们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好运及在西欧的最终优势(详见第28条)。

95.丕平公爵成为法兰克国王(751)查理·马特指挥了著名的图尔战役(详见第20条),尽管他是当时最杰出的人物,但在名义上只是法兰克宫廷的一名官员。他的职位是宫相,以墨洛温王朝一系列软弱无能君主的名义执政。他扶植了一任又一任的国王,并在傀儡君主之间留下了很长的空位期。强大的公爵要攫取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但由于政策动机的约束,他从未僭用国王的称号。

但其子丕平(79),渴望得到王室的头衔与荣耀。他达到目的的方式立即证明了国王称号所蕴含的威望,以及教会在这些野蛮时代的影响。得到了域内贵族的认可,丕平向罗马教皇撒迦利亚(PopeZacharias)派出特使暗示废黜墨洛温国王是法兰克人的共同愿望,而公爵本人功勋卓著,其父德高望重,父子均为法兰克王国与基督教世界鞠躬尽瘁,行使着王室的所有权力,公爵本人理应被赋予王权的标志和称号。

撒迦利亚急于结交丕平这个朋友,因为他在与伦巴第人的斗争中需要帮助,于是回答说拥有国王权力的人拥有国王的名号似乎完全合理,以此默许了这一计划。这就够了。墨洛温国王希尔德里克(Childeric)立即被废黜,作为墨洛温王权象征的长发和胡须被剪断,然后被关进了修道院。在修道院的高墙内,法兰克王国的最后一位长发国王消失在了历史中。公元751年,宣教主教波尼法爵以教皇的名义为丕平涂圣油、戴王冠,丕平正式成为法兰克国王。这样,他成了一个新王朝的创始人,从他的儿子查理大帝开始,这个王朝被称为加洛林王朝。

教皇在废黜墨洛温王朝国王并扶奥斯特拉西亚公爵登上王位这一重大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被后来的罗马主教夸大,并在其努力宣称有权罢黜异端或现世君主的暴政时成了先例。

96.丕平帮助教皇确立世俗权力(756)丕平继承了父亲的才干和雄心,在他强有力的统治期间(751—768),扩大了法兰克王国的疆域,使雄心勃勃的加洛林王朝更负盛名。他统治时期的重大事件均与意大利和教皇有关。

公元753年,深受伦巴第国王爱斯图尔夫(Aistulf)侵扰的教皇斯德望二世(PopeStephenII),冒险长途跋涉来到丕平的王宫,请其出兵帮助对付野蛮人。丕平为了回报教皇在其获得王位过程中给予的支持,立即答应出战。他带兵出现在意大利,使得伦巴第国王答应将“教皇应得的一切”还于教皇;但丕平刚刚班师回朝,奸诈的伦巴第人不但没有归还土地给罗马教廷,反而将其包围。公元756年,丕平收到教皇的紧急求助,再次率军出征,他越过阿尔卑斯山,将伦巴第人从其占领的罗马土地上驱逐出去,并将土地献给教皇(80)。丕平把拉韦纳、里米尼(Rimini)及许多其他城市的钥匙,作为礼物的象征放于圣彼得墓前。

“丕平献土”被认为实际上奠定了教皇世俗权力的基础;因为教皇斯德望二世已经下定决心抛弃对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效忠,建立一个独立的教皇国(ChurchState)(81),但是,如果没有法兰克国王鼎力相助,他也不见得能够取得成功。

罗马主教跻身半岛世俗君主行列给意大利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使他们成为意大利君主政体坚定的敌人,因为他们预见到统一的意大利意味着他们要失去世俗权力,这也正是近代意大利统一的真实结果。

查理大帝

97.查理大帝即位及其战争

丕平于公元768年去世,将王国传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卡洛曼和查理,后者便是广为人知的“查理曼”或查理大帝。这对兄弟继位3年后,卡洛曼便去世,查理把他的领地据为己有。

查理46年的漫长统治充满了远征与战事,以此开疆拓土,到他去世之时,帝国的版图已囊括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他发动了52次战役,其中主要针对伦巴第人、萨拉森人、萨克森人和阿瓦尔人。此处简述一下这些战事。

查理的第一次战役是攻打伦巴第王国。该国国王狄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是法兰克王国的劲敌,为卡洛曼的遗孀提供庇护,并要求教皇阿德里安一世(PopeAdrian)为她襁褓中的儿子涂圣油,确认他为自己父亲的继任者。教皇拒绝了他的请求,狄西德里乌斯威胁要占领教皇的领地,并要马上举兵进犯。这个时候,阿德里安恳请他的朋友查理出手相助。查理国王立刻于公元774年进军意大利,夺取了狄西德里乌斯的所有的财产,并把这位不幸的国王关进修道院,将伦巴第王国著名的铁王冠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详见第21条)。在意大利的时候,查理拜访了罗马教廷并表示认可其父丕平的赠予,以回报教皇对他的支持。

公元778年,查理集结兵力,对西班牙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发动圣战。他越过比利牛斯山,成功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了半岛的整个东北角。这些为基督教世界夺回的土地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称为“西班牙边区”(SpanishMarch)。查理率领他的得胜之师翻越比利牛斯山回国,其后卫部队在穿越龙塞斯瓦列斯峡谷(PassofRoncesvalles)时,被野蛮的山地居民加斯科尼人(Gascons)所阻截,在他返回救援之前已全军覆没。本事件的详情未有官方记载,但很久以后,与英雄罗兰的传奇事迹联系起来,形成了法兰西北部游吟诗人最喜欢的故事和诗歌主题(详见第346条)。

但此时与查理交战最多的还是异教徒萨克森人,他们是仅存的保留古老异教信仰的日耳曼部落。萨克森人不仅是在为自己的家园而战,而且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战;因为确立基督教的权威是查理企图征服他们的目的之一。萨克森人一次次被打垮,又一次次地在绝望中反抗。英勇的维杜金德(Witikind/Widukind)就是“第二个阿米尼乌斯”(SecondArminius),他鼓励同胞们保卫国土,抵御入侵者。蛮族拒绝接受查理为其君主,也拒绝基督教为其宗教,冥顽不化,查理最终恼羞成怒,将俘获的4500名俘虏全部斩首,以报复该民族的顽抗(82)。维杜金德最后屈服了,接受了洗礼,查理对其惺惺相惜,当然依照惯例,他在修道院终此一生。他的许多同胞从海上逃到斯堪的纳维亚,而他们的后代帮助维京人操纵舰船——世事轮回,开始是被查理掠夺的臣民,后来查理自己的臣民再被其掠夺过的臣民掠夺,查理如果地下有知,也只能扼腕叹息(详见第121条)。

查理所征服的日耳曼部落后方的东部和东南部,是异教的斯拉夫人和鞑靼人,鞑靼人中有一个种族叫阿瓦尔人,与阿提拉的匈奴人一样可怕,应是同一血统的分支。这些野蛮的民族,此时扎根古潘诺尼亚(Pannonia)草原,正给查理的臣民巴伐利亚人(Bavarians)带来痛苦。

在从公元790年到805年的一系列战斗之后,查理打败了阿瓦尔人,捣毁了他们类似于某种皇家营地和要塞的所谓“巨环”(GreatRing),其中储存有大量通过各种掠夺缴获的战利品,使其归顺成为附庸国。3个世纪以来,阿瓦尔人一直是邻居的祸患,因此,征服他们是查理为欧洲年轻的基督教文明作出的最伟大贡献之一。

98.复兴西部帝国(800)

此时,一个看似很小的历史瞬间,却能极大地影响未来发展的蝴蝶效应值得注意。教皇利奥三世(PopeLeoIII)呼吁查理帮助打击罗马内部的一个敌对派系,国王很快亲自出现在教皇的都城,立即惩罚了教会和平的扰乱者。利奥三世感激涕零,对法兰克国王作出的贡献涌泉相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种情况导致意大利人与君士坦丁堡皇帝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强烈。东部教会和西部教会之间产生了纷争,拜占庭统治者竭力迫使拉丁教会在宗教仪式上实行某些变革,这引起了罗马主教的坚决反对。他们指责东部皇帝是分裂者与异教徒,谴责其在专注迫害正统的西方教会的同时,却让基督教的东部土地落入了阿拉伯异教徒之手。

而就在此时,伊琳娜女皇(EmpressIrene)为了自己登上皇位,废黜了儿子君士坦丁六世,并刺瞎了他的双眼。在意大利人看来,拜占庭王位出现了空缺,因为他们主张恺撒的皇冠不可以戴在女人头上。在此情况下,教皇与其身边的人自然而然地谋划,将皇冠从异端、软弱的希腊人头上摘走,授予一位真正强大、正统、高尚的西部君王。

此时,所有西部基督教的日耳曼人首领中,查理家族声名显赫,是年轻基督教同异教徒敌人英勇作战的最强大的斗士,推举他一定毫无争议。因此,公元800年,当查理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参加圣诞节仪式时,教皇走近跪地的国王,把金冠戴在他的头上,宣布他为“罗马皇帝暨奥古斯都”(EmperorandAugustus)(83)。

教皇利奥三世此举的意图是想逆转当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的行为,将皇庭从东部再转回西部;但他真正实现的只是复兴了西部帝国的皇帝世系,而这在324年前就被奥多亚塞给中止了,当年他废黜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并把皇室的礼服送往君士坦丁堡。而这就是他造成的实际影响:不管罗马人民与教皇做了什么,东部的希腊人就当意大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继续他们的皇帝世系。所以,从此时起的几个世纪里,大多数时候都有两个皇帝:一个在东部,一个在西部,都自称是恺撒·奥古斯都的合法的继任者,又都不时地谴责对方为冒牌货与伪皇帝。(84)查理大帝的加冕礼查理统治的帝国区域同古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西部领土范围大致相当。非洲和几乎整个西班牙都在萨拉森人的手中,而不列颠则被撒克逊人占领;但几乎全部意大利、近代法兰西、荷兰、瑞士、德意志和当时的奥匈帝国(Austria-Hungary)的大部分土地,都服从他的命令,还有许多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宣誓效忠于这位皇帝。

99.统治者查理大帝

查理大帝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位武士,因为他最杰出的贡献是作为立法者兼管理者来实现的。在这一领域,他同样表现出了驾轻就熟的优秀人格品质。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查理残酷无情,多行不义;但建立以后,他却始终如慈父般管理着帝国。

