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迈尔斯教授讲世界历史：世界近代史
宗教改革时代
从1492年美洲大陆的发现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第一章地理大发现与近代殖民的开始
1.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经常被用来作为中世纪结束与近代社会开始的标志，其对新大陆开发有着如此重大意义，我们应该根据其功绩而给予这个热那亚人以荣誉。然而我们必须牢记：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单个事件或条件可以真正标志着旧秩序的终结和新秩序的开始。新世界的发现并没有开创新时代，而是新时代发现了新世界。哥伦布的创举是商业进取精神与科学好奇心的自然结果。自十字军东征后几个世纪以来，正是这样的进取精神和好奇心，一直不断扩展着欧洲大陆商业活动的规模并拓宽了欧洲人的视野。而哥伦布海上航行之旅只不过是15世纪末与16世纪初欧洲人几次伟大航海征程中比较幸运的一次而已。
这个时期出现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宗教运动，这些运动昭示着人类文明即将——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思想领域，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这个时期见证了文艺复兴，到处涌现了非同寻常的思想、喧嚣和进取精神。(1)这场思想运动足以标志着我们所谓新时代的开始，人类历史上任何伟大纪元的开端和结束，无论是基督教蓬勃发展时期，还是宗教改革时期，抑或是政治大革命时期，都不是由外在世界的事件所决定，而是由人类精神层面的思想运动来决定。
在政治领域，欧洲多个国家长期以来的中央集权倾向将一些小的封建建制集中起来形成君主制的、强大的、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样的趋势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民族国家发端了。这场政治运动在欧洲历史上有着无比重大的意义，而运动本身也往往被看作是两个伟大时代的分界线。
在宗教领域，到处充斥着不安、愤懑和抱怨，而这往往又是重大宗教运动的先兆。这样的宗教运动注定会把16世纪写入人类宗教历史记录之中而令人难忘。这场宗教运动也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某种分水岭。
与这些运动紧密相连的是三项伟大的发明，和当代的重大发明一样，这些发明也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并且有力地推动了思想和社会领域的变革。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受到了印刷术的极大促进和推动；君王同贵族阶级的斗争在物质上得到了火药的助推，火药的出现使得曾经昂贵的盔甲和坚固的城堡变得不堪一击，同时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取代了封建贵族的军队，这些常规的战斗部队成为了皇权的支撑与保障；而指南针的发明使得当时的伟大航海壮举成为可能(2)，其可靠的方向指引为这些航海家带来了出海远航的勇气并踏上了之前从未涉足的海域。
中国的指南磁人中国早期航海家使用的指南针雏形。枢轴之上安放小木人，伸出的手臂里边装了条形磁铁。
2.航海探索；海洋恐惧
为了体会当时地理大发现的航海家和探索者的丰功伟绩，我们需要牢记中世纪人们对地球未知区域一直拥有的恐惧。当时人们头脑里惯有的想法就是这些人类从未涉足的地方到处都是各种妖魔鬼怪和能喷火的黑龙并且一直笼罩在浓雾和黑暗之中。而海上布满可怕的漩涡和湍急的洋流，浅水区则是广袤的沼泽之地。当时一个迷信的说法认为大西洋就是地狱的入口处，日落时太阳发出的红色光芒即为明证。而在赤道以南，人们相信那里是无法通过的火焰带。这样的想法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深处，直到航海家真正探索到赤道地区之后才逐渐打破了这样的思想。
3.葡萄牙人的海上探索与“航海者”亨利王子中世纪末期海上探索发现之旅有着众多的刺激因素，而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找到一条连通欧洲与印度的新的海上贸易之路。通过水路到达印度的首批尝试者是那些沿着非洲大陆西海岸不断探索的水手们。葡萄牙在大西洋海域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为海上探索的先驱。整个15世纪期间，葡萄牙水手年复一年慢慢地向神秘的热带海域不断推进，并到达了非洲西海岸地区。而引领这些海上探索之旅的灵魂人物则是有“航海者”之称的亨利王子（1394—1460）。
1442年，葡萄牙航海者来到了几内亚湾，并在这里发现了非洲黑人的家园。这成为非洲奴隶贸易的开端，并注定形成了和美洲相关的几百年的历史。奴隶贸易甚至得到了当时最博爱的人士的肯定，原因就是，人们相信这些奴隶在自己主人的调教下会为失去的自由获得补偿。
最终在1486年，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holomewDias）成功抵达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就此通过水路到达印度的构想成为现实，后来这里被命名为“好望角”。但与此同时，非洲大陆能够延伸到如此远的区域的发现也令葡萄牙人感到有些失望。即使能够通过水路达到印度，但其过程却是如此的漫长和危险。这样的看法刺激着人们开始去努力找寻一条到达印度的更为便捷的路线。
4.哥伦布探索向西到达印度的路线的过程中发现新大陆（1492）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出生于热那亚，当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就是向西航行到达这个东方地区。当时很多真正的有识之士都已经接受地球是一个球体的思想。但是，这些人虽然朦胧地认可地球是圆形的观点，内心里仍然认为地球上可以居住的地方还是平的，而剩余的地方则由广阔的海洋所覆盖。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尽管学者们对地球的形状为球形以及陆地和海洋的表面都是弧形的，都能达成一致的认识，但是对陆地和海洋在地球表面所占的比例还存在着分歧。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地球表面海洋所占的面积更大。然而，一些人却认为地球表面3/4的地方，甚至更多是由陆地组成，中间只有狭窄的海洋将西海岸的欧洲大陆和东海岸的亚洲大陆分开。哥伦布也赞同第二个观点，并对地球的面积存在错误的认识，认为地球要比实际的面积小很多。因此，他确信向西航行三四千英里就可以到达印度。正是这些错误的想法，支撑着他的梦想并最终引导着他发现了新大陆（theNewWorld）。
哥伦布为航行所做的努力在最开始时遭受了反复的拒绝和挫折，最后终于得到了卡斯蒂利亚王国伊莎贝拉女王的认可；只有三艘小船组成的舰队开启其航程，并最终发现或者更应该叫作重新发现了新大陆。
哥伦布带领船队装载着从新大陆带回来的动物、蔬菜和几个当地人——这对欧洲人而言是一个全新的种族——返回西班牙，这在各阶层中间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所有人都对哥伦布的航海之旅充满无限的好奇。这样的冒险精神在西班牙苏醒，并促进了随后卡斯蒂利亚王国冒险家们的纷纷效仿，从而书写了西班牙历史上最令人震撼的篇章。
哥伦布总共四次航行到达新大陆，但是直到去世，他仍然不知道自己发现的是一个崭新大陆的事实。他一直以为自己发现的只是印度的一部分，直到现在，南北美洲之间的群岛仍被称作“西印度群岛”（WestIndies），而当地的居民则被称为“印第安人”（Indians）。直到16世纪中叶，人们才普遍接受，这个被比大西洋还要广阔的海洋与亚洲大陆分开的区域，原来是一片新的大陆。
哥伦布为西班牙和全世界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但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应得的荣誉。当时的人们对他充满了嫉妒，在第三次航行的过程中，哥伦布戴着镣铐被遣送回家。即使本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大陆，也被佛罗伦萨的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夺走了命名权，后者因写下了第一份广为流传的关于新大陆的记载而获此殊荣。
5.瓦斯科·达·伽马的航行（1497—1498）；葡萄牙人建立东方殖民帝国我们已经了解，葡萄牙航海家已于1486年在探索通往印度海上路线的航行中到达了非洲的最南端。不久，在哥伦布进行首次海上航行的6年之后，葡萄牙海军上将瓦斯科·达·伽马（VascodaGama）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最终在印度的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登陆。
通往印度的海上路线的连续发现为世界贸易航线和交通带来了巨大变化。里斯本港（Lisbon）成为东方贸易的补给站。威尼斯商人的贸易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亚历山大港上的仓库都空置起来。经红海到印度具有悠久历史的路线曾是远东和地中海地区的交通干线，这时变得无人问津，直到苏伊士运河修建之后才重新开通。
葡萄牙人的据点遍布非洲、亚洲海岸，以及太平洋群岛中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s）和其他岛屿。葡萄牙人修建了堡垒和工厂，并在这里逐步建立了强大的商业帝国。葡萄牙人的冒险精神和野心给了他们强大的动力，并谱写了葡萄牙历史上最为辉煌壮丽的篇章。
6.教皇分割线（PapalLineofDemarcation）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都是勇敢非凡而又举世瞩目的，但与葡萄牙人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Magellan）更为冒险的环球之旅相比则相形见绌了。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麦哲伦的探险之旅，我们有必要对教皇分割线稍加解释。
哥伦布航行成功归来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了调解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争端，颁布一道诏令，在亚速尔群岛以西300海里从北极到南极经大西洋划了一条分界线（后来又调整为向西810海里）(3)，并将分割线以西不属于基督教王公所有的土地划归西班牙所有，分隔线以东由葡萄牙航海家发现的异教徒土地及臣民归葡萄牙所有(4)。根据协议和教皇的诏令——这是以当时的理论为基础的，即海洋可以像陆地一样被任何强国所支配，并对其进行绝对控制(5)——葡萄牙人不得航行到西班牙所属的海域及不得到西班牙的领地进行贸易，反之，西班牙人也不得擅自进入葡萄牙所属水域与陆地。
这样，西班牙人就被达·伽马开通的经由好望角到达印度群岛的航线拒之门外，从而不能分得一杯令人垂涎的香料贸易的羹，除非西班牙人能够通过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的一些新的入口进入这些香料产区。
