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 《迈尔斯教授讲世界历史：中世纪
儿童十字军东征
根据编年史家的记载，法兰西的儿童十字军有3万之众，从集结地出发前往马赛港（Marseilles）。他们的领袖史蒂芬，坐在战车之上，因其为上等神圣之人，儿童贵族左右护卫，服从他的领导并效忠于他。这些小朝圣者对前往圣地的距离根本没有概念，每每看到一座城市时便急切地询问是否已经到达耶路撒冷。
抵达马赛港，孩子们对大海没有分开两边而形成一条通往巴勒斯坦的大路而感到极为失望。大多数人心灰意冷，在此时返回家乡；然而，仍有五六千人欣然接受了两名商人提供的“慷慨”帮助，免费送他们去圣地。于是，他们挤满7艘小船，驶出了马赛港。但是他们遭到背信，在亚历山大和其他伊斯兰奴隶市场被卖为奴隶。然而，其中一部分逃脱了这一厄运，因为有两艘船在驶离马赛的途中沉没，船上的人都葬身鱼腹。(50)这次儿童十字军远征标志着十字军东征的高潮与衰落。激发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炽热激情已然褪去，教皇谈到这些儿童十字军战士时说：“这些孩子自己赶往圣地救援，却指责我们沉睡不醒。”
212.小规模十字军东征；耶路撒冷王国的终结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51)这最后四次东征是欧洲基督教徒对东部异教徒发起的征讨，可以便捷地归类为小规模十字军东征。此时的东征热情没有最初特别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的那般真诚，而且参加其中的人们也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目地与野心。十字军东征的火焰已经燃烧殆尽，而亚洲的小基督教王国孤立于欧洲之外，外部强敌环伺，内部斗争不断、自相削弱，它们的命运也逐渐变得明朗。最后，1291年，基督教徒手中的最后一片土地阿卡，在埃及马穆鲁克（Mamelukes）的攻击下沦陷，至此，耶路撒冷王国终结。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第二次大战结束，于是“寂静再次回到了这片喧嚣已久的海岸”。
213.骑士团撤离叙利亚
在十字军东征的英雄时期兴起于巴勒斯坦的宗教军队骑士团的骑士们悲痛地退出了那片土地，因为他们再多的非凡奋勇也难以保卫圣地免受异教徒的亵渎，只能为骑士团另寻他处，仍可与十字架的敌人进行斗争。
善堂骑士团首先撤退到塞浦路斯岛，但后来在罗德岛立足，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骑士团的忠勇骑士成为该地区抵御穆斯林势力西侵基督教欧洲的最强堡垒。1530年，善堂骑士团被奥斯曼人赶出罗德岛，退居马耳他岛（Malta），并在此英勇地对抗宿敌，保卫岛礁，不仅获得了新声望，而且获得了新的名字——马耳他骑士团（KnightsofMalta）。骑士团在这个岛上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是十字军战士和骑士制度的最后遗存”。
条顿骑士团在欧洲东北部立足，其成员已经为未来的普鲁士公国（Prussia）奠定了部分基础（详见第216条）。在宗教改革开始时，他们所居地区的国家已经被世俗化，骑士团不再作为一个政治势力存在。
圣殿骑士的故事短暂而悲惨，将会另行述说（详见第339条）。
第七节
欧洲内部的十字军东征
214.总述
尽管欧洲的基督教徒团结一致，奋力抗击伊斯兰教徒，但却未能在东方成功建立起西部文明永久的新领地。
但在欧洲的西南部与东北部却有所不同，这里的十字军从穆斯林和异教徒的手中夺取了大片土地，并在这些收复的或新夺取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些基督教小国，后来逐渐形成了新的国家或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并将在未来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起源与十字军时代有关的国家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普鲁士。此处简述欧洲内部的各次圣战。
215.伊比利亚半岛上对抗摩尔人的十字军东征在对东方穆斯林开始真正的十字军东征之前，一队以勃艮第的亨利为首的北部骑士，前往伊比利亚半岛西部帮助那里的基督教徒抗击穆斯林。这队骑士建立了一个小封建国家，是后来葡萄牙王国的核心。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一些德意志和英格兰的十字军战士在通过海路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帮助当地的基督教徒围攻穆斯林的重要城市里斯本（Lisbon），并于1147年将其占领。此役赋予这个逐渐壮大的小国家一个未来的首都。因此，葡萄牙在严格意义上讲是十字军精神的产物。
一直以来，严格意义上的十字军东征都在东地中海进行，然而西班牙的基督教骑士对半岛上的穆斯林也进行着几乎不间断的征讨。摩尔人从其在非洲的共同信仰者那里获得援助；西班牙基督教徒则从北方特别是法兰西基督教地区的志愿者那里获得帮助。
到13世纪中叶，基督教徒们已经把摩尔人挤到了半岛南部的一小块地区，他们在那里一直坚持到中世纪末期。在基督教世界收复的失地上建立了一些小的基督教国家，最后合并成了近代的西班牙王国。这个王国的起源情况为其后期历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52)216.条顿骑士团对异教斯拉夫人的十字军东征（1226—1283）在十字军东征时期，维斯瓦河（Vistula）以东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53)，都在异教的斯拉夫人的手中。这些人就像早期异教的撒克逊人一样（详见第97条）极力抵制基督教的传入。热忱的司铎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往往将其同皈依者一起杀掉。最终，只能用东征来向他们布道。
早在13世纪，1226年，一些条顿骑士团的骑士们便将他们征讨的方向转到了这些北方异教徒的土地上。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骑士们都进行着令人绝望的连年征战，以期消灭异教徒，并在夺取的土地上建立了哥尼斯堡（K?nigsberg）(54)和马林堡（Marienburg）(55)等重要的要塞城市。周围的斯拉夫人要么被灭要么臣服，整片土地逐渐逐渐德意志化。因此，原本是斯拉夫人的土地被转变成了德意志的土地，并为其后来成为近代普鲁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基础(56)。因此，圣徒骑士的东征热情为创建欧洲最强的近代国家之一作出了贡献。
217.对抗阿尔比派的十字军东征（1209—1229）十字军时代宣扬圣战，不但向异教徒（heretics）宣战，也同无宗教信仰者（infidels）和非基督教徒（pagans）(57)做斗争。
在法兰西南部，自希腊人于公元前6世纪在马赛定居以来，该地在海路上受到希腊、罗马和萨拉森的影响，信仰的是基督教的一个被称为阿比尔派(58)的支派，因其过于远离正统信仰，教皇英诺森三世宣称其“比萨拉森人更邪恶”。所以，在尽力让阿比尔派改邪归正却又徒劳无功之后，他呼吁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及贵族领导一支十字军打击异端及他们富有而又强大的庇护者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六世。
法兰西十字军对阿尔比派的镇压
国王对这一呼吁置之不理，全神贯注地关注着自己的敌人；但他的许多贵族热切地响应了教会的号召。第一次征讨（1209—1213）的领袖是西蒙·德·蒙德福特（SimondeMontfort），一个毫无信仰、残酷无情、麻木不仁的人。阿尔比派美丽的家园朗格多克（Languedoc）被夷为平地，居民被大肆屠杀，城市化为灰烬。破坏的程度通过其攻克一个名为贝济耶（Beziers）的小镇之后的事实便可窥一斑，镇上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共计3万人均被屠戮。(59)1229年，新一轮十字军征讨的怒火烧到阿比尔派身上，这导致他们的君主雷蒙德七世将美丽却惨遭蹂躏的大部分省份割让给了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并归顺正统教会。阿尔比派的异教徒很快被在该地区设立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审判定罪，连根铲除。
第八节
十字军东征的终结；及其对欧洲文明的影响218.十字军东征停止的原因导致十字军东征的主要原因是宗教狂热，而其终止的主要原因正是此种神圣热情的褪去。
