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 《迈尔斯教授讲世界历史：中世纪
257.威尼斯
意大利最著名的城市威尼斯，起源于5世纪为躲避匈奴王阿提拉的狂暴而逃到亚得里亚海湿地中的一些难民所建的简陋棚屋。难民以此躲过了没有船只的蛮族的追击，开始在一些浅岛上建造了几处小村庄，最后在接近7世纪末的时候，合并成了一个单独的城市，其首领的头衔为公爵，或总督（Doge）——这个头衔注定要获得广泛的声誉。
9、10世纪时，小共和国的战舰捍卫着亚得里亚海的贸易不受诺曼和萨拉森海盗船的袭扰，或是击退斯拉夫和匈牙利蛮族的强大攻击。为获得保护，亚得里亚海对岸的一些希腊城市将自己置于它的管辖之下。几个世纪后，征服与谈判逐渐扩展了威尼斯的领地，直到最后控制了东地中海的海岸和水域，正如第一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掌控着西地中海一样。
甚至在十字军东征前，威尼斯就已与东方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后又通过十字军东征极大地扩展了贸易规模。意大利同埃及和叙利亚港口之间的水域被其运输船和战舰的白帆所遮蔽。这令人回想起它参与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导致拉丁基督徒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并分得了东部皇帝的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和大多数希腊岛屿及海岸土地，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海上帝国。
中世纪的威尼斯
威尼斯内部史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在13世纪末闭锁了负责召开立法与行政会议的威尼斯大议会（GreatCouncil）。当时的大议会议员由城市不同地区的代表组成，实际上掌管着共和国的事务。大议会是一个选任机构，每年重选；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每位公民都有资格当选。1297年至1317年间的一系列决议和法令形成了一个法案，大议会中的议席仅限于当时已在其中的代表家族。至此，威尼斯这个名义上的民主政府通过这种手段摇身一变成为排他的寡头政治，该特征一直持续到500年后威尼斯共和国垮台。
同时，大议会把平民关在了门外，于1311年创建了所谓的“十人执政团”（CouncilofTen）。这是一种公共安全委员会，执掌逮捕和监禁等大权，职责之一便是防止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它的决议具有神秘性与保密性，其中许多都残酷而专断；尽管这样比较或许有失公允，但其名声可以同罗马的十人委员会（decemvirs），或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的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ofPublicSafety）相提并论了。
威尼斯在13、14和15世纪达到了鼎盛，在地中海的霸权，就如现今英格兰对海洋的掌控一样彻底，每年都会通过向海里扔下一枚戒指这样的独特仪式举行威尼斯与“亚得里亚海的婚礼”（WeddingtheAdriatic）。该习俗由此而来：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感激威尼斯人在他同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斗争中为其助阵，赋予总督一枚戒指，并说：“以此作为统治海洋的象征，你与你的继任者每年为威尼斯和亚得里亚海举办一次婚礼，这样人们便知海洋属于而且服从威尼斯，就如新娘服从她的丈夫一样。”一年一度的庆典是中世纪最光辉灿烂的场面。
威尼斯人使用的驳船
著名的政府造船厂（Arsenal）体现出了威尼斯的海洋实力与优势。这包括了一系列的码头、船坞和满是海军军用引擎及各种军需品的大仓库。在城市最繁荣的日子里，造船厂雇用了16000名造船技师、工人和守卫。它的能力在一件事上便可见一斑：法兰西国王来访期间，一艘战舰在两个小时内便建造、装备完成并下水。政府造船厂仍是欧洲的名胜之一，吸引着好奇的旅行者。但丁《地狱》（Inferno）(88)中对此地有著名的描述，那无疑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
威威尼斯的衰落始于15世纪，当时奥斯曼人的征服剥夺了亚得里亚海以东的大部分土地，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瓦斯科·达·伽马开辟了去印度的连续水路，给了威尼斯的商业致命一击。此后，东方贸易的起点便从地中海的港口转为大西洋的港口。
258.热那亚
位于利古里亚海岸（Ligurian）的热那亚，是意大利仅次于威尼斯的最强大的海上城市。热那亚在早期击败了邻近的竞争对手比萨(89)，然后开始与威尼斯激烈争夺东方贸易的控制权。
中世纪的热那亚
同威尼斯一样，热那亚在十字军东征中收获颇丰。大繁荣时期可追溯到1261年，希腊人从拉丁人手中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出于对威尼斯人的嫉妒，热那亚帮助希腊人收复了君士坦丁堡，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各种商业特权便是对此举之回报。热那亚人很快在攸克辛（EuxineSea）(90)海岸建立了商站，取道黑海和里海（Caspian）同东亚开展利润丰厚的贸易。
威尼斯人也嫉妒热那亚的繁荣，导致两个竞争的共和国三番五次地开战。在近两个世纪里，像罗马和迦太基的海军一样，剑拔弩张的两国舰队也在争夺着海洋霸权。1380年，热那亚海战惨败，从此一蹶不振。
然而，对其繁荣的最后一击是蒙古人和奥斯曼人侵入欧洲，后者于1453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热那亚商人被赶出黑海，与东亚的贸易往来随之完全中断；因为威尼斯人控制着埃及和叙利亚的港口，以及取道幼发拉底河和红海前往印度等国的南部路线。
热那亚仍然有许多建筑遗迹，尤其是精湛的宫殿，承载着在该城邦享誉世界的辉煌时期、艺术家的才华、商人贵族的富有与慷慨。
259.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91)是“意大利共和国最显赫与最幸运之地”，虽然位于阿尔诺（Arno）河畔使其无法像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那样开展海上贸易从而获得财富和地位，但是它通过市民的技艺、勤奋、进取与才华把佛罗伦萨打造成了中世纪晚期伟大的工业、金融、文学及艺术中心。
中世纪的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纺织的羊毛和丝绸制品以及制作精细的珠宝享誉世界各地。城中的金融机构使它成为了欧洲的货币中心。杰出的市民中有诗人、政治家、史学家、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中世纪的任何城市都无法在数量上与之匹敌；的确，佛罗伦萨孕育的伟大人物的数量也是除雅典之外古往今来任何城市都难以企及的。在长长的名人卷轴中，有但丁、彼特拉克（Petrarch）、薄伽丘（Boccaccio）、马基雅维利、米开朗基罗（MichaelAngelo）、达·芬奇（LeonardodaVinci）、伽利略（Galileo）、阿美利哥·维斯普西（AmerigoVespucci）和美第奇（Medici）等。
没有任何一个意大利城市比佛罗伦萨城墙内的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之间的斗争更持久、更激烈、更血腥的了。一方的胜利通常以另一方的领导成员被屠杀或流放为标志。因此，命运变迁导致佛罗伦萨最著名的市民也会不时出现被流放的情况，正如民主的雅典的陶片放逐法（Ostracism）(92)是失利一方领袖的命运一样。
然而，尽管城内分歧不断，佛罗伦萨的财富、影响与声誉仍在纷乱中与日俱增，并孕育出了许多杰出人物；或许人们认为这一冲突与动乱时期的不利环境造就了他们的伟大也不为过。毋庸置疑，但丁《神曲》（DivineComedy）就是源于他所尝到的不幸、失败与放逐的辛酸。
15世纪初，佛罗伦萨落入了著名的美第奇家族手中(93)；佛罗伦萨的这一本地家族通过商业经营变得富裕而强大。如罗马的首批恺撒一样，他们的专制在早期民主制度的结构下得以持续。幸而这些自由的篡夺者是开明的独裁者，通过对艺术家和学者的慷慨赞助、对宏大公共工程的慷慨解囊以及对佛罗伦萨宫廷荣耀的精心维护，使得他们的统治被广泛接受。
260.中世纪城镇对文明的贡献
近代文明从中世纪生活的三大中心——修道院、城堡和城镇之中继承了很多遗产。修道院孕育了隐修制度，贵族城堡打造了封建制度，而居于其中的修道士和贵族也促进了文明的进步（详见第48和151条）。这里要关注的是城镇带来了什么，而居于其中的市民又给欧洲的生活和文化作出了什么贡献。
首先，中世纪城镇将一些有价值的经济理念和原则留给了近代城市。正是在这些城镇的中心，就如在早期的本笃会修道院，如果刨除《希伯来书》的教义与习俗的话，几乎是历史上第一次解放了劳动力，并去除了奴隶制和农奴制的烙印(94)。一般来讲，在古希腊和意大利的城镇，除了大宗贸易外，所有的手工工作都要交给奴隶来做；从事经营的市民在某些情况下会受到剥夺市民身份的惩罚，因为这被视为丢了他自己的脸，或者用柏拉图（Plato）的话说，“有辱父辈”（ThrownDirtonHisFather’sHouse）(95)。恰恰相反，在中世纪的城镇，只有商人和手工业行会的成员才能进入并参与市政管理。这就意味着，在这里劳动不再卑微，至少劳动者自认为劳动光荣。城镇的工业制度就是基于这种对劳动的新理念，并依靠自由而光荣的劳动将城镇送入了近代时期。除了政治权力之外，这应该是城镇留下的最伟大遗产了(96)。
其次，城镇是近代商业的发源地，即在相距甚远的城市和土地之间进行大宗贸易。正是通过中世纪商人的行动和进取，为大规模国际交流与运输体系奠定了基础，成为近代欧洲文明的典型特征。
再次，中世纪的自治城镇及修道院孕育了被誉为“自由城市生活的美丽之花”的建筑、雕塑和绘画。这些别具一格的高墙古宅、精心雕饰的金色大厅、赏心悦目的门拱通道、宏伟壮丽的宫殿教堂在近代欧洲随处可见，见证了中世纪城镇的建筑与艺术的历史。
再者，这些城镇是近代政治自由的发源地。当政治社会由阶层构成的时候，城镇赋予了社会一个新的阶层，从而打造了政治自由。在11、12世纪，参与国家管理的只有两个阶级或阶层：贵族与神职人员。城镇的居民成长为一个被称为第三等级，或平民等级（Commons）(97)的新阶层，并注定拥有巨大的政治前途。在13、14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城镇的代表开始同贵族和神职人员并肩出席国家的定期会议或议会。(98)此外，正是意大利这些最独特的自由城市把文艺复兴赋予了世界。意大利商人的商业关系不断延伸，使他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同希腊人、摩尔人及鞑靼人交流，同穆斯林、异教徒及无宗教信仰者沟通，为其精神生活带来的影响同无知而狭隘的十字军战士通过跟不同民族与文明接触产生的影响完全相同。最后，这些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市民参与到大型公共事务中，增进了能力，拓展了知识。因此，是商业精神主宰着这些城市自由、活跃、多变而艰苦的政治生活，对中世纪时期本质上最伟大的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思想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详见第280条）。
第十七章
大学与经院学者
261.导言
“历史的真正研究对象”，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deCoulanges）说，“是人类的思想：应该渴望知晓不同时代人类生活的信仰、观念与情感。”
前面的章节讲述了中世纪的制度与大事，细心的读者定会发现中世纪时期人们的些许心智。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比时代精神孕育出的大学更能反映出千年间的纯粹智识生活的了。为此，本章将讨论这些学府及其所讲授的东西。
262.大学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
回想一下，从9世纪初到11世纪，知识的灯火都由这些查理大帝在其帝国内建立的教堂和修道院学校点亮，虽然整个10世纪火光暗淡，但中古世纪早期许多颇具影响力的人物都与这些教会神学院密切相关。
