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迈尔斯教授讲世界历史：中世纪
复兴时代11世纪初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第十章封建制度与骑士制度
第一节
封建制度
137.封建制度的定义
“封建制度”是一种基于特殊土地占有权(1)之上的社会与管理体制。中世纪后期盛行于欧洲，在11、12和13世纪取得了最完美的发展。
该制度的三个基本特征：（1）土地所有权的采邑属性；（2）封君与封臣之间存在紧密的个人联系；（3）土地所有者拥有所居土地的全部或部分统治权。
此种性质的土地被称为采邑（fief）或封地（feud），可以是几亩地，也可以是整个王国。这也是“封建制度”（Feudalism）一词的由来。授予他人封地之人被称为封建主（suzerain）、封建君主（liege）或封君（lord）；接受封地之人则被称为其封臣（vassal）、臣下（liegeman）或侍从（retainer）。
受封大片土地之人可以以其受封时相似的条件将封地分块封给他人，称为领地分封（subinfeudation）；原则上同转租土地没有什么不同。分封不限层级，但实际上很少超过四层。
138.理想的制度
上述定义可以使封建制度的原理更易理解，而先讲原理是因为原理要远比制度本身简单。实际上，在实践中发现，封建制度是中世纪时期产生的最复杂的制度之一。
理论上，帝国土地之上的所有国王都是皇帝的封臣，而忠诚的帝制拥护者认为皇帝是上帝的封臣，但虔诚的教会人士却认为皇帝是教皇的封臣。国王将采邑作为领土，其条件是对宗主的忠诚和对自己权利和公正的恪守。如果某位国王不忠、不公乃至无道，其封地会因此而被没收，由宗主收回并将其封给另外一位称职的臣下。
同样，国王从皇帝那里得到封地之后，再分块授予其要员，一般来说，作为对分封的回报，他们会许诺效忠、侍奉并援助他。如果这些封臣有任何的不忠，其封地则会被国王没收，再赠予他人。
同样，这些国王或封建主的直系封臣，可能把他们的封地以类似的方式再分给其他人，以此类推，直至任何阶层。
到目前为止，讨论的只是一国的土地，然而，必须要注意的是，此种分配制度下人民将如何分配。
封君与封臣
国王得到封地之时，便得到了统治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的权力，成为了他们的统帅、立法者和法官，实际上就是绝对且无须负责的统治者。然后，国王把自己的封地再封给他的要员之时，便也附带了所封土地内的统治权；各封臣也成为自己封地上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当这些封臣再将自己的封地分封给他人，便也将该封地上被赋予的统治权或多或少地赋予了他的封臣(2)。
为了说明这个制度的运行机制，假设此时国王或封建主需要一支军队。他要求自己的直系封臣给予援助；封臣则要求他们的封臣给予援助；命令这样一级一级地向下传达。每个封君只能向自己的封臣发号施令。最底层的封臣集合在他们的封君周围，封君带着队伍再集合到自己的封君那里；这样逐级向上，直到封建主或最高封君的直系封臣带领训练有素的追随者出现在他面前为止，他们便组建了一支封建军队。这在理论上有条不紊，但在实战中却糟糕透顶。
这是理想的封建国家，然而毫无疑问，理想从未完全实现。该制度只是在欧洲几个国家或多或少地接近理想而已。但勾勒出封建制度的原理，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实际状况。
139.封建制度中的罗马和日耳曼元素跟许多在帝国被征服的土地上产生的其他制度一样，封建制度也具有复合特征，即包含了罗马和日耳曼两种元素。有些人认为，该制度的名称本身就是拉丁词fides（信任）和日耳曼词od（地产）的组合。这当然存疑；但不管该词起源何处，所代表的事物却无疑是拉丁与蛮族元素的结合。日耳曼元素是经，而罗马元素是纬。这种制度的精神是蛮族的，而形式却是古典的。封建制度也是在罗马装束的掩映下，跳动着一颗日耳曼的心。
具体是日耳曼的什么观点与习俗，加之罗马的什么原则与惯例，构成了封建制度的苞蕾，确实难下定论。在一些国家，如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所发展形成的封建制度几乎完全不受罗马制度的影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兰西形成的更加完善的封建制度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高卢-罗马人的影响。
以下将分条目讲解封建制度中的封地、互惠关系与统治权这三个突出特征的可能来源。
140.封地的由来
6世纪，在西部罗马帝国曾经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对土地享有绝对所有权（allodialtenure）或终身所有权（freeholdtenure）。土地所有者绝对拥有其地产，就像现在一个人拥有自己的地产一样；除公共税赋外，无须侍奉上级或缴纳租金。但到11世纪末，这些国家及其他地区大部分土地却实行了封建制度，都成了采邑或封建土地。此处关注这一巨变产生的原因。
封地源于罗马人熟知的一种土地形式，叫采邑（beneficium）(3)。蛮族涌入帝国之后，强占了大面积土地，他们的国王或首领将其中的大半据为己有，另依照将武器及其他物品作为礼物赠予战友的习俗，以忠诚为条件，也将自己的领地分块授予追随者和朋友们。起初，这些土地只赠予一生，并用拉丁词benefices（采邑）称之；但久而久之，成了世袭，然后开始被称为封地（fiefs）或领地（feuds）。约9世纪时开始采用后一个名称，因为王室领地极为广阔，且通过继承和成功的征战而不断扩张，而征战又是封建土地极为重要的来源。(4)封地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篡夺（usurpation）。在加洛林王朝后期，伯爵、公爵、侯爵及其他王室官员，起初只是被任命为地方官，却通过利用君主的软弱，成功地世袭了自己的职务，然后再把治下的王室领地、郡县和行省当作国王授予的封地。此举一发不可收拾，以至法兰西的秃头查理（CharlestheBald）干脆于公元877年通过了著名的《基尔希法令》（CapitularyofKiersy），承认其伯爵的世袭身份。这样一来，当年查理大帝建立的帝国分解成了大量的封地，各地的首领都顶着伯爵、公爵、侯爵等头衔，成为国王的封臣。
另一种增加封地的方式是通过土地的完全所有者自愿将其交到某个强大的封君手里，然后再以采邑或封地的形式领受。9、10世纪的混乱与无序使得土地完全所有者将其终身保有的土地变成封地，这样便可以投身于封建制度并享有其优势与保护了。
141.封建互惠关系的由来
封建制度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封君与封臣之间紧密的个人纽带。有人将此追溯到日耳曼人，并认为这同维系首领及其战友并创造了古日耳曼战友团（Cotnitatus，详见第12条）的纽带一样。其他人宣称这与罗马维系保护人和平民的纽带一模一样。还有一些人追溯至凯尔特人或高卢人为了恩惠与保护而归顺更强大的封君的举荐习俗。所有这些的确都很相似，任何一个都可能是封建互惠这种特殊的封君与封臣关系的苞蕾。
然而，重要的是，在法兰克王国这个封建制度的摇篮里，所有的宫廷官员和各界名流都与国王保持着宣誓效忠与信任的关系，在诸多方面都类似于早期日耳曼的战争首领与其战友之间的关系。
此时，这种特殊个人关系的特征是：封臣宣誓效忠、侍奉与援助，而封君提供忠告和保护，并通过最初毫不相关的采邑维系在一起。两种关系的结合完善了封建土地制度。
142.封建统治权的由来
采邑或封地的所有人获得统治居于其上之人的权力，即司法管辖、铸造货币和发动战争的权力，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国王自愿授予这些原本属于自己的特权与权力，二是篡夺。
因此，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经常赋予教堂、修道院和重要人物以部分君权。这通过所谓的“豁免授权”（GrantsofImmunity）来实现(5)，例如，一个修道院通过这样的授权，就可以免于王室干涉，并赋予其对居于其上的所有阶层行使管辖的权力，君权被通过此种方式大大地分散与削弱了。
封建统治权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官员篡夺国王的权力。加洛林王朝后期的地方行政官员们便成功地使其职位变成世袭，进而转变成小君主，只是在名义上服从于国王而已。他们变成了强大的封臣，而其最高统治者已经成为了封建主，或者影子国王。通过这样的篡夺，起初分裂的查理曼帝国进一步变成了无数小采邑，而君权通过近乎完美分级的等级体系逐级下放。
143.臣服之礼
封地会举行一场庄严而特殊的授予仪式，称为“臣服之礼”（ceremonyofhomage）。即将成为封臣的人脱帽跪地，将双手放在他未来封君手中，庄严地宣誓此后便是他的封臣(6)，要忠实地侍奉他，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在效忠宣誓之后，封君吻一下封臣表示接受他的臣服，仪式的这一部分告一段落。而整个仪式会以授权典礼收尾，封君将封臣送于封地之上，或通过将一块泥土或一根树枝交到其手里，象征着将这块他刚刚行过臣服之礼的封地移交给他。
144.封君与封臣的关系
一般来说，封臣的义务就是侍奉；而封君的义务则是保护。封臣义务中最为光荣且战时必须心甘情愿提供的是军事援助。臣下必须随时准备跟随封君进行军事远征；但一年内服役的时间一般不超过40天。封臣必须在战斗中捍卫自己的封君；如果封君没了马骑，封臣必须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他；如果封君被囚禁，封臣必须把自己作为人质以换取他的获释；还必须在封君及其随从的征程中款待他们。
还有其他主要涉及财务性质的权利附属于封地之上，直到11世纪才成为封建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些被称为继承金（reliefs）、转让金（finesuponalienation）、归复权（escheats）及援助金（aids）。
继承金是继承人要继承封地时须向封君缴纳金钱的名称。继承金通常数额巨大，几乎为封地一年的全部收入。
转让金是封君允许封臣将自己的封地转让给其他封臣时所收金钱的名称。
归复权即封地没有继承人时由封君收回。如果封臣不忠或有其他不法行为，其封地则被没收（forfeiture）。
援助金是封君为满足其例外花销有权要求封臣缴纳的金钱名称，特别是当他的长子授爵、长女出嫁以及他在战争中被俘需要赎回时。(7)封君回馈封臣的这些侍奉与援助的方式是忠告和保护，而绝非动荡不安时期的小回报。
145.农奴和农奴制度(8)
在封建制度盛行的国家中，各级封臣或封地所有者的数量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约为总人口的5%或更少。而绝大多数人是农奴(9)，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土地耕种者。
这一被奴役阶层到底是怎样出现的已经不得而知了。有人认为中世纪农奴的祖先是奴隶，还有人说基本都是自由人。至少在有些国家，他们似乎是罗马时期奴隶的直系后代，其状况逐渐得以改善。但撇开这个争论不休的起源问题，目前只需知道农奴制度是一种中世纪时期的道德情感与经济条件允许或创造出来的奴役状态。
农奴可以被定义为“被奴役的佃户”。他们的地位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有着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真正的奴隶和完全的自由人之间有许多不同等级的农奴。因此，对任何特定时期内的这一群体的真实状况进行总体描述都绝无可能。所以，只能是通过最笼统的方式描述其义务与限制。
人官长与农奴
首先，农奴身份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依附于土地。他们不能自由离开自己所属的土地或庄园；而另一方面，封君也不能剥夺他们的所有权并将其驱逐出去。当土地改变归属，他们也随土易主，就像“属地的树木或石头”。
每位农奴获得农庄广阔田野上的一个小屋和数亩土地——正常标准为30亩，并为此支付租金，在封建时代早期通常是以某种个人劳役来代替。个人劳役包括一般每周两到三天在领主留作私人农场的土地上的劳动，包括：犁地、耕种、除草、挖沟、筑墙、修路、建桥、伐树并运至领主的家、洗剪羊毛、喂狗以及为城堡里的人采摘坚果和野生浆果。可怜的农奴常常只能在月夜或雨天才能有时间耕种自己的那一小块土地。而且，他还必须要在领主的磨坊磨谷、葡萄榨机上压榨葡萄、炉子上烤面包，并常为此付出不合理的费用。(10)耕种当农奴把所有的地租都以某种方式交给领主，而且通常并非按照法律而是按照惯例，剩余的农产品便归自己所有了。一般来说，所剩部分也就只够果腹而已。然而，有些农奴也能积累相当的个人财产，足以用来赎买自己的自由。
在有些国家，法律规定农奴死后他所有的一切都归领主所有；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领主只能拿走他最好的动物或工具。这被称为租地继承税（heriot）。
除了所有这些缴纳、侍奉、赠予和税费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非压迫性但却古怪而滑稽的义务，在此则无须赘言。
146.封建制度的发展
封建制度的萌芽可以在五六世纪的社会里找到，但直到八九世纪才具备了其主要特征。