7.麦哲伦环球航行（1519—1522）当麦哲伦在委任哥伦布的伊莎贝拉女王的外孙——年轻的查理五世皇帝（EmperorCharlesV）面前，提出他通过向西航行而到达摩鹿加群岛或“香料群岛”（SpiceIslands）——他认为那位于西班牙水域(6)——的计划时，当时的局势大致如此。查理五世很赞同麦哲伦的航行计划，将一支由五艘小船组成的舰队置于麦哲伦的指挥之下。
麦哲伦率领舰队向西南方向横渡大西洋，希望在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的南方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在南美洲的最南端，麦哲伦发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条狭长的海峡。经过这条海峡，勇敢的麦哲伦命令自己的舰队继续前进，并在西方发现了一片广袤的海域。这片海域平静安宁，与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完全不同，麦哲伦将它命名为“太平洋”。
到达这片新海域的来自旧大陆的航海者们的探险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他们也表现出了无比的勇敢和坚毅。最终，1521年3月16日，麦哲伦到达了今天的菲律宾群岛，并将这些群岛命名为“菲律宾”，以此纪念查理五世的儿子及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人腓力二世。
在发现菲律宾群岛之后的第二年，舰队中仅存的破烂不堪的舰船“维多利亚号”搭载着200多名水手中幸存下来的18人驶入了西班牙塞维利亚港。世界航海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环球航行的壮举。最为惊险的航海纪录终于成功完成。德雷珀对此评价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辛的创举，没有任何其他成就可以超越甚至媲美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与之相比，哥伦布的航行都黯然失色。”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完全激发了那个时代的想象力。作家理查德·伊顿（RichardEden，约生于1521年）如此评价麦哲伦的航行：“毫无疑问，它是如此奇特和令人惊叹，这样的壮举从未有过，未来似乎也不会再次发生。西班牙人的航行超越了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们到达科尔基斯地区及之前所有的成就。”当时的另一位西班牙人宣布：“自从我们的始祖诺亚航行以来，航海史上再也没有听说过如此令世界瞩目的壮举。”
麦哲伦环球航行的壮举在思想界的影响超越了其对商业和政治领域造成的震撼。它变革了中世纪理论和思想的整个体系，让过去狭隘的地理观点靠边站，对地球形状和面积的争论就此永远终结。对地球“下边”是否有人类存在的学术界的两极论画上了句号。当时人们对行星上是否有人居住的认识和今天别无二致。
对跖点的嘲弄（来自科斯马斯《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依照比兹利《近代地理发端》中的资料）科斯马斯生活于公元6世纪。在《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中，他嘲笑了地球是圆形的思想，认为地球两端的人头朝下站立的说法是荒唐的。科斯马斯对地球对跖点存在人类的质疑和嘲弄的观点在整个中世纪都有捍卫者。
8.航海和地理发现进入新时代
一些地理学家认为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河川时期（PotamicorRiverStage）、内海时期（ThalassicorInlandSeaStage）和海洋时期（OceanicStage）。以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为起点的人类文明，其发展阶段和时期很好地界定或标记了文明发展的三个大的时期。
河川时期的文明主要局限于河谷，如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流域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个时期的主要城市如古埃及的孟斐斯和底比斯，美索不达米亚的尼尼微和巴比伦等都诞生于这些大河两岸。河流是这个时期的贸易通道。这时的船只较小，而航海技术还几乎不被人所知。
内海时期，地中海是文明的主要舞台。这个时期是由第一批技术成熟的航海者腓尼基人开启的。贸易和人口从河岸转移到地中海附近，提尔、西顿、迦太基、以弗所、米利都、拜占庭、科林斯、雅典和罗马等城市在内海时期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着各自的风流。这个时期的大部分事件都是以地中海为中心，因此，这里也被称为古代世界的主舞台。
海洋时期由我们前文所谈到的航海和地理发现所开启。在这个时期，海洋已经不再是国家之间的壁垒，反而成为了世界交流和贸易的天然航道(7)。
9.五大早期殖民帝国
海洋时期早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事件就是，大西洋海岸五个欧洲国家的扩张，即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格兰在东西两个半球发展殖民地和附属国，从而都成为强大的帝国。欧洲扩张成为更大的欧洲，其在现代历史上的地位，如同古代史上古希腊和古罗马扩张成为更大的希腊和罗马。
殖民帝国之间的相互嫉妒和利益冲突，成为自16世纪宗教战争以来近现代世界大规模战争的主要动因。因此，尽管探究欧洲历史发展的进程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但是我们也应当提醒读者注意这些欧洲帝国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利益争夺。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西班牙的一系列征服行动和其在新大陆的殖民扩张。
10.墨西哥征服（1519—1521）
西班牙人探索和征服的历史记载是由哥伦布的航海开启，这比历史上任何其他篇章更像一部传奇。这些历史记载讲述了：这些探险者为了青春不老泉猎遍陌生的土地而逐渐老去；为搜寻黄金国而经年走遍阴森森的茂密森林；探索旧大陆人从来未曾想象过的高山大洋；走遍世人根本无从知晓的河川海洋；几十名富有冒险精神的武士征服古老国度而积累了富可敌国的金银财宝(8)。
也许这个勇敢浪漫的时期里最为壮丽的探索之旅就是西班牙骑士发起的征服墨西哥的壮举。强大而又富有的“帝国”在西方大陆的传说不断在西班牙殖民者中间传播，在发现新大陆之后，西班牙殖民者很快就在墨西哥海湾定居下来。这些传奇故事点燃了西班牙殖民者的冒险精神和想象力，以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doCortes）为首的五六百名步兵和16名骑兵的远征军向墨西哥进发，企图让这个荒蛮之国彻底“皈依”。这次征战大获成功，西班牙人成为墨西哥大部分国土的主人。
西班牙征服者们摧毁的并不是当代西班牙编年史作家口中的“帝国”，而是一个由三个印第安部落组成的类似于北美洲易洛魁族联盟（IroquoisConfederacy）的联邦(9)。其中阿兹特克人（Aztecs）的部落是联邦的首领，因此得名阿兹特克联邦。而联邦首领或酋长名叫蒙特祖玛（Montezuma）。
美洲大陆被发现时，阿兹特克人发展到了所谓的“野蛮时代的中期”，而这相当于地中海各种族在公元前2000年达到和经历的文化阶段。他们采用的是图形文字系统，宗教是太阳崇拜。阿兹特克人是食人族，祭祀时就拿俘虏作为祭品。他们除了狗之外，对马、牛或其他有用的驯养动物都一无所知(10)。粮食作物中，他们培育玉米，但不种植小麦、燕麦或大麦。他们土地公有，群居在大到足够容纳10到100个家庭的房子里。西班牙作家们都将这些大型的房屋称为“宫殿”和“公共大厦”。毫无疑问，这些建筑与今天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建造理念完全相同。
11.秘鲁征服（1532—1536）
征服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不久后，对秘鲁印第安人的征服也开始了。秘鲁印第安人的文明程度要高于墨西哥印第安人。秘鲁文明中有几个要素都被拿来与古老的亚述文明相比较。不仅帝国的大城市里到处都有辉煌的庙宇和宫殿，整个国家到处都可以见到雄伟的公用设施，如公路、桥梁和沟渠。印加的政府，皇室或统治阶层，施行的是一种温和的父权专制。
关于印加帝国的巨大财富，宫殿里随处可见黄金物品——据称是纯金的——热情洋溢的传说，通过达连地峡传到西班牙人的耳朵里。不久之后，一支不足200人的远征军被组织起来，去征服这个国家。其领导者就是残忍无知、铁石心肠的冒险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Pizarro）。
由于叛徒的出卖，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Atahualpa）被皮萨罗俘虏。阿塔瓦尔帕提出用填满他能够摸到顶的用于囚禁他的囚室的黄金器皿作为释放自己的赎金。皮萨罗接受了这个条件，整个印加帝国的宫殿和庙宇里的金器都被洗掠一空，那个囚室塞满了珍贵的文物。据估计，这些金银财宝的价值超过了1500万美金。当这笔巨大的财富落入西班牙人手中之后，西班牙人却背信弃义地处死了国王（1533）。随着阿塔瓦尔帕的死去，印加王朝的统治也永远地瓦解了。
12.西班牙在新世界殖民的开始
直到哥伦布发现西半球的100多年后，英国人才在现在的美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唯一一个永久居住点，但是在西班牙探索和征服的新世界土地上，开始涌现出大量的找寻财富和功名的西班牙冒险家和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岛、墨西哥、中美洲，沿着安第斯山脉朝向太平洋的一面高原地带，那些曾经组成印加王国中心地带的陡峭的、宜人的高原土地，作为矿业、农业和商贸中心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像墨西哥城、基多和库斯科等，这些新城市不过是被征服土著城镇的翻新和重建。
就这样，一个更强大的西班牙帝国在新世界崛起了。在16世纪结束前，西班牙在新世界建立的这些领地组成其强大帝国的一部分，而那里的金银矿则成为西班牙王室的主要财源。正是因为来自这些新领地的财富，使得西班牙在发现美洲大陆的随后百年欧洲事务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1)第二章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
13.背景介绍
当人类进入近代的时候，欧洲人正处于一场伟大的宗教革命的前夜。宗教改革运动是一次双向革命。它是一场反抗教皇权力的起义，造成自中世纪以来一直统一在教皇治下的宗教帝国中半数欧洲国家与教皇分离开来。这场脱离运动取得了成功，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一场革命——新教革命（ProtestantRevolution）。
但是这场运动绝非仅仅是反抗教会权威的革命。它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宗教中存在的某些邪恶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并引发了对西方宗教和道德思想的伟大革新。因此，称其为改革——宗教改革（Reformation），也是恰当的。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这场运动是个双重的运动。只有当人们从这个观点的两面去考虑的时候，它的复杂性才能被巧妙地观察和恰当地解释。本章我们将探讨一下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发生的原因及开始，随后的章节里我们将谈谈其在北欧主要国家所造成的影响和声势。