但到了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一场新的思想运动在西部基督教世界掀起，并注定对这些学校产生深远的影响。多种因素导致了此次精神复兴：城镇世俗生活的扩大；教会和国家对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日益增长的需求；特别是西班牙和东部希腊-阿拉伯文化的激发与影响，此时通过十字军东征带给了基督教西部。
这样一来，新觉醒的智识生活使得对更先进、更专业的教育产生了需求，特别是能够培养医生、律师或政治家等的更职业、更自由、更世俗的教育体系(99)，这是修道院学校无法企及的。
正是为了满足这些新需求，大学应运而生。大学早期的历史极其模糊，正如劳里（Laurie）所说，因为很多古老的大学“在发展却未创立”。其中一些只不过是大教堂或修道院学校的延伸；另一些则是在商业城镇发展起来的世俗学校，特别是在意大利的城市里建立的学校具有几乎完全世俗化特征和实用化目的的教学特征；还有一些新学校建在已有的教会和修道院学校附近，但却逐渐掩盖了它们的光芒。
教皇庇护新兴学校，“相信所有学识都会服侍上帝的荣耀与教会的正义”；皇帝和国王授予新兴学校特许状，确认已获特权或给予新的豁免，希望它们能够成为帝国或君权的桥头堡；城镇培养新兴学校，因为它们可以带来盛名并引来居民与贸易。(100)大约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早期的大学得到君权和神权的双双认可。3所最古老的大学分别是以医学教师而著称的萨莱诺大学（UniversityofSalerno）(101)；以法律教育而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ofBologna）；以及以神学博士的权威而受人敬仰的巴黎大学(102)。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成为后来大学组织与管理的样板。巴黎大学还赋予了其他学校可以学习的章程与规则，因而获得了“大学之母和中世纪西奈（Sinai）”的称号。
263.大学组织：“同乡会”或协会中世纪城镇中的外来人口就同古希腊的外来人口一样，几乎不享有任何政治和民事权利；而绝大多数大学的情况是，学生甚至老师几乎都是非本城镇的市民。只有了解这两个事实，才能理解中世纪大学的许多特征。(103)因此，出于友谊、互助和“打抱不平”的目的，要么学生们独自，要么同老师一起，根据来自国家的不同组成协会，后来被称为“同乡会”（Nations）。在巴黎大学有4个此类协会，而在博洛尼亚大学则有36个之多。(104)出于各种意图和目的，这些协会成为行会并在各行业复现，就在大学兴起初期，商人行会、骑士团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正是这些行会行使或享有着特权，通常包括免税收、免兵役，并且免受普通法院的管辖。因此，早期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我管理和自我裁判的自治体，简言之，“文学共和国”同城镇的民事当局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其所在的城市在独立城市生活的年代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
264.学生与学习生活
中世纪大学里的学生人数众多。当时最受欢迎的大学应该有15000到30000人之多。这些数字值得怀疑，可以像看待其他中世纪的数字一样，仅仅是“比喻众多”之意，但人数多却是确定无疑的。当时，思想躁动相当普遍，所有渴望获得知识的人必须到某个学府求学，因为手写书本稀缺且昂贵，使得居家自学绝无可能。许多参加非专业课程的学生都是12岁左右的男孩，相当于现在的中学生；另外，学生群体中也有许多成年人，其中有教士、教长、执事和其他要人。此外，这个数字还包括许多既非学生也非教师的人员，但通过为大学提供各种形式的劳务也共享其成员的豁免权。
在寝室和校舍制度引入之前，早期的大学生活管理混乱、极不规范。在那个粗暴野蛮、无法无天的时代，学生阶层也并未好到哪儿去；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他们似乎更糟。因为学生群体中有许多年轻富有的浪荡之徒，发现大学是最惬意的虚度时光的地方，许多野蛮粗鲁之辈，经常夜里在酒馆斗殴搞得市民惶恐不安；甚至有的在光天化日之下伏击商旅；更有犯下“许多人神共愤罪行”的人。
不同学生组成的“同乡会”之间存在着许多种族偏见和敌意，有时甚至在教室里也会出现聚众闹事的情况。然而最严重的纠纷还是产生于学生和市民之间。“城镇与学袍”之间的分歧和争斗普遍存在，并经常导致尤其是教师和学生群体的整体迁徙。
265.学科分支与教学方法
大学里三个最重要的专业分支是神学、医学和法学。神学教授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以及许多其他知识。医学是希腊人传下来并由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加入进来的科学。法学包括民法和教会法。很难说自然科学已经存在，当然在炼金术中隐藏着化学，而在占星术中也隐含着天文学。托勒密学说（Ptolemaictheory）认为地球是旋转天体的静止中心，描绘并模拟了宇宙结构的图景。(105)所有大学的教学方法都一样：缺乏独立性的文本研读，即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解释、注释和评论，达到一种崇拜甚至近乎迷信的程度。因此，在神学中就是对《圣经》以及早期教父（ChurchFathers）和教会博士著述的研读；在医学上，解读阿拉伯评论家阿维森纳（Avicenna）和阿威罗伊（Averroes）评论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伦的作品；在自然科学方面，则研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在民法中，对《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的著作进行评论，在教会法中，对教皇及大公会议的裁定和教令进行评价；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没有对体验、观察和实验的任何严格要求；在解剖学上，讨论代替了解剖(106)。书本被认为比自然本身更权威。宇伯威格（Ueberweg）说：“即便视亚里士多德为宗教创始人也不会被质疑。”如若谁胆敢批评“知者之师”，就会被视为傲慢与不敬。
15世纪大学里的听众
这种学习模式部分源于模仿神学必须坚持研读权威可靠文本的教学方法；还有部分源自书籍的匮乏，使得教师口述、学生记录并且背诵才是把这些学院中的著作延续下去的唯一可行方式。
普通课堂在私人或租住的房间。“同乡会”的大会及其他大型集会则在为此而借用的某个可用的大教堂或教堂。大学本身起初没有宿舍也没有礼堂(107)。杰索普博士说：“人先来，砖头和砂浆很久之后才到。”而近现代大学的创建方法则恰恰相反。
266.经院哲学；经院学者的学术领域一种哲学方法在早期教会学校出现，并在后期的大学中得以发展，因其发源地而得名为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而其代表则被称为经院学者（Schoolmen），或经院哲学家（Scholastics）。
经院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将基督教教义改变成科学形态，将神示与理性、信仰与科学加以调和。任务中所运用的工具便是逻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即正式的三段论推理。通过应用这一工具，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神学学科，就像几何学科一样，应该包含建立在原理和精确定义基础之上的无可置疑的定理与推论。因此，基督教教义接受了逻辑和科学的论证，论证如此完全而绝对为的是迫使包括怀疑论者、异教徒和萨拉森人在内的每个人都接受这一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典型的经院学者并不质疑教会神学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他们接受早期教父的所有著作，以及教皇和大公会议的教规与教令，并且毫不质疑。他们不会问：是这样的吗？只是问：如何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因此，他们毫不怀疑圣餐中的面包与葡萄酒变成了真正的肉与血，但力求得知此种变化的必要性及其方法；他们毫不怀疑天使的存在，但努力推出不同的天使等级及其存在方式；他们毫不怀疑基督的受难和殉道救赎了人类，但全力探寻赎罪的必要性及替代的方法。他们坚信万事皆有缘由，既然上帝赋予了人类推理的能力，他们定要找到终极的原因。所以，单凭着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他们开始着手将大量的教会教义改变成理性的制度体系。组织、解释、证明、协调、分类和三段论，这就是经院学者的任务。
但是，经院学者很快就意识到，有一些神示方面的问题，如三位一体（Trinity）、道成肉身（Incarnation）和复活（Resurrection）的教义，无法证明。因此，这些与此类似的教会教义，被后来的经院学者从辩论场上剔除，放在一旁作为“神示之谜”，只能当作信仰接受。
267.早期的经院学者；阿伯拉尔
爱尔兰教师、哲学家约翰内斯·司各特·爱留根纳（JohnScotusErigena）曾受查理大帝之孙秃头查理的邀请来法兰西执掌皇家学校，有时被称为经院学者第一人；但更多人认为这一头衔应该属于诺曼底贝克修道院（MonasteryofBec）院长，后来成为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圣安瑟伦（SaintAnselm，1033—1109）(108)。此类经院学者的经典格言是：“我欲明，故我信”（Credoutintelligam）。他的精神观点还可以通过他的宣言进一步表露：“真正的哲学即是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宗教亦是真正的哲学。”
但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早期经院学者要数皮埃尔·阿伯拉尔（PeterAbelard，1079—1142）。他师从巴黎大学的著名神学家洛色林（Roscelin）和香蒲的威廉（WilliamofChampeaux）。这位自负而又早成的学生在威廉的课堂上与其论争并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难堪，很快，这位学生自己就成为了最深奥的形而上学和神学课程的讲授者。阿伯拉尔是“无与伦比的心智诱惑者”。自苏格拉底（Socrates）之后，世界上似乎再没有出现过如此吸引雅典年轻人的老师了。在巴黎大学，据说有超过5000名学生挤满他的课堂。阿伯拉尔因众所周知的丑闻而遭受羞辱与迫害，起初退隐到一个修道院，后来到特鲁瓦（Troyes）的偏僻之处。但仰慕者追随他来到穷乡僻壤，人数众多，以至于在其退隐之地形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
阿伯拉尔
阿伯拉尔将经院哲学理性化一切的倾向推向了极致。他教导：“相信教义，并非因为上帝说过，而是我们相信通过推理确实如此。”他宣称怀疑是追寻知识的起点，并收集了早期教父在每个可信的神学问题上相互矛盾的观点，写成了《是与否》（SicetNon/SoandNotSo）一书，目的明显是为了激发自己的门徒达到此种理想的精神状态。
教会保守派被这一理性化的哲学吓坏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鼓动者克莱尔沃的伯纳德，加入了反对这位人类理性的狂妄斗士的行列。伯纳德的理论是：人是通过心灵获得知识，而不是智力。他正言道：“爱上帝与知上帝成正比。”他以“天地之事，其无所不知”来指控阿伯拉尔恃才傲物，控诉信仰已不再，人类理性篡夺了一切。
伯纳德以同阿伯拉尔相反的理论与观点揭示着被称为神秘主义（Mysticism）的情感宗教与阿伯拉尔所代表的经院学者的理性主义之间无法调和的对立。
时势与阿伯拉尔相悖。他的某些观点遭到两次大公会议的谴责，并被迫烧毁了部分著作。这是中世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教会权力与思想自由之间的冲突。
阿伯拉尔作为哲学家的光辉形象因个人的严重错误失色不少。阿伯拉尔受人所托教育一位生性聪慧的迷人少女爱洛伊斯（Hedoise/Hélo?se），但却背信弃义。师生之间的秘密婚姻注定要悲剧收场。“阿伯拉尔和爱洛伊斯的故事”成为12世纪最为浪漫却又最为忧伤的传说。