为了便于管理,查理遵从了老墨洛温王国原有的模式,将巨大的领土划分为多个行政区,称为郡,每郡设置一名管辖者,封以伯爵的头衔。这一管理体系极为重要,因为其中蕴含着封建制度的萌芽(详见第140条)。

帝国的特色机构之一是定期会议(Diet)或全体代表会议(GeneralAssembly),显然是古老日耳曼民众大会的遗风(详见第10条),并于每年春天举行一次(85)。定期会议仅仅是查理和国内自由民之间交流意见的平台;因为会议不是立法机构,其职能仅限于向皇帝提供建议和信息。会议与查理之间的关系可以体现在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建议给我,这样我好知道该做什么。”

与定期会议相关联的是著名的《查理大帝法令集》(CapitulariesofCharles),其实这些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而是涉及各种民事、宗教、公共、国内事务的法令、裁决与指示的汇编。其中有些是在定期会议期间收集整理的;而更大一部分则表达了查理以建议、意见或命令的形式将个人的观点给予所需的首领或臣民。

查理治国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设立巡回专员(missidominici),其职责是定期访问给定路线的所有地区,监视地方行政官员履行职责,拨乱反正,并将所有应报事宜汇报给皇帝。这让皇帝对帝国广阔领土上的实情了如指掌,事务无论远近,都在皇帝的掌控之中,是一种相当高明的策略。

特别是在加冕为帝之后,查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与对民事的管理一样小心谨慎。他主持召集神职人员开宗教会议,在会上修订教会教规,用慈爱的话语向修道院院长和主教们提出忠告、责备与劝诫。

教育也是查理热心关注的问题。只要繁忙的生活允许,他自己自始至终都是一位勤奋的学生。他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描述他可以用拉丁语和日耳曼语背诵祷辞,而且他还懂希腊语,尽管在发音上存在困难。他从未停止学习,晚年还试图学习写作,但发现为时已晚。

查理苦恼于周遭的极度无知,通过建立学校、由寺院的抄写员通过誊写增加和传播书籍,不辞辛劳地教导世俗和宗教的臣民。查理从英格兰请来当时最优秀的学者阿尔昆(Alcuin),并在他的帮助下组建了宫廷学校,皇子、朝臣以及皇帝自己都成了那里的学生。一种罕见的友谊似乎已经遍及这所快乐的学校,不同的成员被玩笑地起了希伯来或古希腊、古罗马的名字:查理被称为大卫王(KingDavid);阿尔昆叫作弗拉库斯(Flaccus);还有其他人被起名叫荷马(Homer)、品达(Pindar)、撒母耳(Samuel)、科伦巴(Columba)和耶利米(Jeremiah)。学校的课程、辩论和对话囊括了所有神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

查理大帝和阿尔昆

查理又在其国土内兴建了许多教堂和修道院附属的学校。其中许多是由阿尔昆组建的;一所与图尔著名的圣马丁修道院(MonasteryofSaintMartin)有联系,阿尔昆在那里做过多年的院长,这所学校在其指导下成为了欧洲最有名的学校之一,影响无可估量。据说,几乎所有下一代的伟人都是他的弟子和学生。

查理努力建立的这些学校,给欧洲文明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标志着西方基督教世界新知识生活的开端。

100.查理之死及其历史地位

查理在加冕称帝仅14年后就去世了,时间为公元814年。谈及此事时,艾因哈德只是说他去世后葬在了亚琛(Aachen)的一所自己主持建造的大教堂内。后来的传说声称,死去的君主被置于王座之上,皇袍加身,宝剑立于身侧,一本福音书摊开于膝头(86)。人们似乎不能相信他的统治已经结束了,的确,它也没有结束。

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几乎持有统一意见,认为查理大帝是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15世纪之间最显赫的人物。哈勒姆说:“他独自挺立,好似荒芜旷野上的指路明灯,抑或广阔大海中的不没磐石。”他是法兰西的亚瑟王,中世纪吟游诗人最喜欢的英雄。他的伟大正如其名,而他的名字则是一座屹立着的不朽丰碑,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就是——查理曼。

他的伟大声名远扬,远及巴格达的哈里发皇庭;因为哈伦·拉希德送给他一头大象和一个奇特的水钟作为礼物,水钟可以自动开门、自动显示时间,这标志着哈里发的友谊和阿拉伯艺术家的创造力。

这位法兰克君主的名字以其法文形式查理曼(Charlemagne)而彪炳史册,却让人误解其为法兰西国王。实际上,查理是一位日耳曼君主,同古老帝国里拉丁化的居民之间的关系跟当年狄奥多里克、尤里克或克洛维绝无二致。弗里曼写道:“加洛林王朝上台,几乎相当于日耳曼第二次征服高卢。”教会表示:“查理,无论如何,首先是一位日耳曼人。在语言、观念、政策、品味、最喜欢的居住地方面都表明,他是一位日耳曼国王,而不是拉丁国王或拉丁化的国王。”

101.查理大帝统治时期的成就

在查理大帝统治时期的众多成就中,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他为日耳曼做了恺撒大帝为高卢所做的事情,把这片野蛮之国带进了文明的曙光之中,并将其打造成了新形成的罗马-日耳曼世界的一部分。

第二,通过他在复兴帝国中所扮演的角色,帮助将“伟大的政治理想”给予后人,同时在欧洲君主之中建立权威,注定要被中世纪历史大书特书(详见第十二章)。

第三,查理将各种族的元素融为一体,构成他统治范围内的多元社会。在他长期有力的统治时期,罗马人和日耳曼人融合迅速(详见第四章)。查理的确未能将庞大帝国中的各个种族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永久的政治统一体,但却在其中打造了后世永不断裂的宗教、知识及社会纽带。一言以蔽之,从此之后,便有了西部基督教世界。

102.帝国分裂;《凡尔登条约》(843)像亚历山大和许多其他伟大征服者所建立的王国一样,查理曼帝国在他死后不久就分崩离析了。“他的权杖如尤利西斯之弓,弱者无力擎起”。

四位有如此能力、活力和天赋的领导者一个接一个努力地巩固帝国的基业,可谓绝无仅有;但加洛林家族短暂的辉煌也随伟大的查理一起永远地消逝了。

查理大帝死后,其子虔诚者路易(LewisthePious,814—840)继位。路易一世让自己的四个儿子洛泰尔(Lothair)、丕平、路易和查理也参与治国,但四子纷争不断,搞得帝国动荡不安,使得其父至死难安。

路易一世死后,激烈的争夺在活着的诸王子之间再次爆发,无数人在残酷的冲突中丧失了生命(87)。最后,公元843年,他们签订了著名的《凡尔登条约》(TreatyofVerdun),将帝国瓜分:路易得到莱茵河以东的部分,即后来德意志的核心;查理得到罗纳河(Rhone)及默兹河(Meuse)以西地区,后来成为法兰西;而洛泰尔则保留了狭长的中间地带,从北海到地中海纵跨欧洲,包括莱茵河下游的肥沃土地、罗纳河谷及全部意大利,还继承了皇帝的称号。(88)这一条约非常著名,不仅因为它是欧洲国家中第一个大条约,而且作为分水岭,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近代欧洲两个伟大的国家——拉丁的法兰西和日耳曼的德意志。

103.加洛林王朝的终结

查理曼帝国分裂以后,加洛林家族不同分支的历史变得复杂、乏味而无益。古希腊故事里底比斯家族(Thebes)的黑暗、可悲命运似乎笼罩在了查理曼家族之上。在这位伟大国王的不同世系分支,都有着不可思议的厄运在等待着他们。加洛林王朝最终于10世纪灭亡。

公元987年,法兰西的加洛林王朝让位给了卡佩王朝(Capetian)。此时,罗马-凯尔特元素已经完全战胜了被吸收、同化或抛弃的日耳曼元素,避免了似乎在加洛林王朝初期不可避免的结果,即入侵的日耳曼元素会强加于拉丁化的高卢人身上,使其国家仅仅成为德意志的延伸。

104.奥托大帝复兴帝国(962)

在瓜分查理曼帝国的过程中,皇帝的头衔留给了洛泰尔。然而,这个头衔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没有什么实权,只是比帝国分裂后的其他王国统治者们享受名誉优势,但仅此而已。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该头衔的空虚荣誉有时归于意大利国王,有时归于东法兰克国王。

公元936年,奥托一世(OttotheGreat)继位为德意志国王,成为欧洲君主中的第二个查理大帝。他不仅是德意志国王,还通过干涉意大利事务,成为意大利国王。此外,他从斯拉夫人手中夺取了大片土地,还迫使丹麦人、波兰人、匈牙利人承认其宗主权。在命运的青睐下,他自然而然地生出了一个复兴帝国权威的想法,就像伟大的查理大帝复兴西罗马帝国一样。

因此,在查理大帝于罗马加冕一个半世纪之后的公元962年,奥托在同一地点,由同一教廷为其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EmperoroftheRomans),已经有一代人未享此名号了。此后,德意志的公国代表推举作为国王的君主,有权成为意大利国王及帝国皇帝,便成为了规则。

帝国也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虽然,就像伏尔泰(Voltaire)诚实描述的那样: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又不帝国”。帝国的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详见第十二章)。

第八章

北欧人:维京人的到来

第一节

导言

105.北欧的民族与土地

北欧人(Northmen)、挪威人(Norsemen)、斯堪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s),是对丹麦、挪威和瑞典早期居民不同的称呼。因为定居在英格兰的大部分人来自丹麦,所以“丹麦人”(Danes)这个词也经常被英格兰作家用来泛指北欧人。

北欧人同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其他占领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部落是亲族,拥有日耳曼人的语言、宗教、习俗与精神。不能确定曾几何时他们占据了北方的半岛,但要比恺撒入侵高卢早得多。

隆冬时节,半岛几乎笼罩在极夜之下,全年大部分时间土地和水域都被冰雪覆盖,因此,任何一个选择在如此荒凉的地区安家的日耳曼部落都会让人感到奇怪;然而,想到当这些人进入该地区之时还未超越渔猎文化阶段,就会豁然开朗了。有着崎岖山脉和无数海湾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提供了欧洲最好的渔猎场所,时至今日,这一地区每年夏季还吸引着来自英格兰和其他地区的冒险家。此外,该地区还盛产日耳曼勇士用以制造武器的铁和铜,这也许是对蛮族额外的吸引力。