14.宗教改革发生的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是什么使得一些北欧国家对教会和宗教权力产生不满并试图从古老的基督教会中脱离出来。
首先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场伟大的思想觉醒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近代社会的开始。新的人文思想的倡导者和旧的神学思想的守卫者之间的对立，为这场宗教大分裂铺平了道路。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教会存在着最为严重的丑闻和各种滥用职权。对宗教领袖到教会成员展开彻底的变革，成为所有接受新思想洗礼的有识之士的共识。唯一的分歧就在于这场革新到底以一种什么形式进行，从教会内部还是从外部，是通过改革还是革命来进行。
第三个原因就是当时各国君主对教皇权力的嫉妒和教皇统治与各国爱国主义思潮的激烈碰撞。中世纪某些教皇提出的权力至高无上的思想已经无法维持，然而在很大的范围内，比如宗教职位的提名和任命、对牧师和教会财产征税、婚丧嫁娶等，都由作为宗教卫护者的教皇一手把持。因此，很多国家根本没有独立可言。很多我们现在认为属于国家主权的事务，当时实际上都由以罗马为中心的教会世界帝国所掌控。
这种局面可以和当代联邦制进行比较。在联邦国家里，每个人都要对两个权威效忠，一个是州政府，另一个是联邦政府。而在中世纪，每个人也都效忠于两个权威，一个是自己国家的君主，另一个是罗马教皇。正如美国内战之前很多美国人很难决定自己首先要对自己所在的州还是对联邦政府履行义务。在新教革命之前，每个人也是很难确定到底是对自己的国王还是对教皇效忠。对僧侣和其他教会人员来说，他们更倾向于效忠教皇（PapalSee），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教皇的教民而不是自己所在国家君主的臣民。
但是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政府经济利益的冲突造成了很多的摩擦和麻烦。作为教会首领，教皇的巨大收入都来自其治下的国家。欧洲很大一部分土地资产都掌握在教会手里，而这笔巨大资产的收益中相当一大部分是以教会职员的圣职年俸和捐赠的形式收入罗马国库的。另外，由于教皇的贪欲，更多额外的税负在欧洲国家征缴。在一些国家，人民直接和间接给教皇的捐赠甚至超过了政府的赋税。令人不齿的是，这笔财富并不总是用来开展宗教活动，而是落在了像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VI）这样的只想满足个人野心和提高教会政治权力的教皇手中。
这样的情况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民族感情觉醒的时候达到了顶峰。这些不断强大的政府希望行使自己管理国家和扩大税收维持常备军及开展公共活动的权力。这样，各国君主的不满和愤恨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毫无疑问，北欧的这些国家更想脱离罗马教皇的统治，而不是渴望宗教自由或者思想变革。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场革命爆发的标志性事件与形势。
15.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和罗伊希林人文主义思想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可以通过北欧国家人文主义者的思想精神等实例得到最好的诠释。
来自鹿特丹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1467？—1536）是北欧人文主义思想运动的领导者，而南欧的领导者是彼特拉克（Petrarch）。伊拉斯谟著名的讽刺诗《愚人颂》（PraiseofFolly，1509）直指社会各阶层的弊病，尤其是鞭挞了“披着神圣外衣的非圣人”的罪恶。不久之后（1516），伊拉斯谟出版了他的从希腊文《新约》翻译而来的拉丁文《新约》。这些作品为北欧人民的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思想和精神基础，并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作为旧经院哲学的卫道者的神学家们和新人文主义倡导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这是进入近代以来，神学与科学长期斗争的第一阶段。双方交锋主要集中在关于学者探索自由和神学理论权威的局限性。这场纷争的焦点人物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约翰·罗伊希林（JohnReuchlin，1455—1522）。15世纪末，罗伊希林为了学习希腊文，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了意大利，拜在大师的门下。
双方的敌对情绪不断激化。憎恨犹太人的神学家们提议把犹太人的书籍没收焚毁，理由是这些作品对基督教缺乏友善。罗伊希林是当时最优秀的希伯来语学者，当局问他对神学家们的提议有何看法时，他表示反对，并借此机会表达了很多犹太文学作品对基督教徒大有裨益，值得一读的观点。罗伊希林为此遭到了教权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德国大学和巴黎大学里的很多神学家对罗伊希林的观点予以谴责，而以伊拉斯谟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却给罗伊希林写信表示赞许和鼓励。罗伊希林将其中部分书信结集出版，名为《明士书简集》（LettersofIllustriousMen）。
书简集的出版给罗伊希林的朋友带来很大的触动，其中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骑士诗人乌尔里希·冯·胡腾（UlrichvonHutten，1488—1523）联合其他友人创作了《蒙昧者书简集》（LettersofObscureMen）。这部书中的信件都是虚构的，挑选“最上等的恶劣拉丁文”集结而成，里边包括了各种荒唐之事，对那些反对罗伊希林的神学家们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挖苦。而对人文主义者来说，这部书简集恰如莫尔（More）写给伊拉斯谟的信中说的那样“绝对的有趣”。
伊拉斯谟
16.人文主义运动向宗教改革运动的转变人文主义者对神学家们的抨击主要不是出于宗教感情或道德愤怒的刺激，而是由于对求知求学的热爱和对新学反对者的无知和腐朽的谴责。双方的争论现在进入了更为激烈的阶段。它呈现出宗教辩论的特征，成为一种良知，并裹挟着政治事件，最终发展成为双方之间公开的论战。
对于这些在德国展开的事件的简单叙述完美体现了当时情况的特殊，最重要的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和狂热激情的伟人的出现，给这场历史运动带来了新的趋势。
17.赎罪券；炼狱
由于这场辩论主题以教皇赎罪券的新形式出现，这里有必要对与这场伟大革命的开端关涉甚大的名词——赎罪券（Indulgences）——进行解释。
赎罪，按照路德时代德国神学家们的理解与定义，指的是对那些基于原罪，其过错被原谅后仍留在人身上的罪恶免于现世的惩罚(12)。它是对虔诚、慈善和怜悯行为的嘉奖，其行为往往包括对穷困者施舍钱和物，从而促进全社会的善行，只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生效，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原罪的供认不讳和真诚忏悔。
由于反对赎罪券主要因其对炼狱灵魂的应用及与之相关的滥用，所以，这里也有必要对“炼狱”（Purgatory）加以解释。
根据天主教教义，来世包括三个地方——地狱（Hell）、炼狱和天堂（Heaven）。这种思想就包含在中世纪伟大的诗人但丁的《神曲》（DivineComedy）之中。炼狱指的是处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地方或状态，在这里，灵魂注定历经磨难而得到净化，进而获得永生。这种惩罚的中间地带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根据天主教教义，灵魂在这个净化之所能够得到帮助，而死者活着的友人以他的名义进行祷告和善举都能让死者灵魂因赎罪而让这种磨难期缩短。因此，但丁在净化山上遇到神灵告诉他由于其朋友们的祷告使得他经历的磨难期得以缩短。中世纪的教堂里很多都对捐助者的灵魂安息进行弥撒。但是，不仅现世朋友的祷告可以将灵魂从炼狱中释放，而且因为友人的善举和施舍而进行赎罪也可以让这些灵魂从苦难中解脱。
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赎罪券经常被教皇们以各种目的发放。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大赦(13)（PlenaryIndulgence）经常被授予所有戴上十字架的人。授予赎罪券经常作为修建和维护教堂、修道院、桥梁和为了促进其他地方公共事业募集资金的一种方式。修建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大部分资金就是如此得来的。
18.台彻尔及他对赎罪券的宣传
利奥十世（LeoX）1513年当选为教皇后，发现教会的财库几乎空空如也，他急需资金来开展自己的各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修建圣彼得教堂，而他能利用的权宜之计就是兜售赎罪券。他将在大部分德意志地区发放赎罪券的权力授予美因茨的大主教阿尔伯特（ArchbishopAlbertofMainz），而阿尔伯特任用了来自多米尼加的修道士约翰·台彻尔（JohnTetzel）为其代理人。
大主教在选用自己的代理人上是不幸的。台彻尔执行大主教委托的方式却引起了巨大的丑闻。他和下属在规劝人们遵从赎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捐钱——时所使用的语言有失得体且夸大其词。
结果就是，关于赎罪券效果的错误观点开始在无知而又盲信的人群中传播开来，许多人受到了台彻尔及其手下宣传的误导，以至于认为只要他们为罗马圣彼得教堂的修建捐款，就可以免于所有原罪的惩罚，而根本不用考虑其他条件，比如悔过和弥补罪恶的目的等。因此，正义之士发动起来，反对狂热的修道士的做法。这些抗议活动如同长期积累的暴风雨的低语，很快就席卷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整个欧洲。
19.马丁·路德和他的罗马朝圣之旅站在反对和谴责台彻尔兜售赎罪券这种方式最前列的就是奥古斯丁教会修道士同时也是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师的马丁·路德（MartinLuther）。这位伟大的宗教改革者1483年出生于德意志的萨克森。路德出身卑微，父亲是一名穷苦的矿工。父亲为他规划了一条从事法律职业的道路，但是他却断然转身离开俗世进入了修道院。
马丁·路德
在台彻尔出现在德意志之前，路德已经由于其学识和虔诚而声名远扬。在此之前几年，路德为了教会利益已经进行了罗马的朝圣之旅（1511）。他当时对罗马和教皇的虔诚不容亵渎。在他的眼中，罗马就像耶路撒冷一样神圣，而罗马教皇在他心目中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对炼狱毫无怀疑之心，他甚至对自己父母还在世间感到遗憾，否则他就可以在神圣的罗马古城为父母的灵魂祈祷并使其脱离所受的折磨。