268.13世纪的经院哲学；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纳13世纪见证了经院哲学的新发展。西部基督教新智识活动的推动力与许多其他类似的刺激一样，也源自古希腊。这次来自多种渠道：一是西班牙的阿拉伯学校；二是希腊-阿拉伯学识得到腓特烈二世皇帝庇护的意大利南部地区；三是通过十字军战士占领君士坦丁堡建立起来的拉丁人的西部同希腊人的东部之间的紧密关系。
大阿尔伯特
13世纪的前二三十年，经院学者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首次获得了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作品。在此之前，他们只知道他的逻辑学；但在这个时候，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均被翻译成为拉丁语——起初译自阿拉伯语或希伯来语版本，后来直接从希腊文本翻译过来。连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经院学者也获得了相关阿拉伯和犹太注释者的作品(109)。首位得到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作品的经院学者是黑尔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ofHales，卒于1245年）。
这些新鲜的哲学与科学知识对西部基督教思想家的巨大影响怎么夸张都不为过，经院哲学的伟大时代就此到来。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是新运动最重要的中心；托钵修会孕育了最杰出的代表。
来自多明我会的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AlbertusMagnus，1193—1280），或“大阿尔伯特”（AlberttheGreat），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第二”；托马斯·阿奎纳（ThomasAquinas，1225/1227—1274），被称为“天使博士”（AngelicDoctor）(110)，是阿尔伯特的得意门生。作为哲学家，这些经院学者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而他们的名字也同这些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联系在一起。
托马斯·阿奎纳
作为中世纪时期最伟大的经院学者及神学家，阿奎纳的声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巨著《神学大全》（SummaTheologiae）。在厚重的书页之上，所有已示的真理、所有教会的教义、所有相关的知识都通过无可辩驳的逻辑进行了系统地编排与衔接，使其成为一本完全可以理解的绝对科学之书(111)，被视为正统天主教的经典。教皇利奥十三世（1878—）(112)在通谕中称其为“所有学习场所最亮的光”，并告诫所有的老师“要将托马斯·阿奎纳的学说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
说到托马斯·阿奎纳就不得不提到英格兰方济各会修士邓斯·司各脱（DunsScotus，卒于1308年），他以敏锐的分析才华而被称为“精微博士”（SubtleDoctor）。“邓斯·司各脱的思想，”米尔曼教长说，“似乎是一台绝妙的推理机器；无论扔进去什么，出来的都是三段论。”上述历史学家认为邓斯这种精神产品的价值是“人类思想史上最美的真相”。
邓斯·司各脱反对托马斯·阿奎纳的某些思辨观点，使其成为了对立哲学学派的首领，他的信徒被称为司各脱主义者（Scotists），而另一派的追随者被称为托马斯主义者（Thomists）。
269.经院哲学科学的一面；罗杰·培根典型的经院学者是逻辑学家，将推理的对象同神学相联系是其最高价值；然而，也有一些经院学者主要致力于自然科学，并试图不是仅通过书籍，而是通过直接的个人观察和研究自然本身来获取自然知识。这种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动力主要是通过接触希腊与阿拉伯的知识而传给了基督教学者。因此，公元999年，热贝尔（Gerbert）成为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据说曾在西班牙求学的他给基督教欧洲带回了他在阿拉伯学校学到的宝贵科学知识。
在刚刚提及的西欧与希腊-阿拉伯文化初次接触以后的一段时期，大阿尔伯特用奇特的方式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同阿拉伯科学结合在一起，并在化学方面获得了有价值的发现，而且在那个迷信的年代，人们相信他在实验室中运用了不可见的、幽灵的力量。
罗杰·培根
但在经院学者时代，科学活动最杰出的代表是英格兰方济各会修士罗杰·培根（RogerBacon，卒于1294年），因其在力学、光学、化学和其他科学方面的奇妙知识而被称为“奇异博士”（WonderfulDoctor）。他弄清了火药或类似爆炸物的成分，并在其作品中写道：“如此一来，无马之车和无帆之船便可推动自己像离弦之箭一般迅速行驶。”(113)因为他被同时代的人认为与魔鬼为伍，从而遭到迫害，入狱14年。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培根肯定是与所研读著作的阿拉伯学者为伍了。
罗杰·培根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是一本叫作《大著作》（OpusMajus）的书，其中以一种惊人的方式预测了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主张的近代演绎科学原理(114)。“先验的正确历史判断”，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D.White）说，“似乎将两位培根推至近乎同等的高度。”(115)270.最后的经院学者14和15世纪见证了经院哲学的衰落。英格兰人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ofOckham，卒于1347年）通常被视为最后一位著名的经院学者(116)。学术争鸣在13世纪大哲学家不称职的继任者们手中沦为了对无聊无理问题的毫无价值、漫无目的的争论。中世纪后期标志着古典文化的复兴，赋予了人们新的学问，因而无限鄙视与嘲讽这种退化的经院哲学代表。这一时期的历史对经院学者鄙视的用词用现代语来说，就是“笨蛋”（dunce）。该词原本是对伟大的邓斯（Duns）或其他学者的尊称，此时却讽刺地指那些与古典研究背道而驰的愚蠢学者，因而有了“荒谬的傻瓜”（preposterousdolt）这一今义。
271.经院学者批判
经院学者备受指责，而这种责难只适用于经院哲学衰落时期的无知学者，如果针对经院学者整体，则极失公允。
因此，经院哲学家们被指责采取了逻辑，而非观察与实验的近代科学方法，作为检验和发现真理的工具，并谴责中世纪的学者几个世纪里在精神踏车上乏味而无益的辛勤踩踏。
想要理解神学家对逻辑的激情真的很难；而且，通过此种途径人类也真的无法取得智识上的实质进展。但定要懂得任何特定时期的精神和属灵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特定的时代环境，因此责备经院学者以上诸事，就如同责备他们生不逢时一样。
另外，经院学者还被指责培养了对权威卑躬屈膝的奴性。这个缺点，如果的确是缺点的话，也仅仅是夸大了人们现存于己的自认美德罢了；因为现今许多最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在所有宗教问题上，都要服从权威：要么服从《圣经》，要么服从教会，或者两者都服从。经院学者也不过如此而已。一些科学家甚至认为证明他们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结论与《圣经》的教义并不冲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所有这些调和科学与神学的尝试中，近代学者只不过是在继续中世纪哲学家未竟的事业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经院学者比近代学者更服从权威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当时神学几乎是所有科学的总和，因此涵盖了中世纪时期提升心智的几乎所有学科。
272.经院学者对智识进步的贡献
经院学者在人类思想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有两个独特而重要的贡献：首先，经院学者通过不断的辩论和论证激活了中世纪的思想，并在精确推理的过程加以训练。他们把当时的大学打造成了真正的精神体育馆，欧洲人在那里愉快地接受无与伦比的正式培训，并为这座精神体育馆未来能产生更丰硕的成果做了不可或缺的准备。该体系培养出的智力运动员，在思想的敏锐、分析的细致、定义的精确、辩证的技法方面，最伟大的经院学者们至今无人能及。
其次，经院学者为思想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自相矛盾，尤其是想到推理要服从教会权威是正统经院学者要遵守的基本准则之一时。但是，他们赋予人类推理的地位及其对此的不断求索，为全面而明确地主张思想自由的原则铺平了道路。塞斯（Seth）教授说：“经院哲学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恰如其分地视为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得以完成的理性发展与逐渐解放史。”
第十八章
文艺复兴
第一节
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复兴
273.文艺复兴的定义
“文艺复兴”一词狭义上指中世纪末期在意大利兴起的对古典文学、学问和艺术的新热情，以及由此在15和16世纪期间给欧洲带来的新文化。(117)在广义上，该词指从中世纪到近代之间的过渡时期。西蒙兹用它来描述“西欧各民族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从中世纪转变为近代的运动”。米什莱（Michelet）认为文艺复兴是：“对世界和人类的发现。”这一著名定义基本上与西蒙兹不谋而合。佩特（Pater）宣称文艺复兴的成果是“对智力与创造力的新生之爱”，这一概念也没有什么不同。
像16世纪的宗教反叛一样，这个运动又可以被看作是一次思想反叛，然后将其定义为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及自由限制的反抗。从这个角度看也是极好的，这样可以体现它与另外两个近代史上称之为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的改革运动之间特有的因果关系（详见第2条和第272条）。
所有这些定义与界定可以尝试总结如下：文艺复兴是以世俗、探索、独立精神为特征的古典时代生活与文化在现世的重生。简单来讲，就是在智识复兴的影响下，西欧人开始像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一样思索、感知、看待生活以及外部世界。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相似性，导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开始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们志趣相投，激起了他们内心对任何同古典时代相关事物的无限崇拜，导致兴起于意大利的复兴运动以绝无仅有的澎湃热情努力恢复当时能够从消失已久的古典文明遗产中恢复的一切。
274.文艺复兴的先兆
中世纪时期充满了宗教改革的先兆，同样也充满了文艺复兴的先兆。14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精神的不安、渴望与活跃中不断出现的迹象与征兆，预示着智识世界将要到来的变化和革命。有时这种新精神在个体中觉醒，使其貌似与其同时代的人格格不入，并被人误解与怀疑，那只不过是生不逢时；然而不久，这一精神又如一缕清风拂过一片大地或者一代人，令世人灵魂激荡。