极大地促进了封建制度，特别是军事方面发展的，是查理·马特在图尔战役后为了击退进入高卢南部不断袭扰的阿拉伯骑兵所采用的手段。步兵对这些骑马的强盗束手无策；查理组建了骑兵，并挪用了自己封地上的教会土地作为封地以满足开支。这是封建骑士的序幕（详见第152条），慢慢地，步兵几乎完全被封建骑士团所取代。
查理大帝死后，他的帝国分崩离析，加之继任者软弱无能，世界似乎再次陷入了混乱之中。社会的纽带似乎完全断裂，每个人都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没有了查理大帝强大的军队作为震慑，蛮族蠢蠢欲动，伺机再起。
北部有北欧海盗袭扰德意志、高卢和不列颠的海岸。这些异教徒海盗引起的恐慌被流传至今的连祷文所记录：“主啊，从北欧人的愤怒中拯救我们吧。”
东部有可怕的匈牙利人。这些异教强盗不止征服了德意志，而且还困扰着法兰西南部，并跨过了阿尔卑斯山，他们所展现出的恐怖就如近500年前的匈奴人所造成的那样。
南部海路存在着一个同样可怕的敌人。此时固守在西班牙和西西里的萨拉森人，登上地中海西部和中部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海岸进行烧杀抢掠，制造了同样的恐慌和悲痛。
9、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内部的混乱不堪，加之外部蛮族入侵导致的社会动荡，在萨拉森人与基督教国家之间的高卢地区形成了一种防御性的军事体系，使得封建制度快速发展。社会各阶层都急于成为该制度的一员，进而享受只有封建制度才能给予的保护。
有大量土地却从未作为采邑的国王、贵族和富人此时都加入了这一行列，这样他们的土地就由履行过神圣的臣服之礼的佃户使用。因此，国君和贵族们变成了封建主和封君。然而，小的土地所有者自愿将自己的绝对所有土地交给某个临近的封建主手中，然后再把它作为封地接受过来，从而成为其封臣，以获得保护。他们认为成了封臣比所有财产都被掠夺强得多。
此外，出于类似的原因并以类似的方式，教堂、修道院和城镇都成为了封建制度的成员。他们把自己的大片领地作为采邑分封，从而成为封建主和封君。主教和修道院成为拥有大量采邑的首领，常常像世俗首领一样领导军事远征。另一方面，这些寺院和城镇经常将自己置于某个强大领主的保护之下，使自己也成为了封臣。有些时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不是通过服兵役，而是代之以为封君及其家人做一定数量的弥撒来履行自己的义务。查理大帝的儿子虔诚者路易下令，除了个别几个之外，帝国所有的修道院只在一种情况下可以保留地产：“他们必须为皇帝及其子孙和帝国的福祉祈祷。”
通过这种方式，教会和国家，从富有的封建主到最卑微的封臣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由封建制度的纽带联系在了一起。一切都盖上了封建制度的烙印。
147.贵族城堡
通过封建制度盛行时贵族为自己兴建的住宅类型便很好地表现出来了当时无法无天与暴力横行的时代特征。这些坚固的石头城堡，通常坐落于岩石高地上，并由护城河和塔楼防卫。
典型的中世纪城堡
在封建制度全面发展的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北部、英格兰和苏格兰，矗立的贵族城堡多如牛毛。坚固的城墙是那个普遍暴力年代的唯一保护。每位封君不但要保护自己免受临近首领的攻击，还要抵御如匈牙利人和北欧人这样的外敌；因为没有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制定出广泛遵守的法律并保护所有人。
当时欧洲许多地区最优美动人的景色，便是这些封建城堡那爬满常春藤的塔楼和城墙，现今却已然一片废墟。它们是一个逝去的时代留给人们的深刻记忆。
148.贵族运动；狩猎和放鹰
在没有军事活动时，贵族们便通过狩猎（hunting）和放鹰（hawking）来消磨时间。从埃及人、亚述人及其他东方民族自己的铭文与雕塑中可以看出，狩猎这项皇家运动是多么的受宠。日耳曼人祖先对这一消遣甚至更为尊重。哈勒姆写道：“对于北方蛮族来说，这是主要嗜好而不是消遣；这是他们的骄傲和勋章，是诗歌的主题，是立法的目的，也是生活的要事。”英格兰诺曼征服者订立的森林法，就是为了保护皇家猎场中的这项运动，这也许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令这些外国统治者被英格兰人所憎恨（详见第169条）。
修道院院长和主教们同世俗贵族一样热情高涨地加入其中，甚至教会会议发布禁令禁止神职人员沉迷于此种世俗娱乐活动也无济于事。
放鹰逐渐成为各阶层极为热爱的运动，甚至女性也参与其中。在封建时代著名的挂毯和所有的纪念品中，躺在主人脚边的灰狗和栖在主人手腕的猎鹰，是仅次于骑士的宝剑与盔甲的最常见贵族标识。
149.封建制度衰败的原因
封建制度在几个世纪里发展成熟，同样也花了好几个世纪走向衰亡。它的原则和形式最为完备的鼎盛时期是在11、12和13世纪，甚至在13世纪结束前，它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开始衰落了。
破坏和最终推翻封建制度最主要的原因有：国王和平民对封建制度的反对、十字军东征、城镇的发展以及战术中火器的引入。
国王和平民都憎恨并反对封建制度。实际上，它从来没有被除贵族之外的任何阶层青睐过，因为封建制度为贵族们带来好处的同时，却牺牲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国王反对并企图打破这一制度，是因为它只给他们留下了权力的表象，使得国王再次成为孤家寡人（详见第十九章）。
平民一直厌恶这一制度，是因为在这种制度的统治下，他们的价值还不如领主狩猎场里的猎物。平民在争取社会认可，以及分享傲慢的封建贵族特权的经历，构成了中世纪及其后历史上最有趣也最有益的部分。而这一斗争令人回想起了古罗马的平民与贵族之间的较量。
12、13世纪期间搅动整个欧洲的十字军东征或圣战大大削弱了贵族的力量；为了给东征筹集资金，贵族经常出售或抵押自己的土地，而其权势也随之传给了国王或城里的富商。许多大贵族还在与异教徒的战斗中阵亡，导致其土地充公转归封君，进而扩大了封建主的领地。
城镇的发展也导致了同样的结果。财富与影响的增加使得城镇有实力抵抗万一碰到的封君的苛捐杂税与暴政，并最终能够从封建领主的管辖下独立出来，把自己的领地变成一个小共和国。
加之作战方式的改善与变化，特别是火药的运用，使自耕农步兵顶得上披着盔甲的骑士，从而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正如卡莱尔（Carlyle）所说：“这让所有人都有了同样的身高。”手里拿着枪的人可以维护并用好自己的权利。而城堡作为封建制度的主体，承载着衣食住行以及居于其中的人，此时却变得一无是处。它的城墙可以对抗身披铠甲、跨着战马的贵族及其封臣，但却无法抵御训练有素的炮兵。
封建制度作为一种管理制度已随中世纪一起烟消云散(11)，但广义上讲，它仍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继续存在。贵族失去了作为君主的权势，但仍保留了头衔、特权、社会地位以及大片土地。
150.封建制度的缺陷
封建制度也许是欧洲中世纪时期能够存续的最佳社会制度；然而，它有许多严重缺陷，使其距完善的社会或政治制度仍相去甚远。在众多缺陷中主要叙述两点：第一，封建制度难以形成强大的国家政府。每个国家都被分割且再分成大量几乎独立的封邑。例如，10世纪的法兰西被大约250个封建领主瓜分，都行使平等的权力，拥有同等的统治权。这些大领主的广阔土地又被分割为约7万块小的封地。理论上，这些小块封地的所有者一定会服从其贵族领主，而这些贵族又宣誓臣服于法兰西国王。但是这些贵族中的许多人比国王本人更富有、更强大，如果他们选择放弃效忠，国王就无法再次令其臣服。总之，法兰西同其他封建制度盛行的国家一样，不是一国之君用权势迫使举国臣服，而只是100多个实际上的君主国组成的联盟，以极为松散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可以毫无顾忌地剪断。国王的时间主要用来徒劳地打压傲慢而倔强的贵族，以使其适当地臣服，并用来无力地干预、平息贵族之间没完没了的争执。很容易想象此种事物状态所致的混乱与不幸。
第二，封建制度的排他性。在这种制度的作用下，社会被划分成了各个阶层，最上层是傲慢自大的世袭贵族。这些阶级之间的界限虽然并非不可逾越，但却极为僵化。只有当不同国家的社会下层逐渐夺取了封建贵族特殊而不公的特权时，一个更美好、更民主的社会形态才会显现，文明也能得以更快地进步。
151.封建制度的有益影响
封建制度对欧洲文明作出的最突出的贡献，是查理曼帝国分裂后给社会带来的保护。“正是身披铠甲的骑士和坚不可摧的封建城堡挫败了丹麦人、萨拉森人和匈牙利人的袭击。”(12)封建制度对社会作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培养了特权成员之间的个人主义及对人格独立的热爱，这是日耳曼人性格的显著特点（详见第10条）。欧洲封建贵族强横、暴力、倔强，在中世纪后期为保持自由精神的活力作出了巨大贡献。封建贵族们不允许国王对他们傲慢；他们作为自由人拥有自己的权利。因此，君权本应专制，但却被有效阻止。例如，在英格兰，封建贵族们控制着像约翰王（详见第310条）这样残暴的统治者，直到自耕农与市民都足够勇敢、足够强大，可以单独抗拒他们专制倾向的君主为止。不幸的是，法兰西封建贵族的权力瓦解得太快，在作为第三等级（ThirdEstate）的城镇市民准备争取自由之前便消失殆尽，结果导致独裁、专制的君权迫使法兰西人民走向了大革命和恐怖统治（ReignofTerror）(13)。
封建制度的另一个有益的影响是激发了某种形式的纯文学。就如修道院的与世隔绝培养了学识和哲思，贵族大厅里开放与欢乐的盛宴培养了诗歌和传奇。城堡的大门总是向流浪歌手和说书人敞开着，正是在这些欢宴的场面之中，诞生了中世纪诗歌集和文学中的民谣及传奇。基佐（Guizot）说：“正是封建时代，孕育了英格兰、法兰西及德意志最早的文学丰碑，成为近代欧洲最早的知识享受。”
封建制度还有一个对文明的贡献是贵族城堡中观念与情怀的发展，其中包括良好的荣誉感及对女性的崇高关怀，均在骑士制度中找到了最高贵的表述。
第二节
骑士制度
152.骑士制度的定义；起源
骑士制度被巧妙地定义为“封建之花”，是一个军事机构或团体，其成员被称为骑士（knights），承诺保护教会、弱者及被压迫者。
骑士制度似乎是从查理·马特为了击退萨拉森人侵袭阿基坦（Aquitaine）而组建的仆从骑兵发展而来（详见第146条）。正是在这些边境战争中，法兰克人从阿拉伯摩尔人那里学到了“信任战马”。这种新的军事制度从法兰西南部传遍了整个欧洲，穿着铠甲的战士基本上取代了早期的步兵。(14)此种发展与封建制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骑士制度就是封建制度在军事方面的发展。所有的封地拥有者都必须服骑兵役成为规则，在马背上战斗逐渐成为常态，并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
封建武士阶层逐渐发生转变，成为独立于封建制度以外的部分。封建制度只在土地范围内，但一个人如果出身良好，而且被恰当地授予相关知识，可能会在没有封地的情况下成为骑士。后来的骑士很大一部分是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子弟。
同时，宗教精神在这一时期进入骑士团体之中，成为了与基督教神职制度有些许相似的兄弟会。因此，像所有其他中世纪制度一样，骑士制度也是由多种元素结合而成的。其军事的形态、精神和美德来自封建制度一面；而其宗教的形态、精神和美德来自教会一面。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产生了圣殿骑士团（KnightsTemplars）和善堂骑士团（KnightsHospitallers）这样的修道士军事团体，便是对此的最好说明。虽然这些修道士发过绝色与绝财的誓言，但把这些修道士骑士看作是查理·马特给予封地并扶上马背英勇抗击来犯的“矫捷的摩尔人”的武士后裔也不会错。
153.骑士制度的普遍性；教会与骑士制度法兰西作为骑士制度的摇篮，才是骑士真正的家园；但它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这给中世纪后半期的所有事件都增添了别样的光彩。这一时期的文学受到骑士精神的鼓舞。中世纪最伟大的十字军东征，是欧洲基督教骑士最主要的任务；因为那时的骑士已经在教会的领导之下了。在1095年正式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克勒芒会议（CouncilofClermont）上，颁布的教令称，每一位贵族出生的人，在年满12岁时，都应在主教面前庄严宣誓：“他将尽全力保护被压迫者、寡妇与孤儿，并重点关照那些贵族出身的女性。”
154.骑士训练
骑士制度刚刚建立起来后，所有贵族的子弟，除了那些要出任教会圣职的，都会被送去接受骑士训练。稍穷一点的贵族子弟通常被寄养于一些声望显赫、家产丰盈的封君家里，并按照骑士职责与礼仪进行训练，城堡俨然成了某种学校。
这种教育早在7岁时开始，年轻人的名头是“学习骑士”（Page）或“骑士侍童”（Varlet），直到年满14岁，才可以晋升为“骑士随从”（Squire）或“候补骑士”（Esquire）。封君与麾下骑士训练这些男孩的男子气概与军事职责，而城堡的贵妇人们则教导他们宗教职责和所有的骑士礼仪。学习骑士虽然偶尔也会陪同领主去野外，但责任通常只限于城堡内。候补骑士总是跟他侍从的骑士一起参加战斗，帮助骑士携带武器，必要时也会参战。
155.骑士晋封仪式
骑士称号授予礼