甚至在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基督教徒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像现在想要唤醒欧洲各国东征的热情几乎完全不可能一样，所以到14世纪开始时，已经很难让人们对此事产生兴趣。这种感情的变化源于欧洲各国人民在知识和文化方面的普遍进步，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宽容精神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这些东征本身。
而且那时蛮族喜欢军事冒险，这种精神是十字军东征的有力辅助因素，而作为中世纪社会区别于当代社会的那些观念与情感逐渐转变，被工业和商业精神所取代。雄心勃勃和志存高远之人开始觉得，通过贸易、制造和海运创造财富更为明智，而不是把金钱浪费在代价巨大的收复圣地的远征上。商人以其实用主义观念取代了骑士的浪漫主义理想。
219.十字军东征对神权和修道制度的影响十字军东征对西欧的制度和人民的生活产生了间接的影响，构成了文明史上一座伟大的里程碑。此处简要讲述东征对西部基督教世界的教会、商业、社会、思想及政治生活的影响，以表明历史确实如此，并将其与中世纪史的后期发展过程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统一连贯的整体。
首先来看十字军东征对教会制度的影响。毫无疑问，十字军东征趋于增强神权。因此，教皇通过将手伸到基督教世界的军队与资源当中，并且让人们习惯于将他视作导师和领袖，他在东征中的显赫作用自然培养了教皇的权力与影响。十字军的热情所催生的圣徒骑士团也实质性地强化了神权，因为它们总体上支持教皇而反对主教团。
修道院则通过以低廉的价格收购那些为东征而变卖的地产，或通过祈祷与虔诚的祈福而得到土地作为公开馈赠的礼物，其财富得以大大增加。通常，修道院也在十字军战士东征的时候作为他们财产的监护人，随后战死之人的财产便落入修道院手里。而且，成千上万的战士带着精神与肉体的创伤归来，想要在修道院寻求庇护，过上隐居生活，为了能够实现这个愿望，他们便拿出所有家当。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特征便是对宗教的极度狂热，因而普通的虔诚献礼多到了惊人的地步。
通过这些途径，教皇的权力得以加强，修道院的财富得以增加。最终，权力与财富的增长给教皇和修道士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神权的增强导致了欧洲世俗君主的恐惧和反对，从而再次激发了世俗权力与属灵权力之间业已开始的斗争，并最终导致神权的削弱（详见第十四章）。修道院财富的巨大增长导致修道士腐化堕落，从而为修道院制度的衰败与瓦解铺平了道路。
220.十字军东征对东部帝国的影响十字军东征中最显著的成果之一就是君士坦丁堡在一段时间内得以保全(60)。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震慑了突厥人，使其征服浪潮暂时退却，从而让东部帝国或其都城的陷落向后推迟了3个多世纪。推迟亚洲游牧部落征服东南欧的做法本身可能只是次要问题；但这种延迟给中欧年轻的基督教文明以足够的时间来增强实力，从而在伊斯兰教的入侵浪潮再次席卷之前便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堡垒。如果塞尔柱突厥人在12世纪得以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便会比其同族的奥斯曼人（Osmanli/Ottoman）在15、16世纪所征服的土地更加地向西扩展（详见第十五章）。
此外，如果君士坦丁堡在12世纪沦陷，可能意味着将永久地失去这座城市为文明保存的文学宝藏；因为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野蛮行径可以看出，西部还没有准备好成为这些珍贵遗产具有欣赏能力和恭敬的守护者。
221.十字军东征对城镇、商业和社会的影响城镇以东征的王公贵族为代价，获得了许多政治上的优势。在12和13世纪，现金主要掌握在市民阶级手中，并反过来作为特别税和借款回报给最高统治者或封建主，他们则被授予格外有用的特权。因此，当权力和财富从贵族的手中流出时，城镇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便得到提升，并且在市政自由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收获。
通过大力推动商业及扩大贸易往来，圣战进一步促进了城镇的繁荣。这一时期，威尼斯、比萨、热那亚等公国根据十字军团的需要和东部的对外开放，发展贸易并从中获取巨额财富与美好声誉。它们的商船不断往返于欧洲和叙利亚沿海的港口城镇，地中海里举目可见货船的白帆。同时，欧洲从亚洲引进了各种闻所未闻的艺术、制造品和发明，其中就包括风车(61)。“东部的战利品”丰富了西部的文明，其标志便是十字军团从君士坦丁堡带回了著名的青铜马并将之立于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SaintMark’sCathedral）。
中世纪的风车
十字军东征对西部国家社会生活的影响明显而重要。东征给传奇冒险提供了机会，极大地促进了骑士制度的发展，尽管骑士们最后在放纵与荒诞之中落幕，但其滋养了许多近代社会所拥有的高贵美德与高尚情操（详见第159条）。因此，十字军东征的整体影响便是通过与东部文化发达国家的接触，使得西部半蛮族的人们更加开化。狂野的法兰克武士认为萨拉森人信仰邪恶、举止野蛮，但当他们目睹了希腊的奢华和萨拉森人首领表现出的高贵时，便惊叹不已。当然，这些社会影响既影响着城镇，也影响着乡村，但它们对城镇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更为持久的影响。
222.十字军东征对欧洲精神生活的影响十字军东征对欧洲思想发展的总体影响怎样高估都不为过。最重要的是，它解放了十字军战士的思想。在东征之初，基督教徒对穆斯林异教徒持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与偏执，真的认为这些异教徒是“地狱之子”（ChildrenofHell）；但在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前，他们对对手的看法已迥然不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萨拉森人的首领成为理查宴上的常客，而这位基督教骑士也成为具有骑士风度的萨拉丁帐中的贵宾。总之，十字军战士们的征程、观察和经历都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观念，解放了他们狭隘而偏执的思想，广泛的游历以及与不同民族和种族的亲密接触，即便是对最迟钝、最顽固的人都会产生影响。
此外，十字军战士通过东征还获得了东方的地理知识(62)、科学与学识，极大地激发了拉丁人的才智，并唤醒了西欧的智力活动，最终导致了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智识大爆发（详见第十八章）。
十字军东征在文学领域的影响比在任何领域的都更为积极。从东方带来了大量新鲜的文学素材，其中包括诸如围攻特洛伊等大事件的传说，以及如所罗门和亚历山大大帝等大英雄的事迹。这些传奇经过夸张、歪曲以及同西方的民间传说奇特地结合，为现在数量众多、形式各异的编年史、传奇、史诗及宗教故事奠定了基础。这样一来，欧洲文学得到了丰富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223.十字军东征的政治影响
十字军东征有助于削弱封建贵族的势力而让国王和人民（详见第149条）的力量日益增强。贵族中的许多人踏上东征之路便再也没有回到家乡，而他们的土地因无人继承便充公转归国王所有；更多的人为了东征而散尽钱财。因此，贵族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大打折扣，而国王的权力和地位有了相应的提升。
封建制度解体和君主制度发展的过程在法兰西最为明显，因为它是东征运动的摇篮和中心，但十字军东征是否巩固了其他各国的君权却无法断言。然而，不仅法兰西，还有英格兰和德意志的民族意识似乎都在加速觉醒（详见第十九章）。这里的民族意识，实际上指的是通过同一兵营的同志关系，参与东征的荣辱与共，以及不同队伍的相互竞争所激发出来的民族爱国主义。
十字军东征为未来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普鲁士等国家奠定了基础，帮助打造了近代欧洲的政治版图。现在在巴尔干半岛建立起来的小基督教国家，正是十字军东征在欧洲东南部的实际延续。
224.十字军东征对地理发现的影响最后，对地理探索的极大兴趣，引领包括著名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Polo）在内的诸多旅行家，周游到了最遥远的亚洲国家。不仅如此，甚至在中世纪末期，激励了哥伦布（Columbus）、瓦斯科·达·伽马（VascodaGam）和麦哲伦（Magellan）的远洋冒险精神，均可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所唤醒的对地理知识的浓厚兴趣，以及对地球遥远地区的好奇之心。(63)这些欧洲社会的宗教、商业、社会、思想、政治、地理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虽然不是起源于十字军东征，但被其赋予了新的活力。