106.作为海盗和殖民者的北欧人

公元8世纪前,北欧人实际上是隐藏在其北方偏远的家乡,几乎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但到8世纪末,他们黑色的海盗船开始沿着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克帝国的海岸游弋,甚至冒险深入海湾与溪流。

每年夏天,这些国家未加防范的海岸会被这些可怕的海盗造访,迅速登陆,烧杀抢掠;然后在暴风雨季节来临之前,回到北方半岛有庇护的峡湾过冬。一段时间后,大胆的海盗开始在他们夏季掠夺过的土地上过冬;不久,被其袭扰过的所有国家的海岸都点缀着他们的驻地或定居点。一旦站稳脚跟,新的部落就从北欧土地上蜂拥而至;冬季驻地变成了永久殖民地;并逐渐从周边本地人那里掠夺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定居点合并成了一个真正的王国。

因此,高卢北部很快就落入了北欧人(Northmen)的手中,并因此而得名诺曼底(Normandy);而英格兰东北部则挤满了来自丹麦的移民者且适用了丹麦法规,被称为丹法区(Danelagh/Danelaw)。诺曼底作为新的行动基地,新的殖民团向外扩展,先后征服了南意大利、西西里岛及英格兰,并在这些地方定居。当这一切在欧洲上演的时候,北欧人的其他队伍推进到了大西洋并在冰岛和格陵兰岛(Greenland)上殖民,还造访了美洲大陆海岸地区。

这些掠夺冒险和殖民行为从8世纪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诸民族这一惊人的涌出产生了持久重大的影响,以至经常与其日耳曼亲族在五六世纪时的大迁徙相提并论。欧洲第二次被日耳曼蛮族淹没了。

这些北欧人最值得关注的特点是,欣然放弃自己的礼仪、习俗、观念与制度,转而去接受定居国家的。“到罗斯,他们就成了罗斯人;到法兰西,就成了法兰西人;到意大利,就成了意大利人;到英格兰,起先是丹麦人,后来是诺曼人,都成了英格兰人。”(89)107.迁徙原因导致斯堪的纳维亚人大迁徙(ScandinavianMigration)的主要原因是:(1)北欧人热爱冒险和期盼掠夺;(2)人口过剩;(3)丹麦和挪威王国建立后,其统治者的暴政导致很多人到其他国家寻求国内无法获得的自由;(4)继承法规的存在,规定家族的一切都传给最年长的成员,把海洋王国留给年纪小的成员。

统治家族或王族没有继承权的子弟,因最后一条原因而成为了迁徙队伍的首领。由于这些首领出身高贵,只要他们率领一次远征,就会被授予国王名号,所以很自然地被称为海之王(Sea-kings)。“Viking”(维京)一词源自“vie”,意为峡湾或海湾,更恰当地指那些出身稍逊而无法获得皇室殊荣的人。

维京海盗船

108.定居苏格兰、爱尔兰和西部群岛早在9世纪初,北欧人就占据了奥克尼群岛(Orkney)、设得兰群岛(Shetland)及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一个世纪即将过去之时,后者与苏格兰西海岸和爱尔兰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连接在一起,形成某种北欧的海上王国,其统治者经常就土地所有权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凯尔特首领产生纠纷,就像丹麦人与英格兰的英格兰人产生争执一样。这些北欧人在直到13世纪前的苏格兰和爱尔兰事务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109.冰岛和格陵兰岛的殖民

第一批斯堪的纳维亚殖民者是为了逃避挪威国王哈拉尔·费尔赫尔(HaroldFairhair/HaraldFairhair)的暴政,大约于公元874年定居冰岛。1874年,冰岛人庆祝了自己在岛上定居的千年纪念日,活动极像1876年美国的“百年庆典”(Centennial)。流亡者们在这片荒凉的岛屿上建立了一个某种形式的共和国,并将其打造成了自由的国度,这比哥伦布驶入大西洋并发现新大陆早了几个世纪。

北欧人于公元981年发现了格陵兰岛,并很快在那里殖民。他们的定居点似乎繁荣了几个世纪,建造了许多教堂和修道院;但14、15世纪期间,殖民者被一些不知名的力量一扫而空。

北欧人早在11世纪初就到达过美洲了;其传说中所用的“文兰”(Vinland)可能就是新大陆海岸的某个地区。这些新大陆上的第一批来访者是否在这里定居过一直存有争议。如果是的话,那所有的定居痕迹都在16世纪航海家重新发现新大陆之前就消失殆尽了。(90)110.冰岛的萨迦文学早期的冰岛殖民者是拥有良好素质与信念的挪威人;像那些清教徒前辈的移民一样,他们把自己从故土流放出去,因为与其在国内可耻地屈服而过得安逸富足,宁愿为了自由而过艰苦的流亡生活。移民的性格影响了殖民地的历史。冰岛不仅成为了自由的家园,而且成为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文学中心。冰岛之于北欧种族就如希俄斯岛(Chios)之于早期希腊人。在这里出现了一类吟唱诗人(scald),或称吟游诗人(bard),在采用书写之前,他们通过口头保存并传播了北方民族的故事或传说,即萨迦(Saga)。歌颂非凡事迹的民谣大多都是动情地讲述英勇的维京人的强大力量。

到13世纪中叶,根据最可信的观点,有些人收集了许多当时流传民间的古老神话诗歌和传说,大都明显出自吟唱诗人之口。1643年发现的这个集子被称为《老埃达》(ElderEdda)或《诗体埃达》(PoeticEdda)。大约与此集汇编时间相同,被称为《新埃达》(YoungerEdda)或《散文埃达》(ProseEdda),由人称“北方希罗多德”(NorthernHerodotus)的冰岛著名作家斯诺里·斯图鲁松(SnorroSturleson,1178—1241)结集。

这些北方民族的诗歌和传说在北大西洋荒凉岛屿的冰雪之中保存于世,是现存早期日尔曼文学记录中最令人瞩目、也最为重要的部分,忠实地反映了北欧人的信仰、礼仪、习俗及其海之王的狂热冒险精神。

111.罗斯的北欧人

当挪威人大胆地进入大西洋占领岛屿和海岸之时,瑞典人驾驶舰船跨过波罗的海对沿岸进行侵扰。起初,这些海盗主要针对栖于东海岸的芬兰人和斯拉夫部落,逼迫他们进贡毛皮。

后来逐渐把触手伸向了内地。约9世纪中叶,著名的斯堪的纳维亚首领留里克及其追随者占领了基辅(Kiev)和诺夫哥罗德(Novgorod)。无论是凭借征服或是通过争执的斯拉夫部落的邀请,留里克在公元862年获得了国王名号,并成为罗斯王族的创始人。他和他的后裔建立的国家对于近代沙皇(Tzars)的大帝国来说只是开始,或者说是雏形。

112.君士坦丁堡的瓦兰吉亚人

北欧人在罗斯定居后不久,就把长船推入河中,驶入黑海,再冒险进入南方的溪流以搜索财富。作为强大的武士,他们受到了东部帝国皇帝的欢迎,瓦兰吉亚人(Varangians)的名字便列入了帝国阵营并委以保卫皇帝的光荣使命。

他们在拜占庭皇庭的地位类似于罗马的禁卫军(Pretorians),或者近代土耳其苏丹的加尼沙里军团(Janizaries,详见第241条)。他们有时由被迫流放或冒险的前景吸引而到地中海地区来的高贵斯堪的纳维亚首领率领,为东部皇帝与各种敌人的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留里克

第二节

英格兰的丹麦人

113.丹麦人劫掠英格兰岛

北欧人,英格兰作家称之为丹麦人,在8世纪末开始登陆英格兰海岸。这些海盗使整个岛屿笼罩在了极大的恐怖之中;他们作为异教徒,并不满足于掠夺,还饶有兴致地焚毁此时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此后称之为英格兰人的教堂与修道院。在极短的时间内,英格兰土地的整整一半落入了北欧人之手。可怜的英格兰人受到当年他们对待凯尔特人时完全一样的待遇。当他们似乎就要完全被异教入侵者奴役或赶出岛屿之时,阿尔弗雷德(Alfred)于公元871年登上韦塞克斯王位。

114.阿尔弗雷德国王(871—901)与丹麦人阿尔弗雷德是埃塞伍尔夫(Ethelwulf)的第四个也是最小的儿子,生于公元849年,儿时在父亲的陪同下到罗马,被教皇认作教子。也许此事对其不无影响,因为阿尔弗雷德一生都是教会坚定的朋友和热忱的保护人,但这也只是可能而已。在英格兰最伟大的国王陶冶品行与塑造生活的过程中,影响力更大的是他的母亲。据说,埃塞伍尔夫的王后通过奖励第一个背诵下来诗歌的孩子一卷撒克逊诗集作为礼物来鼓励竞争。阿尔弗雷德聪明伶俐、思维活跃,得到了奖励,心中对自己民族英雄的故事和民谣的热爱被早早唤醒,而这些文学体验至少令其产生了目标并努力在成年时将其化为行动。

阿尔弗雷德刚刚成年,哥哥便在与丹麦人的战斗中牺牲,他继承了王位,时年22岁。丹麦人此时已经占据了英格兰的很大一部分领土。6年来,年轻的国王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但英格兰的领土却在逐年减少,最后,阿尔弗雷德及其残余的追随者被迫躲进树林和沼泽。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阿尔弗雷德的状况开始有了转机,取得了一些优势,但还是无法把丹麦人从岛上赶出去,并于公元878年签订了《韦德莫尔条约》(TreatyofWedmore),将英格兰东北部的所有土地赠予他们。丹麦人的首领古斯鲁姆(Guthrum)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但其未来的行为中却没有任何基督徒的影子。

在古斯鲁姆及其追随者归顺并在此定居之后,阿尔弗雷德的小王国免于丹麦人的破坏,度过了10到15年相对自由的岁月;在这段和平的岁月里,阿尔弗雷德一直致力于组建一只舰队,并在政府中推行改革措施。