骑士随从在20岁时可以晋升为骑士，然后通过一场别具一格且印象深刻的仪式正式将其纳入骑士队伍。在一个长长的禁食和守夜祈祷之后，要聆听其作为骑士的职责的长篇训诫。然后如臣服之礼中一样跪于封君的面前，并宣誓捍卫宗教、保护贵妇人、救人于困苦并永远忠于他的骑士战友。同时被授予武器，领主将宝剑的平面按于他的肩部或颈部，说：“以上帝、圣米迦勒和圣乔治之名，册封你为骑士；你须勇敢、无畏、忠诚。”（InthenameofGod，ofSaintMichael，andofSaintGeorge，Idubtheeknight；bebrave，bold，andloyal.）156.比武大会比武大会（tournament）是骑士时代最受欢迎的娱乐项目，是贵族骑士之间的模拟战斗，武器是无尖的宝剑或钝头的长矛。参加比武的选手获得普遍的尊重，令人想起了希腊的竞技运动；而其激烈与血腥的特点又让人回忆起了罗马竞技场的角斗。
君主或贵族为这一活动做广泛的宣告，甚至到远方邀请勇敢而尊贵的骑士们到场展示自己的技能和高超本领，从而为比武大会增光添彩。竞技场是一个用绳子或栏杆围出的水平空间，周围有供观众观看的看台，装饰了艳丽的旗帜、挂毯和纹章。
两名骑士之间的长矛比武
开幕式开始之时，传令官宣布比赛规则，比武之人进入竞技场，每位骑士在其头盔或胸口上画着他爱慕的情人。给出开始信号后，双方骑士手持钝头骑枪，猛烈地冲向另一方，将对手击于马下，或者击断最多数量的骑枪即为胜利。获胜者的奖品包括珠宝、盔甲或披着骑士马饰的战马，而最重要的是赢得了比他人更多的尊重及爱慕之人的赞美与欢心。
即便在欧洲骑士精神开始衰落后，比武大会仍然是人们最喜爱的消遣活动。令这项娱乐活动变得失宠的一个原因是比武经常出现人命事故。1559年，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在参加比武大会时被骑枪刺死，这一事件导致此项粗鲁的运动最终被废除。但这种娱乐活动，就同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流行运动一样，被赋予了过于强烈的时代情感和幻想，很难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世界一直钟爱这些华丽而雅致的娱乐活动，因为它把光芒与典雅投给了昔日的勇士与美人。”
马背长矛比武（Joust）(15)与比武大会的不同之处是它只在两名骑士之间进行，也没有那么多的仪式。
157.骑士品质
骑士忠诚于他最爱慕的情人是真正骑士的第一信条。哈勒姆说：“对自己的情人忠诚、正直，才能得以救赎，这虽不是基督教，但却是城堡的信仰体系。”他还必须礼貌、勇敢、谦恭、诚实、纯洁、慷慨、热情、守信，并且随时准备为保卫宗教及军中战友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这些都是理想骑士的美德与品格。无须多言，尽管有许多骑士在他们无瑕的传奇一生中展示了所有这些美德，但他们中有太多的人只是把骑士作为一个职业而已。正如一个古代作家的双关语：“一位游侠就是一味游闲。”（AnErrantKnightWasAnArrantKnave.）说的再真实不过了。另一位作家说：“让小偷觉得丢脸的行为，令希腊暴君或罗马皇帝厌恶的残暴，都是拥有高贵血统的骑士们的家常便饭。”
但是真正的骑士精神极力反对残忍、背叛、虚伪、懦弱、卑鄙和任何形式的犯罪；骑士如果犯了这样的错误就可能经由降级仪式（CeremonyofDegradation）处以驱逐出骑士队伍的惩罚。在这个仪式上，犯错骑士的马刺被用劈刀齐根砍断，宝剑被削断，战马的尾巴被剪断。然后，这位降级的骑士被穿上丧服，并为其举行普通葬礼，表示他是“为骑士的荣誉而死”。
158.骑士制度的衰落
15世纪是骑士制度的衰落期。封建制度被推翻的原因也正是导致骑士制度衰落的原因。战争形式的改变有助于破除封建贵族及身着盔甲的侍从，同样也毁掉了骑士精神。而且，随着文明的进步，新的感情与情怀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在人类的想象中发挥作用。人们追求卓越的雄心壮志可以通过骑士冒险以外的其他形式去实现。国家管理日渐规范，社会秩序和安全日益改善，使得英勇的骑士为弱势群体及被压迫者打抱不平的需求逐渐减少。
总之，游侠骑士的过度表现进入到实用化与商业化的时代就变得荒诞可笑了，因为这与催生了骑士精神的时代截然不同；而最后，在17世纪初，西班牙的天才讽刺作家塞万提斯（Cervantes）写出了著名的《堂吉诃德》（DonQuixote），在这部作品中，他指引他的英雄骑士经历了各种离奇的冒险，比如持矛向风车冲刺，他兴奋地幻想风车是一个可怕的手舞足蹈的巨人，有着邪恶的目的，每个人都被这种无限的荒谬触动了笑点，忍俊不禁；在恰如其分的微笑和开怀大笑的掩映下，游侠骑士从这个世界默然离去。(16)159.骑士制度的恶与善詹姆斯（James）断言：“在思想方面，骑士制度无所作为；在心灵方面，骑士制度却倾其所有。”毫无疑问，后半句一语中的。的确，骑士精神对心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却不完全是好的影响。这一制度有许多弊端，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贵族主义和排他倾向。阿诺德博士（Dr.Arnold）在所有事情中愤愤不平的是骑士对人皆兄弟的疏忽或漠视，辛辣地惊呼：“如果让我说出臭名昭著又当之无愧的基督之敌（Antichrist），我会说是骑士精神。”另一个愤怒的作家宣称：“骑士们不太可能认为自己侵害下层阶级是有罪的。”出身高贵之人对这些下层人士充满冷漠与轻蔑，认为他们不足挂齿，跟驮兽或猎物没什么两样。而出身高贵的红颜若是受了委屈，勇敢的骑士则总是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总是心上人的一颦一笑令他在激烈的比武中挑断骑枪。这种贵族精神的培养是骑士制度中最严重的错误之一，然而，这应该不止归咎于时代，同样应归咎于骑士。
但是，骑士制度积极有益的影响应该是将北方民族对女性特有的尊重感，提升为构成了近代显著特征的对女性的体贴敬慕，骑士精神功不可没，进而使其有异于此前任何一个文明阶段。
而且，骑士精神创造了礼貌、温柔、仁慈、忠诚、慷慨、守信的品格典范，超越了任何先前的时代。正如基督教给了世界一个完美的人性，世人努力去企及，同样，骑士也树立起了一个典范，人们也会学习仿效。实际上，人们从未完美地实现基督教的理想或骑士精神的理想；但是，这两种理想在塑造和赋予人生品质方面的影响怎样高估都不为过。通过热情与努力使之合二为一，便产生了一种新的人性特征，称为“兼具骑士与圣徒品格之人”（AknightlyandChristianCharacter）。
第十一章
诺曼人
第一节
在家乡和意大利的诺曼人
160.导言
诺曼人（Normans）由定居在高卢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发展而来（详见第122条），其历史就是北欧人故事的延续。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说明已经过去的时代与即将到来的时代之间的差异，没有什么可以更突出地表现出欧洲社会面貌与精神的逐渐变迁，唯有时间和有益的交流带给这些人的转变：9世纪时的诺曼人还是异教徒；此时已是基督徒了；彼时他们是粗野、荒蛮、无情的海盗，此时成了欧洲最有修养、最文雅、最有骑士精神的人。但是，躁动不安的勇敢精神驱使这些北欧海之王继续踏浪冒险，而且战利品的诱惑依然激荡在他们后代的胸膛。其实他们只是从喜欢狂野海盗生活的异教维京人，转变成了渴望朝圣与十字军东征的基督教骑士。
这些人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力量、独立和勇敢与罗马-高卢人的活泼、想象和文化融合在了自己的品格之中。他们从法兰西的居住地出发，开始了新的征服：在地中海周边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王国，再在英格兰建立了一个诺曼国王世系。稍后，伴随着十字军的命运，他们将出现在巴勒斯坦的战场上，并为自己赢得了基督教最英勇骑士的美誉。
161.诺曼底公爵
在罗洛（详见第121条）及其直接继任者长剑威廉（WilliamLongsword，927—943）、无畏者理查（RichardtheFearless，943—996）和善良者理查（RichardtheGood，996—1027）的领导下，诺曼人在法兰西的权力逐渐巩固。国内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北方斯堪的纳维亚人新队伍的到来，使得诺曼底国内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经过100多年的平稳发展，古老的北欧冒险精神再次燃起，最后，南欧和英格兰成为了诺曼勇士建立辉煌功勋的地点。
162.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诺曼人
11世纪初，诺曼人即将征服英格兰之前先在意大利南部站稳了脚跟。当时，穆斯林占据了西西里岛并不断侵袭意大利周边海岸，与该地区的基督教统治者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而诺曼人优秀的战斗素养受到了基督教统治者的青睐。
诺曼骑士很快从客人和雇佣兵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主人和统治者。他们最终占领了整个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并在这些南部土地上建立了一个繁荣的国家，后来被称为那不勒斯王国（KingdomofNaples），尽管朝代变迁，但却一直延续到近代意大利的统一。
在这个征服与组织的时期，最著名的诺曼人首领是罗伯特·圭斯卡德（RobertGuiscard，卒于1085年），名气仅次于著名的征服者威廉（WilliamtheConqueror）。他的一生由一系列大胆冒险的壮举构成，并将诺曼的名声传遍了地中海地区。
在南部建立新诺曼国家对此时一触即发的十字军东征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诺曼统治者建立了强大的海上力量，以阿马尔菲港（Amalfi）为中心，并在热那亚（Genoa）、比萨（Pisa）和威尼斯（Venice）舰队的帮助下，清除了中地中海的穆斯林海盗，从而为十字军开辟了通往圣地的水路。
第二节
诺曼征服英格兰
163.征服的起因
诺曼人最重要的功绩便是征服了英格兰，不仅给被征服的人民，而且间接给全世界带来了极为巨大的影响。
1035年，诺曼底公爵宽宏的罗贝尔（RoberttheMagnificent，1027—1035），在去往圣地的传奇朝圣之旅归来的途中，死于小亚细亚，他当时只有7岁的私生子威廉（WilliamtheBastard），这位命中注定的英格兰征服者，继位成为诺曼底公爵。
在出发朝圣之前，罗贝尔说服了诺曼的贵族们宣誓，倘若他遭遇不测，他们一定要效忠他的儿子；但是那些骄傲的领主们却食言了，他们不想效忠于这位出身并不光彩的孩子。12年里，这位年轻的公爵同叛逆的封臣们争斗不休，诺曼底公国被搞得四分五裂。但英勇、天才且好运的威廉最终战胜了所有的反对和困难，成功地建立了自己在诺曼底的绝对权威。惩罚自己恨之入骨的敌人时的残酷，表明了他坚毅不屈的性格，注定使其成为11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角色。
而此时英格兰的局势值得关注。1066年，丹麦人夺位之后得以复辟的老英格兰国王忏悔者爱德华（EdwardtheConfessor，详见第119条）去世，贤人会议遵其遗愿，立即选择了韦塞克斯伯爵哈罗德（Harold）为其继任者，他是著名的戈德温（Godwin）的儿子，是全英格兰最优秀、最强大的男人。
当贤人会议的决定和哈罗德接受英格兰王位的消息漂洋过海传到威廉耳中时，他真的或是装的勃然大怒。他宣称他的远房表亲爱德华生前许诺，死后王位由他继承，而哈罗德也表示同意，并庄严宣誓鼎力支持。于是立即要求哈罗德交出篡夺的王位，并威胁如果遭到拒绝则立即登岛夺权。哈罗德将跟随爱德华回到英格兰的诺曼人驱逐出境作为回应，并且调兵遣将保卫国土。
与此同时，威廉公爵正在准备进攻，以期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征服英格兰计划。他重新点燃了诺曼人对英格兰人仇恨的余烬；巧舌如簧地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人并博得了欧洲的同情；甚至取得了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认可，为其出征赐福并赐予一面圣旗作为礼物。教皇之所以支持威廉的大业，是希望威廉能够帮助他掌控逐渐强大的英格兰教会。最后，万事俱备，只差登岛。
164.斯坦福桥战役（1066）
哈罗德正在南方海岸防御诺曼人的时候，他的叛徒兄弟托斯提格（Tostig）和挪威国王哈罗德·哈德拉达（HaroldHardrada）率领的可怕敌人却出现在了北方。哈德拉达在罗斯的瑞典人宫廷长大，后来指挥君士坦丁堡皇帝著名的瓦兰吉卫队（VarangianGuard，详见第112条），曾在地中海同萨拉森人为信仰而战，而此时则有志在北方建立一个克努特似的帝国。为了征服英格兰，他从斯堪的纳维亚、佛兰德斯（Flanders）、苏格兰、冰岛和奥克尼群岛（Orkneys）调集大批舰队，登陆英格兰岛，此时正在洗劫和焚烧海岸城镇。该地区的英格兰军队试图抵挡侵略者，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重镇约克郡（York）落入了北欧人之手。
斯坦福桥战役
这一灾难性的消息一传给南方的哈罗德，他立即带着军队向北行进，在斯坦福桥（StamfordBridge）同入侵者遭遇，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充满野性与冒险精神的挪威国王命丧于此。