第十四章
神权巅峰及其世俗权力的衰落
225.导言：神权的鼎盛时期
前面的“君权与神权”一章，讲述了皇帝与教皇开始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本章首先讲述神权的鼎盛时期；之后再讲述当君权衰落，教皇似乎将要实现其普世教会并将世俗君权集于一身的理想时，新兴民族国家这一新生的反作用力，如何破碎了其世俗权力之梦。
教皇一方暂时获得成功，并实质上在西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神权国家，原因无他，是因为几位了不起的人物相继出任教皇，且都坚持推动罗马教廷走向权力巅峰的目标不动摇。一些神权缔造者颇为努力，尤其是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格里高利有许多优秀的继任者，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和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他们的努力下，神权达到了顶峰。
下面将简述标志着神权至上的代表性事件。这些事件记录了神权如何在最开始战胜君权，然后又战胜了法兰西和英格兰的王权。
226.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腓特烈·巴巴罗萨皇帝《沃尔姆斯宗教协定》（详见第181条）签订后不久，霍亨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en）首次登上德意志王位，此后就开始了这个骄傲家族成员出任的皇帝同教廷宝座上的教皇之间一个多世纪断断续续的激烈斗争。虽然时过境迁，但到底是“主教天下”还是“国王天下”，其实最高权力之争很早就已经开始，并且一直持续至今。
这场争斗席卷了德意志和意大利，皇帝用混乱与暴力宣称对这两地享有最高权力。斗争的故事因为篇幅的限制，不能详叙，在此只简单叙述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霍亨斯陶芬家族最显赫的成员腓特烈·巴巴罗萨（详见第254和362条）之间的斗争事件。
在同皇帝的斗争中，教皇与东部皇帝、西西里国王，尤其是对他极为重要的伦巴第诸城结盟——伦巴第正因为腓特烈坚持在那里严酷地行使君权而反叛。争斗多年之后，腓特烈败北受辱，无奈向教皇寻求和解。紧接着在1177年，签订了《威尼斯和约》（PeaceofVenice），且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在圣马可教堂，众目睽睽之下，腓特烈被突如其来的敬畏之情所征服，甩掉披风，伏身于可敬的罗马教皇脚下，教皇将他扶起并施以和平之吻。这是君权的第二次卡诺萨之辱。距离亨利四世皇帝受辱正好100年（详见第180条）。
227.教皇英诺森三世与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查理大帝之后的所有皇帝中最强大、最独断的皇帝之一被迫俯首于教皇，欧洲其他各国的国王也屈服于这样的威赫便不足为奇了。在英诺森三世统治时期，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历史都为欧洲君主臣服于罗马教廷提供了鲜明的例证。
此时的法兰西国王为腓力·奥古斯都（1180—1223）。腓力以一个借口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开始了另一个婚姻联盟。教皇英诺森三世作为国王及其臣民的共同道德监察官，命令他让被其遗弃的王后复位。当他表示拒绝之后，教皇停止了法兰西的教权，腓力最终被迫服从。
教廷在对抗如此强大、专横的最高统治者时取得胜利被认为是“罗马盾牌上最骄傲的战利品装饰”。
228.教皇英诺森三世与英格兰约翰王英诺森战胜英格兰约翰王（1199—1216）的故事似曾相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位出现空职，约翰命令有权选举的修道士将此位给予他的亲信，他们服从了。但教皇立即宣布选举无效，并将此职位授予自己的朋友斯蒂芬·兰顿（StephenLangton）。约翰宣布禁止教皇任命的主教进入英格兰，并开始没收大主教辖区的土地。英诺森下令停止整个英格兰的教权，将约翰开除教籍，并鼓动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对这一拒不服从的叛教行为发动圣战。
最后的结果是，约翰被迫屈服于教会的势力，归还了被其没收的土地，承认兰顿是英格兰合法的大主教，甚至到了将英格兰和爱尔兰赠予教皇，并接受为永久封地（1213）的地步。为了表明其封臣的地位，他同意每年支付给教皇一千马克银币。这笔贡金虽然并不定期支付，但却一直持续到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详见第233条）。
229.托钵修会，或乞食修会(64)
英诺森三世的继任者们获得了两个修会的大力支持，一个是多明我会（Dominican），另一个是方济各会（Franciscan）。名称分别来自于各自的创始人：旧卡斯蒂利亚（OldCastile）的圣多明我（SaintDominic，1170—1221）和意大利亚西西（Assisi）的圣方济各（SaintFrancis，约1182—1226）。这些宗教组织建立的原则同先前修会建立的原则截然不同。直到此时，修道士寻求隐修独居主要是为了遁世，通过忏悔、祈祷和冥想来实现自我救赎。在新的修会里，成员不再遁世，而是居于尘世，全身心地投入到救赎他人的事业当中。
而且，这些新修会也同老修会一样，宣布放弃所有世俗的领地，并称“娶贫困为新娘”，完全依靠虔诚者日常及自愿的施舍度日(65)。迄今为止，虽然修会中的个人必须过极为贫困的生活，但教会或修会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公共财富，这导致了懒惰和纪律松弛，因此新修会奉行贫困的生活方式是对老修会奢华恶习的抗议。
起初两个宗教组织之间有着巨大差异。圣方济各以自我牺牲的博爱精神吸引了众多门徒奉献自我，他们模仿基督及其使徒们，向贫苦与流浪之人宣讲福音，看望病痛与被囚之人。早期的方济各会活动的这一特点与现在的救世军（SalvationArmy）颇为相像(66)。圣多明我将目标定在了更高、更有教养的阶层，以打击异端为使命，并让时代的智识充满基督教世界。
这两位伟大创始人的不同倾向在被赋予称号的时候便有了精炼的表述：圣方济各被称为“穷人之父”（Fatherofthepoor），圣多明我则被称为“异教克星”（Hammeroftheheretics）。尽管这两位圣人最初迥异的精神给各自的修道会打下了鲜明的烙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间的相互借鉴，致使二者最终变得极为相像。
新的宗教组织快速成长、迅速传播，重新诠释了自我牺牲与情感共鸣的真正力量，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已经夺取了教会中其他老修会以及那些持异议的正式神职人员的光彩。但新兴修会同教皇之间的关系也需注意。教皇授予了它们许多特权，并逐渐使其脱离了所有主教的控制；反过来它们也成为了罗马教廷最忠实的朋友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它们组成了所谓的教皇的后备军，更准确地说，是一支教规严明、训练有素、服从教皇的军队，占据着西部基督教每一处有利的位置。这些新修会对于13世纪的教皇，就如本笃会对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一样，或者后期的耶稣会对于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一样。
230.神权导致帝国的真正瓦解
霍亨斯陶芬家族最伟大的成员手中的君权卑躬于神权，使得这一骄傲家族被彻底毁灭，导致作为欧洲事务中真正公认势力的帝国的土崩瓦解。
在被历史学家弗里曼称为“人中杰子”的霍亨斯陶芬家族腓特烈二世（1212—1250年）的统治下，帝国如日中天，即便不是在权力巅峰也是在辉煌的顶峰开始衰败。查理大帝之后，没有任何一位皇帝像腓特烈二世那样，胸怀崇高的世界帝国理想，凭借个人品质给皇庭带来如此的魅力与辉煌。
但帝国也存在许多弱点：德意志君主自私的野心、帝位的觊夺者、意大利的民族感情以及外部统治者的嫉妒。所有这些不满和反对因素都被教皇用来搞垮皇帝。腓特烈二世在其整个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以被开除教籍的身份在操劳，而他的权威在帝国领土的各个角落都有作为教皇代理人的托钵修会出来反对。他为维护君权的威严和至高无上而战，在1250年带着严重的挫败感愤愤而终。教皇们的敌意如影随形，腓特烈二世的后代被斩草除根。
腓特烈二世之后，帝国再未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但皇帝同教皇的长期斗争为一股新生力量的崛起创造了时间，并成长为颠覆神权的公认世俗权力，注定要为皇帝报仇雪恨。这股新生力量便是觉醒的民族主义。
231.民族国家的反抗