在这些中世纪人文精神的觉醒中，其诱因如此隐晦而深藏，使得该运动似乎只是发展与成熟的新灵魂原能量的爆发；但每当追溯它实效影响的时候，智识狂热便被认为是因中世纪的心智与古典时代的思想、学识和文化之间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所致——正所谓，今生唯源自前世。
275.9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
前面提及了一些文艺复兴最著名的值得注意的先兆。9世纪，查理大帝在其有生之年通过努力开启了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在这次复兴的早期，古希腊-罗马文明中的元素和影响开始积极显现；但运动的时机并未成熟。中世纪的人还未进入继承古代文化世界的时期。查理大帝离世入葬就如日暮西山，黑暗再次降临欧洲；然而，中世纪的天空上却一抹余霞散成绮。
276.十字军东征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在总结十字军东征影响时（详见第221-224条）曾说过，正是这些东征在根本上有助于破除加洛林文艺复兴后笼罩的昏暗，打破落于欧洲思想之上的精神枷锁，并唤醒西欧各民族的新生精神。此处无须赘述，只需回想一下，主要通过让基督教的西部与亚历山大、开罗和巴格达的希腊-阿拉伯学校，以及巴尔赫（Balkh）(118)、伊斯法罕（Ispahan）和撒马尔罕这样更遥远的科学中心建立联系，基督教世界的进取精神发起或培育了有着巨大而深远意义的社会与智识运动。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前，文艺复兴的道路已经铺就。在人类活动的任何范围内，对新生活和新文化满怀希冀的开拓者们早已为下一代人踏出了四通八达的道路。
277.表现新精神的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这种新精神在西部民族国家中的觉醒，在其民族语言文学（vernacularliterature）(119)的成长与发展中尤为明显。大体上说，正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和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本土方言有了发言权，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学，其中一些重要的语言取得了循序渐进的发展（比照第53和54条）。当它的形式一旦确定下来，文学就成为可能，所有言语的苞蕾都绽放出诗歌与传奇的花朵。描绘卡斯蒂利亚骑士的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Cid）形成了西班牙文学的开端；在法兰西南部，吟游诗人（Troubadour）将该地区填满了情歌的旋律；在北方，吟游诗人（Trouveur）当众吟诵着查理大帝与圣骑士、亚瑟王与圣杯传说这样激动人心的传奇故事；在德意志，吟游诗人（Minnesinger）(120)用柔和的音符吟唱着极度紧张的《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在意大利，但丁用纯净悦耳的托斯卡纳方言演唱他的《神曲》，从而为意大利创造了本民族的语言；在英格兰，乔叟写出了《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Tales），进而完成了撒克逊语同诺曼语融合为英语的过程。
近代欧洲语言的形成和本土文学的产生均预示着文艺复兴即将来临；因为这些文学里暗含着自由，以及对中世纪禁欲主义与教会束缚的反抗。同时，这一文学发展预示其所推动的思想复兴即将到来；因为不同于经院学者的学术成果是用拉丁语写成，只针对特定阶层，这些民族语言文学中的大众诗歌、故事和传奇吸引了普罗大众，进而激荡了欧洲全体人民的心智。
278.阿尔比派起义
自由、世俗、反抗的精神赋予了这些本土文学灵感，进而在12和13世纪早期的普罗旺斯或阿尔比派运动（ProvencalorAlbigensianmovement）中展现自己（详见第217条）。实际上，这与其说是一场宗教运动还不如说是一场思想、社会和文学发展的运动。虽有诸如东部和古典等外来影响在起作用，但基本上普罗旺斯的创新者与诗人还是直接从大自然获取了灵感。该运动基本上是真诚又无法抑制的人类本能和冲动的自然迸发。
普罗旺斯语的发展似乎应该构成文艺复兴的正式和明确的开端，好像普罗旺斯，而不是意大利，应该是伟大思想复兴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但这种自信、世俗、新潮的精神激起了教会的忧惧，导致它采取了最严厉的镇压措施。残酷的十字军将阿尔比派的异端淹没在血泊中，也熄灭了新文化的火焰。
279.腓特烈二世的西西里复兴
另一场前文艺复兴运动与皇帝腓特烈二世（1212—1250）有关，但不如以普罗旺斯为中心的运动流行、自然（详见230条）。腓特烈所具有的性格多重性，摆脱宗教狭隘与偏执的独立自主精神，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特征，总之，他堪称是一位近代人物。他要比其同代人进步许多个世纪，不但源于他与生俱来的、在中世纪时期或许无人能及的、新的智慧活力，而且有来自东、西部社会与宗教制度的冲突环境所产生的微妙影响，以及对希腊-罗马的古典生活元素与思想的大量吸收。腓特烈扮演着梅塞纳斯（Maecenas）(121)的角色，促使亚里士多德和阿威罗伊的作品被翻译成了拉丁文，创立了那不勒斯大学，并把他位于巴勒莫（Palermo）的宫廷作为阿尔比派迫害中被放逐吟游诗人的避难所。因此，在他的庇护下，平静的西西里土地上出现了一种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就如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给许多意大利独裁者的宫廷带来殊荣的发展一样。
腓特烈二世
但南方的这片智识曙光同北方的一样，注定要早夭。这场运动无论存在何种希望，都毁于将普罗旺斯文化毁于一旦的同一个刽子手。然而，复兴留下了一些痕迹：那些在13世纪里照耀欧洲的希腊-罗马与阿拉伯文化的光芒中，有一束便源于腓特烈二世壮丽的宫廷。
280.城市生活与世俗文化
新生活的精神既可以在华丽宫室的氛围中滋长，也可以在大城市的空气中孕育。中世纪城镇生活中类似近代的生活已经初见端倪。这些熙熙攘攘、车流攒动的城市环境培育了务实的商业精神，一个多面、独立、世俗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与中世纪的教义和理想相悖。
在中世纪的城镇，特别是在意大利的伟大城邦里的这一思想和社会运动，与14和15世纪被专门称为“文艺复兴”的伟大复兴密切相关。
281.经院哲学与近代精神
经院哲学的历史（详见第十七章）不仅是中世纪历史，也是文艺复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经院哲学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原则与倾向，是中世纪和近代两种精神的相互交织。因此，阿伯拉尔在智识倾向与特征、思想的独创性和冒险精神、对人类理性的主张方面，都属于近代世界而非中世纪世界。
其实，文艺复兴的典型特征就是思想自由原则，而把经院哲学作为整体来看待，或许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着这一原则的萌芽。
282.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
但丁之名已然被多次提及，但他与所处新旧交替的时代之间的关系需要更细致的讲解，因为他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
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Alighieri），“托斯卡纳人的名望”（theFameoftheTuscanPeople），1265年出生于佛罗伦萨。1302年，他被佛罗伦萨人放逐，并在朋友的宫廷学习“攀爬庇护人的楼梯”有多难。1321年，但丁长眠于拉韦纳，其墓地至今仍是人们瞻仰的胜地。
正是在流放的这些年里，但丁写下了不朽诗篇，因其快乐的结局，所以自己将其命名为《喜剧》（Commedia）；他的崇拜者称之为《神曲》（DivinaCommedia），布克哈特（Burckhardt）的话最好地诠释了这部作品：“流放最主要的效用便是，要么把流放者消耗殆尽，要么迫使其绽放光芒。”但丁自己描述创作此诗的艰辛时说：“它令我多年来日渐消瘦。”
《神曲》被称为“中世纪的史诗”，是中世纪时期生活和思想的缩影。但丁的神学是中世纪教会的神学；哲学是经院学者的哲学；科学是其所处时代的科学；他与他的同代人都相信，神权和君权皆为天授，一个掌管人间的属灵事务，另一个则掌管世俗事务；他和中世纪的人们一样，相信星宿的影响；他有中世纪对异端的恐惧和憎恨。
但是，虽然本质上但丁站在正在逝去的中世纪时期看待这个世界，但是在深远意义上他仍是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先知——文艺复兴的先驱。他对古典文化深有感情。但丁亲切地谈到他把维吉尔（Vergil）当作自己的导师，学到了给他带来荣耀的优美风格(122)，并透露他如何用中世纪以外的眼光来看待这位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但丁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近代态度在其自由使用古典作家的作品中有更进一步的体现；他在伟大诗篇中引自古典来源的说明材料几乎同引自希伯来和基督教的一样广泛。而且，但丁的自主判断、批判精神、强烈的个人主义，所表现出的思想特征与其说属于中世纪人，还不如说属于近代人。
但丁
283.古典时代的新推力
此时，站在14世纪的开端，回望整个中世纪里近代精神觉醒的迹象。注意到了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十字军东征让人们思想和兴趣的狭隘视界开阔起来；通过民族融合和几百年的发展丰富并成熟起来的近代语言，将其丰富的神话传说储备演化成发人深省且又前途无限的文学作品；与希腊-阿拉伯文化初次接触对欧洲思想的积极影响；商贸城镇遇到了近代精神；激烈争辩的经院学者通过辩论唤醒并规范了欧洲的心智；而且，有着开阔视野的但丁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黎明。
了解了中世纪时期这些人的心理感受，观察了中世纪时期人类心灵作出的贡献，很容易得出结论，欧洲的智识此时不需任何比从过去所获之外更多的额外辅助或激励，就能够凭借自身的固有力量和原有资源取得不断的进步。然而，不管怎样，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无价宝库此时得以更完美地恢复，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的智识进步，因此只能揣测，如果此时的思想与精神发展没有同过去古典民族的伟大文学、学术和艺术建立起更为紧密、更为重要的联系，从而无法感知其所赋予的新动力的话，那近代的历史与文化将会如何。
旧世界文化给西欧民族留下了深远且具有变革意义的影响，这样一来，被视为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时期的文艺复兴，便是以探索或再探索旧世界，和意大利学者挪用其财富为开端的。
第二节
意大利文艺复兴
284.运动的诱因
宗教改革始于德意志，政治革命起于法兰西，文艺复兴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并非意外，因为作为其诱因的早期精神觉醒，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有活力、更具影响。
诸多原因中最主要的一个是，意大利城市的影响。意大利的城市生活比在西欧其他国家得到了更完美的发展。伟大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中滋养出了强大、活力、自立、世俗、多面的生活，一种类似于古希腊城市中的政治、精神和艺术生活。例如，佛罗伦萨成了第二个雅典，而且在城市的浓厚氛围中，个人的天赋和能力就如在阿提卡的都城（Atticcapital）(123)一样得以发展。“佛罗伦萨”，西蒙兹说，“培育出了如此值得称道的人类几乎称得上是世间罕有。……全城居民都成了精神贵族。”简言之，意大利的生活比其他任何地区都先失去中世纪的特点而呈现出了近代特征。因此，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是文艺复兴的摇篮。再次引用西蒙兹的话，意大利人是“近代欧洲的长子”。