165.黑斯廷斯战役（1066）
斯坦福桥战役的辉煌胜利使英格兰脱离了险境，但是哈罗德和他的战士们此时却要去面对更为强大的敌人。胜利之后的庆祝活动尚未结束，信使从南方给哈罗德带来了诺曼人登陆的消息。匆忙掉转马头，哈罗德跟威廉在森拉克（Senlac）遭遇并立即投入战斗，因此地离黑斯廷斯港（Hastings）很近，所以这场战役便被称为黑斯廷斯战役。
战斗前夜，英格兰的士兵在庆祝胜利的篝火旁大吃大喝，而诺曼人通过虔诚的祈祷为次日的遭遇战做准备。英格兰人为他们最近的胜利而洋洋得意；然而与此同时，胜利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随后的急行军又使他们的耐力达到了极限。
次日清晨，决定英格兰命运的战役打响了。诺曼的一名骑兵首先向英格兰军队挺近，他抛出手中的宝剑，在其下落的过程中再巧妙地接住，一直高唱查理大帝和罗兰那荡气回肠的战歌。英格兰人愕然地注视着这个“不经意间的灵巧”展示，如果他们没有拿自己的笨拙举止和诺曼敌人的灵活敏捷相比较的话，别人至少一定会替他们比较的。
战役一旦打响，战斗便漫长而可怕。时运最终还是不利于了英格兰人。哈罗德被箭射穿了眼睛，倒下了；威廉成了战场的主宰（1066）。
黑斯廷斯战役
166.征服完成（1067—1070）
现在，威廉向伦敦进军，并于1066年的圣诞节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加冕涂油为英格兰国王；但他还远没有成为实际上的国王。征服者最强大的阻力来自北方，那里的人口主要由丹麦人构成，并有丹麦的亲族支持。为了保护自己免于其攻击，威廉最终毁掉了整个亨伯河（Humber）与提兹河（Tees）之间的区域，将之化为不毛之地。此后的二三十年里，未被耕种的田地以及烧成废墟的村镇是这片荒原的标志。在残忍的行动之后，10万人因缺乏食物和住所而在异常的严冬中悲惨死去；数千人逃离家园为外国君主效力，许多人取道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加入瓦兰吉卫队，为东部皇帝冲锋陷阵。
167.土地分配与索尔兹伯里盟誓
威廉在英格兰成功夺权之后，几乎立即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将在黑斯廷斯战役中保卫国王与国土的英格兰人未赎回之土地(17)分配给助其建功立业的贵族。所需土地数量巨大，要不是后来反抗威廉的起义给了他机会按叛国罪几乎没收了英格兰所有的土地，威廉几乎无地可分。(18)法兰西被许多封建首领和领主搞得动荡不安，其中许多人几乎和国王实力不相上下（详见第150条），威廉从这一悲惨状况中吸取了教训，在分封的过程中小心翼翼，保证除了两三个特殊情况以外，没有一个封臣受封一个完整的郡。遇到他必须封给大片土地的大封君，他也不会给他们分连续的大片土地，而是分布于全国不同的地区的几处地产或领地，为的是使封臣手中不会有过于集中的财产或权力。
威廉对封臣实施的另一个限制措施是，要求无论封地大小，所有受封者都要宣誓直接效忠于他这位最高领主。这是对封建时期习俗的一大革新，那时规定封臣应该只发誓效忠于自己的领主，而且其领主在战争中即使倒戈攻打自己的国王也要跟随他的旗帜。威廉要求每位封地所有者将原来向直系领主宣誓改为直接向他宣誓效忠。1086年，在索尔兹伯里盟誓会（GreatGemotorMilitaryAssemblyofSalisbury）上“英格兰所有的实际土地所有人”庄严地向威廉宣誓效忠。
威廉也拒绝给予封臣铸币权和立法权；并且对他们的权力采取了其他明智的限制，例如，所有的领地法庭都必须服从皇家法庭的管理。他将英格兰从无尽的纷争与战事中解救出来，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个其他的欧洲国家都被这些纷争与战事搞得极为涣散。
总之，他给了英格兰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是诺曼征服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最大福音之一；因为此前，所有的事情都过于地方化，过于分散，例如，一些像韦塞克斯伯爵戈德温这样强大的撒克逊贵族，实力与国王旗鼓相当，经常代行王权。
为了威慑被逐出之人，威廉此时在国内所有的主要城市建造堡垒和塔楼并驻防。著名的伦敦塔（TowerofLondon）和矗立在纽卡斯尔城（Newcastle）的黑色巨塔，都是由他建造且成为了征服时代令人难忘的纪念。他的贵族们也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了坚固的城堡，使整个国家里壁垒森严的私人住宅星罗棋布。城镇由大的堡垒守卫，开放的乡村由贵族厚壁的城堡守护，诺曼人远远少于被征服的撒克逊人，却能让他们完全地顺服。
征服者威廉
168.《末日审判书》
征服者最著名的行动就是《末日审判书》（DomesdayBook）的编制。这部著名的册籍包括对英格兰除了一些主要集中在北部仍未征服或动荡的郡县之外的所有土地的描述与估价，牛羊的详细数目，以及每个人的收入报表。总之，它的目的是对整个王国进行完整的勘查和普查。
那些在全国上下收集所需信息的专员们经常受到威胁，人们对“窥探他们的私事”感到不满，把整件事看作是为实施新税收政策做准备。但尽管英格兰人对这一准备工作的看法和感受都尖酸刻薄，但这当然是一个明智且必要的举措，而且颇具政治家的风范。
169.宵禁与森林法令
在被征服者引入英格兰的法令中，有一种叫宵禁钟（Curfew-bell）的特殊规定。该法令规定，在入夜的教堂钟声敲响之后，每个人都应待在家中，并且熄灭炉火(19)和灯光。
本条法令的发布可能出于以下两种原因：一种认为其目的是防止人民晚上计划集会或实施谋反；另一种表示单纯就是为了防火。本法令肯定是诺曼征服之前便在诺曼底施行；实际上，帕尔格雷夫称它为中世纪欧洲治安的普遍做法。
相对不合理且备受人民质疑的是《诺曼森林法》（ForestLawsoftheNormans）。诺曼人非常喜欢狩猎，威廉自己就对此激情澎湃。一位编年史家称“他像父亲一样喜爱着那些高大的鹿。”国内大片的农舍和村庄被毁成林地，据说为了创造新森林地区就毁掉了50多个村庄和众多的教堂。(20)这些森林中的猎物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杀死一头鹿比杀死一个人的罪过更大。征服者的若干家庭成员在这些皇家狩猎场狩猎时死亡，人们宣称这些不幸是天国对其缔造者的冷酷所进行的审判。
170.威廉统治的结束
征服者威廉生命的最后几年充满了烦扰和悲伤。“良弓断，剑锈生。”最难堪的事情莫过于他的长子罗贝尔（Robert）的反叛，罗贝尔声称其父答应过，如果成功征服英格兰，诺曼底便归他所有，因此试图夺权。罗伯特的叛军吸引了许多对威廉不满的贵族，并得到法兰西国王的支持，因其一直妒忌实力渐增的诺曼底公爵。父子之间最终达成了和解。
1087年，威廉卷入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争端。而法兰西国王腓力对威廉个人的不当言论令他极度愤慨。为了报复腓力的嘲笑，威廉举兵将战火烧过了芒特镇（Mantes）。当他骑马穿越该镇仍然冒烟的废墟时，战马突然惊逸，威廉落马受伤，几日内便死于非命。去世之前，他把遗嘱告诉了他的三个儿子：他并未计较罗贝尔的不孝行为，把诺曼底授予了他；把英格兰授予三子威廉；小儿子亨利得到了五千磅白银。
171.征服者的诺曼继任者（1087—1154）征服者威廉死后的七八十年里，英格兰都被诺曼人国王统治着。三个名字贯穿着这一时期：威廉二世（1087—1100），人称胡佛（Rufus），或红脸（Red）；亨利一世（1100—1135），绰号儒雅者（Beauclerc），或“好学者”（GoodScholar）；以及布卢瓦的斯蒂芬（StephenofBlois，1135—1154），他是征服者威廉的外孙。
尽管这位伟大的诺曼底公爵的儿子们威廉和亨利的统治时期有许多严苛的法律和残酷的行为，但英格兰在他们的统治下繁荣起来；贸易和各个产业的不断进步，使得诺曼人和英格兰人忘记了彼此之间的仇恨，逐渐融合成了一个单一民族。
但在亨利死后，他的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和布卢瓦的斯蒂芬之间产生了继位之争，几年里，国家都耗于内战。最终，通过教会主教的调停，争斗双方达成协议，承认斯蒂芬的国王地位，但他死后王位要由玛蒂尔达的儿子来继承。1154年，即协议达成的第二年，斯蒂芬去世，根据协议，王位由安茹的亨利（HenryofAnjou）继承，由此建立了安茹王朝，或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s）。
征服者威廉的葬礼
172.诺曼征服的影响
征服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在英格兰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其产生不仅是通过诺曼国王带来的君主治理观念及征服者对封建制度与习俗的改良，还通过斯蒂芬统治时期的极度混乱留给人们的有益教训。英格兰以前只是徒有王国之表，至此才有了王国之实。
征服的第二个影响是建立了新的封建贵族统治阶级，撒克逊的大乡绅被诺曼贵族所取代。这不仅给英格兰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更高雅的元素，也改变了国民大会的成员、性质和名称，古英语所称的贤人会议此时变成了后世的议会（Parliament）。
征服的第三个影响是在英格兰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建立起了更为紧密的关系。在这方面，诺曼征服就像罗马征服一样。此时，英格兰与欧洲大陆之间在政治、社会、商业和宗教等诸多方面建立起了更加紧密的联系，极大地改善了英格兰的贸易、建筑、宗教和智识生活。在这个联系中，尤其是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密切的政治和封建关系，滋生出的妒忌和竞争导致了两国之间漫长的百年战争（HundredYears’War）。(21)征服者威廉登陆英格兰（贝叶挂毯图案）第十二章神权与君权
173.两个天下大权
詹姆斯·布莱斯（JamesBryce）说：“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两个伟大理念，就是君权天下与神权天下。”在中世纪早期的有利条件下，一个理念建立了君权，而另一个理念产生了神权（详见第七、九章）。这两大权力的历史，其与欧洲统治者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加之相互争夺霸权的斗争，占据了中世纪的大部分历史时期。而需要努力去理解的正是这些重要事件。
此前讲述的封建思想与原则将对理解本章的内容大有帮助，因为这两大势力之间的漫长斗争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封建观念与习俗的烙印。
世俗权力与属灵权力
174.关于教皇与皇帝关系的三大理论在西部君权复兴和神权崛起之后，对于“国王天下”（World-King）和“主教天下”（World-Priest）之间的神圣关系逐渐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教皇和皇帝分别受神的委派，前者掌管人的灵魂，后者掌管人的肉体。各自根据上帝授予的权力进行统治，一方不高于另一方，但应相互合作、互相帮助。世俗权力的特殊职责是维护世界秩序，成为教会的保护者。皇帝拥有武力的目的是执行教令并同所有异教徒及与和平团结的破坏者做斗争。因此，这个理论看起来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绝无仅有的完美组合，构成了一个以基督的双重性为象征的二元统治。
第二种理论为皇帝一方所持，认为皇帝在世俗事务中高于教皇。《圣经》和历史事件中的证据却不支持这种观点。因此，基督上缴贡金被用来引证世俗权力高于属灵权力；而且，他服从罗马法庭的管辖，也证明其认可民事权力的至高无上。再者，难道他没说：“恺撒的应当归给恺撒”吗？此外，丕平和查理大帝赠予罗马的土地造就了教皇，这就支持教皇实际上为皇帝封臣的观点。
第三种理论为教皇一方所持，认为双方注定的关系是，世俗权力从属于属灵的权力，即便在民事事务中也是如此。这种观点由《圣经》文本佐证：“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了他。”(22)“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23)还有人认为基督给了圣彼得两把剑，说“足矣”，代表着他被同时赋予了世俗和属灵的权力。因为中世纪时，论据经常使用寓言故事和比喻手法，因此这一概念通常会通过比较的形式进一步解释如下：上帝在天上设定了两束光芒，太阳和月亮，因此他在人间也建立了两种权力，即属灵权力和世俗权力；因为月亮次于太阳而且接受太阳的光芒，所以皇帝应居于教皇之下，他的权力也来自于教皇。(24)再次，这两种权力被比作灵魂和肉体；由于灵魂支配肉体，所以属灵权力注定统治并支配世俗权力。在反驳皇帝拥护者提出的丕平献土和查理大帝赠地的论据时，教皇的拥护者引用了《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并举了查理大帝是从教皇手中接过王冠的例子。
教皇与皇帝分而治之的理论是崇高灵魂的黄粱梦，忘记了人类终究是人。基督教世界几乎是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其成员分别是教皇和皇帝理论的支持者。10世纪后，教皇和皇帝之间斗争的记载成了中世纪史里最精彩、最增长知识的篇章，因为双方都努力去让这些难以调和的理论变成现实。(25)175.神权复兴皇帝和教皇之间的大争斗始于11世纪。争斗的序幕是君权和神权的复兴和强化。当君权的观念在很多人的心里消失殆尽的时候，奥托大帝再次使其复兴。一个多世纪后，神权也得以复兴并强化。