阿尔弗雷德大帝

但可怕的敌人再次来袭,此次由恐怖的黑斯廷(Hasting)率领,但最终被迫从岛上撤离,到别处寻找战利品和定居点;而阿尔弗雷德则得以度过祥和的晚年。伟大的国王于公元901年去世,终年53岁。(91)115.编法者兼作家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作为领导了多次战争的领袖,为人民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更为杰出的是作为法律编纂者和作家。他收集并修订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古代法律,根据基督教的道德与原则对其进行调整和修改(92),编订而成的法典成为英格兰早期法律体系的基础。

除此之外,阿尔弗雷德国王在文学方面的努力也值得高度赞扬,他鼓励学术并赋予了英格兰文学第一推动力。由于异教的丹麦人摧毁了修道院和教堂的图书馆,加重了那个无知时代的人们的无知。阿尔弗雷德曾说泰晤士河以南没有一位牧师能把他的拉丁文祈祷书翻译成英文。国王只得亲自上阵,积极努力改善这种情况。他的教育理念是,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有时间和金钱的年轻人都应该得到教育,至少能够令其轻松地阅读英文版《圣经》。

但是阿尔弗雷德意识到,只要所有的书籍仍以陌生的语言写成,那么教育的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所以,他自己也成了一名翻译,把许多拉丁作品翻译成英文,写序言、解述或删节文本,并加入很多自己的思考,完全赢得了作家的头衔。这样,他翻译了波伊提乌的《哲学的慰藉》(详见第16条),奥罗修斯的《世界史》(Orosius’sHistoryoftheWorld),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的《司牧训话》(PopeGregorytheGreat’sPastoralCare)——一本给牧师虔诚的建议和告诫的书。

除了《圣经》以外,凯德蒙用短诗歌写成了著名的《诗释圣经》(详见第35条),是阿尔弗雷德第一次在手中捧起臣民们用自己语言写成的书,由此拉开了英格兰散文文学的序幕。“无数卷散文书籍填满了她的图书馆,”格林写道,“始于阿尔弗雷德的译著,加之他统治时期的编年史(93)。”

116.阿尔弗雷德国王的性格

“此时,我可以坦言,”阿尔弗雷德写道,“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努力活出价值,将我的记忆写进书里,死后留给我的后代。”一个如此情真意切的君主,他的一生被人民所感激与热爱,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是英格兰的土地上唯一赢得“大帝”之称的君主。

历史学家格林宣称,在阿尔弗雷德国王之前,世界上“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国王只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活着”。而他的传记作家保利(Pauli),用这样的话结束对他的描述:“阿尔弗雷德的名字将永存于这个星球的伟大精神之中;只要人类对自己的历史仍存敬畏之心,这位救西撒克逊种族于水火并心存和谐美德的人,便再无人可及。”(94)117.丹麦征服英格兰阿尔弗雷德死后后整整一个世纪,他的继任者一直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的丹麦人进行持续斗争以对其进行约束,或保护自己免于北方半岛新的海盗队伍的掠夺。

虽然这一时期的统治者中也不乏强大可敬之士,但此处不再赘言;但圣邓斯坦(SaintDunstan,约925—988)之名却不能不提。他是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AbbotofGlastonbury)院长、坎特伯雷大主教,并担任英格兰的首席大臣多年。他是首位教会政治家,当然沃尔西(Wolsey)也许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两位国王的统治期内,邓斯坦都是幕后统治者。可以用一句话来表明他在早期英格兰历史上的地位:作为知识的传授者,作为道德的改革者,作为明智的辅政者,他延续了阿尔弗雷德国王所开创的和平时期。

卑鄙而软弱的埃塞尔雷德二世(EthelredII,979—1016),绰号“轻率王”(Redeless)——“缺乏忠告”之意,在其登基之后,邓斯坦的公共活动很快便停止了。国王用来对付海盗的手段无疑是轻率得不能再轻率了。他向其人民征收巨额赎金税,用以收买掠夺者。这种政策的后果不言而喻:只要丹麦人花光了收到的钱,自然又会回来用武力威胁要更多的钱。

最后,远征就不仅仅是用赎金就可以打发的了的几船冒险者们的活动了。公元994年,丹麦国王斯韦恩(Swegen/Sweyn)和挪威国王奥拉夫(Olaf/Olav),也加入了远征的军队和舰队,决定征服整个英格兰。此时,英格兰人不得不首次面对来自强国的有组织的军队。

对侵略者没有形成任何有效的抵抗,不止是因为国王软弱无能,还因为各郡之间缺少团结协作,因为《编年史》中记录:“没有一个郡愿意更多地帮助别的郡。”最后,埃塞尔雷德断然实施其恶劣统治时期内最失策、最残酷的举措。这完全是对所有定居韦塞克斯王国的丹麦人进行大屠杀,原因是他们援助并安慰其劫掠的亲族。

1002年,全国各地的丹麦人在同一天遭到袭击,绝大多数被屠杀,斯韦恩的姐姐也在其中。他发誓要让悲伤完全笼罩在这片可憎的土地上,为姐姐及自己的同胞报仇雪恨。他说到做到,无情的战火在英格兰燃烧了10年之久:国家被掠夺,城镇被洗劫,教堂和修道院被抢劫焚毁,庄稼每年都被海盗所收获。

最后,1013年,斯韦恩亲自率领庞大的舰船和军队,把埃塞尔雷德赶到了诺曼底,而他自己被贤人会议(Witan)(95)宣布为英格兰国王。举国沦陷,外国国王首次坐在了爱格伯特和阿尔弗雷德的王座上。

斯韦恩统治这个被其征服的岛屿几个月后就死了。他死之后,在英格兰的丹麦人选择他的儿子克努特(Canute)作为继任者。因为新君主只有19岁,年轻又缺乏经验,导致贤人会议想将埃塞尔雷德重新推上王位,并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

英格兰于是被两个国王瓜分了:克努特受到丹麦地区人民的支持,埃塞尔雷德受到英格兰人民的支持。战火再次燃遍英伦大地。丹麦派出上百艘满载战士的船只;古老的英格兰精神也全面迸发,即使埃塞尔雷德也展现出了机敏和力量,大有一雪前耻之意,但却于1016年去世。他健壮的儿子埃德蒙·伊伦塞德(EdmundIronside)继续同可憎的丹麦人作战,绝对对得起自己的姓氏。(96)可敬的阿尔弗雷德的继任者带领英格兰人抗击自己憎恨的敌人,全国上下重整旗鼓、绝地反击。7个月内,埃德蒙打了6场伟大的战役。最后,用《编年史》里的话说,就是“全英格兰都在打克努特,但克努特却获得了胜利”。

这场战役后不久,埃德蒙同意与丹麦国王分土而治。这与100多年前阿尔弗雷德和古斯鲁姆之间的协议极为相似。

1016年,埃德蒙突然死亡,克努特成为整个英格兰的国王,此后瓜分国土的事情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随埃德蒙·伊伦塞德的死亡而逝去的,还有自阿尔弗雷德起最勇敢、最杰出的英格兰国王们。

118.克努特(1016—1035)的统治时期克努特将宝剑换作权杖的那一刻,性格似乎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弗里曼(Freeman)认为似乎克努特跟希腊诗人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想法一致:“为获王权可行不义,获得王权必行正义。”比起自己的母邦丹麦,他更为英格兰着想,而且在其统治期间,帝国的疆域远及挪威、丹麦,他还是瑞典的最高领主,但却表现出对帝国这片土地的偏爱,这让英格兰人民颇为满意。

克努特的性格在他去罗马朝圣期间给英国臣民写的那封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信读起来就像是一位父亲留给孩子的叮嘱。克努特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的子民,包括他的所见所闻:皇帝、教皇和其他要人如何庄严地接见他,他如何从教皇那里获得英格兰基督教的伟大特权。此时,他的心似乎洋溢着对上帝的祝福和仁慈,承认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并许诺此后他将永远公正地统治并敬畏上帝。

克努特大帝

119.复兴英格兰国王世系(1042)在此后18年的统治期间,英格兰享受着几乎完美的和平与繁荣。克努特死于1035年。一人权杖统领四国疆土,一人已逝,这个自查理大帝之后最大的帝国随即土崩瓦解。

英格兰由这位虔诚的父亲的两个不肖子分而治之,哈罗德(Harold)和哈德克努特(Harthacanute)均是残忍又卑鄙的国王。他们短暂而混乱的统治并没有任何有益或值得提及的事件。1040年,哈罗德去世,哈德克努特被贤人会议选举为唯一国王;两年后,他也去世且无继任者,埃塞尔雷德和诺曼底的爱玛(NormanEmma)之子忏悔者爱德华,作为古英格兰国王世系的延续再次成为英格兰国王。克努特之子的不幸统治使得英格兰人对他们这位被放逐的君主报以前所未有的忠诚。《编年史》写道:“哈德克努特还未下葬,伦敦的所有人,就都选择了爱德华做国王。”

这样就结束了丹麦在英格兰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016—1042)的统治。

120.丹麦征服的影响

英格兰人通过与半罗马化的凯尔特人接触,特别是通过寺院教堂的软化作用,已经失去了其顽强的祖先原有的英勇无畏与阳刚活力,而丹麦征服的最大益处就是为英格兰人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英格兰定居的丹麦人人数众多,东北部完全变成了丹麦人的地盘。由于丹麦人同英格兰人是亲族,所以并没有在人口上增加新的元素;但他们为古老的日耳曼血统增添了活力,增强了实力。很快,英格兰人就需要这种活力与实力来保持其独特的性格,因为灾难即将再次降临到英格兰民族身上: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的重要事件即将上演(详见第十一章)。

第三节

北欧人在高卢的殖民

121.罗洛与天真汉查理

时值8世纪末的公元799年,北欧人首次登陆高卢海岸进行掠夺。尽管查理大帝拥有强大的军队可以在其有生之年保护国土免受侵袭,却为他的继任者感到忧虑。据说有一天,他在高卢南部的港口看见北欧人的些许船只在地中海游弋,预见到了新的敌人将会带给自己国家的灾难,这位伟大的国王悲叹不止。公元845年,距查理去世不过30年,这些海盗便登上塞纳河岸洗劫了巴黎。