14世纪是教皇世俗权力史上一个的转折点。在这一世纪的进程中，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统治者在其臣民的支持下，成功地恢复了业已失去的独立。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先后以温和的方式反抗神权，并且正式否决了教皇干涉其政治或政府事务的权力。
但这里应特别注意，反抗教皇世俗统治权力的领袖们并未考虑挑战教皇在教会的最高属灵权威与权力。他们当时的态度同现代意大利人极为相似，当剥夺教皇最后一点的世俗权力时，并未危及其作为上帝代理人的一切道德与属灵尊严。
232.教皇波尼法爵八世与法兰西国王腓力正是在教皇波尼法爵八世任职期间（1294—1303），教皇的世俗权力受到严重打击并开始迅速衰落。波尼法爵八世同格里高利七世一样持有神权高于君权的崇高观念。他把《圣经》的如下经文作为其对所有君主和国王行使管辖权的授权令：“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67)他对待世俗统治者的态度注定会将教权和民权带入愤怒与暴力的冲突之中。1296年，教皇颁布了一道诏令，禁止所有神职人员在未经教皇许可的情况下，向世俗统治者缴纳任何形式的税赋。所有世俗统治者，无论是男爵、公爵、王爵、国王还是皇帝，都被禁止擅自对神职人员征收各种形式的税赋，只要违反就会被开除教籍(68)。
法兰西国王腓力认为教皇诏书是对世俗权力的侵犯，他与教皇的争论迅速上升为激烈的、不体面的争吵。在他给波尼法爵的一封信中，腓力有意用不得体的粗鲁言语称呼教皇。腓力如此大胆，是因为他知道人民会跟他站在一起。这种受欢迎的感觉在国王分别于1302年和1303年连续两年召开的著名的三级会议（States-General/Estates-General）中有所表现。这三个阶级是：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会议宣布教皇无权管理法兰西的政治事务；除上帝外，没有人的地位高于法兰西国王。他们向腓力保证，会用自己的财富和生命维护法兰西民族的古老自由。
这次冲突很快便有了结果。在意大利的阿纳尼（Anagni），有一支法兰西的雇佣兵囚禁了波尼法爵，对其极尽侮辱和打击之能事。3天后，波尼法爵被朋友放回到了罗马，然而又遭受了新的侮辱。据说，他几天后便郁郁而终，终年87岁（1303）。
所有的历史学家在讲到教皇世俗权力的兴衰时，都会把阿纳尼的场景同两个多世纪前的卡诺萨（详见第180条）相提并论。情景的对比会让细心的历史学生对中世纪神权的沧桑巨变留下深刻的印象。
法兰西国王腓力
233.教廷迁至阿维尼翁（1309—1376）；德意志和英格兰的反抗1309年，各种因素叠加导致教廷从罗马迁到了普罗旺斯（Provence）的阿维尼翁（Avignon），毗邻法兰西边境。教廷迁于此地近70年，这一时期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Captivity）(69)。在此期间，所有的主教都是法兰西人，教会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兰西国王。帕斯托尔（Pastor）说：“教廷迁徙到法兰西，使得法兰西主教占尽优势，随后选举的教皇连续七任都是法兰西人。这必然损害教皇在世人眼中的地位，致使人们怀疑教廷已经沦为法兰西的工具。”
因此，教皇的权力便失去了普世特征这一影响与力量的基础。在此种情况下，法兰西域外的国家自然而然对教皇介入世俗事务提出越来越多愤怒的抗议。
德意志和英格兰此时采取的措施是召开国民大会，两国的民族情绪开始萌发，这使神权作为一种公认的权威已经失去其威望。
1338年，德意志王爵反对教皇的主张，从他手中收回了选举本国国王的权力，并声明德意志皇帝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而非转自教皇。德意志的定期会议支持这一声明，而且此后，帝国皇帝由选举产生并行使职权，独立于教廷之外这一原则成为了德意志宪法的一部分。
不久之后的1366年，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英国议会以一种相似的精神和情绪，通过了拒绝给付约翰王承诺的业已拖欠的贡金（详见第228条），从而结束了英格兰作为罗马封臣的历史，并坚决拒绝接受教皇宣称英格兰是罗马教廷封地的主张。
234.天主教会大分裂（1378—1417）欧洲几个国家中民族情绪的产生并不是“巴比伦之囚”这一神权灾难的唯一影响。教廷从罗马迁出导致了意大利的极大不满，没有教皇的罗马是丧偶的城市，遭到了敌对派系的蹂躏，建筑成了废墟，牛群甚至在圣彼得大教堂和拉特兰大教堂的“祭坛下面吃草”(70)。
如果要想在意大利保有权力，教皇将教廷迁回罗马便是当务之急。最后，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被说服摆脱法兰西的影响，将教廷迁回了“永恒之城”，时值1377年。次年，格里高利去世，枢机团选举意大利主教乌尔班六世为继任者。很不幸，新教皇的性格苛刻专横，粗暴地对待法兰西的枢机主教，激怒了他们，于是主教们否认其选举的合法性，在阿维尼翁另立教廷，选举对立教宗克莱门特七世。这标志着天主教会大分裂（TheGreatSchism）的开端。
两个对立教宗各自宣称为圣彼得的合法继任者，又各自将对方开除教籍。这种情况自然给世人对罗马教廷的普遍崇敬带来了沉重打击，时至今日也未能彻底恢复。
235.比萨大公会议（1409）和康斯坦茨会议（1414—1418）西部基督教世界里一代人的时间都陷入了这一激烈而又不得体的纷争之中，似乎没有和平解决的办法。有些人甚至倾向于诉诸武力。巴黎大学（UniversityofParis）征集结束大分裂最佳手段的意见，收到了1万份书面意见；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受到青睐。最后，1409年在比萨召开了教会会议，目的就是解决这一不幸的长期纷争。这次会议废黜了前面两位教皇，另选亚历山大五世为新教皇。但事情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糟了；被废黜的任何一位教皇都不服从大会决议令其放弃权力的决议，因而两虎相争变为了三足鼎立。
1414年，另一次会议在康斯坦茨（Constance）召开，以解决愈演愈烈的纷争。三位教皇中，一位辞职，另外两位被免；之后的1417年，会议选举枢机主教科隆纳（CardinalColonna）为新任教皇，是为教皇马丁五世（MartinV）。天主教世界通过新任教皇再次团结在一个属灵领袖的治下。这种分裂表面上愈合了，但伤口太深，以至于给教会留下了永久的疤痕。而且，一些分裂派教宗追名逐利的丑恶生活给教廷的法衣染上了难以抹拭的污点。
14世纪的教会大分裂后，尽管罗马教皇为之奋斗的理想在不同的国家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虽然教皇们依然奋斗不止，但再也不会有12、13世纪教皇的权力凌驾于欧洲各国国王之上，并且管理众多世俗事务的景象了。希尔德布兰德(71)的崇高理想尽管几乎实现了，但最后，他的目标有一半被证明是彻底失败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失败”。
236.教皇仍是属灵领袖
未能在世俗事务中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导致罗马教皇的目标有一半没有达成，但他们确实成功地建立并延续了一种绝对的精神统治，在宗教事务上的绝对权力至今仍然被一半以上基督教徒认可。
康斯坦茨会议实际上颁布了教令，称教皇应该服从大公会议，罗马教廷的裁决可以上诉到教会召集的此类大会，至少每10年召开一次。因此，此时的教会实际上暂时转变为有限的君主制。如果这种模式能够真正得以实施，大公会议能够定期召开，教会可能会逐渐改正那些已经蔓延在其中的腐败，如此，16世纪的大规模的普遍反抗也就不会发生。但会议选出的教皇马丁五世竟然反对此次会议的教令，发布教皇诏书宣布“宗教事务中任何对罗马教廷的裁判提起上诉或驳回的行为均为非法”。但是，1431年，15世纪的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会议在巴塞尔（Basel）召开，会议既定的原则就是反对教皇专制，宣布任何从大公会议向教皇提出上诉的人均犯异端罪。
专制主义的教皇一方笑到了最后。1545年，宣判路德教义（DoctrinesofLuther）的特伦托大公会议（CouncilofTrent）召开，此后只再召开了一次，即梵蒂冈大公会议（1869—1870），会上颁布了教皇永无谬误的决定性教令。
因此，尽管神权中的世俗部分已经完全被剥离，而且其属灵的权力也被北方的民族国家普遍抵制，但正如麦考莱（Macaulay）所言，它“并未衰败，也不是古董，且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现在，基督教世界一半以上的观点认为教皇是教会至高无上、绝无谬误的领袖，用刚刚引用的那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的名言：“在撒克逊人踏上不列颠之前，在法兰克人跨过莱茵河之前，当希腊的雄辩术仍然盛行于安条克之时，当崇拜的神像仍供奉在麦加之时，天主教已然伟大而受敬。而当某个新西兰来的旅行者，在无尽的孤独之中，立于伦敦桥的残拱之上，描画圣保罗大教堂的废墟之时，她(72)却依然活力不减。”(73)第十五章蒙古人与奥斯曼人