但是路德在罗马所见到的一切却给了他的虔诚当头一棒。他曾设想罗马所有人都“沐浴在这里神圣的氛围之中，对上帝永远的敬重与虔诚”。然而，他看到的却是奢华和怀疑，对于神圣的宗教教义毫无敬意，生活荒淫无度。所有这一切都给心情沉重的路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已经播下的种子，注定要收获。
20.《九十五条论纲》
路德罗马之行6年后，台彻尔开始在维滕贝格大学进行他的赎罪券宣传。我们前文已经讲过宣传的形式简直是丑陋不堪，但是当地的民众却趋之若鹜。路德为此大为沮丧。他无法让任何权威对这样的丑闻进行干预，便决心自己亲自处理。于是他起草了关于抗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Theses），并把这些论纲钉在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之上。这在当时是学者们的常见做法，将自己对所有外来思想的不同意见形成自己的主张并张贴出来。
通过出版，《九十五条论纲》传播开来。所有阶层，尤其在德意志地区，都渴望对这些论纲进行阅读和评价。台彻尔针对这些论纲也提出了自己的反驳论纲。神学家们也加入了论战，空气中弥漫着双方辩论的味道。刚开始时，教皇利奥十世本打算对整个事件轻描淡写地处理，宣布这“只是修道士之间的争辩而已”，但是最后，教皇感觉到了压力，决定对路德采取措施。教皇颁布诏令，禁止路德在各个场合发言。
21.路德《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1520年7月）路德听说了教皇很快就会针对他颁布诏令，他对德意志贵族阶级发表了著名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AddresstotheChristianNobilityoftheGermanNation）来迎接诏令的到来，这篇演讲被称作“宗教改革宣言”。这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最具历史意义的论纲和反驳、诏令与禁令、宣言和呼吁。实际上，它就是德意志民族向罗马教皇发出的独立宣言。
路德主张，王公、贵族和市民都应该停止对教皇支付圣职者首年捐(14)（Annates），或者首年捐全部被废除；“所有任命都不应由罗马教皇确定”；除了涂圣油和加冕，教皇没有任何高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俗教士（不受出家戒律约束的教士）有结婚或不婚的自由(15)。
22.路德焚烧教皇诏令（1520年12月10日）最终，罗马的诏令（PapalBull）传到了路德手中。诏令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中选取了41条并冠以“异端”或“诽谤”的罪名，禁止所有人阅读他的著作，并命令将他的书籍烧毁；如果他本人在60天内无法改正自己的错误，他和他的支持者都将“因异端邪说而遭受惩罚”。
路德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他决心焚烧教皇的诏令。在维滕贝格大学校门外燃起熊熊大火，面对聚集的医生、学生和市民，路德将诏令连同罗马教皇的教令还有反对者的书籍统统抛入烈火之中。这一大胆的举动引起了狂风暴雨，其声势“响彻天宇，通达八方”。路德写信给自己的一个朋友说，自己相信这场风暴绝不会平息，直至审判日的到来。
23.沃木斯议会（1521）
局面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整个德国都在抗议，教皇的权威受到了威胁。教皇的禁令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教皇利奥现在寻求刚刚登上皇位的查理五世的帮助来终止路德异端邪说的传播。教皇希望能够把路德送到罗马进行审判，而路德的友人却劝说查理不要听从教皇的要求，而是允许路德在德意志陈词。因此，路德收到皇帝的诏令，要求他前往沃木斯参加由王公、贵族和德国牧师组成的会议，仔细研究国家事务，尤其是关于当前巨大宗教争议的事务。
路德的沃木斯之行是一种胜利和进步。所有德意志人的视线都投向了路德，民众聚集在他经过的街道两旁，这表明了整个德意志的心脏都被搅动了。当路德来到沃木斯的时候，其所到之处都聚集着大量的他的同情者和支持者。(16)当路德第一次出现在庄严的议会上时，他看上去有些局促，但是他很快恢复了镇静。他的著作就摆在身前，在被问到是否愿意撤回自己所写的东西时，他要求给自己一天的时间来思考如何回答。第二天，路德再次被带到议会，他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撤回这些论纲将会给罗马暴君新的力量和勇气。我不能，也不会收回自己写过的任何东西，除非能够证明我写的一切违反了《圣经》或绝对的理性，因为违背良知的事情既不安全也不正确。”他的结束语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我义无反顾；我站在这里，上帝与我同在。”
尽管一些人希望把路德投入烈火中烧死，然而皇帝发给他的让他能够来到议会的安全通行证保护了他。路德虽然得以安全地离开，但是帝国的禁令也随之而来。
24.路德在瓦尔特堡（1521—1522）庆幸的是，路德有很多有权势的朋友，他自己母邦的领主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FredericktheWise）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担心路德的安全，选帝侯命令一队骑士戴着面具在路德离开沃木斯议会后就开始护送他一直到达瓦尔特堡（Wartburg）。路德在瓦尔特堡隐居了一年的时间，只有几个朋友知道这个秘密。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路德忙于撰写宣传册和翻译《圣经》。当时德国的改革者经常用《圣经》经文来挑战反对者，“《圣经》里可以得到证明”，“《圣经》里就是这样写的”，改革者时不时搬出这样的话语来反驳不同意见的人。因此，有必要使圣经能够让所有人都能读懂。(17)正如路德所言，让那些古代先知说德文。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路德做到了，直到今天整个德国仍然为此骄傲。
路德给了德意志德文版的《圣经》，他对德语的贡献堪比但丁凭借《神曲》对意大利语的贡献。凭借翻译《圣经》，路德最终从各种德意志方言中创造了统一的德语。
25.农民起义（1524—1525）
一年多的时间刚刚过去，路德就再次陷入了麻烦。一些激进的改革者在布道时言辞过于激烈和暴力，路德不得不离开瓦尔特堡。他突然出现在维滕贝格，给当时骚动不安的德意志带来暂时的克制。
但过了两三年，麻烦却再次出现，而且更加复杂和严重。德意志士瓦本（Suabia）和法兰哥尼亚（Franconia）的农民被封建领主的疯狂压迫所激怒，再加上宗教狂热的刺激以及宣道者卡尔施塔特（Carlstadt）和闵采尔（Münzer）的鼓动，他们发动反抗贵族、教士等一切权威的起义。(18)城堡和修道院被抢掠和焚烧，并发生了可怕的骚乱。起义最终被镇压，但是10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德国南部大部分地方遭受重创。很多人指责改革者，认为他们的布道才是这次狂热的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19)26.教会财产世俗化尽管出现了这么多的曲折，改革还是取得了迅猛的进步。对于世俗的王侯来说，路德认为教会应该受到限制，他们的财产应该被罚没充公并应用到教堂、学校和慈善机构的维护方面，这样的主张完全赢得了王公们的青睐和支持。(20)王公们很快采取了行动，并走得更远。在路德发表对德意志贵族的演讲和对隐修誓言的抨击，并指出这样的誓词有违真正的基督教教义的数年之后，所有转变为新教的德意志邦国的教会财产都被没收。
在瑞典，路德的信条很早就获得了立足之地，几乎所有老教会的财产都通过国家议会法案收缴到国王古斯塔斯·瓦萨（GustavusVasa）手中（1524）。这笔财富极大地提高了瑞典君主制的权力和威望。
而在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VIII）镇压了修道院，并把修道院的大部分财富用于世俗的用途。
然而，在这一时期，教会财产世俗化的经典案例则是条顿骑士团提供的。在新教徒起义的初期，这些修道士骑士统治着二三百万人。当改革运动遍及整个德意志的时候，骑士团大团长(21)（GrandMasteroftheOrder）成为了新教徒，并把原来兄弟会的领地变成名为“普鲁士公国”（DuchyofPrussia）的世系君主国（1525）。骑士们可以结婚并变成贵族。从而在原来的天主教土地上诞生了重要的世俗国家。
27.改革者被称作新教徒
革命的迅猛发展惊醒了古老教会的支持者。1529年，教会再次集会（第二次斯拜尔帝国议会，SecondDietofSpires）商讨对策。议会中天主教占据多数席位，他们通过了法案，剥夺新教王公和城市决定自己的领地信奉何种宗教的权力，并且在议会授权之前禁止宣讲新教教义。
德意志的6位王公和许多帝国城市联合发布对帝国议会法案的正式抗议，不承认在宗教和良知方面的多数约束少数的观点。因为这样的抗议，这些改革者从这时起就开始被称为新教徒（抗议者，Protestants）。
28.天主教反击及其原因和动力
在路德1546年去世前(22)，宗教改革运动在除西班牙和意大利外的大部分西方基督教国家都获得了强有力的立足点；即使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新教的传播也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几大因素的联合作用抑制了新教的发展，使得天主教会得以收复大片失地。这些主要因素包括新教徒之间缺乏共识、天主教采取反改革措施、宗教裁判所的兴盛、耶稣会的兴起、西班牙对天主教的狂热支持。
29.新教徒的分裂
在反抗罗马教皇的开始阶段，新教徒就分为三个相互敌对的教派——路德派（Lutherans）、茨温利派（Zwinglians）和加尔文派（Calvinists）。
路德派教义主要在德意志北部盛行，在丹麦、挪威和瑞典也被广泛接受，也曾传播到尼德兰，但很快就被加尔文派取代。在所有新教教派中，路德派对罗马天主教教义变更得最少。
茨温利派主要是乌尔里希·茨温利（HuldreichZwingli，1484—1531）的追随者，他们和路德派主要在有关圣餐礼和教会组织上的观点不同。他们的教义主要在德属瑞士流行，并由此传播到德意志南部。
加尔文派是约翰·加尔文（JohnCalvin，1509—1564）的追随者。加尔文出生于法国，由于受到迫害，离开法国来到日内瓦避难(23)，并将这里作为该派运动的中心。我们应该了解加尔文派传播的地域之广以及在十六七世纪的影响之大，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s）、苏格兰的圣约派（Covenanters，盟约派）、荷兰的尼德兰人（Netherlanders）（大部分）、英国的清教徒（Puritans）和清教徒前辈移民都属于加尔文派。(24)这些新教教派最后分化成诸多的宗派，每个宗派都固守着不被其他宗派认可的教义的某些次要点或坚持某些礼拜仪式，然而所有宗派都信奉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教义——“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byFaithAlone）。
现在，这些教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思想解放的改革者现在有机会去哀叹基督教早期困扰使徒保罗的同样的状况。一个说我是路德派，一个说我是加尔文派，另一个说我是茨温利派。甚至路德自己都称茨温利为异端，而加尔文派则不愿和路德派有任何瓜葛。
这些宗派之间的斗争和分歧给改革运动带了相当灾难性的影响。面对团结一致而又虎视眈眈的敌人，这些纷争大大削弱了新教的实力。他们的不和与纷争给了天主教强大有力的证据来反对整个改革运动。
约翰·加尔文