在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几乎整个11世纪的上半叶，神权坠入了道德的深渊。这一可悲的状况主要源于对教皇选举的干预，选举名义上掌握在罗马的神职人员和人民的手中，但罗马城中敌对的封建派系可以随意选立或废黜教皇。因此经常导致丑闻缠身之人也可以通过暴力和贿赂坐上教皇的位子。(26)教皇的权力被从腐败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从屈辱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应极大地归功于君权的介入。对罗马教廷道德的再生影响最大的皇帝要数亨利三世（1039—1056），他行使自己作为教会守护者和保护者的权力，为教廷提名了一系列拥有宗教头脑、富有此时源自于克吕尼隐修院（MonasteryofCluny）的改革精神的强人。(27)176.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及其神权的观念格里高利七世（PopeGregoryVII）是最杰出的改革派教皇，先前的俗名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更为人所知，是继查理大帝之后中世纪里最值得关注的人物。1049年，他从克吕尼隐修院来到罗马，成为了教皇的选荐人和顾问，最后自己登上教皇的宝座，1073年至1085年间在位。
格里高利强烈反对君权高于神权的观点，甚至反对二者的平等与合作。“神权之于君权，就如太阳之于月亮，均传递着光芒与力量。然而，要是无法传递，也就毁掉了太阳，剥夺了君权。”(28)总之，格里高利的观念是，所有基督教国家应该打造一个普世神权政体，以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教皇为元首。
为了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格里高利一当选教皇就开始了两个重大改革：强制世俗神职独身和禁止买卖圣职。
177.格里高利七世与神职人员独身当格里高利坐上教皇宝座时，神职人员的婚姻极为严重地威胁着教会。最初，对神职人员独身（celibacy）一事便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些坚持神职人员结婚的传统，而其他人则坚持不婚更为圣洁。11世纪，绝大部分低级神职人员都结婚。由此对教会造成的巨大伤害就是导致封建世袭被引入。神职人员开始把他们的职位和教会的土地作为采邑传给子女。教会的职位出现世袭，那么显而易见，教皇对神职人员的权威必定受损。
格里高利让所有的神职人员遵守独身誓言。通过将其从家庭依附中分离开来，并从家庭事务和责任中解脱出来，旨在让神职人员更加全心全意地奉献于自己的职位，并更加完全地信赖教会。独身的神职人员便可为神权建立坚实的基础，而这正是格里高利的目标。
这一改革政策遭到大多数神职人员的顽强抵抗，但最终还是得以实施——只是格里高利并未亲眼看到其成果；如此一来，独身就像对僧侣一样，对普通神职人员也有了约束力。毋庸置疑，这一改革措施在许多方面都提高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效率，也大大增强了教皇的影响与权威。
178.格里高利七世与买卖圣职
格里高利的第二项改革是纠正了圣职买卖（simony）行为，其终极目标就是将教会土地和职位从世俗领主和贵族手里解脱出来，使之完全掌控在罗马主教的手中。
教会买卖圣职(29)的恶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当封建制度占据欧洲社会时，教会同个人与城镇一样具有封建关系。因此，作为修道院和教堂首领的院长和主教们为了寻求保护，成为了贵族或王公的封臣。一旦某个大主教承诺以其个人土地或不动产效忠，这些便成为了最高领主的永久封地，且归属于封建土地所有制（详见第144条）。当神职出现空缺之时，封君则认为自己有权填补人员，就像世俗封地充公的情况一样(30)。这样一来，整个欧洲的世俗统治者几乎行使着所有教会大主教的提名和选举确认权。
当时这些世俗王公对教会职位和土地的授予就像对待自己的封地一样。如果提名任命和授予道院院长或辖区主教的职位，他们则要求从其职位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成。这严格遵照了封建制度的规定：封君有权要求其封臣为封地支付继承金。这一规则也适用于教堂的土地和职位后，自然而然滋生了罪恶与腐败。神职空额几乎都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因此，最不合适的人成为了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这些神职都授予了封君的亲信、食客、孩童以及那些最臭名昭著的恶人。
这就是教堂将其土地和职位适用于封建制度之后带来的混乱状态。维护教会团结和保护宗教本身都需要将其土地和职位的控制权从世俗统治者那里夺回来。
为了消除邪恶，格里高利于1078年和1080年两次颁布教令，禁止任何神职人员从世俗王公或封君那里接受主教或修道院长职务。任何一个敢于违反教令的人都会被开除教籍。
格里高利通过这一大胆的举措，意欲从封君和封建王公手中夺回教会职位和土地授予权，以及从这种关系中所获的巨额收益。当时在西方的主要国家，教会掌握了1/4的土地，所以这一革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改革如果完全成功，教皇则成为这些广阔教会土地的封建主或最高领主，并最终极大地遏制和削弱西方基督教世界各个世俗统治者的权力。
179.开除教籍和停止教权
格里高利施行其计划依靠的主要工具是教会的精神武器：开除教籍（Excommunication）和停止教权（Interdict）。
第一个是针对个人。开除教籍之人与其他教职人员的关系被切断。如果被开除教籍的是国王，那么他的子民将不再受制于对他所发的效忠誓言。任何为开除教籍的人提供食物和住所的人均会受到教会的惩罚。活着，开除教籍的人如染瘟疫一般被世人躲避唾弃；死去，将被拒绝以正常仪式下葬。
停止教权则针对某个城市、行省或国家。在这一禁令下，整个教区的教堂都被关停；禁止敲钟、禁止主持婚礼、禁止举行葬礼。只可以主持受洗和涂油两大圣礼。
在现今怀疑论时代要去认识这些禁令在“信仰时代”的影响并非易事。桀骜不驯的违反者极少能够逃脱制裁，要么迅速低头忏悔，要么自食恶果、自取灭亡。
180.授圣职权之争；卡诺萨之辱（1077）强烈反对格里高利改革措施的正是德意志。候任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被教皇威胁开除教籍并废黜帝位，却于1076年在帝国召开宗教会议予以应对，甚至要求教皇退位。格里高利反过来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废黜皇帝并开除其教籍。教皇的教令如下：“因亨利皇帝之子亨利国王对罗马教廷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傲慢无礼，我以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之名，收回通过你（圣彼得）授予其统治德意志和意大利王国的权力。我解除所有基督徒对其所宣和将宣之誓言；并且禁止任何人待其为国王。”(31)卡诺萨之辱这是一位教皇首次冒险罢黜一位国王，也是该教令值得关注之处(32)，此后这一先例经常被沿用。
亨利被罢黜鼓舞了其统治区域内不满臣民的反抗。他成了被天国诅咒的人，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他的权力几乎完全不在掌控之中，王国也即将土崩瓦解。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等他去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去拜见格里高利，谦恭地请求原谅，并恢复对教会的支持。
1077年，亨利前往位于亚平宁山脉（Apennines）的卡诺萨（Canossa），这是著名的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女伯爵的城堡，格里高利当时正在那里，但拒绝见他。时值隆冬，国王身穿麻衣，赤足立于满是积雪的城堡院落里，连续三天等在那里请求教皇接见，并准备跪于其足前接受宽恕。
这是道德意义上最令世人瞩目的事件之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恺撒和查理大帝的继任者，沦落成为罗马教皇门前被拒绝的忏悔者。
第四天，格里高利同意接见国王，免除了开除其教籍的处罚。亨利这是“屈身去征服”，因为胜利是属于他的。他迫使不情愿的教皇赦免了他，从教会的责难中解脱，对亨利及其理想都意义深远。
现在，亨利可以为他所受的耻辱报仇了。他召集了一支军队突袭罗马。在罗伯特·圭斯卡德（RobertGuiscard，详见第162条）率领下的诺曼人前来保护教皇。在随后的战斗和混乱中，罗马几乎变为废墟。格里高利被迫到萨莱诺（Salerno）寻求避难，并于1085年客死他乡。他的遗言是：“我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我客死他乡。”(33)但争端并未就此停息。格里高利的继任者继承了他的遗志，亨利再次被开除教籍。在与教会势力作了长期斗争并遭到被煽动的儿子起兵反叛之后，他最终于1106年心力交瘁而死。在5年的时间里，他的遗体被拒绝安葬在神圣的土地上；但最后，教会的禁令被解除了，他带着应有的荣耀入土为安。
181.沃尔姆斯宗教协定（1122）
亨利蒙羞虽然给自己带来了个人的胜利，但却给皇权的声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尽管如此，他的继任者还是继续同教皇争斗。经过多年的艰苦斗争，事件终于在1122年有了结果，就是著名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ConcordatofWorms）。协定规定：经过自由教会选举产生的所有帝国主教和院长，都应由教皇授予象征属灵管辖权的戒指与权杖；而皇帝则是通过触摸其世俗权力象征的权杖行使其授职权。此次双方都承认，所有的属灵权力源于教会，而所有的世俗权力来自国家。这是一种妥协：“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但是无论看上去这一妥协是多么的平等，它都是一场神权的道德胜利。协议把教会从完全世俗化的极度危险中解救出来；因为如果世俗权力在纷争中取得胜利就会使教会成为“世俗地方官员手中操控的机构”(34)，成为封建帝国和君主制度的组成部分，就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庙宇是城邦的组成部分一样。
教皇和皇帝的权力之争告一段落，而此时的欧洲人民开始一致对同一事务产生了惊人的高涨热情：十字军东征，或圣战。
神权在同君权斗争的过程中获得了威望与力量，令教皇得以施加影响，组织并实施了十字军东征；而与此同时，又正是这一伟业反作用于神权，极大地帮助教皇实现格里高利欲把教皇的权力打造成西方基督教世界无上权力的理想。
国王通过授予主教权杖进行的授权仪式第十三章十字军东征
第一节
十字军东征在欧洲酝酿
182.十字军东征的定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教皇尤金三世下令发起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由欧洲基督教徒发起，旨在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城巴勒斯坦并维系东部拉丁王国，而持续了两个世纪的间歇性军事远征。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其中有8次东征尤为值得讲述。在这8次中，前4次通常被命名为大规模十字军东征（PrincipalCrusades），剩下的四次被称为小规模十字军东征（MinorCrusades）。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儿童十字军东征和几次其他征讨，因其在数量和成果上微乎其微，通常忽略不计；还有几次欧洲自身具有东征性质的战事，即对西班牙摩尔人的战争，对法兰西阿尔比派（Albigenses）的征讨和对波罗的海沿岸异教斯拉夫人的战事。
从广义的角度讲，对穆斯林的圣战只是东方与西方、亚洲与欧洲之间斗争长剧的一集而已，其中古希腊与波斯人之间的斗争是序幕。从狭义的事物周期看，十字军东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宗教世界漫长斗争的高潮，其开端已为人所熟知，而现今的表现形式则是奥斯曼人和欧洲基督教民族之间的对抗。
本章节首先说明这些征战的原因；然后着重讲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特点，其后的各次东征则会轻描淡写，因为这些只不过是重复了第一次东征的必要特征；此后简述欧洲内部的十字军东征；最后，概述导致十字军东征结束的原因并总结其影响。
183.宗教动机或原因；朝圣