第一节
蒙古人
237.导言
前面已经讲过对欧洲文明的两次入侵，一次是来自北方的日耳曼部落，另一次是来自南方的萨拉森人，并注意到各次入侵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现在来关注第三次入侵，这次是来自东方的亚洲游牧民族：蒙古人和奥斯曼突厥人(74)。
因为日耳曼侵略者带来了新的精神活力、坚定的道德品质和政治能力，所以其入侵带来的大部分是有益而幸运的影响。阿拉伯人入侵带来了直接与间接的综合影响，对其评价难下定论。但是，图兰人入侵却几乎给欧洲文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充满希望的罗斯民族发展被遏制，其社会、道德和政治生活被明显削弱；而欧洲东南部的所有国家和种族都被血统、社会制度、道德理念和宗教信仰毫不相容的民族屈辱地统治了几个世纪。实际上，一些当时被控制的欧洲土地至今仍陷于亚洲原始文明的统治之下。
这次相对较晚的亚洲游牧民族对欧洲的入侵值得注意，特别是因为它是亚洲历史上对欧洲最成功的侵袭，也是亚洲民族对欧洲领土的最后一次征服。但自从这个强大的攻击被阻断之后，欧洲民族又反过来蚕食亚洲，现在看来，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能令人感觉到潮起潮落、世事变迁的了。
中世纪时期蒙古人的游动式蒙古包据调查，图兰部落最严重或最危险的侵袭，是匈奴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和塞尔柱突厥人发起的进攻。其中匈牙利人自己就可以单独构成欧洲文明史的一个完整的章节。同其他入侵的图兰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接受了欧洲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总之完全被欧洲化或者基督教化了，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基督教欧洲抵御奥斯曼穆斯林大军的主要堡垒。现在的匈牙利人随日耳曼人之后，可能是欧洲最具年轻活力和希望的民族了。
塞尔柱突厥人从未踏上欧洲土地半步。这个狭隘的民族曾占领圣地巴勒斯坦，并气势汹汹地向君士坦丁堡进军，震惊了西部基督教世界，导致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详见第183条）。但其内部纷争和十字军战士的打击给其霸权画上了休止符。
238.蒙古征服
当塞尔柱突厥人的势力在西亚衰落的时候，中亚和东亚草原孕育的蒙古人在蒙古的各个部落之间建立了新的统治，他们桀骜不驯、能征善战。他们的第一个伟大首领是铁木真（Temuchin，1206—1227），尊号“成吉思汗”（JenghizKhan/GenghisKhan），或“伟大的可汗”（TheGreatestKhan），他曾经给人类带来最可怕的痛苦与折磨。成吉思汗对以突厥人为主的无数部落展开了冷酷无情的屠杀，似乎他们属于另一个物种，其刀剑和火把横穿了亚洲大部。突破了1500年前为了防御其游牧同族或亲族而建立的万里长城，征服了现今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然后挥师西进占领了突厥斯坦（Turkestan）和波斯。大军所到之处，城市全部被夷为平地，人口稠密的平原变成了寂静的荒漠。成吉思汗生前权力范围已囊括罗斯的第聂伯河及印度河谷，即使死后还需殉葬：在他的墓前，40名少女被杀，以便她们的灵魂可以去另一个世界里服侍他。
成吉思汗
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将自己的广阔疆土传给了一位称职的继任者，他的儿子窝阔台（Oghotai/Oktai/?gedei，卒于1241年）。他将帝国疆域向东亚推进的同时，也向西亚扩展，并入侵欧洲。这次西征由著名的拔都（Batu）率领，并采用了军事专家所谓的“完美策略”。罗斯、波兰和匈牙利的大部分地区被占领并被破坏；莫斯科（Moscow）、基辅、佩斯（Pesth）及许多其他城市被焚毁，居民被杀戮。在1238年至1241年这两到三年的可怕时光里，几乎一半的欧洲都惨遭蹂躏。另一半的居民如若没有疯狂地专注于教皇和皇帝之间的纷争的话，似乎也不知所措。他们没有共同努力阻击入侵的进程，显然把这次天罚视为大自然给予的破坏性灾难，难以避免，无法补救。幸运的是，值此紧要关头，窝阔台去世了，拔都被召回亚洲，西方文明就此逃过一劫。
窝阔台的继任者忽必烈汗（KublaiKhan，1259—1294），进一步扩大帝国疆域，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征服是由其大将旭烈兀（Hulagu）率领，并于1258年攻占了巴格达，结束了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详见第89条）。忽必烈的领地最终涵盖了亚洲大部以及罗斯。天下从未有如此辽阔的土地被归于一个人的治下。
忽必烈迁都汗八里（Cambalu/Khanbaliq/Dadu），即为现在的北京，并在此接见世界各地的使节与访客。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在这位君主的皇宫里居住多年，获取了关于远东珍贵而鲜活的知识，并在其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中将之传递给了欧洲。
帖木儿
忽必烈汗死后，无节制扩张且松散联合的帝国陷入混乱并分裂成了诸多小国。帝国的多个部分后来由另一位天才的首领再次结合在一起。帖木儿（Timur/Tamerlane，1369—1405），或称“跛子帖木儿”（Timurthelame），是成吉思汗的远亲，注定肩负起重建蒙古统治的使命。他定都于中亚的撒马尔罕（Samarcand/Samarkand），似乎有意征服全世界。据说他曾宣称：“因为神是独一，并未分治，那么神在人间的代表也只能有一人。他的《帖木儿自传》（Memoirs）中这样描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哪里出现错误，便要去匡正；哪里出现混乱，便要去理顺；哪里有压迫，便要去解救。
忽必烈汗的帝国分裂后各个国家的混乱状态给了帖木儿足够的事情去做。他率领由各个部落组成的大军，沿着其蒙古前辈们血染的征程再次攻城略地，所到之处白骨累累，焦土遍野。他习惯于把敌人的头颅和尸体堆建成金字塔型，以示对抵抗与反叛的报复。
帖木儿在他制造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亚洲大部都被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偏远地区的部落首领用以下话语表示忠诚：“我们把服从的辔头置于颈前，侍奉的鞍镫置于背上。”帖木儿在他广阔的疆域之上实行了温和而公正的统治，证明了他不止是残酷的征服者和人类的毁灭者。
帖木儿死后，广阔的帝国一样土崩瓦解。他的后代之一巴布尔（Babar/Baber）于1525年入侵印度，并建立了莫卧儿帝国（KingdomoftheGreatMoguls）。这个蒙古王国持续了200多年，直到18世纪被英国人摧毁。莫卧儿帝国在德里（Delhi）和阿格拉（Agra）的宫殿的富丽堂皇是东方最灿烂的艺术风格之一。这些外国统治者给印度留下了最好的建筑遗迹。阿格拉的陵墓被称为泰姬陵（TajMahal），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建筑之一。(75)阿格拉的泰姬陵239.蒙古入侵的历史影响
亚洲从未从蒙古征服者制造的可怕灾难中复苏过来。许多生机勃勃的地区被这些民族毁灭者扫荡一空，至今仍如墓地般荒无人烟。说起曾经人口稠密的里海东南部地区，雷慕沙（Jean-PierreAbel-Rémusat）断言500年都不足以修复那4年的创伤。
但这次大动荡对亚洲产生了也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西藏喇嘛教制度的正式建立。在蒙古征服时期，佛教已经在该地区站稳了脚跟。蒙古皇帝对那里的佛教高僧类似于法兰克国王同罗马主教之间的关系（详见第七章）。忽必烈汗将活佛册封为西藏的最高领主，从而建立了西藏大喇嘛（TibetanGrandLama）的地位和称号，进而为这不寻常的东方神权掌控世俗权力奠定了基础。(76)帖木儿征服及统治的一个重要历史意义是确立了伊斯兰教为中亚的主要宗教。帖木儿公开承认其帝国建立在伊斯兰的美德与宗教的基础之上。他在《帖木儿自传》中讲述了其对偶像崇拜者发动战争是受到了《古兰经》经文的激发：“先知啊！你当奋力反击不信仰者和伪信者，当严厉对待他们。”因此，帖木儿发动战争不仅仅出于野心，而是带有以传播伊斯兰教为目的的圣战性质。