30.天主教反改革；特伦托会议（1545—1563）；卡罗·巴罗梅奥天主教会过去的邪恶和丑闻大大削弱了它的权威性以及对人们敬畏和良知的掌控。而对这些邪恶的纠正和丑闻的消除又使它重新恢复了失去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这种改革早在新教运动兴起之前就已经在罗马天主教中开始，而它在很大程度上由值得纪念的特伦托会议展开。特伦托会议是自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以来最重要的宗教集会，会议上讨论了改革者提出的所有观点。会议宣布天主教的经外传说在权威性上等同于《圣经》；它再次强调了教皇权力神授的观点；谴责路德派提出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它让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晰，甚至连徒步旅行者都不会对教义产生误解。它还要求所有的牧师和主教的生活都应该是基督教的纯洁和美德的典范。
会议的这些举措极大推动了对新教运动的抵制。对滥用职权这个引起教会大分裂行为的纠正也为成千上万“迷途羔羊”回归天主教会铺平了道路，并摆脱了过去教会传统信仰和权威松散化的危险。
特伦托会议精神在意大利改革者卡罗·巴罗梅奥（CarloBorromeo，1538—1584）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会议的改革精神在他那里得以实体化。巴罗梅奥成为米兰的大主教，他把12个世纪前罗马帝国衰退时期的圣·安布罗斯作为自己的偶像，并且也获得了圣徒的地位。巴罗梅奥革新并恢复了已经四分五裂的教会，改革了牧师们涣散放荡的生活方式，重新在教会中恢复了严明的教规，建立了一批教会学校和大学。正是因为他的辛勤工作和言传身教使得米兰城和周边地区诞生了新的精神生活，过去对罗马教会的普遍敬重重新被唤起，新教在意大利前进的步伐被遏制，而对罗马教皇的膜拜由摇摆不定再次虔诚坚定起来，很多被新教“异端邪说”带走的教徒重新皈依到天主教门下。
31.宗教裁判所
经过重新净化自身和清晰定义自己教义信仰，罗马天主教要求所有信徒从今以后绝对的服从。宗教裁判所开展了新的活动，异端邪说受到严酷的镇压。在所有拉丁国家，宗教裁判所裁判的决定都得到了世俗王公的支持，而在这些地方之外，当时的王公并不认可这样的宗教裁判，尽管荷兰和德国的一些地方在一定时期内也建立了这样的宗教裁判所。对顽固的异端分子，死亡——烧死和剥夺财产是最常用的惩罚方式。毫无疑问，宗教裁判所对在欧洲南部遏制宗教改革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是帮助意大利和西班牙保持了对古老教会的忠诚。
在此，关于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我们不应忘记，在16世纪，拒绝服从既定的信仰会被大多数新教徒及天主教看作是反社会的行为，并因此受到惩罚。在日内瓦，我们发现加尔文不遗余力地对塞尔维特（Servetus）进行审判并将其烧死，因为他发表了一些加尔文派认为属于异端邪说的思想；在罗马，我们看到布鲁诺（GiordanoBruno）因为不信仰天主教的教义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在英格兰，我们看到英国国教教徒（AnglicanProtestants）不仅对天主教教徒，而且对所有拒绝遵从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发动了最为残忍、激烈而又持续的迫害。
32.耶稣会；伊格纳修·罗耀拉；圣方济各·沙勿略耶稣会（SocietyoftheJesuits）是另一个强大的重建教皇权威的附属机构。其创始人为西班牙人伊格纳修·罗耀拉。伊格纳修是西班牙宗教狂热的化身。他的目的是成立一个宗教团体，团体的成员无比忠诚且精力充沛，足以应对改革者的热情。1540年，教皇颁布诏令建立耶稣会。
在成为牧师之前，伊格纳修是一名士兵，因此他赋予耶稣会以军事色彩。实际上，耶稣会的军事特征非常明显，以至于被称作是“为宗教目的而成立的军事机构”。我们在研究耶稣会士的性格及其行动时，应特别牢记军事原则在其中所占的主导地位。耶稣会的每个成员都被要求像士兵顺从上级的意志，并被教育自我牺牲和绝对服从是他们的基本美德。
耶稣会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上。他们的目的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学校和大学，就像征服一个国家首先要派驻军队一样。伊格纳修生前成立了100多所教会大学和神学院；在他死后150年的时间里，耶稣会建立了超过700所神学院。
新教曾经纪律严明、时刻警觉并毫不妥协，现在却分裂成相互敌对的派系，耶稣会在对新教的反击上做了大量的工作，麦考莱（Macaulay）曾经宣称：“耶稣会的历史就是天主教反击新教的历史。”正是因为他们在匈牙利、波兰、波希米亚和德意志南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曾经被新教侵袭并或多或少地远离旧信仰的地区再次回归罗马天主教的怀抱，比在教皇的统治下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到16世纪末，天主教收复失地的工作已大体完成。在这些曾经的天主教国家重新恢复天主教构成了欧洲宗教史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伊格纳修·罗耀拉
耶稣会的努力不仅促成了天主教在欧洲的恢复，而且把天主教的教义和权威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异教徒的土地上建立的所有神学院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圣方济各·沙勿略（SaintlyFrancisXavier，1506—1552），人称“印度使徒”。沙勿略在印度、日本和远东其他地区的活动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效果。
33.西班牙对天主教的狂热支持
正如英格兰成为新教的捍卫者和堡垒一样，西班牙也成为天主教在欧洲的坚固堡垒。西班牙的君主们将自己看作是天主教正统信仰的守护者，不仅在自己的领土上尽其所能地根除新教的影响，并且还将这样的举措推广到其他地区。他们重建天主教的统一的努力，让他们成为天主教收复失地的最重要的工具。
34.百年宗教战争
特伦托会议通过的法案使得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双方的争论在16世纪中叶上升到武力层面，随后爆发了百年宗教战争。在此期间，双方谁都不想退让半步。新教为了生存而竭力死战；而天主教会为了消弭分裂力量，让脱离而去的国家重新回到教会帝国的怀抱，修复基督教世界受损的统一，也是全力以赴。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会粗略地追寻敌对的教义在主要欧洲国家的命运变迁。而作为本章的结束，我们简要地谈一下宗教改革运动所造成的影响。
35.宗教改革运动的政治影响：脱离罗马及其意义新教革命作为一场革命，广而言之，其后果就是德意志北部、丹麦、挪威、瑞典、英格兰、苏格兰，以及瑞士和尼德兰的部分地区，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基本上都是日耳曼种族或语言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而主要的拉丁国家，即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连同德意志南部、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爱尔兰等，还是信奉古老的天主教，即使在某个时期曾经有过动摇，但最终还是返回到天主教阵营中来。(25)脱离天主教在政治上的影响，在历史学家泽博姆（Seebohm）的阐述中可见一斑：“曾经教皇作为宗教帝国的首领所拥有的政治权力被各国君主夺走。牧师和修道士们作为教皇的信徒被看作外来分子——因为他们是教皇教会帝国的臣民。凡是反抗教皇统治的地方，向教皇效忠的思想都被废除，而君主们则取得了绝对的统治权。有关婚姻和遗嘱的事宜主要还是由教会管辖，但是宗教法庭已经成为国家法庭而不再向教皇负责，所有这些事务都已由各国君主掌控。”
总之，教政分离意味着国家已经完全从罗马教皇的统治中脱离出来，并取得了完全的独立。这时的国家政府已经在宗教和政治事务上实现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管理的政体，这在中世纪时期是从来没有过的。
36.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和道德影响从宗教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北欧国家脱离教皇统治意味着这些国家从向教会效忠转向《圣经》。教皇法令和教会决定不再被看作是神授和具有约束力的；而《圣经》则被看作是神圣的并拥有无上的权威。从理论上来讲，每个人都可以对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拥有自己的解释。
宗教改革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让这个世界走向了宗教宽容。改革者虽然坚称自己有权对宗教事务做出自己的判断，但在实际上，他们却不容许别人拥有这样的权力。当他们拥有了这种权力之后，他们又前后矛盾地成为了疯狂的迫害者。他们认可天主教教义中的异端思想应该受到惩罚，只不过他们对异端有着不同的定义。在整个16世纪，宗教的不容异己的原则，用历史学家林加德（Lingard）的话来说，是“基督教世界国家公法的一部分”。不过，宗教事务的自我判断思想从逻辑必要性上给宗教宽容带来了有利的影响；因为你无法授予个人宗教事务权力的同时又对其宗教结论给予惩罚。因此，近代科学的发展、世界思想总体的进步、国家之间联系的紧密等，都在过去3个世纪里给宗教宽容带来了有益的影响，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必须要在宗教宽容史上给予一个突出的地位。
第三章
西班牙的崛起；西班牙与天主教的关系第一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统治（1519—1556）37.导言公元1500年，在尼德兰的根特市，一位王子诞生了，他注定要对16世纪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他就是查理，奥地利大公美男子腓力（PhiliptheHandsome）和西班牙斐迪南二世与伊莎贝拉女王的女儿胡安娜（Joanna）的儿子，后来著名的查理五世皇帝。
查理幸运地成为四大王室的继承人——奥地利、勃艮第、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这些王室由于政治联姻而结合在一起(26)。在查理19岁之前，由于先辈的去世，四个王朝的王冠都落到了他一个人的头上。
尽管有这么多的世袭的王位等着他，年轻的查理最先得到的却是通过德意志选帝侯选举产生的圣罗马帝国的皇冠。选举完成后，他成为查理五世皇帝，而在此之前，他只有卡洛斯一世的头衔。
38.权力平衡被西班牙打破
在中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对意大利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入侵，这让其他国家都警觉起来，唯恐法国在欧洲事务中获得过度的影响力。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局面，欧洲其他国家组成一个联盟，把法国挡在其合适的疆界内。这就是欧洲著名的“大陆均势政策”(27)（BalanceofPoweramongtheEuropeanStates）。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维持这种均势”一直是欧洲各国外交的基础。政治家们都尽力确保没有国家可以获有过多的权力或影响力来威胁到其他国家的独立。尽管如此，仍然不断有某个欧洲国家的过度崛起来打破这种均衡的局面。为了阻止对这种均势的破坏或者为了恢复已经受到影响的均衡，各国之间结盟、签约和战争组成了近代欧洲政治史的主要部分。