而其随后对高卢的劫掠和最后在该国西北部的定居,只不过是丹麦人在英格兰劫掠和定居过程的重复而已。实际上,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极为相似。起初,过来的队伍只不过是海盗而已。一次又一次,加洛林王朝的国王采取了跟英格兰统治者一样收买的手段,当然也有了类似的最终结果。最后,在公元912年,国王“天真汉”查理(CharlestheSimple)做了一件与不久之前海峡对岸的阿尔弗雷德所做的极为相似的事情。以效忠和皈依为条件,他将高卢北部的很大一片土地赠予了曾在鲁昂(Rouen)定居的北欧人首领罗洛(Rollo)。罗洛与查理女儿的婚姻巩固了该协议。

122.高卢北欧人的转变

“正如在英格兰定居的丹麦人成了英格兰人,在法兰西定居的北欧人也成了法兰西人。”此种转变在法兰西来得比在英格兰更快些,因为北欧定居者在高卢居住得比在英格兰更为分散。因此,外来者与本地居民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接受了法兰西人的语言、习俗和宗教,还捕获了他们活泼与冲动的精神,然而却未丧失自己任何的天然美德。这种习惯与生活的转变,可以从其名称的变化中想象出来:北欧人(Northmen)软化称为诺曼人(Norman)。

123.法兰西历史上的诺曼底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高卢建立定居点被证明,不仅对法兰西人民的历史,而且对欧洲文明史来说,都是极为重大的事件。多种民族因素在古代高卢的土地上融合并创造出拥有丰厚天资的法兰西民族,而北欧因素注定是重中之重。因为法兰西历史上最传奇的阶段得益于这些狂野海盗后裔的冒险精神。诺曼底骑士团为法兰西骑士增色不少,并大大有助于使法兰西成为骑士精神以及11、12世纪十字军运动的中心。

斯堪的纳维亚种族的到来对法兰西历史的影响不止于此。诺曼底成为出发点,进而征服了英格兰及地中海国家,并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详见第十一章)。

第九章

神权的崛起

124.早期教会的构成

如前所述,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和戒律体系控制了欧洲不同的民族和部落。本章将要讲述由伟人与天时塑造的教会如何发展成为以罗马主教为首的普世帝国。

关于早期基督教会组织的性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如现今天主教会一样的管理等级体系从最初就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教会最初是由孤立的,甚至独立的阶层组成,虽然有些人的声望高于他人,但没有任何人享有权力上的优先权,总之,早期的地方教会是没有任何真正管理体系的协会或兄弟会。然而,所有的历史学者都认同,在4世纪末的教会中存在着固定的等级制度,包括执事(Deacons)、司铎(Priests/Presbyters)和主教(Bishops)等各级执事人员。主教们共同组成了主教团(Episcopate),有四个等级:区主教(CountryBishops)、市主教(CityBishops)、都主教(Metropolitans)或总主教(Archbishops)及宗主教(Patriarchs)。都主教是都城或省区主要城市的主教,领导教区内的其他主教。宗主教的权力在都主教之上。4世纪末时,共有五个宗主教区(Patriarchates),分别以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这五大城市为中心。

125.罗马主教的首席主教主张

两派历史阐释者对早期罗马宗主教与其他宗主教及主教之间的关系持相反观点,上文已有提及且应引起高度关注。天主教学者的观点认为,罗马主教从最开始就在职位上和权力上高于其他所有主教和宗主教,这是神的旨意。新教学者的观点认为,最初宗主教们拥有平等的权力;即,虽然罗马宗主教的声望高于其他宗主教,但所有宗主教中没有任何一个在权力范围或管辖区域上优于其他。

然而事实可能是这样的:最初,罗马宗主教要求拥有高于其他所有主教和宗主教的权力,并成为普世教会(ChurchUniversal)的神授首领。这一主张基于几个理由,其主要原因是罗马的教堂由首任主教圣彼得(SaintPeter)亲自建造,基督曾将天国的钥匙托付于他,并授予其教授和解读《圣经》的最高权威,训谕到“你要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因而指派他负责所有教会。伟大的基督授予彼得的这种权威与卓越地位自然要传给他的神权继任者。

约6世纪末,罗马主教的主张得到了普遍认可,从此以后,他们在普遍意义上被赋予了教宗的头衔(97)。除了坐上圣彼得宝座的大人物如利奥一世(LeotheGreat)、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theGreat)、尼古拉一世(NicholasI)的影响之外,还有许多历史事件促成了罗马主教至高权力的实现,并极大地帮助他们建立了中世纪教皇的权威。这些事件在神权的崛起与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下文将列举其中11个,每个都是基督教会产生后的七八个世纪里,神权史上真正重要的史实。

126.坚信圣彼得为首席主教及罗马教会的缔造者人们开始相信基督在所有门徒中授予了彼得某种无上的地位。这种说法的根据源自《圣经》文本。人们也认为罗马教堂便是彼得本人所建。他极有可能是该教堂的建设者,且在尼禄(Nero)皇帝时期殉难于此。

这些历史信条和解读使罗马主教成为第一使徒及其教职的继任者,自然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声望,并佐证了其首席主教的主张。

127.罗马正教主教的声望

根据大多数罗马天主教机构的说法,在前3个世纪里,除两位以外,其他所有罗马主教都是圣使徒信仰的殉道者。这种坚信不疑被认为是基督为彼得所做祈祷的应验。“我已经为你祈求,”基督对圣徒彼得说,“叫你的信心不至失掉。”

在东部宗主教和罗马主教之间的论争时代,拉丁主教的这一著名的保守观念同希腊主教的投机倾向形成鲜明对比,极大地助长了其在正统的西部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128.世界政治中心的地理优势

最初几个世纪里,罗马主教的主张极大地得益于罗马帝国良好的名声和威望。因为已经习惯于接受那里所有世俗事务的命令;那么自然而然,属灵事务也寻求其命令和指引。因此,占据世界地理和政治中心的罗马主教便拥有了高于所有其他主教和宗主教的一大优势。在几个世纪的历史里,聚集在永恒之城(EternalCity)(98)上的光辉,自然也赋予了基督教主教头顶的光环。

129.帝国政府迁至君士坦丁堡的影响都城从罗马东迁并没有使罗马主教失去其原有的地理优势。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君士坦丁将帝国政府东迁,不但没有削减罗马主教的权力和威严,反而大大提振了其权力和主张。正如但丁(Dante)所言,它“给了牧羊人空间”。这使得罗马教宗成为了罗马最重要的人物。

130.神职成为罗马的守护者

当蛮族袭来,罗马主教迎来了扩大影响和权势的又一时机。罗马的不幸却是他们的幸事。因为,当阿拉里克攻陷罗马之时,教皇英诺森一世(PopeInnocentI)通过调解使得罗马教堂免于遭受其他异教圣殿同样的命运;虔诚的教皇利奥一世通过斡旋,劝说凶恶的匈奴王阿提拉放弃罗马打道回府;而且他还于公元455年想方设法平息了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的愤怒,使罗马居民免受蛮族士兵带来的沉痛苦难(详见第25条)。(99)因此,当皇帝作为罗马理所应当的守卫者却无法保卫都城时,手无寸铁的神职人员却通过他被赋予的敬畏与威望尽力而为其难为之事,结果却为罗马教廷带来了更多的荣誉与权威。

131.罗马帝国衰亡对教宗权力的影响但是,如果帝国的不幸趋向于提高罗马主教的名声和影响力的话,西部帝国的最终灭亡所带来的好处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当西部帝国的最高统治权落入东罗马皇帝手中时,因罗马远离君士坦丁堡的皇庭,罗马主教便成为了西欧最重要的人物,实际上逐渐掌握了君权。他们成了蛮族首领和意大利人之间的仲裁者,而城市、国家和国王之间出现纠纷也诉诸罗马教廷决断。尤其在对抗阿里乌斯派的野蛮统治者时,西部的主教和总主教都向罗马寻求建议和帮助。

这些事务怎样直接而有力地强化了罗马主教的权力和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期间,早期教皇中最著名的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就如同一位世俗君主一样统治和管理着地区事务。

132.罗马的使团

罗马教会早期的传教热情使其成为诸教会之母,所有的教会都怀着深厚之情和感激之心仰望于她。因此,通过罗马传教士皈依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对神圣的教廷充满崇敬并成为其最忠实的孩子。英格兰基督徒最常去罗马朝圣,将他们的彼得便士(SaintPeter’sPence)(100)送去作为贡金。当撒克逊人成为传教士向欧洲大陆的异教亲族布道时,他们将同样的依恋与热爱移植到了德意志人的内心。撒克逊修道士,“德意志使徒”圣波尼法爵在赢得德意志森林的异教徒对十字架的热爱的同时,也令他们对罗马教廷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详见第37条)。波尼法爵自己庄严宣誓效忠罗马教皇,通过这位热心使徒的努力而崛起的德意志教堂同样被要求承诺服从于罗马。也正是通过同样虔诚的传教士的影响,公元742年召开法兰克福宗教会议(CouncilofFrankfort)的时候,高卢和德意志的主教议决其教堂的都主教或总主教应该由教皇授予白羊毛披肩(pallium),表示其臣服并效忠于罗马教廷。

因此,罗马在西部各地教会的眼中具有崇高的地位,直到格里高利二世(715—731)写信给东部皇帝,说道,“西部所有国家的目光都指引着我们的谦卑,视我们为人间的神明”。(101)133.萨拉森人攻陷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的影响公元7世纪,所有东方的大城市都落入穆斯林之手。这给罗马教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因为在每一个这样的大都城,都有或者可能会有一位罗马主教的敌手。实际上,在基督教世界的版图上,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已经被抹除,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可能滋养着罗马教会的对手。因而,基督教世界的大灾难却再次巩固了罗马主教不断增长的权力。

134.毁坏圣像运动(726—842);教皇成为世俗君主关于圣像崇拜的争论,在教会史上被称为“圣像破坏之争(WaroftheIconoclasts)”,在8世纪时爆发于东部的希腊教会和西部的拉丁教会之间,对罗马神权的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圣像破坏运动