但这场剧变对欧洲历史有着重要意义，蒙古人统治了东斯拉夫人近300年之久。这对于罗斯来说，就像后来的奥斯曼人征服东南欧一样，都是灾难。鞑靼统治给罗斯人的性格和历史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但众多坏处之中也有好处。蒙古人建立的广阔帝国的影响就是给欧洲和东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陆上通道，而这一通道时至今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Trans-SiberianRailroad）建成之后才再次出现。道路漫长而乏味，但却相对安全，因此欧洲宫廷和蒙古统治者之间的使节、传教士、工匠、商人和探险者得以穿梭往来。这些贸易往来和探险活动“延长、扩大和增加了十字军东征所创造的东西之间的联系”(77)。马可·波罗就是典型标志（详见第224条）。通过这种方式，各种艺术、思想和发明从远东传入欧洲，无疑有助于西方文化的复兴和欧洲人民新时代的开创。
雷慕沙敢于持这样的观点：如果欧洲人民靠自己来发展那些蒙古兴盛60年里从东方传播过来的艺术及其加工过程的话，欧洲文明的进程至少要推后几百年。“因此”，用这位杰出学者的话说，“征服者的野心除了出于自己的意志之外，还会唤醒未被其铁蹄践踏的土地上的新生命，因此，在文明的进程中，正是那种注定毁灭之势的祸患却反而成了推手。”
第二节
奥斯曼人
240.奥斯曼帝国的开端
历史上所有图兰人国家中，最新、最长、最重要的由奥斯曼人建立。这个民族首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戏剧性的，并且预示着他们的征服生涯。在13世纪中叶，一位首领带着几百名骑兵，跨过安哥拉附近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山峦，出乎意料地卷入了一场正在进行的战斗——那时战斗在该地区几乎是家常便饭。这队骑士凭着对战斗的热爱之情，直接冲到战斗最酣之处，不管是谁打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侠义地选择了占下风的一方，并很快扭转了战局。结果“他们侠义行为的受益者”是塞尔柱突厥人科尼亚（Iconium/Konya）苏丹的军队。心怀感激的苏丹邀请这些陌生人同他的人民生活在一起，并赐予他们土地。他们接受了邀请，由此形成了伟大奥斯曼帝国的核心(78)。
该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埃尔图鲁尔加齐（Ertu?rul）。他种下了帝国的种子，但帝国却使用了其子之名，因为奥斯曼(79)是首个在新土地上承此名号的独立统治者。
当蒙古人西征至小亚细亚时，周边的部落开始逐渐臣服于奥斯曼，与此同时，他逐省地吞并拜占庭皇帝的亚洲领地。穆拉德一世（MuradI，1360—1389）统治期间，现在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落入了奥斯曼人之手。
奥斯曼帝国的军队
241.加尼沙里军团
奥斯曼人的征服极大地得益于一个极的有战斗力的兵团，它组建于14世纪初期，被称为加尼沙里军团（Janizaries）(80)。其主要的成员起初是基督教俘虏中的优选儿童。当战争导致没有足够兵源之时，苏丹向信仰基督教的子民强征儿童服兵役，有时一年强征多达2000名男孩。这种征兵的方法维持了大约300年。男孩们一般在8岁左右，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下成长并接受军事训练。这些“未成年的战争皈依者”组成了一个军团，成为缔造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工具之一。
242.基督徒与奥斯曼人；奥斯曼人与蒙古人穆拉德一世之后是巴耶济德（Bayezid），或巴耶塞特一世（Bajazet，1347—1403），其征服的快速推进令中欧和西欧极为警觉。过去的十字军精神再次被唤醒，匈牙利、波兰和法兰西的武士们团结起来阻止蛮族来势汹汹的进攻；但在1396年保加利亚尼科堡会战（BattleofNicopolis）中，10万联军被奥斯曼人的马刀砍得落花流水，数以千计的骑士和普通士兵被俘后惨遭屠杀。
帖木儿与被俘的巴耶济德
这场可怕战役中的不幸事件让整个西方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巴耶济德发誓，他的马“应该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祭坛上吃燕麦”，而且似乎基督教世界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一亵渎。
在把这一威胁变成现实之前，巴耶济德转而攻打君士坦丁堡，相信在目前这种意志消沉的状况下，其居民几乎不会发起半点抵抗。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军队包围，其命运似乎已然判定。希腊人徒劳地请求拉丁武士的支援；基督教世界在尼科堡一战之后便软弱不堪，甚至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尽管没能等来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救援，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东方穆斯林的救援却及时地到来了。
就在当时，帖木儿正率领大军建立征服大业。他剑指小亚细亚的奥斯曼人，而巴耶济德被迫解除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围困，迅速地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阻击向其领土进军的新敌人。1402年，奥斯曼人和蒙古人在安哥拉平原遭遇，遭遇惨败。巴耶济德在被俘后不久死去。
安哥拉之战的惨败一时间打断了奥斯曼人的征服之旅，为基督教世界的君士坦丁堡又续了50年。
24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
然而，奥斯曼人逐渐从蒙古人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到1421年，他们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再次进攻君士坦丁堡了，但君士坦丁堡此次因其强大的防御力量得以保全。四分之一世纪又过去了。最后，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0）以庞大的军队和舰队围攻君士坦丁堡。城墙只有少数人守卫，经过短暂的包围，君士坦丁堡彻底沦陷。英勇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加斯（ConstantinePakaeologus），拒绝活着做“一个没有帝国的皇帝”，自尽殉国。据说都城的10万居民中4万被杀，5万沦为奴隶。自君士坦丁大帝之时立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圆顶之上的十字架被新月所取代。
这样一来，在旧罗马落入西部蛮族之手整整1000年后，新罗马也落入了东部蛮族之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历史上最令人痛心却又命中注定的事件。此时的穆罕默德二世，像西庇阿在迦太基时一样，凝视着君士坦丁堡的废墟和空荡的宫殿，据说他感慨于命运无常，若有所思地吟诵了波斯诗人菲尔多西（Firdusi/Ferdowsi）的诗句：“蜘蛛网是恺撒宫殿的窗帘；猫头鹰是阿夫拉西亚普望楼上的哨兵。”(81)穆罕默德二世进入沦陷后的君士坦丁堡244.匈牙利人和罗德骑士团阻击奥斯曼人新罗马的陷落给基督教世界带来的惊恐，如5世纪时旧罗马沦陷时带给世界的一样。此时，整个欧洲都向穆斯林蛮族敞开了大门，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其将新月立于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之上了。
多个会议被召开以尽各种努力使不同的基督教势力联合起来，旨在收复君士坦丁堡并将奥斯曼人赶出欧洲。但隐士彼得和圣伯纳德鼓吹十字军东征收复巴勒斯坦圣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西部无法再次形成合力对抗异教入侵者了。只要没有立即威胁到自己的王位，欧洲的君主们根本不在乎跪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前的是基督教的希腊人还是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此外，天主教大分裂时神权给信仰留下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教皇的声音已然失去了原有的说服力与约束力。
虽然基督教国家之间没有达成一致采取联合行动，但匈牙利的勇士们勇敢地站出来抵抗奥斯曼人，并成功地阻止了他们向欧洲大陆纵深的挺近，而此时在罗德岛组建的圣约翰骑士团也在地中海对其进行钳制。然而，1480年，穆罕默德二世还是成功地将新月旗插在了意大利的海岸，攻占了卡拉布里亚（Calabria）的奥特朗托城一年之久。到16世纪结束前，奥斯曼人的征服力业已耗尽，而其帝国疆域也达到了顶峰。
奥斯曼人对欧洲文明的影响相当无感，而且自失去了早期苏丹特有的活力与能力之后，对其统治下的基督教民族绝对可谓摧残与祸害。他们一直被视为欧洲的入侵者，在当地的存在导致了几场最为血腥的近代战争。奥斯曼人逐渐被排挤出了欧洲的领土，就如盘踞在欧洲大陆另一角的穆斯林摩尔人在很早以前被西班牙的基督教骑士驱逐一样，而其被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赶回去的日子也可能为时不远了。