第二个有助于使意大利成为现代精神发源地的原因，无疑是闯入半岛的不同民族，如哥特人、伦巴第人、法兰克人、萨拉森人、诺曼人和德意志人。在这里，不同民族间的碰撞交融，罗马、拜占庭、阿拉伯等不同文明的接触融合，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精神狂热继而诱发影响深远的社会与智识运动。
第三个使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发祥地的原因是其学校和大学的特征。这些机构里如罗马法和医学这样的世俗与实用学科，拥有着北方大学经院神学的地位。这种对世俗学识的重视为意大利接纳文艺复兴的新世俗文化种子奠定了基础。
第四个原因是意大利的旧文明与新文明之间的断裂不像西欧其他国家那样彻底。意大利人在语言和血统上比其他新兴民族更接近古罗马人，认为自己是旧世界征服者的直系传人与后裔。这种同创造辉煌过往的人们有着亲缘关系的意识，极大地影响了意大利人的创造力，不但趋向于保护半岛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且无拘无束的意大利天才们把古代文化的恢复与借鉴作为了第一要务。
但比其他原因影响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半岛仍存的许多文明遗迹和古罗马的辉煌，所起作用与其说是唤醒了意大利的智识，还不如说是心智被其他诱因唤醒之后决定着运动的方向。确切意义上讲，这些城市本身就是古罗马帝国的碎片；半岛的土地上到处都覆盖着古罗马建造者留下的遗迹。这些辉煌的过往提醒着每一个敏感的灵魂，在布雷西亚的阿诺德（ArnoldofBrescia）、维拉尼（Villani）、里恩佐（Rienzi）和彼特拉克的传记中都有体现。
但此处需要注意：显然古代的古迹帮助唤醒了文艺复兴的新精神，同样这一觉醒的新精神也赋予了古代新生命。这种文艺复兴的才华同希腊-罗马的往昔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好地被最狂热于古典时代早期的学生所诠释，并被频繁引用：“我去”，当他即将探索这些古代遗迹时，他说，“我去唤醒亡者。”这是因为新生活已经在意大利人心中醒来，古希腊-罗马的遗迹才在他们身上施了魔法；因为，用神秘主义者的话来说：“对石头而言，宇宙就是石头。”
285.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两个阶段
正是意大利人与古典往昔的密切关系使得意大利文艺复兴具有了复兴古典的特征，即意大利人恢复与借鉴了长期被忽视的古希腊-罗马文明遗产。
此次运动包含两个截然不同却又紧密相关的阶段：（1）古典文学与学术的复兴；（2）古典艺术的复兴。文学与学术复兴阶段是关注的要点。复兴运动的这一特点被专门称为“人文主义”（Humanism），而其提倡者则被称为“人文主义者”（Humanists），因为他们对研习经典即人文科学或称“更人类的文学”很感兴趣，以此抵抗“神类文学”，即构成旧有教育的神学。
286.首位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
“不仅在意大利的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不仅在世界的文明史上，而且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彼特拉克的名字都如同最闪亮的那颗星。”(124)最伟大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之一对彼特拉克及其在人类思想进步史上的地位作出了如上评价。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以意大利十四行诗作家而为人所知，但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意义几乎全部在于他同意大利古典知识复兴的联系。彼特拉克在世界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他本身及所为也不负盛誉，值得深入了解。研究他的生活与作品就是研究欧洲人民曾经历的最重要的思想革命的基本特征，了解彼特拉克就是了解文艺复兴。
彼特拉克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阶段的首位也是最伟大的代表。他是充分认识与欣赏古典文学的出类拔萃、赏心悦目及文化价值的首位学者。他对古代作家的热情是一种崇拜，投入了极大的时间和辛劳，收集了200卷经典写本。在这些最上等的拉丁宝藏中，有一些西塞罗（Cicero）的书信，是他自己在维罗纳（Verona）的一个古老图书馆中发现的，并虔诚地手抄下来。他不懂希腊语，但在收集拉丁写本的同时也收集希腊写本，其中包括柏拉图的16部著作，以及从君士坦丁堡得来的荷马珍本；因此，正如他本人所表述的：第一诗人兼第一哲人与他同在。
彼特拉克
这一情怀揭示出了彼特拉克对书籍的感情。在寂静的书房里，优选作家的灵魂伴其左右，在同这些往圣交谈之时，他欣喜若狂。彼特拉克经常给荷马、西塞罗、维吉尔、塞涅卡（Seneca）等先贤写信，因为他喜欢以此记录自己的思想，因此，他的很多时间都以写信为乐；写信于他而言，即是乐趣又是生活本身。
彼特拉克对古典作家的热情蔓延开来，导致孩子的父亲责备他诱使自己的儿子从学习法律转向了阅读经典及拉丁诗作；但彼特拉克引发的这场运动无法阻止。时至今日，他给予人文研究的推动力在文学与学术中仍有影响。
287.彼特拉克与经院学者
彼特拉克觉醒的新精神必定将其置于中世纪的无情批判与反对的风口浪尖。他对经院学者极为反感，嘲笑他们的无聊争论，将之比作那些玩着文字游戏却忘记了文字是用来表达思想、发掘真相的古代诡辩者，将作为其堡垒的大学称为“极度无知的巢穴”，而经院学者的巨著被定性为一堆不存真理的垃圾。
当他的对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时，为了挫败敌人，他宣称亚里士多德也非知晓一切，他只是一个人，所以也会犯错误。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大胆的言论，几乎和否定《圣经》永无谬误一样，是一种异端邪说。福格特（Voigt）说：“他的这种言论在科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就如同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BattleoftheNations）开启了国家历史的新时代一样……这种言论攻击的并非亚里士多德一人，而是教会和整个中世纪体系。”(125)288.彼特拉克对罗马遗迹的感受(126)
彼特拉克对古典时代物质遗迹的感情同他对人文遗产的感情类似。
真正中世纪时期的人们对古代世界的遗产遗迹没有智识方面的好奇或感情。他们对所有这些事物的态度与东方的近现代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对过去文明遗迹的态度完全相同。对这些专横民族的堕落继任者来说，尼尼微（Nineveh）和巴比伦（Babylon）的遗迹无异于便捷、丰富的采砖场。他们对这些默默而又忧伤地承载着所有伟大往昔的庞大遗迹完全漠视。而当文艺复兴的遗产继承者们挖掘同一个土丘，细致而又恭敬地收集可能会向世人述说早期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的每一片带有文字的残砖断瓦之时，那是多么的不同啊！
所有这一切都完美地说明了中世纪时期的人们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之间的差别。在智识复兴曙光乍现之前的中世纪时期，罗马遗迹只是一个采石场。恺撒纪念碑被拆除作为建筑材料，雕刻的大理石被烧成石灰用作砂浆。罗马现存的任何遗迹都是几个世纪无知与无情的损毁过后的残存。(127)在当时，彼特拉克是中世纪时期对这些遗迹产生近代情感的第一人。“他告诉我们，他经常与乔瓦尼·科隆纳（GiovanniColonna）登上戴克里先浴场（BathsofDiocletian）的大拱顶，在透明的空间里，在无边的寂静中，四周的开阔景象尽收眼底，他们讨论的不是商业或政治事务，而是脚下遗址所蕴含的历史。”(128)289.彼特拉克的门徒薄伽丘彼特拉克吸引了一群激情澎湃的年轻人文主义者拜入门下，并以无限的热情继续探索和开拓其所发现的新精神领域。其中最杰出的非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Boccaccio，1313—1375）莫属，其广泛的声誉主要源自一本意大利语写成的故事集《十日谈》（Decameron），但本条目中只讨论他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贡献。
薄伽丘
薄伽丘不辞辛劳地传播和深化彼特拉克所唤醒的对古代的热情。他辛勤地收集与誊写古代写本，从而大大提升了意大利的古典学术成就。他效仿彼特拉克学习希腊语，但因为没有胜任的老师，且缺少教材、语法和词典，所以也跟彼特拉克一样在掌握这门语言的道路上举步维艰。然而，薄伽丘说服了自己的老师将《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翻译成了拉丁文，因此，在向世界推出第一个近代译本的《荷马史诗》方面，他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译本质量不高，但却激发了意大利学者想要获取第一手希腊文学资料的欲望，而这些文学正是古罗马作家公认的灵感来源。
290.赫里索洛拉斯教授意大利人希腊语意大利学者的这个愿望很快就得到了满足。刚到14世纪末，东部皇帝派特使前往意大利请求援助抗击奥斯曼人，使团由著名的希腊学者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ManuelChrysoloras）率领。他刚在威尼斯登陆，佛罗伦萨人便急迫地邀其前往。他接受了邀请，并受到了极为体面的迎接，有得见天人之感，并被授予了佛罗伦萨大学教授职位（1396）。无论长幼挤满了他的课堂，一想到能学习希腊语，即便耳顺之人也“觉得心潮澎湃”。
赫里索洛拉斯作为老师出现在佛罗伦萨标志着经过7个世纪的漠视之后，西欧学校学习希腊语言和文学的复兴。这意味深长：标志着文明的复兴与近代时期的开端；因为中世纪时期向近代时期转化的最强大因素之一，当然就是希腊文化。(129)赫里索洛拉斯291.搜寻古代写本
在了解了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先驱之后，便可大体讲述一下人文主义运动在下一个世纪里最重要的几个阶段。
意大利学者首先关注的是将现存的古代经典从被湮没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正如现今的古文物研究者在亚述（Assyria）的土丘上挖掘东方古代文明的遗迹一样，人文主义者们为了获得古典作家的古代写本，也遍寻修道院与教堂的图书馆，翻遍欧洲的各个偏僻角落。
西蒙兹把这些狂热者比作新十字军战士：“像法兰克人一样，如果能从耶路撒冷带回文物，便认为自己三生有幸，所以这些新的圣灵骑士不再去寻求保护圣墓堂，反而去寻找古代世界里天才的坟墓待其复活，当某位希腊或拉丁作家用一个褐色、积垢、难认的残片回报他们耐心的寻找之时，一种神圣的感情便涌上心头。”
珍贵的写本经常在发现时就已处于令人羞愧的被忽视状态，且已残破不堪。有时在潮湿的小屋里已经霉变，又或在修道院的阁楼上落满灰尘。写本再次被发现时业已各种残缺不全，正如薄伽丘在本笃会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monasteryofMonteCassino）誊写室里发现的那样，例如有些羊皮纸的边缘已经掉落，还有的整页缺失。(130)彼特拉克是首位也是最热情的一位古代宝藏的搜寻者。其后最值得纪念的便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Bracciolini，1380—1459）。他找回了卢克莱修（Lucretius）的诗歌、西塞罗的几篇讲稿以及其他经典作品。他最珍贵的发现之一是在瑞士圣加仑修道院（monasteryofSaintGall）图书馆发掘的昆体良所著《雄辩术原理》（InstitutesofQuintilian/InstitutioOratoria）。因为这一幸运的发现，当代人称他为“罗马的第二缔造者”。
人文主义者此时搜寻古代作家的著作为时已晚，但却为世界挽救了无数珍贵的手稿，如果再疏忽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就永难挽回了。
292.新学识的赞助人；图书馆的建立收集和誊写古代写本耗时费力，但有许多梅塞纳斯式的资助者鼓励人们将此事进行下去。商贾王爵、暴君恶霸和教皇都成为人文主义者慷慨的赞助人。这些新学识的赞助人中最为著名的是佛罗伦萨的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de’Medici）和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de’Medici）。正是由于他们真诚而开明地关注恢复古典文学的伟大进程，佛罗伦萨才得以成为智识和文学复兴的家园。