甚至早在伊斯兰教势力崛起的7世纪之前,东部地区的基督教就已经失去了许多早期的单纯与质朴,经历了一场异教化的过程。那时,教堂里满是使徒、圣徒和殉道者的肖像与图画,其中不少是迷信崇拜的对象,他们被认为具有神奇的美德和力量。每一个城市,乃至每一座教堂,都各自拥有创造奇迹的偶像,为其守护神。

到7世纪,整个东部的十字架都倒在了新月面前,结果使徒和圣徒像却连他们自己的殿堂都无力保护,这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就很容理解了。蛮族入侵带来灾难之时,一直被尊为城市和庙宇守护者的古老神祇竟无能为力,罗马帝国的异教徒居民当时的情绪和此次灾害导致东部基督徒的觉醒完全一样。

穆斯林征服者,斥责基督徒为偶像崇拜者,砸碎了祭坛的圣像,但却没有火从天降来惩罚这些渎圣者,基督徒感到耻辱与困惑。像古希伯来人的改革派一样,一个坚强的派系出现了,宣布上帝把教会送到了异教徒之手,是因为基督徒已经离经叛道陷入了粗俗的偶像崇拜之中。这些偶像崇拜的反对者把自己命名为“偶像破坏者”(Iconoclasts),成为东部教会的改革者。公元754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大型教会会议,会上颁布法令称“除《圣餐》中的基督像外,所有其他均属亵渎或异端;偶像崇拜是基督教的堕落与异教的复兴;所有这些偶像崇拜的纪念物都应该被打碎或抹除”。

利奥三世于公元716年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帝位,是一位非常热情的偶像破坏者。东部的希腊教堂圣像均被清除,皇帝决定也要清除西部拉丁教堂里的这些“偶像崇拜的象征”,为此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使用圣像。

教皇格里高利二世作为罗马主教,不仅反对该法令的执行,还发布教令将东部皇帝开除教籍,并禁止所有破坏圣像的教堂参加正统天主教会的圣餐仪式。(102)在这场与东部皇帝的论争中,罗马主教想方设法与一些强大的西方君主结盟。首先,他们联合了伦巴第人作为保护者,但很快发现了他们的危险性,于是转向了法兰克人。于是,便有了加洛林国王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友谊故事以及他们的互帮互助,成就了难得一见的患难之交。教皇帮助加洛林家族的后裔成为国王和皇帝;知恩图报的法兰克国王帮助教皇抵御帝国和蛮族的所有来犯之敌,并为其献土,奠定了教皇世俗权力的基础(详见第96条)。

因此,罗马主教在逐渐获得属灵权力之后,又额外获得了世俗权力,虽然后者后来成了软肋,但起初无疑是优势因素,而且是他们登上西部权力宝座的垫脚石。

135.《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和《伪教令集》从大约8或9世纪往后,有史以来两个令人震惊却又成功的伪造物大大促进了罗马教皇权势的发展。这些著名的文件被称为《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DonationofConstantine)和《伪教令集》(FalseDecretals)。

前者的目的可能是支持和佐证丕平献土,方法是提供教会的第一帝国保护人早期相似赠予的证据。其“讲述了君士坦丁大帝如何通过西尔维斯特(Sylvester)的祈祷治好了麻风病,并在其受洗的第4天,为了精神自由免受世俗政府的不断束缚,进而放弃了罗马而迁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都城,以及他如何把意大利和西部国家的统治权随即赠予教皇及其继任者。”(103)所谓的《伪依西多尔敕令集》(Pseudo-IsidorianDecretals)大约出现在9世纪中叶,原本是为了主教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教皇的利益而出版的,但它与《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有着类似的目的。同许多所谓的早期教皇书信和教令一起构成了系列教会文件。他们意欲通过认可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来证明二三世纪的罗马主教就已经行使了当时9世纪教皇主张的所有权力和广泛管辖区域。

在那个不加批判的时代,这些文件被所有人当作真品接受(104)。教皇的最大主张成功地获得了支持。现在,这些文件被天主教和新教的所有学者认定为伪造;尽管如此,它们却像真实文件一样有效地确认了教皇的权力。

136.教会管辖权;上诉罗马教廷

查理大帝已经认可了早期教会的原则,即无论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神职人员只受制于宗教法庭,不受世俗法庭管辖。主教逐渐获得了审判涉及婚姻、信托、伪证,买卖圣职,或关于寡妇、孤儿或十字军战士的权力,因为这些案件都与宗教有关,甚至取得了审判所有刑事案件的权力,因为所有犯罪都是罪恶(AllCrimeisSin),因此只能由教会妥善处理。宗教法庭会判决这些人员苦修、囚禁于修道院或交给民事机构。

因此,到了12世纪,教会拥有了绝大多数世俗和神职事务的刑事管辖权。世俗国王并未察觉到此事的趋向,最开始都支持教会扩大管辖权。一个简单的例子便可说明:公元857年,法兰西的秃头查理赋予主教们调查涉及抢劫、谋杀和其他罪行的所有案件,并给罪犯定罪量刑的权力。

当时,宗教法庭司法权极度扩张的特点是建立了一种原则,欧洲不同国家涉及神职和宗教的所有案件,都应由其主教或总主教法庭将案件上诉或传讯到拥有终审权力的罗马教廷。教皇因此被视为正义的源头,至少在理论上是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法官,而皇帝、国王和所有民事法官都只是拥有同其教长一样的执行判决和教令的权力。

应当说,没有教皇与主教之间漫长而痛苦的较量,教会的地方法庭服从罗马法院的这一原则便难以确立,这一斗争与同一个世纪里欧洲国王和封君之间的斗争极为相似。但是,作为在世俗领域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封建贵族服从王权,集所有大权于国王一身一样,在属灵世界的斗争结果是教会贵族服从教皇权威,将最高司法权交由罗马教皇掌握。

教皇利用此时得到的权力同德意志皇帝展开了著名的最高权力的争夺(详见第十二章)。

(1)蛮族(Barbarian)为罗马帝国在其统治时期对周遭部落和民族的称呼,主要指北方的日耳曼人、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凯尔特人、东方的波斯人和帕提亚人、东南部的阿拉伯人等。——译者注(2)这是哥特人对此事的记述;拜占庭版本描写的是皇帝芝诺(Zeno)自己建议狄奥多里克入侵意大利。——Hodgkin,ItalyandherInvaders(《意大利及其入侵者》,霍奇金著),vol.iii,pp.128-130.Oxford,1895。

(3)安敦尼,罗马帝国皇帝(138—161)。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涅尔瓦、图拉真和哈德良加上两安敦尼并称五贤帝,五帝德才兼备,在其治下,罗马经历了80多年的黄金时期(98—180)。”——译者注(4)本书人名后面括号中所注的年限,有的是生卒年限,有的是在位年限,比如此处尤里克生于公元440年,466年继位,全文无法一一注明。——译者注(5)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Geiseric)沿台伯河(Tiber)洗劫罗马以图获得丰厚的战利品令罗马不堪其扰。——Rome:itsRiseandFall(《罗马:兴与衰》),par.279。

(6)伦巴第人(Lombards/Longobardi)的名字源自其长胡须(longbeards)或长战斧(longbattleaxes),胡须论为多人持有,天主教修道士保罗(PaultheDeacon,720—799)著史之时亦有此表述;战斧论是因为古高地德语(OldHighGerman)的词根“barta”意思就是“斧子”;近代理论认为此名源自其所崇拜的主神奥丁(Odin)的一个名字“Langbarer”。——译者注(7)皮克特人早些时候被称为加勒多尼亚人(Caledonians),是凯尔特-伊比利亚(Celto-Iberian)的混合种族。

(8)德拉姆战役(BattleofDeorham,577)是这场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撒克逊人取得了胜利,控制了塞汶河(Severn)河谷,在康沃尔郡(Cornwall)的凯尔特人与其在威尔士及北方地区的亲族之间钉了一个楔子。

(9)许多被逼无奈的布立吞人横渡英吉利海峡逃到邻近的法兰西海岸,将该省命名为布列塔尼(Brittany)。

(10)埃格伯特在查理大帝的宫廷度过了13年的流亡生涯,并见证了他在公元800年被加冕为皇帝(详见第98条)。在那里,他学会了征战和治国之术,这无疑都是受到查理大帝在欧洲大陆上所建伟业的启迪,埃格伯特希望在英格兰效仿查理大帝。

(11)《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hronicle)中给予他的称号是“不列颠共主”(Bretwalda),有时也以“不列颠的统治者”(WielderofBritain)表达出来,另外也记载他是第8位也是最后一位拥此头衔的国王。

(12)Rome:itsRiseandFall(《罗马:兴与衰》)pars.273and279。

(13)IandIISamuel(《撒母耳记》上、下)和IandIIKings(《列王纪》上、下)。“这是《圣经》首次被翻译成蛮族语言。”——霍奇金(14)整个对话可以认为是某种文字游戏,即格里高利听到回答后,谐音联想到基督教的内容,其中,Angles(盎格鲁人)谐音angels(安琪儿),Deiri(德伊勒)谐音Deira(得一乐),Aella(埃拉)谐音Alleluia(哈利路亚),因而得出结论,应去该地布道,传主之福音。另外应该注意的是,这段应该为拉丁语对话,且文字引自《英吉利教会史》(比德著),也为拉丁文著作。——译者注(15)Bede’sEccl.Hist.(《英吉利教会史》,比德著),ii,13(Bohn)。

(16)诺森布里亚定居着盎格鲁人,但从这一刻起,应该使用撒克逊或盎格鲁-撒克逊这一称呼来统称所有定居于不列颠的日耳曼人。

(17)沃登(Woden)即为上文提到的奥丁(Odin),是其在古英语中的表述,北欧神话的主神,为众神之王;托尔(Thor)是雷神,相传为奥丁之子。——译者注(18)Green’sTheMakingofEngland(《英格兰的形成》,格林著),p.281,这些爱尔兰传教士不仅仅是基督教的代表。“他们是当时已知的任何科学知识的讲授者,是比欧洲大陆当时任何地方的文化都高级的文化保有人与传播者,绝对可以称为先驱,他们为西欧大陆的文化奠定了基石,其丰硕成果为包括当今德国在内的各个文明国家所共有共享。”——Zimmer,TheIrishElementinMediaevalCulture(《中世纪文化中的爱尔兰元素》,齐默尔著),p.130。