十字军东征在历史上是一场浩大而持久的运动，其背后的力量大多慢慢滋生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的思想和内心。圣战的主要推动力是宗教思想和时代情感，尤其是对圣地和朝圣的情怀。西部基督教世界人民这一时期内心的灵魂史漫长而又令人瞩目。
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在猎奇之心、情怀或宗教的驱使下去朝圣，地点是因奇异事件、或人类受苦受难、或英雄行为所至的神圣之地。尤其是先知、圣徒和殉道者的出生地或安葬地，被人们赋予了宗教情怀，使其成为人们的敬仰和朝拜之地。就如同印度教徒对贝拿勒斯（Benares）(35)、伊斯兰教徒对麦加及基督教徒对耶路撒冷各自所付出的普遍与强烈的感情。
在早期的基督教徒中，人们便认为去神圣的地方参访是一种虔诚且值得称颂的行为。据信，在这样的圣地祈祷会更加灵验。人们尤其认为，到救世主曾经驻足的土地上以及见证其殉教的圣城朝觐极为虔诚，并能由此获得天国的特别垂青与恩惠。
基督教一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兴起，教徒们便开始从西欧到圣地去朝觐。起初，这样的行程充满艰难险阻，朝觐之人相对较少。在位于德意志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交通要道的匈牙利皈依之前，朝圣者通常取道地中海港口，并伺机登上从事东部贸易的船只渡海。
有人宣布要去朝圣，那绝对是当地的一件大事。他会由大批友人和邻居陪伴走出自己的家乡，并由司铎为其祈福，赠手杖与行囊，送其踏上虔诚的旅途。
到达圣城（HolyCity）之后，按照传统到指定的救世主（Saviour）神迹地祈祷，到其殉难地哀悼。最后，朝圣者沐浴约旦河（Jordan）的圣水，并从该地带回一根棕榈枝（palmbranch），奉于家乡教堂的祭坛，作为其完成朝圣的象征。最后一种朝圣者与去其他圣地的朝圣者有所不同，他被称为palmer（从圣地带回棕榈叶的朝圣者）。
11世纪的克吕尼复兴（详见第47条）点燃了众人的宗教热情，也极大地激发了朝圣的热情，导致去圣地朝圣的数量大幅增加。因为匈牙利的皈依使得沿多瑙河而下的陆路通道再次开放，不再是孑身一人的行者，而是成百甚至上千人(36)结伴同行，以至挤满了当时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然而此时，一切都改变了。从君士坦丁时代到阿拉伯征服时代，圣地都在基督教徒自己手中。在4个多世纪里，萨拉森人的哈里发掌控着巴勒斯坦，通常对朝圣者持开明政策，甚至鼓励朝圣将其作为一种收入来源。但今非昔比，作为一支卓越的鞑靼部落，塞尔柱突厥人（SeljukTurks）热诚地皈依了伊斯兰教，并逐渐扩展他们的势力范围，直至建立了一个从中国边境(37)绵延到达达尼尔海峡的王国。1076年，耶路撒冷被塞尔柱突厥人占领，阿拉伯人盘踞的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也被其征服，而距君士坦丁堡只有70英里的尼西亚城被他们打造成了军事堡垒。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哈里发征服的亚洲土地都被他们夺去，而几个世纪前似乎马上成为世界霸主的种族几乎又被打回到了阿拉伯半岛。
基督教徒很快便认识到权力已经易手，并受到各种各样的侮辱与迫害。耶路撒冷的年长主教据说不堪其辱，而在某些情况下基督教堂也被损毁或亵渎。朝圣者仍然不断涌向圣地，但他们遭遇的不幸和苦难证明了这个时候来朝圣是多么的危险。
欧洲基督教徒对圣地频发的侮辱事件极为愤慨，被朝圣者所经历的苦难感动得落泪。如果去圣墓堂朝圣是值得称颂的事情，那将圣地从异教徒的亵渎中拯救出来岂不是功德无量。正是此种信念将朝圣者变为武士；正是这种情感，在两个多世纪里，激荡在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内心最深处，使得欧洲人如潮水般一波一波地涌向亚洲。
184.教会中尚武精神的发展；教会与骑士制度朝圣历经几个世纪惊人地转变为东征，并非教会一己之力可为。在基督教早期，人人皆兄弟的精神在教会占据上风；但到11世纪，却完全被尚武精神取代。基督吩咐门徒们放下宝剑，而此时的教会首领却命令所有的人举起剑为信仰而战。
多种原因与条件引发了教会的这一惊人转变。第一个原因是基督教在改造蛮族的同时，自身也被改造。新的皈依者们把他们的尚武精神也带进了教会。他们过去是战士，现在仍然是战士。在这种外来精神的影响下，教会改变了早期的贵格会信条，最后许可了曾被首批基督教徒普遍谴责为与主之信条相悖的戎马生活。
第二个原因是中世纪神裁法，特别是决斗断讼法的思维模式。决斗断讼法的理念便是上帝会奇迹般地干预并将胜利赋予正义的一方。那么，在两军之间这样更大的战斗中，相信上帝会作出公正的裁决，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旧约》的历代志加强化了这一信念。中世纪基督教徒们在上帝领导犹太人与异教敌人的战斗中找到了充足的依据，表明教会可以发动对异教敌人的十字军东征。
第三个原因是伊斯兰教的军事信条迫使基督教会引入了尚武精神。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的三个多世纪里，穆斯林一直在与欧洲基督教徒接触，而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教会自然而然地的遭遇了伊斯兰教的尚武精神，从而与其对手一样时刻准备着和召集其追随者通过武力进行防御或传播信仰。此种基督教世界的尚武精神在骑士制度中有独特的表现。教会与骑士制度之间的关系业已论述（详见第153条）。骑士制度通过教会的指导和庇护得以流传。在11世纪末，教皇发出自愿参加圣战的号召，无数的骑士听到号召后均渴望完成其骑士誓言，在同穆斯林异教徒的战斗中赢得荣誉。异教的旧罗马曾经利用这些同样热爱战争的北方人为帝国而战；此时基督的新罗马又召集他们到旗下为十字架而战。
185.神命和平与神命休战
同上条内容及十字军东征息息相关的是，教会于11世纪订立的制度，称为“神命休战”。
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状况混乱，国家的中央权力涣散，无论是皇帝还是国王都无法阻止大封君之间的掠夺和争斗。发动私人战争的这一权利是这些半开化的贵族被赋予的最昂贵的特权之一。他们绝不愿放弃这一权利，就如当今国家不会放弃其国家战争权一样。于是，欧洲又恢复到原始的野蛮状态，氏族和部落之间再次陷入了罗马兴起前欧洲大陆所处的永久战争状态，那时经过几个世纪的极大努力后，才在整个帝国建立起了“罗马和平”（RomanPeace/PaxRomana），可此时每一片土地又都充满了斗争与暴力。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每一座山冈都是堡垒，每一片平原都是战场。商人在大路上被抢劫，农民犁地时被杀害，神职在祭祀时被屠戮。邻里反目，贵族相杀，城镇交战。”
在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混乱状况下，教会发出了抗议。11世纪初，法兰西发起了一场运动，目的是彻底制止基督教徒之间的战争。教会提出了恺撒曾经实施过一段时间的计划，宣称所谓的“神命和平”。以和平之神的名义，命令所有的人避免违反基督教精神和教义的一切战争、抢劫与暴力。但即便受到被地狱永恒折磨的威胁，令人停止发动私人战争也绝无可能。
之后，法兰西南部的神职人员发现他们不能完全压制邪恶，便得出结论：更为明智到做法是尽量控制战争，这就导致了1041年“神命休战”的颁布(38)。这一运动就如该时期的所有道德改革一样，都与克吕尼复兴有关。
在任命克吕尼隐修院院长的那一年，几位主教联合发布教令，要求所有人在一周内保持从周四到周一共4天圣洁而不断的和平(39)，即这几天被认为是救世主受难、葬礼和复活的日子。违抗教令之人将会受到教会的严惩。
在整个西欧都处于战争和暴力之中时，该运动至少带来了时断时续的平和。不同教会以及教皇所颁布的教令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都采纳了1041年教令的原则。
显而易见，神命休战也不会被很好地遵守；然而，它在改善11、12世纪的事物总体状况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减少了罪恶的私人战争，使生活能过得下去，财产能更安全。教会运用在此领域获得的约束权使封建贵族和骑士安心地将自己的封地和其他财产留给教会保护，同他们的封臣一起进行十字军东征。
186.诺曼人的躁动与十字军的热诚除了十字军东征的各种已知诱因和条件，还有一个必须提及的近因就是此时的西欧大陆已经弥漫着诺曼人的冒险与不安的精神。征服者威廉征服了英格兰，其他诺曼首领征服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而这只是其中两例而已。在整个11世纪，诺曼骑士们仍忠诚于他们祖先的古老维京精神，不断地征战于西班牙、非洲和其他穆斯林的土地。他们到处与异教徒交战，到处煽起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间古老仇恨的余烬，到处唤醒西部基督教世界的东征精神，为圣战做了许多准备。
187.各种次要诱因
十字军东征的主要原因前面都已叙述，但同时也有其他一些不可忽视的原因。许多人出于对改变、刺激和冒险的热爱而参加了东征。意大利的一些城镇出于商业或政治动机而参与其中。许多骑士、王公甚至国王为了从东部异教徒手中夺回封地才领导了东征。许多农奴加入其中是为了摆脱不堪忍受的痛苦与压迫下的生活。而大量更为底层的人们加入其中是为了获得免于债务和犯罪的刑罚；因为，十字军战士的人身和财产都受教会的特殊保护。
然而，尽管有这么不光彩的动机驱使众多的人们加入东征队伍，但当时的宗教情感，即拯救圣地是神圣的动机这一坚定信念，才是最主要的动因。如若缺失，其他任何的诱因和动机都不足以使众人发动或坚持这些非同寻常而又旷日持久的远征。事实已经证明，正是那些被克吕尼改革影响到土地的人最先响应了十字军鼓动者的号召。因为正是一种浓厚的宗教情感组织了东征，正是一个宏大的宗教理想作为动力维持了如此长久的东征，所以东征被恰当地称为“圣战”。
188.东征的有利条件
虽然众多强大的驱动力共同将西部的人们转变成了狂热的十字军战士，但要是没有几个及时而有利的条件，圣战也不可能或只能达到部分且暂时的成功。
第一，当时正值11世纪上半叶，匈牙利皈依了基督教，被这些野蛮部落封锁了几百年的通往东方的陆路重新开放，为早期东征铺平了道路。
第二，在10、11世纪期间，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这三个共和国的海上力量得以增强，加之诺曼人实力的提升及其后从萨拉森人手里夺回的西西里岛（详见第162条），使得基督教徒能够清除中地中海上自伊斯兰势力崛起后一直横行此海域的穆斯林海盗船。因为十字军战士恐惧大海，水路去往巴勒斯坦并未成为早期远征的选择；但水路的优势逐渐被认识到以后，所有远征就都通过坐船抵达目的地了。从东征一开始，意大利城市就单独指挥海上交通，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运输补给，使得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巴勒斯坦建立的殖民地得以维持下去。
第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前三四年，塞尔柱突厥人（详见第183条）在亚洲建立起的庞大帝国便分崩离析，被多个相互嫉妒的突厥小国所取代。这对于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战士来说极为幸运，因为如果他们被迫与分裂前的帝国军队遭遇，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到达圣地的。
第四，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对抗大大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的这种对立几乎不可避免地分化了伊斯兰教世界的力量。
第五，神权的增强是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否则不会有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十字军东征。教皇用其无上权力使人们相信参战是虔诚之举。正是教皇用大大小小的成功来鼓舞、组织和指导着东征，而且无论对此赞扬抑或谴责，都是教皇们的东征。
189.隐士彼得的传说
生于法兰西的一位名叫隐士彼得（PetertheHermit）的鼓动，传说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直接诱因。传说讲述这位修道士在虔诚的渴望驱使下去圣地朝圣；目睹了异教徒轻蔑和残酷地对待当地人及朝圣的基督教徒，进而激起了他的同情与愤慨。以及他又如何将耶路撒冷主教的信带给欧洲的基督徒，匆匆赶到罗马伏于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UrbanII）的脚下，乞求委任其鼓动东征以解救圣城。教皇热烈地赞扬了隐士的热诚，承诺支持并派其激励人们加入东征这一神圣的事业。
传说当时这位修道士四处云游，在大街上与田野中向围拢过来的人群讲话。人们把这位身穿着隐士粗布衣服的修道士看作是天国的信使，甚至崇拜他骑的毛驴。他的演说激情澎湃、生动流畅，不断地把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令他们热情高涨。
隐士彼得