洛伦佐·德·美第奇
这一运动的赞助教皇中最著名的是尼古拉五世（1447—1455）。他派出探索者到西部各地寻找写本，并让罗马的众多誊写员和翻译员为此忙碌不休。后来，尤利乌斯二世（PopeJuliusII，1503—1513）和利奥十世（1513—1521）把罗马打造成了辉煌的艺术和学识复兴中心。
为了安全地存储新宝藏并可接受学者的访问，众多图书馆拔地而起。在这场运动中，一些意大利最大的图书馆应运而生。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建立了气势雄伟仍保存完好的美第奇图书馆（MediceanLibrary）(131)。据说，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把最初的教皇藏书又丰富了5000本写本，因此成为现在著名的梵蒂冈图书馆（VaticanLibrary）的真正创始人。
29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如何促进了文艺复兴15世纪降临于东罗马帝国的灾难极大地推动了人文主义运动，特别是有关希腊文学与学术的运动。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奥斯曼人占领，但半个世纪前，蛮族的可怕攻势导致希腊学者向西部迁徙，许多流亡到意大利寻求庇护，可以说：“希腊没有陷落，只是迁徙到了在古代被称为大希腊（MagnaGraecia/GreatGreece）的意大利。”
这些逃亡者带来了许多不为西部学者所知的珍贵古希腊经典写本。意大利人对一切希腊事物的热情使得许多流亡者被任命为学校和大学的教师与讲师。因而，此时罗马发生的一切又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重复：希腊天才们又一次征服了意大利。
294.经典文学的翻译与批评；学会的出现通过誊写增加副本，并将其保存到图书馆里，这种对古代经典的恢复只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给自己设定的首个也是最轻松的任务。任务最重要且最艰难的部分是对比与修订文本，将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并解释、评价和批评这些恢复的古代文学。
致力于此的意大利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当属学识过人的安杰洛·波利齐亚诺（AngeloPoliziano），又名波利提安（Politian，1454—1494）。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us）称他为“罕见的奇人”。波利齐亚诺作为一名佛罗伦萨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老师，对新学识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代及下一代的著名人文主义者几乎都在他的课堂上获得过灵感。
另一位致力于此的15世纪意大利学者，是天赋出众、赫赫有名的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dellaMirandola，1463—1494）。皮科努力调和基督教与新学识，就如现在那些试图调和《圣经》与现代科学的学者一样，但壮志未成而英年早逝。还有一位在文学和历史批判这一新领域功绩斐然的是意大利学者洛伦佐·瓦拉（LaurentiusValla/LorenzoValla，详见第304条）。
此处简述一下15世纪意大利各城镇建立的学者学会或协会。这些圈子涵盖了当时半岛上最杰出的文人学士，可以被视为现代文学和科学团体的原型。最有名的是美第奇家族成立的佛罗伦萨柏拉图学会（PlatonicAcademyatFlorence）(132)。柏拉图是学会会员的主保圣人。他的生日被虔诚地庆祝，半身像被戴上桂冠，一盏灯在其雕像前长明：这一切都比文字更能体现意大利学者对古代文化的狂热激情。
295.印刷术的发明；威尼斯阿尔丁印刷所15世纪后半叶，活字印刷术幸运的及时问世，对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哈勒姆认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发明。
通过雕刻石头或木版进行印刷的方法似乎同文明一样古老；中国很早就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印刷了。古巴比伦的遗址中发现大量的迦勒底滚筒印章（Chaldeanseals），还有满是印着古代瓦匠名字和职位的砖石。
这门技艺似乎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再次兴起了。最开始，纸牌上的装饰性图案由木版上的图形印制而成；随后，画像和图画被用这样的方法印在写本上。再后来，几行文字被刻在图案下面进行说明，其实某些初期的雕版印图需要做解释也很好理解。此项技艺发展的这几个早期阶段已经被现存的古老写本验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几行变成了几页，在15世纪上半期，许多整书都是用雕版印刷术印制而成的了。
约翰·古腾堡
但木版印刷耗时且价高。这项技艺后来被德意志美因茨人（Mainz）约翰·古腾堡（JohnGutenberg，1400—1468）发明的称之为活字(133)的可移动字母所革新。已知的最早使用活字印刷的书籍是1454年和1456年之间在美因茨由古腾堡和福斯特的印刷厂印制的拉丁文版《圣经》。这一技艺迅速传播，并因1462年美因茨的沦陷导致印刷工人逃往国外各地而进一步加速。在15世纪结束前，而单单威尼斯市就已有200多家印刷厂，欧洲各国的印刷厂都开足了马力，以修道院誊写员做梦都想不到的速度印制书籍。
但极令人注意的是这一新技艺引入了意大利，这里就应该简单地介绍一下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AldusManutius，1450—1515）。他在威尼斯建立一个著名的印刷厂，名为阿尔丁印刷所（AldinePress），并谱写了这一新技艺同人文主义关系史上最早也是最有趣的篇章。
阿尔杜斯的目的是让所有学者都可以接触到古代典籍，尤其是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他得到了欧洲各地希腊学者的帮助和鼓励。伊拉斯谟就曾在他的印刷所做希腊文本编辑。阿尔杜斯聚集起来的学者组成了一个圈子，称为阿尔丁希腊文化研究者学会（AldineAcademyofHellenists），且不接受不会说希腊语的人入会。
几年的时间里，阿尔杜斯就几乎给富有鉴赏力的欧洲学者们印刷了希腊作家的作品集。除了希腊文版外，他还发行了拉丁文和希伯来文版，总计印刷了100多部作品。无论从纸质，还是字体清晰度及美观度，其版本都从未被超越。
威尼斯的阿尔丁印刷所及其他各地并非如此著名的印刷所一道完成了古典文学的恢复，并通过将古代作家的著作传播到欧洲各地，使得这些作品的任何部分都不会再次从世界上消失。
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
296.跨越阿尔卑斯山的人文主义
在中世纪时期末及近代时期初，意大利被法兰西和西班牙王室垂涎，进而陷于纷争与战乱，对已经明显走下坡路的人文主义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16世纪里还有其他的破坏因素，导致半岛学校中的希腊研究几乎完全中止。但是人文热情已经感染了阿尔卑斯山外的国家，而当南方学者的热情消失殆尽，北方学者在德意志、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学校中为新学识提供了家园。
约15世纪中期，德意志的年轻人已经开始穿越阿尔卑斯山来到大师们的脚下学习希腊语了。赖希林（Reuchlin）是这类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于1482年前往意大利来到一位著名希腊老师面前。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一篇文章被用来测试其语言知识。这位年轻的野蛮人(134)把一行行的文字轻而易举且技艺高超地进行了翻译，这令希腊土生土长的考官惊呼：“我们的流亡希腊已经跨越了阿尔卑斯山。”
文艺复兴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北的欧洲夹杂了一些其他趋向。在意大利，此次运动就是单纯地致力于希腊和拉丁的文学与学术；但在北方又加入了对希伯来和基督教遗物的极大热情。因此，从深层次的意义上讲，这里的文学与智识复兴导致了称为宗教改革的宗教大革命。
297.艺术复兴
意大利人被唤起对古典时代的新感情不止使其接受了希腊-罗马的文学与哲学，还有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后一阶段已无须详述，因为文艺复兴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前述的纯粹思想运动。
艺术复兴的本质就是让艺术回归自然；因为中世纪时期的艺术缺乏自由与自然(135)。艺术家受到教会的传统和约束所限，且处于当时宗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之下，因而艺术原型只有线条僵直、棱角分明、毫无生气的拜占庭式艺术风格，或是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的圣人或隐士像。即便他们有冲动背离神圣的传统类型，但在教堂墙壁、讲坛和祭坛之上的装饰也不自由。(136)当时文艺复兴为艺术所做的就是将其从枷锁中解放出来，并将周遭觉醒的新生活精神注入它毫无生气的形式中去。这种解放运动的推力既来自于大自然，也来自于古代，即通过研究自然的生活方式，也通过学习古代艺术的杰作。(137)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领域，就像在文学领域一样，天才人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人文主义复兴的真正开始与一位伟大的人物有关，艺术的复兴也是如此。彼特拉克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在同样的意义上，尼古拉·皮萨诺（NicolaPisano，卒于1278年）被称为“文艺复兴雕塑之父”。正如彼特拉克从古典文学中获得了灵感一样，尼古拉的才华也被古代艺术家的杰作激发了出来。正是在一座古代石棺的雕花与古董花瓶的绘画上面，他发现了自己的范例。因此，古典时代对文学的解放与复兴和艺术的解放与复兴都起着同样的作用。(138)尼古拉·皮萨诺不仅在雕塑中(139)，还在绘画中找到了新的表现形式，打开了新艺术运动之门。有些人认为，契马布埃（Cimabue，约1240—1302）是文艺复兴绘画的先驱，但大多数人认为这一荣誉应给予其学生乔托（Giotto，1276—1377）。瓦萨里说：“虽然契马布埃被认为或许是绘画艺术复兴的第一因素，然而他的弟子乔托，……在思想高度上更胜一筹，进而开启了将艺术提升到完美与崇高之路的真正大门，并流传至今。”
298.绘画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无上艺术的原因(14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艺术就是绘画，因为它最能表达基督教的思想与情怀。教会需要能够表达希望与信仰、超脱与苦难的艺术做其侍女，这些无法通过雕塑来表达，因为雕塑的本质是静止的艺术。
雕塑是希腊人的主要艺术，因为艺术家可以用它表现身体的力与美。但基督教艺术家的问题是以身体作为媒介来表达属灵的情感或信念。这无法用冰冷、苍白的大理石来表现。因此，西蒙兹问道：“《最后的审判》（LastJudgment）怎么用雕塑形式来表达呢？”基督一生中重要事件的展现都是雕塑力所不能及的。
因此，由于雕塑的情感表现力不足，使得能够全方位表现情感的绘画成为了意大利艺术家所选择的表达媒介。这一艺术独自即可描绘圣徒的兴高采烈、圣母玛利亚的迷人魅力、基督的无限激情，最后审判的无尽恐怖。