第十六章
城镇的发展
245.蛮族与罗马城镇
古罗马城镇作为进攻和防御的中心，在蛮族入侵时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在猛烈的进攻之后，许多城市的坚固城墙都成了荒原之上的“环形废墟”（RingsofRuins）。曾经有一段时间，罗马城墙内没有一个活物（详见第62条）。在英格兰，相当一部分罗马城镇实质上已被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夷为平地。在法兰西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城镇整体上损失较少；然而，在罗马统治者的庇护之下蓬勃发展的这些城镇没有一座能够完全逃脱创伤与损害。
但无数城镇化为废墟，不只是帝国毁灭者的暴力所致。城镇人口减少与衰败的主要原因是蛮族喜欢开阔的乡村而不是城镇，他们不喜欢城墙内的生活。因此，总体来讲，在入侵的影响下，城镇生活被乡村生活取代便无法避免。截至11世纪，欧洲人口基本上同现在的俄罗斯一样，绝大部分都是农村人口。因此，在这个时期获得第一次发展的封建主义，是一个以乡村社会而非城市社会为特征的经济和社会体系。
246.旧城镇的复兴与新城镇的建立入侵者一旦定居下来，文明便开始复苏，古罗马的城镇开始逐渐恢复以前的地位，而新城镇也在其洗劫过的行省及古老帝国权限以外的国家里不断涌现。
新城镇的位置由多种不同的因素决定。商业与贸易的必要性指明了许多地点，并为其奠定了发展和繁荣的基础。海岸、河畔或如威尼斯至尼德兰的陆路通道沿线是有利位置，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当时货物交易、分销和运输的地点。在这样的地方发展起了一批富庶的城镇。还有很多城镇围绕城堡、边塞、军事据点而起，尤其是德意志，如现在的马林堡、哥尼斯堡等地名就是很好的例证(82)。另有一些以修道院或神殿为中心建立的城镇。扩张和发展的时代力量再次使新兴城镇不断涌现，其兴衰或许就是文明兴衰的最好见证吧。
247.10世纪城镇的快速发展
10世纪时，北欧人、匈牙利人和萨拉森人正严重困扰着西欧（详见第146条）。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城市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进行防御，武装自卫队，完善市政管理，而最重要的是修建城墙，这些有时能得到有时得不到王室或帝国的支持。在那些邪恶的时代，坚固的城墙是唯一可靠的防护。因此，与封君的城堡是用来保卫乡村有所不同，欧洲此时开始密布高墙防卫的城镇。
248.城镇纳入封建制度；城镇的反抗当封建制度占据欧洲之时，城镇也成为该制度的一部分，变成了封臣和封建主。作为封臣，城镇当然要受制于封建制度的所有权利义务(83)，效忠于封建主；而无论封建主是贵族、王公、神职人员、国王或皇帝，城镇都必须向其支付贡金并在战争中给予援助。
由于城镇通过工商业成为了封建制度中最富有的成员，领主自然在需要钱财的时候找上门来，但需求与榨取最后变得难以忍受，就爆发了封建主与市民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导致了著名的城镇自治。
正是在11世纪，城镇反抗封君的起义变得普遍起来。此时，市民建起了坚固的城墙，也学会了战斗——如果他们确实一度忘记了这项技艺的话。于是他们就敢公然反抗其封君，给税务官吃闭门羹，甚至当封君本人跟他们来谈判之时也不例外，管他是国王还是皇帝。冲突持续了两个多世纪，最终，市民取得了胜利。
在这一过程中，大量西欧国家的城镇要么是像英格兰和德意志城镇那样用钱赎回自由，要么通过武力获得领主或封建主的特许状。然而许多领主会主动为其封地内的城镇发放特许状，授予其各种豁免和特权，以此促进城镇的发展与繁荣，并从中渔利。类似的动机促使许多领主建立新的城镇，并通过赋予该地市场特权和特定的自治权等各种豁免来吸引定居者。
249.特许城镇的地位
在许多情况下，特许状只是明确受到优待的城镇享有的惯例和特权，保证其免受封君专横跋扈的压榨；即便如此，这些特许也有极大的助益，因为在特许状的保护下，城镇可以保持人口增长，累积财富，许多国家的城镇最终都足够强大，能够摆脱对封君或封建主的任何实际依赖，成为实质上的独立国家——小的共和国。尤其意大利的城镇，更是如此；但在德意志的一些城镇，情况却并不那么明显。
然而，其他国家的城镇只在极短的时间里赢得了部分自由，法兰西的尤其短暂。到了中世纪晚期，法兰西国王在很大程度上收回了特许状和特权，将城镇纳入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并任命官员监管城镇的事务。
中世纪的城镇
250.城镇的工业生活；行会
城镇是中世纪晚期的工场。其工业生活的显著特征是某些企业或行业联合起来所形成的行会（gilds），主要分为两类：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大约11世纪，城镇的商业生活全面活跃起来，商人行会应运而生。一般来说，行会的成员是该地的主要土地所有者和商人。
行会的目的是促进成员的商业收益，当然也同其他行会一样，有着社会、宗教和政治立场。事实上，正是其政治活动赋予了它们重要的历史地位。行会在许多城镇里实际上组成了城镇政府的工业和贸易部门；在一些地方，特别是英格兰，市政事务的整体管理曾一度被行会成员实际掌控。
后来，随着贸易的发展，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已经被商人行会接纳为成员的工匠，开始在早期社团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行会。这类行会于12世纪出现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城镇。制鞋工、烘焙工、织布工、纺纱工、染色工、碾磨工等等，都有行会。在一些城镇甚至有50个以上的行会。
欧洲大陆的这些市民社团一发展壮大，就开始跟贵族的商人行会为了分享市政管理或是参与垄断经营而展开激烈斗争。这种冲突的一些特点令人联想起了古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争端持续了两个多世纪，13、14世纪是欧洲大陆斗争的高峰，在此期间，城镇混乱不堪。总的来说，工匠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商人行会降级为城镇政府的下属机构或被手工业行会吸收。
14、15世纪期间的城镇内部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会多种多样的活动史。然而，此处限于篇幅，难描梗概。只能指出这些令人关注的行会在中世纪城镇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251.汉萨同盟
在11、12世纪，北欧的城镇开始扩大其商业联系，但普遍存在的不安全和混乱状况给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因素。商人通过陆路将货物运往意大利的市场上销售，但却冒着落入虎视眈眈盯着各条路线的强盗贵族之手的风险，要么被全部劫走，要么交一笔很不合理的买路钱。在这些强盗贵族的眼中，平民商人没有权利得到他们的尊重。经由波罗的海和北海前往意大利的水路也不安全。海盗船在这些水域游荡，将任何一艘他们可能制服或诱撞于危险海岸的不幸商船作为战利品。
最后，大约在13世纪中叶，以吕贝克（Lubeck）和汉堡（Hamburg）为首的德意志城镇，开始结成临时联盟，保护它们的商人免受海盗和强盗的侵袭。这些临时联盟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汉萨同盟（HanseaticLeague）(84)，而在近14世纪中叶的时候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德意志北部有80多个主要城镇加入同盟，但加盟总数并不确定。
汉萨同盟的货船
同盟拥有陆军和海军，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的权力，是“中世纪的海上德意志”。它战胜了丹麦国王，并以开战威胁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迫使其对同盟商人作出重大让步。
为了促进成员的交易业务，同盟在不同的外国城镇设立工厂、仓库、客栈和教堂，管理着像修道士一样发过绝色誓言的人们。这些商站与现在欧洲人在远东国家建立的殖民地颇有几分相似。同盟中最著名的外贸商站是布鲁日（Bruges）、伦敦、卑尔根（Bergen）、维斯比（Wisby）和诺夫哥罗德（Novgorod）。佛兰德（Flemish）城镇布鲁日是意大利和北欧之间的重要中转站；伦敦商站联盟建立之后控制了大部分不列颠岛的运输，最终损害了英格兰商人的利益；卑尔根是挪威和冰岛之间的贸易中心；维斯比则是瑞典和芬兰的贸易中心；而诺夫哥罗德，则汇集罗斯等域外国家的货物销往西欧各地。同盟因此成为了巨大的垄断集团，为其成员的利益努力控制整个北欧的商业贸易。