(19)在德意志南部(今瑞士),爱尔兰修道士贾尔斯(Gallns)于公元613年修建了著名的圣加尔修道院(MonasteryofSaintGall),后来成为中欧的学术圣地之一。

(20)罗马教会削发是头顶剃光,而凯尔特教会则只剃光前部。

(21)Bede’sEccl.Hist.(《英吉利教会史》,比德著),iii,25(Bohn)。

(22)这两段为诗歌原文,对应的译文出处:《贝奥武夫》,冯象译,三联书店,1992.6,p.39-40。另外,本书中有引自他人所译的文本,均有注明。——译者注(23)日耳曼人的一支,萨克森人和撒克逊人是对其的不同称呼。公元5世纪初,萨克森人北上渡海,在高卢海岸和不列颠海岸登陆入侵。史学界为了区分,把在不列颠定居的萨克森人,称为撒克逊人。——译者注(24)尊者比德(BedetheVenerable,约673—735)是一位虔诚博学的诺森布里亚修道士,在其所有的著作中,有一本无价之宝名叫《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EcclesiasticaGentisAnglorum/TheEcclesiasticalHistoryoftheEnglishNation)。该书的核心主题讲述了英格兰祖先如何皈依基督教。感激比德让人们得以领略早期英格兰的大部分风貌。

(25)罗斯人建立的国家罗斯公国即为基辅罗斯(KievanRus'),被认为是三个现代东斯拉夫人国家——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前身。因中世纪时期还未建立近代的俄罗斯帝国,因此,本书中译文采用“罗斯”这一名称,其他国名的翻译也大都遵循这一原则。——译者注(26)隐修制度(Monasticism)源自“monachus”或“monk”一词(希腊语μοναχ??,源自μον??,意为独自一人),本意指独自生活的人,但后来也被用来指群体生活中的人。

(27)ICor.(《哥林多前书》),vii,32,33。

(28)Luke.(《路加福音》),xiv,26。

(29)Matt.(《马太福音》),xix,21。

(30)德基乌斯(Decius,201—251),罗马总督,后被推举为帝国皇帝。起初对基督教的迫害只是零星发生,且多为局部行为,但传说公元250年1月20日,德基乌斯斩首了拒绝叛教的罗马主教法比昂(Fabian),随后下令禁止全国信奉基督教,称为“德基乌斯迫害”。——译者注(31)Tennyson’spoem,“SaintSimeonStylites.”(《高柱修士圣西米恩》,丁尼生的诗歌)。

(32)余剩民,本意指不幸或大灾之后的幸存者,此处指极少数决心始终忠于上帝以获得救赎的信徒。——译者注(33)Essaisurl’HistoireUniverselle(《通史散论》,普雷沃-帕拉多尔著),tomeii,p.64。

(34)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详见第16条)似乎是首个在修道院的日常生活中引进智力劳动的人。此举大大推动了文字工作。

(35)Lecky,HistoryofEuropeanMoralsfromAugustustoCharlemagne(《从奥古斯都到查理曼大帝的欧洲伦理史》,勒基著),vol.ii,p.80;转引自Wishart,AShortHistoryofMonksandMonasteries(《修道士与修道院简史》,魏沙特著),p.105。

(36)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分配方法由入侵者的领导机构提出建议,一般情况下,为一名战士提供住所的房主需要将房屋分成三个房间,其中一间留给自己,战士有权从另外两间中选一间,剩下的一间仍归房主所有”。——霍奇金(37)因为蛮族征服不列颠的性质不同,因此英格兰并非罗曼诸国之一。不列颠东半部罗马化的凯尔特人大多被灭或被凶猛的日耳曼入侵者驱赶出去(详见第22条),因此直到建立了自己的语言和法令,这些入侵者仍都没有融合。因此,英格兰人和近代德意志人在举止、社交活动和语言上都有相似之处。如果不是有11世纪的诺曼征服(NormanConquest)导致英格兰和诺曼底(Normandy)的语言与习俗有所融合的话,今天的英格兰人可能会更像德意志人(详见第163条)。

(38)所有的人都服从同一公共法或政治法。

(39)1苏勒德斯金币约合本书成书年代的30到40法郎。

(40)Hallam’sMiddleAges(《中世纪》,哈勒姆著)。

(41)Lea’sSuperstitionandForce(4thed.,1892)(《迷信与暴力》,李著),p.188。

(42)决斗断讼法被一些作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判形式,但其实是对天国审判的上诉,它的审判方式跟火裁法和水裁法是同样的原理,因此在神裁法中也有一席之地。

(43)但旧的神裁法与后来的审判有所不同,后者严格意义上讲不再是神裁法,因为这不再是让上帝作决定,而仅仅是测试比重的变化,因为迷信认为,女巫的肉体通过与邪灵的交流会像其一样失去重量,因此能够像幽灵一样在空中穿行。

(44)宣誓断讼法不属于神裁法,因其缺乏神裁的必要元素,即没有诉诸天国的审判。

(45)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宣誓的形式也在改变,因此,这些宣誓证人(compurgator)仅仅发誓说他们相信被告的誓言真实、清白即可。

(46)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神裁法被不同的日耳曼部落所采用,其中一些显然是当地的习俗,而其他的似乎是由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传入,因此,有了圣饼裁决法(OrdealbyConsecratedBread),如果一口卡住了,那么此人被判有罪,从这种审判形式产生了“Maythismorselbemylast”(愿这是我的最后一份)这样的表达。棺椁裁决法(OrdealoftheBier)则是由被控犯谋杀罪的人触摸死者的尸体;如果尸体微动或者血从伤口重新流出,此人则被判谋杀罪。这样的神裁法在野蛮、迷信的民族中均有发现。印度人有很多古怪的方法:在一种神裁法中,被控有罪的人被迫游过一条满是鳄鱼的河,如果被鳄鱼咬住,那就是他有罪的确凿证据。希伯来人也有采用神裁法的例子。——Numbers(《民数记》)v,p.11-31;Joshua(《约书亚记》)vii,p.16-18。大卫(David)与哥利亚(Goliath)的搏斗,就是对天国审判的一种申诉,具有司法决斗的基本要素。以利亚(Elijah)对巴力(Baal)先知的考验中也有神裁法的存在。——IKings(《列王纪上》)xviii,p.17-40。

(47)著名的雕像被称为《喝醉的萨提尔》(BarberiniFaun),现存于慕尼黑(Munich)的博物馆,是17世纪时从陵墓脚下的垃圾中挖出来的。可能这是守军用来击退哥特人进攻的宝贵投射物之一。——Hodgkin,ItalyandherInvaders(《意大利及其入侵者》,霍奇金著),vol.iv,p.204。

(48)除将非洲、意大利从蛮族手中收复以外,查士丁尼还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了西班牙的东南部地区。

(49)贝利萨留没有犯叛国罪,但他被控在各次战役中通过不法手段瓜分战利品而积累巨额财富似乎确有实据。

(50)传奇作家赋予贝利萨留生命结束之前的故事并无根据。吉本写道:“他被挖去了眼睛,出于妒忌令其通过说‘给贝利萨留将军一分钱吧!’以祈求吃食,这都是后期为了攒名望、甚至炒作而虚构的故事,用以佐证命运跌宕起伏的奇葩例证而已。”

(51)此时为中国南北朝时期。——译者注(52)据称极有可能是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的传教士,该教派为基督教分支,传入中国后称景教。——译者注(53)古希腊七贤,存争议,但一般认为包括:克莱俄布卢(CleobulusofLindos)、梭伦(SolonofAthens)、奇伦(ChilonofSparta)、毕阿斯(BiasofPriene)、泰勒斯(ThalesofMiletus)、庇塔库斯(PittacusofMytilene)、佩里安德(PerianderofCorinth)。——译者注(54)无疑,各种动机驱使希拉克略作出这样的决定,正如君士坦丁大帝当年把首都从台伯河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样受许多因素的影响。罗马的帝国政府,在精神和立场上,本就与东部的当地居民之间互存敌意。实际上,它被当地臣民视为外国统治,而非本国政府。通过将政府所在地迁往完全的罗马城市迦太基,希拉克略大概希望能摆脱围绕在君士坦丁堡宫廷周围的希腊影响,并在忠诚的罗马人民的基础上巩固自己的政权。

(55)Bury’sHistoryoftheLaterRomanEmpire(《晚期罗马帝国史》,伯利著),vol.ii,chap.xiv。

(56)此处主要指通过意大利城市,尤其是威尼斯(Venice)的连接,在几乎整个中世纪时期都与君士坦丁堡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商业联系。

(57)贝都因人(Bedawin),英文中多使用“Bedouin”一词,源自阿拉伯语(badawī),意为“生活在沙漠中的人”,因其在沙漠中游牧,居于帐篷之中,因而帐篷居民便得此称呼。——译者注(58)如此命名是因其形状为立方体。

(59)改革者被称为哈尼夫(Hanyfs/Hanifs),即“清教徒”(Puritans)之意。

(60)在“迁徙”之前被称为雅特里布(Yathreb)。

(61)大约在此时,穆罕默德给了他的追随者如下启示,这对早期伊斯兰的军事成功起到了巨大作用:“为主道而阵亡者,真主绝不枉费他们的善功;主会让他们进入所告之乐园。”——TheKoran,Palmer’strans.(《古兰经》,帕尔默译),suraxlvii,5。

(62)毫无疑问,正如许多人所坚持的那样,阿拉伯人对战争的热爱和对劫掠的期待在促成这场惊人革命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就像在后来基督教世界的十字军运动中,我们不应错把宗教感情作为主要的行动准则。

(63)赫勒斯滂(Hellespont)即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Strait)的古称,分割了欧亚大陆,为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唯一水路通道。——译者注(64)奥克苏斯河即现今的阿姆河(AmuDarya),贾沙特斯河即现今的锡尔河(SyrDarya),流经中亚的两条重要河流,均注入咸海(AralSea)。——译者注(65)这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不可能和杜撰的故事。吉本不仅怀疑书籍被毁的事实,而且认为即使被毁也不必心痛。可能在恺撒大帝入侵埃及的战乱中,这些书籍已被部分烧毁;而更多的书籍可能被早期的基督徒自己损毁,因为那都是“偶像崇拜的杰作”(MonumentsofIdolatry)。关于这些书籍无用或危害的著名二难推理,是有多种起源的那些语录之一。作必要的修正(mutatismutandis)的情感另外的出处是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西奥菲勒斯(Theophilus),他生活在约4世纪末,对一切经典都表现出狂热的敌视。