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四杰：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Vinci，1452—1519）(141)，代表作是画于米兰圣玛利亚修道院墙壁之上的《最后的晚餐》（LastSupper）；拉斐尔（Raphael，1483—1520），最受喜爱的艺术家，所绘制的圣母像（Madonnas）为世界瑰宝；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142)，以绝妙的壁画而著称，代表作为罗马西斯廷教堂（SistineChapel）的《最后的审判》；提香（Titian，1477—1576）(143)，威尼斯画师，擅长肖像画，他将同时代的许多著名人物活灵活现地保存了下来。
达·芬奇
拉斐尔
米开朗基罗
提香
早期意大利画家的选材主要源于基督教，绘画作品代表了所有中世纪时期有关死亡、裁判、天堂和地狱的理念与想象，几乎覆盖了所有意大利教堂、宫殿和民房的墙壁。西蒙兹一言以蔽之：他们通过绘画做了但丁通过诗歌所做的事情。
后期的艺术家受到了古典复兴更大的影响，将异教同基督教的主题与思想自由地结合，从而能够成为比其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前辈更为真实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导致了异教和基督教文化的调和与融合。
29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异教信仰意大利的古典复兴有着其通常展现的宗教和道德的一面，也有着反宗教和不道德的一面，尽管对此运动的介绍如此简要，但也不能忽略不谈。
首先，对异教徒诗人和哲学家的研究产生了教会中某个派系所预言的准确后果：人们在感情和思维方式上都成为了异教徒，进而对宗教信仰造成了伤害。
意大利社会的异教化始于13世纪将希腊-阿拉伯科学与思辨带到基督教欧洲的智识复兴。即使在彼特拉克的时代里，怀疑论便已在大学界广泛传播。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极度令人怀疑，以至于他几乎没有为夺走众多生命的可怕瘟疫所造成的人口减少而感到痛惜。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意大利人几乎已经完全被古典复兴所影响，宗教信仰的衰减变得更加明显，直到意大利学者和意大利社会几乎在任何真正意义上都不再信奉基督教。
新学识的复兴使得导致古典文明衰落的特有缺陷与罪恶也随之而来。意大利被注入的新影响所腐蚀，就像罗马在共和国衰落的日子里受到希腊骄奢淫逸的腐蚀一样。基督教的道德理念被古代异教徒的道德标准所取代；基督教的禁欲、节制和教规被人嘲笑，而古老的异教恶习却受到赞同并被接受。当时的许多文学甚至比古典颓废时期的文学有着更不道德的写作风格。
正是这种意大利社会的道德滑坡，为后期意大利所遭受的政治羞辱埋下了伏笔。
第三节
文艺复兴的总体影响
300.文艺复兴带来了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文艺复兴作为思想与道德革命，对基督教的西方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几乎可以将之同基督教的到来对古代世界的影响相提并论。它为中世纪世界流行的错误观念与理念带入了截然相反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就如当初基督教的第一位传教士为古代异教世界的观念、偏见和道德标准带去了完全相反的教义一样。新学识的确就是新的《福音书》（NewGospel）。如克莱顿主教所言：“其使命是为整个欧洲带来新文化。”
像基督教一样，文艺复兴为人们开启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存状态；因为对复兴中的人来说，这才是探索古代文明的真正意义。通过这一复兴，他们得以认识自己，认识了人的真实本性与尊严(144)：认识了尘世生活本身就值得生活，并不需要轻贱和牺牲今生及今生之快乐以换取在另一世界的永生；而且人可以在不危及灵魂安宁的情况下，思考、审慎以及满足求知欲。(145)这些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发现大大地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一种注定会适时令宗教、政治、文学、艺术、科学、发明、工业等所有领域中的事物焕然一新的新精神激励着人类。(146)301.文艺复兴修复了断裂的历史统一性当基督教进入古希腊-罗马世界时，新宗教与古典文化，特别是其与希腊文化之间立刻不宣而战。教会迅速战胜了异教，拒绝了古代遗产。遗产中的某些元素实际上适合中世纪时期的人们，进而丰富发展了基督教新的文化；但是，却被整体抛弃与忽略。因此，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被打断。
此时，通过文艺复兴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广博的热情使得基督教与古典文明之间得以和解，二者的特质与要素得以融合，断裂的历史统一性得以修复。古代和近代世界之间的断裂得以弥合，断枝再次植接在老树干上。
世界历史上断裂的统一性得以修复，中世纪时期被长期忽视的古代文化得以恢复，其重要意义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因为该文化保存的不仅是在人类能力鼎盛时期的所思所感的极致，而且是所有古代民族积累的宝贵的科学储备。此种恢复与借鉴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辛辛那提大学）前任校长伍尔西（Wolsey）表示：“古文明中所蕴含的永恒价值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不可或缺，也永远不能或不愿或缺。这些被带入生命之流，并成为集所有时代的美与真于一身的文化发展的真正助力。”
302.文艺复兴改革了教育
人文复兴革新了教育。在中世纪时期，拉丁语已经在大部分地区退化成了粗俗的土语，而希腊语也被忘却，且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被曲解。至于柏拉图，中世纪的思想家几乎无人知晓。
此时，人文主义将纯粹的古典拉丁语重新带回这个世界，并重新找回希腊语，继而为文明修复了一度被拒绝的古代经典，包括为近代思想提供加速度与推动力的柏拉图哲学。
学校和大学都难免受到人文主义复兴的影响。希腊和拉丁语言与文学的大学教授职位此时不仅在新学识激励下的新大学，而且也在老大学设立起来。经院教学方法逐渐被所谓的古典教育制度取代，并一直主导各个学校和大学，直到现代科学研究的到来。尽管如此，它们在大多的学习体系中仍占据着突出的位置，许多教育家认为它过于突出以至于抱怨说希腊语和拉丁语占用了太多学生本应用来学习科学和近代语言与文学的时间。
303.文艺复兴促进了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古典复兴赋予世界两大文学瑰宝。在赋予欧洲学者古代作家的杰作之时，除了许多新鲜材料外，还给了他们世界上迄今为止完美无瑕的文学品味与判断。修正中世纪的过度空想和创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两方面的影响可以清晰地从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和德意志的本土文学中找到。
保持对古代典籍的重视，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许多作家优先使用拉丁语作为文学语言(147)，确实阻碍了欧洲人民民族语言文学的正常发展。在意大利，如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这样前途无量的作家在被忽视了近一个世纪后，他们的民族文学作品才开始焕发生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在阿尔卑斯山北的欧洲地区，除了在德意志有段时间拉丁语几乎取代了本国语外，复兴的经典研究没有产生如意大利一样的灾难性影响；相反，除了上述提及的例外，人文主义丰富、净化并改善了欧洲伟大的文学。
304.文艺复兴催生了考古学和历史批判学许多科学都在文艺复兴时期萌芽，考古学更是如此。对古代遗迹的新感情已经触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灵魂（详见第288条）。
罗马遗址自然成为意大利学者虔诚的好奇心与考古热情的首个对象。临近15世纪末，除了其他关于意大利古迹的著作外，弗拉维奥·比昂多（FlavioBiondo）写了考古学的第一本论著《复兴的罗马》（RomeRestored）(148)。从那时起至今日，人们对古代文明的遗址和遗迹的兴趣不断扩大与加深，不仅在古希腊-罗马的土地上，还在希伯来、亚述、埃及的领土上有了举世瞩目的发现，这些发现把人类的故事带回了遥远的过去，并赋予了历史一个全新的开端。
考古科学的真实性同样适用于历史批判科学。文艺复兴唤醒了质疑与批判的精神，这与中世纪的盲从精神截然不同——因其根本不问信息源或可信度，愿意接受任何生动的传说或奇妙的故事。正是这种质疑与批判的精神激励了彼特拉克对古典作家进行比较和批评，并只遵从他有理由信任的那位。
但历史批判学的真正创始人是洛伦佐·瓦拉（1407—1457）。他作为批评家的伟大成就便是在文献和历史层面上论证《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149)的非真实性（详见第135条）；还质疑李维（Livy）的权威性，证明了塞涅卡与使徒保罗（ApostlePaul）之间所谓书信的虚假性。
瓦拉的成就是开创了历史批判的时代。从此开始了对历史资料来源的批判性筛选与评估，使得数以千计曾经一度被认为无懈可击的历史材料成为了神话和传说，因而重建了东部、古代与中世纪的历史。
催生这两个学科的相同因素也缔造了真正的历史写作。正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智识中心佛罗伦萨，出现了一批作家，其中以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为首(150)，不但因为他们的批判精神和理智的公正评价，还有其与中世纪呆板而又不加批判的编年史家截然相反的卓越风格，使其值得被视为第一批近代历史学家。
305.文艺复兴促进了宗教改革
人文主义运动穿过阿尔卑斯山，赋予了北方民族一种新的性格。而激起北方学者兴趣的与其说是希腊-罗马的往昔，还不如说是希伯来人的历史。以原版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以及当地方言印刷的《圣经》成为热心研究与全新阐释的主题。
因此，南方古典文学和艺术的复兴到了更为严肃且不那么敏感的北方则变成了原始基督教即希伯来-基督教历史伦理与宗教因素的复兴。人文主义者成为了改革者。“事实是”，西蒙兹说，“宗教改革是日耳曼的文艺复兴。”
人文主义特定的原则和性质让从南方传播到北方的复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改变。首先，人文主义自由探索的原则一定与教会的权威原则相碰撞。正是人文主义中的这一倾向，最终引发了教廷的恐惧，并使其与早期大力推动的整个智识运动背道而驰。
其次，人文主义者在宗教方面拥有的自立精神，为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中的个人主义埋下了伏笔。彼特拉克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也习惯引用早期教父的话说：“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你应该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不要担心使教父变得智慧的同样精神不会帮助你。”(151)这正是宗教革命的按语。
最后，人文主义中有一种反叛精神，不仅反抗中世纪的神学，还反抗整个中世纪的制度。人文主义，像原始的基督教，本身就拥有翻天覆地的革命力量。像赖希林、伊拉斯谟及其他北方的人文主义者，是16世纪伟大宗教改革的先驱。
第十九章
民族国家的形成
306.导言
中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政治运动就是一些欧洲国家、小封建公国、半独立的城镇和自治城市，融合成为拥有强大中央政府的民族国家。这一运动伴随着，或者说是存在于，封建制度的瓦解、城镇自由的丧失与国王权力的增长。这是作为在欧洲事务中具有真正力量和理想的神权与君权衰落的对应产物。教皇和皇帝组建由基督教世界构成的单一社会的尝试失败了，欧洲此时正在依照新理想重建独立国家，或民族国家。