252.汉萨同盟解体的原因
多种原因导致汉萨同盟城镇繁荣的衰落以及同盟的解散。其中最主要的是曾经一度在商业上受制于德意志商人的民族发展了自身的工商业，当地的商人自然妒忌这些外国人，及其所建商站的土地权益，进而为了一己私利废除了先前授予的特权，并鼓励本地工商业的发展。
另一个导致其衰落的原因是欧洲民族总体文明程度的进步，以及民族国家政府实力的增强，能够打击陆路的强盗和水路的海盗，并拥有了比同盟更强大的陆军和海军。
其他导致同盟解散的原因中还有一个应当提及，就是作为德意志北方城镇重要产业的鲱鱼渔业的革命。在同盟成立之初，该产业一直依赖汉萨同盟控制的波罗的海海域，但15世纪，渔场转移到了尼德兰附近海域。就这样，德意志城镇收益不菲的产业实际上相当于拱手让给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与鲱鱼渔业革命同时发生的还有15、16世纪的航海大发现，使得商业活动中心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港口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港口。最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和与之相伴的宗教战争导致许多汉萨城镇沦为废墟，从而使同盟彻底解散。
253.意大利城市早期发展的原因
中世纪自治城市获得最大的发展、权力和影响还是在意大利。诸多情况和原因促成了其早期的快速发展。
首先，这些城市比任何意大利以外的城市更为真实地继承了伟大罗马的往昔，就算其中大多数古老市政管理的实际机制已经不复存在，但鼓舞人心的回忆与古老时代的自由传统还没有被忘怀，甚至可以说铭刻于心。
其次，这些城市政治的发展得益于伦巴第人破坏了半岛的统一。由于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城市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巨大的管理责任，并在同独立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相互支持。
再次，由于相对少量的蛮族入侵半岛，封建制度在这里并未取得很大进步，反而有利于自治城市的发展。在城市与封君之间的斗争中，城市取得了胜利。其他地方的城市被分封给了贵族，而恰恰相反，这些地方的贵族服从城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领主们都成了城市的公民。把封建贵族吸收为城市公民大大地强化了城市，并且极大地促进了生活多样性及刚毅性格的发展，成为这些城市共和国市民的显著特征。
最后，教皇和皇帝之间的长期斗争大大加强了意大利城市的自由。教皇和皇帝为了同对方争斗不断地为城市提供帮助，城市借机坐收渔利，实际上独立于任何一方的掌控。
但意大利海岸城市物质繁荣的主要直接原因和政治权利的重要间接原因都是它与东部的贸易，以及十字军东征所赋予的巨大推动力。十字军东征把庞大的运输业务送到了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手中，令其赚得盆满钵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它所催生的贸易仍在继续。返乡的十字军战士带回了对东方习俗和观念的兴趣，创造出了对高雅与奢华商品的大量需求，而这些只有同东方保持贸易往来的意大利商人可以提供。
这些意大利城市的政治史错综复杂、无趣乏味；但是关于社会、艺术和商业的记载形成了中世纪最辉煌的篇章。然而，有三个重要的政治史事件不得不提：（1）伦巴第联盟的形成，（2）12、13世纪的权力纷争，及（3）暴君的崛起。此处对其进行逐条讲解，之后再讨论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商业和精神生活中更为有趣和有益的情况。
254.伦巴第联盟
当腓特烈·巴巴罗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详见第226条），意大利的城市遇到了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机。腓特烈对帝国及其治下的天授之地有着崇高的理想，因此他坚定不移地维护君权的至高无上，这不仅是雄心壮志的自然流露，而且是义不容辞的伟大理想。他无疑受到当时正以极大热情研究古罗马法典的民事律师的影响。这项法律让皇帝对治下的城市拥有几乎绝对的管辖权。自然而然，腓特烈在法学家的影响下，应该让自己确信：意大利城市的自治已侵犯了皇帝的权威，而他收回由前任拱手让出的权力理所应当。他将会像查士丁尼、查理大帝和奥托一世那样统治整个帝国。
腓特烈拥有这种皇帝大权独揽的理想，那么，他同意大利城市之间的斗争便不可避免。对城市来说，皇帝的主张意味着暴政与专权；对皇帝来说，城市的主张意味着放纵与混乱。因此，当腓特烈试图在城市上安置自己的法官以剥夺其发动私人战争的权利并实行其他限制时，长达30年的武装冲突随即爆发。皇帝与其城市封臣之间的这场战争，正如后期的美国内战（CivilWar）一样，都是为了宪法定义而战，只是此时需要定义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不成文宪法。
腓特烈多次率军进入意大利，旨在强化自己的权力，他占领并焚毁了伦巴第的几座城市。最后，英勇抵抗皇帝大军的强大米兰（Milan）于1162年被攻占。他把居民分散到村庄里，按照古希腊摧毁城市的方式，将城墙和建筑物夷为平地。
被称为伦巴第联盟（LombardLeague）的同盟由流亡的米兰人和大批意大利北部城市组成，旨在报复皇帝对米兰犯下的罪行并抵抗他的野心。这些城市团结一心、坚定不移地珍惜自己的自由。最后，在1176年的莱尼亚诺战役（FieldofLegnano）中，米兰人及其盟军集结在插有军旗的神圣战车(85)周围，大败帝国军队。
莱尼亚诺战役是自由编年史中的著名战役。“就是这些少有的战役之中”，历史学家加伦加（Gallenga）写道，“人类的鲜血流得崇高而神圣”。1183年，一份休战6年的协议拉开了《康斯坦茨和约》（PeaceofConstance）的序幕。在这份协议中，皇帝对城市的统治权实际上被削减为有名无实、闲置的宗主权(86)，同时，城市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与发动私人战争的权利得到认可。
255.意大利城市之间的纷争；自由时代意大利的这些城市保留或恢复了自由，在《康斯坦茨和约》中保住了发起私人战争的宝贵权利。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特权，特权最后被滥用，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困扰与苦难。在一个多世纪里，它们一次接一次地对彼此发动痛苦而血腥的战争。
纷争的原因繁多而又常见。西蒙兹说：“城市为了控制港口、海峡、河流、道路以及任何获得财富与繁荣的渠道而战。”但是，除了各个城邦之间纷争的众多类似原因外，城墙之内也都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意大利人无法置身事外的教皇与君权之间的斗争，将每个城市的人民都一分为二：吉伯林派（Ghibellines）拥护皇帝；归尔甫派（Guelphs）(87)支持教皇。两派之间展开了几个世纪的争斗，在各国内斗的历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激烈、更恶毒的了。
城市的混乱和暴力还另有一个多事之源就是封君的存在。在其他国家，这些好战之人同其封君在乡村的旷野中争斗，而在意大利，却是在城市的街道上。
然而，虽然充满了罪恶，但“自由”，当希罗多德（Herodotus）在谈到雅典及其自由公民的成就时宣称，“自由乃美好之事”。意大利城市得来不易的自由孕育了市民的伟大才能与美德。圭恰迪尼（Guicciardini）将意大利城市在12、13世纪的繁荣与灿烂文化归功于其所享有的独立自主。
256.暴君的崛起
意大利城市间的不断战争及党派间的无尽纷争，同古希腊城邦之间无休无尽的斗争与分裂导致了同样的问题：民主制度被推翻，两败俱伤的战争与冲突导致了混乱，而混乱最常导致的便是专制。
在13世纪末，几乎所有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共和国都沦为了教皇辖地，只有威尼斯、热那亚和托斯卡纳的城市落入了内部的暴君之手，他们的累累罪行以及无法容忍的暴政，使其同篡夺古希腊自由城市最高权力的僭主一样可憎。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非凡的“犯罪活力”，无尽的邪恶使其统治区域内充满了暴力与恐怖。
这些篡位者能够夺取城市最高权力的一个原因是居民尚武精神的衰退。市民们忙于生意，将城市的防卫委托给雇佣兵。这些雇佣兵的长官被称为雇佣兵队长（condottieri），其中一些是外国冒险家；都是为钱而战的士兵。他们发现很容易推翻其所守卫城市的自由。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宣称“意大利的堕落并非源于其他原因，而是其多年奉行的雇佣兵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