这就是隐士彼得传说中的精要部分，通过12世纪末的编年史家提尔的威廉（WilliamofTyre）所记史料流传下来。这个记述的第一部分已不足信，而且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所谓的到耶路撒冷朝圣纯粹是后世小说家杜撰的故事。但毋庸置疑，这位修道士的鼓吹具有非凡的特征，并给大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真正发起人是教皇乌尔班二世，而并非如传说中的隐士。而且修道士鼓动东征也是在克勒芒会议之后，而不是之前，且可能只限于法兰西东北部。
190.皮亚琴察会议和克勒芒会议（1095）当西方基督教徒的宗教情感日益浓厚之时，东方的突厥人却不断强大直至最终威胁到了君士坦丁堡。皇帝阿历克赛·科穆宁（AlexiusComnenus）向教皇发出紧急求助信，请求援助抗击异教徒，表示除非立即施以援手，否则都城连同圣物必定落入蛮族之手。
克勒芒宗教大会
1095年，乌尔班在意大利的皮亚琴察（Piacenza）召开宗教会议研究这一请求。这是一次热情的大会，因为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情感已经被强烈激发。但威胁是迫近了东部的姊妹教会，与会人员所代表的其他各方利益仍难以调和，无法达成一致而采取措施救助东部教会或收复耶路撒冷。
同年晚些时候，新的宗教会议在法兰西的克勒芒（Clermont）召开，乌尔班有意将会议地点选在了急躁而好斗的法兰克人这里。14位大主教、225位主教、400位修道院院长，以及不计其数的一干人等参加了这次会议。克勒芒镇住不了这么多与会者，他们只能散居于周边区域。
会议商讨了一些次要问题之后，搅动所有人心弦的问题被提上议程。教皇本人就是首席发言者。他拥有雄辩的才华，所以其人、其事、其时都促成了人类最伟大的成功演说之一的完成。乌尔班描绘了亚洲各省的屈辱和苦难；对圣子现身且驻足之圣地的亵渎；然后他详述了突厥人的征服，直到此时，几乎所有的小亚细亚都被其占领，他们正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海岸威胁着欧洲。“当耶稣基督召唤你去守护之时”，雄辩的罗马教皇喊道，“切勿让卑下的感情把你们限制在家中；以主之名，放弃你的房屋，你的父母，你的亲戚，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财产；你所放弃的，都应得到百倍的补偿，而你将被赐永恒的生命。”
此时，大会的热情冲破了一切束缚，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上帝之意！上帝之意！”（Dieulevolt!Dieulevolt!）成千上万的人立即将十字架(40)贴在他们的衣服上，宣誓定会信守圣约前去解救圣墓堂，并确定次年夏天出征。
第二节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191.征召十字军战士法兰西和意大利南部等国家最为教皇的呼吁所触动。在这些土地上，热情几乎感染了所有阶层的人们；因为这一呼吁正处在拥有共同宗教情感的特殊时期。克勒芒会议上宣布了新的神命休战，将其禁止范围大大扩展，并宣告诅咒任何一个侵扰正致力于圣战的王公财产之人。教皇以教令的形式给予那些拥有正确动机的人“免除所有教规处罚”，并许诺真诚的忏悔者，万一他们死于征途，将得“永生之乐”。
在这样的诱因下，王爵与贵族、主教与司铎、修士与隐士、圣徒与罪人、富人与穷人都迫不及待地应征加入十字军团。米肖说：“欧洲，好似一片流放之地，人人都急于离去。”
192.先头部队
在十字军战士组成的正规军开始行动之前，那些聚集在隐士彼得周围的人不想拖延时间，敦促彼得作为首领带领他们立即赶赴圣地。这一群各色人士组成的十字军由隐士彼得和赤贫者瓦尔特（WalterthePenniless）分别率领，据称有8万之众(41)，其中不乏妇女和儿童。隐士率众通过陆路经由德意志和匈牙利前往君士坦丁堡。数以千计的十字军战士在行军途中因饥饿、日晒、雨淋而悲惨地死去。那些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则被突厥人突袭，几乎全军覆没。这让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蒙上一层阴影。
193.主力大军
与此同时，一支真正的军队正在西部地区集结。图卢兹伯爵雷蒙德（CountofToulouseRaymond），法兰西国王的兄弟韦芒杜瓦伯爵休（HughofVermandois），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下洛林公爵（DukeofLowerLorraine）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及其兄弟鲍德温（Baldwin）和尤斯塔斯（Eustace），奥特朗托王子博希蒙德（PrinceofOtrantoBohemund），以及他的侄子“骑士之镜”坦克雷德（Tancred），是军中各部的一些著名将领。据说这次远征人数约30万。
因其所经国家无法为如此庞大的十字军团提供补给与粮草，所以他们计划兵分几路向东进发，最后会师于君士坦丁堡。布永的戈弗雷带一队人马直穿德意志和匈牙利；图卢兹的雷蒙德率领另一支人马在南线穿越达尔马提亚（Dalmatia）。其他各部翻越阿尔卑斯山，穿过亚得里亚海，然后继续沿陆路行进。
十字军团抵达君士坦丁堡时，皇帝试图说服军团尊其为最高领主，宣誓效忠于他。起初遭到拒绝；但最后，皇帝通过奉承与贿赂诱使所有的君主都表示服从于他，但这种服从形式远远大与实质，因为西部的武士对柔弱的希腊人存在着无法遮掩的蔑视。
194.占领尼西亚（1097）；穿越小亚细亚；占领安条克（1098）一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十字军团就包围了突厥人的都城尼西亚，并在极短的时间里迫使其投降。然而，此地并未由任何一位欧洲王公占有，被交还给了东部帝国。
在收复尼西亚之后，基督军团为保证食品和草料供给，分两路向叙利亚进发。在弗里吉亚（Phrygia）的多利留姆（Dorylaeum），突厥人进攻了其中的一队人马，在另一队未及支援之前几乎将其打垮；但基督骑士们英勇作战，还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经过此次战败之后，穆斯林军队不再冒险打遭遇战，而是在拉丁军团的前方坚壁清野进行阻击。他们的坚壁清野做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十字军团在无论敌友的土地上行军500英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给自己或坐骑果腹。几乎所有的战马都被饿死，队伍也在急剧缩减。
抵达东部人口最多的城市安条克之后，十字军团马上将其围得水泄不通。在围攻了7个月后，该城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攻破（1098）。
195.朗基奴斯之枪与巴托罗缪神裁基督教徒们刚一占领安条克城，就被大批穆斯林军队包围，很快便陷入了饥饿与悲观的绝境。他们自觉难逃一死，开始咒骂上帝弃其而去，也放弃了自己的圣业。
一个所谓的奇迹把该城从穆斯林的围困中解救了出来。一位名叫巴托罗缪（Bartholomew）的牧师据称得到神示：在某座教堂的祭坛下，会发现刺穿救世主侧腹的枪(42)，而它会带领基督教徒战胜敌人。搜查之后，“自使徒时代以来一直隐藏着的”枪头被找到，圣物一现，十字军战士们立即燃起了无法控制的热情。他们用朗基奴斯之枪（holylance）作为指引的旗帜，冲出城门，奋力杀敌，驱散了敌军。
事后巴托罗缪被控撒谎。他提出服从火裁法（详见第58条）。因此，平原上点燃了两大堆干橄榄枝，两堆火离得太近以至火焰交织在了一起。一切准备就绪，司铎带着圣物走过去。另一位司铎宣读控诉书：“如果这个人见过主的真身，如果使徒安得烈确将圣枪神示于他，那就请保护他穿过火焰而安然无恙；相反，如果他曾撒谎，那就请将他连同手中之枪化为灰烬。”
巴托罗缪郑重宣布他所说的都是实情后便一头冲入了火焰之间。他冲了过去，但却被严重烧伤，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然而，有些人将他的死亡归咎于人群的挤压，而不是大火，所以这次神裁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着墨此事是因为它比任何事件都能令人更好地了解，这次拯救圣墓堂的是些什么样的人。
196.占领耶路撒冷（1099）
十字军团取胜之后并未直扑耶路撒冷，而是在叙利亚北部耗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因为其中有些将领在该区域四周为自己征服领地。同时，埃及的哈里发法蒂玛（Fatimitecaliph）趁着基督教徒胜利导致的恐慌，从突厥人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当拉丁战士们重新向圣城进发时，他派了一位特使，提议加入他们对抗突厥人的大军。十字军团答复说他们的誓言是将圣墓堂从异教徒手中解救出来，并在宗教诞生地建立起基督教国家，而不管是萨拉森人还是突厥人，都同属异端。
所以，东征大军继续向耶路撒冷挺近。当他们历尽艰难和牺牲接近目标时，军中各阶层的不和平息下来，而曾激励他们踏上征程的热情在每个人的心中再次燃起。他们几乎不休息，夜以继日地行军。最后，在1099年6月清晨的第一缕曙光中，他们的队伍登上山顶，眼前突然出现了圣城的城墙与塔楼。十字军团完全陷入了狂喜之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呼喊之声传遍整个队伍。他们含着喜悦的泪水相互拥抱，甚至拥吻自己脚下的土地。他们脱掉鞋袜，赤足露顶，向前进发，口中唱着先知的话语：“耶路撒冷，你抬起双眼，看解放者打破你的枷锁。”
萨拉森人已经采取一切措施保卫城市，抵御进攻。城墙内有一支强大的卫戍部队，其防御能力得到了加强，而所有周边地区均为荒原，围城的军队没有任何生活补给来源。但是，基督教徒立刻前进并包围了它。建造攻城车的木材从二三十英里外的地方运来；当时停靠在雅法（Jaffa）的一支热那亚船队提供了额外的材料和工具，外加技术熟练的工人。
基督教徒发起的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了。但橄榄山（MountofOlives）上一位神秘骑士的出现使得十字军团相信圣乔治（SaintGeorge）前来带领他们走向胜利；基督教徒以奋不顾身的热情再次向城墙发起进攻，使得穆斯林教徒的内心颇为惶恐。什么都难以抵挡他们的攻击，城墙的守卫被一扫而光，1099年，十字军团攻下了耶路撒冷。
紧接着便是对异教徒的可怕屠杀。“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处理在那里发现的敌人”，一封十字军战士的家书中写道，“只需知道我们的战士骑马行过所罗门门廊（Solomon’sPorch）和他的神殿的时候，萨拉森人的血染过了马膝。”
基督教徒把异教徒的房屋和财产据为己有，每个士兵都有权拥有它首次占领或标记的地方。最贫穷的十字军战士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奢侈品环绕的房主了。
197.耶路撒冷王国的建立
一攻下耶路撒冷，十字军团便着手为这个他们征服的城市和国家组建政府。他们建立的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称为耶路撒冷拉丁王国（LatinKingdomofJerusalem），所适用的法律被称为《耶路撒冷法令》（AssizesofJerusalem），是该国法官判罚规则和惯例晚期的汇编，形成了现存最令人关注的封建判例集之一。
王国的领导权赋予了最忠诚的十字军骑士布永的戈弗雷。但这位君主拒绝接受国王头衔及王袍，宣称在主头戴荆冠之城他绝不头戴金冠。他只接受了“圣墓保卫者”（BaronoftheHolySepulcher）这一称号。
付出如此努力与牺牲建立起来的拉丁王国，涵盖了该地区的一些城镇，其地域范围同古巴勒斯坦几乎吻合。几代人从西部源源不断地涌入该国，使之具有了欧洲国家的特征。因此，巴勒斯坦一度在社会和政治上成为欧洲的延伸。
198.阿斯卡隆战役（1099）；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十字军团组建的这个小国家刚刚成立，便被告知一支集结了几乎所有伊斯兰世界信徒的大军正在袭来，欲为耶路撒冷沦陷过程中被屠杀的教友复仇。还没等他们到达，基督教徒便集结了不超过2万的兵力出城迎敌，与穆斯林教徒在阿斯卡隆（Ascalon）平原遭遇。在这个地方，信仰和热情的奇迹再次出现：通过几小队基督骑士的猛烈冲锋，穆斯林军队就如风卷落叶一样四散奔逃了。
阿斯卡隆的这场胜利也许是拉丁战士们最精彩的战绩，使之成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后一场伟大的战役。考虑到解救圣城的誓言已经兑现，许多十字军战士便通过水路或陆路返回了家园。
返回的十字军战士抵达家乡，他们所到国家的故事、所创的功绩、骁勇善战所得的富饶土地，再次激起了整个西部的狂热，就如当初教皇乌尔班所激起的一样。此时便又开始重复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初的场景了。许多人蜂拥到十字架的旗帜之下，在没有适当组织或领导的情况下，跨越欧洲奔向君士坦丁堡，从都城再分三路进军小亚细亚。所有队伍几乎都被突厥人歼灭；只有少数幸存者返回了欧洲。此次注定失败的远征标志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结束。据估计，在这个过程中，西部损失了100多万战士。