(66)倭马亚名从穆阿维叶的祖先。

(67)波斯的伊斯兰教徒被称为什叶派(Shiahs),是阿里派系的领袖所建,而土耳其和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徒被称为逊尼派(Sunnites),是反对派的主要拥护者。后者以此命名是基于他们视穆罕默德的言行为神圣与权威。与此相反,什叶派拒绝认可这些先知的言行,这可以追溯到阿里或其直系后代。

(68)奉命指挥休达要塞(FortressofCeuta)、守卫直布罗陀海峡的哥特贵族朱利安伯爵(CountJulian),传说为了报复一些真实的或莫须有的不公,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并把要塞拱手奉送给伊斯兰教徒。

(69)“哈里发”这一头衔直到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AbderrahmanIII,912—961)时才由西班牙的穆斯林统治者采用。

(70)美索不达米亚以东的阿拉伯人没有以任何方式将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当地民族,除了宗教信仰,没有留下任何彰显其征服的永久痕迹。

(71)征服者最初给每一个穆斯林信徒发放津贴,并实行免除人头税和土地税的政策,加快了被征服者皈依伊斯兰教的速度。

(72)在波斯,目前(20世纪初)拜火教约有10万信众,大多在亚兹德和克尔曼省(Kerman),印度西部还有一大部分教徒,他们是在阿拉伯入侵时逃离波斯的拜火教教徒的后裔,他们在那里叫帕西人(Parsees),名从他们的故土。他们是当今印度最有事业心、最聪明、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仅次于在印的英国人,且比其他亚洲人更像欧洲人。

(73)Kremer’sCulturgeschichtedesOrientsunterdenChalifen(《哈里发统治下的东方文化史》,克雷默著),chaps.viiandix。

(74)吉本断言,没有一个希腊诗人、演说家或历史学家的作品曾经被翻译成阿拉伯语。——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罗马帝国衰亡史》),chap.lii。

(75)欧洲从阿拉伯获得科学的来源被如下词汇所承载:alchemy(炼金术)、alcohol(酒精)、alembic(蒸馏器)、algebra(代数)、alkali(碱)、almanac(年鉴)、azimuth(方位)、chemistry(化学)、elixir(万灵药)、zenith(天顶)和nadir(天底)。那些阿拉伯主要城市在多大程度成为中世纪世界的制造中心,通过这些地方给各种织物及其他物品起的名字便可窥其一斑:muslin(棉布)一词来自底格里斯河畔的Mosul(摩苏尔)、damask(锦缎)来自Damascus(大马士革)、gauze(纱布)来自Gaza(加沙)。大马士革和托雷多的刀片说明了阿拉伯冶金工人的熟练程度。

(76)除了阿拉伯记数法中使用的零以外的数字,似乎借用于印度。

(77)大圆航线指的是地球上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黄赤交角是地球公转轨道面(黄道面)与赤道面(天赤道面)的交角;岁差指一个天体的自转轴指向因为重力作用导致在空间中缓慢且连续的变化。——译者注(78)摩尔王宫即阿尔汗布拉宫(PalaceoftheAlhambra),又称“红宫”,建于1354—1391年,是阿拉伯式宫殿庭院建筑的优秀代表,1984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译者注(79)查理·马特有两个儿子:卡洛曼(Carloman)和丕平,均继承了其职权;但卡洛曼很快就辞职成为了修道士。

(80)捐赠给教皇的这些土地,既有伦巴第国王从教皇手中夺取的,也有从总督手中夺取的土地。所有这些土地的主权名义上都属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但他对这些土地的主张被丕平忽略。

(81)W.Sickel,KirchenstaatundKarolinger(《教皇国与加洛林》,锡克尔著),载于1900年HistorischeZeitschrift(《历史杂志》),(Bd.84,pp.385-409)。

(82)即发生于公元782年的费尔登大屠杀(MassacreofVerden)。德国学者乌尔曼试图证明这场流传下来的大屠杀记载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他的证明并不算成功。

(83)艾因哈德(Einhard)写道:查理不知道教皇的意图,如果知道,他那天就不去圣彼得教堂了。直到近期,这还经常被解读成仅仅意味着查理反对以此方式被加冕,一直认为他真的想要皇帝的头衔,但也许会倾向于自己亲手把皇冠戴在头上,正如1000年之后拿破仑(Napoleon)做的那样,这样似乎就不再受制于人了。但许多学者现今都倾向于认为,艾因哈德所言即为其意:查理并不想要“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这一名号。在这些学者看来,复兴罗马帝国实际上是教皇和教会的事业。

(84)从此时起,就可以开始使用西罗马帝国(WesternEmpire)和东罗马帝国(EasternEmpire)这两个术语了。然而,这些名字不应在此时间之前使用,因为此前东西两部分只是古罗马帝国的行政区划而已;但可以恰当地称二者为西部的罗马帝国(RomanEmpireintheWest)和东部的罗马帝国(RomanEmpireintheEast),或者西部皇帝(WesternEmperors)和东部皇帝(EasternEmperors)。极有必要注意的是,西部皇帝世系的恢复实际上摧毁了旧帝国的统一,因为此后直到东罗马帝国于1453年灭亡,一直有两个敌对的皇帝,每个都有合法的宗主权统治整个帝国,而在罗马时代,两个皇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世界帝国的共同统治者。——Bryce’sTheHolyRomanEmpire(《神圣罗马帝国》,布莱斯著)。西部日耳曼皇帝的世系一直延续到拿破仑1806年肢解了德意志为止。神圣罗马帝国,这个西罗马帝国后来的称谓,在中世纪的欧洲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个名称罢了;但名称却又往往意味深长。

(85)在秋天会再召开一次小规模的集会,或议事会,参会人员是帝国的权贵与皇家首席顾问。

(86)这一记述与查理同时代人的记述迥然不同,不能作为历史来看待。——Lindner,DieFabelvonderBestattungKarlsdesGrossen(《查理曼的葬礼寓言》,林德纳著);Mombert,CharlestheGreat(《查理大帝》,蒙巴特著),pp.484-486;Hodgkin,CharlestheGreat(《查理大帝》,霍奇金著),p.250。

(87)丕平先于其父两年去世(838),他在帝国的领土被洛泰尔和查理瓜分。

(88)依此划分之后,即为东法兰克王国(843—962)、西法兰克王国(843—987)和中法兰克王国(843—855)。——译者注(89)Johnson,TheNormansinEurope(《欧洲的诺曼人》,约翰逊著),p.19。

(90)北欧人发现美洲的来历源于冰岛1387年至1395年之间的作品;哥伦布于1477年到达过该岛,有人推测他可能在那里了解到西边美洲大陆的存在,并据此受到鼓励进而倾其一生坚持这项伟大的事业。然而,在他的任何一篇文章中,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受到过此种传说的影响。

(91)英格兰于1901年举行了其逝世千年的纪念。

(92)阿尔弗雷德用《旧约圣经》(OldTestament)中的“十诫”(Decalogue)和选篇作为序言,用《新约圣经》(NewTestament)中的一些如这样的文字作为结语:“己之所欲,先施于人。”(Whatsoeveryewouldthatmenshoulddotoyou,doyeevensotothem.)——Pauli’sTheLifeofAlfredtheGreat(《阿尔弗雷德大帝传》,保利著),p.134。这体现出了阿尔弗雷德以什么样的精神来编纂法典。

(93)此处提及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可能从阿尔弗雷德统治时期开始有计划地编纂,详细地按照时间记录事件,一直持续到1154年。这本史书由不同的寺院修道士保留,形成了早期英格兰历史方面最为宝贵的资源。

(94)Pauli,TheLifeofAlfredtheGreat(《阿尔弗雷德大帝传》,保利著),p.235。

(95)贤人会议,意为“智者的会议”(MeetingoftheWiseMen),是王国的高层会议。这个早期国民大会的遗留就是现在议会上议院(HouseofLords)的雏形。

(96)埃德蒙·伊伦塞德(EdmundIronside),Ironside是其姓氏,音译为“伊伦塞德”,而该词直译为“铁的一面”或“坚强的立场”,因而有此一说。——译者注(97)起初,教宗(Papa/Pope)这一头衔是授予西部的每一位主教的;5世纪后它仅限于宗主教使用,并最终成为特殊的、唯一的罗马主教称号。——Schaff’sHistoryoftheChristianChurch(《基督教会史》,沙夫著),vol.iii,p.300,note。

(98)永恒之城(EternalCity/UrbsAeterna)是罗马的别名,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提布卢斯(Tibullus)首次使用。罗马也被称为世界之都(CaputMundi/CapitaloftheWorld)。——译者注(99)Rome:ItsRiseandFall(《罗马:兴与衰》),pars.273,278,and279。

(100)彼得便士(Peter'sPence/DenariiSanctiPetri),是直接而非通过地方教区向罗马天主教会进行的捐款,始于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并迅速传遍欧洲。1871年,时任教皇庇护九世(PopePiusIX)正式确定其为教会世俗成员对罗马教廷的一种经济支持形式,近代教皇将其作为一种慈善形式。——译者注(101)转引自Ranke,HistoryofthePopes(《教皇史》,兰克著),vol.i,p.13。

(102)通过公元842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宗教会议颁布的教令,东部教堂恢复了仅包括绘画和拼图在内的圣像。但此时,日积月累的原因疏远了两个地区的基督教世界,使之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在11世纪的后半期,东部教会与西部教会永久分裂了。前者被称为希腊、拜占庭或东部教会;后者则称作拉丁、罗马或天主教会。

(103)君士坦丁真正授予教会的是获得合法地产及接受遗赠的权利,这是其在异教皇帝那里不曾享有的权利。戴克里先没收了他统治时期内教会聚敛的财富。——Bryce,TheHolyRomanEmpire(《神圣罗马帝国》,布莱斯著),p.100。

(104)洛伦佐·瓦拉(LaurentiusValla,1406—1457),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详见第304条),是第一个揭开《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真实面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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