16世纪西班牙的强大引起了邻国的恐惧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政策和军事行动。下边我们来谈谈查理五世及其儿子腓力二世（PhilipII）统治西班牙时期的主要政治事件。
查理五世皇帝
39.查理五世与宗教改革运动
与他在政治领域的举措同等重要，查理五世和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构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重要部分。对罗马的天主教会来说，年轻的皇帝把自己摆到了天主教派领袖的位置上，是非常幸运的。在他统治期间，不仅举全国之力来排除改革异端，而且还把这一政策传给了自己的后继者。
查理支持旧宗教反对新教，在思想和政策上都有这样的倾向。尽管对教皇充满怀疑和嫉妒，但是查理强烈地让自己系于天主教会及其信条，并坚信作为基督教的君主，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根除领地内的异端。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治国理政的。他深信当时的一个流行的观点，没有国家能够容忍两种教义的共存，政治统一需要宗教上的统一；他不仅将这一信条应用到西班牙和其他世袭的领地上，而且把自己所有的领土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德意志和其他国家都一样地压制宗教改革思想。
40.查理的两大劲敌
如果查理一开始就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压制宗教改革运动上，改革的思想将很难在他的领地内立足。但是对改革者来说，幸运的是查理在自己统治的前半期并没有多少精力来考虑宗教的问题，因为当时两个强大的君主，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I，1515—1547）和土耳其的苏莱曼大帝（SolymantheMagnificent，1520—1566），不断地攻击查理的领地。一次又一次，当查理想要对德意志的新教王公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这两位君主的单独行动或是同时行动总是给他带来威胁，迫使他不得不推迟自己对异端的征伐。
41.查理和弗朗索瓦之间的较量和战争（1521—1544）弗朗索瓦成为查理在帝国权威竞争中的主要对手。当德意志选帝侯将权力授予西班牙君主查理的时候，弗朗索瓦非常失望。在其统治的余下时间里，由于查理的领地几乎包围了法兰西王国，弗朗索瓦一直对查理心存嫉妒并不断地发动战争。(28)意大利成为了两位君主的主要战场，因为西班牙和法国都想拿下亚平宁半岛来作为自己的领地。(29)金缕地42.弗朗索瓦和查理之间战争的影响弗朗索瓦和查理之间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涉及广泛而又意义深远。
首先，新教获得了充足的时间在德意志北部和其他国家巩固自己的实力并最终使得后来的所有破坏行动都无能为力。
其次，战争阻止了欧洲天主教国家的联合，在此期间，很多国家遭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攻击而损失惨重。匈牙利战火纷飞，罗德岛沦陷，而地中海几乎成为土耳其人的内海。
最后，这些战争的主战场为意大利，使得意大利遭受可怕的打击，摧残了文艺复兴所有美好的前景；但是，与此同时，战争风云也越过阿尔卑斯山为法国和其他北欧国家播下了文学艺术的种子。法国的文艺复兴就起于这时的意大利战争。
43.弗朗索瓦对瓦勒度派的迫害（1545）弗朗索瓦和查理之间的停战使双方都腾出精力来处理国内的宗教异端问题。两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在双方交战期间，改革派的教义在各个阶层都得到了迅速传播。
弗朗索瓦对异端教徒的最严厉的打击落到了瓦勒度派(30)（Waldenses）头上。瓦勒度派信徒是皮埃蒙特和普罗旺斯高山地区很多小村庄里的简朴而又平和的居民。这些人在中世纪后期却被当成了异端教徒，同新教改革者一起遭到了迫害。成千上万的人被斩首，更多的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后来，更多的迫害降临到他们头上，最后，那些不幸的残存者在深山里找到了避难之所，得以将自己的宗教信仰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44.查理与德意志新教王公之间的战争查理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者。出于自己宗教信仰的激励，更是因为担心德意志新教——新教王公和自由城市已经联合成为施马尔卡尔登同盟（SchmalkaldicLeague）——的发展会危及自己的权威，查理决定镇压所有的改革运动。
因此，在路德去世的1546年，查理在德意志天主教徒的援助下，对新教联盟发起了进攻。刚开始，进攻取得了成功，但最终，这场战争被证明是查理统治时期最为耻辱和灾难性的战争。他的军队遭受严重的失败，最终他不得不放弃让自己的德意志臣民都在宗教上达到统一的行动。
45.《奥格斯堡宗教和约》（1555）1555年，在奥格斯堡召开会议，讨论德意志宗教分离的问题，会议最终达成一致：所有的王公都可以选择罗马天主教和《奥格斯堡信纲》(31)（AugsburgConfession），并且有权把自己的宗教变成自己臣民的宗教(32)。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宗教自由只是对王公和政府而言的；人民个人并没有选择的自由，每个臣民必须遵从自己王公的选择，信仰王公的宗教信条。
但是这份和约制定了一个重要的例外情况。天主教坚持主张教会的王公——主教和修道院长——在选择成为新教教徒之后需向天主教教会上交其职位和收入。而这一重要条款作为“教产保留”最终成为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ReligiousPeaceofAugsburg）的一部分。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由于双方对其条款的误解和违反，为后来可怕的三十年战争埋下了伏笔。
46.查理退位
奥格斯堡会议取得了宗教上的和平，而查理五世扮演着第二个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角色。他长期以来都想着要在人生最后的日子去修道院过着归隐的生活。与德意志新教王公们的较量所带来的失望，年岁的增长，以及统治晚期如阴云般缠绕的麻烦促使查理采取行动。随后，他把自己最喜爱的儿子腓力扶到尼德兰(33)（1555）和西班牙及其殖民地（1556）统治者的位置上，最后，他隐退到西班牙西部的尤斯特修道院（MonasteryofYuste），在那里度过人生最后的短暂时光。
曾经有一个传说：查理五世在尤斯特修道院摆放了几座钟表，想让它们同步调运转，结果徒劳无功。为此，他反思道：“我曾经愚蠢地认为能够让所有人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现在我甚至无法让两座钟表保持相同的时间。”
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因为查理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只有武力才能保证信仰的统一。在尤斯特修道院归隐期间，他对当初自己没有在沃木斯烧死路德表达了深深的遗憾。他不断地敦促腓力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对付异端分子，甚至因为听说了一些“恼人的教义”在西班牙传播后，为了根除异端，都抑制不住想重新出山。
第二节
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1556—1598）47.腓力的性格和统治原则与他的父亲不同，腓力是典型的西班牙人。他代表了典型的西班牙民族的性格、理想和信念，就如同路德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的性格一样。他的思想就是西班牙人民的思想，他的良知就代表着西班牙民族的良知。
腓力二世
作为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腓力拥有很强的宗教性格。像清教徒克伦威尔一样，腓力也深信是上帝选择自己来完成他的使命。但是为了能够完成上帝的使命，他认为必须掌握足够的权力。而在腓力的思想里，绝对权力的基础就是宗教的统一。宗教的分裂就意味着国家的分裂。因此，腓力治国理政的工具之一就是宗教裁判所。他利用宗教裁判所压制异端，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相信异端邪说是蓄意的罪恶，应该受到严厉处罚，而且更因为他认为异端邪说是叛国的。
腓力具有非凡的治国才能，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全身心投入到无休止的国事中。他凡事亲力亲为，不容他人置喙，大臣都只是办事员而已。他甚至干涉或试图干涉臣民的私事——如何着装，什么时候可以使用车辆，如何教育后代等。在这样的制度下，整个西班牙只有一个大脑，只有一个思想指引国家。所有地方的自由和个人主动性都被压制。这种高度集权的政府体系被腓力传给了继任者，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班牙人民的不幸。
腓力统治下最重要的事件当然是，他对尼德兰起义的武力镇压和用“无敌舰队”（InvincibleArmada）进攻英格兰。这些事件与尼德兰和英格兰各自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这里只是一笔带过。(34)48.腓力对摩里斯科人的“神圣战争”（1570—1571）1492年，当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征服格拉纳达时，摩尔人（Moors）得到承诺：他们的公民权会受到保护并拥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查理五世却背信弃义逼迫他们改信基督教。摩尔人无奈屈服，表面上遵从基督教的要求，但私下里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信仰。
腓力认为自己有义务强迫摩里斯科人（Moriscos）——他们在改变信仰之后被这样称呼——彻底地洗刷他们古老信仰和习俗的痕迹。所以腓力颁布诏令，规定摩里斯科人不得穿自己的民族服装或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必须给自己的孩子起基督教的教名，并送到基督教教会学校上学。摩里斯科人对此坚决反抗。
摩里斯科人的反抗遭到了无情的镇压，因为担心这些地区的摩里斯科人会向来自地中海的穆斯林人开放门户，腓力下令把所有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都放逐到半岛的中心和北部地区。这一命令被无情地执行，所有具有摩尔血统的人——男人、女人、孩子——都被迫踏上了绝望的放逐之旅。
49.土耳其舰队勒班托海战的失败（1571）腓力残酷地对待他的摩里斯科人臣民，几乎对西班牙造成致命打击，但是，他却帮了整个基督教文明一个大忙。他的举动帮助基督教世界抑制了奥斯曼土耳其在地中海的发展。在这之前，土耳其人攻占了重要的塞浦路斯岛（Cyprus）并且袭击了马耳他（Malta）的医院骑士团（Hospitalers）——马耳他岛曾因骑士团的杰出的防御而免于落入异教徒之手。整个基督教世界大为震动，教皇、威尼斯人和腓力二世等人结成一个联盟。一支庞大的舰队被组建起来，腓力二世的同父异母弟奥地利的唐·胡安（DonJohnofAustria）为其统帅。