第三节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199.耶路撒冷王国的状况十字军主力返回之后，戈弗雷及其骑士战友的处境极为凶险。基督教小王国的四周都是虎视眈眈、伺机报复的穆斯林敌人。在戈弗雷及其继任者鲍德温一世（1100—1118）和鲍德温二世（1118—1130）的带领下，十字军骑士们一直忙于保卫域内城市免受萨拉森人和突厥人的攻击，或消减敌人所占的土地。提比利亚（Tiberias）、恺撒利亚（Caesarea）、多利买（Ptolemais）、阿斯卡隆、贝鲁特，西顿（Sidon）、提尔以及其他许多地方被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基督教王国的版图向四面八方延伸。
200.军事宗教骑士团的起源
大约就在此时，善堂骑士团（Hospitalers）和圣殿骑士团（Templars）两大宗教军事骑士团成立。
善堂骑士团，或称圣约翰骑士团（KnightsofSaintJohn），因最初由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的修道士于约1130年建立而得名；而圣殿骑士团，因修士会的一座建筑位于所罗门圣殿遗址附近或之上而得名。这两个骑士团的目标都是照顾生病和受伤的十字军战士、款待基督教朝圣者、守卫圣地，一直为十字架而战。善堂骑士团是修道士在其原有的修道誓约之外附加骑士誓约；而圣殿骑士团则是在骑士誓约的基础上附加宗教誓约。因此，它们将不和谐的修道士理想与骑士理想结合在了一起。这些享有军事声望的宗教组织很快就遍布基督教世界。西部许多名声显赫的骑士都加入进来，并通过虔诚的赠予获得巨额财富，还在欧洲和亚洲拥有了大量的分支机构。
稍晚时期成立的条顿骑士团（TeutonicKnights）源于德意志人的一个慈善组织，其直接目的就是救助阿卡（Acre）前线上生病和受伤的德意志战士，当时基督教徒正被围困。很快，德意志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Barbarossa）便将该组织升格为骑士团，此后骑士开始了其作为基督教斗士的非凡历程，首先对抗亚洲的异教徒，后来又同波罗的海沿岸的异教徒做斗争（详见第216条）。
201.埃德萨的陷落（1144）
在戈弗雷、鲍德温一世和鲍德温二世死后，耶路撒冷王国因骑士和贵族之间的内讧而削弱，而其敌人的攻势却成效显著。最后，在1144年，埃德萨城（Edessa）被突厥人攻占，全城人口要么被屠杀，要么被卖为奴。该城市一直被视为拉丁王国通往美索不达米亚的堡垒；它的陷落不仅给巴勒斯坦的所有城市带来恐惧与惊慌，也令整个西部处于极大的忧惧与惊恐之中，唯恐小基督教国家被完全征服，所有圣地再次落入异教徒之手。
202.圣伯纳德的鼓动；东征的失败标志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的场面此时又在许多西部国家重演。一位雄辩的修道士，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SaintBernardofClairvaux），成为了第二个隐士彼得，他四处游走，激发基督教战士保卫其宗教发源地的热情。热情的传播不但抓住了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贵族、骑士和平民这三个阶层的心，而且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被感染。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要领导此次东征，作为对镇压反抗自己的子民时的残忍罪行表达忏悔(43)。德意志皇帝康拉德三世（ConradIII）被说服将令其心烦意乱的帝国事务交给上帝，自己献身于保卫圣墓堂。
德意志和法兰西远征军中最强悍的队伍均折戟于小亚细亚，只有残余部队进入了巴勒斯坦。此时围攻大马士革的行动并未取得成功，十字军战士只能返回家乡，“完成了上帝的旨意和本国人民的嘱托”。
第四节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203.占领耶路撒冷的萨拉丁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是因耶路撒冷于1187年被埃及著名的苏丹萨拉丁（Saladin）占领。这一灾难性的消息给整个基督教世界带来了极大惊恐和悲痛。
德意志的腓特烈·巴巴罗萨、法兰西的腓力·奥古斯都（PhilipAugustus）、英格兰的理查一世三位欧洲的最高统治者，擎起十字架，各自率大批人马前去收复圣城。
为了纪念英格兰国王理查在巴勒斯坦的英雄事迹，后来其被授予“狮心王”的称号；他是此次东征中基督教骑士的焦点人物。他通过迫害和抢掠犹太人、对所有阶级征收高额赋税以及出售政府职位与王室土地来为东征筹集资金。当有人对他筹集资金的手段进行劝谏时，他宣称“要是能找到买主，他连伦敦城也会卖掉”。
204.腓特烈·巴巴罗萨之死；阿卡围城之战德意志军队尝试从陆路行进，在东欧遇到充满敌意的当地人带来的常见烦扰之后，却在小亚细亚因行军艰辛和突厥阻击而损失大半。腓特烈皇帝在横跨一条涨水的小溪时溺亡，失去领袖而心灰意冷的幸存者们很快撤回了德意志。
英格兰和法兰西这两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首次出于共同的原因将军队联合在一起，取道海路，最后在阿卡的城墙下会师，围攻这座基督教徒当时曾被围攻过的城市。十字军团在亚洲经历了最长时间、最大代价的一次围攻，虽然萨拉丁尽其所能增援守卫部队，但该城最终还是被迫投降。
205.理查与腓力
理查狂妄自大与背信弃义的行为导致了他与腓力之间的公开争吵。腓力决定退出，不再与如此狂妄自大且胸襟狭窄的对手继续东征。因此，他撤回了法兰西。这是法兰西作家对这个事件的记录，而英格兰的编年史家则宣称腓力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对英格兰国王高超军事才能的嫉妒；一位东征的编年史家写道：“因为理查一到，腓力便相形见绌，就如太阳升起之时月亮便暗淡了光彩一样。”不和谐的根源无疑是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的民族妒忌。
206.理查与萨拉丁
在腓力从战场撤出之后，理查在圣地的骑士冒险与侠义行为读起来就像是传奇故事。著名的穆斯林首领萨拉丁，也不乏骑士美德，当时的作家们把他塑造成了英格兰式的英雄人物。当时的十字军东征编年史家如此自由地美化这段历史，围绕着这两个名字留下了数不胜数的英勇可敬的骑士故事。
因此，据说这两位不同信仰的斗士尊重彼此的杰出才能和品质，经常相互慷慨地致礼和问候。一位常是另一位的帐中宾客。一次理查生病发烧，萨拉丁知道他这里缺少美味佳肴，便遣人送来当地最上等的水果作为礼物；还有一次，理查的坐骑在战斗中被杀死，这位苏丹把一只阿拉伯骏马作为礼物送给了他在基督教阵营中的对手。
狮心王理查
207.理查被囚
狮心王理查为了夺取圣墓堂，同他慷慨的对手在整整两年间几乎每日交战。但这位基督教英雄注定永远没有机会在他为之英勇奋战的圣墓前跪拜。他最终同萨拉丁签订了3年零8个月的休战协定，在此期间基督教徒可以自由进入圣城，并占据从阿卡到阿斯卡隆的海岸不受袭扰。
理查甚至拒绝看一眼这座他无法用武力夺取的城市，然后打道回府。但他在伪装穿越德意志的时候被发现，并被他的政敌亨利六世下令逮捕关押。亨利把他关进了地牢，尽管整个欧洲都在抗议，基督教的斗士不应在兄弟君主的手中遭受此种待遇，但不付大笔赎金亨利就不放人。
英格兰人对这位具有杰出才能、光耀英格兰骑士的大英雄钦佩不已，他们自发筹款，甚至为了凑够钱数将教堂的银器拿出来出售；狮心王最终获释回到英格兰，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
第五节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44)（1202—1204）208.十字军团与威尼斯人的交易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集结地是威尼斯城，参与其中的大多是冒险家。
此次决定从海路行至埃及，并同威尼斯人签订了航行所需船只和物资的合同。但不幸的是，十字军团无法筹集到合同规定的金钱，甚至在贵族捐出他们的银器与礼拜用品之后，还有一大笔缺口。
此时威尼斯人提出十字军团可以用援助替代金钱，即帮助他们为亚得里亚海东岸达尔马提亚的扎拉（Zara）(45)平息叛乱。十字军同意了，准备以剑抵债。教皇对他们偏离远征的目的表示极度愤慨，并威胁要将他们开除教籍，但却无济于事。他们提供了帮助，从而还清了欠威尼斯人的债务，还额外获得了一些战利品。
209.拉丁人占领君士坦丁堡（1204）就在这时，君士坦丁堡里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十字军团放弃向埃及进发，掉转马头奔向这座城市：一次反叛令篡位者登上了拜占庭的皇位。被废黜皇帝的儿子阿历克赛·安格鲁斯（AlexiusAngelus），恳求西欧武士帮助剿灭篡位者。各种动机促使他们答应了他的恳求。看到了此次征战中的商机，威尼斯人在年老眼盲的总督恩里科·丹多洛（HenryDandolo/EnricoDandolo）率领下也加入了十字军团。由300多艘船只组成的大军驶向君士坦丁堡。城市迅速被攻占，流亡皇子阿历克赛的父亲伊萨克二世（IsaacII）复位。
事态刚刚平息，希腊人又发起叛乱，导致伊萨克与他的儿子双双毙命。此时的十字军团似乎完全忘记了最初的目标，决心占领都城并在君士坦丁堡辅佐一位拉丁君主登上王位。决心化为行动，君士坦丁堡再次遭到猛攻，并在可怕的狂欢中被洗劫。1204年，佛兰德斯的鲍德温被加冕为东部皇帝，并在被毁的都城登基。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进攻君士坦丁堡帝国3/8的土地，其中包括所有的海岸和岛屿，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财产；帝国剩余的其他部分，加之第一次征服时所获的土地，一并作为罗马尼亚帝国（EmpireofRomania）的封地授予了不同的西欧骑士。
在分裂的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封建小国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雅典公国（DukedomofAthens）。数百名西部骑士聚集在这个古老的文明之都，创立了一个完全令欧洲为之倾倒的灿烂的封建朝廷。“借由14世纪的这些拉丁王爵，薄伽丘、乔叟和莎士比亚塑造了雅典公爵忒修斯（Theseus），进而将蒙昧时代的语言和习俗传播到最遥远的时代。”(46)210.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可悲后果十字军团洗劫君士坦丁堡最令人遗憾的结果是众多艺术杰作惨遭损毁，堆满街道；因为9个世纪以来，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古代无价艺术宝藏的安全存放地。对这座城市的残酷洗劫所造成的损失永远无法估量。似乎所有教堂和其他建筑中的铜制与银制雕塑，以及所有的金属装饰都被投进了熔炉。
还有一个可悲的后果就是，十字军团的野蛮行为削弱了都城的军事实力。1000年来，君士坦丁堡一直是西方文明阻击亚洲野蛮力量的伟大堡垒。此时它的阻击能力被摧毁，给西部基督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详见第十五章）。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47)只维持了半个多世纪（1204—1261）。最后，希腊人成功地夺回了皇位，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
第六节
儿童十字军东征；小规模十字军东征211.儿童十字军东征（1212）在第四和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长期以来鼓动欧洲人民的宗教热情开始令孩子们躁动不安，导致了所谓的儿童十字军东征（Children’sCrusade）。
这次东征的鼓吹者是一位大约12岁的法兰西农民的孩子，名叫史蒂芬（Stephen），他确信耶稣基督命令他率领儿童十字军去解救圣墓堂。孩子们兴奋得发狂，成群结队地涌向集结地，什么都无法阻止或妨碍他们达到目的。一位古代的编年史家写道：“甚至门栓和窗闩也不能阻止他们。”到达集结地的绝大多数是不满12岁的男孩，但也有一些女孩。
这次东征引发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人声称这是被圣灵感动，并引用《圣经》的经文证明这一热情：“小孩子要牵引他们”；“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48)。然而，其他人却坚信整件事都是魔鬼（Devil）(49)在作祟。
德意志儿童十字军的人数估计在2～4万之间，属于第一批。他们翻越阿尔卑斯山，沿着意大利海岸行进，寻找一条通向巴勒斯坦的海上神奇之路。经过征程的艰辛之后，绝大多数的孩子死于途中或中途掉队。那些到达罗马的孩子受到了教皇的亲切接见，并劝说他们放弃这次东征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给其脑海中灌输的印象是，他们所宣誓言依然有效，待到长大成人时再去实现也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