许多事情促成了民族和政府的统一，不同国家的运动有着不同的有利条件。然而，有一些国家的情况却与集权趋势相反，那么这些国家便进入了没有民族主义的近代社会。但在英格兰、法兰西和西班牙，情况似乎都趋于统一，并且到15世纪末，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强大的君主专制制度。然而，即便那些没有出现国家政府的民族中，通过民族语言和文学的形成、共同感情和愿望的发展也取得了走向统一的进步，因此这些种族或民族显然只是在等待国民生活成熟期到来的幸福时刻。
君主制度的崛起和封建制度的衰亡，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取代了软弱无常且相互冲突的封建贵族或其他地方政权统治，都极大地有利于法律和良好秩序的建立，为近代的发展与文明铺平了道路。
在这些变化中，包括市民和贵族在内的所有阶级的政治自由确实都被颠覆了。但失去了自由权，却找到了民族性。而且相信人民可以赢回自由。这些坚定的市民：城市的商人、工匠、律师，在11世纪时，展现出其强大于领主的一面，不久之后，在自耕农的帮助下，也会证明自己比国王强大。欧洲应该不仅有序，而且自由。立宪制、代议制政府即将从君主专制之中崛起。
第一节
英格兰
307.总述
英格兰人的起源已如前述，并追溯了其在撒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人统治下的发展。此处将简述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house）直系及旁系统治下的命运，一直讲述到1485年标志着英格兰近代史开端的都铎王朝（Tudors）。
金雀花王朝国王世系始于1154年玛蒂尔达王后和安茹的金雀花若弗鲁瓦（GeoffreyPlantagenet）之子亨利，止于1485年的理查三世。该王朝在其直系及兰开斯特与约克（LancasterandYork）两个旁系的统治下，持续了331年，历经14代君主。(152)金雀花王朝的时代是英格兰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正是在这些国王的统治下，英格兰宪法呈现出了现有的形式，这些宪章与法律被公认为英格兰自由的堡垒。而且，这一时期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有着深远影响，因而使其成为令人难忘的时代。
这一时期主要的事件有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Becket）的殉道、英格兰丧失其在法兰西的领地、同约翰王斗争产生的《大宪章》（MagnaCharta）、下议院的形成、征服威尔士、苏格兰战争、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
（一）大主教殉道至苏格兰战争（1172—1328）(153)308.托马斯·贝克特的殉道（1172）金雀花王朝第一代君主统治时期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是一个悲剧：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谋杀案。这一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其产生于占据中世纪绝大部分历史的君权与神权之争。
托马斯·贝克特被刺
导致这场悲剧的原因如下：在亨利统治早期，托马斯任大法官，是其宠臣。托马斯在宫廷上给亨利留下了忠厚的错误印象，亨利认为如果托马斯当了大主教会更好地为他效劳，便任命其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托马斯就任后却在规劝君主时说：“我警告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友谊很快就会变成苦恨。”
预言不久就应验了。作为大主教，托马斯在涉及神职人员与民事权利之间关系的几件事情上同国王发生了冲突，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涉及世俗法庭审判神职人员。
欧洲不同国家教会法庭管辖权均有扩张（详见第136条）。此时英格兰的宗教法庭通过征服者威廉的授权与自行篡夺，权势极大，以至过度限制了君权；而且神职人员全部免受普通法庭的管辖。由于教会法庭不能判处比监禁更严厉的惩罚，因此常常发生神职人员犯下滔天大罪，乃至谋杀，都难以受到应有的处罚，甚至根本没有受到惩罚的事情。此外，据说这些法院的法官在处理自己体制内的被告之时过于宽大。
亨利下定决心，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一样都纳入民事法庭管辖。为此，1164年他制定了所谓的《克拉伦登宪章》（ConstitutionsofClarendon），是“上辈惯例、自由与尊严的可靠部分”，其中规定神职人员犯罪应交由国王的法官审判，如果这些法官认为有权审判的案件，没有国王的同意，不能从主教法庭上诉到教皇法庭。
托马斯犹豫再三后，还是发誓遵守宪章，但是他很快又反悔了，并寻求获得教皇对此誓约的解除。他认为这些法令剥夺了教会必要且不容置疑的权力与特权。
他的做法导致了他与国王之间长期而激烈的纷争。最后，亨利的耐心耗尽了，他的四位宫廷骑士将此解读为有意铲除托马斯。这些人在坎特伯雷大教堂找到了大主教，并在祭坛的台阶上将其谋杀。
当时的人们认为托马斯是殉道者，是为了维护教会的特权而牺牲，而其在大教堂的坟墓成了朝圣之地。300年后，诗人乔叟在朝圣者的陪伴之下踏上了前往此地的朝圣之旅，并为其著名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奠定了基础（详见第330条）。
托马斯被谋杀后，民众的态度迫使亨利放弃了执行《克拉伦登宪章》条款的想法。而且，他不得不通过在殉道者墓前接受坎特伯雷修道士的鞭挞来表达其对参与到这一罪行中的忏悔。他的屈辱令人回想起几乎整整100年前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的屈辱，因此被视为英格兰的卡诺莎之辱。
309.英格兰丧失其在法兰西的领地（1202—1204）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后，诺曼底公爵威廉成为了英格兰国王。但他还拥有法兰西国王的封地，因此仍是他的封臣。除了某些短暂间隔外，这些欧洲大陆上的土地一直由英格兰国王威廉的诺曼继承者统治。此后，安茹伯爵亨利成为金雀花王朝的首位国王，大大地扩张了他在法兰西的领地。亨利掌控着法兰西西半部的领土，实际上这比他在英格兰的领地还大；但是，因为他是法兰西国王的封臣，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要效忠于法兰西国王。
一种强烈的嫉妒感在两位君主之间产生，很明显是无法避免的。法兰西国王曾经想找些借口剥夺其对手在法兰西的领地。1199年，当约翰王继狮心理查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机会终于来了。这位可恶的暴君坐上王位不久，普瓦图（Poitou）的封臣便指控他对当时的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不敬。腓力召约翰出庭，在法兰西同僚面前澄清对他的指控。约翰拒绝出席，这样，约翰在法兰西的所有领地被宣布充公（1202）。腓力立刻入侵诺曼底。在随后的战斗中，约翰抓获了宣称对英格兰拥有继承权的侄子亚瑟。但亚瑟很快就失踪了，约翰理所当然地被指控谋杀了他。腓力又于此时命令约翰出庭，并澄清自己的新罪名，可约翰再次拒绝传唤。腓力内心对约翰极度反感，趁此机会又剥夺了他除阿基坦南部以外的所有法兰西领地。
这些领地的损失是英格兰的一大收获，因为安茹的国王们已经推行了一项政策，如若取得成功，英格兰将成为欧洲大陆国家的附属国；此时危险解除了。正如弗里曼所言：“英格兰一直是安茹的属国；但阿基坦此时却是英格兰的属地。”
约翰王
310.《大宪章》（1215）
《大宪章》被认为是英格兰自由的神圣保障，是英格兰贵族与神职人员同约翰王角力的工具，其中对人民的古老权利和特权进行了明确界定和保障。
导致了这一重大事件的原因尽可能简洁地叙述如下：因诺曼征服而进入英格兰的外籍国王中，有些无视本地的风俗与制度，以专横独裁的方式进行统治。从约翰王所体现出的人物性格中不难得知，其在暴政和邪恶程度上远超历代国王。
约翰因填补英格兰教会的空职同教皇产生争执，导致自己被开除教籍，整个王国被停止教权，最终约翰为了表达效忠教皇，将英格兰作为封地献给了教廷，换取了与教会之间的和解（详见第228条）。
在成为教皇的封臣之后，约翰比以前更为傲慢。王国的贵族均因其对他们的多次侮辱和中伤而怒火中烧，此时在爱国人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StephenLangton）的建议和鼓励下奋起反抗。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阶层支持国王。这场运动是国民的起义，对恢复具有悠久历史的自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暴君被迫屈服。约翰王在离泰晤士河畔的温莎（Windsor）不远的平坦草地兰尼米德（Runnymede）同贵族会谈，并在其将要接受的宪章上盖上了自己的印鉴。
《大宪章》以亨利一世所授予的早期宪章为基础，条款立即体现出了这一庄严文件的性质，以及人民借机表现出的不平，其重要条款如下：第12条除非得全民议事会之许可，否则王国之内不得征收免役税(154)与贡金。例外有三：即赎回本人身体之时、王长子受封骑士之时、王长女头婚出嫁之时，且以此为目的所收贡金数目应当合理；(155)……第39条除受同等地位之人或依照国之法律合法判决以外，不得对任何自由人采取扣留、监禁、剥夺财产、剥夺公权、放逐或以任何方式剥夺其地位等措施，也不能对其使用武力或派人对其使用武力。
第40条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拖延法定之权利或公正之判决。(156)除了这些条款以外，还有一些条款废除了许多滥用的权力，并确认了城镇和不同阶层的自由人所具有的各种历史悠久的权利与特权。
贵族们对约翰的诚信没有信心，为确保其遵守宪章的规定，他们强迫他住进了伦敦塔，并任命24位贵族和伦敦市长为“王国自由的守护者”，如果国王违背自己的誓言，有权向国王宣战；如此小心翼翼地捍卫着英格兰自由的守护神——《大宪章》。
《大宪章》并未创造新的权力和特权，其要点仅仅是重申和确认已有的惯例与法律。约翰很快就违反了其中的规定，且其许多继任者也都对其置之不理；但是人民始终坚持把它作为自由的保证与守护，一次又一次地强迫暴君们重申和确认其条款，并庄严宣誓遵守所有的规定。
《大宪章》保障了全世界所有讲英语的民族继承宪法赋予的自由，其深远影响必定会一直被认为是热爱自由的人民从专制君主一方得到的最重要的让步。
311.下议院的源起（1265）
约翰的儿子兼继任者亨利三世统治时期（1216—1272），见证了英格兰宪政自由的第二个重要进程，就是下议院（HouseofCommons）的形成。当时的大议会（GreatCouncil）由贵族和主教组成，又是君权的失当，导致了英格兰国民议会形式的巨大变化。正如利伯（Lieber）所言，自由往往都源于昏庸的国王，不过无须对其表达感谢。
亨利的残暴与其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违背了遵守《大宪章》规定的誓言，在王室中安置外籍宠臣，其专横统治激起所有阶层的愤怒。用一位同时代人的话来说，英格兰人“就像法老手下的以色列人一样”备受压迫。最后的结果是，贵族与人民一道发起了类似于约翰王统治时期的起义。
起义的领袖是率领第一次征讨阿里乌斯派的西蒙·德·蒙德福特的儿子西蒙伯爵（EarlSimon）。西蒙伯爵虽然是位外国人，但与亨利授予职位与头衔的诸多外国人大不相同。他同英格兰人一样，积极捍卫英格兰古老的法律与惯例。亨利承认他比害怕“世界上所有的电闪雷鸣”更害怕西蒙伯爵。
国王与自己人民之间的战争很快就打响了。1264年，在雷威斯战役（BattleofLewes）中，国王的军队大败，亨利被俘。
西蒙伯爵此时所做之事，使其受到英格兰人民的永久感激。为了团结其所代表的各个阶层，他以国王的名义发布命令，召集除亨利国王追随者以外的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到议会开会；同时发出类似的命令，指示不同郡县的行政司法长官“从其郡县体制内派遣两名骑士，再从其所辖的每个城镇或区市各派两名公民或市民”（详见第260条）。
虽然不同郡县的骑士发现出席国民大会非常烦琐，有几次派的是个人代表参加(157)，因此代表原则并非此时首次引入英格兰宪法，但这仍是首次无头衔的普通市民同贵族、主教、骑士一起参加国民大会，共商国是。(158)1265年的这次会议，可以认定为下议院诞生的日子。参会人员的构成为骑士、市民和起初软弱而胆怯的普通群众代表，这一群体对上议院议员们大为敬畏，但却最终注定成长为不列颠议会（BritishParliament）的掌权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