联军舰队在希腊西海岸的勒班托海湾（GulfofLepanto）遭遇了土耳其的分舰队。这场战争之惨烈在地中海军事史上自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的第一次布匿战役之后再无可比。奥斯曼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成千上万被关在土耳其桨帆船上的基督教战俘被解救出来。所有基督教国家为之欢欣鼓舞，其意义不亚于第一批十字军攻克耶路撒冷。
勒班托海战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标志着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长达1000年斗争的转折点。尽管穆斯林也曾经遭受过许多挫折，但是在此之前笼罩在基督教世界南部和东部的威胁——前有阿拉伯，后有奥斯曼土耳其这样的穆斯林强国——从来没有像这次战役那样得以解除。勒班托海战的胜利彻底驱散了基督教世界的恐惧乌云。奥斯曼土耳其人虽然后来在其他地方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再也没有恢复这一场灾难中丧失的威望，并且从此之后逐步走向衰落。
50.腓力去世（1598）
1588年，腓力以他的“无敌舰队”向英格兰——当时新教的坚固堡垒——发动了著名的袭击。但是，腓力的这一行动却以失败告终。10年之后，腓力去世，从而也结束了他对西班牙的长期统治。
51.驱逐摩里斯科人（1609—1610）；丢失尼德兰腓力二世去世以后，西班牙在权威、声望和影响力上都逐渐衰退。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班牙统治者的偏执和暴政。因此，在腓力三世（PhilipIII）统治时期（1598—1621），由于对摩里斯科人的驱逐而使西班牙的制造业和其他产业都遭受了沉重打击，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腓力二世曾经将格拉纳达的所有的摩里斯科人向内陆地区驱逐。现在，全西班牙都要完全地清除这个“邪恶的民族”，西班牙的土地上将不留一个异教徒。腓力三世相信这样驱逐异教徒是取悦上帝的仪式，就像当初希伯来人将迦南人（Canaanites）从巴勒斯坦赶走一样。但是腓力三世这样做还有其他的动机。摩里斯科人被控告——并非没有根据，他们因对受到的压迫和迫害如此的绝望，就与非洲的摩尔人以及奥斯曼土耳其人一起谋划入侵西班牙，从而威胁到西班牙的和平和领土完整。
在1609年至1610年间，所有摩尔人的后代——超过50万最聪明、技术精湛而又勤劳的所有摩里斯科人后裔的半岛居民——基本上都被驱逐流放到北非地区。曾经人口众多、风景优美的地方变成了空荡的村落和荒芜的土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遭受了多么沉重的打击。它确实实现了宗教统一，但是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西班牙在半岛遭受重创的时刻，她在外部的属地也遭到损害。在我们称之为《1609年停战协定》（Truceof1609）中，西班牙被迫承认新教尼德兰（荷兰）事实上的独立。在这些省份脱离出去后，西班牙失去了它最宝贵的属地。(35)52.小结西班牙现在已经从历史舞台上第一流强国的序列中消失了。历史学家劳伦特（Laurent）将西班牙从历史舞台的退出和查理五世退隐到尤斯特孤寂的修道院相比。他说：“在16世纪，西班牙在世界舞台上作为一流强国而熠熠生辉，她的名字威震新旧两个世界，但是随后她沦入寂寂无闻的地步，就像查理五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隐入孤寂的修道院一样。”(36)对西班牙16世纪历史的简单回顾，至少能揭示其失败和迅速衰落的两个原因：第一，在欧洲错误的帝国政策让她卷入了永无休止而又毫无结果的战争中；第二，政治上的专制和宗教上的偏狭。
第四章
都铎王朝和英国宗教改革运动（1485—1603）第一节概述
53.都铎王朝
对英国人民来说，都铎王朝(37)时期是一个令人激动而又充满变故的时代。它见证了雅典文明以来世界在艺术、科技、贸易和文学等领域的蓬勃发展。但是这个时期的伟大事件是宗教改革运动。正是在都铎王朝的统治下，英格兰脱离了罗马教皇的统治，新教在英伦三岛上站稳了脚跟。本章主要讲述这些伟大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
54.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及其先兆与其他地方相比，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明显带有双重性。首先，英格兰激烈地从罗马教会帝国的统治下脱离出来，这在亨利八世的统治下实现。然而在教义、宗教仪式和信仰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其次，英格兰教会摆脱了罗马天主教而取得了独立后，逐渐改变了其教义和仪式。这主要是在爱德华六世的统治下完成的。因此，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首先是一场反抗，然后才是一场改革。
这场脱离运动实际上是英格兰和罗马教皇之间长期争端的高潮。(38)用历史学家格林（Green）的话说就是：“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罗马教皇一直是英国人的痛。”英国议会多次通过法案宣布教皇不应在英格兰如此如此。正是英国人对外来统治者的敏感，使得亨利八世在带领英格兰脱离罗马教皇教会帝国的改革运动相对轻松。
第二节
亨利七世的统治（1485—1509）
55.“仁爱”王税
都铎王朝的首位国君亨利七世（HenryVII）的主要罪恶是贪婪和专制。他从富裕的臣民手里聚敛钱财的手段之一就是冠以“仁爱”之名的王税（Benevolences）。《大宪章》（MagnaCarta）禁止国王在没有获得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收税，但是亨利七世并不喜欢和议会商谈，他希望自己能够像欧洲大陆的其他君王一样自主决定如何管理国家。所以，“仁爱”王税就成为正税的替代品，而它们实际上不过是富贵阶层迫于道德压力馈赠给国王的礼金。
亨利七世的大臣红衣主教莫顿（CardinalMorton）在推动这一馈赠方面尤其成功。对那些生活富足的人，莫顿会说他们完全有能力向自己的君主慷慨解囊；对那些生活窘迫的臣民他又会说他们的节俭生活会让他们变得富有。这种颇具讽刺意义的自相矛盾在历史上得名“莫顿之叉”（Morton’sFork）。
56.航海大发现
正是在亨利七世在位期间，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的疆域。哥伦布向欧洲宣布在西方还有大陆存在；而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发现了通往东印度的海上通道。
亨利七世委派在英格兰经商的威尼斯航海家约翰·卡伯特（JohnCabot）和他的儿子前往西部和北部海域进行航海探索。在向西航海的过程中，卡伯特沿美洲大陆到达纽芬兰并以英国的名义将其占据（1497）。卡伯特可能是第一位将视野抛向新大陆内陆的欧洲人，因为这时候哥伦布仅仅是到达了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地区。
在这些发现之后，卡伯特和他的儿子塞巴斯蒂安（Sebastian）宣布美洲海岸从拉布拉多到佛罗里达都归英国所有。这次宣称拥有的领地包括了北美洲最好的地方，而这里也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第三个，也是最为广阔的家园。
第三节
亨利八世（1509—1547）切断英格兰与教皇的联系57.红衣主教沃尔西1509年，亨利七世去世，王位传给了18岁的儿子亨利八世（HenryVIII）。亨利八世精力充沛又倔强固执。在年轻的亨利八世统治(39)的开始，我们必须要介绍一下他最伟大的大臣托马斯·沃尔西（ThomasWolsey，1475？—1530）。沃尔西是这个时代最受人瞩目的人物之一。历史学家霍林斯赫德（Holinshed）如此形容沃尔西，“口才出众，充满智慧；但是又野心勃勃”。亨利八世委任他为约克郡的大主教，后来又任命他为王国大法官；而罗马教皇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并作为教皇在英格兰的使节。沃尔西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掌管政府和宗教事务的双重首脑。
沃尔西是一个爱国者，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爱国者。他考虑的是英格兰的需求，因他仍然感觉到旧封建时期的各种动荡的影响，所以他主张采取强力手段来治理国家。他的首要目的就是让英国王室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及绝对权威；他第二个目的就是要让英格兰成为欧洲政治的中心，法国、西班牙和教皇之间矛盾的调节者。他在这两个目标上都取得了成功，他使得亨利的统治无比稳固，并让英格兰在欧洲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58.“护教者”亨利
在亨利八世统治初期，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发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和其他西方基督教国家一样，英格兰也受到了影响。不久之后，当路德直接向教皇权力发起攻击之时，亨利八世写了一篇拉丁文论文来反驳路德的论点。
教皇利奥十世（LeoX）为了表彰亨利对天主教的支持而授予他“护教者”的头衔（1521）。这一头衔在亨利带领英格兰国教脱离教皇统治之后仍然保有，并一直被他的后继者保留下来。然而，亨利八世所维护的信仰和他刚开始获得这个头衔时已经完全不同了。
亨利八世
59.亨利寻求与凯瑟琳离婚
我们现在需要讲述一下，一些情况的出现很快将亨利从一个狂热的教皇支持者变成教皇的敌人。之前，亨利娶了自己的寡嫂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ofAragon）——他已去世的哥哥亚瑟的妻子，但是这桩婚姻只是政治联姻而不是出于爱情。亨利和凯瑟琳一共生了5个孩子，除了体弱多病的女儿玛丽存活下来，其他几个都不幸夭折。没有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王位，亨利好像看到这是上天对他娶了自己嫂子的不满的信号。而亨利爱上了安妮·博林（AnneBoleyn），女王身边的一个美丽活泼的侍女。这份新的感情快速升温，亨利确信自己应该结束与凯瑟琳的婚姻了。因此，亨利请求教皇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VII）允许他离婚。克莱门特没有立即作出决定，拖了两年之后，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影响，克莱门特下令亨利和凯瑟琳到罗马来见他。
60.沃尔西失宠；他的去世（1530）亨利的耐心几近耗尽。有人告诉他，沃尔西在帮助他离婚这件事上并没有尽力，亨利于是将沃尔西从大法官的位子上赶了下来。沃尔西树敌过多，博林和其他人对他的憎恨造成了他的下台。最终他因莫须有的叛国罪而遭到逮捕。在前往伦敦的路上，沃尔西的情绪和健康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并染上了致命的高烧。临终之际，沃尔西躺在莱斯特修道院的修士怀里进行了自我反省，他说：“如果我能够像忠于我的国王那样向上帝尽责，上帝绝不会令我如此狼狈。”
沃尔西在宗教事务上确实不像他作为一个政治家那样尽职尽责，作为政治家，他对国王的要求和命令完全服从，甚至有时候都甘愿抛弃自己的良知。
61.托马斯·克伦威尔
沃尔西下台之后，他亲自提拔起来的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Cromwell）迅速上位。在接下来10年的时间里，强势而又不择手段的克伦威尔重新塑造了亨利政府的政策。他主张通过摧毁国家的其他权力来建立王权专制主义。克伦威尔意志坚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用极其恐怖的手段，因此他掌权的这段时期被称作“英国的恐怖统治”。对那些反对他或让他和国王不开心的人，他都让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
亨利对克伦威尔的大胆建议言听计从。克伦威尔建议他立即同教皇谈判，同时宣布脱离罗马教皇的管辖，宣称自己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并通过自己的法庭获得了批准离婚的判决。
62.与罗马决裂的首批法案（1533—1534）克伦威尔的建议立即得到执行，英格兰很快就脱离了罗马教皇的统治。亨利首先不顾教皇不得擅自行动的威胁，秘密和博林结婚，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
这时的议会对亨利完全服从，通过了一项《限制上诉法案》（ActinRestraintofAppeals，1533），法案规定：任何英国人把官司绕过英国法庭而提交到罗马教廷的行为都属于犯罪。这一法案阻止了凯瑟琳绕过英国法庭向罗马教皇上诉的企图。亨利任命剑桥的神学博士托马斯·克兰麦（ThomasCranmer）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阻止法庭对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进行审判，并随后宣布国王和凯瑟琳的婚姻无效。
接下来的一年（1534），亨利利用议会通过了重要的《教职收入法案》（ActofAnnates），该法案禁止大主教和主教职位的圣职首年捐交给罗马教皇，并下令所有这些收入都应该上交英国国王。
63.《至尊法案》（1534）
亨利和他的议会法案在罗马被认为是对教皇的不敬。教皇事先并没有和亨利有任何沟通，迅速颁布诏令：宣布其基督教臣民无需向亨利效忠。
亨利采取了最后的决定性行动，他从议会通过了著名的《至尊法案》（ActofSupremacy，1534）。这项法案使亨利成为“英格兰国教的唯一至高的首领”，对教会职务和事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并且将之前流入罗马教皇财库的收入转到了自己手中。而法案还规定任何拒绝国王授予的头衔的行为都属于叛国。
这一与过去决裂的行为自然招致了很多不满，很多人因此而被处死。这场暴行中最著名的牺牲者就是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JohnFisher）和曾经多年作为亨利主要执政顾问之一的托马斯·莫尔爵士（SirThomasMore）。两个人都被送上断头台（1535），因为他们拒绝承认亨利和凯瑟琳离婚的有效性以及国王在宗教事务方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托马斯·莫尔被处死尤其招致了广泛的谴责和恐慌。
64.镇压修道院（1536—1539）
对修道院的镇压是亨利作为英格兰国教最高领袖发动的初步行动之一。他决心拆毁这些宗教建筑物，首先因为他觊觎他们的财富，当时修道院拥有的财产很可能占据英国国家财产的1/5。另外，修道院公开或秘密反对亨利在宗教事务方面的至尊地位，这自然引起亨利对他们的嫉恨和不满。这也是他决定拆毁修道院的另一原因。
为了让自己的行动有个合理的借口，亨利计划给这些修道院的行为定性为不道德。因此，他委任了一些专员来检查修道院并向他汇报他们的所见所闻。报告中指出一些小的修道院行为不端，而大的修道院则没有什么过失。很多大修道院都是作为学校和旅馆向求上门来的穷人发放赈济。
但是，这些大修道院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毁掉的命运。在1537年到1539年这段时间里，所有的修道院都被拆毁，它们的主人一般都自愿把财产交到国王手中以免比损失房屋和财产更糟糕的事情出现。1539年，议会通过法案规定所有的修道院财产都归国王所有。(40)约克郡的方斯廷斯修道院遗址至此，共有645座修道院被拆毁。这些修道院被拆得七零八落，每一条铁块或铅块都被抽出，没有保护的院墙最终沦为爬满常青藤的废墟。被剥夺财产的教会人员都领到了一笔小额的补偿金，这一定程度上让他们避免由于被驱逐而造成生活上陷入更大的困境。
拆毁修道院是进一步亵渎和掠夺这片土地所充斥的圣迹、圣像、圣祠的一个信号。在坎特伯雷对著名的朝圣者托马斯·贝克特（ThomasBecket）圣祠的破坏是其中的典型。圣徒贝克特因反对亨利二世而拥护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被以叛国罪判定为叛国者。他的尸骨被从圣祠里拖出并焚烧，而圣祠的很多富丽堂皇的装饰和贡物——大量的珠宝及贵重物品都被没收归王室所有，这也许就是亨利八世对贝克特愤怒的真正秘密。
被没收的修道院的巨额财产进入亨利手中后，一部分用于修建学校和安置新的教会人员，还有一部分作为其他公用事务的资金；但是最大的一部分土地财产则被贱卖或直接赏赐给国王的亲信。今天很多英国大家族的财富就是来自这时罚没修道院的财产。因此，新的贵族阶层出现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反对重返罗马天主教会；因为那样的话，他们的财产很可能重新被修道院收回。
65.镇压修道院对议会的影响
解散修道院对议会上院的影响是，它对英国宪法自由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议会上院在此之前一直是对王权的制衡。对议会修道院一系的重创使得已经衰退的在上院保有席位的世俗贵族的力量因为解除大小修道院院长的职务进一步被削弱。(41)与此同时，保留下来的神职人员，两名大主教和主教完全变成了国王的附庸，《至尊法案》使得国王成为英国教会至高无上的宗教首领。
上院几乎终止了其作为独立思想和意志的主体机构。由于下院里都是对国王言听计从的议员，英国政府现在已经变成了绝对的君主专制。
后来经过漫长的斗争，就像我们看到的，英国人民才从国王手里夺回了部分权力——当初通过脱离罗马天主教的进程而获得，重新恢复了政府初期的特征。
66.信仰统一法案（1539）
议会将修道院财产和权力移交国王手中的同一年，又根据国王的意见通过了一项所谓的“在基督教某些教义方面取消差异观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旧教会的圣餐礼布道、牧师的禁欲、私人弥撒、向牧师忏悔，还有其他信条都被认为符合上帝的法理，任何人对这些教条提出、传播或实施反对意见都是犯罪。否认圣餐礼变体论（DoctrineofTransubstantiation），甚至在其他方面对法案涉及的内容有间接的冒犯，都会受到烧死的惩罚。
很难说亨利统治下的英国教会应该叫什么，它既不是新教，也远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它的惩罚方式特征决定了它非此亦非彼。天主教和新教教徒都受到迫害，甚至被处死。某次，3名天主教徒拒绝承认国王才是英国教会的合法领袖，另有3名新教教徒质疑圣餐礼，都被处以死刑。
67.亨利的妻子们
亨利和妻子们的麻烦构成了英国国王历史上诡异和令人不齿的一页。安妮·博林对亨利的感情只保持了几个月的时间，她因对国王不忠而被砍头，留下了女儿，后来成为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QueenElizabeth）。处死博林的第二天，亨利就同简·西摩尔（JaneSeymour）结婚。第二年，西摩尔就死了。不过她为亨利国王生了一个儿子爱德华（Edward）。
亨利国王的第四任妻子是克里维斯的安妮（AnneofCleves），不过她作为王后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42)亨利又爱上了一个年轻女子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Howard），安妮因在和亨利通婚之前有婚约的罪名而被国王休掉，随后，亨利和凯瑟琳结婚。但是后来有证据表明凯瑟琳在结婚之前就行为不检，得到了被砍头的下场。贪恋女色的亨利国王的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是凯瑟琳·帕尔（CatherineParr）。帕尔行事谨慎，一直陪伴亨利八世至他去世。
68.亨利去世及他的性格；他的功绩亨利死于1547年。关于他的个性，一直有不同的见解。但是都承认亨利为人残忍专制，自私而好干涉。尽管他将英国国教从罗马天主教会那里独立出来，但是英国人民并没有因此对他心存感激；因为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臣民的福祉，也不是对宗教改革的同情。
另一方面，亨利在位时期，英国掌握了海上霸权，这令英国人感到骄傲并对亨利国王感激不尽。亨利高瞻远瞩，认为英国必须在海上开拓自己的国土，而不是在欧洲大陆。因此，他对海军情有独钟。当其他欧洲大陆的君主创建优秀的陆军的时候，他已经为英国建立了“常驻海军部队”。他对战舰不断改良完善，首次取代了划桨船，而这走在了世界海军发展的前列。按照一位著名的海军军事家的说法，亨利的统治下英国海军“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部队，之前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海军”。他对英国海军的改造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蒸汽发动机取代人力。
69.亨利八世时期的文学；莫尔的《乌托邦》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文学人物是托马斯·莫尔爵士。作为作家，莫尔最负盛名的作品就是《乌托邦》（Utopia），这是一部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Plato’sRepublic）或者菲利普·西德尼的《世外桃源》（SirPhilipSidney’sArcadia）的传奇之作。它描绘了一个位于新大陆的岛上的理想国度，那里的人们的法理、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都如理想般完美。下层人民生活的痛苦、宗教偏执和政府专制给了作者创作《乌托邦》的灵感。当时的人们生活在痛苦之中，社会简直就是“富人对穷人的阴谋”。亨利政府和其大臣的残忍无度代表了东方的暴君专政。
正是这样的社会状态，让敏感的莫尔发出了这样的抱怨。历史学家格林说，“自从《农夫皮尔斯》（PiersPlowman）之后，再也没有听到这样为穷苦人民呐喊的声音”。但是莫尔的呐喊绝非郎兰德（Langland）一样的绝望之音，他看到了一个更好的未来，指出了社会的恶疾，并给出了治疗方案来改革它们。他讲述了乌托邦里的和谐景象，这里的房屋和土地非常吸引人，街道宽阔整洁；所有人都接受教育，每天工作不超过6个小时；这里没有酗酒、斗殴和战争，没有政党的更替；罪犯都被用改造的目光来对待；在这个快乐的理想国度，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管理国家和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
莫尔以一种智慧的方式向人们提出了社会、政治和宗教事务的改革建议。很显然，他并没有指望亨利国王能够完全接受自己的建议，实际上，莫尔自己在去世之前对宗教宽容的观点都有所改变。他在自己著作的最后都承认：“我承认乌托邦里的很多事情都是我的理想，我并没有希望看到它们都会被我们这个时代所接受。”